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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窃行为的经济学分析：比较与借鉴赵红军
偷窃行为似乎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历史见证人。据史料记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便有了偷窃方面的历史记载，有关偷窃行为的研究早在那时就进入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如周礼天官小宰：“五日刑职以除盗贼”。荀子正论中有：“盗不窃贼不刺”。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经济学家贝卡利亚和边沁曾利用明确的经济计算研究偷窃等违法行为，但不幸的是，当时并没有开展这种研究的宏观氛围，以至在近一个世纪以来被人们淡忘了。到了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偷窃行为这个颇具争议性的社会问题才真正进入到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中来。
一、偷窃行为经济学分析之宏观背景
回顾五十年代来西方经济学界有关偷窃行为的研究文献，数量简直少的可怜，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五十年代以前，虽然偷窃等犯罪行为已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但是那一直是社会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研究的专利，经济学家虽然屡次涉足，但却常常被惯以“不守本份”的恶名，因而难以开展这样的研究。其二，五十年代以前，经济学界一直固守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领地，也未将一些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新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经济分析，因而在客观上阻碍了经济学向其他领域的渗透。
五十年代以后，经济学界发生了两大喜人的变化：其一是出现了以罗纳德?科斯、诺斯、阿尔钦、张五常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开创了以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变迁等新的分析工具分析旧的经济现象，特别是社会更迭、历史演进的先河；二是出现了以詹姆斯?布坎南、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新的研究领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里?贝克尔，他把传统上属于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犯罪学、法律学以及社会生物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研究的内容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而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1992年，鉴于加里?贝克尔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及他所取得的娇人的研究成果，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对于研究非经济问题的诸多经济学家来说，无疑是件喜事。一方面，这可以说算是对几十年来经济学家研究社会问题的最好回报；另一方面，也算是为今后经济学家继续研究社会、法律、政治等“份外之事”最终正了名、清了道。
毫无疑问，偷窃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走进经济学的殿堂中来的。在五、六十年代，象偷窃这样的非法经济活动还是一个不成熟的领域，当时也只有少数经济学家才敢涉足该领域。1964年10月，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在《法与经济学》杂志第7期上发表了《交换与产权实施》一文，简要地论述过诸如盗窃犯罪等非法经济活动，但是并没有能就偷窃行为发生的原因、它对社会造成的福利损失等实质性的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1966年，J?伦道夫?诺斯沃斯(J. Randolph?Norsworthy)在他的博士论文《税收与收集理论》中曾全面地考察过非法经济活动，但也没有就偷窃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而后，有关偷窃行为的经济研究就一直处于举步不前的停滞和半停滞状态。据塔洛克的回忆，后来还有两项尚未公开的成果一直在少数学者间传阅，它们是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惩罚与奖励理论》和塔洛克(Gordon Tullock)的《法与伦理》，但是由于它们一直以手稿形式保留至今，因而与之相关的内容，广大的读者更是无缘见到。
二、寻租经济学派对偷窃行为造成的福利损失之分析
