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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必修一（政治文明历程）第一单元 的理解
15:03:32 &
&&战国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逐渐用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管理。郡县长官由君主任免，对君主负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取代贵族领主的职业官僚。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在国家制度中由地域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使早期的部族国家转化为疆域国家；二是国家管理人员由职业官僚取代了世袭领主，使贵族政治转化为官僚政治。
&&& 战国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君主专制制度，其中以秦国最为典型。&&
&&& 新的体制需要大量新型官员,为了满足这一需要，战国时期在官吏选拔上广泛推行了军功制和养士制。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县出现于春秋初期，原来是国君直接统治的领邑，和国君分赏给卿大夫的封邑不同。春秋末年，晋出现了郡，设于地广人稀的边地，面积比县大，地位比县低。《左传&哀公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
县所不同于卿大夫封邑的，就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的制度，一方面便利了国君的集中统治，一方面又加强了边防。战国时郡的设置仅限于各国边地，县的设置则很普遍。它们取代了过去贵族的封邑。
&王国问题&推恩令、刺史制；唐：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北宋强化中央集权；元&行省制度（教材上没有）&&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较彻底地解决了。
2．君权与相权的关系&中枢机构的调演变&&趋势：皇权不断加强
秦&三公九卿；汉&增建中朝；隋唐&三省六部制；宋&二府三司制；
&&&&&&&&&&&& 独相&&&&&&&&&&&&&&&&&&&&&&&&& 多相
元&中书一省制；明废丞相、设内阁；清&增设军机处
&&&&&&独相&&&&&&&&&&&&&&&&&&& 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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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经战国强烈的官僚制化运动，形成强大皇权；但仍带有早期色彩，如贵族和军官的较大势力，儒生文吏尚未融合，制度尚不完善。
魏晋南朝：氏族门阀权重势大，皇权低落。北朝部落军功贵族强化了皇权。
唐宋时期：科举制抑制了门阀和贵族的势力，皇权重振。确定了&重文轻武&的文官政治，士大夫拥有较大影响。
明清时期：因元朝余绪和满清统治，皇权明显强化。相权低落，官僚特权减少，士大夫自主性被削弱，屈从于皇权。
&&&& 中国历史上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是由当时的国情和民情决定的，其正面作用是主要的，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世界古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 &&&&&&&&&&&&&&&&&&&&&&&&&&&&&&
&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
&&史学家钱穆
中国是一个有 5000 年文明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国家诞生起，中国历代在制度安排方面凝聚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经验，及其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线索之绵长、体系之完备、经验之丰富、影响之深远，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或民族所难与相比的。
&&摘自《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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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秦汉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关系
&&& 在中国上,封建官僚是统治时间最为久远的一种制度。王亚南先生曾指出:“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有少的场合外,中国的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的支配”。换言之说,中国封建专制官僚统治秩序虽历代都有所兴革损益,但长时期内并没有本质上的变革。吾导师万昌华先生曾说:“中国的‘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这种局面的出现不是在秦始皇之前,而是在秦始皇及其以后,是有了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和郡县制度以来。”此言甚是有理。自秦始创封建专制官僚制度,武帝确立了思想的正统地位,又抽调思想原等级制的“分封性地方自治”的内涵,使官僚与思想合二为一。 &&& 先秦时期,的代表人物——孔、孟在地方行政制度(或者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主张原始的联邦制与原始的地方自治制。但他们所倡导的封建秩序也是讲求行政体制的等级制。