教育专访_素质教育-家庭教育-教育培训行业发展研究中心 _德照网
　　在雷锋的第二故乡辽宁辽阳，有这样一位八旬老人——他是一位退休不褪色、义务办学班的老党员;一位不忘教师“本分”，22年如一日关爱未成年人德育的老教师;一位以弘扬传统礼仪文化为己任，笔耕不辍60余万字著书育人的老学者;他还是一位文化传播志愿者，在社区开创孔子学校，将毕生所学奉献于社会。他就是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一名退休语文教师——孙恩洪，2015年4月，他荣登“中国好人榜”。
　　当前社会，鱼目混杂的大小事件每天都有发生，多数令人触目惊心，甚至有些骇人听闻 奶粉里掺三聚氰胺，油条里面掺洗衣粉，炒菜用地沟油，油炸食品里含苏丹红，猪肉里面注水，用瘦肉精，上大学冒名顶替，传销诈骗成风，以次充好，假冒伪劣不计其数。 身心俱疲的人们不禁发出了质疑，现代社会，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担心的事情更多了，就食品安全，已经让人们胆战心惊……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这样呢?这就不得不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道德滑坡问题。　　无为传统文化教育学院院长、中国防伪码查询中心运营执行官魏永青先生做客《新商道》　　所谓道德，指的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社会主义的道德以爱国、守法、明理、诚信、诚实、助人为乐等为人们认可并身体力行的基本做人的准则，然而，近年来，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我为中心”的自私功利等为人所鄙弃的落后道德有了市场，且正影响着年轻一代，我们把这种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并影响人们行为的道德退化统称为道德滑坡现象。道德滑坡的问题总是为了两个字，它叫“利益”，所有的现象都是为着两个字慢慢萌芽发展 ，形成畸形的心态和现象。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又是契约经济，讲信誉、守信用是保证市场经济活动正常开展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可是一段时间内，我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现象。其中突出表现为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现在很多商品都可能是假冒伪劣的，很多消费者都有受过坑害。最为恶劣的是一些有毒的食品，如有毒大米，有毒猪油，假酒，还有假药，严重地威胁到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如此猖狂，有利益驱动，有监管不严、执法不力、制假者道德水平低下等原因。谁都承认，山体滑坡是一个可怕的自然现象，速度快，涉及面广，破坏性大。把公众道德的退化叫做“道德滑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提法。这就产生了道德缺失型低素质现象。 在物质繁荣、经济发达的背后潜伏着国民道德、伦理的危机，而这种精神上、灵魂上的危机更深刻，也是更大的隐忧。　　在这个人欲横流、金钱至上、浮躁喧嚣的年代里，只要我们的良知还没有泯灭，神经依然敏锐，你就会时时刻刻体味到在我们的精神领域，在人们的道德、伦理方面发生的种种病变——诸如政治生活中的腐败、贪污、渎职、卖官买官;经济交往中的制假贩假、走私贩私、不讲信用、恶劣竞争、坑蒙拐骗;公共生活中人对人的陌生、冷漠，对他人不幸的残忍、麻木等等都给人留下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感慨，它使一颗颗敏感而天良尚存的心灵在刺伤中颤抖失望，也一点点地侵蚀着、戕害着、败坏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魂魄。　　如何拯救“道德滑坡现象?中华民族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有他的核心力量就是传统文化，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迫在眉睫，恢复信仰，让每个心灵都有所皈依，不在浮躁。所以每个人包括现在的孩子都应该学习传统文化，找找我们的根，仁义礼智信，阴阳五行永远主宅我们的命运。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之魂，我们民族精神的脊梁。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人为地割断自己的“根”。　　我们华夏民族所看重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崇礼重义的仁爱精神、诚实守信的践行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优秀民族精神，这些都不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舍弃掉。它依然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道德品质的核心。所以，重新构建我们的道德体系，必须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道德体系，重视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让中华文明闪耀的光辉照亮每个人的心田。(本文作者魏永青：无为传统文化教育学院院长、中国防伪码查询中心运营)
　　顶着平头，快人快语的两岸咖啡董事长、杭州台商协会会长杨进发，是台商在大陆从事服务业的佼佼者，他始终以中国传统文化而自豪。这种情结令他在经营两岸咖啡时，一直在思考的是，如何将咖啡西餐的浪漫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无缝结合。　　杨进发日前回台，他很高兴的对记者表示，虽然他长住大陆，但是仍然最喜欢回到台北，晚上在台北街头散步，令他感到这是个令他没有压力的城市，但是回家看到电视上一些泛政治化的言论，又令人感到破坏了和谐的气氛。　　1958年出生，臺湾臺北县人，高中毕业即开始打拚事业。凭着敏锐的商业头脑，27年前进入中国大陆从事纺织业开设拉链工厂，全盛时期销量及营收曾连续多年稳坐拉链同业全球第一，被外界誉为「世界拉链大王」，期间也从事过电子、房地產投资等业。1996年转投咖啡餐饮业，后创办「两岸咖啡」，成为少数由制造业转型服务业有成的台商。　　杭州西湖 两岸咖啡发源地　　杨进发认为，未来中国大陆将会与美国一样，整个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会越来越大，美国现在服务业占比70%，但在中国，现在还不到50%。未来服务业成长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杨进发从骨子里为中国传统文化而自豪。这种情结令他在经营两岸咖啡时，一直在思考的是，如何将咖啡西餐的浪漫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无缝结合。在两岸咖啡的装修元素中，引用红沙发、红灯笼为视觉亮点，「四大美人」系列饮具、「中国国花牡丹花」餐具更是中华文化元素的衍生。西湖的美景、装饰、色彩、小桥流水、荷花桃花等花艺布置，都成为两岸咖啡的装修文化基调。　　对于目前大陆电商崛起，杨进发认为，对于餐饮业影响不大，毕竟人还是要吃吃喝喝，且网路将成为台湾年轻人创业的好工具，如果有好的產品、好的创意可以透过网路把自身优点很快推广出来，他很乐意帮助有意创业的年轻人。
　　5月22日，著名学者、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孟母故里山西省太谷县拍案开讲，与上千名中学生畅谈孟母。他表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数千年，其中孟母故事中蕴含的“母教子孝”对当今家庭教育仍具重要借鉴意义。　　孟母仉氏是战国时晋国人(今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东西仉村)。战国时期，日渐衰落的仉姓一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鲁桓公允的十四传后子孟激。然而，仅三年的时间，孟激就去世了。仉氏带着3岁的孟子，为夫守丧。她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坚守志节，抚育儿子。孟子最终成为一代“亚圣”，而孟母也在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后人把她与“精忠报国”岳飞的母亲岳母、三国时期徐庶的母亲徐母，列为母亲的典范，号称中国“贤良三母”，而孟母位居“贤良三母”之首。　　“孟母良好的教育方式，不仅成就了孟子，也为后世的母亲留下一套完整的教子方案。”钱文忠说，“孟母三迁”的故事，表明孟母作为一个母亲，尽可能的减小不良外在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她不仅关心孩子的冷暖，更以“言传”和“身教”来完善儿子的人格。　　“这是数千年前演绎的一场伟大母子间的教育故事。”钱文忠表示，孟母的言传身教给孟子打下了良好基础，而孟子则用孝道和成就回馈母亲的培育。“母之教”和“子之孝”，使这对母子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典范。　　钱文忠认为，类似于孟母故事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当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母亲，要注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作为孩子，要对长辈的培养充满感恩，才能更好的去为社会奉献力量。”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孟母故里山西省太谷县举办的第四节孟母文化节的组成部分。钱文忠的分享亦是当地孟母书院的首次演讲。
　　无论什么时候，她都以一种充满朝气的模样出现。一头短发，一副黑框眼镜，一身朴素的着装，常常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5月初，记者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见到县文化馆馆长牛顺清。出于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爱，18年来牛顺清坚持走村入户，抢救散落和藏匿于民间的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执著的“非遗”发掘人“其实我也算你的半个同行，只不过我是个专门采集我们巴里坤传统文化的&乡村记者&。”14日，随着这句话，牛顺清打开了话匣子。　　小时候牛顺清家里没有电视，唯一的乐趣就是听老人讲故事。“就好像现在的说书先生一样，边听边沉浸在故事的世界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之当时人们传承和保护的意识不强，巴里坤县很多传统文化渐渐失传。　　“巴里坤过去的传统故事，现在就是想听都听不到啊!”回忆起儿时的情景，牛顺清禁不住感慨。这也成了她的一大遗憾。　　1998年牛顺清在巴里坤县花园乡当宣传干事，兼任乡广播文化站站长。为了弥补儿时遗憾，尽最大努力保护巴里坤县传统文化，给子孙后代留下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在当广播文化站站长的8年时间里，牛顺清几乎没有一天待在办公室，天天往乡里、村里跑，边组织活动，边了解情况，晚上则回到家整理资料。　　每一次下乡，都是一次“寻宝”的历程。一旦发现线索，她会费尽心机去搜寻、发掘，不顾一切。　　“组织文化活动既可以丰富老百姓(603883,股吧)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可以在活动中发现文化能人，掌握第一手资料。