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历史的迷雾——薛岳上过保定军校吗？
薛岳与张发奎抗战时期
&关于薛岳将军是否上过保定军校问题，近些年来在互联网上时有争论。由于《保定军校同学录》中未收录薛岳（）的名字，有一部分网友认为他是“肄业”；而以牛戈为代表的则认为薛岳从没入过保定军校的大门。笔者就以上焦点问题仔细研究了观点对立双方各自所依据的、最关键的史料即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88年12月出版的史料丛刊（8）《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和《张发奎口述自传》本书是张发奎（）晚年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口述的自传。以下就相关问题节录两书部分内容并附上牛戈的文章《薛岳进过保定军校吗》供军史爱好者推敲。
薛岳（1995年）
一、《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节录：
1、该书在开篇“说明”中叙述：
style="mso-bidi-font-size:10.5font-family: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Cmso-hansi-font-family:Calibri"&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乃薛将军循部属多次建议：“将军一生精忠救国，志节高超，见解独到。且其安内攘外，功盖寰宇。应留青史，以供后世景仰。”蒙允后，于民国七十年春，由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毓亮主其事……确定书名、分配篇章，汇集资料，集体创作。
……在作业开始之前，薛将军曾在台北官邸，集合各执笔人，亲自讲述八天，曾作录音，记录在卷。尤于革命过程中关键处所，特别根据史实，认真论证，以别于坊间流传之野史。书搞成，指定蒋荣森君综合整理，清稿打印，分别装册呈核。将军逐字鉴定，并在每册封面批示：“已阅，无错。”或“已阅，错五字”。
……民国七十七年四月，薛将军曾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口述历史组执行秘书朱浤源先生讲“此书稿我已看过几遍，很实在，是一本很好的书，大家能读到这本书就可以了。”
2、该书在第一章“家世与教育”中叙述：
“薛岳将军字伯陵，广东乐昌县人。生于公元一八九六年，……六岁之年，薛将军启蒙入学，在私塾里读三字经、孝经、四书等古文……八岁入九峯乡初等小学，十二岁考取县城乐昌高等小学。
……一九一零年除夕前，薛将军前往广州，投入新军。后报考（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当时报考人数千人，录取一百二十人，薛将军考中，名居第三十二。
……民国元年春天，黄埔陆军小学（堂）开学。校长黄士龙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又曾留学的国，当过新军标统，在校中兼教德文。薛将军班内同学有张发奎、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朱晖日、黄琪翔、吴奇伟、韩汉英、王超、叶挺等多人。
……民国三年三月中旬，在陆军小学（堂）尚未毕业，便偕同张发奎、欧阳磊、刘尚沛、谭在汉、黄之怀等赴港，追随邓铿、朱执信参加革命。
……民国三年秋，在香港中华革命党南方支部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九月二十二日薛将军和梁卫平等在广州法租界被逮捕。
……民国六年春出狱，年方二十二，即考取保定军校第六期。同期学生有张发奎、余汉谋、李汉魂、李扬敬、邓龙光、缪培南等。将军在保定军校入学期间，时广东的革命形势有了重大的发展。
……民国八年七月，薛将军自保定军校赴闽，来到粤军总部。邓铿即委派薛将军为上尉参谋，追随其左右，策划军事，与薛将军一道参加粤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商有邓演达等。薛将军的参加粤军自兹开始，但其追随邓铿则是二度。”
《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第16页-第18页）
二、《张发奎口述自传》节录：
“第一章：早年岁月（1896——1920.5）
