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画传》出版 大量珍贵照片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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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邓颖超诞辰110周年，辽宁出版集团辽宁人民出版社日前推出《邓颖超画传》，书中首度公开了大量珍贵照片。
　　该书由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由研究会会长、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周恩来邓颖超研究的专家廖心文任主编。书中通过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珍藏的档案与书信、当年的报纸杂志及邓颖超秘书赵炜等人提供的珍贵口述资料，以及邓颖超一生各个时期的私人照片，全面展现了邓颖超光辉的一生。
　　书中选用图片资料317幅，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照片是首次公开发表。如邓颖超在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时与同学的合影，她在这所学校读书时的书法作品等。书中披露，邓颖超书写的颜体楷书非常好。她写的“甫事”二字，曾被老师选中，收入到《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三期上，成为同学们欣赏和学习的榜样，而这是迄今发现的邓颖超最早的书法作品。(记者路艳霞)[责任编辑:王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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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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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者：胡申生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古往今来，有无数思想家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高度来探讨、研究家庭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着大量社会问题，而其中有不少都是由家庭问题引发的。因此，重视家庭问题、研究家庭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稳定。
　　促进家庭稳定和幸福的因素有许多。其中，家训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家训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家庭教育的方法之一。关于家训的说法很多，有人做过统计和专述，有包括家范、家戒、家教、家规、家法在内不下70种说法，然而其中被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还是
“家训”。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出现，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由于周公旦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周公训子，就是父母对子女当面进行训教，这也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
　　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综合起来，它有这么几项基本功能——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家训（包括家规、家约、家范等），以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
”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的《钱氏家训》并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从司马父子到王氏兄弟
　　孝有大小之分，对父母能养能敬，是一种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扬名，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这是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中国古代家训内容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孩子的伦理道德教育被放在第一位。而孝道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因此，关于孝道的教育，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成果的重要体现。关于孝道，无论是思想家、帝王、官员以及民间的士绅读书人家庭，在他们的家训实践和家训著作中都有大量体现。
　　在古代帝王的家训中，对孝道很重视。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对儿子要求严格，尤其重视儿子的慈孝。他曾发表《诸儿令》，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
”字里行间所表达的主要精神，是不以权谋私、赏罚分明、用人唯贤，但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儿子孝道品行的严格要求。
　　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任皇帝康熙对家教一贯重视，后来雍正特将其父在世时对诸皇子的训诫编为《庭训格言》。全书共246条，包括读书、修身、为政、待人、敬老、尽孝等内容。该书有言，“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其可谓真孝者矣。
