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卿如何解救传销亲人江良娣

血腥的盛唐_全文阅读_48-米花在线书库
血腥的盛唐_48
事之类的职务,去东都洛阳就任。这也是优礼贤者的办法,你看怎么样啊?”卢公子如释重负,对李林甫千恩万谢,回去之后和老爹一商量,第二天就按照李林甫的意思,主动向玄宗提交了调职申请。由于卢绚在朝中甚有人望,李林甫担心一下子让他去坐冷板凳会惹人非议,于是就先安排他去当华州刺史。卢绚到任不久,李林甫又对玄宗说,卢绚身体有病,听说在华州基本上都不怎么打理政务,还是给他调个闲职吧。玄宗一听,虽然觉得很可惜,但也没什么话好说。随后,李林甫便正式把卢绚调任太子詹事,彻底杜绝了他进入政治中枢的可能性。没能起用卢绚为相,玄宗内心不免怏怏,一直想再物色一个和张九龄一样富有文学才华的人。不久,他果然想起了一个。这个人就是张九龄当年的老部下,被李林甫排挤出朝的严挺之。有一天朝会上,玄宗忽然对李林甫说:“严挺之如今在什么地方?这个人还是可以用的。”李林甫嘴上唯唯诺诺,可心里登时一紧。退朝后,李林甫连忙把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找来,说:“皇上对尊兄十分挂念,你何不上一道奏书,说尊兄得了风疾,申请回京师就医?”作为外放官员,严挺之当然是眼巴巴地盼着有朝一日能重回天子脚下,所以当弟弟把李林甫的这个提议告诉他时,严挺之没有过多考虑,赶紧把申请报告打了上去。随后,李林甫就拿着严挺之的报告对玄宗说:“严挺之人老多病,现在又得了风疾,看来应该给他个闲职,以便就医养病。”玄宗深感惋惜,为此叹息良久。几天后,严挺之就成了太子詹事,到东都洛阳陪卢绚一块养老去了。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有一个叫裴宽的户部尚书又引起了李林甫的关注和警惕。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此人已有入相之势。裴宽和张九龄、严挺之一样,早年也是以“文词”为进身之阶,凭借文学才华入仕,但是和张、严二人比起来,这位仁兄的行政经验要丰富得多,实干能力也强得多。他曾先后在朝中担任户部侍郎、吏部侍郎、左金吾卫大将军等文武要职,又曾出任河南尹、太原尹、范阳节度使等封疆大吏,在朝中和地方都颇有政绩,声望卓著,深得历任宰相的赏识和推举,也极为玄宗所器重。玄宗曾赐他紫金鱼袋①,又曾赠诗一首,其中一句是:“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对他的欣赏和倚重远远超越了一般朝臣。这样一个能文能武,经验丰富、政治资本又极其雄厚的家伙,绝对是块当宰相的料,也绝对是李林甫的心头大患!不把他搞掉,李林甫一天也不会安宁。天宝三年岁末,从另一个姓裴的大臣身上,李林甫终于找到了整治裴宽的机会。此人是刑部尚书裴敦复,在这一年年初奉诏出兵,剿灭了东南沿海猖獗一时的海盗,凯旋回朝后受到玄宗的嘉奖。论功行赏之际,裴敦复拼命鼓吹海盗势力如何猖獗、平定海盗如何不易等等,同时趁机广开受贿之门,为行贿者冒领军功,博取官职。裴宽风闻裴敦复受贿冒功之事,就向玄宗打了小报告。不过因为没有证据,玄宗也就暂时按下不表。就在这时候,李林甫意识到收拾裴宽的机会来了。由于耳目遍布朝廷,所以李林甫很清楚,裴宽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只要把他打小报告的事情告诉裴敦复,不需要李林甫亲自动手,裴敦复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裴宽咬死。这就叫借刀杀人。随后,李林甫找来裴敦复,说:“你惨了,裴宽参你一本了。”不出李林甫所料,裴敦复果然气得直跳脚,大骂裴宽忘恩负义,说裴宽过去也没少拿亲戚朋友的事来找他,现在居然倒打一耙,真是过河拆桥的卑鄙小人。李林甫说:“那你还等什么?再不动手就晚了。”裴敦复立刻行动起来,悄悄派人送了一笔重金给杨贵妃的姐姐秦国夫人。秦国夫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随即在皇帝跟前一个劲地为裴敦复美言,同时拼命给裴宽抹黑。其时杨氏四姐妹正受天子宠幸,秦国夫人这枕头风一吹,裴宽当然就完蛋了。几天后,眼看就要入相的裴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逐出了朝廷,贬为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太守。裴敦复就此躲过一劫,从此对李林甫自然是感恩戴德。可是,他毕竟是一把杀过人的刀,李林甫肯定不会留他。更何况,自从他搭上秦国夫人这条顺风船后,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俨然已有取代裴宽入相之势,李林甫当然更不能留他了。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四月,李林甫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拿掉了裴敦复的刑部尚书之职,将他调任岭南五府经略使。直到此刻裴敦复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被李林甫当枪使了!裴敦复愤愤不平,迟迟不肯动身赴任,这一来又给李林甫抓住了把柄。李林甫旋即以抗旨不遵、擅自逗留为名,把裴敦复贬为淄川(今山东淄博市)太守。在李林甫长达十九年的宰相生涯中,使用这种阴柔手段整人的故事可谓不胜枚举。人们总是一边对他心怀感激,一边又不知不觉地被他挤出权力核心,等到醒悟过来的时候,其政治生命早已被李林甫悄然终结。《资治通鉴》称:“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这就是成语“口蜜腹剑”的由来。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被李林甫用这一招轻易搞定。比如应声虫牛仙客死后,继任宰相李适之就不是一颗可以随便拿捏的软柿子。此人向来对李林甫的专权极为不满,所以入相之后便屡屡跟李林甫叫板。对付这种人,李林甫自然要收起温柔的假面,露出狞厉的真容。其实,李林甫为自己的政敌本来就准备了两手。软的那手叫做口蜜腹剑。硬的这手就叫——罗钳吉网。【罗钳吉网:酷吏的兴起】李适之,李唐宗室出身,贞观朝废太子李承乾的孙子,神龙初年入仕,以务实和强干见称,历任左卫郎将、秦州都督、河南尹、御史大夫、刑部尚书等职,天宝元年入相,稍后又兼兵部尚书。从李适之的仕途经历来看,其从政经验也算是相当丰富了,只可惜,此人性情疏阔率直,缺乏心机和城府,根本不是李林甫的对手。比如他刚上台不久,就曾经被李林甫狠狠摆了一道。有一回在朝堂上办公,李林甫主动凑过来跟他搭讪,聊了一会闲天后,李林甫忽然压低嗓门说:“我听说华山富含金矿,一旦开采出来,国库就不缺钱花了,但是皇上好像还不知道这事。”李林甫说得一脸神秘,那意思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李适之心中暗喜,觉得这件事报上去足以邀功,于公于私都大有好处,没必要这么藏着掖着,于是第二天就向玄宗作了禀报。当然,他隐瞒了自己的消息来源。玄宗听说有金矿,兴奋得两眼放光,连忙召见李林甫,问他有没有这回事。