有人说，反清革命成功后，身为军人是很荣耀的。我不同意中国谚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既然如此，为什么回到广州我不马上参军？是因为我想不到军队会收录我，我实在太小了。当时我没有选择余地。入伍后，我对民间藐视军人的传统观念逐渐有所理解。
模范团是否意味着与众不同？不，这个团的所谓“模范”只是名字而已。它直属于粤军总司令部，同另外三个师下辖的战斗团地位相同，粮饷相同，制服相同。模范团下辖两个营。
　　在模范团，我是年纪最小的。我扛一支来福枪，别人干什么我也干什么。我从不感觉苦，因为父亲不喜欢、不关心我，所以我不想家。
　　月初，营长发给连长每人十元一毛五。这笔钱包括主食——米、副食——食油、盐、木柴、蔬果，每人每日两毛，月计六元。减除这笔开支，每月尾我能净收月饷四元一毛五。由于主、副食开支每日仅一毛五分，我每周可领取三毛五分钱外块。那个年代物价便宜，一毛五分钱一天已经吃得很好了，每餐都有肉吃。
连长很喜欢我，虽然年纪小，我很活跃，排长也喜欢我。几个月后我被擢升为副班长，挂下士衔。（一九一一年初），设在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招生考试时，连长鼓励我去试一试。他考虑我本来上过学，去军校可以继续我的学业。然而他也告诉我，我资历不够，所以每晚给我补习中文与算术，尤其是前者。他给我做投考黄埔的担保人，如果我成功入学，模范团就可以保留我的名额，每月十元一毛五饷银照付。他认为，一旦保举投考军校成功，对连队是莫大的荣誉。我本人不乐意这一安排。为什么？我生怕穿军服去应试会被人小看。故我正式请假穿便服去应试。
　　3000个应征者竞争120个名额，明文规定每个县可录取1人，大县倘若有人录取，名额可增至2名。始兴县有30多人报名，可是南雄县报名人数很少。始兴县的同乡便希望我以南雄县籍报考，使他们减少阻力。可是我拒绝了。　
我顺利考取了。有个有趣的故事：考试分为三场，头一场是体能测试，另两场是笔试。真是巧得很，连长教我的题目正是第三场的考题——《吴起为将与士卒同甘苦论》。我只要凭记忆写一遍就行了，一切犹如神助。
　　我是始兴县唯一被录取的。事实上，作为一个士兵，我是资历最浅的，别人都是高小毕业生。如果没有连长的辅导，我是进不了设在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的。设若我考不上，就得回到模范团去当二等兵——团部是不会为我保留副班长职位的。
　　对于上军校，我的感受很简单：上学总比继续当兵强，毕业后，我在军中更有前途。那时我已知道怎样去盘算，相信自己会告别士兵的生涯，但不知道何时能晋升军官。
　　南雄县一个也没被录取，模范团还有两人被录取——方颐与谭在汉，他们都是团部保举的；薛岳和高汉宗是第十团保举的——我看见他俩穿了军服入考场，此时的薛岳名叫薛仰岳。
　　因为我请不成假去广东陆军小学注册，我请华岳高代我去办理。注册官把我的姓名第三个字写成“奎”，意谓男子汉大步走，葵与奎同音。于是我的名字成了张发奎，并沿用至今。
入学时需要提供铺保，这事引起一场争执。我的队长——相当于连长的教官问我铺保是谁。我答道：如果学校不接纳，我就回部队去。此时副官长熊略听到嘈声，询问发生什么事。我解释道：我是遥远的外地来的客家人，在广州无亲无故，到哪儿去找铺保呀？熊略对我说，我应该在广州寻一家商铺，请店主盖个刻有店名的图章，再来找他。于是我照办了。就这样，我进入了广东陆军小学堂，时维1912年。军校设在黄埔，由广东省政府管理。我们免缴学费、宿费、膳费、制服费，一切都免费。另外，每个月发给两块钱零用金。海军学校也设在黄埔。我再次见到陈策。
1913年，我母亲病故。我回乡奔丧，姐姐告诉我母亲因难产而死。我父亲太不可理喻，他把妹妹送给一个江西人，从此音讯全无。此时家中还有八个孩子，在贵斌下面有两个妹妹，接着两个弟弟嘉斌与勇斌，下面又是两个妹妹。父亲送走的是九妹。
　　我父母把七妹送到华家去当童养媳，当时我12岁，她才3岁。我背着她放进花轿送入华家，一块红布遮着她的头。她按规矩拜天地，新郎叫华文治。华家是富户。父母亲把八妹也送出去当童养媳。
　　母亲去世后，父亲辞去了始兴县衙门刑房小吏的职务回到村里。那时他已不再适合耕田，故把田地租给姐姐的夫家耕种，自己经营鱼塘。姐姐嫁给一位姓曾的客家农民，住在十里外的邻村，那儿仅住着六七户农家。
　　在广东陆军小学的岁月里，我对日本人的憎恨与日俱增，因为日本人欺侮我们，加上从历史课上知悉朝鲜、台湾的沦丧，使我更加仇恨日本人。
我也逐渐滋长了革命思想。广东军政府陆军司司长邓铿想征募优秀青年投入革命事业，便派人向我们宣传革命。苏璋已接替翁式亮任陆军小学校长，他是国民党员。我们班级分成三部分，各40人，李章达负责教导我这一部分，我们称呼他“学长”——相当于排长。他是国民党员，他介绍六七位同学——包括薛岳和我——加入了国民党。不久，龙济光成了都督。接着，徐雨三接替了苏璋。孙中山的著作我们不敢读，龙济光是很严酷的，但我们从报纸上得悉革命的进展，开始信仰三民主义。起初我对三民主义不甚了了，甚至感觉革命是不必要的。国民党改组成中华革命党后受到袁世凯爪牙龙济光的残酷迫害，我们耳闻目睹龙济光的暴政，这才悟出革命是必要的。　