”该书又提出，“《孝经》一书，曲尽人子事亲之道，为万世人伦之极，诚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推原孔子所以作经之意，盖深望夫后之儒者身体力行，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风俗。其旨甚远，其功甚宏，学者自当留心诵习，服膺弗失可也。”通过《庭训格言》可以看出，康熙认为“真孝”和行孝道不能停留在书本经义上，而是要“身体力行”、“服膺弗失”。这两点至今仍对孝道文化的传播和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是非汉族统治中国，再加之有文字狱等统治手段，在历史的评价上，存在一些非议。但如果用历史的、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三位皇帝并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差，他们开创并形成的康雍乾盛世对中国社会的促进和发展也是不可否认的。其中，康熙、雍正等对皇族家训的重视、对子女行孝尽孝的严格教育和要求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在古代的名臣将相中，有两个家庭的家训和孝行是很出名且足以垂范后世的。一个是西汉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另一个是东汉末年的王祥、王览兄弟。
　　司马迁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他在西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一个男子，身受腐刑，这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因此，司马迁几次想到去死。但他最终还是含垢忍辱地活了下来。为什么？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认为自己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这里所说的司马迁的“私心”，正是他遗憾于自己一个最大的心愿尚未完成，那就是父亲司马谈留给他的遗训——必须完成《太史公书》。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录了他在父亲病榻前接受遗训的过程，“太史公（司马谈）执迁（司马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在给儿子司马迁的遗训中，对孝道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这一遗训，对司马迁的日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祥和王览，是同父异母兄弟。王祥（公元185—269年），西晋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字休徵。汉末，他隐居庐江（治所在今安徽舒城）20余年；后任温县令，累迁大司农、司空、太尉；至晋代魏，官至太保。就是这样一个大官，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孝子。
“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求鲤”故事说的就是他。王览（公元206—278年），字玄通。《晋书·王祥传》称他“孝友恭恪，名亚于祥”。他对父母笃孝，对兄长恭敬，名声仅次于王祥。最难得的是，他自小就不忍心看到母亲虐待兄长，经常在母亲朱氏责骂加害兄长王祥时挺身而出护着兄长。王览出仕以后，先后任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太中大夫。西晋武帝司马炎下诏表彰王览曰：“览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
　　王祥在孝道方面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对子女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他85岁高龄的时候，身染重病，乃“著遗令训子孙”道：“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信、德、孝、悌、让，这就是中国古代家训中著名的“五德”。孝有大小之分，对父母能养能敬，是一种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扬名，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王祥家训中的“五德”，尤其“扬名显亲，德之至也”这一训令，显然是继承了汉代司马谈“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又一次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至东晋南朝，琅琊王氏成为江南第一著名士族，涌现出很多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诸如东晋名相王导、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王氏家族诗书传家，人才辈出，世系绵长，和王祥兄弟以孝悌为本，又以信、德、孝、悌、让“五德”戒子是分不开的。
辩证看待中国孝道文化
　　辩证地看待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必要步骤，但如果凡此种种讨论最后只是得出一个类似
“国人议论未定，孝道仍在滑坡”这样的结论，就颇令人堪忧了
　　孝道文化是中国家训文化的一大亮点，它对于子女的教育、成才，对于家庭成员互尊互爱、和睦，对于优良门风的确立、传承，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它在经典著作及其流转中有哪些体现呢？
　　比如，中国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其作者经学者专家长期反复考证，基本确立为孔子的嫡孙孔?所撰。孔?虽然受教于曾参，但他的孝道思想的形成，不能说不受到祖父孔子、父亲孔鲤的直接耳提面命的教育与影响。
　　又如，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的成熟时期。其标志就是出现了由颜之推撰写的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成本的、完整的家训著作《颜氏家训》。它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了宋元明清，家训文化进入繁荣时期，先后出现了北宋司马光的
《家范》、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等。这些专门的、成本的家训，内容涉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总体而言，孝道都在这些家训著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颜之推在 《颜氏家训·教子》中说： “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 《颜氏家训·勉学》中有言，