李林甫不紧不慢地说:“臣早就知道了,只不过华山是陛下的本命山,乃王气所在,不宜开采,所以臣一直不敢提起。”玄宗一听,觉得还是李林甫想得周到,从此对李适之的印象一落千丈,过后就很不高兴地跟他说:“今后奏事,应当先和李林甫商议,不能再如此草率轻忽。”李适之张口结舌,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得。李林甫略施小计,就让李适之在玄宗面前栽了大跟头,但李适之毕竟是宰相,“金矿事件”顶多只能让他失去皇帝的信任,还不足以让他下台。要想把李适之扳倒,就必须加大力度。天宝四年五月,李林甫忽然指使手下控告兵部官员集体受贿,然后立即立案,一口气逮捕了兵部的六十多个官员,交付京兆府和御史台联合审理。可想而知,如果兵部官员集体受贿的罪名成立,作为兵部尚书的李适之绝对难逃干系,就算不被牵连进去,至少也要负失察之责。然而,此事毕竟是子虚乌有,所以京兆府和御史台一连审了好几天,都审不出个子丑寅卯。时任京兆尹的萧炅(亦即当年被张九龄贬谪的那个“伏猎侍郎”)是李林甫的亲信,他知道,这个案子要是办不下来,自己肯定没法向李林甫交代。情急之下,萧炅猛然想起了手下的一个法曹。他相信,只要让此人出手,骨头再硬的囚犯也会浑身酥软,乖乖就范!这个即将出手的法曹,就是李林甫后来的得力鹰犬、天宝中后期大名鼎鼎的酷吏——吉温。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此话真是一点不假。这个吉温,就是武周年间著名酷吏吉顼的亲侄子。和吉顼一样,吉温生性诡谲阴险,心狠手辣,天生就是干酷吏的料。但是他生不逢时,没赶上女皇武曌实行特务统治的大好年头,而是碰上了政治稳定的开元时期,所以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天宝初年还一直混不出头,只当了个小小的万年县丞。有一次,曾有人向玄宗推荐吉温,可玄宗亲自召见后,没说上几句话,就断定他是一个心术不正的小人,随后便对那个推荐人说:“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被皇帝下了这一句断语,无异于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要是换成别人,恐怕早就死了当官的这条心了。可吉温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相信自己总有出头之日。因为他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而只要有斗争的地方就有他的用武之地。所以他坚信,自己的酷吏天赋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就是在这段郁郁不得志的日子里,吉温不断放出豪言:“若遇知己,南山白额兽不足缚也!”(《旧唐书·吉温传》)如果能遇到赏识我的人,就算是终南山里最凶猛的野兽也可以手到擒来!从这一点来说,吉温和李林甫倒是颇为神似——被人否定非但不会磨灭他们的斗志,反而会激发出他们与人斗、与天斗的决心和劲头。当然,要在官场上混出点名堂来,光凭一股子狠劲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巧劲。而吉温恰好两者都不缺。除了拥有酷吏的天赋之外,他还有一样本事——巴结权贵。尤其善于巴结当权宦官,比如高力士。正是由于高力士这层关系,吉温才最终靠上了萧炅的码头。说起吉温和萧炅,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不打不相识。他们两个人之间,本来是有过一段旧怨的。早先,萧炅曾经在洛阳担任河南尹,在任上出了事情,受到有关部门审查。当时吉温正在河南府下辖的新丰县担任县丞,有关部门听说他办案能力很强,就指派他去审理此案。吉温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就对萧炅施加了很多手段,把他搞得狼狈不堪。后来,由于李林甫力保,萧炅不仅没有出事,反而官升一级,被调到长安当了京兆尹。巧合的是,萧炅荣升京兆尹不久,吉温也通过钻营调到了京畿万年县担任县丞,而萧炅恰好是他的顶头上司。吉温心中暗暗叫苦。那些知道内情的同僚也都异口同声地告诉他——这回你死定了。是的,如果吉温没有后台的话,他这回绝对是死定了。所幸,他有一个绝对过硬的后台——高力士。而这个后台,恰恰也是萧炅极力巴结的对象。所以吉温不会死。不但不会死,他还会比一般同僚拥有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只要让萧炅明白他和高力士的关系,再大的积怨也能涣然冰释,一笔勾销!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则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吉温知道,每当高力士不在宫中当值的时候,萧炅必定会往他的府上跑。有一天,高力士没当班,吉温知道萧炅会来,便提前一步到了高力士府上。高力士明白吉温的用意,立刻与他促膝而坐,还握住吉温的手,称兄道弟,谈笑甚欢。毫无疑问,萧炅进来的时候,正好迎头撞见了这一幕。吉温作出一副惊慌的模样,连忙要起身回避。高力士大声说:“吉七,你不用走。”然后转头对萧炅说:“都是老朋友了,过来一块坐吧。”高力士用吉温的排行称呼他,显然是关系非常亲密的表现。萧炅万万没料到,这个小小的县丞居然还能和高力士称兄道弟,连忙放下上司的架子,对吉温堆出满脸笑容,然后又是行礼又是让座,恭敬得不得了。事后,吉温亲自到萧炅的府上拜访,用万分真诚和毕恭毕敬的口吻说:“萧大人,过去的事情,是因为吉某奉命行事,不敢违背国法。从今往后,吉某一定洗心革面,为大人效犬马之劳!”吉温有那么硬的靠山,做事情又这么漂亮,萧炅有什么理由不和他化干戈为玉帛呢?!“炅复与尽欢。”(《旧唐书·吉温传》)总之,一段旧怨就此烟消云散。萧炅随后就把吉温提拔为京兆府法曹。从此,吉温就成了萧炅的心腹。有了高力士和萧炅这两座靠山,吉温又怎么可能不出头呢?此刻,当萧炅因兵部的案子找到吉温时,这个多年来一直怀才不遇的未来酷吏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扬名立万的时候到了!吉温走进关押兵部嫌犯的监狱时,脸上始终带着一种莫测高深的微笑。他让狱吏把那六十几个桀骜不驯的兵部官员集中到了院子里,然后笑盈盈地看着他们,甚至还和其中几个微微点了点头。在此过程中,吉温一句话也没说。紧接着,他就返身走进关押重犯的牢房,下令提审其中的两名重犯。人犯提出来后,吉温照旧一言不发,只用眼色示意狱吏对这两个人用刑。很快,一声比一声更为凄厉的哀号就从牢房中飞了出来,声声落进六十几个兵部官员的耳中。他们的脸色在同一瞬间变得惨白。几天来一直梗着脖子的这群硬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中交流着同一种不言而喻的恐惧。最后,他们终于一个接一个地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并且争先恐后地喊道:“把笔和纸拿来,我们交代!只要留我等一条性命,我们什么都交代!”随后,当吉温挨个提审他们时,这群吓破了胆的兵部官员纷纷自诬,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所有渎职受贿罪行全部供认不讳。