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看介绍印度的书，从最古老开始说起的，主要讲民俗，佛教（邪教、巫术、）、风土人情，历史方便_百度知道
我想看介绍印度的书，从最古老开始说起的，主要讲民俗，佛教（邪教、巫术、）、风土人情，历史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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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汉族民间巫术与中国传统医学
原载《中国文化月刊》[台湾]1995年第4期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道，曾经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的传统医学（主要是指中医）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长期的探索和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医理论（事实上，这些中医理论现在也还在发展和完善中）。
就总体而言，中医理论无疑是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的，例如它的脏象学说、经络学说、辨证论治的治疗方法等等。根据这些理论的指导，古代乃至今天的中医师曾经挽救了无数的生命，治愈了无数人的病痛和创伤。尽管人们在过去和现在对中医理论中的许多东西还不甚清楚，但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中医理论中逾来逾多的观点已被现代科学证明了是正确的，这些都是不用我们多说的。另一方面，无庸讳言，在传统的中医理论中，有一些论点是非科学、非理性的，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或者说巫术成分。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就来具体地分析一下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中有哪些属于巫术？它们有何表现形式？汉族民间巫术与中国传统医学的关系怎样？
一、巫术与中医的起源
中医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是同巫术密切相联的。事实上，中医就脱胎于巫术。医，古文作囗，从囗从巫，会意，它表明了古代的医学和巫术是紧密相关的。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史籍《世本·作篇》上说：“巫彭作医”。根据中国上古时代的习惯，人们常以其职业为氏，巫彭即是一位名叫彭的巫师，“巫彭作医”就是说医术是一位名叫彭的巫师所发明的。《山海经·大荒西经》说：
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以此升降，百药爰在。
所谓十巫，就是古代传说中的十位著名巫师，他们凭借大荒中的灵山来往于天堂和人间，由于他们又都是古代著名的医生，所以《山海经》说灵山“百药爰在”。可见，在古代传说中，巫师既是跳神作法者，又是施药行医者。
医学源于巫术不仅可以从上面所说的汉字字形和《世本》、《山海经》等书的记载来说明，古代一般大众的思想意识也能说明这一点。
在中国古代，特别是秦汉以前，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巫师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为人治病。《韩诗外传》卷十云：
上古医曰茅父。茅父之为医也，以莞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之，发卜言耳。
汉代学者何休云：
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公羊传解诂》隐公四年）
另一位汉代学者郑玄也说：
巫，掌招弭以除疾病。（《仪礼·士丧礼注》）
当然，巫师的治病方法主要是通过祷告、施法等等手段来进行，而与医生的治病救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过，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限，古代的许多人并不能正确区分这二者的差别，所以《淮南子·说山训》说：
病者寝席，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钧也。
糈，巫师祭神时所用的精米；藉，一种滤酒的茅草，用于祭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医生用针石和巫师用祭祀都一样可以治病。
在古代，对于一般的小病可以延请巫师做法救治，而对于大规模流行的疫病就更需要巫师施法禳解了。在汉族民间，每逢岁末都要举行“大傩”。大傩，一种古代驱逐疫病的典礼。汉代王充的《论衡·解除篇》说：
解逐之法，缘古逐疫之礼。昔颛顼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为虐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故岁终事毕，驱逐疫鬼，因以送陈迎新内（纳）吉也。
汉代文学家张衡在其《赋》中描述举行大傩时的盛况时写道：
尔乃卒岁大傩，驱除群疠。方相（传说中的一种神，这里指在大傩时由人装扮的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驱鬼时所用的小孩）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瘅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
《後汉书志·礼仪中》也详细记载了“大傩”的仪节。直到今日，在有些地方还在举行大傩典礼以祛除疫病。
人们相信，用巫术能够治病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认为疾病的流行是鬼神为祟。刘熙的《释名·释天》说：“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本世纪七十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代简策中有一部分题为《日书》，全是与巫术有关的文字，其中就谈到疾疫发生的原因：
