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_图文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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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转载] 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改革之路到底怎么走？
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
　　基本信息：
　　书名：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
　　作者：朱永嘉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品牌：北京胡杨文化
　　作者简介：
　　朱永嘉（1931& ），历史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文革&时为上海市常委、上海市写作组总负责人，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注释的组织者，曾为王洪文讲解《后汉书》之《刘盆子传》。早年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后从事秦汉史、三国史、明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刘邦与项羽》（中国长安出版社）等。
　　内容简介：
　 朱镕基为什么会为商鞅的命运热泪盈眶？毛泽东晚年为何要求注释《商君书》三篇？毛泽东当年发动&尊法批儒&基于什么历史考量？共和国建立六十年后重启改革话题，&习李新政&该当何为？
　　朱永嘉这部论史作品，通过讲述中国历史上的两次著名改革&&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来探讨何谓真正的进步的改革，如何改革才能符合历史潮流，以及改革者的素质与命运等问题。
　　作者结合时代环境和历史现状，着重从解读改革的思想资源入手，分别演述了两次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实际进程，并藉此说明：一场改革的开展需要&法、术、势&三者相互结合，而改革成败的关键则在于是否从实际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出发，调节好各个群体间的利益关系让多数人受益。作者指出，历史上的改革派，在思想渊源上，都与法家有某种割不断的联系，而儒家则经常是保守倒退势力的代表。
　　历来改革成败皆难预料，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一成一败，其中历史经验教训恰好可为后世改革者镜鉴。朱永嘉先生在共和国建立六十年后，抛出这个话题，显然是意识到当前的中国发展需要进行新的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如何调整，怎样才能保证改革符合历史潮流和大多数人的利益，正可以通过了解中国历史上的这两次著名改革，获得一些启发。书摘正文：
上篇 从商鞅到韩非&&战国时代的改革变法和法家思潮
下篇：汉儒神学化和王莽改制的失败
中国古代变法改制思想资源之历史回顾&&《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自序
　　这是我在春秋书院两次讲座的讲稿，题目是书院定的。这两次讲座的内容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变法和改制，大体上都属于改革的范畴。改革和变法，实际上是过若干年必然要产生的，是统治者自我调整利益关系的一种措施。任何法制，或者一种社会秩序，时间长了，它必然会积叠许多矛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同样如此，&习李新政&这个说法，实际上也是人们对在新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改革的期待。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过改革，有的成功，也有的半途而废最终失败。商鞅变法是成功的，因为他有秦孝公的支持，虽然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车裂，但新法还是保留下来了，而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受益于商鞅变法的。当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是成功的，赵国也因此抵御了匈奴的进攻。有一些半途而废的改革，往往是顶层的动摇与变换，如王安石的变法由于神宗和哲宗年间的反复，造成新旧党争，反而导致了北宋的垮塌。张居正的改革是成功的，但他死了以后，也被后人倒算账，一家子都倒霉，当然这也与其自身在生前太张扬有关系。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在历史上完全是倒退的改革也有一个案例，那就是王莽的改制。
　　改革现在是一个最时髦的名词，什么东西都往这个框里装，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所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改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许对我们会有所启发。我们不妨探究一下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的历史进程及其思想基础，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从方法论上讲，这是解剖典型，对人们思考问题是有益的，因为解剖一、二只麻雀便能知道其他麻雀的五脏六腑了。而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是可以互相对比的历史事件，它们或许对我们认识各种情况会有一点启发。商鞅变法，虽然他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这次变法，应该说还是功在千秋。王莽在汉末的那次改制，应该说是失败的，加剧了内外的经济危机，最终导致新莽的崩溃和灭亡。所以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和思考，或许对我们了解中国历史上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有帮助。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法和改制，在本质上都是为了应对内外挑战而对自身的一种调节和改良，它必然会涉及到统治集团内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故这个调整过程在统治集团内部必然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甚至有可能激化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两次变法和改制，在形式上也有区别。商鞅是秦的客卿，在秦孝公支持下变法图强，没有改变秦王朝原来的基本架构。虽然商鞅个人遭遇很悲惨，但他变法的成果，对秦王朝的发展和最后统一六国，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王莽的改制则不同，他要应对元、成、哀、平以来积叠下来的矛盾，而他这个改制又是为了改朝换代，在以外戚身份擅权的基础上，用新莽代替刘汉，结果西汉垮了，新莽也覆灭了，他自己弄了一个身败名裂。　　既然是变法和改制，当然都会对原来的政策方针作某些重大的调整和变革，而这些调整和变革当然也需要一定的理论作为思想资源。如商鞅变法所秉承的是法家的思想，商鞅本身便是一个思想家，之前有李悝，同时期还有申不害，之后集大成者是韩非。王莽改制所吸取的思想资源则来自儒家。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有适应自己需要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存在各种不同形态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历来是多元的，尽管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别，但二者之间往往既是互相对立，又是互相补充的。有时候斗争的一面占主导的地位，或者说分化的倾向占主导地位；有的时候则是综合占主导的一面，以一个流派为主，综合其他一些思想流派。它不可能是单一的，讲国学不能只讲儒家一家，应把儒家之外，先秦的诸子放在一起考察。其实先秦诸子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表现。
　　战国至秦统一这个时期，从政治角度讲，法家占据主导地位，儒生都不怎么得志。陈胜起义时，孔子的第九代孙子孔鲋便跑到陈胜那儿去，任陈胜的博士，而且死在陈，从这一点上可见儒家在秦是不得意的。项羽死后，楚的其他地方，都投降从秦的关中打来的刘邦了，只有鲁国不降，他们看到项羽的脑袋之后才投降，刘邦最终把项羽以鲁公之礼葬于榖城。从战国到秦，儒家作为非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存在，秦始皇焚书坑儒，被坑的并非都是儒生，首先是曾欺骗他的术士。如叔孙通作为儒生，长期为秦的博士，后来才投奔刘邦。法家作为主流意识时，也没有把儒家斩尽杀绝。