自始至终,吉温没动过半根手指头,没说过一句狠话,甚至脸上的笑容也未曾消失过。又有谁敢说,他这是刑讯逼供呢?差不多只用了一顿饭的工夫,吉温就抱着六十几张白纸黑字的供状向萧炅复命去了。后来,有关部门怀疑吉温使用了严刑逼供的手段,立刻派人去查,结果发现六十几名嫌犯全都毫发无损,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全都是自愿招供,并未遭到任何迫害。这起轰动一时的兵部官员集体受贿案就这么定案了。当玄宗接到结案报告时,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开什么国际玩笑?假如案情属实的话,那堂堂兵部岂不成了一个硕大的老鼠窝?朝廷颜面何存?自己这个当朝天子颜面何存?!但是六十几张白纸黑字的供状摆在眼前,又由不得你不信。最后,玄宗只好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下诏对历任和现任的兵部侍郎进行了严厉斥责,相当于对他们进行了警告处分,但却只字不提兵部尚书李适之的失察之责,同时宣布赦免了所有的涉案官员。玄宗如此淡化这件案子,委实出乎李林甫的意料。案子虽然办下来了,罪名也都坐实了,可最后还是伤不到李适之一根汗毛,李林甫未免有些懊恼。但是在懊恼的同时,李林甫也感到了莫大的喜悦。因为通过这件案子,他得到了一个人才,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人才——吉温。差不多在把吉温纳入麾下的同时,李林甫在御史台也物色到了一个同样擅长罗织罪案的高手。他就是后来与吉温齐名的另一个酷吏——罗希奭。此人是李林甫女婿的外甥,原任御史台主簿,被李林甫提拔为监察御史,他虽然不如吉温那般阴险,但却比吉温更为苛酷猛厉、心狠手辣。有了这两个得力鹰犬,李林甫可谓如虎添翼。从今往后,只要罗希奭张开凶猛的钳子,吉温支起阴险的大网,大唐天下将再也没有李林甫办不了的案子,也没有李林甫搞不定的政敌!【东宫危情:韦坚谋反案】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春天,大唐帝京长安仍然像往日那样花团锦簇、歌舞升平,然而没有人知道,此时此刻,一张阴谋之网已经悄然张开,即将引发一起震惊朝野的大案。这起大案的幕后策划者就是李林甫,而他的目标将直指太子李亨(原名李玙,天宝三年改名)。从李亨入主东宫的那一天起,李林甫就发誓总有一天要把他扳倒。可是好几年时间过去了,李林甫一直没有等到最佳的出手时机。现在,时机终于成熟了。因为有两个与太子关系密切的重要人物已经进入了李林甫的狙击范围,所以李林甫决定从他们身上下手,将他们与太子一网打尽!这两个人,一个叫韦坚,一个叫皇甫惟明。韦坚,太子妃的哥哥,财政专家,为人精明干练,几年前在江淮租庸转运使的位子上干得风生水起,每年替朝廷增收的赋税多达数百万,因此博得了玄宗的青睐,遂加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衔,又兼水陆转运使等职,一时间炙手可热,大有入相之势。此外,他又和宰相李适之过从甚密,俨然有联手对付李林甫的意思。为了防患于未然,李林甫遂于天宝四年九月推荐他担任了刑部尚书,同时解除了他在财政方面的多个兼职,表面上是提拔,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实权。韦坚失势后,自然对李林甫恨之入骨,于是跟李适之的关系更为紧密,颇有些同仇敌忾的意味。像这样的人,李林甫当然要尽早把他除掉了。皇甫惟明,与太子和韦坚均为多年好友,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不久前刚刚在边境大破吐蕃军队,立下赫赫战功,正受玄宗赏识。此人对李林甫的专权向来不满,这一年正月奉玄宗之召回朝献捷,遂乘机进谏,抨击李林甫擅权揽政,劝玄宗罢黜李林甫。可想而知,这番谏言旋即一字不漏地落进了李林甫的耳中。李林甫怒不可遏,遂授意自己的心腹、御史中丞杨慎矜密切监视皇甫惟明与韦坚的一举一动。在李林甫看来,此次皇甫惟明回朝,正是下手的良机。因为皇甫惟明作为太子的故旧和韦坚的朋友,值此新春佳节回京之际,不可能不与太子和韦坚来往走动,而只要他们在私下场合一碰头,李林甫就有办法让他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三个人的身份太特殊了。皇甫惟明是什么身份?手握重兵的大将。韦坚是什么身份?深受皇帝信任的外戚。而李亨又是什么身份?一个年近四十却仍然看不到登基希望的中年太子。这三种角色搅在一起,难道还不足以令人产生某种微妙的联想?会的,一定会的。只要李林甫掌握他们的行踪,再抓住他们暗中交通的把柄,就一定可以在玄宗脑中唤起某种微妙的联想。不,是致命的联想!从“太子”“外戚”“大将”这三个关键词,玄宗一定会联想到“政变”“逼宫”“篡位”这三个敏感词。将这些关键词和敏感词连在一起,就必定会形成这样的扩展内容——太子年长,已经失去了正常即位的耐心,遂与外戚和边将勾结,企图发动政变,废黜皇帝,然后登基继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一个年老的皇帝如果失去联想,皇权将会怎样?李林甫相信,作为一个靠政变上台的皇帝,玄宗一定不会失去联想。对此,李林甫成竹在胸,深信不疑!果然不出李林甫所料,天宝五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的晚上,太子出游,与韦坚会面。片刻后,韦坚又赶赴景龙观,在僻静的道士房中与皇甫惟明密谈多时。他们在谈什么?没人知道。不过也没必要知道。因为他们的这些诡异举动,全都没有逃脱御史中丞杨慎矜的监控。当天深夜,杨慎矜就赶赴李林甫家中,将他所掌握的情况一五一十作了禀报。够了。这就够了。李林甫说,你马上回去写一道弹劾奏章,就说韦坚身为外戚,不应私下与边将交通。明日一早,你就把奏章递上去。次日早朝,杨慎矜依计呈上奏章,李林甫当即出列,郑重其事地向玄宗指出:这是韦坚与皇甫惟明密谋,企图共同拥立太子,篡位登基!玄宗暴怒。一个老皇帝最敏感、最脆弱的那一根神经被触动了。不,是被触痛了。是日,韦坚和皇甫惟明被不由分说地拿下诏狱,李林甫立刻命杨慎矜、王鉷、吉温三个心腹一同出马,联手审理此案。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太子李亨就危险了。因为吉温等人一出手,韦坚和皇甫惟明十有八九扛不住,一旦从他们嘴里抠出什么不利于太子的供词,东宫很可能就要再度易主了。然而,让李林甫意想不到的是,吉温等人未及动手,玄宗就下了一道诏书,以“干进不已”(意为钻营求进、贪得无厌)的罪名贬韦坚为缙云(今浙江丽水市)太守,以离间君臣的罪名贬皇甫惟明为播川(今贵州遵义市)太守。很显然,玄宗是有意在淡化这件谋反案。虽然他也疑心韦坚和皇甫惟明确有不轨图谋,可他却不愿相信太子李亨参与了此事。对于一个年过六旬的皇帝来说,他已经没有那份心力再去应付一场废立太子的风波了,更没有勇气再去制造一幕“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伦悲剧。所以,只要太子李亨没干什么太出格的事情,玄宗宁可抱着难得糊涂的心态,将这起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便李林甫处心积虑,太子最后还是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他的暗算。