在就偷窃问题进行经济研究的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中，寻租经济学派的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无疑算是具有冒险精神和敢于首先品尝李子的第一人。1966年，塔洛克完成了《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一文，但是先后两次被《美国经济评论》和《南部经济杂志》退稿。1967年，该文终于在《西部经济杂志》上发表，在文中，塔洛克明确指出，从表面上看，偷窃是一种纯粹的物质转移，它根本不涉及福利成本的损失。若用哈伯格的方法来衡量的话，它与征收从量税的效果相同，它只是使财富从甲方转移到乙方手中。但是，塔洛克的研究却指出：偷窃行为的发生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它必然会在另一方面促使人们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资源用于进行反偷窃。比如，私人为了安全安装防盗门、防盗锁，甚至将贵重物品交由银行看管以及整个国家配备大量的警力、设立了监狱、法庭等各种设施。这些反偷窃的人力、物力、资源本身就构成偷窃的成本。从数量上看，偷窃的成本就是私人成本和国家成本两部分之和。从该成本的变化趋势来看，它还会随着偷窃行为的发生不断上涨。只要窃贼存在，偷窃行为存在，就会不断地有大量的资源投入到这种实质上是相互抵消、不增加任何产出的活动中去（戈登?塔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中译本，1999年，P113-121页）。
由此看来，塔洛克的研究的着眼点主要是从公共部门利用职权进行寻租的角度来论述的，对偷窃行为的研究也是在研究关税、垄断的福利成本是附带提到的一个例子，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也在给人们的反偷窃行动指明了方向――要想减少整个社会因此而发生的资源浪费，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武装一支高效运转的公共警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私人用于反偷窃的投入，降低整个社会因此而发生的福利损失。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塔洛克对偷窃行为的最优求解便是加大反偷窃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效率，进而达到降低偷窃预期收益、提高偷窃成本、节省私人投资。或者说，塔洛克认为在反偷窃的过程中，国家行为的作用大于私人行为。
三、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偷窃行为发生的根源、内在机理的分析
如果说塔洛克的研究是从公共选择和政府寻租的角度对偷窃问题进行求解的话，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家巴泽尔（Y. Barzel），则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偷窃行为进行了很有见地的分析。
1985年，巴泽尔出版了《产权的经济分析》一书，在书中，他指出，盗贼（按巴泽尔的意思，这里的盗贼就是窃贼，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的行为无一例外地都造成了占有权和所有权在实质上的分离。“盗贼对赃物并无合法的所有权，但他们有能力消费它、独吞它，靠它得到收入，还能卖掉它换钱。这些能力都具有所有权的味道”（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中译本，1997，P152页）。巴泽尔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完全意义上的产权不仅意味着对一种物品的所有权关系，而且也包括对它的实际占有、使用、处置、收益享用等关系，这些含义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产权的逻辑内涵。只有所有权，但并不实际占有或者相反，只占有它并不能自由处置它，这都不能算是完整的产权。换句话说，窃贼的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所有权和占有权的分离，从而使得行窃者完全可以较小的成本获取尽可能大的收益。这其实才是窃贼之所以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实，这里巴泽尔的潜台词就是：只要人们能割断窃贼利用占有权关系达到非法转让所有权关系的内在联系，人们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偷窃行为的发生。其中，实施对产权适当的国家保护和私人保护至关重要。正如巴泽尔本人所说：人们对自己财产的权利到底有多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他们财产的保护程度如何，也取决于他们自己采取的防卫措施。”商品的种类千差万别，人们保护自己财产的办法也层出不穷：“苹果园的主人可以雇人护院，以防苹果被盗；也可以把苹果种在远离院墙的院内；还可以种些不好吃的苹果以免招灾惹祸。当然世界清平，他完全可以改种其他的作物”（同上，P153页）。
除了巴泽尔以外，在新制度经济学园地里，还有其他的经济学家同样也对此问题进行过类似探讨。比如，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 North）、罗杰尔• L•米勒（Rogel LeRoy Miller）在《公共问题经济学》（1983年第6版）一书中，就曾对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成本、收益、刑罚的尺度、犯罪案件的侦破概率进行过相关研究。他们的结论是：为了减少各类犯罪活动，由罪犯所支付的代价就必须加以提高。同时，若要建立对罪犯的适宜的刑罚尺度，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实证调查，了解罪犯对刑罚变化的反应等等。