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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照片看――解放前的文学家 &&
左效勤 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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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日－日,香港），又拼Ts`ai Yuan-p`ei，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
　　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把中国文化教育“从封建专制时代摆渡到民主自由时代”。手定教育方针，创立现代教育制度。把北京大学学术化，奠定中央研究院之基础。提倡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及人生观、世界观、美学教育。倡导自由思想、民权与女权，致力革除“读书为官”之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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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日－日），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
　　章太炎出生于书香门第，并且家庭富有，有藏书楼，家中还有医学家传。幼年受祖父（章鉴）及外祖（朱有虔，是汉学家）的民族主义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等书，不满于满清的外族统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 光绪十七年（1891年）章遵从父亲章睿（古文经学家）遗命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早年关注经、子之学，初步确立对“今、古文”界线的认识。著有《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章太炎曾为强学会捐款，与康南海、梁启超通信。又到上海任《时务报》主笔。但终因学术意见之争发生与麦孟华等人的“拳殴”事件。此后回到浙江，与较为稳健改革派王仁俊、宋恕等人相往来。1898年春，曾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汉办报。戊戌政变后，章氏仍遭通缉，避地台湾，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夏，东渡日本，与梁启超等人修好，返回上海参与《亚东时报》编务工作。此时章太炎的排满观和古文经立场日益明确，在苏州出版了其著作《书》的第一版（木刻本），由梁启超题签。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后，晚清趋新的士大夫严复、汪康年、唐才常等在上海组织“中国议会”以挽救时局，章太炎应邀参加。在会上，章太炎主张驱逐满、蒙代表，并割辫明志。但章氏仍与康、梁等人保留着联络。
　　革命与讲学
　　1902年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寓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极力牵合孙、康二派的关系。同时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当年夏回国后，重新改定《书》（即《书重订本》，1906年于东京出版铅印本，改用此前邹容的题签），并有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奠定者。此期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鼓吹，遂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乃与清廷两曹对质，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判刑，入狱三年。1906年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此期间，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创始者。又参与此期兴起的国粹主义运动，自1905年起，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
　　此前，1903年章太炎与近代古文经学另一重镇刘师培定交，此后因学术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后刘师培由其妻何震出面，接受端方的收买，写了自首信――《上端方书》。1908年2月，刘师培返回日本东京，充当端方暗探，并且续办更为激进的《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革命。同时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日，上海《神州日报》刊载刘师培夫妇伪造的《炳麟启事》，大意为章太炎声称将“不理世事，专研佛学”。6月10日，东京《民报》上刊载章太炎应对的《特别广告》，他愤怒抨击《神州日报》捏造事实，指称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后又发生有人欲谋害章太炎的“毒茶案”，经调查，投毒者是刘师培姻弟汪公权。东京留日学生界一片哗然。其间，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查禁了《民报》等报刊，刘师培夫妇的《天义报》也未能幸免。
　　刘师培夫妇在东京不能立足，只得返回国内。刘师培因恶气难消，遂写信向黄兴揭露章太炎曾应允满清总督张之洞、端方：“只要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之事，此事令章太炎难以辩驳，十分狼狈，此时他又与孙文、汪精卫、黄兴等因《民报》不合，乃由提倡光复转入专心论学，著有《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1909年又编有《教育今语杂志》，撰写若干白话述学著作，以普及学术。
　　讲理学与救学弊
　　1911年10月发生辛亥革命，11月15日回到中国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劝告。并在槟榔屿《光华日报》连载发表政论《诛政党》。1912年2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1912年冬任袁世凯政府东三省筹边使。
　　1913年4月从长春返回上海。6月与汤国黎结婚。6月，针对孔教会提议设孔教为国教，发表《驳建立孔教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章觉察袁世凯包藏祸心，于1913年8月进京，欲与袁世凯说理。袁不见，章乃以大勋章作扇坠，至新华门大骂，遂遭袁氏囚禁，关押在龙泉寺。被袁世凯囚禁时期，犹为吴承仕等人讲学不辍，后集为《K汉微言》。此间，再次修订《书》，改题《检论》。又集其著作为《章氏丛书》，先后由上海右文社及浙江图书馆出版铅印及木刻本。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章恢复自由，前往上海。
　　1917年3月对段祺瑞参战主张表示反对。7月参与护法运动，任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为孙中山作《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1918年离开广州途径四川、湖南、湖北，东下上海。1920年拥护联省自治运动。1922年在上海讲学，曹聚仁根据记录整理为《国学概论》。但章太炎始终没有放弃对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新旧军阀势力的期望，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
　　日上海成立反赤救国大联合会，章太炎被推为理事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太炎采取不合作态度，自命“中华民国遗民”，曾遭国民党上海党部通缉。1930年代后，活动限于上海、苏州一带。晚年主张读经，并据《春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力主对日强硬。
　　1935年，在蒋介石资助下，于苏州锦帆路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最后一批学生，并出版学刊《制言》。章太炎晚年学术由汉学转向宋学及王阳明之心学，而其经学成就亦更注重魏晋经学，上窥两汉经学之不足，撰有《汉学论》。又曾撰《救学弊论》批评现代教育体制，主张回归民间办学和书院教育。
　　日因鼻窦癌卒于苏州锦帆路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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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日－日），字卓如、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人称梁新会。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青年时期曾与老师康有为合作进行戊戌变法，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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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日－日），字静安，又字伯隅，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谥忠悫。浙江杭州府海宁人，国学大师。