　　秦末汉初，占主流意识形态的是黄老之学，从太常博士的组成看，申商、纵横及儒生都占有一席之地。自秦至汉初，两本大的综合性著作&&《吕氏春秋》与《淮南子》都是综合各家学说而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是田蚡为丞相时，&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汉书?儒林传》）这样才把其他各家排斥在太常博士之外。从理论上提出这一方针的则是董仲舒天人三策中关于《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其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春秋公羊传》讲的春秋大一统的概念，与董仲舒借大一统的观念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还是有区别的。《公羊传》在解释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时，它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的大一统是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这是指国家的统一，真正实现国家统一的，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是秦始皇，毛泽东说的&百代皆行秦政法&，也就是藉郡县制实现国家的统一。《三国演义》上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从更早的历史上讲，而到了近古唐宋以来，合是主流，国家的统一是主流，那是由于每一次分，中华民族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每一次分都带来人口的大幅度减少，每一次合，结束了战乱，人口便大幅增加。故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对合有着偏好，这个偏好不是西方任何学者所能改变的。董仲舒是把这个大一统的观念推演到思想观念上的大一统，这就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了。　　事实上，董仲舒讲《春秋公羊传》，在伦理学的论述上，有许多精辟独到的地方，但它也不是纯粹的儒家，它吸收了阴阳家的学说，讲天人合一，讲灾异，董仲舒是为了以天道来限制君道，但实际上却开启了儒学向神学化方向发展的道路，如眭弘，借《春秋》讲天命传国之运，便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此后夏侯胜借《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京房以《易》长于灾异，此后翼奉、李寻皆借灾异说政事，可见汉儒神学化这一支流，是借着董仲舒天人合一这条路慢慢越走越远，成为术士们政治投机的一种手段。&天人合一&在另一方面也有它合理的地方，中医的学说，便是通过阴阳五行说明人的生活和疾病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不仅人的生理现象是如此，人的社会生活也与自然环境的条件息息相关，所以&究天人之际&还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故对董仲舒天人合一之说，还要作具体分析，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
　　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来讲，无论主流意识，还是非主流意识，无论法家还是儒家，我们都应该具体分析，持两点论的态度，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谈《六家要旨》的分析还是比较中肯的，这个六家是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在《六家要旨》的开头，他引了《易大传》即《易?系辞》的一句话，&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换一句话说，各种学说思考的对象和目标是同一的，即如何致天下于大治，用现代的话讲，那就是如何使人与人、人与自然都能和谐相处。然而各家思考的视角是各不相同的，尽管各自提出前进的道路不同，但目的地只有一个，因此各家之间既有分歧、互相矛盾和冲突的地方，也有互相补充和相通的地方。《六家要旨》对各家意识形态的态度，既抱着兼容的态度，也抱着分析的态度，对各家的态度都是取其长而补其短。在各种学说之间，既承认他们之间对立的一面，也承认和看到他们之间互相补充的地方。在先秦到秦汉是如此，以后也是如此，例如我们对来自印度的佛学是抱着包容的态度，近代对西方的思想学说也是采取包容的态度。但我们不能让外来文明反客为主，丢掉我们自己多元的互相包容的优良传统，而应从自身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以我为主地采取分析和包容的态度，取长补短，提高和丰富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要真能实现这个目标，那需要有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欲速则不达。
　　再说在《六家要旨》中，关于儒家，其云：&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为什么说它&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呢？其复云：&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这样对儒家的分析，还是非常中肯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艺是以周为主，包括夏、商、周三代历史文化的综合，其中一些传注是战国到汉初儒生附加上去的，如《仪礼》、《周礼》上便有许多繁琐的东西，无法照搬。而儒家学说在伦理上，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君臣，这些相互关系，只要家庭和私有制及国家还存在，那么这些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相互关系还是存在的，如何处理这些相互关系的伦理观念，儒家在这方面的论述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事实上，即使在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我们也不可能把革命同志的关系，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其他伦理关系。此外孔孟关于一个人如何为人，如何学习这些方面的论述，在《论语》和《孟子》以及《荀子》中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即使在今天读来还是有益的。《论语》的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此外诸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君子聚于义，小人聚于利&、&放利而行，多怨&，都还是能给人以教益的，对儒家要作分析。& & 汉儒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在伦理学方面确实有很多精辟独到的见解，而他由&天人合一&引申出借灾异作预言来与君主谈论现实政治问题，实际上是把儒学引向神学化了。而王莽改制以儒学作为思想资源，所沿用的却是儒学中消极的一面，他想把累世不能通其学的六艺搬到现实生活中来，例如他搞&明堂&、&辟雍&之类的建筑，随意更改地区和官制的名称，这些形式主义和繁琐哲学的东西，势必四处碰壁，反而把原来的社会秩序搞乱了，若用上海方言讲，&这算啥名堂呢？&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又如他把董仲舒灾异说以及祥瑞符命这些神学迷信的东西发挥到极致，死到临头时，王莽抱着&符命&逃到宫中的渐台，最终还是死在台上。这些靠迷信骗人的东西只能欺人于一时，不能骗人于一世，它一旦被人识破，那便成为促使改制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法家，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也有两段非常精辟的分析，其云：&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还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法家所强调的那套东西，&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确实说到点子上了，它的优点是在法制面前人人平等，职务上的分工不得逾越。它的问题是在为了划清界限，统一法令，亲亲之恩绝矣。&文革&时期，为了划清阶级界限，把传统的伦理观念给破坏了。在全局与局部，眼前与长期，个别与一般，应从实际出发，有所区别，如大义灭亲的事，应该有，但它只能是在特殊的场合，至于在一般和通常的情况下，主要还是亲亲之间的伦常关系。社会生活是复杂而多元的，在处理复杂的问题时，有经也有权，在不同情况下，应对的方针是不一样的。故法治有时也不能简单化地一刀切，什么事，那么多事在一起，总有轻重缓急，某一时刻总还有必须权宜之处，故原则和变通总还有因地、因时、因人共存的情况。反之，亦是如此。这方面我们过去所犯片面性的教训确实非常深刻。
