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切”引发尴尬 老村医期待“体制”关注
09:48:00&&& 作者：&& 来源：山东商报
赤脚医生 乡村医生
年前，位于济宁微山的这群网长集体抵制一项消毒检测费，不惜与卫生局长当面对簿，不惜上告纪委核查。杨连升78岁，18岁开始在济宁微山县付村镇的农村师承父业，成为建国后村中的第一代村医。朱长文、朱远河等村医反映，目前村里卫生室已经开始实行新农合制度。
这是一群网长。确切来讲，是防疫网的网长。
　　实际上，就是没有工资、没有编制、不知归属的乡村医生，早先被称作“赤脚医生”。
　　前些日子，他们尤其关注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陈仲强关于“村医不如兽医”的言论，让他们自感出了胸中一口闷气。
　　年前，位于济宁微山的这群网长集体抵制一项消毒检测费，不惜与卫生局长当面对簿，不惜上告纪委核查。他们，一直与“体制”若断若连，他们在寻求自身利益和自尊、存在感的同时，对于体制，仍有一份内心的渴望。 本版文/图 记者 孙珂
　　体制外的老村医
　　只要谈到自己的境遇，皱纹已像树枝一样爬满全脸的杨连升说不上几句话，就难掩泪光。透过话语的语气，泪里闪烁着一种无奈和伤感。
　　杨连升78岁，18岁开始在济宁微山县付村镇的农村师承父业，成为建国后村中的第一代村医。“那时，最准确的说法，是人民公社大队里的卫生员。”那时，杨连升并不干活，队上会给他工分，他会忙着给村民种天花，主要负责预防保健，药品极少。
　　文革前后，杨连升的称谓变成“赤脚医生”。即亦农亦医，无人看病时忙农活，有人看病时从田地里赶回“变身”为医生。
　　“我那时肩膀上就挂着个药箱，放在地头，有村民叫了，从地头背上药箱就走，一点报酬都没有，纯粹是义务性的。”杨连升弓着自己的老腰，比划着不再年轻的动作，尽显老迈。
　　这期间，他跟其他的村医泡进水里灭钉螺，七八十年代忙着灭疟疾。曾经做过镇卫生院院长的微山县卫生局办公室刘主任都在感慨，“基层的公共卫生离开不他们，就拿灭疟疾来说，当年如果没有这些村医，光靠我们，门都没有。”
　　不自然地，刘主任还是将杨连升们放到了“自家的门外”。
　　改革开放后，杨连升们变成了乡村医生，依旧没有工资、编制，更没有养老保险。卫生局是他们的指导部门，但很多时候，这些村医并无归属感。年前，付村镇100多名村医集体抵制一项消毒检测费，不惜与卫生局长当面对簿，不惜上告纪委核查。
　　对于这群乡村医生的维权之举，卫生局有关人士对记者说，“他们，这就是在闹。”
　　“谁会想着我们”
　　官方所称“闹”的背后，是这些乡村医生自觉万分委屈。
　　肖口村的村医朱远河还记得2003年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他们被全部动员在村口设卡口，对进出村的人员量体温，如有打工者和外人到村，他要一天三次跑到人家的家门量体温。有的村民不耐烦，更嫌这样的举动会惹得其他村民的怀疑，背地里就数落他。
　　“没办法，骂也得去。”
　　“我们没有防护设备，只戴着一个口罩，如果真有人得了非典，根本无法防护，我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朱远河说，当时身上穿着的白大褂，是各村的村医自己购买的。有一次县里的疾控部门下乡检查，朱远河远远看到白大褂的医生戴着“全副装备”，心里不是滋味。
　　另外一名村医网长王仁华在这次的抗击非典中，第一次遇到了下乡检查的县委书记。“我们七个村的检查台账做得好，受到了领导表彰，后来被授予了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除了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这些网长对记者说，他们从来没有落下过。
　　前不久，我省开始部署为农村居民建健康档案，村医们忙活着给村民量血压、称体重、询问病史。村医反映，“按照我们了解的国家政策，建一个健康档案有25元的补助。但到我们手里的，只有一个健康档案1元钱。”
　　一位村医向本报记者说，“我们村里有1300多人，建健康档案时，镇医院却来抢活。最后，我只看见了259位村民的健康档案，拿到了259元钱。”
　　对此，记者前往微山县卫生局查证，办公室刘主任回复称，对于健康档案每个25元的补助，实际为包含多个医疗环节如回访的补助，并非意味着建一个健康档案就能拿到25元的补助。但当记者询问可否公开各环节的补助金额时，刘主任未回复。
　　刘主任称：“这是我们与乡村医生的沟通不够。”
　　走钢丝的风险
　　对于没有单位支撑的乡村医生来说，医疗风险有时是他们自身难以承担的。
　　记者采访获知，微山一位王姓村医不久前在给一位村民打抗生素时，出现事故，致使村民身亡。事后，这位王姓村医“倾家荡产”支付了20万元与家属私了。
　　医疗上的高风险，是村医们最为担心的问题。“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没有任何部门和单位会出面替我们解围，只有村医自己解决。”有村医对记者说，前一阵为村民输液时发现有过敏反应，他马上将村民送到了县医院，幸亏村民后来没事，这位村医支付了700多元的检查费和治疗费。