然而,这起“韦坚谋反案”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因为,韦坚和皇甫惟明虽然遭到了贬谪,但他们毕竟还是一方太守,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同时,以他们为首的整个东宫集团的实力也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削弱。因此,为了防止他们反扑,李林甫就必须一鼓作气,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能不能扳倒太子暂且不说,至少也要利用这起案件,把韦坚、皇甫惟明、李适之等人置于死地!韦坚一落马,李适之立刻生出了唇亡齿寒的恐惧。他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压根不是李林甫的对手。在李林甫的步步紧逼之下,连堂堂的帝国储君都朝不保夕、岌岌可危了,其他人还有什么本事跟李林甫斗?!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李适之终于无奈地向玄宗递交了辞呈,请求退居闲职。天宝五年四月,玄宗解除了李适之的宰相职务,将其罢为太子少保。李适之带着满腔的幽怨离开了相位,随即写下一首《罢相》,借以抒发自己的满腹怨气:“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李适之非常好客,喜欢饮酒,据说有“一斗不乱”的海量,平日里经常邀朋喝友在家中聚宴。他这首《罢相》,既有自嘲之意,也不乏跟李林甫赌气和叫板的意味。他明明知道自己现在失势了,人们害怕得罪李林甫,肯定不敢再和自己来往,可他偏偏不信这个邪,故意在罢相之后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还命他的儿子、时任卫尉少卿的李霅写了一堆请柬到处去发——他就是想看看,平日里和他称兄道弟的那些朝臣们,到底还有几个是讲义气的,能够不惧李林甫的淫威,毅然登门喝他的酒!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很遗憾,答案是零。满朝文武,亲朋故旧,没有一个人敢来喝他的酒。岂料门前客,今朝无人来!那天,李适之和儿子李霅眼巴巴地在大门口站了一天,愣是没等到一个客人上门。桌子上的酒菜一点一点冷透的时候,父子二人的心也一点一点地凉透了。这就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怪谁呢?其实不能怪李适之跟李林甫赌气叫板,怪只怪他宦海一生,对人性居然还抱有如此不切实际的幻想。李适之从此心灰意冷,决定在太子少保的闲职上安度晚年,再也不和任何人赌气,再也不和任何人叫板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他已经急流勇退,主动离开了相位,并且决意夹起尾巴做人,可李林甫还是时时刻刻惦记着他……天宝五年秋天,韦坚在朝中任职的两个弟弟韦兰、韦芝不甘心他们的哥哥就此失势,忽然联名上奏喊冤,并且在奏章中还扯上了太子,说太子李亨说过什么什么话,对玄宗的做法也怀有极大的不满云云。韦氏兄弟并不知道,他们这是在把太子往火坑里推,也是在给他们自己挖掘坟墓。奏章呈上,玄宗勃然大怒。老子好不容易才把这事给压下去,你们这两个不知好歹的猪头,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数日后,韦坚再度被贬为江夏(今湖北武汉市)别驾,韦兰和韦芝均被流放岭南。太子李亨吓坏了,赶紧宣布和韦妃离婚,并郑重声明——自己绝不以亲废法。民间女子离了婚还可以改嫁,可韦妃却没有这份自由。她被太子休掉后,唯一的出路就是遁入空门落发为尼,伴着青灯古佛了此一生。趁着玄宗正在气头上,李林甫又进言说:“韦氏兄弟居然敢上疏喊冤,说明他们在朝中的势力不可小觑,据臣所知,李适之等人都是韦坚的朋党,正所谓除恶务尽,陛下应该对他们采取手段。”随后,韦坚再度被流放临封(今广东封开县),李适之被贬为宜春(今属江西)太守,还有数十个平日与他们交厚的朝臣,也全部遭到了贬谪流放。至此,太子的羽翼几乎已被剪除殆尽。然而,李林甫似乎没有罢手的意思。因为他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把他们逐出朝廷,而是要把他们斩尽杀绝!正当太子李亨被韦坚一案搞得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他的岳父杜有邻又陷进了一件案子,同时把他也牵扯了进去。杜有邻是李亨的另一个妃子杜良娣的父亲,时任赞善大夫,不知为何忽然成了一则流言的攻击目标,说他“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资治通鉴》二一五)意思是说杜有邻捏造神秘言论,并与太子勾结,指摘诽谤皇帝。很显然,这则流言的杀伤力丝毫不亚于韦坚谋反案。李林甫无声地笑了。老天爷似乎也在帮他。不需要他动手,一个又一个打击东宫的机会就自动送到了他面前。李林甫随即命吉温负责此案。吉温的效率出奇地高,一下子就把流言的始作俑者逮住了。让太子李亨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流言的制造者竟然是他的连襟、杜有邻的另一个女婿——柳勣。此人生性疏狂,一直和杜有邻关系不好,所以总想找机会整治老丈人。可谁也没想到,这小子竟然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此阴招!真是让太子李亨欲哭无泪。李林甫又一次无声地笑了。都是你们自家人窝里斗,可别怪我李某人心狠手辣!很快,吉温就把柳勣、杜有邻全部捉拿归案,并且通过柳勣株连了裴敦复、李邕、王曾等一大批朝野知名的官员。天宝五年年末,吉温拿到上述这些人自诬有罪的口供后,便将他们全部杖杀于大理狱,并奏请玄宗,将他们的妻儿子女全部流放边地。幸运的是,到最后,吉温也没有真正掌握对太子不利的证据,所以也无法证明太子有罪。可尽管如此,太子李亨还是吓破了胆,赶紧宣布与杜良娣离婚,以此洗刷自己的清白。杜良娣旋即被逐出皇宫,贬为庶人。不到一年时间,李亨就接连陷入两起大案,失去了两个妻子,同时丧失了一大批亲信,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光杆司令。当太子当到这个份上,实在是有够窝囊。不过,在李林甫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罗钳吉网”之下,李亨能保住太子之位和一条性命,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上帝保佑了,其他的一切,他都不敢顾及,也无力顾及了。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春,李林甫乘胜追击,在奏请玄宗同意后,派出以罗希奭为首的一大批酷吏,分道前往韦坚兄弟和皇甫惟明的贬所和流放地,将他们全部赐死。罗希奭从京师一路走到岭南,所过之处,凡是因韦坚案和杜有邻案而遭牵连的所有官员全部人头落地,“州县且闻希奭到,无不惶骇”。(《旧唐书·李适之传》)罗希奭经过宜春时,李适之风闻杀人魔头来了,为了保住最后一丝尊严,只好喝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杯酒——毒酒。