一宅之中，毋故，室人皆疫，或死，或病，是棘鬼在焉。一宅之中，毋故，室人皆疫，多瞢米死，是字鬼在焉。（第859至858号简反面、第856至855号简反面，《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图版133）
除了各种自然的鬼怪神灵为祟外，亡故的亲人也可能是造成家人生病的原因：
甲乙有疾，父母为祟，得之于肉。从东方来，裹以漆器。戊己病，庚有（间），辛酢，若不烦，居东方，岁在东方，青色，死。
丙丁有疾，王父为祟，得之赤肉、雄鸡、酉（酒）。庚辛病，壬有间，癸酢，若不酢，烦，居南方，岁在南方，赤色，死。（第797至798号简、第799至8
死去的父母、祖父大概未得后人祭品，所以要给后人一点颜色看看。而作为后人，这时要消弭病痛，就得赶紧供献一点祭品。从上面的这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至迟到秦代，人们已经用五行理论来分析病因了
汉族民间这种巫医不分的现象说明了两点：第一，人们认为巫术与医药在疾病面前都能起到相同或相似的作用；第二，许多人甚至就认为巫术与医药就是一回事，特别是道教中的巫术在汉代以后大量进入中医领域，使中医蒙上了更为浓厚的巫术的阴影，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地论述。除了在思想意识上汉族民间存在着巫医不分的现象外，中医理论中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限，也包含了一些巫术内容。
中国古代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说：
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
所谓移精变气，即指通过精神调养等措施使体内的真气和顺从而达到抵御疾病、保持身体健康的目的；祝由，即通过祈祷、诅咒等方法来祛除病痛，以后中医中以祈祷的方法治病的即称为“祝由科”。另一方面，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学说或者脱胎于巫术，或者本身就是巫术。
二、巫术与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博大精深，其中自然不乏科学的成份，不过说到原始的中医理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与中国民间巫术理论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中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
在《黄帝内经》中，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两个最基本的理论，古人常说医易同理，即是指中医理论与易理是相同的（严格地说，易理仅仅包括阴阳学说，但人们一般所说的易理实际上还包括了五行学说），甚至到了今天，这两种学说仍被视为中医中基本的理论，而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正是中国古代巫术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份在本书的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过，阴阳学说的起源颇早，至少在商代就已经产生了，但是，阴阳学说之成为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则是春秋时代以后的事了。《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一位名叫和的秦国医生在阐述病因时说：
天有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阴、阳、风、雨、晦、明是自然界中的六种气，每一种气如果过量便会引起相应的疾病。在这里，阴、阳二气不过是六气中的二种，并不具有后世阴阳学说在医学理论中占统治地位以后的那种重要的地位。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方士和儒生们的鼓吹，阴阳学说大大地兴盛了起来，因而也对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阴阳学说被当时的医学家们接受，并用以来观察、分析和研究病因和病理以及指导医疗实践。《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春秋末年的名医扁鹊说过的一段话，云：
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
同书又记扁鹊论虢太子之病说：
若太子之病，所谓“尸蹶”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缠缘，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
从这二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用阴阳学说来分析病因了。本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五种医学书籍，据学者们研究，这些书大多成书于战国时代，其中也都贯穿着阴阳思想。至于成书于西汉时代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则更是阴阳学说与医学结合之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中的阴阳思想已经有许多古今学者曾进行过研究。总的说来，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中医学理论与阴阳学说的关系是非常有益的。不过，由于着眼点的不同，我们对其中的某些观点有一点不同的认识。
以往的研究者们在论述阴阳学说与中医学的关系时，一般都对阴阳学说予以了高度的评价。例如，刘长林先生说：
我国古代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有很大一部分保留在阴阳学说中。《内经》发展了先秦以来的阴阳学说，把朴素辩证法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阴阳学说是《内经》全部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是理解《内经》奠基的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6页）