　　据村医反映，去年夏季，付村镇卫生院将该镇所有村医的乡村医生执业许可证以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正本、副本全部收走，现在都不知是否已经通过年审。朱远河告诉记者，“按照国家规定，这两证都需要在卫生室内悬挂，但镇卫生院却都已收走。如果现在没有年审，一旦出事，我们就是非法行医，问题更为严重。”
　　在微山县卫生局，有关人士表示会尽快调查处理村医们所说的执业证之事。
　　与职业高风险相悖的，却是部分村医的低收入。在采访时，卫生部门有关人士称，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庄，有一定比例的村医收入较高，甚至会惹人眼红，但在经济条件不好的村庄，确实也有不少村医收入很少。
　　付村镇由于有多家煤矿，经济发展还算不错，但村医朱长文说，他现在有时一天净收入只有10多元钱。“村民到村卫生室看病，一般都是感冒、发烧等小病，收入比较少。而且国家也没有工资补贴，有时每月只有五六百元的纯收入。”朱长文自嘲，出去打工给人看大门，都比干村医挣得多。
　　束手束脚地行医
　　在村医看来，比收入更为焦心的，是在行医过程中的束手束脚。
　　朱长文、朱远河等村医反映，目前村里卫生室已经开始实行新农合制度。对于村民来说，在新农合制度中，村民一年要往账号里打60元钱，在村卫生室，“上面”要求一名患者的医药费一天不能超过30元钱，新农合报销其中的20%。如果家里有两名病人，只能报销其中一人。让村医难以想到的是，上级还有处方规定，如果卫生室一天有5名以上患者，处方不能雷同，诊疗费用不能一样。
　　“从处方上来说，到村里看病的，一般都是以感冒的上呼吸道感染为主，就那些药，怎么不能用雷同处方呢？从报销上来说，有的村民为治病需要，就需要一些好药，不可避免所需的药费较高，但一旦超过30元就无法报销。这就是逼着俺们（在处方、治疗清单上）造假！”有村医说道。
　　微山县卫生局有关人士说，对此他个人表示知情，主要是“一刀切”的政策，在基层实际运用中暴露的问题。
　　2008年、2009年，根据统一的安排，微山县开推省级、市级规范化卫生室。付村镇的不少村医忙着购置消毒灯、病床等医疗器械。有位村医反映，他一家甚至拆房盖新，前后花了4万元。后来通过卫生部门审核后，下发的并非是现金的补助，而是几乎相同的医疗器械。
　　提及此处，多名村医情绪都非常激动，朱远河说：“消毒灯、病床等在申请规范化卫生室前就已购置，大家都想获得规范化卫生室的现金补助，这样解决一下大家的资金困难，没想到直接变成了医疗器械的补助，除了电脑和打印机，简直就是医疗器械的再次重复。”
　　朱远河说，电脑和打印机他曾专门查询，发现最后的报价比市场价高出不少。多名村医曾经去过其他外县区询问，多地的规范化卫生室获得的均为现金补助。
　　对此，卫生部门有关人士介绍说，对于省级、市级规范化卫生室的补助，采用的是“以奖代补”，这也并非卫生部门能够决定，医疗器械等都是当地政府采购项目下发的。他的个人理解是，医疗器械并不存在资源重复。
　　高风险、低收入，束手束脚的行医环境……多名村医介绍，目前付村镇100多名村医中，年龄在50岁以上者可占到一半，年龄结构断代现象已经显现，更为迫切的是杨连升们的养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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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30日内进行。70古稀，一个本该在家享受天伦、颐养天年的年纪，却有这样一位村医：两鬓斑白，步履轻快，自如地浏览着电脑页面，细心询问每一位病人的身体情况，不怕苦不嫌累，47年如一日，行医看病为村民。这位金沙镇黄土坎村的老村医，名叫胡孝明。
无论三九严寒还是夏日炎炎，他总是每天早上八点到村卫生室准时上班。把简陋的卫生室打扫的干干净净，准备开始一天的诊疗工作。胡老目前是金沙镇医生中是年龄最大、治疗过病人最多的村医。
从初中毕业一位普普通通的生产队卫生员，到正式上岗成为 &赤脚医生&、个体医生，再到如今成为黄土坎村卫生室的一名优秀村医。胡老把青春投注在医生的行业里，本着一份责任心，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总是这样说：&我们这一代人一直把毛泽东思想烙印在大脑里，熔在血液里&，实事求是，是他的工作态度。小小的医疗室，他身兼数职，忙起来既是医生又是护士，既是收费员又是保洁员，既是采购员又是搬运员。有时来就诊的人多，又要看病配药，又要静脉输液，又是刷卡收费。胡老总是凭借自己多年的行医经验，统筹安排，从容应对。
多年来，他不分上班、双休或节假日，哪里需要他，他就在哪里。坚持每天准时上班却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没津贴没奖金，每月拿着微薄的工资，却把最大的工作热情投入到保障村民的健康之中。他熟练掌握基层卫生室的常见病、多发病诊治技术，为村民诊断处理。日常工作中严格执行各种工作制度、诊疗常规和操作规程，认真负责地处理每一位病人。