“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况余事乎！”司马光在 《家范》中则说，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
（指婆婆）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袁采在《袁氏世范·睦亲》中提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无偏胜之患矣”。又说，“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节不至，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
　　在以上这些关于 “孝道”的论述中，有一点很值得重视，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孝道是父母和子女双方的事情，而不是做子女的单方面地行孝。中国
“孝道”大都强调了父子间双向的良性互动，盖因有此双向互动，父慈才能子孝，子孝而父益慈。这里面讲究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强调父母长辈在孝道文化中必须以身作则，按父母的角色规范在家庭生活中为子女树立榜样，如前文所引《颜氏家训》中的
“父母威严而有慈”所示，这句话将 “威严”与
“有慈”并立。换言之，其所讲的父母对孩子的威严和慈爱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一体的。这样的家训，这样的孝道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是值得提倡的。
　　无可否认，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无论是在统治阶层还是在民间，都出现过提倡孝道过头、使孝道文化呈现出其消极一面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一定时期对中国孝道文化进行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对孝道文化的倡导有时会过头一样，我们对孝道文化的几次猛烈批判也早已被历史证明是过头了。过头到现在我们要
“挽狂澜于既倒”，重建孝道文化在今日几乎已成相当艰难之事。如今，在父母膝下尽孝几成渴盼而不可及之事，以至于
“常回家看看”到了要入法的地步。而用法律来约束本应归于伦理道德范畴的孝道究竟是否合适，是值得讨论的。
　　《诗经·大雅·既醉》有言，
“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一句将孝子和家族的幸福美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祝愿之辞。但这只是一句祝愿吗？历史已一次又一次证明，在中国，孝道文化是检验和测量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孝悌也是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基础。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家庭和社会对孝道文化的提倡就不该须臾离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在要不要继承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还在衡量中国古代的孝道文化里，究竟是积极因素多一点，还是消极因素多一点。辩证地看待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必要步骤，但如果凡此种种讨论最后只是得出一个类似“国人议论未定，孝道仍在滑坡”这样的结论，就颇令人堪忧了。在提倡和践行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要再出现反复和折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果真如此，实属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从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式微以及当下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家庭伦理困境，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家训文化对家庭建设是有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的。中国家训文化的起源虽然很古老，但中国家训这一形式及其所能承载、体现的功能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它对我们今天的家庭建设依然可以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教育作用。与时俱进地介绍并继承中国家训文化及其优良传统，该是新时期家庭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传统家训的公益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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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江苏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
　　博施济众、扶危济困、热心公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民间士绅、百姓都是这种观念的倡导、力行者。中国传统家训中就有极为丰富的公益教化内容。
　　古代的思想家们无不强调仁与爱的统一。仁爱的根本要求是爱人、助人、利人。这一传统在家训文化中可以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释和发挥。