　　故我们在分析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的过程中，应分别对其思想资源有适当的关注和理解。在准备这两篇讲稿的过程中，我也深深反思&文革&后期尊法评儒时的一些失误，那时候，我们论述儒法斗争史时，缺少两点论，多少犯有一些形而上学和片面性的失误。责任在我们执笔者的身上，故在这次讲课时，我就尽量注意改正了。上篇 从商鞅到韩非&&战国时代的改革变法和法家思潮&
前言／从商鞅变法说起的缘由&
　　战国时期，变法改革的运动在各国此起彼伏，代表变法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法家，法家最早的思想家是商鞅。那个时期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改革，是商鞅在秦国的改革，他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故商鞅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记得当年在上海上演京剧《商鞅》时，朱维铮是顾问，朱镕基在上海观剧时，还激动得为之流泪。改革的事不可能十全十美，有所得，必有所失，有付出当然会有牺牲，没有失败和牺牲的准备怎么行呢？1998年3月，朱镕基在两会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湖南代表团的讨论会上讲&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这些狠话，无非说明他有为改革牺牲个人的思想准备。商鞅为变法最终他个人是作出了牺牲，这也许是打动朱镕基的一个原因吧！
　　商鞅的改革就是变法，从思想流派上讲，他不是儒家，是法家早期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在晚年要我们标点大字本时，便很关注与商鞅相关的代表作，他要我们为他标点注释了《商君书》中三篇文章：《更法》、《画策》与《农战》，都是讲如何改革的问题，可见早在一九七四年四月间，毛泽东已对改革派商鞅变法非常重视了。
　　《商君书&更法》及《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商鞅两句名言，他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三代是指夏、商、周，五霸是指春秋时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意谓夏、商、周的礼制各有差异，五霸的法度各不相同，换一句话说是没有一成不变的礼制与法制，礼与法皆因时而有所变异。另一句名言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意谓国家的管理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只要便于国家管理，不一定要效法古代。所以在商鞅看来，&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尽其用。&意谓礼和法根据当时的形势来制定，诏书和命令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下达，各种武器配备都要适应便于使用的目的。商鞅所说的这些话是他在秦孝公面前与保守派甘龙和杜挚辩论要不要变法时说的，商鞅讲的道理奠定了秦孝公实施变法的决心，商鞅变法便是从这一次庭前辩论开始的。商鞅其人
　　商鞅，商是他的封地，姓公孙，名鞅，出身于卫国的贵族家庭，少年好刑名之学。刑名，指法家的学说。《韩非子&二柄》：&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与事也。&刑与形相通，名是指言。君王对臣子的考核，是考核他所言与所为之事是否相合。&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法家强调所言与所为之事的关系，故后人称法家的学说为刑名之学。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申不害，司马迁在《史记》中便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司马迁把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放在同一篇，实际上是把法家看作老子道家学说的一个支脉，太史公曰中说法家&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指法家的思想是由老子的《道德经》演化而来，叙述王者如何治天下，也就是如何管理国家的学说。
　　关于道家的学说，《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之道家类，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其著录的道家著作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老子》即今之《道德经》五千言，其他大部分著作都散佚了。《庄子》是保留下来了，1993年荆门郭店楚墓发现了竹简本《老子》。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老子》，同时出现的还有《经法》、《十六经》、《称》、《原道》四篇，即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道家的学说流派很多，在战国到秦及汉初思想领域占支配地位。
　　道家的基本观念是从哲学上总结成败存亡祸福的历史经验，目的是帮助统治者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在不同领域道家可以分成不同的派别&&如庄子是放者为之；法家是讲君人南面之术，若韩非子的作品；兵家是讲战略战术，若《孙子兵法》，这都是战国时期道家在不同领域的流变。在不同时期，道家的流变亦各有不同。从秦汉之际到汉初，是黄老之学占主导地位。《汉书&曹参传》记载：&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
　　商鞅原来在魏惠王时，在魏相公叔座手下作中庶子，公叔座知道商鞅有才能，曾向魏惠王推荐，魏惠王没有当一回事。公叔座去世以后，商鞅听说秦孝公在秦国招贤纳士，想恢复秦穆公的霸业，于是由魏入秦，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于秦孝公。秦孝公，秦国嬴姓，名渠梁。秦孝公即位时只有二十一岁，秦孝公元年是公元前361年，在位二十四年，终年不过四十五岁，古代王者长寿的人不多。
　　秦孝公在即位的第一年，所以想到要变法图强而招贤纳士，与他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关。当时函谷关以东的六国若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韩哀王、赵成侯都并立而比较强大，秦僻处雍州，与秦国接壤的是楚国和魏国，秦在关中处于楚、魏之间，北有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南之汉中、巴、黔中皆为楚有，那时中原诸国把秦当做夷狄来看，不让它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孝公即位后所以要发奋图强，一方面是由于外有列强相逼，另一方面国家内忧不断，正是在这样一个内外环境逼迫下，秦孝公才下令招贤纳士，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也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秦孝公与商鞅见面。
　　改革和变法，都是有相应的内外环境逼迫，不得不发奋图强的。同时这也是一个不断奋斗，仁人义士为此付出代价和牺牲的过程。所有的成功和胜利，都有一个付出代价和阵痛的过程。商鞅变法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次改革和变法也都是如此。如果没有这一点认识，那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改革家了。现在改革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词语了，然而真正的变法改革并不如什么人都能说的口头语那么轻松啊！变法交锋：《更法》与《画策》
　　一九七四年的四月间，毛泽东通过姚文元布置我们写作组标点和注释《商君书》的三篇文章：《更法》、《画策》、《农战》，它们集中体现了商鞅变法的基本观念，所以我们就从这三篇文章说起。
　　《更法》那篇记载了商鞅在秦孝公面前与甘龙、杜挚二人辩论能不能变法、该不该变法的问题。这是一次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秦孝公提出来的，也是他主持的。为什么要开这次讨论会，是秦孝公考虑到当时&世事之变&，即战国中叶，秦与关东诸国相处形势的变化，&讨正法之本&，商讨在这个形势下，应对这个变化可以采取的政策法令是什么？&求便民之道&，考虑如何动员民众的力量来应对面前的矛盾和问题。在会议开始的时候，秦孝公便提出想变法，也就是改变原来的法制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他说:&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民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社稷，是国家的代称，社，是土神，稷，是谷神，这里意为国家大事。秦献公去世，秦孝公即位，故称代立。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我代替秦献公即王位，理应不能忘记考虑当前国家的大事究竟是什么？这便是为君之道。&错法，错通&措&，意为施行，是指如何推行法令；务民主长，这个&民&是&明&之讹。刘向《新序&善谋》引此句作&务明主长&，意谓推行法令必须阐明君主善良的意图，这是为人臣者应该做到的。&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此句意谓现在我想变法来治理国家，改革原来的法律制度，改革旧的礼制来教育和训练百姓，但是忧虑天下会不会因此而议论于我。从这一段话可以知道，最早想变法图强的是秦孝公，让朝廷的三个大夫即公孙鞅、甘龙、杜挚一起来议论一下，看是否可行。这三个人中公孙鞅是改革的激进派，甘龙与杜挚是保守派，不赞成更改已有的法度。
