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 西晋灭吴全国重新统一
&&& 晋武帝司马炎称帝后便着手准备灭掉吴国。晋泰始五年（269），晋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他操练士兵，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同时经常与晋武帝商量盘算灭吴的大计，羊祜为晋灭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晋咸宁四年（278）羊祜病逝，司马炎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以继续羊祜未竟的大业。279年，杜预和王濬上表晋武帝请求发兵征讨吴国，朝廷中张华等主战派也努力排除贾充、荀勖等人异议，奉劝晋武帝发兵，司马炎同意了请求，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伐吴大计，掌管漕运粮饷，同时，下诏伐吴。晋咸宁六年（280）三月，晋龙骧将军王濬自武昌直取建业，吴军望旗而降，王濬兵甲满江，旌旗遮天，威势甚盛。三月十五日，率领八万士兵，百里船队进入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北郊）。吴帝孙皓向王濬投降。至此，吴国灭亡。全国复归统一。
李密作《陈情表》 &&& 西晋泰始三年（267）晋武帝立太子，李密被征为太子洗马，诏书多次临门，郡县官员屡次逼迫，他为此上《陈情表》。李密（224～287），晋初散文家，字令伯，一名虔，为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人。父早亡，母何氏改嫁，自幼由祖母抚养，曾在蜀汉为官。在此表中，李密述说了祖母刘氏年迈体弱，“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状况，而家中只有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因而暂时不能应诏。文章中作者将自己的处境和祖孙间深厚真挚的情感写得哀婉凄恻，催人泪下。而文章的语言精妙传神，极具感染力，许多语句流传后世变成成语，如“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等等。晋武帝读罢此文，极为感动，下令让郡县供李密祖母秦膳。直到刘氏去世，李密服丧满，他才应征为太子洗马，尚书郎，后出为地方官。由于李密自恃才高，常期望内调升迁，因为难以如愿而心怀怨恨，终被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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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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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西晋结束后 出现了分裂割据 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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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晋灭亡后，南方出现了东晋王朝（公元317年—公元420年）是由西晋王室后裔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小朝廷，虽然在今天我们将其作为一个朝代写进中国的古代历史，但事实上东晋的统治范围却仅限于江南的半壁河山，在此期间，中国北方一直由赵、前秦等外族统治者控制，并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两个时代——东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时间。　　公元三一六年，西晋的末代皇帝司马邺被俘，宣告了西晋的灭亡，但一些晋朝的旧臣并不甘心亡国的命运，仍在全国各地积极活动，准备恢复晋朝的统治。三一七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南渡过江的中原氏族与江南氏族的拥护下，在建康称帝，国号仍为晋，司马睿是为晋元帝，因其继西晋之后偏安于江南，故史家称之为东晋。　　由于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中原名门望族与江南的土居氏族组成的，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相互排挤；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中原氏族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南方土居氏族则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间，北方氏族的代表人物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南北氏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曾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双方的矛盾。后来江南氏族也曾多次因不满东晋的统治而起来反抗，大大的动摇了东晋的统治。　　自晋元帝元年（公元317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是东晋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虽然在此之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遭到其兄王导与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后桓温也曾觊觎帝位，又被王谢两大家族抵制下去。公元三八五年，东晋重臣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于其弟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他们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 公元三九八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瘐楷等人的联军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开始了其衰亡的过程。　　