胡老从不会给病人开大处方，能吃药的绝不打针，能打针的决不输液，从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因为医术精湛，服务态度好，收费合理，附近的村民一有病痛便第一时间到他的医务室就诊，每年的门诊接待量超过2000人次。胡老对每一位村民的身体健康状况都很了解：谁患过什么慢性病，谁对哪些药物过敏，谁有烟酒嗜好，谁有什么饮食习惯等都一清二楚。
2010年12月开始全县启用&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门诊统筹刷卡报销药费。年近七旬的他当时对电脑一窍不通，为了更好得服务村民，他不得不从认识鼠标、键盘、开机、关机开始学习电脑知识，这正验证了&老来学木匠&这句俗语。上小学的孙女外甥成了他学拼音的老师，还自制了声母韵母表和整体认读表，半个月后基本学会拼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把常用的汉字在自己制作的纸板上标识注明，一有空就练习，至今这张纸板还压在他键盘下；会拼还要会在键盘上操作，他戴个老花镜又开始在键盘上不厌其烦地练习；他又用花了２０多天时间到镇卫生院医生学习操作&乡村医疗&一体化&管理系统&。虽然年纪大记忆力差，虽然原来没学过拼音，虽然手点键盘不麻利，但胡老以不服输的倔强和&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精神，如今他也能轻松熟练地操作电脑。
建立健康档案是医疗卫生机构为城乡居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的规范记录。胡老利用坐诊与节假日（尤其春节）流动人口集中返乡为契机，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免费为黄土坎、石门坑、澄村、葡腾坑、高桥坞组730名村民健立了健康档案。一直以来，胡老还坚持每二个月以黑板报的形式向村民宣传公共卫生知识和防病治病卫生常识，有力地提升了广大村民的公共卫生和预防疾病的意识。
&&&& 多一份无微不至，村民们的健康就多一份保障；少一点埋天怨地，工作生活就多一点乐趣。17155个日日夜夜，胡老把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农村基层卫生事业，把真情与责任送给每一位病患，得到了村民们的尊重、信任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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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村医因资格证未年审被当成非法行医查处
卫瑞勤的行医资格证　　提起卫瑞勤老人，很多原来住在合肥十五里河村的人们都非常熟悉，因为这个几乎当了一辈子村医的老人，为很多人治愈了头疼脑热的疾病。不过，如今已经
卫瑞勤的行医资格证　　提起卫瑞勤老人，很多原来住在合肥十五里河村的人们都非常熟悉，因为这个几乎当了一辈子村医的老人，为很多人治愈了头疼脑热的疾病。不过，如今已经67岁的卫瑞勤，却身患重病躺在病床上，让他一直放不下的，依然是自己不被承认的“身份问题”。“给大家服务了一辈子，到头来却落了个‘黑医生’的名分，实在是心有不甘啊！”来 自 西 陆 军 事 　　近日，在合肥的一家医院内，记者见到了卫瑞勤，身患重症的他精神很差。“在2002年以前，合肥的十五里河村是个下辖十几个行政村的大村子，我就是那里的村医，有行医资格证等所有的证件。那时候常常是风里来雨里去，不说救死扶伤吧，好歹也为乡亲们解决了很多头疼脑热的问题，大家对我也都很好。”　　“2002年左右，我们的村子开始整体拆迁，当时村子属于包河区，在2007年时又划归到了蜀山区。由于区划调整的原因，虽然有行医资格证但却无处去年审。在2005年我回迁到政务区后发现，原本应该在2004年年审的行医资格证已经过期了。”　　卫瑞勤告诉记者，因为口碑不错，在他回迁到政务区之后，仍然有不少左邻右舍找他看病。“虽然我的资格证过期了，但来的都是乡里乡亲，而且都生着病，总不能撵人家走吧。没想到，最后被卫生部门给查处了，还被戴上了‘非法行医’的帽子。”　　此后卫瑞勤就开始为这事奔波，但一直没有解决。　　“哪怕我的身体能康复，这么大年龄给人也看不了病啦！”卫老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卫生部门能给他“正名”。　　合肥市蜀山区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卫瑞勤的情况他们也了解一些，因为事情比较特殊，如果要“正名”，肯定要审核通过他的行医资格证，但根据目前的相关规定确实不好解决。类似的情况他们也碰到过，但上报恢复村医待遇的几个申请上级部门一直没有批下来。　　合肥市卫生局农卫处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合肥的城市拆迁改造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村医有证却无处审的情况，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目前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项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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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村医的“老”问题