这说明诺斯和米勒已经从经济角度来考察犯罪问题，并且他们已经将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开始应用于分析犯罪行为， 这些无不表明：经济学家对犯罪行为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又比如，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当犯罪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一个人才会选择犯罪。一个人成为“罪犯”并不在于他的基本动机与其他人的不同，而在于他的利益较之成本存在差异。犯罪行为理论只是一般选择理论的在社会学领域的扩展，用不着诉诸于道德的颓废、心理机能的欠缺以及先天遗传等特殊范畴（该书第6―7页）。因此，贝克尔运用了一般选择理论对惩罚违法行为的最优公共决策和最优私人决策进行定量分析。他的研究显示：犯罪数量与违法成本、量刑之间一定程度上呈反向相关；违法、逮捕与定罪数量和在警察、法庭方面的公共支出之间呈反向相关；违法数量与用于防护的私人支出之间反向相关；定罪数量与监禁或其他形式惩罚成本之间反向相关。制度经济学家们所有这些有关偷窃和犯罪行为的论述，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认识程度，同时经济学家们对这些社会问题所开出的政策处方也具有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
四、比较与借鉴
对比西方经济学家们有关偷窃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塔洛克着重于分析偷窃的福利损失，或者换句话说塔洛克主要阐明了反偷窃的必要性，因而从另一方面看批驳了有些人提出的所谓“偷窃只涉及财富转移，不关乎整个社会福利”的谬论。如果说要进行反偷窃的话，塔洛克暗含的建议就是加大在警力方面的公共投资比私人在安装防盗门、防盗锁上的投资更重要。巴泽尔则着重分析偷窃之所以发生的经济动因，阐述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顺着巴泽尔的思路，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加大偷窃犯罪的成本，降低偷窃收益才是对付偷窃行为的理性选择。而国家和私人对产权的有效保护则必不可少。塔洛克曾是美国公共选择学会的会长，又是《公共选择》杂志的创驶编辑，因而他的观点也许比较宏观、全局，他的理论终落脚点在政府、在政治。而巴泽尔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虽然不象科斯从法学的角度而不是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经济制度，也没有张五常那般的锋芒，用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武器挑战一切经济理论（汪丁丁语），但是他的研究却更现实、更实在，他的落脚点也更微观、更具体。另外，从国家和私人在对付偷窃行为中的效率来看，塔洛克较看重前者，而巴泽尔则两者并重。
从新制度经济学家内部来看，巴泽尔开创了对偷窃行为进行产权分析的路径，从偷窃可能导致的占有权和所有权相互分离的事实指明了偷窃行为之所以产生的经济根源。诺斯、米勒和贝克尔则顺着巴泽尔的研究思路，并把该研究方法一般化为对整个犯罪行为的研究。从诺斯、米勒和贝克尔三者来看，诺斯和米勒首先运用成本――收益分析发运用于犯罪行为的研究，并进行了对司法、刑罚的尺度、犯罪案件的侦破概率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贝克尔则前面的结果一般化并进行推广，从而得出了隐藏在犯罪行为背后的经济动因和客观规律性。 正如贝克尔所说：“经济学的特点在于，他研究问题的实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的资源分配和选择问题，均可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P3页）。贝克尔始终抱守着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信条，坚持用“经济人”假设分析人类的行为，他坚信市场机制能够比其他人为组织更好地解决大多数社会问题，正是这些他的这些信条以及他所运用的一系列经济分析方法，从而把传统上属于社会学、法学甚至政治学的研究课题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结果，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在全球兴起。
记得诺斯曾说过一句话："history matters"。他的本义是指研究西方国家制度变迁的历史，可以为今后所用。若翻译成今天的话，也许可叫作：研究历史，使人聪明。回到现实中来，今天我们对付偷窃犯罪的思路似乎再清楚不过了。
首先，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严格和完善市场交易的有关规章制度，杜绝失、却所有权凭证情况下的非法交易，取缔非法的黑市交易，割断窝赃、销赃赖以进行的纽带。应该说，这才是既治表又治本的现实之举。因为，仅仅通过严苛的反偷窃法律打击偷窃分子，只是加大了偷窃行为的犯罪成本，暂时减少了偷窃行为的供给，因而并不会在实质上阻止偷窃行为的继续发生。只要偷窃所获大于偷窃的成本，或者说只要对赃物的市场需求存在，就必然有相应的供给行为发生。比如，贩毒禁毒中就存在这样的情况，在消灭毒品的黑色交易以前，实行禁毒，只会导致毒品的供应减少，价格上涨，其结果是反而在客观上刺激了贩毒行为的发生。所以，只有切断偷窃背后的贩赃、消赃等非法黑市交易，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偷窃行为的发生。