但是有时我也会碰壁。”牛顺清说。　　原来，在收集第一手资料的过程中，很多基层文化能人，虽然愿意在公众面前表演，但却不愿将技艺轻易告诉别人。当牛顺清找上门，讲明来意时，迎接她的常常是冷脸和闭门羹。也许是骨子里不服输的性格吧，牛顺清会天天堵在他们家门口，苦口婆心地劝说。劝不动“主要人物”，就去游说他们的父母、孩子，只要能用上的方法她都会采用。　　牛顺清说巴里坤县有很多文化习俗在别的地方已经失传了。比如打春牛：用芨芨草扎一头真牛大小的草牛，“牛”身上一层层糊上泥巴。清明节把草牛抬出去，绕县城巡游一圈，然后用鞭子把“牛”打烂。每家每户拿一块泥巴回家，寓意六畜兴旺。　　牛顺清说：“就算碰壁也没事儿，只要能保护好我们巴里坤县的传统文化，我就知足了。”　　正是在这股子韧劲的支持下，牛顺清顺利完成了资料的收集，为接下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坚定的“非遗”守护者“巴里坤文化底蕴深厚，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传承，乡村里的&非遗&很多，聊一聊就会有新发现，”牛顺清站在那些精彩纷呈的非遗展板面前告诉记者，“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能保护好巴里坤县的传统文化，必须依靠各方力量一起保护。”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建立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2005年，牛顺清担任巴里坤县文化馆馆长，并兼任巴里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人。“保护全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不是个轻松活儿。以前，我就管一个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管全县的，我得重新来过。”牛顺清说。　　白天访，晚上写。牛顺清继续重复着当广播文化站站长时的工作，但是她心甘情愿。对于她来说，抢救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刻不容缓。　　起初文化馆经费紧张，下乡没车。她自己花5000多元钱买了一辆摩托车。一有空，就骑着摩托车奔驰于乡野，记录、摄像、录音，采集大量第一手资料。那时，摩托车油箱小，只能加25元的汽油。如果去远一点的地方就得背一桶油，路上饿了就吃两口随身带的馕，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数年。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牛顺清的手掌上有一条很长的伤疤。她告诉记者，一次进山调查，大雨滂沱、山路很滑，她摔倒了，手上摔破一个大口子，血水混合着雨水往下流……从此手上就留下了这道疤。　　申遗，是牛顺清最忙的时候，白天忙工作，晚上翻资料，写非遗申报材料，制作影像资料。她曾一周做了20多个纪录片，一夜只睡2个小时。在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新疆曲子和阿尤比时，她背着沉重的台式电脑辗转500多公里到乌鲁木齐请专家看资料。　　牛顺清说，自己的工作得亏有家人的支持，否则她也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由于成天忙着下乡，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电视了，女儿从三年级就开始自己做饭吃。今年她依旧忙碌，既要申报非遗项目，还得出两本关于巴里坤县的非遗精粹书籍。　　2006年以来，牛顺清和同事搜集、整理“非遗”保护项目200余项，其中国家级“非遗”1项，自治区级“非遗”5项，地区级“非遗”近20项。　　“我会用一辈子来守护巴里坤的传统文化，那是我的幸福。”53岁的牛顺清说。
　　文艺最大功能是对人的教化影响，通过独特的表演手段，感化人们的内心，让人明事理、识大体、观古今、知荣辱，所以说对人的影响是文化的最终成果;同时，文艺是不能作为直接产品用金钱价格来衡量的，但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如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多年的发展，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因为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和承载，有民族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支撑。目前，部分舞台艺术创作受不良风气的影响，奢靡之风严重，主要是部分文艺人员对本土传统艺术缺乏自信，通常用形式来掩盖内容，大手笔搞制作，花高价置设备，砸重金布场景，没有将智慧凝聚在传统艺术的延续上，没有沉心静气去打磨内容、塑造角色、演绎故事，充满了铜臭气。我认为，文艺应当引领时代新风气，更多的注重文艺内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通过精神力量和艺术魅力，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树立和弘扬社会正气。　　文艺的作用是润物细无声的，她会渗透到文化、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所以又是大众的、全民的文化。若没有党委、政府的重视，没有宣传、教育等部门的支持和大众媒体的支撑，即使创作出精品力作，也会因缺乏起码的宣传途径和渠道，难呈现给观众。我认为，政府部门的职能就是遵循市场规律，市场能做好的，就交给市场;市场认可度较小、不能自发调节的，如传统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应由政府部门主导，主动将传统艺术纳入重大活动予以推广，并坚持抓好舆论导向，多为传统文艺鼓与呼，营造浓厚的传统文化传播氛围，培育好公民的传统文艺价值和观念。　　川剧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是中华传统艺术中的瑰宝，是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戏曲四大剧种之一，近年来，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川剧同其它各种地方戏曲一样，生存空间受到挤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传承和发展的道路上，虽然重庆市川剧院路途坎坷，一路艰辛，但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始终坚守着川剧文化阵地，没有为迎合市场而丢掉川剧的基因，在不被大众所关注的角落里，用自己的执着信念守护着、传承着优秀的川剧传统文化，保存着巴渝儿女的民族记忆。　　(沈铁梅，重庆市川剧院院长、中国剧协副主席)
　　孝的伦理观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精神基因，是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核之一。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割断历史。孝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固然有“父为子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需要批判和摒弃的东西，但其积极方面对于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升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传统孝文化认为，孝是一种自然生发的亲情。这种亲情植根于血缘关系，生长于父母与子女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尤其是子女“三年不免于父母之怀”的婴幼儿时期。同时，在子女的整个青少年阶段，父母都为子女尽心尽力，体现了无私的爱。父母与子女的爱是自然生发的，是无条件的道德情感。子女为父母尽孝，是在成长懂事之后才成为理性自觉的。孝作为一种亲情，蕴含着父母养育未成年子女的责任和子女赡养年老父母的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关系既不是契约关系，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等价交换，而是亲情的自然产物，是一种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在我国传统社会，孝在一些时期与“父为子纲”紧密相连，因而在家庭关系中存在等级制和威权色彩，使孝的亲情色彩受到严重削弱。这是不可取的。在当代社会继承和弘扬传统孝文化，应摒弃“父为子纲”等不合时宜的内容，而着眼于升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肉亲情。　　促进个体关怀他人和社会。在传统孝文化看来，父母对子女的无私之爱，有助于培育子女对父母等亲人的爱，进而外推到对其他社会成员以至民族和祖国的爱。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此，为父母尽孝是一切教化之本。谁相信一个连“亲亲”的德行或情感都没有的人会真心诚意地关心他人、热爱祖国呢?因此，传统孝文化把孝与公、忠联系起来，强调人们以“亲亲”和尽孝为起点，培养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的胸怀和情怀。现代社会是所谓的“陌生人社会”，传统社会中那种邻里守望相助的局面发生了很大改变。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可以合理借鉴和弘扬传统社会中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大孝”精神。有了这样一种精神，我们就能够处理好自己与家人、社会、民族、国家的关系，关爱他人、服务社会，在关键时刻为国家和民族利益挺身而出、尽责尽力。　　助推家庭养老。在传统社会，养老问题基本上是在家庭内部解决的，其中孝文化起到了很大作用。谚语中所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就体现了这个特征。目前，我国社会老龄化愈益突出。截至2013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突破2亿。据预测，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接近5亿，人口老龄化将由目前的14%左右逐年提高到本世纪中叶的35%左右。如何养老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养老问题可以通过社会化方式解决，敬老院、托老所等社会机构承担了部分养老职能。然而，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机构养老并非多数老年人的首选。同时，我国机构养老发展时间不长，软硬件设施尚不完善，与社会需求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因而家庭养老的功能仍然不可替代。促进家庭养老，弘扬尊老、爱老、养老的传统孝文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54岁的薛红芹是西青区中北镇西北斜村的一名普通村民。她20多年来坚持为村里的孩子和家长讲解《三字经》、《弟子规》等中华经典启蒙著作，还帮助村民们调解家庭矛盾，帮助困难家庭解决问题。今天的身边好人带您了解热心弘扬传统文化的志愿者薛红芹。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走进西北斜村道德讲堂，小朋友们清脆的读书声便传了出来。教孩子们朗读，并为孩子们讲解《弟子规》的人既不是家长更不是老师，而是一位从事弘扬传统文化的志愿者——薛红芹。　　