阴阳学说是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这自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阴阳学说对于中国古代医学科学的所起的作用。要弄清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反映阴阳学说思想最为系统、全面的《周易》一书中，作者把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以“阴”和“阳”这两种要素来加以概括。例如在自然界中，有上有下，有高有低，有明有暗，人类有男有女，动物有雄有雌，万事有吉有凶，这些都可以用“阴”“阳”来加以概括，所以《易系辞·下》说：“一阴一阳谓之道。”所谓“道”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规律。上面这句话是说宇宙间万物的总规律可以用“阴”和“阳”来表达，这也就是所谓“一分为二”。宇宙间各种事物用阴阳两种要素来划分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可以的，但不能绝对化，如生物界有雌雄同体的动物，一年之中除寒暑二季外尚有春秋，虽然后世学者千方百计去弥缝其说，如将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分为阴阳和少阴少阳等等，如此一来，很明显就带有随意性了。同时，《周易》中的阴、阳是从占卜时的吉、凶演化而来，其原理尤如今天不少人掷钱币以其正面或反面定输赢一样，由于钱币只有正反两面，具有唯一性，因此，阴阳学说并非一种科学的理论。
《黄帝内经》不但完全继承而且发展了《周易》的阴阳思想，并将其同医学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在世界医林中独具特色的中医学理论。《黄帝内经》运用阴阳学说理论，将人体各个器官分为阴阳两类，《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区分阴阳的标准则是：凡是剧烈运动着的、外向的、热的、明亮的、上升的、实的等等都属阳，而静止的、内向的、寒的、阴暗的、向下的、虚的等等都属阴。就人体内脏器官而言，五脏即心、肝、脾、肺、肾因其“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所以属阴；六腑即胃、大肠、小肠、胆、膀胱、三焦因其“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所以属阳。
在中医学理论中，除分别了五脏六腑等人体的重要器官而外，还有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即“气”、“血”和“津液”，它们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腑脏和经络组织等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对于“气”、“血”和“津液”，《黄帝内经》中同样根据其各自的功能划分为阴、阳两类，如“气”属阳，而“血”和“津液”都属阴。
《黄帝内经》对《周易》的阴阳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不仅表现在它用阴阳学说去区分人体的各个器官以及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还表现在它对人体器官和基本物质阴阳属性的灵活认识上。《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并且阴阳可以互相转化。《黄帝内经·灵枢·论疾诊尺》说：“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阴主寒，阳主热，故寒甚则热，热甚则寒　，故曰寒　生热，热生寒，此阴阳之变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用阴阳转化的观点来分析病因说：“冬伤于寒，春必温病　；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因为寒、湿之气皆属阴，湿病、咳嗽之症皆属阳。风、暑之气皆属阳，而飧泄、痎疟之症属阴，这就是说，伤于阴可以反病阳，而伤于阳也可以反病阴。用运动的观点来认识阴阳属性并将其用于医学实践，这无疑是《黄帝内经》的一大贡献。不过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去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上面所提到的阴阳互相转化的观点在《易传》中就已经出现了，例如《易·丰卦·彖传》云：
日中则昃，月满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太阳升到了天空的正中便是要偏斜了，月亮圆了的时候便是要亏缺了。天地间万物一盈一虚，随着时间而消长，因而人之家国也不能长盛不衰，祖宗之神也不能永享其后人之祀。《老子》一书也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另外，《黄帝内经》中所说的阴阳互相变化仅仅是简单的机械循环，没有能揭示出事物变化的本质。
《黄帝内经》中的医理也是以阴阳学说为基础的。根据中医学理论，人体健康的标志就是机体内阴阳的相对平衡，一旦阴阳失去平衡，或阴盛阳衰，或阳盛阴衰，或阴阳俱衰都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黄帝内经·素问·调经》云：“阴阳均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所谓平人，即健康之人。《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在分析疾病的发生时又说：“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争气，九窍不通。”“阴阳乖戾，疾病乃起”，因此，根据中医理论，治疗的原则应该是调节阴阳，使之达到平衡。《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说：治疗时应“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几千年的医疗实践证明，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在某些方面说确有其科学的和实用的价值，不过，这完全是由于几千年来中国的医学家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地修正和完善阴阳学说使之愈来愈接近于客观实际而然，而说到原始的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它确是从巫术理论演化而来，这正如不少的人类学家们已经指出了的那样，科学在许多时候是从巫术的母体中脱胎而来的。