如《左传》所记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此外,《》中载有回答北宫琦问周室班爵之事的话语:“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市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这都能说明春秋战国时代,虽没有专制的官僚国家,却也是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且倡言的分封性行政体制也是讲究等级制的,即这一时期的贵族秩序。 &&& 秦并六国,废弃了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秩序,建立统一的多民族专制帝国。在行政体制上,废分封行郡县,依据等级制定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新官制体系。在中央,始创以皇帝为中心的君主专制制度,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等官职;在地方上,实行郡县制与乡里制,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与管理。当时秦王朝在控制意识形态上也做了些努力,导致了上惨绝人性的“焚书坑儒”。当时宰相李斯说,以前诸侯厚招游学,一般读书人“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敢有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若欲有学,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这一建议,成为“焚书坑儒”的开始。虽然,这一时期的儒学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但李斯承袭荀卿之学,渊源于孔孟,他所创建的体制,大体上应属于精神。 &&& 汉承秦制,又多有改革和创新,使秦以来的行政官制更为完善,《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汉高祖刘邦是以小亭长出身,原本非常侮谩儒生,甚至“取儒冠以溲溺”,直到叔孙通制定朝仪,才改善这种情况。《》有如下记载:“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之后,高祖始知孔子之道有益于统治,曾不惜“至曲阜以太牢祀孔”。实际上,这种形式的尊孔是毫无意义的,高祖时有韩信、吴越等功臣叛变,惠帝有诸吕外戚叛变,景帝有吴、楚等宗室叛变。帝王们这才意识到:要想天下一心,非专尚一家学说不可。此时,董仲舒站出来,向汉武帝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认识到;学说有益于治道,开始定为正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总的来说,汉统治者选择抽调原等级制的“分封性地方自治”内涵,将官僚与思想合二为一,为封建官僚巩固统治提供了精神支柱。 &&& 为何会选中儒学呢?除了董仲舒所创建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新儒学,就是因为“封建社会重阶级名分,君权国家重一尊威权:…惟独孔学,严等差,贵秩序,与人民言服从,与君主言仁政,以宗法为维系社会之手段,而达到巩固君权之目的,此对当时现实社会,最为合拍;…”换句话说,也就是学说最便于当作一种专制官僚的统治手段。张千帆先生曾说,“文化靠国家制度的强制力而获得维持,制度靠文化的无所不在、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获得巩固。……制度和文化是社会进步的两条腿,必须同时行走才能协调发展。”确实如此,制度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共同维护着社会的稳定。自秦汉以来,创建了中国古代专制官僚体制,确立了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地位,思想与官僚,文化与制度二者合一,维持中国社会延续了两千余年之久的专制官僚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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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05方案”(2005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即教社政〔2005〕9号,简称“05”方案)实施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积极改...（）
一、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和企业文化的关系概述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和企业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体,其存在性质上的区别。企业整治思想工作,其以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的培养为基础,其具有明显的思想性、政治性以及精神性。...（）
1.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与特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具有多重性:(1)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特征是“政治性”,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也不例外。江泽民同志曾在百家企业党建调查报告上批示:“党对企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不能丧失。...（）
人们受“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驱动,追求效果最大化,追求享乐与个体需求的满足,忽视人的情感和价值诉求,更有甚者将炫富、调侃、讽刺等作为彰显思想、体现个性、本色真实的代名词。这不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主流意...（）