　　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甲骨四堂之一。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著述甚丰，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
　　1877年出生于海宁盐官。
　　1882年入私塾。
　　1893年中秀才。
　　1899年进上海《时务报》，业余去罗振玉东文学社学习外文及理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1901年秋，受资助赴日入东京物理学校。次年夏，因病回国。
　　1903年起，任教于通州和江苏师范学堂，讲授哲学、心理学等。写出《红楼梦评论》等多篇哲学、美学论文。后自编为《静庵文集》，于1905年出版。
　　1907年，北上，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期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
　　1911年，前往日本。
　　1916年，受邀回国为哈同所办仓圣明智大学编辑学术刊物。又为藏书家蒋汝藻编《密韵楼书目》，并参加纂修《浙江通志》。
　　1917年，著《殷周制度论》。
　　1923年，应逊帝溥仪之召，北上就任“南书房行走”。
　　1925年，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讲授经史小学，并研究汉魏石经、古代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原因说法不一，及后葬于福田公墓。
　　1927年，王于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从其遗体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根据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一书第四章“天津的“行在” (1924 - 1930)”中之说法，王国维早年受罗振玉接济并结成儿女亲家，然而罗振玉常以此不断向王氏苛索，甚至以将王氏女儿退婚作要胁，令王国维走投无路而自杀。然此说漏洞百出，溥仪亦是听他人言传，不足采信。
　　晚年胡适曾回忆王：“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关于《殷周制度论》（1917年）一书，旅美作家李氯衔骸按印兑笾苤贫嚷邸匪沂镜囊笾苤焐陨钥缜耙徊剑嗣蔷涂梢苑⑾郑泄且桓雒裰鞯牧罟摇Ｋ淙荒茄拿裰髁钣朊拦降牧詈现诠挠幸烊ぃ诒局噬先词峭耆嗤摹Ｒ布词撬担裰骱土睿⒉皇俏鞣轿幕奶夭⒉皇敲拦赜械墓椋彩侵泄幕椭泄纷钗荚吹拇场！
　　陈寅恪撰文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 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补“纸上之材料”，是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首先用出土甲骨文，考订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和前后顺序，证明了历史记载商朝君主世系的可靠性。二重证据法成为中国史学理论的重大革新，为古史及文献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人生三重境界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首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4]，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是非常有趣的见解。后人常以此三种境界象征奋斗路上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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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 ，新青年的文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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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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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日－日)，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原名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周作人出生在绍兴府城内的周家新台门（今绍兴鲁迅故居），籍贯属会稽县。出生时祖父周福清在京任官，得到家信时正好有一魁姓旗人来访，遂将这个孙子取名“寿”，与长孙“樟寿”（鲁迅原名）对应。
　　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年和年两次参加科举均止于院试。
　　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科；轮机专业）读了6年[3]，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等人留学日本。
　　留学日本
　　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和英文等西方语文（周作人的古英语颇有水平），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
　　课余和哥哥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在1909年的2月，印出第1册，到6月间，又印出第2册），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的作品，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这3篇是鲁迅翻译，鲁迅校订了周作人翻译的其他各篇，这是史上第1部直接从英语、德语原文翻译成汉语古文的短篇小说集。
　　鲁迅、周作人日给这1年的重印版写的〈域外小说集序〉里说：每集在东京只卖去20本就再也没有人买了，第1集另有1本是许寿裳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而去试买的（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上海的寄售处“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说：“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
　　蔡元培日写给林纾的公开信里说：“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
　　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在日本时师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与鲁迅等共学）、梵文（与老师章太炎共学，教师是会说英语的旅日印度人，周给老师做英语翻译）等。
　　中华民国成立后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
　　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1927年，李大钊等20余名国民党员（有的身兼共产党员身份）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周作人在冒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把李氏子女李葆华和李星华藏在自己北京西城八道湾胡同的家中。此后，对李氏遗孤的救济帮助一直持续近20年。
　　中日战争期间
　　留平教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神秘枪击案
　　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有关枪击案的凶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战后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当年是学生，不满周的亲日行止而下手。以时间点来说，周作人当时并没有出任傀儡政权的任何行政职务，他先是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里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搬到香港。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学（美国基督教背景）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担任客座教授。但遭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确加速民众对其亲日印象的怀疑。
　　出任汪精卫政权职务