&&&&▲徐玉伦在自己的诊所里收拾药箱。
&&&&文/片&本报记者鲁超国&&&&做了45年乡村医生的徐玉伦，年过七旬却开始为自己的养老问题犯愁。像徐玉伦这样的乡村医生全国还有102万人，大都年过半百，是时候考虑他们的养老问题了。&&&&“苦我吃了，贡献也做了，该说的我一定要说。说不说是我的事，办不办是你的事。”近几年来，泰安市东平县戴庙乡中金山村70岁的乡村医生徐玉伦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渠道，说说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村医马文芳议案解决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这让徐玉伦重新燃起希望。&&&&春节前一连26天，60岁的马文芳乘坐长途汽车、公交车行走于河南、山东、湖南三省的100个自然村，共走访了100位乡村诊所医生，其中就包括徐玉伦。&&&&脱离乡村医生这个队伍，就是彻底的农民了&&&&徐玉伦的卫生所，邻近主街，没有挂牌子，甚至连一个标志性的红“+”字都没有。&&&&“村里人都知道，不用挂牌子。”房子是近年新建的，钱是由徐玉伦的子女凑的。“以前的房子成危房了，在山上，村民去找我看病也不方便。”徐玉伦说。&&&&房子从外面看上去还比较“场面”，堂屋三间，西侧房屋是储藏室，里面堆放着一些农具，还有一个铁皮的粮囤，算是最值钱的“家底”了；东侧两间房，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卧室，没有客厅。&&&&临街的两间东屋，就是徐玉伦的诊所了，药架上摆满了药，桌子上堆放着一些医学书籍。墙角处堆放着几十块煤球，“天冷的时候才点炉子，防止药冻了，失效了就麻烦了。”&&&&诊所的墙壁上挂着“新农合定点医疗”的牌子。&&&&平时，他的诊所门是关着的，“一天来不了几个人，我不能老在这里靠着，地里有活的时候还是得下地干活，有人生病了就到地里去叫我。”&&&&看到记者嘴上长泡，徐玉伦说：“你这是上火。”说着，从药架上找出一盒药，倒上水让记者服用。&&&&“你看到了吧，你来这么长时间了，一个来看病的都没有。”徐玉伦拿出一盒药，“这一盒药好几块钱，只有1毛钱的利。我还不收诊断费。”&&&&徐玉伦说，有时候他一天接不到一个病号，也有可能一天来两三个，“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的收入。”为维持生计，他还要下&&&&地，靠3亩地种植小麦、棉花和南瓜生活。&&&&“还真不如开个小卖部，至少不用承担如此高的风险啊。”但他舍不得就这样把自己一辈子的“手艺”丢了。&&&&当然，有更多的人不想脱离乡村医生这个队伍，否则，就是彻底的农民了，他们之所以一直在坚持，是希望有朝一日国家能够给“乡村医生”一个说法。&&&&徐玉伦一直在等待一个消息：“第10235号议案立案没有？上面有没有什么答复？啥时候给答复？”&&&&他清楚地记得，3月3日下午3点10分，北京的一个记者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询问行医的收入情况、种地的情况等，他知道，这应该是马文芳在两会上议案的功劳。&&&&今年春节前，马文芳曾找到他，调查关于乡村医生的现状。&&&&马文芳是一位名人。他是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村民、乡村医生，行医42年。&&&&马文芳头上的光环很多：全国劳模、全国优秀乡医、全国健康卫士楷模、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感动中原人物，曾受到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接见……&&&&但是，最让马文芳感到自豪和管用的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头衔。今年的全国两会，他已经是第四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呼吁关注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了。&&&&以前的3次呼吁都没有引起重视，他认为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群体”。