　　公孙鞅支持秦孝公要求变法的愿望，故他首先发言。这次发言的要点有二，一是：&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他首先消除秦孝公的疑虑，凡事不能犹豫不决，不可过多顾虑他人的议论。其实每一次改革都会有不同政见的议论，北宋王安石变法时，也是众说纷纭，那时流传过那么一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即三不足说。毛泽东在文革后期也重提过这&三不足&说，也就是不能因为不同意见的议论而犹豫不决。公孙鞅还说：&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法令的设置是为了爱护民众，礼制的设置是为了便利行事，因此对圣人来说，如果能够使国家强盛，那就用不到按照老规矩办事，如果对民众有利，就不必沿用旧的礼制。公孙鞅这一番话是为了坚定秦孝公要求变法的决心，所以秦孝公称赞公孙鞅这一番话&善&，也就是好的意思。　　甘龙提出异议，他说：&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他认为依照秦国之故俗和既成的法制来管理，那么官吏们熟悉，民众也安心。
　　公孙鞅回答说：&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即认为甘龙的说法是世俗人们的观念，一般人都安于故习，然而&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还说：&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 ；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即对那些拘于旧礼俗的人，不值得和他们讨论国家大事，受制于旧法的人，不值得与他们商量变法的事，认为秦孝公不应对变法的事有任何怀疑了。
　　杜挚又进一步提出异议，其云：&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他的话是认为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法，器物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易，所以还是照老的办法做，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遵循大家习惯的礼俗，不至于出什么大的差错，所以请君王郑重考虑变法可能有的风险。
　　公孙鞅回答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即历代的教法都不相同，你去效法哪一代的古法？历代帝王的礼制都有变化，你去遵循哪一代的礼制啊！所以公孙鞅的结论是&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换一句话说，一切都要从当前实际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用现在的话讲，那就是要解放思想。由此他说：&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意谓违反传统法制的做法未必就被否定，遵循旧的礼俗者未必都对。这个精神，集中一点就是毛泽东曾经说的厚今薄古，一切从当前出发，要实事求是。
　　经过这样一番辩论，秦孝公下定决心变法了，他说：&穷巷多恡，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即处于穷乡僻壤的人，往往缺少见识，同吝，鄙陋的意思。曲学，指甘龙、杜挚这二个守旧的人却喜欢诡辩。&寡人不之疑矣&，我对变法的事不再有任何怀疑了。
　　从《更法》这一篇的文字，可以看到秦孝公还是有一点民主精神的，在最后决策之前，还是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非分清以后，才下决心实施变法。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民主集中制，决策前发扬民主，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权衡各种利弊得失，把问题都基本弄清楚以后再集中统一。这也许是中国的传统，与西方公投来作为决策根据的做法不同。公民投票所作决定，是不是一定正确，那很难说，投票人不一定清楚其中的是非与利害关系，带有相当的盲目性。苏格拉底是希腊有名的古典哲学家，他就是通过公投被处死的。法国大革命时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也是通过公投上的断头台。我们的办法，不一定比西方逊色。　　《画策》是《商君书》的第十八篇，是公孙鞅建议推行变法的措施，这里不全文引了，文中的精神集中于这样二句话：
　　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这句话的意思，战争当然不好，当敌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时候，只有以战争来解决战争的问题，彻底打败和消灭对方的军事力量，那就是以战争来制止战争。过去我们搞武装斗争就是这么一回事。抢劫杀人对社会治安当然不好，处理的办法，对故意杀人的犯人严惩不贷，那就能改善社会治安。刑罚当然是一件痛苦的事，为了减少和免除刑罚，那就以重刑相威，从而使人不敢再违法犯罪了，从观念上讲，可以称之为重刑主义。当年邓小平严打就是那么一回事，狠抓了一阵，社会治安就好转了。当然这样运动式的严打，往往会错杀人，会有冤案。过去历次运动都有严刑峻法开道的，这个传统对我们有影响，在外人看来，缺乏人道了。故这也应有一个度，不能长期持续依靠这种办法，持续时间久了，它也会走向反面。任何处置问题的手段，都有一定的时间和条件的限制，都不是亘古不变，因时而变则是恒定的。
　　变法的目标是&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法令的推行要做到&法必明，令必行&，要&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换一句话说，法令的推行要有一股势头，冲决而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孙子兵法&势》讲：&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张弩，节如发机。&还说：&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势也。&法令的推行要有一股雷厉风行的势头，温文尔雅是搞不下去的。公孙鞅推行变法，实际上是用兵家打仗的办法来推动这场变法运动。反过来说，运动造势的办法不是万能的，许多事需要有制度的规定，靠经常性工作，才能持之以恒。
　　《汉书&艺文志》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著录了中国古代的典籍，分为七大类，故称《七略》，这七略是《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在这部目录著作中，《商君书》被重复著录两次，一次是著录在《诸子略》的法家一类，称：&《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另一次是著录在《兵书略》，称：&《公孙鞅》二十七篇。&著录二处的还有一部书，即《孙子兵法》，在《诸子略》中道家和《兵书略》中都有著录。这里透露一个信息，商鞅的思想在先秦诸子中，跨越于道家、兵家、法家之间，他的思想源于道家，商鞅用以处理政治经济问题时，那是法家，用以处理战争问题，那是兵家，他的变法又是为战争服务的。了解这一点，对我们下面分析他思想的特征和源流有很大好处。
　　《农战》：以农业为基础，奖励农战
　　《农战》这一篇，是商鞅变法最基本的方面。《更法》的最后一句话，是&遂出《垦草令》&。这个命令的中心便是《汉书&食货志》所说的&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中国古代社会的分工无非是士农工商四类，还是《汉书&食货志》所言：
　　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四民之中，工匠作为匠户是居住在城市，商居住于市肆，士亦居于城郭，只有农居于郊野，故城乡户籍的区分，古已有之，而农是按井田制安置其垦田和庐舍。《汉书&食货志》还有这么一段话：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
　　在古代，人口少，土地荒芜，井田制实际上是众人垦荒中的土地分配，这种土地分配的方法各有定额，有的相当于宅基地和自留田，有的相当于责任田。在古代井田制分配土地的办法着眼控制的是人口，也就是让农民居有定舍，所以要有井田式的经界，目的是保障公田上的劳役和兵役的负担，士兵亦是从垦田的农民中产生。孟子讲古代的井田制是把它理想化了，实际上这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保障税收和兵役的来源。《汉书&刑法志》称：
　　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
　　从这一段话，可以知道在古代是耕战合一、兵农合一的。农民除了税负以外，最重的负担是兵役，农民服兵役要自备口粮、马匹和器械，尽管这是由若干户共同承担，然而对农民而言，负担最重的是兵役。