　　经过枪击案的身心冲击，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抗战结束后，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
　　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1967年7月发表）一文写到“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所以周作人胜利后在法案受审时，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所以法院宽大为怀，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
　　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
　　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
　　他曾通过尤炳圻联系以前教过的台湾籍学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湾，1948年起在台湾大学教书）表示有意到台湾，在北京大学修过周先生2学期2学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回忆：“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可是他出狱后没能即刻来台，后来就断绝消息了。”
　　他不到台湾与傅斯年在日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不无关系。
　　胡适从上海要到美国前，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他反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见《知堂回想录》）。
　　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泽东与周作人》文中指出毛泽东很早就与周作人来往的事实，文中引日《周作人日记》：‘毛泽东君来访’。“君”常用于老师称呼学生。(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旁听了许多课程，并造访了多位老师，《胡适日记》日有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毛泽东与周作人》文中说周作人1949年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今非昔比的毛泽东，对昔日老师的信以如下口气作了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与他对另一位昔日老师胡适的口气如出一辙(“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5])。但据郭宇一的文章，“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这样的批示，学界目前尚有争论”。
　　周作人的学生在台湾的有许世瑛（许寿裳大儿）、张我军（板桥人）、郑骞、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张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来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
　　上书毛泽东
　　周作人在1951年给毛写信，毛的秘书胡乔木日给毛泽东书面报告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毛泽东批了：“照办。”
　　周作人从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人民币，按月交稿。
　　反右运动中，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儿子周丰一被划为右派，停发工资，让他的经济负担大增，只好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
　　在康生和周扬的过问下，稿费从1960年1月起，调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币。
　　1964年9月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其稿费又减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币，当时他的爱人羽太信子已去世。
　　这段期间，他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多部，同时应邀校订别人的译稿（《今昔物语集》、《源氏物语》等），日本现代文学译作有：《石川啄木诗歌集》等。
　　有些没有结集的日本文学中短篇译作散见中国和香港传媒。
　　他每个月开销颇大，在写给香港曹聚仁的信件里面曾说：“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
　　回忆鲁迅的专书著作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
　　在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后辑成《木片集》。
　　经曹聚仁介绍，在香港传媒连载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后结集出版。
　　文革期间
　　1966年5月，文革开始。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I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寿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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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尹默（1883年－1971年），中国书法家，早期尝试派诗人。原名君默，浙江吴兴人（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出生于陕西省兴安府汉阴厅（今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早年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校长、辅仁大学教授。1949年后历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
　　“五四运动”期间从事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之一，新诗作品多发表于《新青年》。
　　1967年文革期间，因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深夜拿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沈尹默书法工楷书、行书、草书，尤其擅长行书。初学褚遂良，后遍习晋唐诸名家。晚年融会了苏轼、米芾等人的风格，用笔清圆秀润，中有劲健遒逸之姿。主张以腕行笔，反对模拟结构。著作有《历代名家书法经验谈辑要释义》，《二王书法管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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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玄同（日－日），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现代文字学家，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曾主张废除汉字。
　　早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拜见章太炎（炳麟）于《民报》社，章太炎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同时听章太炎讲文学音韵学。结识的许多章门弟子，后来都成了著名学者，包括黄侃、鲁迅、周作人。回国后，1913年到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后又长期在国立北京大学兼课。1917年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致力国语运动。
　　钱玄同从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执教，连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专任教授二十余年。他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并长期任国文系主任。1917年，他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倡导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
　　1918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钱玄同是轮流编辑之一。在这期间，他曾动员鲁迅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钱玄同催促他写出的头一篇作品，并且头一次用鲁迅作笔名。如众所周知，《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