&&&&于是，今年春节前，他自费对乡村医生进行了走访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让马文芳忧心忡忡，“在调查的100个乡村医生中，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53岁，平均年龄63.14岁；行医时间最长的60年，最短的31年，平均43.6年；月收入最高的1000元，最低的50元，平均月收入342.7元；身体健康的84人，有各种疾病的16人。”&&&&“乡村医生队伍后继乏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正面临着‘人走网破’的威胁。”马文芳直言，而这些卫生所还要担负着公共卫生服务，担负着村民的健康管理。&&&&今年33岁的褚衍栋，从枣庄市卫校毕业后，一直在家乡的卫生室一边行医一边种地，他曾告诉马文芳，“每年收入四五百块钱，养老也没有保障，不想再干&&&&了！”&&&&据统计，目前全国乡村医生共有102万人，担负着农村防疫、医疗、保健、协助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等工作。&&&&马文芳的议案，受到了很多乡村医生的关注，这其中就包括行医45年的徐玉伦。&&&&“议案提交后得三个月之后才给答复。”马文芳告诉本报记者。也许，没有人比他更想知道答案了。&&&&“赤脚医生”在农村曾很有面子&&&&徐玉伦入行行医，其实很偶&&&&然。&&&&“当时整个大队1000多号人，就两个卫生员，一个70多岁了，一个年轻的业务还不是很熟练，根本不够用啊。”&&&&1966年，初中毕业的徐玉伦被推荐去卫生院。整个大队当时也只有5个初中毕业生，这已经算是高文凭了。徐玉伦也有去参军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我觉得还是在农村锻炼好。”&&&&有资料显示，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投入农村只占&&&&25%。&&&&日，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将这组数字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震怒了：“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泽东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根据毛泽东的进一步指示，普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迅速崛起。&&&&徐玉伦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经过几次培训之后，他开始背起药箱为群众看病。&&&&而“赤脚医生”则是农民自发叫起来的，因为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只能赤脚下田，所以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那时候挣工分，一个月有多少天，我们就会拿多少天的工分。哪怕是大年初一，有人生病了，过&&&&来叫，也得去。”那时候也没有“加班”的说法，徐玉伦曾经一晚上被叫起来七八次，“我都不敢脱衣服睡觉。”&&&&“新中国成立初期，疟疾、麻疹、天花等传染病流行。”徐玉伦天天提着壶、端着碗、拿着药，挨家挨户去送药。“看到药咽到肚子里了才走。”&&&&疟疾的根源是蚊子，徐玉伦回忆说，当时他在村里村外逐个水井、地窖、山洞熏灭蚊子。“现在，这些传染病都没有了，你说说是谁的功劳？”&&&&辛苦虽辛苦，可是徐玉伦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那时候，“赤脚医生”在农村是“很有面子”的岗位，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觉得是件很荣耀的事。&&&&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日，《人民日报》刊载，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手册》的发行量仅次于“毛选”。&&&&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赤脚医生”的历史至此也就结束了。&&&&当时，徐玉伦所在的村子里共有三名“赤脚医生”，通过了考核之后，分道扬镳，自谋生路。&&&&“孪生兄弟”的不同命运&&&&徐玉伦提起同村的王兴勤、李守枝和方芝兰(音)，语气酸酸的，“他们比我小，早早就退休了，现在挺舒服，平时散步、打牌，很悠闲，每个月领着将近3000元的退休金。”&&&&他口中的这三个人，都是当年的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一样，都是我国在一定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多年来一直享受同等待遇，有人称之为“孪生兄弟”。