如果说阴阳学说还具有一些科学性和实用性的话，那么中医理论中的五行学说就更具有巫术色彩。关于五行学说的基本内涵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介绍，这里我们重主要来分析一下五行学说与中医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医理论中的五行学说的性质。
五行学说的产生大概在西周末年或春秋初年，但它之进入中医理论大概是在秦汉以后了，据现有的资料，五行学说之与中医理论的完全结合，最早出现在成书于西汉时代的《黄帝内经》一书中。
《黄帝内经》中关于五行学说的论述较为完整的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篇章。《阴阳应象大论》关于五行学说的论述文字颇长，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妨胪列于下，其文云：
……岐伯对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藏为心；在色为赤，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肺主鼻。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藏为肺，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窍为鼻，在味为辛，在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
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慄，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寒伤血，燥胜寒；咸傻因，甘胜咸。
上面这一段文字详细地说明了中医理论中五行思想的基本内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医理论中，木、火、土、金、水是与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人体的五脏和其他各主要器官、五色、五音、五味、五志等等相关联、配合的，并具有相生或相克的关系。不仅如此，五行还与四季（一年四季原为春夏秋冬，与五行不能相应，故于夏秋之间加上一个长夏）和原本用于纪年月日的天干地支相联系，《黄帝内经·素问·脏气法时论》云：
肝主春，……其日甲乙（林亿注云：甲乙为木，东方干也）；……心主夏，……其日丙丁（林亿注：丙丁为火，南方干也）；……脾主长夏，……其日戊己（林亿注：戊己为土，中央干也）；……肺主秋，……其日庚辛（林亿注：庚辛为金，西方干也）；……肾主冬，……其日壬癸（壬癸为水，北方干也）。……
因为五脏与五行、五时以及各干支日相配，又因为五行之间具有相生、相克的关系（五行相生的秩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的秩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所以根据《黄帝内经》的说法，五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痊愈都与五行的生克甚至干支时日均有关系，故《脏气法时论》又云：
病在肝，愈于夏（力按：因为肝属木，而夏属火，木能生火），夏不愈，甚于秋（力按：秋属金，金能克木，故到了秋天肝病将加重），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禁当风。肝病者，愈在丙丁（力按：因丙丁属火），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力按：因庚辛属金），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
病在心，愈于长夏（力案：因心属火，长夏属土，火生土），长夏不愈，甚于冬（力案：冬属水，水克火），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于壬癸，壬癸不死，持于甲乙，起于丙丁。
上述理论在古代普遍被奉为金科玉律，在这里我们不妨来读一段明代名医孙一奎自己所写的一段行医经历：
壬申（指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秋仲，予东游　李而王松泉、吴小峰偕行。小峰语予：“中秋至矣，此间有一妓李姓者，行第七，殊可人意，须访之，晚令佐酒。”至则见其态度果澹雅风致。坐少顷，连咳两声，小峰究其病，曰：“偶尔。”小峰谓：“毋诳，孙公知人生死，不啻扁鹊，可求一诊。”诊之两寸短涩，两尺洪滑，关弦。予未语而小峰问脉。予曰：“脉甚怪。公可问经行否？”曰：“行，仅一日，亦仅点滴。”予曰：“此脉在良家主梦遗，若不宜有也。”妓曰：“良然。即御客时，亦或遗，遗则冷汗淫淫，体倦而不能支。”小峰为请药，予曰：“姑置之。”小峰问何故？予曰：“金木相胜，心神无主，法当不治。”小峰谓：“人尚无恙，何得便至于此？”予曰：“弦为春令，当金旺之时，犹然猖獗，设在卯月，木旺火相，肺金枯痿，水之上源已竭。且肾脉洪滑，妓以欲胜，阴血既亏，淫火愈炽。书云：‘阴虚则病，阴绝则死。’今已咳嗽，其兆见矣，可治乎？”次年二月果死。（《医案》）
