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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在文革初期拉林彪出山？林彪为什么长期闭关休养？林彪吹捧毛泽东是真心的吗？毛泽东为什么让林彪看《范晔传》？来 自 西 陆 军 事 毛泽东与林彪来源：《国家人文历史》作者：高华林彪事件是非常非常大的事件，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都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这个事情从1971年9月开始，当时的中国官方就已经发布一些文件，提供对林彪事件的解释。有关这个事件更详细全面的档案，到今天还没有开放。关于三叉戟飞机是自己下来的还是被打下来的，有无穷的疑问，但是我既不知情也不清楚，有待于将来材料对外开放以后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解释。我希望对林彪事件能有一个新的考察，一个再探索，从历史的一个比较长的时段来看林彪事件。我有几个问题，比如当时林彪为什么要出山？毛泽东为什么要他出山？等等。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林彪事件从一个比较纵深的角度来谈，它反映着当年的中国体制方面的一些因素，反映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方向，不仅仅是一个林彪个人命运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在“文革”初期拉林彪出山文革初期，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对这个问题，毛是有反复有思考的。毛以后和斯诺在1970年有一个解释，毛说我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想法，就是在政治上必须把刘少奇搞掉。1965年到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倒刘这个问题上是一层一层地剥笋子，毛在日和越南的胡志明主席谈话的时候就说过，他的政策就是剥笋子，一层一层剥。应该说，毛泽东已经决定在1966年的上半年必须把刘少奇彻底打倒。这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毛泽东对邓小平已经有很深的失望。邓小平早先就是毛泽东接班人梯队的重要成员，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来不是一个人，他有一个接班的梯队，有一个候补对象在那。当毛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比较明确了刘少奇的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同时，毛实际上已经为刘少奇准备了另外一个同事，这位同事就是邓小平。1953年邓小平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1954年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到1956年党的八大上担任总书记，这都是毛对党的接班人体制上很重要的一个人事布局。应该说，他的本来意思是制约牵制刘少奇，但是没有想到，原先刘和邓这两位同事是毫无工作渊缘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两个人居然慢慢走到了一起，在许多问题上，刘和邓有高度的默契，这是毛没有想到的。当然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邓小平的主要工作是领导中苏论战，也就是反修的问题，他对国内的工作当然也参与领导，仍然对国内的政策有重要的影响，也参与决策。六十年代初刘少奇的一些重要的政策，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前后的政策邓都是表示支持的。从六十年代初开始，邓小平对林彪的一些过分吹捧毛主席的言论已经表示出不同看法。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提到，现在出现了一种对毛泽东思想和对毛主席庸俗化的宣传。邓小平是唯一一个在中央领导层中敢于在毛面前说这个话的，这是在毛主持的中央常委会上邓小平说的，他说出现了这种庸俗化的宣传思想，要改变。1964年下半年，对刘少奇指导的四清、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邓小平是有一些保留意见的，但在大的方面上，没有把他的意见全面地表达出来。刘少奇在1964年下半年的四清，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多不满，邓小平和刘少奇有差异，但邓没有公开、明确、全面地站在毛的这一边，特别是当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以后。1964年的12月底，毛主席当面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像这样的一种明显的公开的批评以后，邓小平没有迅速地跟上，没有跟毛主席批刘。当然，1964年底毛对邓小平还有一个不满意，就是邓小平对毛主席健康的关心，请毛不要来参加一些具体的工作会议的讨论，引起了毛主席很深的误会。一个不让我发言，一个不让我开会，毛主席不高兴。特别是到1966年的6月和7月在派遣工作队问题上，刘少奇和邓小平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本来邓小平是毛主席重要的接班人梯队里面的成员，但是到了1966年的上半年，毛主席开始对邓小平有了想要放弃的想法，不想让他接班了。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林彪在历史上一贯支持毛泽东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刘和邓是铁杆毛派，林彪情况更是这样。林彪在历史上一贯是支持毛主席的。在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时期，特别是在1929年关于江西的红四军发展问题上，关于建军路线的这些讨论中，林彪以一个青年将领的身份公开地批判他的老上级朱德，在朱毛争执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毛的这一边，这是历史上林彪对毛主席的第一个最大的支持。林彪是朱德的部下，他敢于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马上把脸放下来，坚决支持毛，这是历史上给毛留下的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事。第二次支持是在困难时期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会议的基本调子是检讨过去的错误，只有林彪的发言和整个会议气氛完全不一样。他说，检讨我们以往的历史，当我们的工作顺利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指示得到尊敬的时候，当我们不顺利的时候往往就是毛主席的指示不被大家重视，不尊敬的时候。他这次的发言，是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一个巨大的支持。第三点，早在1945年共产党七大开会的前后，毛泽东安排他的部下，革命的同事，在前面领头，开展对彭德怀的批判，在这次批判中，林彪的讲话虽然不多，但也是公开地批判彭德怀的。给毛泽东的看法是，林彪这个人能充分领会伟大领袖的意图，再一个敢于承担，有担当，旗帜鲜明。1959年毛泽东把林彪搬上庐山来批评彭德怀，林彪都是面对面地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所以说这个人是旗帜鲜明，敢于担当，而且对毛主席的意图有充分的领会。到了1966年2月至3月，毛部署江青搞了部队文艺工作会议纪要，为了加强对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和分量，毛泽东指示林彪对于江青的这个会议要给予支持。