　　首先，家训作者都把尽自家财力、物力资助贫苦族党乡人视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许汝霖的《德兴堂家订》告诉子孙要俭朴，婚丧祭祀从简，用祝寿、祭祀等省下来的钱，济孤寡、助婚丧、立家塾。杨继盛临终撰家书嘱咐儿子“户族中人有饥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济”。在这方面，被宋元明三代皇帝旌表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在其家训《郑氏规范》中规定得更为具体：对族人要多加体恤帮助，缺粮者每月给谷六斗；不能婚嫁者助之；乡邻无家可归者给房屋居住；无子孙的乡邻死亡后，给棺材安葬。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自幼家贫，为官以后生活条件才得改善，但他并未将所得俸银留作自家使用，而是要堂弟分给亲友、乡邻。《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的家信，至今读来仍令人嘘唏不已，赞叹其高风亮节。信中谈及族人吃糠咽菜的贫困生活时写道：“每一念及，真含泪欲落也。汝持俸钱南归，可挨家比户，逐一散给”。他并且开列了这些族人及亲友、同学的具体名单，要求堂弟将俸银全部分完：“敦宗族，睦亲姻，念故交，大数既得；其余邻里乡党，相周相恤，汝自为之，务在金尽而止。”据《清史列传·郑燮传》记载，他这种乐善好施的行为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晚年归老躬耕，时往来郡城，诗酒唱和。尝置一囊，储银及果食，遇故人子及乡人之贫者，随所取赠之。”
　　其次，许多家训都特别强调周济鳏寡孤独。《郑氏规范》要家人对“鳏寡孤独果无以自存者，时周给之”。韶山毛氏宗族的《家劝》，用歌诀形式训诫族人“矜怜孤寡”：“天下穷民有四，孤寡最宜周全。儿雏母苦最堪怜，况复加之贫贱。寒则予以旧絮，饥则授之余粮。积些阴德福无边，劝你行些方便。”郑板桥要求幼子应经常将自家的纸笔墨砚，送给众同学。尤其是“每见贫家之子，寡妇之儿，求十数钱，买川连纸订仿字簿，而十日不得者，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至阴雨天不能即归，辄留饭。”（《郑板桥集·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既帮助别人又不伤对方的自尊，考虑得何其周到！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些开明的家长如清代的蒋伊还在家训中嘱咐家人，丈夫死后，不仅应鼓励寡妇再嫁，而且要给予资助。
　　积极倡导家人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内容在传统家训中也不胜枚举，大到造桥修路、筑堤防洪，小到免费供应茶饭，几乎无不涉及。家训作者们告诫子弟家人对公益事业要积极支持，仗义疏财，出钱出力予以赞助，不因善小而不为。如《袁氏世范》就说“乡人有纠率钱物，以造桥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随力助之，不可谓舍财不见获福而不为。”因为桥、路安全，别人受益，自家也同样受益。明代袁黄的《了凡训子书》将“兴建大利”作为积善的重要途径之一，要求子孙“小而一乡之内，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兴建。或开渠导水，或筑堤防患，或修桥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饭以济饥渴。随缘劝导，协力兴修，勿避嫌疑，勿辞劳怨。”《郑氏规范》对子孙应从事的公益事业项目制定得极为详细，譬如要子孙当尽力资助修桥补路，“以利行客”；建药店“收贮药材”，以治邻族疾病；自六月到八月，在交通要道设立茶水供应站，招待过往行人；辟一块地设“义冢”，供无地的穷人葬身。
　　积谷储粮以备荒年赈贫，或者灾荒年月减免租税帮助穷困佃户乡人，是许多家训都详细规定、多加训诲的内容。蒋伊的《蒋氏家训》言“积谷本为防饥，若遇饥荒，须量力助人。不得因歉岁反闭粜以邀重价”；“不得逼迫穷困人债负及穷佃户租税须宽容之，令其陆绩完纳。终于贫不能还者，焚其券。”《许云邨贻谋》中叮嘱家人，要存粮以待歉年帮助乡邻。在丰收谷贱年景，应尽家之财力，多购粮食储存仓中，遇到歉收之年，以较低价格卖出；借给乡邻的粮食，等到丰收年景收回即可，不收利息；如果“邻里岁时馈燕，急难贷恤，必洽欢尽诚”。陈龙正的《家矩》告诫家人要讲究人道，周济穷人，且不可乘凶荒之年抬高粮价，牟取暴利。他告诉子孙，自己与父亲每年青黄不接时，都会减价十之二三，卖出几百担米以帮助饥民，并要他们继承这一传统。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倡议效仿朱熹创立的“社仓之制”。先由自己出钱捐谷二十石，在家乡建立社仓，除自家每年增之以外，还动员附近富家捐粮增加储备，以便凶年赈助乡里贫民。这种倡富济贫的做法，大有助于乡里穷苦百姓。
　　在我国历史上，设立义庄的名人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宋代名臣范仲淹。范仲淹两岁丧父，因家贫无靠，母亲谢氏只得改嫁淄州长山朱氏，他也改为朱姓。范仲淹从小俭朴，力学不倦。他看到朱家兄弟生活奢侈浪费，便常加规劝。朱氏兄弟很是反感，讥讽他说“我们用朱家的钱，关你何事？”范仲淹惊问母亲，当得知自己的身世以后，便辞母外出求学，更加发愤苦读。考中进士、做了广德军司理参军后，便将母亲接回奉养，并恢复自己的姓氏。
　　由于这段经历，范仲淹深知穷人生活的艰辛，于是他创立了为宗族共同体谋福利、抚养族人的“义庄”。义庄的得名与义田联系在一起。义田是由宗族中的一户或者同族人共同拿出若干田地，将收取的地租用来赡养同宗族的贫穷家庭。后来进一步发展，又在义田内建筑房舍，逐渐扩大成为庄园，称作义庄。范仲淹先后在苏州和吴、常两县置田亩立义庄，用义田的收入来救济贫穷的族人。为了教育自家子弟勿独享富贵而置族人贫苦于不顾，他还专门写了《给诸子书》的家训予以训诲。
　　范仲淹不仅慷慨解囊，购义田，建义庄，而且为了使之代代相传，他还专门制定了范氏的宗规族训《义庄规矩》。《规矩》由范仲淹于皇祐二年（1050年）十月初订，后由其子范纯仁、范纯礼等后代十数次续定修订，逐渐完善。据民国《吴县志·义庄》记载，范氏义田原来只有1000多亩，但由于范氏族人不断捐助，到了清朝宣统年间增加到5300亩。义庄维持竟达八九百年之久。
　　范仲淹首创的义庄，稳定了个体小农经济，扶助了宗族内的鳏寡孤独和贫穷者，使其避免沦为无产游民，的确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善举。同时，义庄的设立，也有利于社会安定、减少犯罪，因而受到了朝廷的褒奖和政府的支持。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鉴于一些不守规矩的族人导致义庄难于维持的状况，上书皇帝，请求朝廷降旨，要地方官府对违反《规矩》的族人，“许令官司受理”。皇帝照准。这样一来，各地官员、士绅纷纷效法，竟然成为一种时尚。尽管设置义田、义庄也是封建家族加强宗法统治秩序的手段，但周恤贫困，使得许多穷苦农民免遭饥寒之罪，实在值得在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大书一笔！
　　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以教家立范、“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宗旨的家训教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国人的伦理道德，对拓展儒家思想社会教化领域，保证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稳定、和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王锦宝]