快毕业时，朱执信指派四五位同学参加二次革命。那时国民党员有十多人，我们都想加入，便只好抽签。被成功抽中的是薛岳、谭在汉和罗宇澄，薛岳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我去了广州，希望也加入反袁之役，但未获准。除了回校我别无出路，因为我家境贫寒又离得很远。但回校后，我发觉我已被开除，我号啕大哭，恳求校方宽容，终于得遂所愿。
　　不久，我们听说薛岳、林直勉、梁树熊和谭惠泉等人在广州湾（今湛江）被法租界当局拘捕。法国巡捕询姓名时，薛仰岳漏报仰字，此后就成了薛岳。他和同志十余人被投入监狱。梁华盛的父亲梁海山也是国民党员，一起从事“讨龙”斗争，他侥幸逃脱骑追捕，遂给入狱诸君送饭。
1914年陆小毕业后，我们全班迁入武昌第二军官预备学校，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就此停办。陆军小学第四、第五、第六期学生同时并入武昌军官预校，我认识黄埔陆军小学第五期的同学，但不认识第四期学生，其中有邓演达与李扬敬。他们在第四期毕业后经短期培训课程也调来武昌，邓演达和我成了好朋友。
我们这一班继续念德文，比起在黄埔，军事课程增多了。我开始崇拜拿破仑，不是他的箴言“战争的第一、第二、第三项需要都是金钱”，而是钦佩他的格言“胜利取决于最后五分钟的坚持”。
　　一如既往，我仍旧懒散。例如有一次与司徒非等同学比赛谁画得最快，我抓起几支铅笔用一张纸包起，第一个走出赛场。
　　武昌官校有一千多学生，这是我首次有机会接触外省人，但他们都同我差不多。由于人数太多，学生中具有革命倾向者占多少我不能确定，我们不得不从事秘密工作。我和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主要成员是来自广东陆小参加过中华革命党者，非粤籍的成员包括浙人。
　　在中华革命党的影响下，1916年初，驻扎在武昌的炮兵旅计划举义，我校几百名学生打算响应义举。我们向校方申领军火弹药。可是学校根本没有贮存军火，我们碰了壁，起义也失败了。
　　这时国文教师告诉我，我上了黑名单。所以我爬墙逃到汉口英国租界，和我一起逃跑的有司徒非、林杰兴和樊崧甫，他们都在黑名单上。我乘上一艘英国轮船去了上海。
　　我们愿望加入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运动，樊崧甫要我们参加浙江省的反袁军。但是，我们三个广东人都想回到广东参加朱执信领导、总部设在四邑（指台山、开平、新会和恩平，在广州西南二三百公里处）的反龙（即龙济光）之役，那时邓铿正负责东江之役。
就这样，樊崧甫独自去了浙江，我们三人经上海去香港。我们在早先抵达香港的反袁同学中了解朱执信的情况，此时薛岳、林直勉、谭惠泉、梁树熊等人已从安南（今越南）河内的法国监狱获释，到澳门找到了朱执信，其他同学加入了陈炯明或徐谦的队伍。林杰兴和我决定去澳门看望薛岳等人，由他们介绍，我俩加入了朱执信的机关。
在澳门，我见到了朱执信、邓铿、廖仲恺以及古应芬。邓铿和廖仲恺是东江地区的客家人，朱执信和古应芬是我们通称的“番禺捕属”，他们是跟着大官到广州做胥吏的外省人后裔。这些外省人在衙门中任书吏，统称“老夫子”，俗称“师爷”。由于他们中间许多人祖籍浙江绍兴，所以不论他们究竟是否来自绍兴，统称“绍兴师爷”。当携带他们来广州的官员调走时，他们却留下来了，有时他们继续为新上任的官员任事，有时离开衙门以撰写讼状为生，聚居在广州附近的番禺。那时广州并非广东省省会，广州的一部分是南海县，另一部分是番禺县，这两个县都隶属于广州府。他们的后代与粤籍人氏广泛通婚，通常都受过良好教育，能找到好差事。他们常常收取厚酬充当枪手替富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被视为百分之百的广东人。胡汉民与汪精卫也都是所谓“番禺捕属”。
　　朱执信组织了民军，其中包括从台山招募的土匪——俗称“大天二”，以及粤军、学生等。民军有数百人，大多是粤籍人氏。土匪占了多数。梁盛与其他粤军首领是有革命思想的，他们的喽啰很顺从首领。梁盛去澳门见朱执信，朱要他攻打江门与新会。鉴于反袁革命没有独立的军队，朱执信饥不择食，当然朱执信担心梁盛部下不守军纪，所以他派我和司徒非去监管梁盛。
我俩是徒手前往的，因为澳门法律不准藏有枪械。估计梁盛们不会给我俩配发武器，我俩抱着赴死的决心出发，每人带着一盒香烟，其中有一些含剧毒，备作被俘后熬刑不过自杀之用。虽然囚犯会被搜走身上财物，但通常可以保存香烟。