在这段故事中，李姓妓女因肺病而咳嗽，孙一奎以肺脏的五行属金，其脉相属木，当其肺中尚无大恙时肺金犹能克制其脉相之木；而到了卯月（二月），木极旺盛因而生火，火能烁金，故断定其必死，从而不施救治，任其命赴黄泉。在这则故事中，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确定孙一奎的处置是否得当，但根据我们今天的知识至少可以确定，孙一奎根据五脏、四时配五行的原理，认为李氏妓女到了次年二月必死这一点并无科学依据。我们知道，干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记时方法，它最先用于记日，其后又用于记年，而干支的排定最初完全是随意的，以后就每年顺推，它仅仅是一种纪年方法，并无其他特殊意义。而战国以后由于五行学说的兴起，五行学者们将天干地支与五行相配，再后来又将天干地支中的五行属性与每年所属之天干地支相配，于是就有了术士们所言之“气运”或“运气”，这不过是术士们骗人的一种把戏罢了。至于如上所录《黄帝内经》中所言每月天干之五行属性，就更具随意性了。例如，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中国古代所行的历法是阴阳合历，它与实际的季节更替有一定的差距，即按太阳年，一年当有三百六十五天多一点，而中国古代所行之历仅有三百五十天左右，为了使其与实际的季节变化相吻合，这就需要每隔四年曾加一个月，另外，一个自然年为三百六十五天有奇，而天干地支每六十天个一周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六十甲子）这就是说，即使是五行气运之说所谓每个月或每天的五行属性在某一初始的时候果然与自然法则和人的身体节律相合，那么第二年、第三年就会越差越远。因此，以五行学说来诊断病因和治疗疾病实为巫术而非科学。
我们说用五行理论来分析病因并治疗疾病乃是属于巫术的方法还有一点根据：在前面我们曾经引述过的云梦秦简《日书》中就有用干支配五行、用五行来判断疾病并加以禳解的文字：在第797至798号简很明白地说了甲乙日如果生病的话是死去的父母为祟，死去的父母将从东方来享用祭品。根据五行学说，甲乙所主的方位正是东方。又东方为青色，所以简文说“居东方，岁（太岁）在东方，青色，死”。
应该如何评价中医理论中的五行学说？当三十年代时，随着西医的传入，国内学术界就曾对中医的基础理论特别是其中的五行学说是否科学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根据西方传入的现代科学观点对中医理论进行剖析，认为中医理论特别是五行学说是非科学的，例如余云岫在其《灵素商兑》中就对五行学说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他说：
……所谓风者，由空气流荡而生……东方非风之发源地，亦非风制造之所，而东方生风之说，为不经矣。
木之生也由种子，种之生也由胎孕，孕之生也由雌雄蕊之交，雌雄蕊炎本近者，或自为交接，其隔远者，或因风，或因蝶，或因鸟，或因风之飘荡而至。是风者，不过诸种媒介之一种，焉得以风之功，全在生木耶？风非制木之原料，亦非木之父母，安得谓之生木乎？（转引自江绍原《应时小品》，《贡献旬刊》第三卷第五期）
此说一出便得到了研究哲学、民俗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们的支持，同时也招来了中医师及一些笃信中医者的反击，例如心农说：
中国古人之阴阳五行六气，是太祖之科学、现在之科学，是其螟蛤子孙也。化学原子分正负，物质交换之生变化，或化而为气，或变而为固，可以尽阴阳二字矣。……空气中及物质中，有养（氧）轻（氢）水炭淡（氮）诸气，不外五行金木水火土之范围，现在用ONC代名轻养淡炭，与古之用木金土火何异……金味辛，辛即碱也，碱必有养也；木味酸，酸必有轻也，火味苦，炭质之味苦也；土味淡，土生万物先赖淡气也；水味碱，卤生于水也。……（《中医世界》第一卷第一期）
另外还有些医师则以西医所未能治而为中医所治的病例来证明中医科学并且胜于西医。上述两派观点及其论证的方法在今日看来都未可以服人，前者以五行之金木水火土为实指五种物质而加以指责，实为无的之矢；后者未能洞晓西方现代科学之精髓而为中医之阴阳五行学说辩护，不免失之牵强。近年来国内又有一些学者对中医理论进行了新的研究，对其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大加保褒扬并加之以“系统论”、“整体观”之类的桂冠，有的甚至试图用一些地区的气象统计资料来说明五行学说的“科学性”，如刘亚光先生说：
1978年为戊午年，天干为火，热太过年，地支午为少阴君火。中运之气与司天之气都属火，称岁会。同时天干的中运之气与司天之气都相同属火，称天符。该年既为天符，又为岁会，故叫太乙天符。因此专一性高。该年全国为高温年。同时，火太过则克伐金气，金不足则无以制木，木过伤肝。该年流行肝炎发病率高，而且暑热和其他外感高热病较多。由此可见，如果按运动规律事先能预报该年的气候及疾病流行将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现代自然科学与中医理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众所周知，中国幅员广大，每年各地都会有干旱水涝发生，一些地方某年平均气温偏高，而另一些地方气温又会偏低，这与所谓运气学说毫无关系。说到“系统论”、“整体观”，我们承认，五行学说确实颇有整体观，亦确实可以称之为系统论，但是，“整体观”、“系统论”就一定是科学的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科学固然具有“整体观”，也是有系统的，但是，巫术也具有“整体观”、也是有系统的，这里，我们不妨引用弗雷泽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点：
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两者是相近的。二者都认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且由于这些演变是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的，所以它们是可以准确地见到和推算出来的。（《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第76页，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中国古代术士们所说的“天人合一”就是对中国传统巫术理论中的“系统论”最完整的概括，自然，阴阳五行学说也是属于这种“系统论”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了，这里不再详述。
三、医方与巫术
如果说我们上面所论及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巫术的关系暂时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医方中包含着巫术的成份、特别是中医中的“祝由科”之为巫术，则是无可怀疑的。中国古代的医学，无论是所谓正统的还是民间的江湖游医，他们或多或少地都会采用一些带有巫术色彩的手段来为人们治疗疾病，所谓“祝由科”即古代中医中用巫术来治病的一种方法。
用巫术治病本是人类对疾病最早的一种治疗手段，它是原始人类巫术活动的一个主要方面。在中国古代，这种以巫术治病的方法就被称为祝由，传说起于黄帝。