　　钱玄同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很显著的。他所著的《文字学音篇》是中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数十年来，影响颇大，迄今仍为音韵学家所称引。
　　当代许多音韵学家如罗常培、魏建功、白涤洲、赵荫棠、王静如、丁声树等或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教益。名史家黄现[曾是他的研究生。钱玄同对于“经学”创见甚多。他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他发表在《古史辨》上讨论上古历史和儒家经书的文章，独见很多，影响很大。郭沫若对钱玄同在古史研究方面的一些观点非常赞赏，说：“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他早年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国际音标制定汉语拼音字母。后来他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共同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35年他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为共产党执政后推行“简化字”立下先例。
　　双簧戏
　　1918年，为扩大 《新青年》的影响，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特别是要对一些守旧派思想进行全面批判，编辑们煞费苦心。钱玄同和刘半农经过一番策划，决定以一反一正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写文章，引起争论，批驳那些腐朽落后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
　　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 《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刘半农撰写了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所提出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这实际上是钱、刘二人演出的一场 &双簧&戏，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入，唤起社会的注意。鲁迅后来称这场论战是一场&大仗&。
　　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确实跳了出来。他们因王敬轩被批驳而坐立不安，要为王敬轩鸣不平了。
　　1919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代表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的几个编辑，以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林琴南在小说里幻想出一个英雄&荆生&，让这个伟丈夫寻衅闹事痛打田、狄、金三人，发泄他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文化的积怨，从精神上满足了卫道者们的私怨。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为表示对林琴南使用的卑劣手段的蔑视，钱玄同虽有很多笔名，又常以“金心异”自称，鲁迅也常以“心异兄”、 “心翁”称之。他们都曾使用“金心异”这个名字写文章，“回敬”过林琴南的诽谤、攻击。
　　一生死过三次的人
　　钱玄同很唯物，从不讳言&死&字。
　　1927年，钱玄同年届40时，还真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 《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一些稿子，都是一些幽默的作品。当时正值张作霖进北京自称大元帅，白色恐怖笼罩，为避免引起麻烦，这个专刊并没有刊行。但在与南方交换广告时，这个专刊的要目在南方某刊物上登出来了。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致信函悼唁，在北京演出了一场悼念活人的闹剧。当时，人们缄口不敢提&死&，万不得已说出此避讳，定要唾地三口以出晦气。钱玄同敢于以&死&谐谚，非常人的胆识能为的。
　　1938年夏，北平汉奸文人、伪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病故。汉口的英文《楚报》误将钱桐为钱玄同，发了消息。他在南方的学子见到后，非常悲痛。虽北平已沦陷，仍有人寄去挽联等悼唁。家里人收到后，都瞒着他烧掉了，怕他生气，因为他对接受日伪聘任的人有切齿之恨。
　　1939年1月，为解决李大钊子女生活困窘和筹措赴延安的路费，钱玄同拖着病体，四处联系变卖大钊的藏书。1月17日傍晚，钱玄同从外面回来，即感身体疲惫、头痛，立刻送往医院，确诊为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享年仅52岁。
　　钱玄同曾有一句惊人之语：“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但是他自己过了四十岁还没有死。到了他四十一岁生日的时候、胡适便为他作了一首叫[《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的六言语体歌。内容是：
　　该死的钱玄同 怎么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 去年轮到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 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 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 不曾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 要作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 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先挖一坑 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 脚钱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 瞒得阎王鬼判
　　骗得四方学者 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 到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 免在地狱捣乱
　　钱恂，曾任清朝出使荷兰大臣和意大利大臣，主持湖北自强学堂。
　　钱三强是著名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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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日－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是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也是在北伐时期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要角之一，同时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1927年被捕后遭张作霖处决。
　　1913年8月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在校期间与同学郭须静一起加入中国社会党，毕业后到北京参加中国社会党活动。同月中国社会党领袖陈翼龙被杀，社会党被查封，李大钊逃离北京，避难于家乡乐亭县的祥云岛，后得到天津绅士孙洪伊的资助，赴日本留学。
　　留学日本
　　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后，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
　　在北京发展
　　1916年5月回中国，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任经济、历史等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并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推动共产主义。
　　组建中共
　　1920年，和陈独秀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和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同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建党后，任二、三、四届中央委员。
　　推动国共合作
　　1922年，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赴上海会见孙中山。1924年，参与“国共合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李大钊曾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说：“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