毛亲自在会议纪要上加了几句话，就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组织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的会议纪要。林彪是欣然接受，这些都使毛对林彪满意。第四点，毛泽东要发动“文革”，这不是一般的事情，林彪说过，发动“文革”靠两个东西，一个靠毛主席的伟大威望，一个靠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我觉得林彪这句话讲的是对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离不开军队作为坚强的后盾，他虽然是军委主席，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些人帮他打理军队，林彪在党内在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林彪代毛主席管军队，毛放心。毛更知道，他必须再给林彪一些东西，激励林彪的东西。第五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林彪这个人戎马一生，但是老天对他不公平，身体不好，多年来精神萎靡不振，毛泽东对于林彪的健康情况了如指掌，他一方面关心林彪的身体，鼓励他振作精神加强锻炼，另外一方面也很满意林彪的这种身体和精神状况。“文革”中叶群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点，控制林彪接触的信息，林彪所有的信息都是由叶群控制的。第二点，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把关”，这都是林彪同意的，因为林彪知道他太太有这个政治敏锐性，所有的文件都一定要等他老婆看了以后才能送给毛主席。一定要迟一个小时，甚至要迟一天，等太太的意见，叶群如何成为林彪的当家人叶群这个人物在林彪的身边特别重要，她是个所谓知识分子出身，属于年去延安的革命女性，那时去延安的女性很多，她是其中之一。叶群在延安整风中被整过，整的时候不知道是神志昏迷还是半真半假，曾经把面盆当成尿盆，用一个盆，那个时候比较困难，这个盆洗脸用，打饭用，尿盆用，三用，也就是说被整得不轻。当时叶群曾经是王明担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的校部机关的一个科长，所以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定要找一棵大树，找一个大锤，终于找到了林彪。她是有文化的，懂俄文，曾经在50年代翻译过俄文的东西，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中，跟她的夫君一同韬晦，闭关不出，深刻地研究宫廷政治，深有心得，夫妻共同在读书。林副统帅读书不是在“文革”，“文革”期间基本不读书，他读书是在50年代，苦读，天天读书，研究宫廷政治学，而且是夫妇共同把书读。叶群和江青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两个人都有野心，都有文化，当她们跟夫君结婚以后，都还增加一个新特点，就是作风霸道，本来不霸道，但与权力接近了以后就霸道起来了。这两位都会说话，一方面这两人都会讲意识形态的大话，江和叶是一样的，都会说，满嘴大话，同时又有农民革命女寨主的风格。江青自称老娘，叶群自称姑奶奶，这是很有意思的革命文化中出现的情况，所以既会讲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文化，马恩列斯毛都会讲，同时也会讲寨子里面的语言，跟她们的先生都学会了很多。但是林彪在这方面说得很少，林彪是不太说的。那么，叶群和江青的不同点在哪里？江青完全不能当毛的家，江青是听毛的，当然，江青能影响毛，这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江青不能左右毛，毛太英明了，谁都不能骗他。而叶群基本可以当林彪的家，林叶是夫妻店，林彪在50年代漫长的赋闲十年里面，已经形成了对叶群的依赖性，他们两个在家里冷冷清清，但应该讲夫妻是共患难的，他对太太形成了高度依赖。上一页12下一页 1969年10月间下达全军的林彪的&第一号令&(原来的全称是&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后来有关中央文件的全称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与同时间内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离京到外地、外埠一事，以及在此前后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一事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若干年来，某些报刊文章乃至某些&文化大革命&的文史专著，对于以上几桩重要史事之间的关系，都在因袭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因果论，近期内更出现了一种近乎荒诞离奇的说法。因此，对以上三则史事进行必要的考辨订正，还历史事实以本来面目，实属必要。为了便于澄清事实，这里不得不列举出一些不够准确的或完全错误的说法：来 自 西 陆 军 事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例一：日至8日，在《工人日报》连载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文的第十九节，有这样的记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将爸爸送往开封。&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一天。 例二：日，《人民日报》载《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在第二段开头这样写道：&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一号命令&。我的父亲，自从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 此处，误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混为一谈。 例三：198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下)，在第862页中，对林彪的&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提出了如下的推测性分析：&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清障碍。&&接着，他们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此处的结论与历史事实不符。 例四：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的第309页，作者根据推测得出了一个结论：&1969年林彪的&一号通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此处，作者作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武断的结论。 例五：1989年4月，在几家报纸刊出的回忆文章《耀邦同志二、三事》写道：&一九六九年五月，按照林彪的&一号通令&，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两千多人，一锅端地迁移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五个月之久，于是，数月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荒谬地成为数月前那件事的直接原因。 类似以上任意夸大林彪&第一号令&作用和影响的错误提法，还可以举出许多。笔者认为这些错误说法的产生及其流传，大都是因为有关作者和出版者，受到条件的限制，难以弄清有关复杂情况所致(因为作出有关决策的当事人已大多过世，&文化大革命&档案材料的查阅又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理应对诸如此类的重要史事的误解，担负起认真进行考辨和澄清的责任。