用巫术的方法治疗疾病是人们对客观世界以及对疾病发生的原因缺乏正确认识所致，他们相信人之所以会发生疾病，大多是由于触怒了某位神灵，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讨好或者抗争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最常见的方法主要有法术和咒语两类，它们的原理也不外是根据巫术的相似律和接触律，有的则是从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演生出来的，还有的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所致。下面就是一些具体的例证：
唐代学者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一“广知”条中记录了以下的治病方法：
1·井口边草，主小儿夜啼，着母荐下，勿令知之。
2·船底苔，疗天行。
3·寡妇藁荐草节，去小儿霍乱。
4·自缢死绳主颠狂。
5·孝子衿灰傅面。
6·东家门鸡栖木作灰，治失音。
7·古榇板作琴底，合阴阳，通神。
上列第六条属于典型的相似律，因为雄鸡叫声嘹亮，于是人们相信用它站过的木头烧成灰便可治疗失音。
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十一“神咒治病”记载了当时民间的一些以巫术治病的方法，其文云：
祝由一科，起于黄帝，禁咒治病，伊古有之。其词甚俚，其效甚速，不可解也。今择余所知而验者录之：
治蜈蚣螫咒云：“止见土地，神知载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以手按螫处，一气念七遍，即挥手作撮去之状，顷刻痛止。
治蛇缠咒云：“天蛇蛇，地蛇蛇，青地扁乌稍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出蛇进，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凡人影为蛇所啄，腰生赤瘰，痛延至心，则不可救，名蛇缠，又名缠身龙。治法：以右手持稻秆一枝，其长与腰围同，向患处一气念七遍，即挥臂置稻秆门槛上，刀断为七，焚之，其患立愈。
蠼螋溺射人影，令人生疮，如热疿。治法：画地作蠼螋形，取腹中泥，以唾和涂二次，即愈。或夜以灯照生疮处之影于壁，百沸汤浇影上，神效。
蜂螫痛甚，治法：向蜂来之方以右手中指空中草书“帝”字，中竖直下至地，即以中指挖土涂螫处，立止痛。
又治蜈蚣螫方：以手向花枝下泥书“田”字，勿令人见，取泥擦之。
人被犬咬，即于地上书一“虎”字，口念咒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凡人被犬咬，请土地揭起土来补。”念咒毕，即以口涎吐在土上，揭土敷在患处，以手摩之，立愈。
治难产方：朱书“语忘敬遗”四字于黄纸上，贴在产妇卧床对面，令人口念四字不歇，立产。
上面的第三、四两条是非常典型的由相似律而派生出来的巫术。成书于清代的《本草类方》卷五载治“眼生偷针”：“布针一个，对井睨视，已而折为两段，投井中，勿令人见。”（张泉《医说》）所谓偷针，以其眼睑上生疮如针眼，故名。《本草类方》所载此方显然也是根据相似的原理而产生的巫术。清代学者王士祯的《香祖笔记》卷三中也记载了一些以巫术治病的方法，如其所记治疗鱼骨哽喉的方法云：“鼎州通判柳应辰传治鱼鲠法：以倒流水半盏，先问其人，使之应，吸其气入口中，面东诵“元亨利贞”七遍，吸气入水，饮少许，即差。”在这一个医方里之所以要用倒流水，就是希望鲠在喉头的鱼骨象倒流的水一样从喉头上倒退出来。在中医的巫术中，还有一些是本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如《本草类方》卷五载治“心腹冷痛”：“男子病，令女人取水一杯饮之；女子病，令男子取水一杯饮之。（《肘后方》）”治“卒患心痛”：“画地作王字，撮取中央土，水和一升服，良。（陈藏器《本草》）”《香祖笔记》卷三治难产方云：“用杏仁一枚，去皮，一边书日字，一边书月字，用蜂蜜粘住，外用熬蜜为丸，滚白水或酒吞下。”即使在今天，汉族民间仍然盛行以巫术治病的方法，如在四川，家中小儿生病时可在室内撒米，据说如此则为祟的鬼怪引开（一些人在家中亲人去世后出丧时也撒米引鬼）；倘若家中有人生病，可能会被认为是惊动了家宅中的鬼灵，便可宰杀一只雄鸡，让鸡血沿住宅滴上一圈，因为鸡血可以驱鬼。在有些地区，病家将熬过的药渣倾倒在路上任人踏践，以为这样可以让路人将病魔带走。
不仅民间流行的不少偏方都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就是在许多中医学的经典著作中也有专门的“祝由科”。据传为医圣孙思邈所著的《千金翼方》中，其第二十九、三十卷为“禁经”，专门论述治疗时的各种禁忌、咒语法术，其中大多与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阴阳五行学说有关，例如其介绍受禁之法（有如今日流行之“气功”）的“都受禁文”说：
想东方木禁在吾肝中，想南方火禁在吾心中，想西方金禁在吾肺中，想北方水禁在吾肾中，想中央土禁在吾脾中。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天师禁驾，无事不苦。东王公西王母道吾禁有随当止，急急如律令。
象上面的这则禁文介绍的上用控制意念的方法来预防疾病的发生，它把五行、五方、民间传说中的四方四神以及一些道家的法语杂揉在一起，实际上是一则咒语。又如其“禁疟鬼法”云：
将狗上山，下使入海，中有一虫，不食五谷，只食疟鬼。朝食三千，暮食八百，一食不足，下符更索，速出速去，可得无殃，急急如律令。
这是企图用恐吓的方法来驱逐病魔、使之不能为害人类的咒语。
用巫术治病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但其总的原则一如《千金翼方》所云：“万病击同类”，例如：“逢水难土王击之，逢土难木王击之，逢刀难阳精击之，逢鬼难桃汤击之”（《千金翼方》卷二十九。因为根据五行学说，土能克水，木能克土，而刀难属阴，故需以阳精制之。又根据中国古代传说，凡与桃有关之物皆能镇鬼，所以凡是鬼怪作祟都可以用桃汤驱除）。第二条原则是或者用讨好的方法或者用威胁去诱使病魔离开，例如《千金翼方》所载“禁温鬼法”云：“天门亭长外都使，欲得九卿缚鬼士。非子法住，左手持刀，右手持斧斫黄奴，温病之鬼何不走！前出封侯，后出斫头，急急如律令。”所谓“前出封侯”是讨好，“后出斫头”则是威胁。以上二个原则都是采取积极的巫术方法来治病，而消极的方法便是禁忌，例如《神农本草经》说“勿食鼠伤残物，令人生瘘”。从卫生的角度来讲不食老鼠伤残之物固然不错，但说吃了被鼠伤残之物会令人生瘘则是带有巫术色彩的说法。所谓瘘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疔疮，中医称之为鼠瘘，它本与老鼠无关，但民间因为鼠瘘有一“鼠”字，便以为与老鼠有关，所以为了防止生疔疮便需避免食用被老鼠伤残了的食物。《千金翼方》卷二十九归纳了用巫术治病的原则和方法：