李适之死后,他的儿子李霅护送父亲的灵柩北上,准备运回长安安葬。可刚刚走到洛阳,就被李林甫派出的酷吏截住了,然后又被胡乱安了一个罪名,活活杖死于河南府衙。可怜李适之堂堂宰相,父子二人竟然双双死于非命,并且死无葬身之地。当时,像李适之这样自我了断的人不在少数。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个就是当年被玄宗清除出朝的功臣——王琚。自从开元初年被贬谪后,王琚辗转了十几个州,始终只能担任地方刺史和太守,一直没有机会回朝。王琚看破了,索性放开手脚纵情享乐,每到一地任职,除了贪污受贿就是花天酒地,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可是,就连这么一个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半点野心和能量的人,李林甫还是没有放过他。不为别的,只因为李林甫认为此人“负材使气”,看上去很不顺眼,于是就趁此大肆株连之机把他贬为江华(今湖南道县)司马。罗希奭途经江华时,王琚也和李适之一样,不愿死于酷吏之手,企图饮鸩自尽,可惜命大,没死成,只好改成上吊,这才终结了自己的性命。通过韦坚谋反案,李林甫将朝野上下亲附太子的势力几乎连根拔起,对东宫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然而,太子的地位却依旧岿然不动。李林甫当然不会善罢干休。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一个最佳的突破口。天宝六年的冬天,上一轮打击才刚刚平息下来,李林甫就再一次出手了。这一次,他锁定的对象是天宝初年帝国最耀眼的一颗将星——王忠嗣。【将星陨落:石堡城事件】王忠嗣,初名王训,太原人,出身于军旅家庭,父亲王海宾是开元年间抗击吐蕃的一员骁将,官任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以骁勇善战闻名于陇西一带。开元二年七月,唐军与吐蕃军队在渭州(今甘肃平凉市)附近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会战,王海宾任先锋,在渭州西面的武阶驿与敌军遭遇,经过一番苦战,大破吐军前锋,杀获甚众。吐蕃军队迅速反扑,出动主力将孤军深入的王海宾部团团包围。形势危急之时,后方的唐军诸将因嫉妒王海宾的军功,竟然全都按兵不动。王海宾力战多时,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殉国。其后,唐军主力才乘势发动反攻,大破吐蕃军队,斩首一万七千级,缴获战马七万五千匹、牛羊十四万头。战后,玄宗感念王海宾的忠勇,追赠其为左金吾大将军。王海宾为国捐躯的这一年,王训年仅九岁,玄宗就把他接到了宫中抚养,并授予朝散大夫、尚辇奉御之职,赐名忠嗣。正所谓将门出虎子,王忠嗣长大后,为人英武沉毅,稳重寡言,并熟读兵书,谋略过人。玄宗经常召见他,与他谈论兵法,王忠嗣“应对纵横,皆出意表”,玄宗不禁赞叹:“尔后必为良将!”(《旧唐书·王忠嗣传》)开元中期,王忠嗣进入军界,先后效力于河西节度使萧嵩、朔方节度使李祎麾下,因勇猛善战,屡立战功,历任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代州都督等职,赐爵清源县男,并赐紫金鱼袋。开元末,因军功显赫升任河东、朔方节度使。天宝元年,又兼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都督,其后率部北伐突厥,数战皆捷,致使“塞外晏然,虏不敢入”。随后因功加授左武卫大将军。天宝四年,又兼摄御史大夫,进爵清源县公。王忠嗣年轻时颇以勇猛善战自负,但是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尤其是在担任节度使之后,其性格中沉稳持重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他常说:“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旧唐书·王忠嗣传》)很显然,王忠嗣并不是一个好勇斗狠、头脑简单的武夫,而是一个拥有政治眼光的军事家。他深知,战争只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手段,并不是军人从军的唯一目的,更不能作为个人捞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换言之,作为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他并不缺乏勇悍的作风,但是作为一个身兼数职的封疆大吏,他就必须从政治、经济、国防、民生等多个角度,全面而理性地看待战争。王忠嗣有一张重达150斤的漆弓,但从来不用,一直藏在袋子里,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自己决不轻易使用武力。不过王忠嗣也知道,他手下的很多官兵都渴望建立军功,普遍存在好战情绪,不见得能理解他的思想,因此,王忠嗣并没有一味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而是经常在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出击。但是,王忠嗣从不打无把握之战。每次出战之前,他都会派出大量间谍深入敌境,详细掌握敌方的各种情报,然后制订极具针对性的作战计划,最后再发兵奇袭。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己方伤亡,而且几乎能够做到每战必胜。在这种有勇有谋的长官手下打仗,官兵们当然都非常乐意。然而,尽管王忠嗣的军事思想于兵、于民、于国都是有利的,可却与另外一个人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冲突。这个人就是玄宗李隆基。差不过从开元中后期开始,李隆基就逐渐抛弃了姚崇当年提出的“不幸边功”的执政方略,变得好大喜功,一心想要开疆拓土,鹰扬国威。按理说,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拥有这样的思想和心态并不能算错,可问题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子一旦好大喜功,军队必然会为了邀功而滋生好战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不再是政治的延续,而有可能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失去理性的驾驭,最后为百姓和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战争灾难。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就说隋炀帝杨广,正是在好大喜功的心态的驱使下,才把隋帝国变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也许,正是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王忠嗣才会逐渐形成以防御为主的稳健的战略思想。