其次，在预防和惩罚偷窃行为的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并实行科学合理的监督和奖惩制度。比如，警察的收入、奖金直接与该管区的安全状况挂钩，而不是与他抓到的小偷的数量相挂钩。因为如果实行后一种制度的话，那完全会出现代理人的道德风险。也就是说，警察完全可以一年之内就只抓一小偷，今天抓，明天放，就好象鸡生蛋，蛋生鸡，无穷尽也。结果，奖金、工资就可以天天涨，月月涨。但管区的治安状况却永远不见好转。这种情况，在我国好多基层单位普遍存在。相反，只有创立一种有效奖惩和监督制度，不用我们天天管，天天喊，理性的经济人多次博弈的结果就是会趋向于最理想的结果。这一点，8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市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即该市根据警察的工作绩效对其付酬，该计划涉及入室盗窃、抢劫、强奸、汽车盗窃等四类犯罪活动，如果在该年的头8个月里，这些犯罪的发生率下降3%，警察的工资就得到1%的加薪。在该激励计划实施的7个月里，上述四类犯罪率下降了17.62%。而其他类别的犯罪率却保持不变。
再次，在反偷窃方面，公共政策的成本更低，作用却更大。按理说，反偷窃行为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每个私人都有“搭便车”(freerider)的理性冲动，如果完全通过市场途径，那就会出现市场失灵。比如，如果某个小区，安全状况一直很好，那大多数家庭住户，就会减少在反偷窃方面的投资，减少防盗戒备心，结果，整个小区的安全就会显得供给不足，这有点象“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反之，如果整个小区的安全状况不好，那各家各户就会加大在防盗方面的投资，结果，整个社会在防盗方面的资源浪费就会很大。因此，对整个社会来说，最佳的选择应是国家加大这方面的公共投资，这样，一方面，减少了整个社会的资源浪费，特别是减少了私人在这方面的重复投资；另一方面，纳税人的钱效用得到极大发挥。
最后，我国在制定反偷窃的法律方面或是在量刑定罪的时候，是否有必要从经济的角度作些统计和分析，这样是否更能有效地对付犯罪分子。美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例如，美国在每年的总统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都会列举各项犯罪和相应投入的警察、诉讼、法庭方面公共支出的成本，以供决策部门使用。又比如每年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都会统计各种刑事犯罪定罪概率、平均服刑期等数字，这些统计数字不仅对于量刑定罪提供参考价值，而且对于开展对犯罪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
新制度经济学派老将巴泽尔说过一句话，“经济上的产权和法律上的产权的区别因盗贼的存在而变得明显了”。显然，通过对偷窃行为的经济分析和回顾便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深刻认识法律与产权关系的有效途径和有益启示――要想使我国的有关惩罚犯罪行为的法律更加有效地起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目的，就得研究这些法律行为背后的经济学根源，从而为我国犯罪行为法律的制定提供依据。这恐怕才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求解偷窃行为的真正用意所在。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美]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美]科斯、阿尔钦、诺斯：《财产权利及制度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美]戈登?塔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中译本，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5]．[美]加里?贝克尔：《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4月第1版。
[6]．[美]道格拉斯•C•诺斯、罗杰尔• L米勒：《我们身边的经济学》，学林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7]．[美]加里?贝克尔，吉蒂?贝克尔：《生活中的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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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压力感基本特点的调查研究作者不祥，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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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阶段是一个人人格发展、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学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人生课题，如大学生活的适应、专业知识的学习、交友恋爱、择业就职等。但由于身心发展尚未完全成熟，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能力不强，复杂的自身和社会问题，往往容易导致大学生强烈的心理冲突，从而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心理障碍或心理疾博有调查研究资料表明，近年来在校大学生中出现心理障碍倾向的人数约占总体的20%―30%，有较严重心理障碍的约占10%，有严重心理异常者约占1%，而且心理不健康的人数比例有逐年上升的趋势［1］。因此，研究大学生心理压力的来源和心理压力感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特点对于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身心健康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心理压力感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各种生活事件、突然的创伤性体验、慢性紧张（工作压力、家庭关系紧张）等导致的一种心理紧张状态。有关应激的大量研究表明，适度的身心紧张状态对有机体适应环境、应对问题是有利的。但如果紧张反应过于强烈持久，超过了机体自身的调节和控制能力，就可能导致心理和生理功能的紊乱而致病［2］。