优美门风·家规家训·传统价值的现代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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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耐冬
　　“门风优美”的中古世家
　　东晋名相谢安经常召集族中子弟谈天论地，内容多与文学有关。这看上去似乎只是文士雅集，实则不然。有一次，谢安问子侄们《诗经》中哪一句最好，侄子谢玄认为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不是谢安心目中的理想答案。在谢安看来，“訏谟定命，远猷辰告”的意境深远，才应是从政者追求的“雅”。短短的一番对谈，看似讨论古书，实为以此教育子弟不应以个人情感为先，而应以天下大计为怀。
　　中古时期的世家常有谢安式的教育方式，世代相承的道德教化成为他们的文化底色，因而被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赞为“门风优美”。他们并非对家族后代进行刻板说教，而是在谈论学术文艺时蕴道德礼义于其中。除去这种“言传”，更多时候他们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对子弟行为礼仪的培养，以及自身对行为规范的遵守来进行“身教”。重视践行的“身教”与注重学习领悟的“言传”相结合，让家风这一文化基因得以顺利完成代际传承。
　　古人对家风的重视，与他们对社会秩序的体认有关。《周易》的《序卦》篇中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先秦时代的古人看来，先确立家内秩序，才能建立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因此，规范家庭成员的言行、维护家内之礼，才能拥有正常的社会秩序。《礼记·大学》篇中认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古人不但强调家族社会地位的稳固，也重视良好家风的维护，就是基于这种社会责任。
　　据记载，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就是一位注重家庭教育的家长。在家中，包括司马懿在内的几个儿子虽然已经成年，但司马防不召唤他们，儿子们便不敢随意去见父亲；见面时，如果没有允许他们入座，便不敢坐下；司马防不向儿子们提问，他们也不能随便说话。司马氏父子之间完全按照礼仪相处，秩序井然。这看上去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却是在汉末乱世时对传统礼仪的一种坚守。虽然“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已经成了当时社会与政坛上屡见不鲜的丑闻，但在司马防家中，仍能保持儒家所倡导的礼仪，这就是家风的影响力——不随时而变，靠治家者的自觉，维护他所认同的价值。
　　作为社会的细胞，在整个社会处于恶劣条件下时，家庭承担起了守护价值观的责任；当社会能够良性发展时，家庭也为道德礼义的实践提供了第一个场所，孩童在真正进入社会之前，就在家风的熏陶下，对应遵守的秩序进行体认、模仿与自觉维护，“孔融让梨”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表现。“家规家训”的文本传承
　　家风既然如此重要，家训文本也就应运而生。从汉代到明清，以《孔子家语》《颜氏家训》和《朱子治家格言》为代表的家训作品一直都在流传，为子孙留下文本形式的训诫也成为一种趋势，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教育继承人如何做好皇帝而编写了《帝范》。就连战败后一病不起的刘备都在遗诏中特别关心了刘禅的教育问题，不但嘱咐他要看什么书，还训导他“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类书籍能够完整体现家庭教育中的主要思路，不像言传身教那样零散而无体系，同时由于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文本，故而能够历经岁月而不致出现减损。然而多数家训文本以道德教化和行为规范讲授为主，较之生动活泼的言传身教，未免显得有些格式化、教条化。不过，也有保留了文化趣味的作品，那就是颜之推所作的《颜氏家训》。
　　颜之推生活在南北朝后期至隋朝，《颜氏家训》也成书于隋。颜之推本人几经丧乱，其自称“三为亡国之人”。他写作《颜氏家训》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子孙礼仪、道德与学术、文化，保持其门风、传承其家学，故而书中不仅涉及立身处世之道，而且还对当时的社会风俗、文学、经学、史学与音韵训诂之学等多有介绍，可称一部家教的百科全书。颜氏后人也没有辜负这位煞费苦心创作家训的先祖，他们各以其突出的品德与才学闻名于世，著名者就有唐代的学者颜师古、书法家颜勤礼与颜真卿，其中尤以道德操守与个人才学都令后人景仰的颜真卿为最。
　　颜之推自己是当时知名的文人学者，他在写作家训时尽量避免仅仅以教条训诫子孙，而是通过举例来说明道理。比如在《风操》篇中，他对取名拟字的原则发表个人意见的时候，就没有直接抛出自己的观点，而是以古人为例，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比如西汉时代的文人司马相如因为钦佩战国时代的赵国名臣蔺相如，故而为自己取名“相如”；三国时代的大臣顾雍因为崇拜当时的著名学者蔡邕，也为自己取名为“雍”，这些都是表达了对贤人的崇敬，所谓“见贤思齐”，所以才为自己起了一样的名字。同时，他对一些人囫囵吞枣，将前人的姓和名都编入自己的名字之中表示鄙视，认为这完全是附庸风雅，有违取名的本来原则——比如东汉的许暹字“颜回”，梁朝的庾晏婴。
　　取名拟字，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一种期望，或是取名者的一种道德向往与追求，在讲求典雅的文化家族，这是一种体现品位的行为。颜之推以前人为自己取名的得失，向子孙传达了其中的原则与禁忌，而没有简单以“取名拟字应遵循哪些原则”“起名字时应避免的几个误区”之类的条目来说明，循循善诱，使自己的本意明白地表达出来，又不致过于严肃刻板，其试图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形式让后人体悟优美之门风，可谓用心良苦。
　　在《勉学》篇中，讲到学习重要性的时候，颜之推还以距他较近的历史为例，讲了梁朝的贵游子弟们只追求舒适奢靡的个人生活而忽视学习，在太平年景无限风光，到了改朝换代之后，他们就因为并无真才实学而被冷落，反而不如那些凭借个人才学受到任用的平民子弟。
　　正因为笔法生动、内容广博、寓理于情，令《颜氏家训》在中国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著名的启蒙教育家王三聘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可谓实至名归。