　　亲苏政治活动
　　1922年，李大钊代表中共立场，公开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据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回忆李激昂地声称“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也可以生活得更好”。
　　逃至苏联使馆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而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遂逃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
　　事件发生[编辑]
　　日，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全家同时在苏联大使馆被捕，李大钊接受军法审判。在此期间李大钊著有《狱中自述》。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各方都有人试图营救，张作霖面临很大压力。为此他给政府前方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六位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将领都主张立即正法。[2]南方的蒋介石发来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绞刑处决
　　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共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为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20名遇难者中，第一个受刑的就是李大钊，最后一名为张挹兰（女）。李大钊先后被绞了三次，历时28分钟（一说48分钟）。另说，李大钊要求对自己实施绞刑而非枪决，为此，张作霖还自掏腰包从欧洲进口了一具绞刑架，但是，刽子手因为不熟悉新刑具性能而把李大钊绞了三次。
　　李大钊被处决后，灵柩有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1933年年4月23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为他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5]由于家属缺钱，北京大学教授为其葬礼捐款，一些社会人士也有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出殡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1983年，万安公墓中辟出了李大钊烈士陵园，以供中国共产党党员宣誓和游人瞻仰。绞死李大钊的绞刑架1949年被送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北平国家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大厅里，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编为0001号。曾判处李大钊、胡也频等死刑的中华民国法官王振南，1955年12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反革命罪逮捕，日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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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光迪（日－日），字迪生，一字觐庄，安徽宣城人。著名学者、西洋文学家。
　　梅光迪出生书香世家，宋代梅圣俞、清代梅文鼎等为其先祖。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考取第三届庚子赔款留美生考试。同年赴美入威斯康辛大学，民国二年夏（1912年），转入西北大学。民国五年（1915年）夏毕业，获理学士学位，转往哈佛大学深造，专攻文学。时白璧德（Irving Babbitt）以新人文主义倡于哈佛大学，于东力学说，独近孔子。先生受业门下，最有深契。
　　民国10年（1921年）在国立东南大学创办中国第一个西洋文学系，并和胡先X、吴宓、柳诒徵、刘伯明等人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志创办《学衡》。民国13年（1924年），梅光迪经当时于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推荐，赴哈佛大学任教，担任汉文讲师（Instructor in Chinese），并成为继戈鲲化、赵元任之后第三位在哈佛任教的华人。
　　民国16年（1927年）短暂回国，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翌年再次赴美，在哈佛大学担任汉文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of Chinese），直至1936年回国。民国25年（1936年）执教国立浙江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
　　民国34年（1945年）12月27日在贵阳去世。
　　梅光迪与夫人李今英（梅李今英）育有三女一子，大女梅仪慈，二女梅仪昭，三女梅仪芝，四子梅本修。
　　梅李今英在1901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圣塔芭芭拉郡一个华侨家庭，早年随家人回国。1922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语系。她于1927年与梅迪光在上海结婚后，赴美国麻省拉德克利夫学院、哈佛大学进修教育学及世界妇女等课程，期间曾任美国剑桥中国留学生会会生。1932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国，此后一直任教于浙江大学。1949年梅李今英赴澳门岭南大学任教，1952年与儿子梅本修赴美国与女儿团聚，在美国长时间从事教学、学术研究和著作工作。她在美国麻省剑桥担任格纳博士（Dr. C. S. Gardner）的助理研究员，并曾编写大英百科全书中国和日本部份的章节、《中国报刊精选集》汇篇（SeLectad AreicLes on china in Various JaurnaLs）、《梅迪光信札》（Letters of K．T．Mei），以及担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副编辑，完成编制宋史索引（Sung－Index）。八十年代退休后著有《山高水长――李今英回忆录》、《梅光迪文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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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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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声（），字今甫，亦作金甫，笔名希声，山东蓬莱(今蓬莱市)水城村人。现代著名教育家、作家。 教授，曾任国立青岛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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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半农（日－日），江苏江阴南沙镇马桥村殷家埭（今属苏州市张家港市）人，原名刘寿彰，后改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字半农，号曲庵，笔名有寒星、范奴冬等。现代著名诗人、杂文家和语言学者，中国早期摄影理论家，著作《半农谈影》，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摄影美学专著。音乐家刘天华、刘北茂之兄。
　　1920年9月，时在英国伦敦的刘半农写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著名情诗，首创了“她”字，并第一次将“她”字入诗。
　　1925年秋开始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主要著作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汇集的民歌集）、《半农杂文》、《半农杂文二集》，语言学著作《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比较请音学概论》等。
　　出版著作
　　诗集《瓦釜集》（1926）
　　诗集《扬鞭集》（1926）
　　《半农杂文》
　　《中国文法通论》
　　《四声实验录》
　　《初期白话诗稿》
　　译著《法国短篇小说集》
　　译著《茶花女》
　　译著《乾隆英使觐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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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日－日），原名嗣`，行名洪U，字希疆 ，后改名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1910年（19岁）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於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26岁）夏回国担任北大教授。