万病击同类，对治皆持刀、持桃、持火、持鉴、持水、持绳、持药、持符、持戟、持弓、持箭、持弩、持食、持坐、持粉、持意、持神、持想、持气、持画、持石、持土、持盐、持幡、持脂、持肉、持血、持面、持金、持玉、持印，故其法皆禁击之，所需用禁之法，有请、有告、有祭、有害（原注：善神即饮食祭之、住之；恶鬼即克之、却之）、有杀、有畏、有爱、有喜、有恶、有死、有走、有住、有灭，是故对治用时各各条例。
所谓持刀、持桃等等是指用巫术治疗时所用的各种器具，而其言之所需用禁之法，则是指用巫术治病的基本原则，即对善神用讨好的方法，譬如祈求、祭祀等等，而对恶鬼则用恐吓、驱逐、消灭的方法，或者先祈求、讨好，不灵则恐吓、驱逐、消灭，即所谓“先礼而后兵”。
在中国古代的医学领域中，存在着两种趋势，即以科学的方法来疹断和治疗疾病，这是古代中国医学发展的主流；另一种趋势是用巫术的方法来治疗疾病。传说春秋战国之际的扁鹊就曾提出过“信巫不信医者死”，以后的医学家们又提出过辩证论治的科学的治疗方法，但在实际上也有不少人对何者为巫、何者为医以及为什么巫术不能治病等等并没有清楚的认识。《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有这么一段文字：
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乞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歧伯对曰：“往古之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官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
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帝内经》的作者虽然已经注意到了祝由对治疗当时人的疾病并无功效，但对巫术与医学的本质区别并没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在中医史上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按照常理，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学总是逐渐地战胜愚昧，中医学的发展一方面也的确是这样，但另一方面，自汉代以后，从原始巫教发展起来的道教势力逐渐壮大，并且日益侵入医学领域，道教中的巫术也随之同中医结合在一起并影响世人。前面我们多次引用的《千金翼方》的作者、号称药王的孙思邈就是一位道士，世称孙真人，他著的医学名著《千金方》和《千金翼方》虽然大大地丰富了祖国的医学宝库，但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巫术内容，而这些巫术内容大多又是从道教中的巫术中借用过来的。其他对中医学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葛洪、陶弘景等都是著名的道士。
道教脱胎於民间巫教，故道士与巫师在民间常常混为一谈，道士与巫医一样也给人治病。当然，道士与巫医之治病有相同者，亦有不同者。其相同者之事例甚多，毋需赘述；而其不同者，则是一些著名的道士将民间祝祷祭祀之术与修身服饵之术（或称“方术”）分离，例如葛洪在《抱朴子》中阐明了二者的区别：
俗所谓道率皆妖伪，转相诳惑，久而弥甚，既不能修疗病之术，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务药石之救，惟专祝祭之谬，祈祷无已，问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说祸祟，疾病危急，唯所不闻，闻辄修为，损费不訾，富室竭其财储，贫人假举倍息，田宅割裂以讫尽，箧柜倒装而无馀。或偶有自差，便谓受神之赐，如其死亡，便谓鬼不见赦；幸而误活，财产穷罄，遂复饥寒冻饿而死，或起为劫剽，或穿窬斯滥，丧身於锋镝之端，自陷於丑恶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尽於祭祀之费耗，谷帛沦於贪浊之师巫。既没之日，无复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虫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礼律所禁，然而凡夫，终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无轻重，致之大辟，购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无赦，肆之市路，必当绝息。（《抱朴子·道意》）
葛洪上面所指即祝祷祭祀之术，而道家所倡导之方术则是修身服饵以至得道成仙：
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抱朴子·论仙》）
所谓以药物养身，即服饵；而以术数延命，葛洪解释说：
所为术者，内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恶，使祸害不干。（《抱朴子·微旨》）
古代中医包含了一些巫术的内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除了上面所举的明显为巫术的例证外，还有一类值得我们加以甄别：《本草类方》卷四载治“心孔闷塞”：“多忘善误，丁酉日密至市买远志，着巾角中还，为末服之，勿令人知。（《肘后方》）”案远志为草本植物，《神农本草》谓其主治“咳逆伤中，补不足，除邪气，利九窍，益智慧，耳目聪明，不忘，强志倍力”以远志治心孔闷塞本来符合医理，但谓须丁酉日密秘到市场上去买并包在角巾中勿令人知，则又给科学的治疗方法蒙上了一层巫术的外套。因此，我们今天在发掘中医方论的宝藏时应该剔除其带有巫术成份的糟粕。
四、本草与巫术