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那么，历史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可以分三点来说。 第一，林彪的&第一号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 证据之一：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通知》的这段话讲明了林彪&第一号令&的内容和结果是&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其性质&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显然，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不属&第一号令&范围之列。不然，如此重要的中央文件怎么会只字不提呢?何况，这份文件是经过毛泽东指示&照发&的。这意味着与此事有着最高直接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对上述断语的确认。因此，也赋予了这份文件的有关论断以重要的价值。 证据之二：据有关调查材料证实，林彪从中共九大以后就专门研究战备问题。林彪让黄永胜调阎仲川到总参任作战部长，后又提升阎仲川为副总长，专门负责战备工作，管理作战、通讯、情报、机要等工作。日下午，林彪背着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让其秘书张云生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所谓&紧急指示&。黄永胜于18日下午，布置阎仲川向下传达。阎仲川将林彪的&紧急指示&定名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命令&，要前指作战组立即用电话向全军传达。 证据之三：当时担任林彪办公室值班秘书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一号命令&发出前后&，比较翔实地记述了他亲历的一些情况。那是日，即林彪从北京疏散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彪叫张云生给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打个电话，同时，口授了六条电话内容。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当晚7点左右，张云生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后，张云生从军委的收电中得知，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只剩下了四条(有关二炮的一条，不向其他单位传达，另一条是关于武器生产的，也不向部队传达)，并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由此，全军各部门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叶群只让张云生向黄永胜传话，而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请示报告的事则由她办理。叶群是要先斩后奏，以售其奸。黄永胜在18日当晚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而叶群于19日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向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报送。此件送到毛泽东处，阅后即在烟灰缸里付之一炬，只留下了一个有着传阅号的信封。以上中央文件及知情人记述证明：林彪的&第一号令&仅限于对全军各部队所发，是一个&战斗号令&。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由此可以断言：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非&第一号令&所能涉及，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所有视林彪的&第一号令&为疏散领导人原因的说法，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对&一号命令&所包含的内容及其作用的任意夸大，应该加以纠正。何况，如例一所说，刘少奇于10月17日疏散到开封;同日，林彪也疏散到了苏州。&第一号令&于18日晚才形成并下达。显然，两者的因果之论是不能成立的。因此，疏散领导人一事，需要另找原因，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第二，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是由毛泽东决策、经周恩来主持安排的。 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及关于疏散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离京分赴外地、外埠的安排，均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判断。 当时的主要背景是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定于日在北京举行。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前夕就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5月上旬，中央召开过战备工作座谈会。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开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8月27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国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盛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决定，从此，开展了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9月上旬，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次日，林彪指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到中苏边界谈判前夕，&党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党中央讨论决定，在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 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为此，周恩来让汪东兴暂时留在北京协助其事。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由周恩来指示后下达执行的。该项报告包括了以下的内容：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林彪都在疏散之列。毛泽东到武汉(已去)。林彪到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后辗转于岳阳、湘潭、广州等地)。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原计划疏散到郑州，后接受本人意见改到邯郸。列入疏散计划的还有一些领导人。 