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39年）。信奉五斗米教的孙恩趁民心骚动，于东方起事。他们在短短的十几天中就发展到数十万人，后被晋将谢琰、刘牢之击溃逃至海岛之上，直至公元四零二年，才被彻底消灭。这次起义大大削弱了晋朝的力量，桓玄便借此机会发兵攻占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此时晋朝的四大家族中的谢、王、瘐三家已相继衰落，唯一有实力与桓玄对抗的只有在对抗孙恩起义时才发展起来的实力人物——刘裕。 于是，刘裕率众击败桓玄，推恭帝司马德文即位，名义上恢复了晋王朝的统治，但实权却完全掌握在刘裕自己手中。公元四二零年，刘裕废晋恭帝，建立了宋国，结束了东晋的统治。　　东晋虽然偏安于江南，但在历代帝王在位的时候都希望收复北方的国土。其中以王、谢、桓、庾四大家族为主的北伐，在东晋时曾进行过多次，在其中也不乏名将的指挥。公元三一一年，大将祖逖出兵收复河北，但后因受到朝廷的排斥忧郁而死，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公元三八三年，谢安在淝水之战中击败苻坚后，立即使其弟进军北方，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取得了东晋北伐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由于东晋安于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与南方的技术相互融合，使东晋的手工业水平比西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另外，自曹魏以来，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的时期，其中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作出改革，为将来隋、唐的诗文盛世创造了前提条件。　　当东晋在江南建国的同时，中国的北方则为鲜卑、羌等少数民族控制着，在历史称之为“五胡十六国”。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他们更多的接触到华夏文化，使之与汉民族逐渐发展为同一生活习惯的民族，进而被汉族融合。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原北方大体已形成以汉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混居的人口构成形式，使中国正式成为具有相似生活习惯的多民族国家。　　东晋自晋元帝司马睿建国共历十一帝，前后一百零三年。　　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是指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期间，曾在中国北部境内建立政权的五个北方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　　此外，还有代国、冉魏、西燕、吐谷浑等都在十六国之外。共有二十国。　　五胡世代居住在中国的西北部，因对抗晋政府的腐败和官员的贪污残暴，而叛变晋王朝。他们所建立的王朝都是短命的王朝，各自征战，民不聊生。　　五胡十六国兴替的历史相当繁乱，这里仅述其大势。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戒，这百来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既人们常说的“胡亡氐乱”。永嘉（307-313）之乱后“五胡”所建立的多个政权一度为氐族前秦政权所统一，但淝水一战失败后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第二阶段更是祸乱不息，前秦灭亡后北方重又分裂，关中、关东、陇右政局纷乱，民族之间的斗争又出现一个高潮，社会动荡比以前更厉害。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才结束“五胡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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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西晋结束后出现了分裂割据局面,史称十六国（304-439）。
公元316年，西晋统治政权被匈奴灭亡。可是匈奴政权并没有能力控制当时进入中国北方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北方从此经历了一个大分裂时期。从304年巴氐李雄和匈奴刘渊分别建立政权开始，先后有十六个政权出现，史称十六国。 实际上不只十六个国家.除了汉族建立的西凉、北燕、前凉、冉魏，巴氐建立的成汉以外，其他政权分别是匈奴族建立的汉、前赵、北凉、夏、鲜卑族建立的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羯族建立的后赵，氐族建立的前秦、后凉，羌族建立的后秦。而匈奴、鲜卑、羯、氐、羌史称五胡，所以又称为五胡十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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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西晋 - 基本简介
晋朝西晋初期疆域图公元265年，取代曹魏政权建立了，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公园311年，领军队攻占了西晋的都城洛阳，俘获，西晋军队则在长安拥立愍帝，延续西晋政权。五年后，即316年，又率领匈奴军攻破，愍帝献城投降，西晋结束。第二年，在建康称帝，续建了晋朝，史称。 西晋的历史仅有五十二年，但它却结束了三国以来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280年司马炎灭吴），为当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短期的良机。西晋继续沿用曹魏时建立的“九品中正制”选官法，但却弊端百出，成了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工具，形成了等级性的士族门阀制度。西晋还以法令确定官僚贵族的经济特权，即官品的占田权和隐客制。西晋虽然只有五十二年，但中间却有长达十六年的“”，反映出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矛盾。 西晋的文化程度也很高，名医王叔和著有《脉经》，地理学家裴秀编有《禹贡地域图》，史学名著即由西晋时的陈寿所著。