本草，即是中国古代的药物学。从中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尽管它们的科学成就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在中国古代众多的本草著作中，几乎所有的著作或多或少地含有巫术成份。以《神农本草》为例，这部大概成书于汉代以后的药物学专著将三百余种药物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三大类，其分类主要依据的是道教炼丹家对各种药物习性的认识，例如书中列为上品的丹沙、云母、玉泉、矾石、消石、朴硝、滑石、石胆、空青、曾青等所有的玉石类一十八种矿物几乎全是道家炼丹之物，其性能或者可以“化铁为铜成金银”，或者“炼饵服之轻身、神仙”。我们知道，道教的炼丹术虽然是现代化学的先驱，但就其整体而言，它仍然属于巫术的范畴。《神农本草》除吸收了道教的炼丹术以外，还采纳了民间流行的巫术，如谓丹雄鸡（即红色的公鸡）“通神、杀毒、辟不祥。头主杀鬼（原注：东门上者尤良）”。根据汉族民间传说，恶鬼一般都是夜间出来活动并为害人类，而当雄鸡鸣唱时天即将曙，于是各种鬼物都将藏匿起来，所以便有雄鸡能够镇鬼的说法；又汉族民间认为红色也有驱鬼的功效，故谓丹雄鸡能镇鬼。另外根据汉族民间传说，鬼怪都害怕阳光，而东方正是太阳升起的方向，所以人们相信东方是对鬼怪不利的方位。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中国古代的药物学宝典，它总结了十六世纪以前以药物学的认识，较之此前的所有药物学著作的科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书中对过去的药物学著作中关于服食“金丹”以求长生、服食黄连雄黄等等可以成仙的说法以及其他一些带有巫术色彩的东西加以批驳，并从科学上论证其错误的原因，例如李时珍在谈到雄黄有杀毒的药性时说：
五毒药，范注《东阳方》变为飞黄散，治缓疽恶疮，蚀恶肉。其法：取瓦盆一个，安雌黄于中，丹砂居南，慈石居北，曾青居东，白石英居西，　石居上，石膏次之，钟乳居下，雄黄覆之，云母布于下，各二两末，以一盆盖之，羊毛泥固济，作三隅灶，以陈苇烧一日，取其飞黄用之。夫雄黄乃治疮杀毒要药也，而入肝经气分，故肝风肝气、惊痫痰涎、头痛眩运、暑疟泄痢、积聚诸病，用之有殊功。又能化血为水。而方士乃炼治服饵，神异其说，被其毒者多矣。……《太平广记》载成都刘无名服雄黄长生之说，方士言尔，不可信。（《本草纲目》石部第九卷“雄黄”）
在这一段文字中，李世珍对服食雄黄以求长生的说法进行了批驳，在道教盛行、皇帝迷信服食仙丹的明代是难能可贵的。但认真分析一下上面的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发现：范注关于飞黄散的炮治方法如各种药物放置的位置显然具有巫术的色彩，而李时珍却未加任何批评，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李时珍在批判各种伪科学的同时，他的《本草纲目》也包含有巫术的成份在内。
《本草纲目》第三卷主治类中有“邪祟”一章，专论邪气侵入人体而引起的各种疾病。这里的所谓邪气，既指自然界中的风寒湿热等，也指世俗所谓鬼怪神灵，因为李时珍也相信鬼怪神灵的侵入也是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在这一章中，李时珍将桃枭（即不能长大的虚果）、桃花、桃白皮、桃胶、桃毛、桃仁等等均列为治疗邪祟致病的药物。为什么桃树及其附属物具有这种功效？这与汉族民间流传的一个古老故事有关。《论衡·订鬼》引《山海经》云：“沧海之中，有度溯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用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以后汉族民间便认为桃能镇鬼，所以家家每于岁终便书对联在桃木板上，称之为“桃符”，而各种本草中也将桃花、桃仁等等列为驱邪之物，李时珍也未能列外。这是由于汉族民间传说的影响而产生的巫术。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组文字：
《本草纲目》卷四：“语迟：百舌鸟（炙食）。伯劳踏枝（鞭之）。”
案：百舌鸟、伯劳鸟都是一年之中鸣叫最早的鸟，于是人们认为它们正可借以治小儿语迟，这是属于因相似而产生的巫术。故李时珍在卷四十九阐述伯劳鸟踏过的树枝可以治小儿语迟的原因时说：“案罗氏《尔雅翼》云：本草言伯劳所踏枝鞭小儿令速语者，以其当万物不能鸣时而独能鸣之故，以类求之也。”这正是巫术的相似律最好的诠释。
《本草纲目》卷八“铁斧”条下李时珍云：
古人转女为男法：怀妊三月，名曰始胎，血脉未流，象形而变，是时宜服药，用斧置床底，系刃向下，勿令本妇知之。恐不信，以鸡试之，则一巢皆雄也。盖胎化之法，亦理之自然。故食牡鸡，取阳精之全于天产者；佩雄黄，取阳精之全于地产者；操弓矢、藉斧斤，取钢物之见于人事者。气类潜感，造化密移，物下所必有、故妊妇见神像异物，多生鬼怪，即其证矣。象牙、犀角，纹逐象生；山药、鸡冠，形随人变。以鸡卵告灶而抱雏，以苕帚扫猫而成孕。物且有感，况于人乎？
这一段话也是对相似律的最好说明。《本草纲目》卷八又云：
故锯（即用旧了的锯子）：主治：误吞竹木入咽，烧故锯令赤，渍酒热饮。
案：锯是用来锯竹木的，根据巫术的接触律，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的联系后还会继续发生作用。用锯子来治疗误吞竹木，显然是古人相信这锯子仍能锯碎误吞的竹木。在《本草纲目》中，象上述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说用鱼笱（一种竹制鱼具）鱼网烧灰或煎汤可治鱼骨鲠喉、用捆猪索或绊牛索烧灰治小儿惊啼、用猫或狸毛烧灰治鼠瘘（鼠瘘即疔疮，旧以为乃因老鼠舔过所致，而猫能克鼠）等等都是根据接触或相似的原理产生的巫术。
除了《神农本草》及《本草纲目》这两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药物学著作而外，其余众多的本草著作如同其医理、医方等等一样，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巫术的成份在内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赘述。
我们应该看到，从遥远的古代起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对世人迷信巫医的风气进行过深刻的批判。汉代的王符在其所著《潜夫论·浮侈篇》中这样写道：“《诗》刺‘不绩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妇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愦愦，皆易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上漏下湿，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益祸益祟，以致重者，不可胜数。或弃医药更往事神，故至于死亡，不知为巫所欺误，乃反恨事巫之晚，此荧惑细民之甚者也。”另一方面，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对中国传统医学进行认真的清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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