　　历任：1917年（26岁）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28岁）北大代理教务长、1922年（31岁）北大教务长、1928年4月至1933年中国公学校长、1932年（41岁）北大文学院院长、天主教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1938年（47岁）中华民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6年（55岁）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1957年（66岁）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县南港镇（今台北市南港区））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太太江冬秀日出生（农历日）于安徽旌德县江村。
　　胡适一族称明经胡，远祖是李唐皇族后裔。其始祖是婺源县考水村的明经公胡昌翼，系唐末后帝之子。唐被后梁朱温所灭后，因其尚在襁褓，被人带出宫中，托在长安（今西安）为官的的婺源人胡三公，将其保护带回本籍，更名姓为胡昌翼。后唐时，胡昌翼以明经发进士科，故称明经胡氏。
　　 16:53:59 Ming
　　日未时生于江苏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
　　1893年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
　　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随著母亲离开台湾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终于厦门。
　　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进澄衷学堂。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约翰?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1922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5年2月，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
　　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6]。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1927年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
　　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并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日抵达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35年至1936年胡适多次要求出任驻日本大使未果。（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p128)
　　1937年77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8月19日要求胡适即日前往美国争取美方对中国的支持。
　　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948年11月中共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不为所动，依然决定离开北平，12月15日飞赴南京。
　　日，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访胡适。4月，赴美国，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旅美时，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
　　1955年，中国大陆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胡适先生住在美国，他搜集了这八本书，认真作了批注。而批判胡适运动的起因，根据耿云志的说法是：“这句话我想是他一生里，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他（胡适）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所以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9]
　　1957年11月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
　　1959年兼任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被捕，胡适一度受到株连。
　　日于中央研究院开酒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台北县南港镇（今台北市南港区）。
　　思想与学术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使其终生服膺实用主义（杜威式的pragmatism实用主义，胡适自译为实验主义）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政治新文化运动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后来抄了一份发表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上。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铎语）。1919年三月，守旧派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 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尝试集》的新诗充满试验性质，并不成熟。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周策纵评胡适新诗清新却乏朦胧的趣味。
　　《尝试集》出版后，的确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封建复古派反对它。学衡派东南大学教授胡先X用文言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长文：《评〈尝试集〉》。胡先X说：“胡（适）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
　　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剧情里女主角留下“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的字条，与恋人离家出走。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
　　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
　　哲学研究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但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来源请求]。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来源请求]。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古典小说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谓“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现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胡适一向看不起红楼梦。他在给高阳的信上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残游记》...”他之所以考证红楼梦，只是为了打破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凿附会说红楼梦是影射什么明珠、顺治帝、董小宛的种种谬论；要证明红楼梦不过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终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的“思想学问的方法”。
　　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来源请求]，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佛教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1926年8月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所谓“六祖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会和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