部分员工思想状况不稳定,很容易出现价值观念的偏离,缺乏奉献精神,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西方腐败思想的传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高速公路建设单位中部分员工思想状况不稳定,容易受到各种腐败因素的影响,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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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含有“专制”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几点感想读了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获益颇多。虽然是解放前出版的著作，离现在整整六十年，但是书中深刻的思想认识，却比当下很多学人都要高明。作者在官僚政治之前，经常加上专制这个限定词，可谓深有见地。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专制指的是一人或一集团垄断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机制。所以专制不一定是个人独裁，也可以是群体独裁。更进一步说，真正意义上的“一人政治”是不存在的，独裁者必须有一个拥护他独裁的“群众基础”。独裁靠的是苏共的特权阶层，所谓“不是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而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是也。中国的皇权专制靠的是官僚士绅阶级的支持。元清之所以被钱穆定为专制者，是因为其为“部族政权”，军国大事核心权力汉人无份，因此在汉人看来是“专制"的。但是在，贵族内部,皇帝真的就有绝对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了么？既然元清皇帝的专制以其部族为基础，他怎么就可以不照顾本民族上层的利益而独断专行呢？相反，所谓的“一人政治”即使实现，也不长久，因为没有稳定的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如全斗焕卢泰愚的独裁军政府，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和中产阶级的崛起很快让位于民主的文官政府。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里面也说，中华帝国的特点是“官治”。所以，官僚政治从来不是皇权政治的对立面，它也是专制的一种体现形式。不同的时代，皇帝与官僚集团的关系不同，官僚集团的组织构成也有差异，但是基本的特征是不会变的。官僚集团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授权，然后在各自权力所及范围内当土皇帝，攫取利益。有的时候，皇帝大权旁落，就需要一个权臣，太后或权阉来“代理皇帝”，充当最终的裁决者。因为官僚本身就是行政权的占有者，是政府的一份子，当然不允许政府之外的权力实体来监督，限制他。能够监督限制他的只有皇帝和同僚。但是天高皇帝远，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每一个官僚，而同僚则要么是见一面分一半的坐地分赃，要么是大鱼吃小鱼的你争我夺，真正秉持公心的监察非常鲜见。庙堂与江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两极，相反相通。官僚集团的内部运作模式也是专制的，与匪帮没有本质区别，同样少不了刀光剑影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排队站队，只是以笔杆子代替枪杆子，以舌头代替拳头。中国官场厚黑文化博大精深，中间的“潜规则”比纸面上冠冕堂皇的东西管用得多。钱穆之失，盖在拿理想化的典章制度太当真。皇权专制并不是专制制度的全部，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推翻了“部族政权”，也没有终结专制。钱穆所言，本质是为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专政领袖独裁辩护，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切不可脱离其历史背景。钱穆以为古代有宰相与皇帝分权，有科举制，又有谏诤，封驳一类制约皇帝权力的制度设计，特别是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便认定汉族王朝没有专制，没有等级制度。这实在是皮相之见。宋朝而言，皇帝不专制，还有权相的专制，蔡京，秦桧，史弥远，贾似道就是代表。封驳，谏诤也不总管用，否则为何真宗朝大臣一再抵制晋封刘娥，甚至烧掉封妃诏书，花鼓女刘娥还是一路做到皇后，又作为太后垂帘听政多年？为何明朝士大夫一再反对“中旨”“传奉官”，还是中旨屡出，始终不绝？何况高人另有对策，魏忠贤开始掌权的时候，经常发中旨，招致非议，后来摸着门道，把内阁部院换成自己的人，于是可以通过阁臣，九卿合法地发号施令，依然威风不减。官僚士大夫的价值观也决定他们最多只限制微观皇权，而不会对抗，架空宏观皇权。廷议，封驳，谏诤等制约皇帝的制度，本质上是皇权专制的安全带，保险杠，是为了皇帝和王朝的长远利益。如果官员运用这些权力的时候不是以皇帝权益为依归，而稍稍显出一点不臣之心的话，不但毫无作用，还有可能遭到皇权的惩罚。高拱无意中一句“十岁太子安能治天下”的话，就惹得皇后贵妃一道中旨废黜了他。不但皇帝是大独裁者，每个贵族，官僚，豪绅对下也是小独裁者，官僚集团的专制暴政，乃是皇权专制恶性膨胀的体现。那种把皇帝与官僚集团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科学的。皇权这个名词本身也要深入理解，不仅仅是“皇帝的权力”，名义上权力无限的帝王微观上却常常是帝国最不自由的人；更重要的恐怕是“皇帝的权益”。有权才有利，争权是为了夺利，皇帝，贵族和官僚除了一些纯粹的权力狂外，都是为着权力带来的利益而去的。明朝皇店，皇庄遍天下，皇权介入经济的力度也最深。宗室，勋戚不能干政，不等于说没有权势。藩王占田240万顷，而明政府控制的田地总共也不过400余万顷，蜀王庄田竟占四川田地70%，勋戚，宦官占田更不知凡几。这些人并无合法参政权力，却能获得比任何文官更大的利益，其绝对量的客观绝不是用"文官集团的赎买政策”所能解释的。