说起在村里义务开设道德讲堂，传播传统文化的事，薛红芹笑了笑，她说，自己因为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祖辈传下来的那些珍贵的处事原则深深影响了自己，通过传统文化的影响，自己学会了处处与人为善、老实本分的生活法则，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次次坎坷，使她更加坚信“人以德为本”的道理。“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她利用各种业余时间，认真备课，为小朋友们教授《三字经》、《弟子规》等中华经典启蒙著作，通过诵读这些经典著作，可以让孩子们亲近、熟悉经典，让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厚实孩童的素养，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的核心价值内化到幼小的灵魂深处，不断规范道德行为。　　薛红芹不仅为大家讲解传统文化，还经常帮助村里生活困难的家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传统文化的内涵。西北斜村一户姓贾的人家，家庭条件不宽裕，两位老人年事已高，身体都不太好，孩子因工作繁忙，照顾老人的时间很少，薛红芹就经常到他们家里去坐一坐看一看，陪老人聊聊天，给他们送上一些可口的饭菜，她的举动不仅感动了老两口，也感动了常年忙于工作的贾家儿女，孩子们不管工作多忙，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陪老人。村民周福以前特别爱打牌，因为这事还跟家里闹了矛盾，薛红芹知道后经常来他家开导，现在周福也不去打牌了，空下更多的时间来陪家里人。在她看来，只有每个人、每个小家都安定团结了，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她用自己多年的默默奉献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周围的人，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为致敬为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做出贡献的爱心人士，探索我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方向和面临的主要任务，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报道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最新成果、聆听榜样心声，讴歌时代精神，引领慈善公益潮流，中华慈善新闻网特邀请相关嘉宾对如何打造现代慈善公益理念、提升慈善公益事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与机遇等话题进行分析解读，畅谈对社会服务创新以及社会大众广泛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等方面的思考和认识。　　本期，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鸿达书社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校外书法实验校校长，致公党北京西城区文化委副主任，东城区书法家协会理事王骐。　　人物名片：王骐，又名王珏，号书坊主人，1967年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法硕士研究生班毕业，曾长期从事少年儿童美术书法的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先后从事美术教师、美术编辑、记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鸿达书社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校外书法实验校校长，致公党中央书画院院士，致公党北京西城区文化委副主任，东城区书法家协会理事，“星光杯”全国少儿书画大赛评委会主任。书法艺术承习二王、张旭、怀素，以行草见长。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性展览，被国内外多家报纸杂志刊载，为众多书法艺术爱好者所欣赏收藏;近年来其作品先后被北京奥运会和驻华使馆等多家单位机构所收藏。　　　　作为书法艺术教育的传播者王骐，近年来致力于普及传播中华书法艺术，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使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弘扬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傲立于世的“助推器”。“慈善、公益”，是遵从中庸之道之人的本能，每一个艺术家都不辜负自己的时代，并依附于自己所处的时代。　　“我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当过美术老师、做过美术编辑、当过记者、做过商人”，丰富的人生阅历铸就了王骐不甘于平凡的人生，也为日后的书法创作积淀了厚实的源泉。他强调“人生就是一个圆圈，我的职业生涯是从当老师开始的，现在又回归到老师的队伍中”。　　在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和考验、传统文化观念逐渐淡漠、文化发展显得滞后的时代，搭建起一座与传统结缘的桥梁是非常必要的。正是怀揣着让更多人受益于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的正能量，王骐放弃了经商，回归到人生职业生涯的起点，开始着手参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全国书法推广计划”的启动与实施。据他介绍，该计划自2012年创立实施以来，全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从中受益，从中参与学习推广的人群由几岁跨度到几十岁等各个不同的年龄层次，学生在每年全国性权威的书法大赛“星光杯”中屡次崭露头角。　　言谈之中透出了王骐豪爽的性格，曾有人评价：“他所擅长与热衷的草书字里行间透露着大气磅礴、清淡玄远的气韵和情绪。”审视他的作品，不但融入了现代的审美观念还继承了对传统的价值思考。利用创作之余，王骐不断奔波于推进书法艺术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拜访了香港书法教育家黄埜填老先生，近年来他的作品还被赠送到马尔代夫大使馆，等等。　　谈起王骐的从教经验，他常说老师的秉性会影响并且启迪孩子的一生，书法艺术的传承必须以传统文化作为研习和教育的根基，无论工业的现代化会以多么强势的姿态发展下去，他认为传统的哲学带给人们的价值与思考历久铭心，“书法线条的轻重缓急体现着一个人的思想、内涵、学识、修养，在研习当中掌握了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更好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那股正能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公益事业的一部分，传播推广传统文化是王骐一直不懈努力并且会长期坚持的方向。他欣慰地表示，国家现在已经重视书法教育了，广大中小学现都已开设了书法研习课。他认为传统文化的教育应该纳入到必修的课程中，在与世界文化接轨的同时一定要先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我也会把普及和传授书法艺术作为毕生的课题来回报社会”,他说,“希望更多的学生能够参与书法艺术的推广，并且将书法文化融入到世界文化之中，为推广书法艺术这项公益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现在工作繁忙，能时不时停下脚步，回过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在接受记者有关青春故事的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潘鲁生既意外又感慨。　　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不经意间的一件事，会不知不觉唤醒沉睡在脑海里的记忆。当弹出的春芽咬破冬日的包围，当和煦的春风抚摸温柔的双颊，记忆也跟随嫩叶轻舞飞扬。在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记者同潘鲁生一起，寻找那份青春岁月中的田野味道。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是潘鲁生心中青春的开始———在乡间、在街巷、在作坊，与年迈的老艺人聊聊手艺活，听听民间艺人拉呱的乡音;在热闹的年集上、农家的婚丧大礼上，看看乡土文化的博大与超然，感受到农村文化生活的丰富灿烂，体尝到民间艺术的厚重、鲜活和老百姓的坚守。行走于田野间，年轻的潘鲁生仿佛足下生根，获得了来自田野乡土的滋养，从事民艺研究成为他当初立下的人生志向。　　“早年开展田野调研，交通不如现在便利，往往要花不少时间赶路，风餐露宿是常有的事。”慢有慢的所得，苦有苦的享受，尽管经常还没见到所要访问的艺人，还没展开调研，潘鲁生已经走进当地农村鲜活的生活，等寻访到慕名以求的艺人或者极富特色的民间工艺，更像走进了民间的宝库，迫不及待扑下身子调研记录和整理。　　1983年春节前，潘鲁生来到山东高密，走访聂家庄泥玩具、井沟剪纸和当地扑灰年画。“当时进了腊月，农村的年节气氛已经很浓了，和艺人炕上喝酒聊技艺说往事，酒酣之际，艺人的喜怒哀乐都写在了脸上，也刻进了我的心里。”与农村艺人近距离接触，让潘鲁生深感自然和舒坦。　　回程时，潘鲁生收集了一大堆泥玩具和剪纸，打了大小6个纸箱子。在当地工作的同学把他送上火车，恰逢春节人多，同学没来得及下车，足足站了一站地才挤下火车返程。“寒冬深夜的小站上，看着他独自一人的背影，心里特别不是个滋味，至今记忆犹新。”言语间，潘鲁生不禁有些哽咽。　　收集的6大箱宝贝，待到济南下车时，又成了难题。“乘客们帮着一件件拿下了车，岀站后又前挪后倒地上了公交车到了学校。已近除夕，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千佛山校园的斜马路上行人很少，那一刻真是累得快晕倒了。”精疲力尽之时，潘鲁生终于遇到了熟人，把“宝贝”们全部搬回了住所。　　如今，走在这段斜马路时，潘鲁生还会时常想起当年那一幕幕———那些深藏不露的农村手艺人、那些热心帮忙的熟人和陌生人、那些义无反顾的努力与坚持……　　正是凭着这些收藏和收获，潘鲁生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起了民艺博物馆。著名艺术家刘开渠为筹建中的民艺博物馆题词写道：“变通俗为高雅，化平凡为神奇，探天地人之谜，索真善美之源”。　　“我相信，这些老物件儿老手艺不只是沉睡封存的档案，还是有生命有生活的民间智慧，这些文化基因图谱是民间文化的种子，必将繁衍出新的文化生命，活在老百姓的生活里。”自二十几岁确立民艺研究的志向，潘鲁生不仅未曾动摇，还越来越投入，越走越踏实。　　31年前，他曾到山东鄄城民间砖塑艺人谢学运家里调研。“他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能捏屋脊神兽和民间玩具，当时只对他的手艺作品进行了初步釆集，待后续准备再次回访时，却得知老艺人刚刚离世的消息，扼腕叹息。”这件事，让潘鲁生切身感受到民艺传承、技艺抢救与记录工作的紧迫性，投入其中也让他有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　　为此，潘鲁生加快调研行程，制定了手艺传承人书系的采写计划，也更加坚定了为民间艺人建档立案的决心。30多年来，他不间断调研，记录和整理了120多项濒临灭绝的民间手工技艺，同时提出了民间文化生态保护计划。　　著名文艺评论家王朝闻先生曾在给潘鲁生的题赠中写道：“艰苦奋斗的精神体现于磨针的傻劲，这样的傻劲值得肯定。”王朝闻先生的鼓励对潘鲁生来说是莫大的动力。“我只希望能够尽可能留存民间艺人的手艺，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存续我们共同的乡愁。”对潘鲁生而言，把根扎在民族民间文化土壤的深处，才能感受到老百姓的艺术创造性，这种铁棒磨成绣花针的过程是辛苦的，更是快乐的。　　流年总是无法带走一切的。如今，潘鲁生仍然是一位蹲守乡村田野的民艺研究者。他说，他是幸运的，因为自己没有丢掉对民艺的追求，没有动摇过求艺的初衷。如今，他站在属于自己的既定轨道上，目送那些青春的美好记忆，渐行渐远，不诉离伤。　　“说到底，中国民艺的传承与发展，不仅要倡导更要躬行，就像青年时的朝气和理想一样，不只是踌躇激扬，更要日积月累，踏实践行。”潘鲁生心中坚信，带着深刻的文化自觉，扎扎实实根植民间，从老百姓博大的智慧中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将永远有新的青春朝气。