　　齐桓公时任用管仲，《汉书&刑法志》叙述其采取的措施：
　　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军政成虖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祸福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目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
　　齐桓公任用管仲而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军事力量的强大，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采取寓兵于农的办法，只要农民依井田制附着在土地上，那么农业发展了，士兵的来源也有了，农村富裕了，军队的装备也有了，强兵的基础是强农。古代以车战为主，卿大夫之家，其役使的农夫可以备百乘战车，称&百乘之家&；诸侯之国具备千乘战车，称为&千乘之国&；天子可以具备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农民在农忙时忙于农事，农闲时从事军事训练，有战事时便外出服兵役，这就是农与战二者紧密相连，军队的士兵是从农民中来的。　　《商君书&农战》的中心思想，使农民专心于农事，从而强兵以达到强国的目标。所以他一是反对空谈，认为空谈误国；二是反对靡事商贾；三是鼓励开垦，发展农业，以农业为基础，农业发展，兵源也有了，国家也就强大了，这便是《农战》篇贯穿始终的观念。故他在《农战》篇提出：&国之兴者，农战也。&他说：&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而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这段话的意思是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仓库粮食贮备尽管已经充实，对农业生产的督促仍然不能有任何忽视。尽管国家大了，民众多了，大家也不受士子之间花言巧语的迷惑，因为空言误国。人民朴实了，专心于农战，那些人便不能以花言巧语来骗取官爵了，这样的话奸邪便不会产生，君主也不会受他们的迷惑。商鞅还在《农战》中说：
　　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这是从君主如何治国的角度讲，他还是借农民的视角来阐述，其云：&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反过来则是：&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这二段话的意思是百姓说：&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每年收获先交给国家，剩余的来抚养亲人，不顾牺牲生命为国家作战，为的是尊敬君主，安定国家。如果我这样努力的结果，还是仓库空虚，君主地位低下，自己的家庭陷于贫困，那还不如靠游说去谋求官爵。&
　　他再从如何为国的角度讲，他说：&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全句的意思是：&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国法严明，所以不任用卖弄聪明的人；君主实行统一的农战政策，人民就不会去从事不正当的经营，这样国家的力量便专一而集中了。国力如能专一而集中于农战，国家的地位就显得强大。如果这个国家喜好言谈游说的士子，提倡空谈，扰乱人们的思想，那么国家便会被这种空谈所失误而削弱。&
　　他这个意思是针对战国起始，纵横家流行，空谈的人多，投机取巧的人多，脚踏实地实干肯干的人少。这些意见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所以他还说：&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国家，如果一百人在从事农耕，只有一个人坐食，那么必然能成就王业。十人种田，一人坐食，至少能使国家富强，一半人种田，一半人坐食，那么国家就有危险了。因此要管理好国家，就要引导人民关注农业生产。他的结论是：&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搏之于农而已矣。&圣人管理国家大事时，推行农业为基础的这个基本政策，奖励农战，使全国人民都专注于如何发展农业生产而已。
　　毛主席当年要读《商君书》的《更法》、《画策》、《农战》这三篇文章，亦还是含有深意。而商鞅的这些话，现在看来还是有现实意义，农业是基础，粮食的生产不能保障供应，国家将很难独立自主了。现在我们的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化肥和机械化，因此原油的消耗日增，有资料显示，从2005年&&2011年，我国进口的原油从1.27亿吨增加到2.54亿吨，增长了一倍，而付出的时值则是从477.2亿美元增长到1966.6亿美元，增长了三倍多，这个情况从长期来看是难以为继的。从粮食的供求关系上讲，我们现在年进口的粮食已达到6000万吨，从长期看，这也是难以为继的。国际上粮价有一个上升的趋势，我们进口什么，他们就大幅涨价。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资源，但最基本的资源还是应该自力更生，否则人家能卡我们的脖子。南海问题的闹腾，无非是卡我们运输的通道。全球化并非是风平浪静、天下太平的状况，从世界范围看战争还是连年不断，那些肆言可以依靠进口粮食，放手圈占农民土地的言论，是误国害民的。这一类信口开河的议论，应该群起加以痛斥，不要为这种谬论提供市场。要懂得许多事，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沿海的军事紧张形势，对我们依赖海外资源的运输通道，毕竟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下篇：汉儒神学化和王莽改制的失败
　　汉儒的发展，有其倾向神学化的一面，而王莽的起家，一是得益于外戚，汉有外戚辅政的传统，二是得益于儒学的神学化。王莽改制的失败，亦由于其过于迷恋儒学神学化之荒诞。其三，王莽之所以得逞，亦由于帝室的衰落，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今围绕这三点，逐步叙述王莽起家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资源，起家的过程，新莽代汉前后王莽的改制措施，然后叙述其垮塌的历程及其失败的原因。
汉代外戚辅政的传统是王莽起家的历史背景
　　汉代有外戚辅政的传统，高祖刘邦时，吕后便辅政于内，刘邦去世，朝廷的权力便掌握在吕氏手中，吕后拜吕台、吕产为将，将兵居南北军，诸吕皆官，居中用事，诸吕有六人封为列侯。惠帝时期吕后执政，惠帝死了吕后继续执政八年。到吕后去世，周勃、陈平他们发动政变，才改变局面。他们所以立代王为文帝，因其母薄姬为人仁善，出身贫贱，家孤单，薄氏封侯者仅一人，即其弟薄昭，封为轵侯，便于应付。
　　孝文帝的窦皇后，以良家子出身，其父亲早卒，其弟为人所掠卖，由于出身低微，后来也不敢以富贵骄人。文帝去世，窦氏为皇太后，其兄长君先死，所以封其子为南皮侯。又封其弟广国为章武侯，其从昆弟子窦婴，因破吴楚七国功，封魏其侯。窦氏为侯者仅此三人。
　　孝景帝立武帝母王氏为后，后有同母异父弟田蚡与田胜，武帝即位时，封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在武帝初，外家开始有人参政了。
　　汉武帝即位时，只有十六岁，故武帝初年先是窦太后掌权（外家掌权了），后来是母后说了算，实际执政的是窦婴与田蚡，前者为丞相，后者为太尉。窦太后在时，窦太后说了算，窦婴的地位高。窦太后去世，田蚡的影响大。《汉书&田蚡传》称：&丞相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库！&是后乃退。&
　　那时外戚能弄权，但汉武帝是有作为有主张的君主，田蚡也受限制，田蚡所以能如此，有其姊王皇后在支持。窦婴在窦太后去世以后便失势了，为了给灌夫打抱不平，自己也一同被杀。田蚡是病死的，窦太后与王太后去世以后，再没有外戚的力量牵制汉武帝时，汉武帝才能有所作为。
　　然而汉武帝时，三大将皆因女宠而得任用，汉武帝宠卫子夫时，卫青以卫子夫同母弟得用为大将军，征匈奴有功，封长平侯。而霍去病以卫皇后姊之子而被用，为骠骑将军，征匈奴亦有功。李广利则因武帝宠其妹李夫人而为贰师将军。霍光则是霍去病的兄弟，得以侍卫在武帝左右，汉武帝临终时，托孤于霍光，霍光也是以外家起而掌权的。
　　汉武帝早年深感女主掌权之苦，故其临终立少子刘弗陵为太子时，先以他故赐其母赵婕妤死，然后在临终时托孤于霍光、上官桀等。昭帝即位时只有九岁，在位十三年，终年仅二十一岁，他的夫人是上官桀的孙女，而上官桀之子安娶霍光女，尽管二人是婚姻之家，但在权力斗争上却互不相让，上官桀失败，被族诛。从这里可以看到外戚之间为争夺权力，也可以变成你死我活互不相让的局面。
　　昭帝死了以后，立昌邑王刘贺，他是李夫人之子，不久被废，然后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汉宣帝。刘询原名病已，因早年多病苦，故取此名以祛灾，后改名为询。他是戾太子刘据的孙子，由于巫蛊之事，太子刘据，包括母亲卫子夫皆死，而刘询刚生数月，赖廷尉监邴吉保护，后在其祖母史良娣家抚养长大。废昌邑王之后，武帝后代只有刘询生长于民间，故立其为帝，即汉宣帝。刘询在民间时便娶许广汉之女为妻，刘询即位以后，即以许氏为皇后，这是即位以前的婚姻关系。
　　宣帝即位以后，朝廷大权都掌握在霍光的手上，霍光的夫人显，设法药死了许后，故许后立三年后即去世，留有一子，即后来的汉元帝。霍光又将其幼女入宫，立为皇后。霍光的夫人为什么如此做，是希望借助于婚姻关系来巩固和稳定霍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但是霍光去世，这场谋杀案子被翻出来时，反而给霍氏家族带来灭顶之灾。