在宏观上，皇帝的无限权威正是权贵集团的靠山，权贵的力量也表征着皇权的力量。至于大小官僚，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利用手中的专制权力剥削人民，谋取利益。所以，皇权有微观与宏观之分，有权力和权益之别，微观皇权有限而宏观皇权无限，皇帝的行政决策权有限而皇帝的权益无限。中国的等级制度，固然没有西欧中世纪那样井然有序，长久稳定，但是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等级之间可以流动，科举就是流动渠道之一[不是全部，如宦官，外戚，武将等各有晋级途径]，二是等级制度体现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无孔不入，像一张大网覆盖着每一个人。孟德斯鸠所云中国除皇帝外一切人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实际。官员分正从十八品，官服，舆马等等待遇各有不同，连妻子也有相应等级。后妃女官也和外朝文官一样，有品级，有贵贱，从仪比天子的皇后到口称奴婢的宫女。范进中了秀才，丈人就叫他不要与农民平等相待，因为他已经是高一等级的人了。相对于中国贵族官僚荣辱盛衰全系于政治沉浮，西方贵族的地位财富是世袭的，很少受改朝换代政治斗争的影响。《悲惨世界》里有个马吕斯，滑铁卢战役中被拿破仑封为男爵，到了波旁复辟王朝仍然以男爵自居。《人间喜剧》里的夏倍上校，也在同一时期，原是拿破仑帝国近卫军军官，九死一生回国后还要打官司，理直气壮地要求归还财产和妻子，并给与将官军阶。中国古代“权力社会”的特征，正好是皇权专制的最佳注解。中国皇帝之神圣不可侵犯，正如非洲某些原始部落对祭司的绝对崇拜[祭司不与普通人谈话，不接触外人，碰祭司的身体就是亵渎神灵的大罪]，实在是人类原始愚昧时代的产物。西方宫廷也有繁复的礼仪，但是毕竟与中国皇宫不可同日而语。臣下可以亲吻皇后的手，和公主跳舞，可以直呼国王的名字。影片《年轻的皇后》里面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和茜茜皇后琴瑟和谐，如胶似漆，举案齐眉的夫妻生活，绝不可能在中国皇帝和后妃之间发生。凡此种种，都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表现，而与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现代文明悖逆。科举制被很多人赞为中国第五大发明，说它是前工业文明时代最公平的制度安排，钱穆之流也把它当作中国古代社会平等的象征，甚至有人提出“科举宪政论”。但是没有亲身经历科举考试的人，很难想象那是如何一个对知识分子传销式“洗脑”和“格式化”的过程。全国数百万生员，十年寒窗苦读，四书五经翻过来倒过去掰开揉碎了吸收体会，经书之外的世界对士子们就像不存在，经过过五关斩六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厮杀，中间充满作弊，贿赂，走后门，碰运气，到最后走上金銮殿的进士们已经彻底被体制同化，成为传统社会的坚定维护者。何况中举做官的人已经跨入“劳心者”行列，稳稳当当做老爷即可，何必要替“劳力者”鼓与呼？刘邦朱元璋也是从社会底层爬上最高权力宝座的，难道他们还能继续代表千万小农么？如果说平民出身的官员可以代表平民利益，那么和尚皇帝朱元璋建立的是不是一个“僧侣政权”？所以科举不能代替选举和议会民主，所谓“科举宪政”只会沦为“官僚专政”。科举的成本不是极小，而是极大，并且随官僚集团的腐败而日益增长。官僚机构内部因为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和“潜规则”吞噬的社会财富更是惊人。英国1867年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形式上虽然借鉴了中国科举制度，但是实质是权责分离，为的是打破特权政治，消除官僚主义，宪政民主是其外部环境和先决条件。其指向与内涵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古代科举文官制和近代文官考试制度在政治运作中的不同作用和意义。如何看待明朝中期以后权贵官僚“下海”经商的问题？有人认定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中国开始近代化转型的标志，甚至有人说当时的“文官集团”已经资产阶级化，明王朝已经成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权。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则指出，这种“权力经济”的模式是与世界近现代制度方向完全悖逆的。与英国新贵族以资本投入资本主义农业和工商业不同，中国权贵官僚集团介入市场是凭借其强大的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资本技术则不重要，经常是“一本万利”“无本万利”。其间充满官商勾结，偷税漏税，欺行霸市，不等价交换，贪污腐败，种种鬼域情形难以尽述。官商的身份中“官”是主要的，有决定意义，“商”则是次要的。而且官商结合的行业也往往是高利贷，垄断性商业之类，而真正可能萌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手工业却少有涉足。而且在“官商”企业内部的店员，工人也不是近代的自由雇佣劳动者，而是与权贵官僚有浓厚人身依附关系的奴仆下人。综合顾准，黄仁宇等人论述，16世纪的中国也不具备资本主义萌芽诞生的条件，所谓“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根本是个伪问题。商品经济不等于市场经济，更不等于资本主义，商人也不等于资产阶级。真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也需要与其相适应的法权体系，自由公平法制透明和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制度。如以明朝文官经商即表示其向资产阶级转化，则清朝权臣和珅更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了。他的八亿两家产只有少部分是贪污受贿所得，大部分是他利用权势经商的利润。回到官僚政治的专制性问题。由于毛泽东以来长期对西方民主的贬低丑化，和对民主一词的滥用，使得人们对民主的认识相对模糊和肤浅。西方近代以来发展出的三权分立，代议制，舆论监督，多党竞争，宪法约束等等民主的制度灵魂，被很多人无视。一些本来在清末民初就已经搞明白的问题，现在又重新困扰着人们。