依据西方文献报告，大学生心理压力主要来自于学习、社会和情绪方面，或来自于环境和个人方面［3-6］。其中，主要的学习压力源有考试、竞争、时间、教师、课堂环境和就业等；主要的个人压力源有亲密关系、父母关系、经济问题、人际关系、居住条件、外表等。国内的研究则发现，大学生主要心理压力源包括学习、就业、人际关系、生活、恋爱关系、经济、社会、考试、家庭、生活及学习环境、未来、能力、个人（成长、外表、自信）、健康、竞争15种，并将主要的大学校园压力归纳为学习烦扰、个人烦扰和消极生活事件三类［7］。王富荣和茅默根据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结果将影响理工科大学生心理压力的因素归结为竞争、经济条件、学习成绩、人际关系、独立生活能力、校园环境、家庭环境和专业方向等八个方面［8］。郭晋武和佘双好的研究发现，大学生中发生频度较高的生活事件大多为心理压力强度较低的事件，其中“交新朋友”和“想家”是发生频度最高的低强度事件，而这也是他们在适应大学生活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而引起中、重度心理压力的生活事件大都与他们个人的生活、父母及家庭、学习进步方面有关，且大部分为负性事件［9］。樊富珉的调查表明，71.3%的大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承受着很大或较大的心理压力；70.1%的学生对压力缺乏正确认识［10］。徐长江和钟晨音对浙江省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男大学生在学习、社交、生活及总体压力感上高于女大学生；二、三年级大学生在生活方面感受到的压力高于其他年级大学生；理科大学生在学习、社交、自我发展与择业及总体压力感上高于文科大学生；农村大学生在学习、社交、生、自我发展与择业压力方面高于城镇大学生［11］。从现有的调查研究来看，对大学生心理压力的研究大多为经验总结和定性分析，多用生活事件（life-events）量表作为压力指标，而忽略了个体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价，缺乏对压力事件所产生的心理感受的深入分析。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系统考察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来源，了解不同群体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一般特点，为有效指导大学生正确面对压力，增强心理调节能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论指导。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对象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根据全国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的比例、沿海开放城市与西部边远城市的差异，确定了全国15所高校为调查学校，以四年制全日制本科生为主，每个学校随机抽取200人为调查对象。共收回其中13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海南大学、广州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甘肃工业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石河子大学、烟台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军需大学）7个学科的226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007份，占88.81%。
其中涵盖了文科（38.2%）、理科（17.3%）、工科（13.8%）、医科（6.8%）、农牧（3.7%）、军事（7.5%）、师范（12.7%）等7个学科专业；汉族占81.3%，少数民族占13.4%，民族缺失的5.3%。
2.2 调查问卷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大学生心理压力感问卷”。在文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大量的与大学生心理压力相关的各种事件或情境，征求大学在校生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多次修改，最后合并筛选出75个项目形成问卷的初稿。对306名大学生进行预测，通过项目分析选择项目。