　　传统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社科类社会组织是如何发挥智库作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智库在行动”对话湘潭市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匡喜仁，他给大家带来传承传统文化的新做法。　　(匡喜仁 湘潭市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　　论道湖南：请问湘潭市传统文化研究会作为社科类社会组织，在发挥智库作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主要任务是?　　匡喜仁：湘潭市传统文化研究会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关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有关指示精神，学习践行、宣传、推广以及研究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有爱国主义教育、八荣八耻教育、孝亲尊师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和感恩和谐教育，是我们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益补充。湘潭市传统文化研究会成立于2011年10月，是由有志于中华传统文化事业的专家、学者和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实践的各类工作者自愿组合并依法登记成立的学术性和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是弘扬传统文化事业的重要力量。2014年被评为第三批湖南省社科普及基地。研究会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有道德的人”为宗旨，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在实践中下功夫，在修身上花力气，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促进身心和谐、家庭和谐和社会和谐。　　论道湖南：能具体介绍一下你们近年来的实践吗?　　匡喜仁：我会近年来主要开展了传统文化“五进”活动、两个课堂、幸福家庭、社科普及志愿者等活动。一是传统文化“五进”活动有较大的发展。研究会于2013年下半年，与湘潭市雨湖区委宣传部一道，在该区开展传统文化“五进”活动，即传统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这个活动在2014年有比较大的发展。在进机关方面，在以往进入机关个别部门的基础上，研究会与雨湖区机关工委作出传统文化进机关的整体规划，拟在2015年将传统文化中“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道德”、“传统文化与幸福人生”、“传统文化与反腐倡廉”、“传统文化与养生保健”等五个方面的内容，组织授课，在雨湖区机关全面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在进企业方面，一是湘潭市凌天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正式挂牌为“中华传统美德示范企业”，研究会在该企业开设传统文化系列讲座，组织企业老板和职工践行传统文化。二是湘潭市华银有限公司，该公司将近有1000名职工，公司老板付锡文为研究会副会长。他在公司提出“以爱立业、以孝治企”的经营方针，研究会帮助他全面推行传统文化，企业出现非常好的发展势头。进社区方面，2014年新增两个社区，雨湖区的杉树巷社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马家河社区，九华经济开发区的红旗社区也在联系将传统文化进入社区。在进农村方面，最突出的是研究会与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党委一道，在该镇的清泉村建设一个“湘潭市清泉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示范基地”，目前该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过程中。一年来，传统文化“五进”共授课50多场，听课人数近2万人次。　　二是“两个讲堂”的教学取得新的成绩。为了弘扬传统文化，研究会设立了“两个讲堂”，即“道德大讲堂”和“知行国学讲堂”。2014年“道德大讲堂”主要完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列授课，研究会有15个老师担任了该系列的授课任务，这个系列课使我们深深懂得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根植于传统文化中，这个系列课也使我们年轻的老师得到锻炼。2014年“知行国学讲堂”主要完成了《大学》的授课任务，这样至2014年底，“知行国学讲堂”对儒家经典的《四书》讲完了三部，即《大学》《中庸》《论语》。这些课程的学习，一方面向社会宣传了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同时培养了研究会的骨干，为研究会的骨干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是“幸福家庭”培训班取得了好的效果。2014年3月，研究会与中共雨湖区委宣传部、雨湖区民政局、雨湖区团委、妇联共同举办“幸福家庭”培训班。截至2014年11月，共办培训班9期，参加培训的人次达400余人，培训班开设“生命的真谛”、“五伦八德与幸福人生”、“爱在家庭”、“百善孝为先”、“建立幸福和谐的夫妻关系”等课程，由于各位老师备课认真，讲授生动，再加各种形式的精彩分享，使参加培训的学员深受教育。　　四是成功地举办了盛大的纪念孔子诞辰活动。日是孔子诞辰2565周年纪念日，研究会为此举办了“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活动。该活动准备的时间二个多月，参与的人员150多人，投入经费近3万元。活动地点选在湘潭的文庙，活动的内容包括对孔子的思想进行宣传，组织读诵《弟子规》，组织盛大的传统的祭典活动，组织对中华民族圣人的礼拜等。活动历时三个小时，场面非常壮观，闻讯主动参加的市民在400人以上。市内各新闻单位湘潭日报、晚报整版进行了报导，电台、电视台、网络均作为重点新闻报导。　　五是认真开展了社科普及志愿者活动。我们的社科普及志愿者活动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结合传统文化的“五进”活动，结合雨湖区政府组织的“五下乡”活动，将社科普及的读物送进社区、农村、企业、学校，全年共送出《弟子规》《爱心伴孩子成长》《老年人保健手册》等传统文化的普及读物近1万册。二是组织对敬老院的老人进行慰问，同时进行健康知识普及的宣传，先后雨湖区的雨湖敬老院、先锋敬老院进行慰问和宣传活动，给老人带来了欢乐，深受老人的好评。三是组织志愿者开展扶贫帮困活动，2014年5月份，我们组织部分会员老师到湘潭县顶峰村看望和慰问那里的贫困户和留守儿童，送去近3000元的物资和现金，并进行传统文化的知识宣传。现在研究会登记造册的义工，也就是志愿者人数在150人以上，2014年义工活动已达500人次。　　六是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有新的特色。2014年的研究工作，最有特色的一项工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12个内容，我们组织了15个老师分专题进行研究，研究形成文稿在内部以授课形式征求意见，进行修改。研究会成立了以科技大学张晚林教授牵头的编辑委员会，拟将15个老师的研究论文编成一本书。　　论道湖南：你们的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作为老干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之举，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过程中的经验体会吗?　　匡喜仁：好的。我主要有4点体会，叫“四个必须”。一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上连天线”，“下接地气”。“上连天线”是要认真学习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论述，掌握精神武器，把握政策依据。“上连天线”还要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作为民族之魂，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沃土。“下接地气”就是要深入基层，要通过传统文化“五进”活动，使传统文化真正进机关、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二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把握方向稳步发展。由于中央领导的重视，也由于多年来不少的热心人士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已成为热门话题。所谓“国学热”是名副其实的事，也正是因为“热”，也就难免泥沙俱下。社会上不少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而经营的是另外的东西，比如有的借此而敛财，有的借此聚集人气而推销产品，更有甚者是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推行邪教，诸如此类。如果不加辨别，不去把握，弄不好便偏离方向。湘潭传统文化研究会几年下来之所以取得一点点成绩，与如何把握方向有直接关系，研究会始终坚持的是“扎根传统，爱党爱国，紧跟中央，当好配角，行为世范，乐于奉献”，并且是纯公益不带任何功利色彩。　　三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打造一个核心团队。弘扬传统文化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需要一个核心团队。但因为弘扬传统文化必须是公益活动，不能带有功利色彩，这样的核心团队又是非常难打造。研究会几年的实践中不断加强这项工作，在前年提出了打造“五心”团队的目标。所谓“五心”即坚定信心，放下身心，协力同心，历事练心，常生欢喜之心，坚定信心即相信老祖宗的教导没有错，相信党是传统文化的坚定弘扬者，相信传统文化能起到化人、创造一个和谐社会的作用。“放下身心”即一个心思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协力同心”即团结一致。“历事练心”即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必须在实践中提高自己。“常生欢喜心”即说明学习传统文化，践行传统文化是一件使人欢喜的事。“德不孤，必有邻”，研究会便是以“五心”要求打造了一个核心团队，核心团队的形成，使研究会步子稳健，不断发展。　　四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自身境界。