　　从这一连串事件，可以看到与皇家缔结婚姻关系成为步入权力顶端的一条捷径，但在外戚之间，亦往往为了争夺权力而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汉王朝前期的状况是如此，汉王朝后期，外戚篡权和外戚之间的争权夺利斗争也愈演愈烈。
　　　　外戚能不能擅权，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君王个人的能力和精神状态。汉代前期，文帝、景帝、武帝时期，都还是有主张的，生杀之权掌控在自己手上，外戚很难专权，如惠帝那样软弱，那当然受制于其母亲吕后。如果立幼主，那就很难避免女主临朝与外戚辅政的局面。汉武帝立昭帝刘弗陵为太子时，先借故赐其母死，也就是这个道理。
　　一旦身处权力结构的中心，大利大害相伴而生，那时的人，往往缺乏最起码的人性了，上演的是一幕又一幕血腥的人吃人的惨剧。这是因为公共权力私有化以后，越在顶层，这个斗争便越残酷、越缺乏人性。宣帝亲历过霍光这个家族专权的过程，所以他在位的二十五年没有再一次出现外戚专权的状况，班固在《汉书&宣帝纪》的赞语中称：
　　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
　　故班固称其&可谓中兴&，昭、宣二代，与民休息，基本上扭转了武帝晚年的危局。&
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记得一九七三年时，毛泽东主席曾提起过《汉书&元帝纪》开头，那时尚是太子的汉元帝柔仁好儒，与其父汉宣帝之间有过一段对话，史载：
　　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
　　汉宣帝这一段&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其中的王道，是儒家讲的伦理，尊尊亲亲，霸道是讲法治，后人往往以儒表法里概括之。从社会的管理上讲，一般都包括思想上的防线，伦理上的防线，法制上的防线。
& &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義法》讲到&義&这个字的含义，是&以義正我&，是以道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也就是《礼记&中庸》讲的诚心正义修身这三个方面，所约束的是追求私利的贪欲。第二条防线，讲礼仪制度与纲常关系，是以伦理来约束自身贪欲。在这一道防线之后，还有行政制度与社会舆论的约束，即群众监督和法制的强迫作用。第一道防线很重要，指人们思想上的防线，与第二道防线合在一起就是王道。后面一道防线就是法制的作用。儒表法里是讲一方面要有正确的思想引导，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 & 另一方面要有舆论、法制和群众的监督，单单依靠人的自觉不行，有一些人会私欲横行，所以还得有法制的约束。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要两手都过硬。现在的问题，这两手都太软。
& & 接着汉宣帝上面这一段话，毛就说了，&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这四代，都是放手让儒生执政，结果都软弱无能，而且为人行事皆荒诞不经。　　《汉书&淮阳宪王钦传》也讲到宣帝&常有意欲立张婕妤与宪王&，&然用太子起于微细，上少依倚许氏，及即位而许后以杀死，太子早失母，故弗忍也。&所以还是让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元帝二十七岁即位，在位十六年，终年四十三。这个人做了皇帝以后，身体不好。班固《汉书&元帝纪》赞语称：
　　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这里讲了两条，一是好儒术，用儒生为相，而实际执政的则是身边的宦官石显。二是个人爱好器乐，而且自己会吹奏和作曲，应该说是一个很有天分的音乐家。三是此人优柔寡断，不是做皇帝的料，让他做皇帝反而害了他。《汉书&石显传》亦称：
　　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
　　为帝者懒得管事，结果变成让身边的宦官专权了。宣宗临终时，曾让萧望之、周堪、史高三个人辅政，史高是外戚，萧望之是汉元帝的师傅，儒者之宗。他们对石显专权有意见，那时中书是宦官弘恭与石显掌权，&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汉书&萧望之传》）这下子得罪了石显他们，但石显有外戚史高的支持，故亦有恃无恐。
　　汉元帝不懂得文法，他们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而汉元帝不懂得&召致廷尉&便是下狱，同意了他们的奏疏。过了几天，汉元帝要找他们议事，才知道他们被系狱，责问怎么弄到廷尉下狱呢？最终萧望之仰药自尽，周堪与刘向被免为庶人。
　　萧望之死了以后，元帝&追念不已&，于是加恩其子，每年派使者去给萧望之扫墓。从这件具体事例可知，汉元帝在政事上之无知与无能，完全被石显玩弄在股掌之间。石显要到元帝去世、成帝即位以后，才失去依靠，被揭发过去的问题，免官返乡，在半路病死。
　　由此汉元帝在位的十六年，他是怎么做皇帝的，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的皇帝生活，是沉湎音乐。《汉书&史丹传》有一段记载元帝后期在宫廷内音乐演奏的细节，其云：
　　建昭之后，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铜丸以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
　　建昭是汉元帝晚年的年号，纪年的时间共五年（公元前三八年到前三四年），这里记载元帝在殿上听音乐，扔下铜丸来掷中鼙鼓，声音符合庄严的鼓乐节拍，这是有相当难度的。定陶王即刘康，是汉元帝的儿子。
　　《汉书&定陶王传》称：&王少而爱，长多材艺，习知音声，上奇器之。母（傅）昭仪又幸，几代皇后太子。&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到汉元帝父子俩都那么沉迷于音乐，而且儿子的音乐材料，更胜一筹。从元帝个人讲，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从做皇帝讲，那就是孔子讲的&玩物丧志&，结果是误了国事。故班固会在其赞语中称&孝宣之业衰矣&。作为皇帝，他只能算是一个败家子。　　继元帝在位的是汉成帝，即刘骜，宣帝称其为太孙，常置于身边左右，他三岁时宣帝便去世了，元帝即位时立其为太子。这样从小生活在深宫大院之内，长大于妇人之手，如此从孩子抓起，能培养出好皇帝来吗？当然不能。要培养一个音乐家，如汉元帝与定陶王，可以从娃娃抓起。但是要培养一个管理国家大事的皇位接班人，让其生活在&机关大院&可造就不了好皇帝。
　　汉宣帝早年是生活在民间的，合格的帝王只能在群众生活中，在斗争中历练出来，捧起来的只能是刘禅那样的阿斗，最终当了俘虏，还说&乐不思蜀&。汉成帝二十岁时即位，在位时间是二十六年，终年四十五岁。元帝与成帝父子俩都死于壮年，生活条件太优越了，不一定能长寿。班固《汉书&成帝纪》的赞语云：
　　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从班固赞语可知，这是近距离观察汉成帝刘骜如何有模有样地做皇帝的，但其&善修容仪&只是徒具形式，关键是能不能防微杜渐地及时处理内外的各种问题。其实那些形式上的东西，都是花架子，决定成败得失的是其内涵，即其驾驭国家机构、应对各种复杂社会危机的能力，然而汉成帝在这方面完全无能。
　　在宫庭生活，他完全沉湎于女色，这是亡国之主的一个特色。他宠爱的是赵飞燕，有一个成语叫燕瘦环肥，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女，二个人各有特色，即瘦飞燕与肥玉环，赵飞燕以瘦为特色，而唐人好肥，故杨贵妃以肥为其美色。成帝好女宠，先有许后，以后班婕妤，此后有李平，亦立为婕妤，时间久了，皆失宠，又宠赵飞燕。《汉书&外戚传下》关于赵飞燕亦有传，其云：
　　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说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婕妤，贵倾后宫。
　　她们姊妹俩专宠十余年，皆无子。后赵飞燕立为皇后，她也干过缺德事，即诬告许后与班婕妤诅咒王美人及王凤，许后因此被废，而班婕妤在被拷问时，不认，故没有处置，后来退处东宫，供养太后。班家有文，班婕妤亦善于辞赋。从成帝后宫诸妃之间的矛盾斗争可以看出来，因成帝沉湎酒色，故后宫也不得太平。
　　成帝时，朝廷上实为孝元皇后的兄弟王凤执政。孝元皇后是成帝的母亲，其家有十侯五大司马，这五大司马是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王莽。在整个汉代，外戚莫盛于王家，之所以盛是仗成帝之母孝元皇后，故那个时期的外戚擅权，肇始于汉元帝时的王皇后。元帝时实际执政的是弘恭与石显这些宦官，成帝即位以后，王家以王凤为代表开始掌权了，王凤是成帝的舅舅，遂以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朝政归于王家，而成帝则沉湎于酒色，不问政事，而且没有儿子。
　　成帝死得很突然，半夜里还好好的，早晨起床，&因失衣，不能言&，便去世了，看来是脑卒或心梗。这件突然事件怪罪于赵飞燕的妹妹，《外戚传下》称：&民间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诏大司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群众讙哗怪之。掖庭令辅等在后庭左右，侍燕迫近，杂与御史、丞相、廷尉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昭仪自杀。&不久，赵飞燕也垮了。哀帝即位以后，追查成帝与许美人有子，产子，子隐不见，查下来是成帝在赵昭仪唆使下派人取儿弄死埋了，故其子下落不明。　　成帝没有子嗣，以定陶王之子刘欣立，以元帝庶孙的身份继承皇位，其所以立为太子，是因赵飞燕的支持。哀帝的祖母是傅家，母亲是丁家，这二户与元王后有隙，在哀帝执政时，王氏失势，这实际上是后宫外戚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天上飞来的富贵，都靠不住。班固在《外戚传下》有一段赞语云：