　　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21]；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为了推翻“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但部分学者认为是白费力气。
　　《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23]，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
　　孔子研究
　　胡适一生对孔子言行与思想的评价有褒有贬，其关于孔子的论文最重要的有“中国古代哲学史”、“说儒”等，但胡适去世前不久在“自由中国杂志”所写的“容忍与自由”里的一段文字应属其对孔子重要的最终评价之一：
　　“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故...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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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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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地山（日－日），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作家、学者、基督徒。名赞遥值厣剑拭浠ㄉ浠
　　许地山台湾台南人，日（清光绪19年12月28日丑时）生于台南府城延平郡王祠附近的自家庄园窥园（人称马公庙许厝），乳名叔丑、丑官，母吴慎。父亲许南英是清帝国台籍进士出身，襄助刘永福在台南延续台湾民主国。祖籍广东潮州府揭阳县，十世祖许超明朝嘉靖三年（1524年）自汕头过台湾，住在荷兰管治下的赤。
　　虚岁3岁（实约18个月）时于1895年末1896年初随母、大伯父、婶等20多位家人逃到台南府城南门外，后由安平港坐船离台到汕头，住汕头D浦（现在广东省汕头地级市金平区D莲街道）桃都的许家祠堂，1896年在D浦由吴献堂先生开蒙。
　　父许南英在台湾民主国事败后从安平经厦门到汕头依亲，过东南亚暹罗、新加坡等发展，后寄籍福建漳州龙溪，在广东工作。从南洋回到广东后，许地山跟随家里移住广州府城，在广州读书多年，学会了广州话、粤曲、粤讴、琵琶。1911年辛亥革命后，许南英到闽南做行政工作，许地山便在漳州的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教书（第一份教职在龙海）。也曾到缅甸仰光教侨校。1912年随父首度回到日本管治下的台湾访亲。1915年与住在漳州（台湾台中雾峰林家出身）的林月森小姐订婚，1918年婚后生女儿许懋新，1920年夫人林月森病逝。
　　文化生活
　　1917年，许地山考入燕京大学文科宗教学院。
　　1920年得文学士（Bachelor of Arts, B.A.）学位后留校任教，做过周作人等几位教授的助教，还在燕京大学神学院读神学。
　　1921年1月，许地山和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等12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小说月报》。
　　1922年，许地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
　　1924年得文学硕士（Master of Arts, M.A.）学位，转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学、印度学、梵文等，并研究佛教。
　　1926年得牛津大学文学学位（Bachelor of Letters, B.Litt.这个牛津学位学历上相当于台湾的文学硕士学位，但对学力的要求比普通的文学硕士Master of Arts高，许多攻读这个学位的研究生都已有文学硕士学位，钱钟书在牛津也被授与B.Litt.学位，杨绛翻成副博士，但与俄制副博士实在有区别），离开英国后到印度研究印度学。
　　1927年回国任燕京大学教授，另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兼课。
　　日与周俟松自由恋爱并结婚。
　　1931年生男周苓仲。
　　1932年生女许燕吉。
　　1933年与妻到台北帝国大学做学术访问，与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教授交流，世兄吴守礼做日本语翻译，并回台南会见许丙丁等文化人。
　　1935年出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进行教育改革。此后便住在英属香港香港岛半山区罗便臣道125号直至逝世。
　　日，许地山卒于英属香港，葬于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编号是甲段11A级3穴2615，墓碑设计平凡简单，上面只写上“香港大学教授许公地山之墓”，及其在世日期，而下款是其儿女。
　　许地山是20世纪中国在大学开梵文课的华人第1人和当代华人研究印度学的先行者，先前只有西方汉学家钢和泰（陈寅恪的梵文老师）教授在北大教过梵文，学生有罗世方（编有北京商务印书馆版《梵语课本》和《梵语诗文图解》等书）等多人。
　　许地山身后，陈寅恪挽联写到许在香港的学术生活以及两人的交往：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离乱相依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对许的宗教史研究非常推崇：“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
　　地山母语是台语、潮语，从小受书斋的传统汉学教育，在广州入读新式学堂，大学本科在北京，研究生阶段在美国纽约、英国牛津，会说广州话、漳州话、普通话，英文、梵文水平高，能读法文、德文、希腊文、拉丁文。
　　许地山一生创作的文学作品多以台、闽、粤和东南亚、印度为背景
　　著作主要有《空山灵雨》、《缀网劳蛛》、《危巢坠筒》、《道学史》、《达衷集》、《印度文学》（1930年）、《命命鸟》、《解放者》等。
　　译著有《孟加拉民间故事》（1928年）、《二十夜问》、《太阳底下降》（1934年）、《世界名歌一百曲集》第一册等。
　　许地山素对妇女议题及中国服装甚有研究，曾于港发表《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论文，并曾在港举行了一次名为《三百年来中国妇女衣服》的演讲。当时张爱玲已就读于港大，其甚有名的散文《更衣记》简述了中国三百年来的妇女衣装。因此普遍人认同张爱玲曾修读许地山于港大开设的课，而其《更衣记》亦可作为许地山研究成果的一种延伸。
　　张爱玲《茉莉香片》里的华南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言子夜就有许地山的影子（子夜就是午夜，言午是许）。
　　有研究者认定：是许最早将粤语“淡定”一词引进现代汉语白话文，用在《空山灵雨．银翎底使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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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资平（日－日），原名张秉声，曾用名伟民，广东梅县人。创造社组建者之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
　　张资平的作品反映“五四”时期青年男女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热烈追求，以及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和金钱势力对他们的束缚。
　　处女作《约檀河之水》（1920年11月发表）
　　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最后的幸福》《长途》《糜烂》《爱力圈外》《青春》《红雾》《天孙之女》《爱之涡流》《跳跃着的人们》《柘榴女》《群星乱飞》《上帝的儿女们》《脱了轨道的星球》《北极圈里的国王》《明珠与黑炭》。
　　短篇小说集《爱之焦点》《不平衡的偶力》《梅岭之春》《素描种种》《雪的除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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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伏园（1894年－日），浙江绍兴人，原名福源，笔名伏庐、伯生、松年等。民国早期著名学者、作家、散文家、副刊编辑，在新闻学上有民国“副刊大王”之称。
　　1894年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店员家庭。早年在家乡读书，1918年经周作人介绍，与其弟孙福熙一起到北京大学旁听，第二年转为正式生。北大期间加入文学团体新潮社。
　　1919年出任北京《国民公报》副刊编辑。《国民公报》因刊登揭露段祺瑞政府丑闻被查封后，孙伏园转入《晨报》当记者。