&&&&1979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全国136个边境县的8万余名中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揭开了党和政府妥善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序幕。&&&&1994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争取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解决民办教师问题从此有了历史性的转折。&&&&1999年至2000年，全国有25万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民办教师逐渐退出讲台。&&&&民办教师问题的解决，让乡村医生感受到了不公和冷落。&&&&同为“孪生兄弟”，境遇为何如此悬殊？&&&&一位曾经的民办教师认为，很多乡村医生没有考虑或者有意回避一个问题：“包产到户后，赤脚医生转变成乡村医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身份已经悄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民办教师不同，乡村医生已经‘市场化’了，靠‘手艺’来养活自己，而且有个别医生赚得还不少。而民办教师呢？不可能靠收孩子的学费来养活自己吧？”&&&&“大家各干各的，挣一块花一块，挣不到就只能靠地里刨食。”徐玉伦也说，为了多赚钱，有个别的乡村医生也变了味，“啥病都能看，啥病都有‘祖传秘方’，开始学会忽悠人了。”&&&&但是，乡村医生依然承担着很多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2003年，非典期间，戴庙乡医院召集开会，徐玉伦接到了一个任务：为回乡务工人员测量体温。&&&&“当时乡医院只给了一件白大褂，一个口罩，如果传染的话，首先是我，但是人命关天。”徐玉伦没有退却，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徐玉伦忙了三个月，非典结束后，他去医院要钱，医院让他去村委会要，村委会则称没有这方面的开支，结果他没有得到一分钱的酬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他们防疟疾、灭蚊子还有工分，现在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徐玉伦却不知道该找谁要钱。&&&&“赤脚医生”老了渴望“穿上鞋”&&&&去年9月份，徐玉伦写了一份《干了一辈子农村医生老来无人管》的文章，“写好之后我专门找了个大学生看了看，内容没犯什么错误吧，犯错误的事情我不干。”他把这篇文章邮寄到北京一家报社，却如泥牛入海。&&&&从2008年开始，戴庙乡的一些老乡村医生就推荐他为代表，为大家奔走呼吁养老问题。&&&&他不想被戴上“越级上访”的帽子，因此从乡医院开始，县、市、省卫生部门逐级反映。&&&&“苦我吃了，贡献也做了，该说的我一定要说。说不说是我的事，办不办是你的事。”他说话很大胆，但是他办事很谨慎，担心犯错误毁了自己一辈子的清白。&&&&马文芳的出现让徐玉伦看到了希望。马文芳认为，要解决乡村医生的后顾之忧，国家应尽快出台乡村医生养老保险指导意见，明确乡村医生身份，将乡村医生的人事关系纳入乡镇卫生院管理，提供一定工作经费和人员工资，保障工作人员基本生活。同时逐步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险、聘用与退休制度，切实解决乡村医生老有所养的问题，这样才能筑牢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今年4月初，有媒体报道，山东省政府将采取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多渠道加大对乡村医生的补助力度，安排一定比例的基础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由村卫生室承担，对所需经费，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考核、以考定补的原则，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经费中按不超过30%的比例统筹安排。&&&&去年11月份，徐玉伦去了一趟北京，去找他的一位初中同学，目的就是看看这位同学能不能帮他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以前的同学都比他混得强”，徐玉伦的老伴插了一句。&&&&那是他第一次去北京，经过天安门时，他驻足，盯着毛主席像，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背着药箱，意气风发地走在乡间小路上，村民们热情地挥着手向他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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