西晋 - 建立统一
西晋建立曹魏后期，政治日益腐败，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曹爽为首和以司马懿为首的两个集团的对立和斗争。西晋，河内温县（河南温县）著名的士族。曹操开始起用他，至曹丕时地位逐渐显要。明帝时，他是指挥对蜀作战的主将。238年，他又率兵平定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成为魏国有声望的大臣。明帝死，年幼的曹芳继位，司马懿为太尉，与宗室大臣曹爽受遗诏共同辅政。曹爽上表推举司马懿为太傅，实际上将他架空。司马懿表面称病，不预朝政，暗中却在布置力量，伺机消灭曹爽集团。 249年（嘉平元年），等陪同曹芳出洛阳城南拜谒明帝陵，司马懿乘机在洛阳发动政变，夺取了朝中大权。251年，司马懿病死，子司马师继续掌权。254年，司马师废，立为帝。次年，司马师死，弟司马昭当政。260年，曹髦不甘心做傀儡，于是率数百仆从向司马昭进攻，结果被杀。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公元263年，司马昭利用蜀国内部混乱的机会，派邓艾、诸葛绪、钟会率大军分三路攻蜀。时蜀将姜维驻军陇上沓中（甘肃临潭县南），闻钟会军已至汉中，诸葛绪至武街桥头（甘肃成县西）切断了他的后路，乃率军退回剑阁，抵抗钟会军。西路邓艾军从陇上轻装出阴平道（从甘肃文县经四川平武），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接连攻下江油、涪城（四川绵阳）、绵竹（四川德阳北），进逼成都。后主刘禅出降，蜀亡。265年，司马昭子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国号“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
西晋统一病死，暴君孙皓继位，政治极端腐败。司马氏灭以后，便在益州大造舟舰，准备伐吴，而孙皓却漠然处之。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晋大举伐吴，步骑二十余万分五路直指建业、夏口、 江陵等地。王浚率水军自巴蜀顺江而下，直逼吴都建业。280年（太康元年）三月，吴主孙皓向晋将王濬投降，吴亡。经过九十年的分裂混战，至此中国又重新统一。
西晋 - 西晋都城
晋洛阳城是在东汉故城上建立起来的，城池建制与规模基本上与东汉相同。皇城东西宽七里，南北长九里，城墙外为护城河阳渠环绕，城四周开十二门。今翟泉村、金村、村、、龙虎滩村及西城口为城郭四隅。皇城外为居民住宅，分布着许多里，随着经济的繁荣，在城东设马市，在城南设羊市，市场早放晚收，均有定时。皇城内，宫城坐落在城中偏北的位置，宫城北是芳林园，西有金墉城、洛阳垒、金市，南为官衙公署。皇城十二门，基本上沿用东汉旧城门，略作修葺，门名称有些变化。&　　西晋时期辟堂的考古发掘：曹魏和西晋在东汉的旧址上重建辟雍，曾出土晋武帝三临辟雍碑及其碑座。北魏修辟雍，但未完成。明堂在开阳门外大路的西侧，平城门外大路的东侧，东距辟雍约150米。遗址平面呈方形，每边长约240米，其中有一直径为62米的圆形台基，为主体建筑之所在。明堂的这种形制，正与《水经注》“寻其基构，上圆下方”的记载相符。西晋和北魏都曾重建明堂，应在东的旧址之上。灵台在平城门外大路的西侧。东距明堂约80米。遗址平面基本上呈方形，东西220米，南北200米，四面筑围墙，中央有一座高台，基部约50米见方，残高约8米。房屋建在高台的四周，分上下两层。下层是回廊，廊外有用河卵石铺砌的“散水”。上层比下层高出1.86米，有坡道可以升登，房屋每面各5间，用长方砖铺地。东面房屋壁面涂青色，西面涂白色，南面涂红色，北面涂黑色，是按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主四方的学说设计的。曹魏和西晋，都沿用东汉的灵台。西晋末年的战乱，使灵台受到严重破坏，北魏时遂废弃不用。
西晋 - 政治体制
门阀政治西晋王朝(265-316)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它萌生于后汉，形成于魏晋。为代汉作准备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后来逐渐成为世家官僚垄断选举的工具。为了取得世家官僚的支持，司马氏对他们采取笼络和放纵的政策。司马炎建国后，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因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卿门有卿”的局面，形成了典型的门阀。门阀士族拥有特权并与庶族保持着严格界限。政治上，他们累世做职闲望重的高官；经济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并且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社会地位高人一等，不与无的庶族（又称）联婚和同乘共坐。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他们特别注意门第。他们垄断政治，排斥庶族寒门。庶族即使做官以后，依然受到士族的歧视。至于那些不愿巴结士族的庶族地主，便一生沉滞，永无晋升的希望。
分封诸王在曹爽当政时，有人指出如不分封宗室诸王，政权可能转入他人之手。以后，司马氏果然轻易地夺取了曹魏的政权，这件事在统治阶级中造成很大影响。因此，西晋建国不久便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并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开始是允许诸王自选国中长吏，继而又以户数多少把诸王分为三等，并开始置军。又逐步地使诸王都督各州军事，这样，诸王不仅掌握了封国中的军政大权，而且控制了相当多的军队。西晋分封宗室的目的是藩卫皇室，但后来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诸王大部卷入了争夺中央统治权力的斗争，反而削弱了中央的统治。