梁启超云：“无国会即无宪政。”。凡权力皆主动者，没有被动的权力。近代的民主政治，其基础在于人民居于主动地位。民主制度与仁政必须严格区别起来。陈独秀不像有些中国思想家，喜欢依托传统来引申和推介民主思想。他视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等，“皆一文不值”，认为“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而与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他明白宣告，民主思想源于近世文明，而可称为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独有。以后又提出：“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徵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就是从十三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广大民众以鲜血斗争了七百年才得到的今天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与标志。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纵观中国历史，即使“好皇帝”“清官”“进步思想家”也仍然以君主之社稷为本位，为的是“水不覆舟”，皇祚永葆。他们始终没有把国家和政府相分离，把一家一姓的江山社稷和国家民族相分离。英国的中古官僚科层没有中国发达，政府很大程度上是国王的私家政府，大多数贵族并不是政权一部分，所以限制了王权就限制了政权，从《大宪章》《牛顿条例》《默顿法案》到《人身保护令》《权利法案》《继承法案》，以议会主权为核心的宪政民主制度确立起来。法国则是“旧制度亡于法院”，波旁王朝虽然长期没有召开三级会议，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但是各级法院仍然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王权依然受到法律的约束，并向人类贡献了完善的公诉检察官制度。英法政治文明的结合，乃催生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卢梭的“人民主权”，以及大革命后的《人权宣言》与《拿破仑法典》。反观中国，大小贵族官僚一直是帝制政府的组成部分，其权力来源于皇权，没有也不可能去限制政府权力，让政府向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资中筠先生说：“还见到一种说法，竟把明朝皇帝昏庸软弱，大权旁落于权臣或宦官之手与欧洲的君主立宪虚君制相提并论，算是已经有了“宪政”。这是出于无知、偏见，或对“西化”的痛恨，走到了极端，虽未公开主张恢复皇权专制，亦不远矣。”中国古代可以出现汉献帝式的“虚君”，但是绝不可能有建立在宪政法理与代议民主上的“虚君共和”。王亚南先生在书中说“一句话，中国的官僚阶层，或者换一个表现方式，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不代表贵族阶级利益，也不可能代表资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是陶希圣讲对了的那一句话：‘自有特殊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自己就是一直同所谓‘自由’农民处在对立者的地位。”官僚集团作为特权阶层，正是极权大厦的柱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钱穆所云：“中国古代没有代议制和选举并不是问题”纯粹自欺欺人。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和现代公司制度是相似的。国民好比股东，议会好比董事会，法院好比监事会，国家元首好比法人代表，总经理或CEO好比政府首脑，国民对企业的投资好比领土主权和赋税，公司的经营活动以股东资本的增值为最终目的。官僚政治则类似“内部人控制”，侵蚀着股东的权益。“内部人控制”的企业可以通过管理层收购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官僚独占国家政权后却不能把国民赶走，相反会把国民变成自己的奴隶。民众对服务型政府的赋税也可以看做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支出，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相对应。建立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把政府部门列入“第三产业”是有道理的。而民众和专制政府之间则既不存在股东和经理人的关系，也不存在顾客和服务业者的关系，而是受害人和强盗[坐寇]的关系。专制官僚政权从民众那里榨取赋税，并不与一定的公共服务相对应，即使兴建公共工程，办理公共事务，也是为了更好地聚敛财富，是皇帝官僚对民众的“恩赐”，而与民众提供的赋税徭役无关。庙堂与江湖或曰王朝与匪帮的高度同构性，不但在两种暴力-聚敛集团内部关系上体现，也体现在其与民众的关系上。或许要问，以今推古，是否对古人不公平，凭什么就说中国古代产生原发的和西方一样的近代化进程不可能呢？我的回答是既然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产生原发的宪政民主与资本主义，而且所有东方专制主义帝国无论古代创造了如何辉煌的文明，到近代都殊途同归，你又凭什么说有可能呢？历史是偶然与必然的对立统一，偶然性只能决定历史的个别外貌和具体时间的结果，而历史的宏观进程则是必然性的领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不是海阔天空地幻想虚构种种可能，而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皇帝，科举，儒家文官离我们很远了，但是官僚政治与官僚主义的游魂仍然在游荡，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带有“权力经济”的若干特征，远未成熟完善。这也是我们批判皇权专制与官僚政治，倡导民主宪政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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