　　夫女宠之兴，由至微而体至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老子说过&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依&，福与祸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祸福之宗也。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许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放流，呜呼！鉴兹行事，变亦备矣。
　　故后宫以外戚得势，未必是好兆头，大利之所在，必以大害相伴，在利害之前，审慎以义，不图侥幸，方能避祸为福。外戚之间，王家与丁、傅二家之间的争斗，留在后面再说。先说哀帝其人，哀帝刘欣，即位时二十岁，在位六年，终年二十六，没有留下子孙。这个人喜欢董贤，与他搞同性恋，并未留意于政事。《汉书&佞幸传》载董贤之事，董贤是太子舍人，哀帝即位以后，随太子入宫为郎官，这是建平三年（公元前四年）间的事情。《汉书&董贤传》云：
　　贤传漏（报时）在殿下，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识而问之，曰：&是舍人董贤邪？&因引上与语，拜为黄门郎，由是始幸。&&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贤亦性柔和便辟，善为媚以自固。每赐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视医药。上以贤难归，诏令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位次皇后，更名其舍为椒风，以配椒房云。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赏赐昭仪及贤妻亦各千万数。迁贤父为少府，赐爵关内侯，食邑，复徙为卫尉。又以贤妻父为将作大匠，弟为执金吾。
　　又云：
　　上置酒麒麟殿，贤父子亲属宴饮，王闳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侧。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上默然不说，左右皆恐。于是遣闳出，后不得复侍宴。
　　从哀帝与董贤的关系看，哪像一个做皇帝的样子？把权力当做儿戏在玩弄，迷恋于酒色的结果是短命，二十六岁便去世了，而且没有留下后代，他这一死，权力立即处于真空状态，什么人能抓住这个时机，那他就能掌控国家权力。接哀帝位的是平帝，他是一个只有九岁的小孩子，在这个关键时刻孝元皇后起了关键的作用，王莽是在这个机会中走上权力顶峰的。
　　班固在《汉书&佞幸传》的赞语中，说了一段颇有意味的话，其云：
　　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观籍、闳、邓、韩之徒非一，而董贤之宠尤盛，父子并为公卿，可谓贵重人臣无二矣。然进不由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哀、平之际，国多衅矣。主疾无嗣，弄臣为辅，鼎足不强，栋干微挠。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贤缢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夺位幽废，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故仲尼著&损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为此也。
　　这一段话班固讲的比较沉重，但切中要害。所谓损三友，即友便辟，友柔善，友便佞，损矣。意谓碰到柔仁拍马屁的人，要远离三尺，只给你讲好话的人，不见得便是好人，为人要善待诤友。
　　孝元皇后的起家及其如何为王莽上台铺平道路
　　孝元皇后，即王政君，她的父亲叫王禁，曾经在廷尉为史，生有四女八男，王政君是其次女。八个儿子，依次为王凤、王曼、王谭、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其中王凤、王崇与政君是同一个母亲。王政君十八岁时，她父亲把她送入掖庭为家人子。掖庭是皇宫的旁舍，宫嫔的居舍，庶民之女入宫，称家人子。宣帝的王皇后，从后宫家人子中挑选了五个人供太子选择，时王政君坐在太子一旁，被选中送入太子宫，怀孕生子，即后来的汉成帝刘骜。
　　元帝去世以后，汉成帝即位，她便成为皇太后了，史称孝元皇后。这个人还有一点心机，沉得住气。成帝即位时，只有二十岁，生长于宫庭，爱好音乐，没有经历过世事，故政事都交给其舅王凤掌管，以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王凤是孝元皇后的亲哥哥。河平二年（公元前二七年），同时封成帝之舅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一天封侯，故称之为&五侯&。那时王氏的子弟皆在朝廷为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要于朝廷，朝臣皆侧目而视。
　　王凤前后执政十一年，大小事都由王凤决策。有一次成帝与刘向的少子刘歆闲聊，二人言语投机，成帝欲以为中常侍，令人取衣冠，让刘歆拜官，左右皆称须请示大将军王凤，成帝说，这件小事还要问大将军吗？结果拗不过左右近侍，还是去问了王凤，王凤认为不行，便只好作罢。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成帝为王氏家族所架空，在宫庭内只能用音乐和宴会来寻欢作乐了。
　　王凤头脑还比较清醒，还能掌控大局，其他诸舅那就穷奢极侈不知所以了。《汉书&元后传》称：
　　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吏皆出其门。又以侍中太仆音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而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其奢僭如此。
　　高都是水名，入长安。外杜，长安地名，白虎亦是地名。指既坏决高都水，作殿，复衍及外杜里。这一段是显示五侯宅院之豪华奢侈，姬妾满庭，僮奴千百。这样一种穷奢极侈的生活，很难持久的。王凤临终时，成帝问他谁能承其后之事，他说王谭等五侯必不可信用，他推荐了堂兄弟王音。王音辅成帝八年，接下来以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四年。接下来是以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而王根则荐王莽来取代自己，于是王莽为大司马。王莽是孝元皇后兄弟王曼的儿子，曼早死。王莽辅政半年后，成帝去世，故成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都是孝元王皇后的家族在把持朝政。
　　汉哀帝是以定陶王之子继位的，他的祖母是傅昭仪，被尊为太后，母亲是丁姬，后宫的亲属关系发生变化了。哀帝即位后二年，傅太后与丁姬皆上尊号，丞相朱博便劾王莽，&亏损孝道，当伏显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请免为庶人。&于是王莽便被遣就封国，时王莽为新都侯，在今河南南阳地区。他在封国前后只有三年时间，在哀帝执政的四、五年时间，王氏家族势力处于低潮，哀帝的最后一年，王莽被征还京师，傅太后、丁太后皆先于哀帝去世，王家势力才重新抬头。哀帝去世时，孝元皇太后挺身而出，掌控了全局，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场宫庭政变。
　　　哀帝驾崩当日，《汉书&董贤传》载：
　　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厢，问以丧事调度。贤内忧，不能对，免冠谢。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晓习故事，吾令莽佐君。&贤顿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书劾贤帝病不亲医药，禁止贤不得入出宫殿司马中。贤不知所为，诣阙免冠徒跣谢。莽使谒者以太后诏即阙下册贤曰：&间者以来，阴阳不调，灾害并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辅也，高安侯贤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非所以折冲绥远也。其收大司马印绶，罢归第。&即日贤与妻皆自杀，家惶恐夜葬。
　　从这段记载，可见哀帝死得很突然，近身的董贤毫无思想准备，而董贤固实小人得志，不知道如何应对如此突发事件，便束手自尽了。又《汉书&王莽传》亦载此事过程，今录其文于下：
　　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莽白：&大司马高安侯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印绶。&贤即日自杀。太后诏公卿举可大司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举莽，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互相举。太后拜莽为大司马，与议立嗣。