综合当时的某些文字记载以及有关参与其事者事后的回忆，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1969年10月，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人迅速疏散到外地，是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而不是林彪的&第一号令&的直接结果。这是在同一国际形势背景下发生的两件事，必须弄清这些实际情况，加以区别，这才是对重要史事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同样，在澄清这一基本事实的同时，决不能否认当时在执行疏散计划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根本性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问题。除了都用了一个战备疏散的名义外，差不多同时离京的林彪的待遇与刘少奇、陶铸的遭遇有着天壤之别。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犯及其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乘机对疏散到各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刘少奇、陶铸，进行了种种惨无人道的人身迫害，罪恶昭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彻底清算和历史的公正审判。 第三，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许多文教单位一事，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空想进行的。 关于下放干部问题。早在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向全国宣布各盛市、自治区完成了夺权任务的同时，就宣布这&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同时发表的毛泽东关于工厂里&斗、批、改&的几个阶段的设想中，有一条就是&下放科室人员&。当时人们都知道，毛泽东的上述设想并不仅仅限于工厂。 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编者按语，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的经验很好&。按语还用黑体字发表了毛泽东发出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从此，&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前面提到的例五《耀邦同志二、三事》一文所述的团中央机关于1969年5月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所谓林彪的&第一号令&导致团中央机关下放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同样，《&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关于&1969年林彪的&一号命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的断语，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林彪的&一号命令&，仅限于全军各部队，所以根本谈不到是对干部下放的&最后通牒&。从词义上说，如把&最后通牒&一词理解为是对某件事情的&最后的话&，那么，对&第一号令&下达8天以后，中央才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的通知》又作何解释呢?前者还能算作是&最后通牒&吗?颇具说服力的倒是这个专讲下放问题的《通知》，竟丝毫没有&第一号令&的蛛丝马迹。10月26日发出的这个《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将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各地盛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联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盛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便全部下放地方管理。 当然，事物发展过程中一事物与他事物的联系是不容忽视的。否定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下放干部问题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并不能忽略战略疏散的紧张气氛，客观上对当时仍在进行的干部下放起了催促加快的影响作用。但是，客观影响与直接原因在这里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在对待重要的历史问题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并没有过时。总而言之，在弄清了林彪的&第一号令&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弄清了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是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的，弄清了干部及文教单位下放的原委之后，对于多年来不断被一些文章、专著重复着的那种错误说法，也就不难澄清了。结论是：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到外地以及下放干部到&五&七&干校或基层单位这两件事，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1969年10月间下达全军的林彪的&第一号令&(原来的全称是&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后来有关中央文件的全称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与同时间内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离京到外地、外埠一事，以及在此前后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一事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若干年来，某些报刊文章乃至某些&文化大革命&的文史专著，对于以上几桩重要史事之间的关系，都在因袭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因果论，近期内更出现了一种近乎荒诞离奇的说法。因此，对以上三则史事进行必要的考辨订正，还历史事实以本来面目，实属必要。为了便于澄清事实，这里不得不列举出一些不够准确的或完全错误的说法：来 自 西 陆 军 事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例一：日至8日，在《工人日报》连载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文的第十九节，有这样的记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将爸爸送往开封。&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一天。例二：日，《人民日报》载《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在第二段开头这样写道：&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一号命令&。我的父亲，自从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此处，误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混为一谈。