八王之乱西晋时期，皇室极其腐朽。开国皇帝就是一个荒淫君主，“后宫殆将万人”。世家大族则贪暴恣肆，奢侈成风。如何曾日食万钱，还说“”。大族王恺、石崇互比奢侈，王恺用米浆洗锅，石崇用白蜡当柴；王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石崇用锦作步障五十里；王恺涂墙用赤石脂，石崇就用香椒泥。司马炎暗中支持王恺，赐他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王恺拿到石崇面前夸耀，石崇顺手把它打碎，然后叫人拿出三四尺高的珊瑚树六七株，任他挑选。大臣傅咸上疏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无动于衷。官僚们不仅奢侈成性，而且公开抢劫、杀人。如做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司马炎死，惠帝即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八王之乱”。所谓“八王”，一般指亮、玮、伦、冏、颙、成都王颖、长沙王乂和东海王越。他们为争夺中央统治权，先是同外戚杨、贾两家斗争，而后宗室诸王兵戎相见，直到西晋灭亡前夕。306年，东海王越入朝专政，以后又毒死惠帝，诸王力量消耗殆尽，“八王之乱”才告结束。五六年的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
西晋 - 经济制度
占田制内容西晋陆机《平复帖》曹魏推行的大规模屯田制度，到魏末已逐渐遭到破坏。到264年，下诏罢屯田官，将典农官分别改为太守、令长。次年，晋武帝又重申前令，正式废除。民屯废止以后，贵族、官僚争相侵占田地，隐口。原来的或投依豪门，或游食商贩，加上服役为兵者，有一半人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农业荒废，国库空虚，百姓穷困。针对这种情况，灭吴以后，西晋采取两项重大措施：罢州郡兵以归农；颁布占田制。占田制包括下列内容其一，户调式：凡是丁男（男、女16岁以上至60岁为正丁）立户的，每年交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男女15岁以下至13，61岁以上至65为次丁）立户的，纳半数。边郡民户的户调，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更远的纳三分之一。其二，农民的占田和课田：男子一人有权占土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这是应种土地的限额，不是实际授与的地数额。在占田之中，丁男有五十亩、次丁男有二十五亩、丁女有二十亩要课税，这叫课田。每亩课田谷八升。不管田地是否占足，均按此定额征收。其三，士族地主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等特权：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贵族官僚还可以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族。从一品官到九品官还可以荫佃客十五户到一户，荫三人到一人。西晋
占田制影响从占田制的内容看，它是一种既保证政府收入，又保护士族特权的一种土地制度。占田制并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将地主的田地授与农民，而是在屯田制破坏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占垦荒地，占田制中对于官僚士族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特权的规定，其主要精神不在于对官僚士族的特权加以限制，而在于确认和保护他们已占到大量土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实。与曹魏时期的自耕农相比较，户调增加了二分之一，田租增加了一倍。但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曹魏的田租是校亩计征，占田制的田租是按丁征收，丁男、丁女、次丁男不管是否占足规定的课田数额，都必须按法定的课田数交租。不过，在占田制的规定中，也有一些积极因素。首先，与屯田制下农民相比，占田制下农民的负担显然有所减轻。特别是解除了屯田制下军事管制的强迫劳动，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占田无年龄之分，课田有年龄、性别的区别，占田数又高于课田数，这些规定可以鼓励人们去占田垦荒，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晋书·食货志》云：“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均平，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虽有夸大之处，但多少反映出占用制实行后，太康年间的繁荣情况。
西晋 - 衰败灭亡
人民内迁西晋末年，由于晋王朝的腐朽统治，北方少数民族纷纷起来反抗西晋王朝的统治。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已陆续向内地迁徙。魏晋时期，汉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控制和补充内地劳动人手的不足，经常招引和强制他们入居内地。各少数族人民内迁后，在汉族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地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过渡。魏晋时，西、北各少数族人民向内地迁徙的活动，更加频繁，而且很多，主要有、、、以及五族，史称为“五胡”。当时，在内地不少地方，少数民族人数相当多，如西晋时，关中户口百万，其中少数民族占了一半左右。
人民起义各族内迁以后，与汉人杂处，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魏晋统治者强迫各族人民纳租调，服力役，“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西晋占田制明确规定了他们的租调负担。汉族的官僚、地主多以少数民族人为奴婢、佃客。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各少数民族对西晋统治者“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而反抗不断地发生。西晋后期，先后爆发了、、、及等领导的大规模起义，其中李特之子还在四川建立了“成汉”政权。&石勒称帝