　　像《颜氏家训》这样的家教作品，在古代家训类书籍中并不多见。更多的家训讲授的是一般的行为规范与社会伦理，《朱子治家格言》就是典型的代表，其表述形式及书中体现的原则与《弟子规》一类启蒙读物大致相同，讲授的多是实用性原则，这也是古代家训类作品的基本特色。家庭作为树立社会秩序的一个单元，更多情况下只是训练基本的行为准则。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具有作为“家学”的文化修养，而社会同时又需要家庭对其成员进行教育，因而大多数的家训也就只能停留在只讲教条、只教行为规范层次上了。“家训”的大量产生与文化水平的相对平庸，造就了大量家训作品的基本面貌。传统价值的现代转化
　　成功的教育，需要关注人的心灵成长。无论古今，学校教育多以知识传授为主，对心灵的关注不够，古人家训恰恰能从一个侧面弥补此空白。当然，古人家训虽有树立基本价值观、培养行为规范的作用，但对其功能无限拔高，就未免自欺欺人了。家训中所展示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都是符合其时代的，时代不同，就不能全盘搬用，否则只能适得其反。
　　另外，因为当今相当一部分人对古代文化不甚了解，如何运用古代的家训进行现代教育也就成了一个难题，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将传统的教育理念、行为规范和现代社会进行结合。将传统价值转化为现代教育资源，既需要熟悉古代经典，也需要了解现代教育与现代社会。且不说大多数家长都不具备这样的水平，就是对专业研究古代家训者来说，也并非易事。在此现状之下，与其盲目让孩子学习古代家训，不如借鉴近代成功经验。
　　著名翻译家、文学研究家傅雷的教育实践，正是融合了传统价值与现代精神的典范。傅雷夫妇写给孩子们的《傅雷家书》，既包含了传统的情怀，又体现了现代价值观。在与孩子们交流时，傅雷夫妇将亲人、朋友、人生指路人的角色集于一身，不摆架子，不扮演全知全能的裁断者，敢于在信中对孩子承认过错。平等的态度，温情而不失理性的交流方式，正符合现代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
　　同时，我们对“家训”的重视不能只停留在“背诵”的层面，更要切实践行——古人家风的形成，更多靠的是长辈与子孙的身体力行，而不是背诵“家训”。
　　树立良好家风，也需要整个社会对正确价值观进行清醒而恒久的追求。今日之社会价值，正是明日家训之准则；今日之家风优劣，正是昨日社会之体现。唯有社会秩序正常，社会价值观合理，才能影响每一个家庭，保持家风之优美。
　　从另一个层面讲，家训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与当时的社会交流方式密切相关。当时公共性的交流与互动非常有限，价值观的传递往往依靠家庭教育；现代社会以公共教育为主，社会交流的渠道远胜于前，人们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形式互相影响、互相教育，已经成为现代国家重要的道德养成模式。我们对此应该充分重视，强调同辈教育，使其成为弥补学校教育不足的重要模式，而不应抱残守缺，只强调家训的重要性。
　　原标题：[优美门风：家训文本与精神传承]
古代官员"家训"：曾国藩愿儿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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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教育“官二代”，历来就备受关注。古代有见识的官员，都相当重视家庭教育，都有严格的家训，都期望后代都能成才，知书达理，以维系良好的家风，延续家族的良性发展。
　　力戒儿孙奢靡浪费
　　宋代孔平仲的《续世说》记载，北魏贵为司空的长孙道生，一生清廉节俭，骑马时用于遮挡尘土的一条熊皮做的障泥，总是洗了再用，破了再缝，多少年都不换新的。儿辈们见父亲这样，也都自觉地勤俭节约。皇帝派人编写歌词称颂道：“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号召全国的官员都来学习崔浩的慧智和长孙道生的清廉。
　　唐朝的卢承庆博学有才干，曾任宰相，临终时交代儿子：“我死后就穿平常的衣服入殓，不要用牲畜祭奠，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行了，不要过于高大宽广；只用棺材，不需要棺外椁，那样太浪费了；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不要弄许多漂亮话在上头。”这无疑是对儿孙的一种言传身教，在旖旎繁华、生活富足的唐初，高官能俭朴平实、不尚浮华，绝对也是有益世风的正能量。
　　必须读书明理
　　中国古代的官员，自古就有立“家训”的传统。明代王洪洲就在其《家训》中谆谆教导曰：“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训蒙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可矣。”在古代士大夫看来，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要做善事
　　古代官员在外做官，囿于公务以及交通不便，长期回不了家，没有如今发达的通讯工具，与家人联系只能依靠家信，所以，古代官员的“家书”成为教育其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形式。
　　清代王士祯的《池北偶谈》记载，明神宗时的礼部尚书沈鲤在京为官，常写信给商丘老家的儿辈，对他们的约束极其严格：出行上，不许儿辈“出入公门，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骑马，不可乘车”；衣着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欠缺”等等。并且，他还经常写信提醒儿辈“秋夏粮及早上纳，多加与些火耗，各庄上人，常约束他，莫要生事。”显然这是要家人遵纪守法。
　　此外，沈大人还要求儿辈多做善事：每年冬天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孤寡者，也要经常接济等等。他在家书中教育儿辈：“大抵盛极则衰，月满则亏，日中则昃，一定之理。唯有自处退步，不张气焰，不过享用，不作威福，虽处盛时，可以保守。”历史上的沈鲤为人正直，为官清正，被推崇为贤臣。
[责任编辑:王锦宝]
盘点有关家风的书籍:《颜氏家训》为中国家训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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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了70岁，今年才头一回听见新闻媒体这样理直气壮地说家风。”著名作家、贵阳国学大讲堂创办人李宽定先生如是说。不久前，央视播出了特别节目《什么是家风》，让“家风”在马年春天里重新“刮”了起来。
　　对此，李宽定先生有“一喜一忧”。喜的是，大众开始重新重视“在中国数千年社会生活中，非常普遍而又非常具体、非常有约束力又非常有荣誉感的家风、家训、家规”；忧的是，家风传承中断许久，“家风何处寻得？”
　　能对这一问题给出回答的是古今中外优秀的“家风”创造者、捕捉者，他们写就的各类家训、家书、家史，是现世的我们捕捉“家风”最好的风囊。为此本报记者作了一个盘点。