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提升自身境界是能否把弘扬传统文化坚持下来的关键。比如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确非常好，但要把它运用现代社会，又绝对不能昭搬照抄。按照习总书记讲的必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这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涉及我们老师本身的素质问题，素质高的就会很生动地动用到现实社会中，素质低了便难以起到教育的作用。弘扬传统文化关键的关键还是自身境界，没有无私奉献精神是难以始终坚持的。我们研究会四年多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得力于有这样一批无私奉献的人，比如说几年下来的义工毫无索取随叫随到;几年下来的老师，有的是大学教授，有报酬的课不去上，甘心情愿上公益课，分文不取;几年下来的会员，自己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弘扬传统文化，做慈善事业;几年下来，有企业老板将年值近10万元的场地不用来赚钱，而无偿作为传统文化的讲堂，如此等等，这样的好人好事真是太多太多。由于他们的高境界，才把这项纯公益的事业坚持下来，并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近日，著名电视主持人白燕升受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和兴业银行郑州分行的邀请，来郑州作了“尊重传统 敬畏经典”的主题讲座。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生存状态如何?接触、学习传统文化有何意义?在两个小时的讲座中，白燕升分享了自身经历，带听众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作为中国戏曲艺术在电视舞台上的代言人，白燕升为无数人展示了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戏曲是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它经过800多年不断的丰富、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艺术体系，中国戏曲是世界上唯一存活在现代戏剧舞台上的古老戏剧，具有成熟丰富的审美表现力。戏曲是中国老百姓了解历史的渠道之一，它是中国人精神文化的典范，一直贯穿历史、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　　多年与戏曲打交道，白燕升对于戏曲目前的处境和发展现状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和思考：“我并不是乐观派，戏曲台上振兴，台下冷清，这与当代人生活方式、文娱方式的巨大变化不无关系。”然而，“只要还有 戏 和 曲 支撑，还保留戏曲的主要艺术特征：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戏曲就不会 失魂落魄 。”　　白燕升认为，戏曲要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传播方式要有时代感、时尚味儿，要以年轻人的视角和体验来诠释和演绎。“传统的内核精髓不变，但现代的包装营销要紧跟，否则，陈旧的舞台、暗淡的灯光、拖沓的节奏、程式化的表演，很难赢得青睐。”　　传播弘扬包括戏曲在内的传统文化，有什么现实意义呢?白燕升说：“如果把经济发展速度比喻成一列火车的话，没有文化的支撑和道德的约束，这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就像没有制动和刹车系统，后果非常可怕。传统文化是我们后代寻找根脉、寻找文化符号的身份认同的依据。”然而，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却处境尴尬，它在当今社会的作用已经被弱化，“现在许多年轻人，对中国的传统戏曲不是敬而远之就是不屑一顾，看不懂中国山水画和中国书法，只能接受流行文化。”　　白燕升举了个例子，韩剧在中国风靡一时，在《大长今》播出的时候，自己起初拒绝观看，后来出于一个职业媒体人的需要，他一集不落地看完了这部剧，后来还买来《天国阶梯》《人鱼小姐》的碟子，去年又追看了《来自星星的你》，为什么他会迷上韩剧?“韩剧中，爱情不接吻，激情不上床，甚至连拉手都少有，但却让你感到刻骨铭心的爱恋，包括《来自星星的你》中的吻戏，都是点到为止的符合剧情的唯美表达，而非感官刺激本能欲望的低俗呈现，剧中表达的 温良恭俭让 其实应该是在我们的影视中弘扬出来的，而实际上，反观我们的影视剧， 薄 、 露 、 透 、 脱 、 裸 、 光 早已见怪不怪了。”　　白燕升不无担忧地说：“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还远远不够，许多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如昆曲，得不到太多人的重视。”而在长期的工作中，白燕升发现，不是大家不喜欢传统文化，其实人人内心都有一扇文化的窗，打开就能看到别样多彩的风景。　　白燕升还特别强调了阅读的重要性：“现在这个社会太喧嚣了，国人人均阅读量很低，很多人能享受热闹而不能忍受安静的孤独，为了灵魂的安顿，我建议大家多读书，与书做朋友。” 白燕升认为，现在非常缺乏的是两种阅读，一种是对于我们更深层次地了解和思考一个时代、一种制度、一个民族的前途出路的书籍，还有一种是为我们的语言、行为去粗鄙化的书籍。　　“如果我问你，你从小到大吃了多少饭，你肯定答不上来，而读书、看戏的作用就和吃饭一样，它默默地长成了我们的筋骨。”白燕升说，人们生活在一个浮躁的、物化的、功利的、让人不安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戾气，让人感觉不到温暖，原因就是缺少了传统文化的浸润。“但如果大家尊重文化，多听戏曲，多读书，那么心里就会有慈悲，人与人的相处就会越来越温暖。”
　　在19日的《新青年》创刊百年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就“五四”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展开论述。“诸位如果走出文学界,会发现在不少场合,‘五四’是一个很负面的形象,‘新文化’不是一个好东西。”陈平原直言,“国学热”作为一种思潮已经蔚然成风,这也导致对传统文化持批评态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经常被质疑批判。在他看来,“五四”的价值应该被正视。　　“五四”的批判立场及其历史原因　　19日上午,陈平原与众多学者分享了他对“五四”的思考。他说,在现代文学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正面的,值得表彰的,因为现代文学学科本身即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其他领域,如经济学界、大众社会以及国学领域,近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认为是“全盘反传统”、导致文化断裂的负面形象。　　在陈平原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变迁,其影响也延续到了今天。一个例证便是,现在无论是大众的日常交流,还是政府的公文或作家的写作,使用的基本都是白话。　　陈平原不主张将“五四”局限在1919年的学生运动,而希望兼及1915年—1922年间在神州大地渐次展开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那才是“五四”最为迷人之处。　　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在面临着来自大众的挑战。陈平原分析:“现在大家对中国道路的自信越来越强了,因此也越来越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在讲传统文化价值的时候,对传统文化持批评态度的‘五四’成为反面的典型。甚至很多完全不做文学、史学等人文科学研究的人,会用很决断的语气说,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如道德问题、伦理问题,都是‘五四’闹下来的毛病。”　　陈平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复杂性,远非教科书的简要叙述所能涵盖。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多元并存”;而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纪念”,今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大声势的描述,颇有夸张之嫌,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礼教吃人”的控诉、“打孔家店”的口号,在1920年代的中国,只是对于知识青年有较大的感召力。　　孔家店’不等于儒家,儒家不等于中国文化。所以‘打孔家店’和批判儒家、反对传统文化,不是一回事情。”在陈平原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极端、激进和绝对化等问题,但其批判的立场是有其历史成因和价值的,甚至可以称作是一次成功的“文化断裂”,“晚清到‘五四’这段时间,就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断裂。而中国文化史从一开始到今天,几千年一直连绵不断,从来没有断裂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不断断裂,不断修补、接续。”　　要不断擦亮“五四”这个牌子　　4月初,陈平原文集《“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出版,在谈到《新青年》杂志时,陈平原给予很高的评价,“凭借其直面人生、上下求索的真诚与勇气、理想与激情,感召着无数的后来者”,“至于其提倡白话文、其改造大学功能、其建构‘五四传统’,都深刻地影响着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　　陈平原认为:“放眼看历史,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可以成为各界共同对话的对象,很可能就是‘五四’。虽然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思想格局。”　　“在中华文明史上,三百年、五百年后,后世看二十世纪中国,需要命名的话,很可能就是‘五四时代’。就像我们今天谈‘启蒙时代’、谈‘法国大革命’一样,‘五四时代’是一个涵盖性很强的概念,可以作为一个符号来命名二十世纪中国。”陈平原说,“我们要有这个自信—‘五四’能走得下去的,新文化还会有魅力的。只不过,我们必须不断地擦亮这个牌子,不断地跟它对话,不断地让它重新焕发生机,不断地让它介入到当代文化建设里来。”