可遗憾的是,这样的稳健最后必然会被玄宗视为保守和消极,也必然会与玄宗的激进思想产生冲突。天宝五年,皇甫惟明因韦坚案遭到贬谪,其河西、陇右节度使之职旋即由王忠嗣兼任。一时间,王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旧唐书·王忠嗣传》)天宝初年,唐帝国总共设置了九大节度使,如今王忠嗣一人就占去了四个,实在是有够拉风。面对如此拉风的王忠嗣,有个人自然会感到强烈的威胁。这个人就是李林甫。从开元中期以迄天宝,许多人都是因为建立边功、受到玄宗赏识,从而出将入相、位登宰辅的,如张嘉贞、王晙、张说、杜暹、萧嵩、牛仙客,以及后来差一点入相的安禄山等。如今,王忠嗣一人身兼四节度,声势和威名如日中天,放眼天下,已经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入朝拜相了。李林甫深知,王忠嗣不像牛仙客那么好对付,一旦入相,自己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所以,他必须未雨绸缪,尽早将王忠嗣摆平。可是,王忠嗣战功显赫,治军严整,既不贪赃纳贿,也不克扣兵饷,几乎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备受玄宗器重——这样的一个强人,要如何才能摆平?一开始,李林甫确实是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直到天宝六年“石堡城事件”的出现,李林甫才终于抓住了王忠嗣的软肋。石堡城,位于今青海省湟源县西南,一座屹立在青藏高原上的边陲重镇。此城是唐军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塞,也是吐蕃进军河陇的必经门户。从高宗时代起,一直到开元、天宝年间,这里就是唐朝和吐蕃的必争之地。双方在此反复争夺,数度易手,用无数士兵的鲜血和尸骸,不断向世人证明着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最近易手的一回合是:开元十七年春,朔方节度使李祎以一场奇袭拿下石堡城,从此,唐军的旗帜在这里飘扬了将近十三年,至开元二十九年年底,重新被吐蕃攻占。这几年来,玄宗无时不在想着夺回石堡城,无时不在想着如何报仇雪耻,彰显国威。到了天宝六年十月,玄宗终于下了一道诏书给王忠嗣,命他制订一个夺取石堡城的作战计划。在王忠嗣看来,石堡城固然重要,可是此城地势异常险峻,三面皆为断崖,唯有一条石径蜿蜒可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几年来,吐蕃不仅在此屯驻重兵,而且构筑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工事,若要强攻,至少要牺牲数万唐军将士的生命,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王忠嗣上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在石堡城后方的积石山一线构筑防御纵深,阻止吐蕃军队向东挺进,然后再厉兵秣马,静待反攻时机。奏疏呈上,玄宗大为不快。王忠嗣啊王忠嗣,没想到你也有消极怯战的时候。是不是朕给了你太多的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反而把你宠坏了?让你变得锐气尽丧、贪生惜命了?行,你不打,朕自然会叫别人打,总而言之一句话——石堡城非打不可!当时,有一个叫董延光的将领贪功心切,遂自告奋勇要求出战。玄宗大喜,立刻将任务交给了他,并下令王忠嗣拨给他数万兵马,同时全力配合他的作战行动。王忠嗣万不得已,只好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对董延光虚与委蛇,一再敷衍。部将李光弼劝他不要得罪董延光,王忠嗣愤然道:“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旧唐书·王忠嗣传》)后来,董延光未能如期攻克石堡城,便把责任推卸到了王忠嗣身上,向玄宗告状,说王忠嗣阻挠他的军事行动,才导致任务失败。玄宗勃然大怒。就在这个时候,李林甫不失时机地出手了。由于王忠嗣生长在宫中,与太子李亨从小一起长大,关系亲密,所以李林甫就授意手下人指控王忠嗣,说他之所以违抗圣命,消极避战,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实力,然后再拥兵尊奉太子。尊奉太子干什么?当然是篡位登基了。玄宗闻奏,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即下诏解除了王忠嗣的兵权,并命他即刻回朝,接受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的三堂会审。很显然,李林甫在这起案件中采取的手法,跟去年的韦坚案一模一样,都是一边铲除威胁他地位的政敌,一边把火引向东宫,打算借机扳倒太子。上次是企图一石三鸟,这次是准备一箭双雕。然而,李林甫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了。三法司刚一开审,玄宗就给这起案件定了调子。他说:“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挠军功。”(《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明确宣布此案与太子无关,只须追究王忠嗣阻挠军事行动的罪责。虽然这些年来,玄宗对李林甫打击异己的行为一贯采取了默认和纵容的态度,但在废黜太子的问题上,他却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和难得的清醒,从未被李林甫的谗言蛊惑。这其中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太子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没什么真正的把柄落在李林甫手里;其次是因为东宫每次遭遇险情,都有高力士在玄宗面前力保;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在于玄宗本人的态度。对玄宗来说,宰相与东宫关系不和对他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只有这两股政治力量互相牵制,他才能坐稳自己的皇位;只有他们一直处于剑拔弩张却又相持不下的状态,玄宗才能让自己始终处于仲裁者的地位,也让自己的皇权始终保有决定性的力量,从而对双方都形成一定的制约和威慑,进而维护政治上的平衡与稳定。这就是玄宗的帝王术。假如李林甫和太子李亨不是目前这种敌对状态,而是成为政治上的盟友,那玄宗势必落入危险的境地。因为太子已经年近四旬,其迫切渴望入继大统的心态可想而知。倘若有了宰相做靠山,他就完全有可能动用武力迫使玄宗下台。作为一个靠政变上台的皇帝,玄宗这方面的神经特别敏感,所以绝对不会让宰相和东宫拧成一股绳。