梁盛服从我俩的指导，因为我们是朱执信派遣的。我们帮助梁盛指挥他的部下攻打江门，像民军军官一样，我俩穿着黑色的生丝新裤。战斗持续了几小时。这是我的第一次战斗经历。当时我只是个大孩子，我当然害怕，听到枪声就发抖。战斗全面铺开，龙济光增援部队到达后，我们很快被击败和溃散了。梁盛为了表示效忠朱执信，乃派遣一个土匪护送我与司徒非去澳门向朱执信报告。
　　司徒非和我在路上被地方民团截住了，他们问我俩是新军还是旧军。旧军是指龙济光的济军。我俩说隶属新军，刚被龙济光部打散。他们绑起了我俩，看上去要枪毙。司徒非是开平人，想说服他们让我俩去香山，但是枉然。在此关键时刻，有一个在当地具影响力的老人来到现场。他说，不管我们是什么军，都应该放掉，如果有必要，别人也会解决我俩。他的意见占了上风，我俩保住了性命。于是在那个土匪陪送下到了澳门。
司徒非与薛岳同朱执信留在南湾花园。李扬敬、徐景唐、张达、李章达与我住在何隆兴街52号一楼。
　　然后，朱执信派遣王超、司徒非、薛岳、徐景唐、李扬敬和我去邓铿的石龙总部。我们被安排了卑微的职位，黄埔陆军小学第四期学员周演明当副官长，邓信任他。由于不堪忍耐他的傲慢态度，王超、薛岳与我回到了澳门。临走前，王超写了封信解释我们辞职的原因，由我呈交邓铿。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了。我和同学们看到报纸上登载通知，要我们回到武昌陆军中学。朱执信认为我们应该回校。所有同学都决定回校，唯独我不想回去。朱执信给回校的同学都发放了路费，他自己也离开了澳门。
薛岳、我以及其他十位同志滞留澳门，以朱执信临走前留下的500元钱维持生活，暂住的三间房每月必须交纳20元钱房租。我们当然要吃饭，当500元钱用完时，我们打算以赌博维生。几个月后，薛岳和我决定去香港。我们收受了几百元钱的孙中山公债券，那时是属于非法的。薛岳揣着债券，一到香港就被捕了。我去寻找驻港机关。到那儿时，我见到薛岳与几个警察。他宣称自己是机关雇用的厨子，我也编了个谎话。最后邓彦华用钱把警察打发走了，薛岳被开释。薛岳与我烧毁了公债券，各自回家。
　　不久华振中来信说，我可以去保定，然而我先要考虑自己有没有足够的盘缠。父亲卖了田又借上债，凑集一百多元，但还是不够去保定的路费。
　　父亲与我从始兴县城搭乘一艘小船，有个姓关的亲戚是军人，正好同船。父亲作了介绍后，关氏询问我作过什么事，为何不去保定。我说没钱，他教训我道，我只是个大孩子，尚未完成学业就要干革命，实在太傻。我认为他讲得对，但那时我内心忐忑不安，并不认为要先念够了书才有资格参加革命，然而我还是放弃了去保定军校的计划。
到了广州，我写信给住在乐昌乡下的薛岳，我叫他来广州，于是我们合住一间旅舍。我的钱花光了，必须去找工作。我们去找梁树熊介绍。他是个革命者，同薛岳一起坐过牢；此时正担任烟酒专卖局总务主任。他介绍薛岳去专卖局石龙办事处，介绍我去肇庆办事处。我即去了肇庆，那个经理很客气，问我住在哪里，要我等一下，让他查看有没有空缺。我想这是打官腔敷衍我，便直说：“不要打官腔，老实告诉我，你究竟有没有事情给我做？”那时我口袋里只剩下几元钱，仅够回广州的路费。设若我在肇庆苦候，势必花光这笔钱，陷入窘境。他嫌我太粗鲁，我们吵了起来，于是我走了。
我乘船回广州，这次我孤独一人，身无分文，不能再住旅馆了。我找朋友、同学消磨时间，他们的确不计较同我交往，但他们的父母耿耿于怀。晚上我睡在大街上。毕竟我不忍心打扰朋友们。
　　有一天，我长途跋涉去看望我妹妹的公爷华先生。他是个木材商人。我的要求并不高，只告贷五元钱，想借此再支持一个月花销。不料他不仅拒绝借钱给我，甚至不留我吃顿饭，还训斥了我一顿。
　　我决定去找以前的一位老师，他正在魏邦平（时任广州市警察厅厅长）手下做事，我想他也许会给我找一份工作。看见他走入一座建筑物时我紧紧尾随，哨兵却说他不在。我指哨兵说谎，他说我不懂人事。很明显，这位老师不想见我。
　　似乎我已无路可走，但我不想写信求家里帮助，即使开口，父亲也不会给我分文。我向天字码头走去，想蹈海自杀。当我见到自己在海水中的影像时，我突然想到，既然我16岁就能入伍当兵，为什么20多岁不能重新入伍呢？部队一直在招兵。既然我已经接受了中学教育，那并不意味着我不能重新当兵。想通了这一点，我不再去跳海了，决定参军从头来过。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杀企图。此后我的人生历程一帆风顺。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再产生沮丧或压抑感。每当我打了败仗——那是兵家常事，我都不会垂头丧气。只要我斗志昂扬，一切都会转危为安的。我是个乐天派，否则那天晚上我已经跳海了。
　　正好在这一关键时刻，我撞见了司徒非。他告诉我，朱执信正在找我。上次我遇见他时，他问我在哪儿，可惜我没回答他。司徒非一直追随朱执信，曾告诉朱，他遇见过我，然而他二人都不知道怎样同我联络。于是，我去见朱，他把我留下了，时维1917年，我21岁。