　　我六岁就跟随姨母读《论语》。当时她并没有讲什么高深的道理，就是让我背下来。其中的很多话我当时不理解，比如“五十而知天命”，再比如“朝闻道，夕死可矣”。但它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对我产生了影响。在我的一生中，当我需要做出决断的时候，《论语》中的话就会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出现。　　我读初二时，“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此后我们在沦陷区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吃着难以下咽、又酸又臭的混合面。大学毕业时，我到中学教书，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但我不以为耻，因为那时候我就想到孔子说的：“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我不仰慕虚荣，只要教课教得好，就算穿破衣服又怎样?当我遇到舛忤之人或事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论语》中所说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句话是指不管对方怎样，我们都要以正直的态度对待，以德报怨是不正常的，对不好的人，我们不能对他坏，也不用对他特别好，要按照正直的态度，该对他怎样就怎样。以直报怨，这是做人的尺度。　　但国学教育不能走形式、时髦化，而要把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教给年轻人。不能只会背，但对自身的行为不产生作用。学了还要反省，反省了还要实践。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就是说，有的朋友可以和你高谈阔论，但是不能一起追求理想;有的可以追求理想，但是把持不住，碰到大的考验就动摇。人生的考试，是考验你的取舍是什么。私利和公利当前时，你是选择私利还是公利。有两条道路能达到目的时，你是选择考验，还是捷径?这是人生的考验，空谈是没有用处的。“立”就是站住，真正的持守住，面对人生重大选择不苟且，不自私。但只是“立”也还不够，有些人能持守住，但是死板，因此还要“可与权”———“权”是随机应变的选择，不但要求人有道德，还要有智慧。　　所以，国学不是空谈读了多少书、背了多少书就行了，是要你的灵魂与它真正接触才行。学国学不仅要会背，还要在实践中处处与之相对照。此外以诗词领域来说，陶渊明、杜甫、辛弃疾、李商隐等等，都对我有影响。这是我八十多岁精神(编者注：今年7月叶先生已进入90岁)还这么好的原因所在。《论语》里没说八十岁时会怎样，我借用庄子的话，说自己是“八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人如果与“道”合一的话，就能够完全融入自然，学到国学的精髓后，是可以修身养性的。
　　王宁师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陆宗达先生，是“汉字构形学”与“书写汉字学”的首创者，在汉字标准化、规范化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国务院2013年6月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就是她领衔研制的。年近80的她在日常教学科研之余，特别关注着汉字和汉字文化的命运。王宁说自己对汉字和汉字文化感情很深，看不得歪曲、亵渎汉字的现象。这既是专业使然，也与她的一段特殊的经历有关。　　王宁在西部高原的青海工作过28年。上世纪60年代中期，王宁曾到青海农牧区开展扫盲工作。老百姓对文化的渴求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你认字，老百姓就觉得你是好人，就愿意把孩子交给你教。”王宁说，她一辈子也忘不了，识字班的老人蹲在村口等邮递员送报纸来，为了加快阅读速度，几位老乡把报纸一撕两半，分头看。“中国老百姓对文化对知识真是非常渴求，这种渴求非常宝贵。我们作为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汉字和汉字文化能够绵延不绝，生命就在民间。”王宁说。　　记者：现在像汉字听写大赛和中华成语大赛这样跟汉字有关的电视娱乐节目收视率都很高。您认为这种娱乐节目火爆起来，背后有哪些原因?对传承汉字文化有何利弊?　　王宁：有这样一种看法，好像进入计算机时代以后，大家都不写字了。以前大家都写信，现在也不怎么写了。大家都觉得有点提笔忘字，其实现在谁也不提笔，都用电脑打字，也谈不上忘字不忘字，因为根本就不提笔。社会上担心汉字文化会削弱。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有一些娱乐节目就走到文化上。这本来是好事，不是坏事。　　古话说，“乐盛则流”。一个国家娱乐太旺盛了，人们就会忘记精神追求。特别是如果娱乐节目为收视率考虑，在价值取向上有偏差，就无法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不但不会增加社会的文化深度、厚度，反而会带来“狗马声色”的奢华作风。电视等媒体的传播工具运用高科技，相当气盛，很是强势，跳跳唱唱的娱乐节目太占上风，并非老百姓所愿。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古文明的国家，对汉字、对诗词、对楹联这样一些传统文化形式感兴趣的人很多。汉字听写大赛一开始受欢迎，反映了大众的文化渴求，这种渴求是很可贵的。　　记者：但现在大家也批评汉字听写大赛越来越难，字越来越偏。　　王宁：的确如此。这些节目因为有商业化的倾向，它要收视率、要比赛，就不再考虑节目的教育功能。要知道这个节目用的是初中的孩子，他们在学校有学习任务，考的字越来越难，不要说孩子了，就是我们这些专业人员不查都不一定答得出来。这就必然让少数参赛的学生去背字典，成为“比赛明星”，而多数的学生更加认为“汉字太难”“不可企及”。这样做不但冲击了我们正常的语文课，还带来教育环境的不安宁，对我们的基础教育并非助力。　　有的成语比赛，不是去讲这个成语的意义和用法，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启发对手，成语里有一个“九”，他用“十减一”去启发，有一个“牛”字，他用“带犄角的”的去启发，把一个精炼、精彩、涵义深刻的成语搞得支离破碎，还有什么传播文化的意义?更有甚者，现在的广告乱改成语成风。有时候用成语改字，的确是一种修辞手段，起到幽默的作用，但是如此大规模地随便改，成为一种时潮，传递的是一种戏谑文化的信息，把民族语言不当回事，随便开玩笑。小孩现在都糊涂了，不知道怎么说才是对的。　　继承传统文化不是去复古。现在有很多形式主义的复古现象，比如穿上汉服去领毕业文凭，造各种假仪式祭孔、祭炎帝、黄帝，让孩子穿着秀才服背《弟子规》……中国传统文化有那么多好思想可以去学去教，搞这些假仪式有什么意思?中国人都很尊崇仓颉，但有一次一个节目要在我的讲座里出仓颉庙的视频，我坚决反对。仓颉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已经成为创造汉字的文化符号，人们崇敬仓颉其实是崇敬汉字，我实在害怕这个节目播出后，大家都去烧香拜仓颉庙，那实非我之初衷!　　记者：现在很多家长在孩子念小学前就要求孩子认识多少个字，社会上各种学前识字班也很多，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宁：我们必须明白一点，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所以，对语言来说，文字是第二性的符号系统。当孩子还没有掌握一个词语时，教给他那个字，是没有用处的。学龄前儿童首先要身心健康，发展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强，思维能力就强，吸收能力强，孩子就聪明，看什么都新鲜，都好奇。上了小学，他学习会非常敏锐。那么小的孩子你教他学2500字，大部分没有用，比如我们教孩子写“惆怅”两个字，他根本不可能懂，就算会写了又怎样呢?“乙”字写起来很简单，只有一笔，六岁的孩子有用吗?一面学一面忘，不是浪费他的精神吗?有的家长和学校缺乏正确的教育理念，听信不科学、不切实际的宣传，不但没有教育好孩子，反而是在增加孩子负担，让他们不快乐，甚至摧残孩子。　　记者：今年两会期间冯小刚等名人提出要恢复繁体字，汉字的繁简之争再次引起关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宁：汉字关于繁简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是有历史原因的。20世纪初提出汉字简化，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普及文化，普及教育。民国初，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在推行了白话文之后，汉字简化对普及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是不能否认的。我国到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扫除了文盲，简化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简化字记录现代汉语是没有问题的，记录浅显文言也完全能够胜任。但是要解决古籍整理这样的问题，的确不很适应。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接受国家语委委托，研制古籍印刷通用字字形的规范。例如，简化字不仅仅简化了笔画，还采用同音借用的方法合并了一些字的字用，有的合并到了文言里就不一定合理。徵税的“徵”和征伐的“征”字用合并，到了文言文里就分不清是纳税还是打仗。字用合并过多，有的字就负担过重，区别起来有困难。比如“干”，干警、干净、干活、树干、薯干……都用一个“干”字，难以分辨清楚。在研制《通用规范汉字表》的过程中，我们曾考虑恢复几个繁体字，让一对多的简繁字减少一些，但权衡利弊，最终还是没有恢复。一则汉字是一个系统，简繁对应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是等研究更深入后全面考虑;二则在记录现代汉语时简化字还是胜任的，保持稳定是大家之所愿。　　记者：您觉得全面恢复繁体字有可能吗?　　王宁：这个问题我们曾专门论证过，这里只能简单回答。我前面说过，简化字针对现代汉语没有问题，用于古籍整理和印刷是不太适应的。有些人希望恢复繁体字，特别是文史专业的人员，是在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出于一种希望沟通古今的心情，可以理解，这种情怀也无可非议。但是，简化字推行了60多年，已经深入到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语言生活中一种习惯，一旦恢复繁体字，文化教育付出的代价太大;何况也没有必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经明确，手写、书法和古籍印刷等都可以使用繁体字、异体字，在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使用领域分别处理，完全是行得通的。再说，汉字的国际编码扩充E已经达到8万字左右，国际上是认可我们的简化字的，联合国常用的6种语言包括汉语，汉字就是采用的简化字体系。　　考虑汉字繁简问题要从国家大局出发，不能从个人喜好出发。其实，简繁字的差异并不大，都是渊源相同的汉字，现代人认识繁体字并不困难，很多年轻人看港台电视剧，下面都是繁体字幕，他们阅读多了也就认识了。　　记者：字母词的泛滥也是近年来很受关注的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专门出台一个规定，禁止在大众传媒上出现像NBA、GDP这些字母词，必须换成汉语的说法。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宁：字母词的确不能泛滥，特别是有些人不好好说汉语，说话掺着英语赶时髦，过去对这种故意汉英参半的话语叫“洋泾浜”，是带着讽刺意味的。现在也有些人开玩笑说，中国工商银行的英语简写是ICBC，意思是“爱存不存”，肯德基KFC是“开封菜”……汉语就适合用汉字表达，汉语对字母本身有排异现象，这也很正常。　　但是也应当看到，在科技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字母词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好多国外的新东西要进入国内，速度太快，还来不及给它起个中文名字，就只好用字母词来过渡。词语的意义带有经验性、民族性，名源常常跟着物源进入某些公开领域。要创建一个借词的本土名称，需要一个过程。专业领域用字母词已经不可避免，进入普及领域有些也习以为常。比如“X光”“U盘”……约定俗成后，换一个说法反而不懂了。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不能够绝对地说不能用。比如说，PM2.5在国内流行起来后，科技名词委想给它规范一个用汉语表示的名称。PM2.5的意思是空气中飘浮的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细微颗粒，叫“尘”不适合，叫“灰”也不合适，叫“粉尘”也不合适。