而居于同样的理由,玄宗也不会让李林甫真的把太子整垮。因为李林甫的权势已经非常大了,从玄宗即位以来,还没有哪个宰相拥有他这样的权势,倘若再让他扳倒李亨,另行拥立太子,那他的权力岂不是大过天了?日后还不得把皇权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玄宗绝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综上所述,除非太子李亨自己出了问题,否则不管李林甫再怎么折腾,其结果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太子李亨总算又躲过了一劫,但是王忠嗣这回却是在劫难逃了。负责审讯王忠嗣的官员都知道,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所以,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很快,三法司就得出了结论——王忠嗣“沮挠军功”属实,论罪当诛!性命攸关的时刻,有个人站出来替王忠嗣说话了。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大唐军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时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哥舒翰,西域突骑施人,将门之后,其父哥舒道元官任唐朝的安西副都护。由于父亲官位高,家境殷实,所以哥舒翰就成了典型的“富二代”,天天游手好闲,领着一帮纨绔子弟到处瞎混,除了喝酒就是赌博,几乎没干过一件正经事。不过,哥舒翰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他性格豪爽,仗义疏财,重然诺,好任侠,天生就是当大哥的料。哥舒翰就这样逍遥自在地混到了四十岁。直到有一天,他老爸死了,他才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猛然清醒过来。哥舒翰知道,再这么混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坐吃山空。无奈之下,他只好跑到京师,准备找一份差事养活自己。没想到,在长安整整住了三年,身上的积蓄差不多花光了,他却连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也没找到。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得罪了长安县尉,还被对方狠狠羞辱了一番。到这一步,活了大半辈子的哥舒翰才真正意识到了生存的艰难,也开始模模糊糊地思考做人的意义。最后,哥舒翰痛定思痛,毅然决定到边疆从军。(《旧唐书·哥舒翰传》:“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此时的哥舒翰恐怕连自己也不会想到,四十多岁才当兵的他,竟然在短短几年后就成了享誉朝野的名将。哥舒翰到河西从军后,在攻克新城(今青海门源县)的战役中一战成名,从此崭露头角,历任衙将、大斗军副使、左卫郎将。有一次,吐蕃军队大举入寇,哥舒翰奉命在苦拔海一带进行阻击。两军遭遇时,吐蕃人分成三个纵队,从山上向下冲锋。哥舒翰一马当先,与敌人展开激战。交战中,哥舒翰的长枪折为两段,可他毫无惧色,毅然手持断枪奋勇拼杀。吐蕃士兵一个个被他挑落马下,“三行皆败,无不摧靡”。经此一战,哥舒翰更是声名鹊起。天宝六年,哥舒翰因屡建战功而擢升陇右节度副使,兼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就是在这一年,哥舒翰赢得了著名的积石山战役。积石山,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处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坐落于黄河之滨,峭壁千仞,危石险峰,是保卫陇右地区的重要屏障,唐朝常年在此驻军屯田。当时,每当积石军的麦子熟了,吐蕃必定发兵袭击,将粮食抢劫一空。年年如此,当地驻军莫之能御,嚣张的吐蕃人便把这个地方叫做“吐蕃麦庄”。天宝六年十月,哥舒翰决定在此打一场伏击战。他亲自率部进驻积石山,同时命副将杨景晖等人率兵埋伏在山外。这一次,吐蕃出动了五千骑兵,仍旧像往年那样大摇大摆地前来抢粮,哥舒翰突然出击,一下子就将猝不及防的吐蕃军队杀得人仰马翻。吐蕃残部匆忙抱头鼠窜,又被早已埋伏在山外的杨景晖截断了退路。哥舒翰一马当先,挺一柄长枪紧追不舍,每追上一个敌兵,就用枪头拍拍对方的肩膀,等敌人骇然回头之际,就一枪刺入咽喉,然后把整个人挑到三到五尺的空中,再重重掷下。哥舒翰有一个小家奴,名叫左车,年纪才十五六岁,但臂力惊人,每次出战,都会扛一把大刀跟在哥舒翰身边,主子一路挑人下马,他就一路砍人脑袋。哥舒翰挑一个,他就砍一颗,每战皆然,配合默契。对吐蕃人来讲,这主仆二人活脱脱就是一对凶神恶煞!积石山一战,吐蕃全军覆没,五千骑兵没有一人生还。从此,吐蕃人再也不敢来光顾这座“麦庄”了。通过数年的浴血奋战,哥舒翰迅速成为大唐军界中最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玄宗当然也注意到了他。天宝六年十月末,玄宗在骊山华清宫亲自召见了哥舒翰,一番交谈后,对他非常欣赏,旋即擢升他为陇右节度使,兼鸿胪卿、摄御史中丞。此时,王忠嗣正被关在诏狱里,接受三法司的审讯。就在哥舒翰奉召入朝前,王忠嗣麾下的许多将领就建议他多带些钱,以便入朝打点,想办法营救王忠嗣。可哥舒翰很清楚,王忠嗣此次犯的事,绝不是靠区区金钱的贿赂就可以摆平的。因为他得罪的不是别人,是当朝天子。所以,哥舒翰两手空空就上路了。他知道自己该用什么办法解救王忠嗣。得到陇右节度使的任命后,哥舒翰照例要入宫拜谢。他借此机会,极力向玄宗陈述王忠嗣的冤情。玄宗不耐烦,起身就走,哥舒翰紧跟其后,并且一步一叩首,声泪俱下地请求——愿以自己的官爵替王忠嗣赎罪。到最后,玄宗终于被感动了,只好网开一面,下诏贬王忠嗣为汉阳(今湖北武汉市)太守。王忠嗣虽然逃脱了天子的翻云覆雨手,但却没能逃过死神的魔爪。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王忠嗣在地方太守的任上暴卒,年仅四十五岁。天宝初年最耀眼的一颗将星就此陨落。天宝八年六月,也就是王忠嗣刚刚去世不久,玄宗就再次下令,命哥舒翰集结了六万大军强攻石堡城。哥舒翰苦战多日,最终以牺牲数万将士的代价,攻下了这座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坚城。当哥舒翰踩着遍地的鲜血和尸骸登上石堡城的一瞬间,不知道他的内心深处会不会闪过一丝疑惑——这么干,值得吗?其实,如果玄宗肯采纳王忠嗣的建议,在石堡城后方的积石山一线构筑防御纵深,就能有效阻止吐蕃向东扩张,那么石堡城的战略地位就不会那么重要了。可惜在玄宗眼里,石堡城早已不止是一座边境要塞,而是他鹰扬国威、炫耀武力的对象,更是他的盛世棋盘上不可或缺的一枚棋子,所以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占有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史料记载,吐蕃守卫石堡城的士兵只有区区数百人,而且战后被唐军俘虏的就有四百,可见战死者最多也就几百个人。