　　于是立元帝之孙、中山孝王之子刘为帝，即汉平帝，当时他只有九岁，母亲是卫姬，实际上由孝元皇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由大司马王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
　　平帝只是一个傀儡，在位只有五年，终年十五岁。关于平帝之死，颜师古称：&《汉注》云帝春秋益壮，以母卫太后故怨不悦。莽自知益疏，篡杀之谋由是生，因到腊日上椒酒，置药酒中。故翟义移书云：&莽鸩弑平皇帝。&&因此，平帝很可能是王莽谋害的。平帝母卫姬，平帝立，王莽不让卫后进京，为此卫后日夜涕泣，思见帝，而平帝思母，亦怨恨于王莽，这才迫使王莽对平帝下毒手。王莽篡国后，卫后被废为家人，不久亦去世。由此可见权力争夺过程中，人际关系就是那么残酷无情。　
　　王莽的父亲王曼，论年齿仅次于王凤，但与王凤异母，故与王政君是异母兄弟。王曼早死而没有封侯，故早年王莽之堂兄弟因五侯之子，皆&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汉书&王莽传》）
　　王莽从外表上看与儒生无异，故能博得诸人赞誉。王凤生病时，&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他靠侍病王凤，巴结太后，才获得王氏家族的认可，为其出身为官创造了条件。到了成帝末年，诸舅皆已相继去世，那时王家比较像样的也只有王莽这个人了，王根只有推荐王莽来取代自己为大司马。通过成帝末及哀帝初为大司马的历练，王莽获得了掌控中央国家权力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后来被迫就国，他也有恃无恐，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这就是王莽后来取得政权的外部条件和其自身的历练与素养。　　王莽就国时，也充分表现自己儒家那套虚伪的道德修养，以博得人们的赞誉。&莽杜门自守，其中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颂莽功德，上（指哀帝）于是征莽。&王莽能回到京师除了仰仗元后的势力，还有社会舆论的支持。王莽善于作假，这是他之后一以贯之的行为准则，虚情假意可以迷惑人们于一时，问题的关键还是他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虚名假誉迟早会露出破绽来的，能欺人于一时，不能欺人于一世。
　　王莽接替权力以后，立即设法处理他的政敌，没有举他为大司马的何武与公孙禄因互举而被免职了，同时拉拢孔子的后裔大司徒孔光作自己执政的陪衬。王莽任命孔光的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通过孔光把相关事项上奏给太皇太后，然后王莽再给太皇太后打招呼，允其所奏，那他就不直接出面作恶人。
　　同时又设法孤立孝元太皇太后。太后的亲弟弟王立，可以把朝廷的状况报告给太后，王莽就设法让红阳侯王立就国。他就这样以上胁下，以下胁上，提拔亲附自己的如王舜、王邑等人，以便于独揽大权。立了平帝以后，投靠王莽的孔光、王舜等被封为四辅，以王莽为安汉公。同时他还让公卿奏言太后年老厌政，不宜亲省小事，大小事宜均应由安汉公定夺，迫使太后下诏：&自今以来，惟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
　　如此便把太后也架空了，王莽一人大权独揽，太后对他也无可奈何。王莽便是玩弄这些小聪明篡权和欺骗太后和朝臣，这样人人都有求于王莽。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还把女儿嫁给平帝为皇后，在这个背景下，群臣便皆上奏称莽功德。
　　王莽这个人对自己子女也非常残忍，王宇是他的长子，曾经与平帝母卫后策划上书谋回宫，护持平帝，为此王莽把自己的儿子王宇下狱饮药死。王宇的老师吴章及其妻兄吕宽等人牵涉到此事，包括红阳侯王立，王莽都派使者迫使他们饮药自杀，王宇的妻子怀孕，亦在狱中杀之。虎毒不食子，王莽的几个儿子都是他自己亲手逼死的，这些行为反映了他凶狠残暴的一面，为了把持权力，他既有假仁假义笼络人心的一面，背后还有残酷暴虐的另一面。
　　平帝死后，王莽在汉宣帝玄孙中挑选了只有两岁的广戚侯子刘婴作为傀儡，自己仿周公居摄践祚为假皇帝了，而且改元为居摄，以假皇帝自称，臣民谓之摄皇帝，立刘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他对孺子的态度，是使周围的人不能对小孩子说话，故孺子是在失语的状态下长大，实际上成为不懂事的白痴了。
　　到王莽改制，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他改制的那一套做法完全是从儒家典籍那里搬来的形式主义的一套东西。王莽这个人又非常迷信鬼神，玩弄汉儒从阴阳家那儿搬来的灾异祥瑞那一套东西，作为自己的说辞。他是孝元太皇太后一手扶持起来的，王莽即皇帝位以后，又逼太后交出汉的传国玉玺，《汉书&元后传》载其事云：
　　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
　　尽管这些话骂得很痛快，最后王莽还是得到了汉的传国玺，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王莽这个人为人之丑恶。&
　　王莽改制的思想资源
　　王莽的改制，在其掌握政权前后，所进行的改革措施，无非包括三个方面。
　　一个是官制的改革，大都属于形式上的东西。他是模仿周礼的，他行事的思想资源大多来自汉代的儒学，儒学在汉代有许多倾向于神学的变化。
　　二是田制的改革，他想推行古代的井田制，实施土地国有制。这件事的思想资源来自古代的儒学，又有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王莽这项改革是完全失败的，在社会上制造了很大的混乱。改革只能从实际出发来调整利益关系，儒学复古的观念是错误的，从理论和概念出发是导致他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
　　三是关于币制的改革。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工具，货币本身不会创造财富，当内外动乱相继而起，用兵要有财政上的支持，这时王莽想在货币发行上打主意，结果失败了。在他之前汉武帝曾经这样做过，失败了，只能推行五铢钱，汉武帝在失败以后，能下罪己诏，转变政策，重新稳住阵脚，王莽做不到这一点，是一败而不可收拾。
　　王莽改制相关的这三点，皆来源于儒学，故得大体知道一点儒学思想在汉代发展演变的过程，它怎么会产生如王莽这样一个怪物。
　　先说汉代儒学思想的变化，然后说它与王莽变法的历史渊源关系。先举一个例子，平帝元始四年（公元四年），王莽在二月间立其女儿为皇后，那一年的夏天，安汉公王莽便建议立明堂、辟雍，实际上还包括灵台。
　　明堂这个东西比较复杂，《礼记&月令》讲的明堂，始见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孟春纪便有&天子居青阳左个&，仲春纪讲&天子居青阳大庙&，季春纪讲&天子居青阳右个&，孟夏纪讲&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纪讲&天子居明堂太庙&，季夏纪讲&天子居明堂右个&，下面秋、冬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依照《吕氏春秋》的说法，明堂是天子起居和宣布政令的地方，其形制为中方外圆，不同方位有不同名称，东为青阳，南为明堂，西为总章，北为玄堂。四堂各有一个正室，称为太庙，两个侧室，左侧为左个，右侧为右个，个即间隔的意思，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关于明堂的记载。
　　《礼记》有一篇名叫《明堂位》的，认为&明堂也，明诸侯之尊卑也&，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各诸侯以公侯伯子男诸等级的爵位，各自定位，实际上是确定诸侯与天子之间等级隶属关系。后来关于明堂的说法便越来越复杂了，东汉时的应劭认为，&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明堂上圜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
　　《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关于辟雍，应劭认为象辟圜，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这样的建筑模式，是无法付诸实施的。《礼记&王制》称：&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东汉以后，历代的太学，宋以前皆称辟雍，实际上是祭祀的场所。灵台，是帝王的园林。《孟子&梁惠王》：&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
　　这些都是古代的传说，儒家当一回事在宣扬，而王莽把它真当一回事，搞起明堂、辟雍、灵台这些建筑来，无非是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而且在次年的正月，正式在明堂举行祭祀，参加的有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八，宗室子九百余人，礼毕，封孝宣曾孙信等三十六人为列侯，那完全是儿戏了，事后国师刘歆、陈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为列侯。刘歆是刘向的少子，以精通儒家古文经典而著名。
　　从这个例子，可以知道王莽政改的思想资源都是从儒家，特别是从西汉末以刘歆为代表的儒生那儿来的。&2-1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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