PM2.5是造成霾的原因，也不能管它叫“霾”。要准确地说就只能说它是“空气中飘浮的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细微颗粒”。太长了，记不住，连识字不多的老人也还是说PM2.5。所以，一方面要防止字母词泛滥，用字母词首先要解释清楚它的意义，并且尽快运用民间智慧创建汉语词，保持汉语书面语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允许必要的过渡现象存在，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这是一个简单而随缘的男人，也是一个经历过、看淡了的男人。当许巍坐在记者对面的时候，这个男人和舞台上那个曾经的摇滚青年、如今的摇滚中年是那样的不一样。在舞台上他用歌声说人生，在舞台下，他只笑着，淡淡说一句：随缘。然后，一切云淡风轻，什么都可以看淡了。　　4月30日，这座城将迎来“云丘山景区总冠名·2015许巍此时此刻·太原演唱会”。18日，记者见到了来做前期宣传的许巍，一次时间不长的聊天，因为他很忙，忙着宣传，但依旧能静下来说说音乐，或者，说说文化。　　他说当不了“导师”每天看书练琴写歌他是一个很独特的摇滚人，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摇滚和放浪不羁、颓废迷离、歇斯底里这样的词汇在一起。说实话，这是一种对摇滚乐的狭义定义。许巍曾经也这样“狭义”过，有着和其他歌手相同的经历，酒吧驻场、颓废的生活、迷茫的未来、抑郁症等等，但在四十多岁后，许巍变成了“许少年”，因为他的一张《爱如少年》的专辑，听不出四十岁中年男人的气息，却有一个少年对生活美好向往的气味——“阳光真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如果没有你，怎么会有我今天，有时我会想起，和你经历的故事，那些情景在飞扬，甜蜜又感伤。”伴随着轻轻弹起的吉他，他的歌像一个少年，单纯，他的人也越来越“少年”——与他的好友汪峰每次在媒体面前一身夸张的配饰相比，许巍显得“身无一物”地简单清爽。　　他的简单，似乎也注定只能在音乐中徜徉，而不曾踏入娱乐圈半步，他没有绯闻，他的新闻是出专辑或者是开演唱会，当在时下音乐综艺节目如火如荼时，许巍这位见证了中国摇滚乐近三十年的资深前辈，却丝毫没有对所谓的“导师”之称动过心思。　　许巍说：“或许大家都知道我不太适合参加这种节目，至今也没收到邀请，他们知道我去了也不会给节目增色。在私底下我能和大家说说笑笑，但在那种场合我可能整个人都僵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其实当导师需要有非常快的反应速度，承受舆论压力，我真没那个能力。我有自知之明的，现在单纯地做一些音乐就是我最知足的状态，我也比较适合这种生活。”　　许巍的生活是什么，他说就是每天看书、练琴、写歌。所以，他无需汪峰那样环佩叮当的出场，也因此，一件简单的夹克，一条深色的运动裤，一双黑白色相间的跑鞋，就是一个简单的许巍。　　一个还在上高中的许巍的歌迷说，听许巍的歌，就是觉得他的歌词好。对于这个“强说愁”的年纪来说，许巍的歌词是他们向往的未来、害怕的未来和要面对的未来。　　记者问许巍，他的音乐创作是不是跟着年龄的改变而有所改变，许巍说：“早期的音乐，也和我那个时候一样，我曾是一个叛逆的少年，打架、进派出所，也有彷徨的青年时代。那时候的创作和我的生活有关。我的歌迷分为两派，一派是喜欢我曾经的作品，那时歌曲的感觉，一派是喜欢现在我的音乐。当然，一个音乐人的创作肯定和他的年龄有关系，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那就太‘二’了。”　　在肯定的同时，许巍也给了一个小小的否定。“我在2008年、自己40岁的时候，创作了《爱如少年》专辑，心中的爱还如少年，让生活越来越简单。虽然后来经历的和原来想象的不一样，但仍要保持初心。”他的歌伴随着他的年纪在成长，“许少年”的“返老还童”也只是经历沧桑后的初心未改。　　摇滚歌手出身
对文化有一种敬畏许巍以摇滚歌手的身份出道，但他身上的诗意和心中的柔软，已经在他的歌曲中有所表露，许巍将歌词写成了“金句”或者说是诗歌，他的作品《两天》的歌词，还曾被文学专家选进《中国当代诗歌文选》。　　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希望，一天用来绝望。我只有两天，每天都在幻想，一天用来想你，一天用来想我。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路过，另一天还是路过。——《两天》　　如果说，曾经他的歌词，是将生活写出了诗意，而如今他的歌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越来越紧密。　　许巍说，他是从1998年才开始接触传统文化，四年后才写出《空谷幽兰》这样的歌曲——行尽天涯，静默山水间;倾听晚风，拂柳笛声残;踏破芒鞋，烟雨任平生;慧行坚勇，究畅恒无极……“写《世外桃源》的时候，当时一直在听古琴。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有一首叫《酒狂》的曲子，我特别喜欢。然后找来谱子，把西方吉他的传统调弦法改成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调弦法。这些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式，是我在探索的一个方向。”许巍说。　　他的歌曲，算不算时下流行的中国风?记者的问题让许巍变得有些激动，“我并不认同把自己贴上中国风的标签，我只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中国风’这个音乐曲风，我不关注，也不认同。我是对中国的禅宗感兴趣，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中国风’更像是为迎合市场而投放的东西，玩儿这个没意思，我始终觉得要对文化有一种敬畏感。”　　许巍对文化的敬畏和爱，还体现在他对纪录片的热爱，从为央视纪录片《第三极》创作的歌曲《第三极》，到曾经为纪录片《敦煌》创作主题曲。许巍爱看什么样的纪录片?大家都很好奇，像《舌尖上的中国》这样的片子是否是他的心头好?但许巍连忙否认，说自己更爱看人文类的，像《discory》，也比如《敦煌》《故宫》，他觉得这样的片子养分更高。　　靠演唱会赚钱
不请嘉宾只唱歌这次在太原的“此时此刻”演唱会，是许巍这次系列演唱会的倒数第二站，最后一站将在北京唱响，然后，一别可能就是两三年。许巍说，自己开演唱会的规矩就是有新专辑出来之后，“总得拿出新东西和大家分享才好。”　　所以，在时下唱片业不景气，歌手靠演唱会赚钱的时代里，许巍也对记者承认，自己靠演出赚钱，然后支付出新专辑的费用。但即使这样艰难，他还是那个要把东西做圆满才肯拿出来的人。整场演唱会23首歌，他一个人，从头唱到尾，没有驻场嘉宾，只是唱歌，其间的话很少，只是唱歌。他不累么?没有嘉宾就不能说说话撑些时间?许巍说，演唱会上说太多话，会把音乐的能量场破坏掉，所以他宁愿一直唱下去。为了唱好歌，他早就戒掉了烟，不断地健身。就在接受采访前一天，许巍还在所住酒店里游泳，为演唱会增加肺活量。　　开演唱会的许巍会自己掏钱去看谁的演唱会?许巍说，在1998年，他自己花了380元，去看王菲的演唱会，“那时这个价钱非常贵了，我也没什么钱。”此外，就是看欧美歌星的演唱会，学习的成分更大。非常喜欢欧美老牌歌手斯汀的许巍，在大家面前狂赞自己的偶像，“他太牛了，虽然已62岁，但状态非常年轻。音乐家就应该这样。”音乐家，年过四十，已经奔五十去的许巍，更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音乐家，他在努力扩大着自己的音乐风格，新作《第三极》大受好评，但他不想讨巧地朝着这个路线发展下去，“我没有什么创作路线，一切随缘。”　　随缘，在这次与许巍面对面的采访中，他说了很多次。随缘，不是随遇而安，而是一种真正的豁达，就像许巍在他的歌《像风一样自由》里写的——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　　我像风一样自由。
　　高校《道德经》课程的热度不减，其实是近年来国学热的一个缩影。通过大学课程来教授国学，有益于国学的传播，也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重生。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但是不客气地说，这些财富正在逐渐消减和被遗弃。国学热的兴起，是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价值的表现，这一点足以让人欣喜。　　诚然，当前国学热还存在不规范等问题，还有部分人以国学之名行哗众取宠之实，但是像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这样真心传播国学的单位和个人也不在少数。《道德经》进课堂在该校已经坚持了六年，这就绝对可以证明，国学在此处不是为了赚眼球的昙花一现。　　当前中国正进入发展和改革的关键时期，一些问题和矛盾开始集中凸显，诚信缺失、公德遗失、美德流失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这时候我们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需要向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学习取经，但更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知识和营养。　　学校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在学校进行国学和传统文化教育，莘莘学子更容易吸收和消化，即便这些人毕业之后离开了学校，传统文化的因子也已经浸入了血液，通过他们来辐射周边的人，传统文化就能够更广泛地传播，进而影响一代人，甚至影响一个国家。　　一个不尊重自己传统和文化的民族，不可能去赢得别人的尊重，发展之路也不可能走的平顺长远，因此笔者喜看国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喜看国学课打开传统文化的重生之门，因为这同时也是在开启国家的富强和自立之门。
　　石屏二中退休教师张明学，心如翠柏洁，品似青竹空，退休献余热，带头扬美德，在当地成为美谈。　　他先后投资16万余元，自2008年开始修缮宝秀至小亭子的道路，安装小亭子水、电设施，结束了寺院油灯照明、山下取水的历史。他抽时间到农村、机关单位、中小学开展义务教育活动，弘扬国学、传播传统文化，号召广大青少年认真学习，孝顺父母，回报社会，至今已开展各种形式的宣讲活动60余场，受教育7500多人。他倡导成立了30多位退休人员及部分老师组成的社会义工团队，逢年过节，队员出资购买大米、棉被、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去看望孤寡老人。平时，他利用各种机会宣扬传统美德、发放优秀读物，共发放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各种图书上万册，刻录发放道德知识讲座光盘4万多碟。　　办“文化”素食馆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每天，张明学在免费供给人们饭菜前都要念诵一次感恩词。大家齐声念完后整整齐齐地排着队开始打饭。　　除了念诵感恩词，张明学还会讲授5分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他就讲到了家庭文化：“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放到一个家庭中，分为对和错，对错生‘和’，家和万事兴。”意思是劝诫人们不要在家里分辨你对我错，如此家庭才能和睦。　　张明学是石屏二中的老师，2012年退休。解放前，石屏二中背后的山上小亭子处建有观音阁，上世纪60年代初被拆毁，80年代热心公益的老人们复建。张明学退休前打定主意，从2009年11月开始，倾出和老伴几十年的积蓄把废弃的小亭子建成书院，在这里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并在原址扩建观音阁以保留原来的佛教文化。年初，张明学又在石屏老街文庙旁开起了素食馆，他把在小亭书院传下的习惯又延续到了素食馆，带领大家念感恩词。　　先立身再学知　　今年刚过花甲的张明学短短的头发虽已白了，但精神状态依然很好，用他的话说，保持乐观的心态才是确保身体健康的秘诀。　　从退休后，张明学一直行善好施，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用贴近实际生活的例子传扬中华传统美德的事情。　　曾有一位父亲对张明学诉苦：“老师，我和妻子从小就花了很多心思，很多精力，很多金钱在孩子的身上，但是为什么孩子没有按着我们的思路去成长，而是朝着坏的方向成长?”　　张明学一句话就点醒了他：“现在的教育教给孩子的是知识，而不是做人的道理，其实孩子就是父母的一个影子，更是一面镜子。”　　这位父亲恍然大悟，之后一再反省自己，才意识到真正教导孩子的不是老师而是自己。这位父亲决定参加张老师的传统文化教育，正己身以为孩子的榜样。　　“中国梦”需要中国文化支撑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张明学认为，中国文化已经传承了5000多年，现在习主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梦，但这个梦需要人民用文化武装自己，这样才能撑起伟大的“中国梦”。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是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好东西，然而现在看到人们不但不学习还排斥它，这让我很着急。”张明学说，“我办了这个小素食馆，希望来这里用餐的人能认真听完我的一堂课，就算是5分钟也好，也要让他们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不能让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断了根。”