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石堡城一战,唐军与吐蕃的伤亡比是100:1。一切正如王忠嗣当初的预言:“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旧唐书·王忠嗣传》)当然,王忠嗣已经看不到这一幕了。倘若王忠嗣地下有知,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他是该为自己的不幸言中而摇头苦笑,还是该为自己的一语成谶而扼腕伤悲?没有人知道。也许,只有飘荡在石堡城上空的数万唐军将士的冤魂,才能真正理解王忠嗣。而活着的人,心里除了功名利禄和高官显爵,除了厮杀的快感和胜利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呢?就算哥舒翰曾经有过一丝困惑,但在建功立业的豪情之中,在加官晋爵的利益面前,这样的困惑也只能是萤火虫试比阳光,只能是一滴水汇入汪洋,跟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天宝中期,当胡将哥舒翰在帝国的西北部跃马横刀、屡立战功的时候,在帝国的东北方,也有一个胡人因为日益显赫的边功而逐渐受到玄宗的赏识和宠幸。从天宝初年开始,这个胡人就奉玄宗之召,一次又一次来到了富贵浮华、歌舞升平的长安,进入了九重宫阙,登上了金銮宝殿,走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身边,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笑声,并很快就成了他们最宠爱的干儿子。在世人的想象中,这个勇悍的胡人很可能跟其他胡将一样,长着一脸横肉和络腮胡子,说话时其声如雷,顾盼间目露凶光。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个胡人长得又白又胖,大腹便便,生性幽默诙谐,不管在什么场合,脸上始终洋溢着一个真诚而憨厚的笑容。由于这家伙实在是胖得有些滑稽,所以玄宗有一次忍不住拿他开涮,说:“你这个胡人肚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为何大到这种程度?”(《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他马上一脸正色地回答:“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红彤彤的忠心!”(《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众所周知,这个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硕大的肚子里只有赤胆忠心而别无他物的大胖子,就是安史之乱的缔造者、盛世唐朝的掘墓人——安禄山。第四章安禄山的骚动【安禄山:偷羊贼的祸福人生】安禄山,武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出生,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市)的杂种胡人。说他是杂种并非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而是事实。因为他父亲是西域康国人,历史上称为粟特人,这个民族擅长经商,估计就是因为做生意才来到了营州;他母亲是突厥巫师,姓阿史德,以占卜算命为业。由于安禄山是两个少数民族的混血儿,所以《旧唐书》就称他为“杂种胡人”。据说他母亲婚后很久没有生育,就到阿荦(luò)山下祈祷,后来果然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便为他取名阿荦山。在突厥语中,“阿荦山”是战神的意思。此时,阿史德女巫当然不会知道,很多年后,这个以突厥战神命名的孩子,将给大唐帝国带来一场生灵涂炭、血流漂杵的战争灾难。阿荦山的父亲早死,他母亲就带着他改嫁突厥将军安延偃,从此阿荦山就以“安”为姓,并按“荦山”的谐音改名“禄山”。后来,安延偃的部落被打散,安禄山就逃到了幽州,在边境的贸易市场上做了“互市牙郎”。所谓互市牙郎,就是为胡汉各族商人提供翻译和中介服务的经纪人。安禄山之所以选择经纪人的工作,是因为他有三项优势:一、他父亲是擅长经商的粟特人,他当然也遗传了一些从商的基因;二、他生性狡黠,善于揣测他人心理;三、语言能力超强,据说通晓六种蕃语(还有人说是九种)。虽然安禄山有这么多优势,但是他做生意的运气却很背,干了十多年中介,还是没挣到什么钱。到了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安禄山已年届而立,依旧两手空空,一事无成。为了早点发财,他决定在中介之外再搞一份兼职。什么兼职?偷羊。反正安禄山手头上客户很多,不愁销赃。晚上偷羊,白天就可以把它卖掉。这份兼职要是干好了,绝对比单纯干中介要强得多。只可惜,安禄山既不是做生意的料,也不是当贼的料。有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干活,忽然被人麻袋一蒙,打倒在地,然后就是一顿痛扁。第二天一早,这个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偷羊贼就被五花大绑地押到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公堂上。这是安禄山人生中的第一次劫难。如果不出意外,安禄山的人生履历将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少孤,家贫,流落市井,为互市牙郎,后盗羊事觉,棒杀,结束。但是谁也没想到,偷羊贼安禄山非但没有结束,反而转祸为福,从此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人生。那天在威武森严的公堂上,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问明案情之后,二话不说,当场命人将这个偷羊贼棒杀。就在那根行刑的大棒高高挥起的一瞬间,安禄山忽然鼓起勇气,扯着嗓子厉声高喊:“大人不是想消灭奚和契丹吗?奈何打杀壮士?”安禄山长得壮硕魁梧,本来丹田气就很足,加上人之将死的那种绝望和恐惧,这一声嘶喊真是震耳欲聋,撼人心魄。行刑手登时一愣,连张守珪也颇有些意外。他心念一动,随即饶有兴味地走上前去,把这个气壮如牛的偷羊贼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眼前这小子生得白白胖胖,膀大腰圆,看上去还有几分胆识,应该是块当兵打仗的料。当时,奚人和契丹人常年入寇唐朝的东北边境,是帝国的一大边患。骁将张守珪之所以被朝廷派驻幽州,就是为了对付这两个凶悍的异族。值此用人之际,安禄山这一声喊确实提醒了张守珪。是啊,与其打杀壮士,还不如让他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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