朱执信在广州河（今珠江）南给一群革命青年租赁了一所住房，那里是他的支持者李福林所控制的地域。李福林当过土匪，辛亥革命前他就入草为寇了，他常常将一束报纸裹着一支手电筒，用以恐吓路人，使人误以为他持有手枪，所以老百姓称他为“李灯筒”（粤语手电筒）。以后他用“灯筒”的谐音字“登同”为字号，这是孙中山给他改的。
　　朱执信给我们讲述革命历史，他的道德感染力更为重要。当我们穿着华服时，他不说什么，不知何故我们就不敢再穿得那么阔绰了。朱执信夫妇俩都生活俭朴，居陋室，自己做家务。总之，朱执信是个有道德的人。
　　邓铿也常常向我们讲话。在那个时期，邓铿和朱执信对我的人生观起了最大的影响作用，他俩帮助我提高了革命觉悟，可以说我的前途是在他俩引导下塑造的。
李福林要求广西都督陆荣廷委任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为广州士敏土厂厂长。于是，革命党人就有饭吃了。薛岳、司徒非、刘纪文和我都在该厂找到了工作。我被安排负责煤炭供应，我们四人都得到60元月薪。
　　胡毅生是个善良的革命家，他对下属态度和气。他的职务是名义上的，所以他很少到厂里来，只是把士敏土厂当作革命党人维持生计的工具。由于厂里没有足够职位提供，我们中的单身汉必须拿出一半薪金去救济分配不到工作的同志们。我要求父亲把弟弟们交给我，三弟嘉斌来了广州，报读了南梧中学附小。此后我一直负担他的教育，每月仅耗费八至十元。父亲不肯让幼弟勇斌来广州，一直把他留在身边。
　　我希望父亲再娶，并答应负担一切开支。他拒绝了我这建议，他说倘若再生下孩子，新娘会虐待我的弟妹。　　
1917年7月，中山先生来广州，9月10日他正式就任大元帅职，在广州士敏土厂设立了（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司徒非、陈策和我都成了中山先生的便衣卫队成员。我们跟着他到处走，但很少有机会与他交谈。
　　我见过中山先生那时的随身保镖双枪将莫里斯&科恩，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外国人。
　　1918年1月3日，因新任粤督莫荣新擅杀大元帅府卫队数十人，孙大元帅命莫查办无果，乃命效忠于孙的两舰炮轰督军府以示薄惩。莫荣新是陆荣廷的亲信，我记得胡毅生命令我运煤给那两艘炮舰。炮战失利，两艘舰逃走了。
　　同情中山先生的广东省长朱庆澜将警卫军20个营拨付护法政府，这20个营重新编组后称为“粤军”，中山先生委任陈炯明为司令，邓铿为参谋长。粤军集中在汕头，邓铿号召在水泥厂工作的革命青年参加粤军，我告诉他我不能去，因为我要照顾嘉斌的学业。薛岳去了，后来粤军奉命援闽。孙大元帅以武人作梗，与护法宗旨相违，乃辞职，于5月20日离穗赴沪。
　　在这段时期我去基督教教堂做礼拜，对基督教产生很大兴趣。前已说过，我不相信佛教。水泥厂的一位主管邓彦华娶了一位上过教会学校的女孩，入了基督教，我就跟他们上教堂。
1920年，胡汉民的兄长胡清瑞内定继胡毅生任士敏土厂厂长。我对胡毅生说我打算离厂。这里有个逗笑的故事：厂里有个湖北籍的李姓副厂长善于命相。有一天他给我算命，说我如果从军，可以升到营长阶级；设若我从事文职，我将会做到巡按使（专员）。我听了很不以为然，我才不信那套鬼话，于是我加入了粤军，旨在揭破那湖北佬的谎言。
　　我参加粤军的另一个原因是：传说中山先生已下令援闽粤军返粤，我示望加入回粤的队伍。因此我要求胡毅生准我辞职。那时，我除了嘉斌，并无其他负担，此外，我已攒了些钱。胡毅生劝我继续为他的堂弟做事，也保证胡清瑞会像他自己一样善待我。我把命相佬的预言告诉了他，我去意甚坚，要求他给在闽的邓铿写一封介绍信。胡毅生在函中说，我离开士敏土厂的唯一原因是希望成为军人。我揣着这封信去闽南漳州投奔邓铿。倘非为了揭穿那个算命的同事的鬼话，我一定仍留在士敏土厂。这个故事也显示了，我为什么不相信、永远不相信命相佬的预言。
粤军（1920年5月至10月）
　　1920年5月，我被指派担任士官，隶属于驻漳州的粤军总司令部。这个职位原本不在粤军组织编制内，每月薪饷原定月薪25元，但我从未领到那么多钱。有两种士官：一种月薪25元，另一种35元，薛岳与邓演达属于后者，叶挺已经成为粤军工兵营的连长。邓铿安置我任最低级的职务，因为1918年我不肯投奔他。他问我薪饷最低能不能接受，我说什么也能忍受。
　　士官每月发饷两次：月中和月底。我们不穿制服——哪有钱买制服？我们没有很多事可做。当士官有点照顾性质，做一些零活，像送送信。士官另一种称呼叫“查勤”，听上去令人不舒服。
　　士官必须自己寻找住处、自己料理膳食。我住在驻漳州的粤军独立营某连连部，因为我认识广东陆军小学第四期毕业生李浚，和与我同在第五期毕业的王超，前者是独立营营长，后者任连长。我睡在王超连部的一张帆布床上，与连部军官一起用膳。当然我要付膳费。
独立营是邓铿的基本部队，它原本是驻扎在汕头时由邓铿组建的独立排，直属粤军总司令部，后来逐步扩充成独立连、独立营......”　