　　4月18日至19日，第二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道学泰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鼓应表示：“年轻人应该多背诵诗词歌赋，多吟诵《道德经》、《论语》，可以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日至19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中国诸子学会(筹)主办的第二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韩国等国家的120多位诸子学专家学者齐聚申城，就子学与当代思潮、子学与传统学术和“新子学”的发展等议题，尤其是诸子学包含的治国理念资源，展开深入研讨。　　在出席研讨会时，今年已80高龄的陈鼓应教授表示，先秦诸子对人世的深切关怀和对理想世界的建设，是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之处。作为研究中国先秦诸子治学的前辈，他指出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的“新子学”面对现代中国的复杂情况，在世界哲学的大背景下，具有学术创新和思想变革的特别意义。　　陈鼓应教授，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1984年来到内地，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鼓应教授与会期间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阐释了他对于中小学生如何学习传统文化等热点问题的见解。　　早报：现在国家加大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力度，传统文化进教材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但也有人认为，这样做是给学生增加负担，您怎么看?　　陈鼓应：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法国高中学生要精读18本古典文史哲方面的书，从古希腊古罗马到当代。我当时听了很吃惊，法国义务教育是包括高中的，所以他们整个民族文化素养很深厚。对于中国来说，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应该让学生读一些诗词歌赋，读一些《道德经》，童年时背诵下来的经典，会滋养人的一生。我的孙子刚会开口说话时，我太太就教他背诵《道德经》。　　早报：也有专家认为，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应该有扬弃的态度，毕竟像《弟子规》这样的书中，有一些属于糟粕，不应该再学习了。　　陈鼓应：我小时候没有读过《弟子规》，我从小背《三字经》、《大学》、《论语》，没有双休日，所以很长时间我对读经是很反感的，后来这个印象慢慢扭转过来。中国的古籍、古典文化有厚重感，具有人文情怀。　　早报：中国传承传统文化，您对此乐观么?　　陈鼓应：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加强，这几年越来越重视了，我对此很乐观。我1984年来到内地，这些年来感觉到大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越来越趋于理性，上至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多次引用老子的话，下到学校和民间，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也在加深。传统文化需要“教”和“养”!
& & 解放书单：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可以视作一部关于古代物质文化的通史。隔着重重岁月阅读这部通史，它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杨志刚：“通史”是一种表达，说明这本书所涉及的物质文化的时间跨度非常大。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表述可以揭示这本书或者作者孙机先生研究的特点，就是可以称其为百科全书。因为，这本书对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举凡与物质文明有关的事物，以及相关的制作、用法、礼仪和发展变化等各种情况，进行了系统而独到的呈现与梳理。　　解放书单：百科全书包罗万象，读者该怎样更好地去接近它的思想内核?　　杨志刚：要把这本书读好，可能多少要对作者有所了解。孙机先生1955年进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读本科，受过系统的考古学训练，后又长时间在国家博物馆工作，所以他的身份是一名考古学家，或者说文物专家。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渊源，孙机先生早年曾跟随沈从文先生学古代服饰史，所以他后来的成名作是《中国古舆服论丛》。有一段时间，孙机办公室就在沈从文办公室的隔壁，他从窗户一伸出头就能和沈从文聊天，有时就干脆翻窗而出面对面聊，就这样学了很多东西。　　了解了作者的学术渊源，再来读这本《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感受会更深、收获也更多。比如，孙机是学考古学的，所以他的方法是由物入手，再找文献来印证。读这本书，能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个治学特点。此外，又因中国的学术传统对古器物缺少应有的关注，所以，今天这类书就特别珍贵。　　解放书单：这种珍贵性既在于它的学术价值，也在于其面向大众的传统文化普及价值。　　杨志刚：我们看到，一方面孙机先生对考古的资料非常熟悉，运用得心应手，另一方面他对文献的熟悉程度也令人惊讶，引证的文献资料涉及经史子集。将实物与文献有机结合，以“二重证据”法来探索历史生活中的真相，这是这本书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也说明了作者学问的高度——博大精深。我刚才讲《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是百科全书式的，就是对应了作者学问的博大精深。今天，某一个领域、门类的专家越来越多，但像他这样学识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比较稀缺的。我想，读者读这本书肯定会有很大获益。这个获益不仅仅是你丰富了一点知识、拓展了一些眼界，而是它可以让你打开胸怀，了解学问的大格局、大气象。　　解放书单：今天的人们可能很有必要来读读这样的书，补补关于中国历史的课了。有位青年曾对孙机先生说，中国古代没什么了不起，四大发明不就放了炮仗造了纸张吗?这话让他不禁心里一震。　　杨志刚：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文化的虚无主义，在今天确实是不时可以看到的，这与人们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缺少了解、缺少敬意有关。民族的发展有一个动力学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开始注重激活传统文化，或者说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样可以让来自历史深处的力量在今天的发展中释放出能量。　　解放书单：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成就，是我们五千年辉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是“常识”，却成了现代人的“未识”。您认为作者向读者介绍这种“常识”的方法有何特点?　　杨志刚：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不局限于就器物论器物，而是透过古代的器物来看当时的社会生活，所以书名中有“物质文化”这样的词。它不是一部简单的器物史，只是对器物进行描述，而是作者把这些器物放在一个历史场景里，试图让它们“活”起来。比如，书的第一章《农业与膳食》，作者不是孤立地、静止地谈某个农作物，而是揭示了一种相关性。这既是孙机先生对古代器物研究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贡献。历史研究往往容易做得贫乏、概念化，很难把握住历史的血和肉，孙机先生把握住了。　　解放书单：对今天我们继承与传承传统文化，这本书有何作用?　　杨志刚：孙机先生另有一本书叫《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书名表明他研究的不单是文物，而是物质文化资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文物在有些人眼里往往偏重它的艺术价值，而物质文化资料这个概念更为宽广，可能更偏重于它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孙机先生的书非常注重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这样他所能关注的对象，就不再局限于审美价值高的文物上，只要能够反映古代物质文化的，都在他的取材范围之内，因而取材非常广。在这样广泛取材的基础上，把一种古代物质文化的图景描绘出来，这对现代人认识历史是一种大大的拓宽。而且，这里面所包含的很多内容本身就是值得一代代人传承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对我们了解、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又是非常有意义的。　　有的时候，传统文化会被抽空，变成几个概念，其实这对文化的传承是不利的。而《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通过真实而具体的器物、文献、图像，为读者构筑了一条“接近”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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