　　经典书籍深藏纯正家风
　　传统中国，历朝历代不缺乏家风门风的典范，“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的文化现象并不少见。为延续家风辉煌，由此也留下了如《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等许多流传后世的经典著作，成为后人修身、齐家的指南。
　　1.《颜氏家训》：中国家训之祖
　　作者：[北齐]颜之推/著
　　简介：《颜氏家训》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是作者关于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在传统中国的家庭教育史上影响巨大，享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它集前代家训之大成，在严肃的道德传承和尊长期待中，包含了浓郁、细致、深远的人文关怀。
　　点评：对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有高度评价。他说：“颜之推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历史中的颜之推三经世变，身仕四朝，以一介儒生保持家业不坠，自有其独到之处。他对立身处世的经验之谈，对后人也自有其借鉴意义。此外，《颜氏家训》还反复强调读书上进的重要性，认为为学贵在真知，不可自欺欺人。这在“反智主义”、“学术垃圾”泛滥的当今社会，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2.《曾国藩家书》：“三不朽”人格的践行范本　寻常百姓家风朴实
　　名门望族、世家门第有深厚的家风，寻常的平民百姓也有自己的家风。“身正不怕影儿斜”“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举头三尺有神明”等等在百姓口中流传的顺口溜，本身就是最朴素的家风的体现。
　　1.《吾家小史》：书写一个百年家族的精神支柱
　　作者：余秋雨/著
　　简介：余秋雨曾自述：“余氏家谱我看到过很多，每次翻阅，都能从密密麻麻的长辈姓名间看到他们在接连不断的灾难间逃奔、挣扎、奋斗、苦熬的身影。这个清清朗朗地顶着一个‘人’字的姓氏，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作为余氏家谱中的一个小分支的《吾家小史》，余秋雨一家三代人在百年间也历经苦难。
　　点评：《吾家小史》是在《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两本“记忆文学”的基础上改写而成。该书是文化名人余秋雨迄今最完整的家族回忆录，展示了他作为老百姓的家风。
　　2.《家世》：夹缝中的家风仍是教化之源
　　作者：余世存/著
　　简介：《家世》从“家风家教之于当下”的视角撰写了17个中国家族的传奇经历。每一家的家风家教自有特点，如：林同济家要培养专门人才，以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宋耀如家是要出伟大人才；聂云台家有家庭会议……这些家族中既有显赫大家，也有寻常百姓。读《家世》最大的收获，是能让人联想到自家、自身，以知道自己要传承什么。
　　点评：“家风家教”的现状很尴尬。一方面，在现代世界强大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面前，家庭教育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使得现代人的品质大同小异，很少看出其背后的家族烙印；另一方面，我们从小被告之自己的一言一行体现的是自家的家风家教，“有爹生没娘养”是人们对没有家教者最刻薄的表达。在这夹缝中，余世存仍认为家风是教化的根源。他在书中追问读者：在中国社会或著名或普通的家族面前，你是缺家教的吗，你能总结出自己的家风家教吗，你给社会或孩子提供了什么样的言传身教……
　　东、西方的家风互相融合
　　讲家风门第当然不只是传统东方国度的专利。西方也有很多类似的书籍，如《摩根家书》、《哈佛家训》等体现了西方文明思想。晚清以来西风东进、国人纷纷留洋，使得传统的教训、家书也在慢慢的发生变化，比如长辈在“教训”子孙辈时体现了平等意识。
　　1.《傅雷家书》：父子间的艺术“合奏曲”
　　作者：傅敏/编
　　简介：《傅雷家书》是根据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纂而成的一本集子，书中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5月书写的186封书信，其中最长的一封信有7000多字。傅家的家风，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以培养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
　　点评：《傅雷家书》不是普通的家书，而是一本苦心孤诣的教子书。傅雷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2.《亲爱的安德烈》：母子间的成长“进行曲”
　　作者：龙应台/著
　　简介：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他们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但龙应台一定要认识成熟的大学生安德烈。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收入此书的三十多封书信，感动了无数被“亲子”之间隔阂与冲突深深困扰着的读者。
　　点评：继承鲁迅传统，以批判国民精神、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愤怒而为世人所知的龙应台，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平和下来。因为她发现“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为解决自己的无知，她和孩子展开了对话。母子俩对阶级、艺术等大问题都有深入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他们那种近乎平等的相处态度。这部书为读者弭平代沟、跨越文化阻隔、两代人沟通交流带来了全新的思维和方法。
家风在变，亲情不变
　　“我是你的父亲，我不跟你说，没有人会跟你说。”这是香港电台知名主持人梁继璋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这封书信记录着他经过惨痛失败得来的体验，因情深意切而在各大网络流传。同这封书信一样，公开流传至今的家训、家书在起初都是私人化的，只在亲人间流传，为的是一、让子孙后代少走冤枉路，二、营造家庭成员间集体的精神信仰。这就是所谓的“家风”及其意义。