例三：198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下)，在第862页中，对林彪的&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提出了如下的推测性分析：&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清障碍。&&接着，他们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此处的结论与历史事实不符。例四：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的第309页，作者根据推测得出了一个结论：&1969年林彪的&一号通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此处，作者作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武断的结论。例五：1989年4月，在几家报纸刊出的回忆文章《耀邦同志二、三事》写道：&一九六九年五月，按照林彪的&一号通令&，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两千多人，一锅端地迁移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五个月之久，于是，数月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荒谬地成为数月前那件事的直接原因。类似以上任意夸大林彪&第一号令&作用和影响的错误提法，还可以举出许多。笔者认为这些错误说法的产生及其流传，大都是因为有关作者和出版者，受到条件的限制，难以弄清有关复杂情况所致(因为作出有关决策的当事人已大多过世，&文化大革命&档案材料的查阅又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理应对诸如此类的重要史事的误解，担负起认真进行考辨和澄清的责任。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那么，历史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可以分三点来说。第一，林彪的&第一号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证据之一：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通知》的这段话讲明了林彪&第一号令&的内容和结果是&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其性质&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显然，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不属&第一号令&范围之列。不然，如此重要的中央文件怎么会只字不提呢?何况，这份文件是经过毛泽东指示&照发&的。这意味着与此事有着最高直接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对上述断语的确认。因此，也赋予了这份文件的有关论断以重要的价值。证据之二：据有关调查材料证实，林彪从中共九大以后就专门研究战备问题。林彪让黄永胜调阎仲川到总参任作战部长，后又提升阎仲川为副总长，专门负责战备工作，管理作战、通讯、情报、机要等工作。日下午，林彪背着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让其秘书张云生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所谓&紧急指示&。黄永胜于18日下午，布置阎仲川向下传达。阎仲川将林彪的&紧急指示&定名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命令&，要前指作战组立即用电话向全军传达。证据之三：当时担任林彪办公室值班秘书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一号命令&发出前后&，比较翔实地记述了他亲历的一些情况。那是日，即林彪从北京疏散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彪叫张云生给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打个电话，同时，口授了六条电话内容。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当晚7点左右，张云生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后，张云生从军委的收电中得知，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只剩下了四条(有关二炮的一条，不向其他单位传达，另一条是关于武器生产的，也不向部队传达)，并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由此，全军各部门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叶群只让张云生向黄永胜传话，而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请示报告的事则由她办理。叶群是要先斩后奏，以售其奸。黄永胜在18日当晚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而叶群于19日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向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报送。此件送到毛泽东处，阅后即在烟灰缸里付之一炬，只留下了一个有着传阅号的信封。以上中央文件及知情人记述证明：林彪的&第一号令&仅限于对全军各部队所发，是一个&战斗号令&。后面内容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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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断言：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非&第一号令&所能涉及，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所有视林彪的&第一号令&为疏散领导人原因的说法，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对&一号命令&所包含的内容及其作用的任意夸大，应该加以纠正。何况，如例一所说，刘少奇于10月17日疏散到开封;同日，林彪也疏散到了苏州。&第一号令&于18日晚才形成并下达。显然，两者的因果之论是不能成立的。因此，疏散领导人一事，需要另找原因，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解释。第二，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是由毛泽东决策、经周恩来主持安排的。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及关于疏散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离京分赴外地、外埠的安排，均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判断。当时的主要背景是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定于日在北京举行。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前夕就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5月上旬，中央召开过战备工作座谈会。