第三、《薛岳进过保定军校吗》&&&&&&&&&&&&&&&&&&&&&&&&&&&&&&&&&
作者：牛戈
&多年以来，不论海峡这边还是那边，说起薛岳的出身，基本上是众口一词，即薛岳保定军校六期步科肄业。我本人也从很早就接受了这一说法。因为这一说法太久远、太深入人心了。早在1936年编定的《陆海空军任官名簿》中，薛岳的出身一栏，就白纸黑字地填写着保定军校六期步科。之后，在1942年、1947年的类似表册中，也依然重复着这样的纪录。历史档案里如此记载，被人看成铁证是不过分的。民国七十七年，一部据说是根据采访薛岳而写成、写成后又经过薛岳亲自审定的《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在台湾出版，该书中也言之凿凿地写明薛与张发奎等一同入读保定军校。薛本人没有回忆录或自传存世，而这本书，“虽属多人执笔记述之史料丛书，实际上已具备薛将军口述历史的意义与价值。”既然是薛将军亲口说出，以薛岳在人们心目中抗日英雄的形象，自然谁也不会怀疑其会编造虚假出身，这便进一步巩固了人们对其保定肄业的认定。再到后来，大陆有一个叫王心刚的，写了一部《薛岳传》，其中写道，因为张发奎没能入读保定军校，让已经入读保定军校的薛岳对这位结拜兄弟感到十分的惋惜。有了如此生动感人的描写，岂不更加证明了薛的保定出身。
&&不过也有过不利的信息，1987年，由河北政协编辑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书出版，书中收集有特别宝贵的民国十一年编录的《保定军校同学录》的完整资料。然而在这本同学录中，却找不到薛岳的名字。这不能不让人对薛岳的保定出身产生怀疑。但不久之后，一个新的解释出现了，即薛岳是保定军校肄业而不是毕业，所以军校同学录中没有收集。为什么有这一说法，是因为有早在旧中国便已在各种军官簿册中出现的薛岳“保定军校肄业”的记载。肄业吗，按今天习惯的用法，就是学而未毕业的意思吗。于是，关于薛岳的传记中便又出现了这样的文字：“1918年，在保定陆校尚未毕业，便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新建立的援闽粤军，任司令部上尉参谋。”而在《薛岳传》中，更有生动的描述：“不少同学都为之感到可惜，劝他毕业后再说。薛岳豪气地说，我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报效国家，而不是为了那一纸文凭……辽阔的华北大地无法留住薛岳对南方的热烈向往，他毅然上路了。”
&&有了这样合理的解释，又有如此具体而生动的记述，薛岳保定军校肄业一说有惊而无险，人们接受了这样的说法。
&&但读过《张发奎口述自传》后，却不由得令人倒吸了一口冷气，该书中，有多处证明薛岳在这期间不在保定的记述。下引述之：
&&其一，“到了广州，我写信给住在乐昌乡下的薛岳，我叫他来广州，于是我们合住一间旅舍。我的钱花光了，必须去找工作。我们去找梁树熊介绍。他是个革命者，同薛岳一起坐过牢；此时正担任焑酒专卖局总务主任。他介绍薛岳去专卖局石龙办事处，介绍我去肇庆办事处。”这个时间，是在张发奎未能去保定军校六期求学后不久，也就是保定军校第六期入学之初的光景。
&&其二，“李福林要求广西都督陆荣廷委任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为广州士敏土厂厂长。于是，革命党人就有饭吃了。薛岳、司徒非、刘纪文和我都在该厂找到了工作。”这个时间，是1917年，此时的保定六期已经开始第一学年的修业。
&&其三，“邓铿号召在水泥厂工作的革命青年参加粤军，我告诉他我不能去，因为我要照顾嘉斌【张弟】的学业。薛岳去了，”这是1918年的事，当时的保定六期，已进入第二学年。这年底，经过两个学年的学习，保定六期便毕业了。
&&如果张的回忆属实，那么就等于说，在保定六期肄业的两年时间内，薛岳一直都在广东，而没有在保定。
&&有人说张发奎的回忆录掺杂了个人情感，我对此不想评论。但我认为，全书中，张对薛的评价是比较高的，是褒多于贬的。而对于薛从陆军小学到参加二次革命、到被捕入狱、到投身粤军这一时期的记述，更绝无半点贬意。还有一点，即张在当时打死也不会想到薛读没读过保定日后会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存在隐讳什么或暴露什么的故意。从细节上看，张所述与薛这一时期的共同经历全都不是惊人之举，有些风俗琐碎只属于那个年代，并非今天的人们所熟知。因而单就这一段的忆述来看，不象是有意的贴金亦或贬损，不象张年老记忆模糊后产生的错误，也不象没有那个年代生活经历的执笔者妄加的臆造。
&&尽管如此，张所记的这些，也还仅仅是孤证，在没有得到其他的印证前，还只能作为参考，但至少让我们对薛岳的保定出身又生出了几分怀疑。
&实际上，若想证明某某是某一学校毕业，要紧的是要其拿出曾经就读于该校的证据。同样的道理，要想证明薛岳真的进入过保定军校，最铁的依据，就目前能够找到的史料来看，当然是《保定军校同学录》，但可惜的是，在这本由陆军总长和保定军校校长分别作序，其权威几乎类同钦定的同学录中，却找不到薛岳的名字。