走向灭亡在各地流民不断起义时，内迁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也相继起兵反晋，其中刘渊、石勒起兵最早。刘渊字元海，匈奴左部帅刘，汉化程度很深。刘豹死后，他代为左部帅，惠帝时为五部大都督。当李特、张昌先后举兵反晋，宗室诸王混战于北方之际，匈奴贵族共推刘渊为大单于。304年（永兴元年），开始起兵。很快发展到五万人，定都于离石（山西离石），建国号“汉”，自称汉王，“胡”、汉各族很多人归附他。他在军事上也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攻占了太原、平阳（山西临汾）等地，向南迁都于蒲子（山西隰县）。出身羯族，居上党武乡。曾被卖为家奴。刘渊称汉王时，他参加起义。308年（永嘉二年），刘渊称帝，迁都平阳。接着派王弥、刘曜等率大军进攻洛阳。310年，刘渊死，子杀兄自立为帝。次年四月，石勒在苦县（河南鹿邑）宁平城消灭十余万晋军，晋军元气大伤。六月，王弥、刘曜等攻下洛阳，杀王公以下三万余人，俘获。八月，又攻下长安。后来，晋将贾匹等在关中汉人的支持下夺回长安，迎为帝，是为愍帝。316年（建兴四年），围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西晋 - 西晋王朝帝系
(1)&晋武帝&司马炎&(265-290)& (2)&晋惠帝&司马衷&(290-306) (3)&晋怀帝&司马炽&(307-313) &(4)&晋愍帝&司马邺&(313-317)
西晋 - 文化
主词条:&晋朝文化 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西晋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 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文学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西晋文物。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于重视辞藻及对偶。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文学主要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以后，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了。《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魏废帝曹芳年 号）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就是魏国文学的一般情形。不过，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诗篇，特别是阮籍的《咏怀诗》，实是特出的作品。《诗 品》说它“言在耳目之内（通常语），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远）”，是确切的。《咏怀诗》很难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体会阮籍忧疑无告、处境险恶的心情来读这些诗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说的是什么，而自然引起对他的同情。《咏怀诗》达到微（隐晦）而显的最高境界，按其风格，纯属魏诗，所以汉魏旧音到嵇阮而告结束，西晋则向形式方面发展。
《文心雕龙》评西晋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就是说，西晋诗人在用事、练句、对偶、音节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再象建安时诗那样文质并茂。
经学自西汉末今古文经学发生斗争，至东汉末，郑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统治地位而告一结束。魏晋时期，王肃（纯古文）郑玄两学派发生斗争，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 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王肃学派失败而告一结束。西汉以来博士所传今文章句之学，和汉儒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都在晋怀帝永嘉之乱 中归于消灭。以前的两次结束正为全部消灭作了必要的准备。原始儒学（秦以前）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两汉经学变为魏晋经学，至此，经学本身也就无 可再变，只等唐人替它作《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一些残余。
老子《道德经》本来也属于唯物论方面，魏晋士人陶俑西晋时期把 它解释为唯心论，结合庄子的诡辩论，创立玄学。玄学盛行，经学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过，玄学也不是宗教，而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却是宗教，玄学必然要继 经学而衰退。在经学玄学相继衰退中，佛教逐步兴盛起来，自魏晋起至隋唐止，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佛教夺去，玄学和道教也夺得一部分，经学仅能 保持传统的崇高名义。　　古文经学只讲训诂名物，并无思想性，但唯物论倾向一般是存在着的。曹操禁内学（谶纬），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古文经师比今文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 筮，支离琐碎，可厌之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 较自由一些了。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史学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三国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书的不足。《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哲学和玄学魏 晋玄学虽然自称学老子，但只强调“有生于无”，这样，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是变质的道家学说。王戎 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裴頠（音伟wěi）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王 衍等人群起攻击，《崇有论》不起任何作用，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显然，儒家思想处在绝对的劣势。