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开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8月27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国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盛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决定，从此，开展了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9月上旬，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次日，林彪指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到中苏边界谈判前夕，&党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党中央讨论决定，在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为此，周恩来让汪东兴暂时留在北京协助其事。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由周恩来指示后下达执行的。该项报告包括了以下的内容：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林彪都在疏散之列。毛泽东到武汉(已去)。林彪到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后辗转于岳阳、湘潭、广州等地)。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原计划疏散到郑州，后接受本人意见改到邯郸。列入疏散计划的还有一些领导人。综合当时的某些文字记载以及有关参与其事者事后的回忆，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1969年10月，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人迅速疏散到外地，是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而不是林彪的&第一号令&的直接结果。这是在同一国际形势背景下发生的两件事，必须弄清这些实际情况，加以区别，这才是对重要史事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同样，在澄清这一基本事实的同时，决不能否认当时在执行疏散计划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根本性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问题。除了都用了一个战备疏散的名义外，差不多同时离京的林彪的待遇与刘少奇、陶铸的遭遇有着天壤之别。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犯及其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乘机对疏散到各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刘少奇、陶铸，进行了种种惨无人道的人身迫害，罪恶昭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彻底清算和历史的公正审判。第三，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许多文教单位一事，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空想进行的。关于下放干部问题。早在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向全国宣布各盛市、自治区完成了夺权任务的同时，就宣布这&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同时发表的毛泽东关于工厂里&斗、批、改&的几个阶段的设想中，有一条就是&下放科室人员&。当时人们都知道，毛泽东的上述设想并不仅仅限于工厂。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编者按语，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的经验很好&。按语还用黑体字发表了毛泽东发出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从此，&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前面提到的例五《耀邦同志二、三事》一文所述的团中央机关于1969年5月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所谓林彪的&第一号令&导致团中央机关下放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同样，《&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关于&1969年林彪的&一号命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的断语，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林彪的&一号命令&，仅限于全军各部队，所以根本谈不到是对干部下放的&最后通牒&。从词义上说，如把&最后通牒&一词理解为是对某件事情的&最后的话&，那么，对&第一号令&下达8天以后，中央才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的通知》又作何解释呢?前者还能算作是&最后通牒&吗?颇具说服力的倒是这个专讲下放问题的《通知》，竟丝毫没有&第一号令&的蛛丝马迹。10月26日发出的这个《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将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各地盛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联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盛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便全部下放地方管理。当然，事物发展过程中一事物与他事物的联系是不容忽视的。否定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下放干部问题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并不能忽略战略疏散的紧张气氛，客观上对当时仍在进行的干部下放起了催促加快的影响作用。但是，客观影响与直接原因在这里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在对待重要的历史问题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并没有过时。总而言之，在弄清了林彪的&第一号令&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弄清了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是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的，弄清了干部及文教单位下放的原委之后，对于多年来不断被一些文章、专著重复着的那种错误说法，也就不难澄清了。结论是：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到外地以及下放干部到&五&七&干校或基层单位这两件事，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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