选题的原则如下：（1）计算问卷各项目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删除相关系数小于0.35的项目。（2）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在第一个主成分上因素负荷值小于0.40的项目。此外，同一因素内的题目若是高相关且题目内容相似者，亦删除其中一题。正式问卷由63个项目组成，包括两个维度的内容：（1）个人自身压力，主要包括家庭压力、适应压力、健康压力、恋爱压力、自卑压力和挫折压力六个方面，主要来自大学生自身的内部原因，有家庭经济条件、自身适应能力、自身生理健康水平、处理恋爱关系、自我认识以及遭遇挫折失败产生的压力等方面；（2）社会环境压力，主要包括人际压力、择业压力、情绪压力、学校环境压力和学业压力五个方面，主要来自大学生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有来自人际关系、求职择业、情绪波动、学校环境条件及学业成败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等方面。上述两个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09、0.863，心理压力感量表的总体同质信度为0.890，稳定性系数为0.586，以心理症状自评量表SCL―90的心理症状自评总分作为心理压力感的预测指标，量表的预测效度为0.457。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由11个独立因子构成的两个相关潜在因子的量表结构模型与测验结果的拟合效度良好（χ2=525.54，df=42，NFI=0.99，TLI=0.98，CFI=0.98，RMSEA=0.07 ）。以上结果显示，大学生心理压力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都符合心理测量学的基本要求。
以上各项目均采用5点计分方式，即“没有”记1分，“很轻”记2分，“一般”记3分，“较大”记4分，“极大”记5分，被试在问卷上的得分越高，表明其感受到的心理压力越大。
2.3 施测程序
正式问卷调查的实施过程严格按照心理学测验的程序进行，采用统一的指导语，统一的答卷纸，在班级集体同时发放，统一收回，正式测试工作在日前完成。
本研究的全部数据分析由研究者采用数据库Foxpro6.0和统计软件包SPSS10.0完成。
3 研究结果
3.1 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一般状况
为了分析大学生心理压力的一般情况，我们对大学生心理压力感问卷11个维度得分的平均数进行了排序，结果见表2。
从表2的结果可见，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感按程度大小排在前五位的主要来源依次为学业压力、学校环境压力、情绪压力、择业压力和人际压力，都是来自于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从心理压力感各维度的波动情况来看，择业压力、学校环境压力和恋爱压力对不同个体产生的压力感的程度差异较大。
3.2 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年级发展特点
从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整体年级发展趋势来看，二、三年级的大学生在各方面的压力感平均得分都高于其余两个年级。其中，大学生的个人自身压力感和社会环境压力感的得分都有显著的年级差异（F=2.713，p<0.05；F=3.062，p<0.05）。从表3的结果可见，大学生在择业、恋爱、身体健康方面压力感的年级差异非常显著（p<0.001），在家庭、学校环境和学业方面压力感的年级差异显著（p<0.05）。进一步的事后多重比较（LSD）结果显示：在个人自身压力感方面，一、四年级的大学生显著地低于二、三年级；在社会环境压力感方面，一年级显著低于三年级的大学生，其余各年级间没有显著差异。就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各个维度来说，在家庭压力感方面，三年级显著高于一年级；在择业压力感方面，四年级和一年级显著低于二、三年级；在恋爱压力感和学业压力感方面，一年级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在身体健康和学校环境压力感上，一、四年级显著低于二、三年级。
3.3 学生心理压力感的性别差异
如表4所示，大学生心理压力感在个人自身压力方面，男生非常显著地高于女生（t=5.228，p<0.001），而在社会环境方面，女生的压力感显著高于男生（t=2.037，p<0.05）。具体来看，女生在求职择业和学业压力感方面显著高于男生，而在家庭、恋爱、身体健康、适应和挫折方面的压力感男生显著高于女生。
3.5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差异
在社会环境方面，非独生妇女大学生的压力感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大学生（t=3.825，p<0.001）。表6的具体结果显示，在家庭压力、择业压力学校环境压力和学业压力方面非独生子女都显著高于独生子女。
4 讨论与分析
大学生普遍处于青年前期，是一个人一生中心理发展变化最活跃的时期，也是一个人心理矛盾和心理压力的多发期。导致大学生产生心理压力的原因很多：一方面与他们当前所处的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有关。例如，上大学经济费用的攀升、学业竞争压力的沉重和就业前景的艰难给大学生带来的心理冲击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强烈；另一方面与其所处年龄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尤其是，我国的教育体制往往导致大学生生活经历单纯、缺乏挫折承受能力、依赖性强和意志力较差。在进入大学后，他们面对环境的突然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压力缺乏自我调节和应对能力，这就使得其中的一些人很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烦躁和失眠等身心症状。