&&没有这最铁的，那就转而求其次，只要有六期的同学或教官给予旁证，也行。也就是说，假如薛岳真的也象陈铭枢、季方那样未学完便离开保定军校，只要有当事人的记述，哪怕只有一个当事人这样说，也算。但同样可惜的是，仍然找不到有这样的说法。不仅没有这样的旁证，而且，和后来薛岳传记的编撰者众口一词说其是保定六期肄业的情况相反，那么多保定六期的和薛岳帐下的将领，却全无这样的说法。特别是刘茂恩、何柱国、樊松甫、李洁之等在回忆录中，都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一长串一长串的保定同学，其中许多人的显赫程度连薛岳的十分之一都不如，但却都没有说到薛岳的名字。
&&这就更加令人置疑。结合张发奎的回忆，一个无形的链条正在悄悄地被串接起来，越来越紧地缠绕着我们，强迫着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做出这样的置疑，即薛岳极有可能并非长期传说的那样曾经在保定军校肄业。
&带着这份置疑，再将《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与《张发奎口述自传》对比印证，这个疑点一下子变得异常的强烈，强烈到基本可以将原有的结论完全推翻。
《张》与《薛》两书，都有为人所诟病之处，但两书中记述薛岳于1914年被法租界逮捕，却是相同的，可以互相印证。至于出狱的时间，《张》书中记载是1916年，具体哪一月哪一天没有详述；《薛》书中则记载为第一次出狱是1916年9月，后又再次被捕入狱，于1917年初方才重获自由。两书所记只是一粗一细的区别，并不发生矛盾。
&&如果薛岳入狱和出狱的时间真如两书所记，那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薛岳并不象有些传记所说的那样，是陆军小学毕业后又升入武昌第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因为武昌预校只办两期便停办，第一期有特殊的背景。他不可能是第一期，而第二期是1914年开学，1916年毕业，这期间内，薛岳一直在坐牢，他没有时间入读第二陆军预备学校。
&没能入读第二陆军预备学校又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就不具备升入保定军校的资格。既然连入学资格都不符合，又谈何肄业呢？
&&说到这有必要说说保定军校的入学资格。保定军校自1912年开办，至1923年停办，前后共办九期，由于主要受军事教育思想不断改变的影响，这九期的入学资格并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没有哪两期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保定六期的入学资格规定为第一陆军预备学校第三期毕业生（郝梦龄、刘培绪、高汝桐、李文田、上官云相等）、第二陆军预备学校第二期毕业生（余汉谋、樊松甫、黄琪翔、叶挺、刘家琪等）和模范团第二期学兵（赵博生、刘茂恩等），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就无法升入保定军校，绝无例外。
&&也许有人会说，腐朽而没落的北洋政府所办的保定军校有那么严格吗？要是国民党或孙中山为薛打了招呼，也不行吗？要明了这个问题，需要对北洋时期军事制度史和军事教育史有个了解才行，特别是需要对保定军校有较深的了解才行，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我只能说个结论，即这样的情况如果出在各省办的讲武堂，也许能行；如果出在各杂牌军系办的军官学校，也许能行；如果出在黄埔军校，也许能行；但这样的情况出在保定军校，不行。绝对不行。薛岳既然没有陆军预备学校的经历，他纵有天大的本事、有天大的后台，也是绝对无法跨入军校大门的。再说了，以当年的情况，孙中山或国民党会不会单独为了这个刚刚出山的老虎伃给保定军校打招呼，老虎伃又会不会象今天的人们这样特别地看重保定这个招牌而非要凭关系挤进去，我看够呛。
&&我想我们应该跳出原来固有的认识，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薛岳的出身。可这一重审，就不难发现，支撑薛岳保定出身这一说法的，全是没有丝毫证据效力的长期的传说，全是后来编史者所为，而具有证据效力的当年的同学录中，没有这样的记载；所有保定六期同学的回忆录中，没有这样的说法；所有薛岳帐下的将领与幕僚的回忆录中，没有这样的说法，而最要命的，是可以证实的薛没有第二陆军预备学校的经历。如果说上面那几条都还仅仅是重大疑点的话，那么薛没有陆军预校的经历，则是否定他保定军校肄业的关键。
&&至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认定，薛岳的保定出身一说，极有可能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薛岳并未进过保定军校。不是提前离校未能毕业的问题，而是一天也没进过。但这样认定的话，则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有个解释。