郭象是著名清谈家，王衍称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西晋古墓上的龙纹刻印。[63]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59-62]&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魏晋之际清谈家从不谈及《列子》，足见《列子》实已亡佚。东晋张湛注《列子》书中《周穆王篇》，叙述周穆王西游 事，与《穆天子传》完全符合，造书显然是在汲冢发掘以后。东晋士族经过丧乱逃窜的苦难，放荡的行为多少有些改变，《杨朱篇》所表现的极度腐朽思想，显然是 西晋士族思想的特产。西晋佛学开始发展，佛家说空无，清谈家说虚无，旨趣相投，玄学自然要吸收佛学。《列子》书往往与佛经相参，也是造于西晋的一证。或疑 《列子》是张湛所自作，按张湛《列子序》详述得书来历，似非虚妄，注中疑《列子》书载列子以后事，似不需要诈伪到自造又故意自疑。《列子》八篇当是西晋人 伪造，因张湛作注而流传。
东汉和 魏初，传佛教的都是胡僧，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并不重视它的。魏晋间东来胡僧更众，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 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胡本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 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西晋时有不少汉胡人译经，但法护译经最 多，声名最大，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而且还模仿清谈家放荡生活。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 《群辅录》以沙门于法龙（即支孝龙）为八达之一，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胡僧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老庄与佛教结合起来了。　　胡僧在汉魏时守戒律而被轻视为乞胡，至晋时依附玄学而上升为贤达，佛教的流传因此前进了一步。&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在北朝，甚至发生宗教冲突。
玄学崇尚老庄，是战国道家学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为清谈家一般是无神论者，《杨朱篇》表现得很清楚，阮瞻并以主 张无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并不是信奉佛教，因为佛教戒律与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道教托名老子为教主，实是战国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的支流。 它是思想贫乏的一种宗教，但与儒家学派却有若干联系。东晋和南北朝，表现儒佛道玄四家分离结合，斗争调和诸现象，在思想发展史上是战国诸子大争鸣以后的又 一次大争鸣。如果说，战国是原始的唯物论思想还占的话，那末，魏晋南北朝却是唯心论思想取得绝对优势，并且为唐宋以来的唯心论建立起牢固的基础。佛教 的输入，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论》、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正是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乘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辩》，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辩》的要旨。鲁胜其他著述都在丧乱中遗失，只有《墨辩注》得保存，可是墨学所讲的同异是非，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之不象鲁胜所希望的那样有人来兴微继绝。
科技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西晋著名学者、书法家：索靖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65] 刘徽自幼学习《九章算术》，对数学有兴趣。年长后刘徽著《重差》（后称《海岛算经》）、为《九章》作注，加入自己的心得，使其容易了解。《九章算术》代表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确立中国数学以计算为中心。 裴秀任地官，为地图学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的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
西晋 - 民族
西晋时期周边地区出了问题史称“五胡内迁”。所谓五胡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生活在中国的东北、西北及河套以北的广大区域，主要以游牧生活为主。东汉以来，他们逐渐向黄河流域迁徙。 西晋怀柔蛮夷赏赐蛇钮金印西 晋接连不断的内乱对少数民族内迁的态度是坚决，而且要把他们赶出去。早在西晋灭东吴（公元280年）之后，大臣郭钦就向晋武帝上书，提出要解决少数民 族内迁问题，说：“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 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郭钦的上书，把少数民族视为洪水猛兽。郭钦的建议虽然符合当时朝廷的意愿，但真正实施困难。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迁到内地的，人数众多，分散各地，与汉族杂处，不可能将他们再迁回。 由于西晋政府不能善待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西晋由于自身不稳定，所以在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上显得很被动，很不自信，然而，当时少数民族的内迁和发展已成燎原之势，西晋政府想挡也挡不住了。 最终西晋被少数民族联合起来消灭了。但是各个民族走向民族的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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