大学生面对各种压力所产生的内心矛盾和冲突，正是引发种种不良心理反应，导致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发生率高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对各种压力事件引发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程度的排序结果表明，学业压力对大学生产生的心理影响排在首位，其次是学校环境压力、情绪压力、择业压力和人际压力。这与其他研究者的调查结果基本相似。例如，徐长江和钟晨音（2002）对浙江省大学生心理压力的研究指出，心理压力来源由高到低依次为：自我发展与择业压力、学习压力、社交压力和生活压力［11］；李虹和梅锦荣（2002）对大学生校园压力类型的研究发现，学习压力的程度相对个人烦扰和消极生活事件两类压力更重些［12］。通过这些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在学业方面的压力依然是心理压力感的主要来源。作为一个学生，学业成败将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包括来自于同学和老师的称赞、奖学金、毕业证，这些东西甚至会决定个人将来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学生对学业压力的感受最强。学校环境和择业压力也是大学生心理压力感比较强的方面，这都与他们的成长和未来命运息息相关；而人际关系压力和情绪压力也为大学生所看重，这与他们的心理发展特点有关。这一时期的大学生的心理承受力还比较弱，而面对的社会变化和外界刺激又较多，大学生的情绪非常容易波动，再加上他们对他人的评价和人际关系非常敏感，所以如果这些方面的事情处理不当，则对大学生的心理影响将是非常明显的。
对于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年级特点，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二、三年级大学生所感受到的心理压力最大。这可能是因为二、三年级的大学生在自身生活方式上已逐渐过渡到了较为“成人化”和“城市化”，表现为普遍开始注重起衣着打扮，日常的花销增大，经济压力较为突出；从环境适应上来看，此时的大学生对周围的环境已比较了解，新鲜感、谨慎感逐渐消失，对自我的要求与目标逐渐明晰，因而学业竞争、求职择业成为心理压力的来源。在恋爱和学业压力感方面，一年级的大学生还涉及得比较少，所以压力感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年级的学生。二、三年级的大学生在学校环境压力感上低于一、四年级，是由于一、四年级的学生要么就是对大学还存有好奇心，要么就是对大学校园环境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学习环境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较些身体健康方面压力感的差异则主要体现了二、三年级大学生对自身的体魄和容貌的更大重视。
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心理压力感表现不同。其中，男大学生在自身方面的压力感比较大，具体包括家庭、恋爱、身体健康、适应和挫折方面的压力；而女大学生在求职择业和学业方面的压力感高于男生。这种种差异与男女性别角色的社会期望有关。社会更多地赋予男性要承担“主外”的重任，所以男生承担的家庭责任、社会适应和成就竞争任务更重，自然心理压力感更大，而女生则因面对当前社会择业形势上明显的男女差别，更多地感受到学业和择业的心理压力。
来自乡村的大学生在家庭、求职择业和学校环境方面的压力感显著高于城市学生，这与乡村大学生从小接触的家庭经济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进入大学后面对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时，他们的家庭压力感较大，对求职择业缺乏信心，对大学校园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适应性差，因而心理压力感比较强烈。
独生子女大学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在社会环境方面（包括家庭、择业、学校环境和学业）的压力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这可能是由于非独生子女在家庭中从小就不像独生子女那样具备独一无二的家庭地位，较早地就意识到与兄弟姐妹融洽相处的重要性，所以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值比独生子女更高，从而感受到的心理压力也更大。但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考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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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产生心理压力感的主要来源依次为学业压力、学校环境压力、情绪压力、择业压力和人际压力，这大都属于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从大学生心理压力感的年级发展趋势看，二、三年级的大学生在各方面的心理压力感得分均高于其余两个年级；女生在求职择业和学业压力感方面显著高于男生，男生在家庭、恋爱、身体健康、适应和挫折方面的压力感显著高于女生；来自乡村的学生在家庭、择业和学校环境方面的压力感显著高于城市学生；在家庭、择业、学校环境和学业压力感方面，非独生子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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