　　在过去，“家风”通常和大家族和精英阶层联系在一起，代表着一种高度。现而今，“家风”不再高高在上。首先，平民百姓也可通过书写自己的小家史而折射大时代、阐释一种家族精神，南方报业旗下的凯迪网倡导的“百姓家史”计划就颇为成功；其次，传统家训往往是长辈高高在上教训晚辈的姿态，内容也颇为教条；现在则渐变为平等对话的态度。时代在变家风也在变，唯有那份亲情不变。[责任编辑:张晓荣]于丹：我们正在失去中国人的家教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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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8日，由搜狐网、搜狐教育主办的《国之崛起因教而变》年度盛典，在北京举行。本报作为合作媒体，出席观礼。国内知名教育学者、学校校长以及教育产业人士汇聚一堂，并发表了精彩观点。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以及著名文化学者于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等知名教育界人士莅临现场并精彩发言。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女士发表闭幕演讲，呼吁重建中国的家教与门风：让孩子回到常识，明辨是非；教孩子为自己埋单；让孩子充分信任科学与艺术。以下是于丹演讲文字：
　　我们所探讨的教育，大教育的概念，它既不是教育部门，也不是各个地方教育局的，甚至不是哪个学校，不是哪个校长和老师的。真正的教育是每个人在为未来做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我想是教育始于父母之心，我们以父母之心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怎么对待我们这个国家原来一直保持的家教与门风。
　　我还想特别说明一点，家教、门风这件事情和我们的知识水准、学历水平几乎没有多大的关联。因为中国门风最纯正的是在农民家庭，而我们正在一个都市化进程中，太多的乡村解体，那么多新的都市崛起，我们的生活水平是在直线上升的，但是我们的伦理水平不能直接去刷底线。
　　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中国家教、门风的重建，那么这里面有几个具体的呼吁：
　　让孩子回到常识，明辨是非
　　让我们回到幼儿园，因为幼儿园是常识。大家知道幼儿园的小孩子都是守秩序的，他们干什么都排队，他们都是懂礼貌的，见到大人都打招呼。小孩后来不打招呼，因为大人总不理他们，小孩后来为什么变得不讲规矩，因为看到了我们成长的社会。大家说反腐倡廉，打了那么多贪官，那么受贿行贿是怎么回事？行贿的人无非想在官职上加一个塞儿，走到他没有序列的位置上，今天有多少人在加塞，有多少人破坏秩序，有多少人自我膨胀侵害他人权益，甚至毫无敬畏，毫不顾忌侵害到他人生命权和生活权。孩子得到东西是要分享的，我们不希望孩子一旦长大了，就笑话自己的幼稚，其实一个民族不能数典忘祖，一个人永远不要笑话自己的童年，因为童年学的是做人的规矩。我还说到了明辨是非，大家知道在孟子的时候，他把孔子所讲的仁义礼智四个概念重新定义，因为信是后来加上的，孟子怎么解读，都归结到一颗初心，本心。所谓仁爱，无非就是一个恻隐之心；那么所谓的大义，无非就是一个羞恶之心；所谓礼就是恭敬辞让之心；所谓智是什么，智在他看来不是知识，而是是非之心。我也想说，在今天我们的知识教育如此发达的时代，知识等同于智慧吗？智慧是是非之心吗？让我们回到原点。
　　这个概念从孟子一直到明代大儒王守仁，大家知道他所提出的心学，最重要的观点是致良知，王守仁也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从孟子到王阳明，孔孟朱王走过的这条路给我们一个基本判断，智慧是要明辨是非，用农民的话说更明白，得知道好歹。我一直认为中国农耕文明是明辨是非知道好歹，因为大家去看很多村子，都有一些目不识丁的大娘或奶奶，家家户户邻里吵架了，家庭纠纷了，孩子不念书，都拧到老太太面前，老太太虽然不识字，但是明事理，说得大家心悦诚服，起码告诉孩子不能伤天害理。因此教孩子回到常识，明辨是非的，这是第一点。
　　家教要教孩子为自己埋单
　　现在看到有很多人，怨制度、社会、他人，那么为什么那么愤怒？我也承认这个社会，这个制度都有要改进的空间，但是有很多过度的埋怨，有一个深层原因是这个人觉得我对自己气馁，我没有能力为自己埋单。那么为自己埋单这件事情要从多角度培养，现在我们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国情，虽然说今年刚刚实行单独二胎放开，但是我们的独生子女还是绝大多数。而在中国独生子女由隔辈抚养又是一个更多的现象。太多的独生子女是姥姥和奶奶抱大的，而老年人抱的这个孩子，就会在他眨巴眨巴学步的时候，一下绊到桌子腿，摔倒本来摔不疼，但是奶奶一把抱起来，跺地，这个破桌子，破椅子绊疼我宝宝了，它太坏，然后打它。潜意识里让小小的孩子就觉得我的一个意外，一个痛苦，一定要有受责备的替我受过，替我埋单的一个对象，孩子是这样长大的。
　　让孩子充分信任科学与艺术
　　不管什么家庭，都应该让孩子充分的信任科学与艺术，信任科学可以让人避免无知，信任艺术可以让人活得有趣。我想科学的观念和艺术的素养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素质，而不是成为哪种人的必备技能。真正的素质教育是在家里，一个家长让孩子信任什么是素质。
　　科学也是素质，但常常陷入各种恐慌，关于食品安全、血液安全，关于各式各样的不安全，但是有一些恐慌是伪命题，如果你真的懂科学，不会陷落于一种因为愚昧而产生的伪命题恐慌。我们要担心的要解决的真实的存在的命题已经不少了。如果我们连个说明书都不会看，如果有一些科学审慎的培养分析，最后会陷入一种人云亦云的，哪怕他的数学成绩不及格，这件事情并不管他是否信任科学。信任科学是家教要传递的一种态度。
　　另外要信任艺术，动不动告诉孩子，弹琴可以加分，跳舞可以考级。现在所有加分都瘦身了，真的让这样的事情变得纯粹了，不是像学泥瓦匠一样学一门手艺，而是让这个人哪怕最孤独，最具挫折感的时候，活得有尊严，活得自己有乐趣。
　　艺术不见得要考级，而是一个人能够在平凡的朴素的日子中有活得生机盎然的能力。
　　2013年的岁末，我以父母之心向大家呼吁：重建中国的家教与门风。让我们的明辨是非仍然是这个民族的顶级大智慧，让我们回到常识，能够让我们不被伪命题绑架，让我们遵守秩序，让我们做一个有尊严的公民，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学习为自己埋单。因为不犯错是不可能的，但是能认错比不犯错重要，会改错比能认错更重要，这是一种责任和担当。一个不能对自己担当的孩子，是没有办法去面对未来的这个社会的。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笃信科学与艺术。他们在面对这个大变化时代的时候，永远坚持一些万变中的不变，那就是人性的善良。
　　当这样的家教和门风建立起来的时候，教育就不仅仅是教育机构的事情，它是我们所有的父母在自己家里随时随地用言传用身教所传递出来的一份信念，这样的信念可以让我们有理由祝福更好的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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