&第一个，是这学而未毕业的说法该如何解释。这其实是今人对于肄业二字的误解，并由这误解而反推生成的臆造。肄业，在保定军校那个时期，就是修业、学习的意思，并没有学而未毕业的意思。当年的文字，都有某某“经一年又七个月的肄业”、“肄业两年期满”等用法，对于保定毕业的任何一个学生，也都使用“保定军校肄业”的说法，就足以证明这个意思。今天绝大多数人理解这两个字，已经极少理解为“修业”或“学习”，有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两个字在当年是这样的用法，而理解成学而未毕业了。王心刚那《薛岳传》中所说的薛岳差半年便可拿到毕业证而放弃的情节，还有那只属于今天而绝不属于当年的口气，就是最典型的因误信了薛岳保定军校肄业又误解了肄业二字当年的用法而反过来臆造故事的例子。
&&第二个，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国军名册中薛岳保定六期出身的记载该如何解释。很好解释，尽管它作为多年的档案保存，但那仍然属于后来的填写，而非原始的凭证。这样的表册登记，作为一般的介绍是可以的，但若较起真来，作为考证的依据，就不具备丝毫的价值了。这就好比，如果某人要想证明他是北大或清华毕业，靠花名册上填写的个人学历出身，是不足为凭的，甭管这花名册制作于三十年前还是一百年前。
第三个，是那《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中的说法又如何解释。不太好解释，但令人怀疑。民国七十七年时，薛岳已年逾九旬，即便真如撰者在书前说明中所言是根据薛岳本人录音整理写成、写成后又经过薛本人审阅的，以如此耄耋老者，他的录音和审阅，又能做何苛求？对于这部书，从书前那幅十足穿越的“薛岳将军抗战玉照”和书中张发奎入读保定军校的谬误，以及对保定军校与第二陆军预备学校相关常识的无知，也就能够看出写作者的历史修养如何，也就能够揣度这“亲口讲述、亲自审阅”的可信度如何了。对于这等水平的作者写出的东西，还能指望将它作为考证的依据吗？我看够呛。
至于王心刚写作的《薛岳传》之类，就不值得一驳了。&
第四个，薛岳保定肄业的传说由何而生、又缘何长期流传而不疑呢？我猜想，这个传说的兴起，极有可能与“陆军四校同学会”有关。民国初年，保定军官学校曾建有军官学校同学会，以构建和加强保定同学间的友谊与援助。后该会接受孙中山先生的建议，又将读过陆军小学、陆军中学和陆军预备学校的、本该进入军官学校而最终未能进入的学生一并纳入，以扩大南方的革命力量，遂使这一校同学会扩大成四校同学会，于是，曾经读过陆小而未能入读保定军校的张发奎、薛岳等，便也成为该会会员。但因该会会员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是保定军校的同学，故这个陆军四校同学会，在很多情况下，也就依然被人看成是保定军校同学会，于是，本来没能最终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的张发奎、薛岳等四校同学，便也被误认为保定同学，而误填写入某些表册，之后又以讹传讹，时间愈久便也愈加牢固，终至使人深信不疑。到了后来，由于薛岳成为抗日英雄，出于对英雄的爱戴，人们更希望心目中的英雄完美，而不愿意去怀疑那些有损英名的东西；伴随这些年持续的国军热，许多爱国青年或中年崇拜薛岳已达到粉状，就更要坚决捍卫而不允许质疑其保定的出身，于是薛岳保定六期出身的美好传说得以长久而广泛的流传。当然这只是猜想了。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三集
第四、结束语：
薛岳、张发奎都出生于一八九六年，张发奎逝世在一九八零年，而薛岳活了一百零一岁逝世于一九九八年，比张发奎多活了十八年。薛岳的口述回忆也是在张发奎逝世之后开始酝酿作业的，公开出版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虽然张发奎晚年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口述的自传在先（一九八零年以前），但张的口述自传公开发表则是二零零八年的事了。故薛本人也始料未及。当下，在大陆流行的官员、“成功人士”篡改、伪造学历屡见不鲜。其实，早在民国时期也是一样。蒋中正就是一例。一九零七年夏蒋志清（蒋中正当时用名）从浙江考入位于保定的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留日预备班。经集训后被清廷送往日本，准备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但因学历不够，未被批准。蒋只得退而求其次，进入振武学堂留学。直到回国，蒋从没进过日本士官学校。而在国民政府蒋的履历表中，赫然写着“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中正都是如此，薛岳这点儿事儿也就不足为奇了。
& 注：据保定军校资料显示第六期的入学及毕业时间分别是1917年春和1919年四月。
蒋中正与其浙籍同学在（保定）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大门前合影（1907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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