　　1920年，他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共同发起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孙在北大期间由李大钊安排任职北大图书馆书记，月薪8元，勉够伙食费。后来任《晨报》副刊主编后便辞去图书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1921年，孙伏园从北大毕业，正式进入《晨报》出任副刊编辑。在主持晨报副刊时，发表鲁迅作品《阿Q正传》、冰心的《寄小读者》、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等许多后来被熟知的作品。并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科学著作及译者。在其主持下，晨报副刊实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处宣传阵地。1924年10月预备发表鲁迅打油诗《我的失恋》时，与代理主编刘勉发生冲突，孙伏园随后辞职，离开《晨报》。同年11月与鲁迅等人发起成立语丝社，出版语丝周刊。12月初接受了邵飘萍的邀请，主编《京报副刊》。日《京报》被查封，孙伏园与其弟孙福熙一起南下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1926年应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林语堂之邀，赴该校出任国学院编辑部干事，兼任厦门南普陀寺附设南佛学院教职，并继续与在该校任教的鲁迅保持密切联系。当年冬再赴广州，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兼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
　　1927年3月应邀到武汉主编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发表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郭沫若的《脱离蒋介石以后》等文章。“宁汉合流”后，武汉《中央日报》停刊。同年冬孙伏园前往上海。
　　1928年创办并主编《当代》杂志，1929年与其弟赴法国留学。1931年回国后，应晏阳初等人邀请，出任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文学部主任，推动平民文学教育，主编《农民报》，还参与主编《民间》杂志。
　　1937年曾任湖南衡山实验县县长。抗战爆发后转至重庆，1939年被选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
　　1941年初，孙伏园接受了重庆《中央日报》社社长陈博生的约请，主编《中央副刊》，后因刊发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而被解聘。
　　抗战胜利后在成都华西大学文学院、齐鲁大学、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1949年上半年，任成都《新民报》主笔兼副刊主编。1949年7月，孙伏园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国家出版署版本图书馆馆长。
　　1954年冬因脑溢血导致偏瘫。日，孙伏园病逝于北京。
　　评价及影响
　　史学界评价孙伏园一生主要从事事业主要有两项：副刊编辑和平民教育。他前后主编六个报纸副刊，积累大量的副刊编辑经验，发表过一系列研究报纸副刊的文章，提出过一整套副刊编辑思想，因而被后世新闻史学界称为“副刊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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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宓（1894年－日），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陕西泾阳人，比较文学家、著名西洋文学家，
　　生父为吴建寅，过继给叔父吴建常。[1]自幼聪慧好学。清宣统三年（1911年）入清华学堂（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中等科，1916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高等科（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又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 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1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南京高师和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礼，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5年任清华学校研究院筹备主任，以后又在昆明西南联大、成都燕京大学、武汉大学和重庆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前身)等校担任教授。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其父钱基博曾执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师生间常有诗词赠答与唱和，然而1937年因钱钟书一篇书评，师生关系曾紧张了多年。吴在清华期间，曾于1930年游学欧洲，遍历苏、英、法、德、比、瑞诸国，又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修学年余，所学极博。执教清华期间，吴宓是“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年至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委员，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开创比较文学研究
　　吴宓在中国开创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把比较文学引入中国学术领域，曾发表了《新文化运动》和《中国之新旧事物》等多篇重要的比较文学论文，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吴宓还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他不仅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学习比较文学的学者，而且是在高等学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和运用其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第一人。早在1920年，吴宓先生就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记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旧说》两篇文章，首次向国内知识界介绍了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吴宓通晓世界多种语言和在外国语言文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奠定了他对世界文学对比研究的坚实基础。吴宓1921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研究”，使比较文学才开始进入中国高等学府的课堂。吴宓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之首创。吴宓还用这种方法向学生讲授西欧文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比较文学的研究人才。吴宓的学识，从他开设的课程门类之庞杂可窥见一斑：英语、翻译术、修辞原理、英文作文、希腊罗马文学、西方文学概论、英诗选读、英国散文选、英国小说、英国浪漫诗人、欧洲名著选读、英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世界文学史、欧洲古代文学史、人文主义研究、中西比较文学、欧洲古代近代史、英国历史、希腊罗马史、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上古史、世界通史、文言文导读、中国小说、《红楼梦》研究、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如此这般，丰富得惊人。他的学生评说吴宓，他是博雅通才，博通古今阅尽中外，在人文社科领域，你很难界定他是哪一门学科的专家，而你又不得不承认他在哪一门学科都可称得上专家。
　　参与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
　　1925年初，清华学校欲设立国学研究院，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由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出面，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为教授，这就是后来名动天下、流传久远的“五星聚奎”。他们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后，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国学界，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研究院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清华园延续，成为清华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传统。冯友兰曾说：“雨僧（吴宓）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 另外当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前，遗书中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由此可见王国维对吴宓先生的信任。
　　创办《学衡》杂志
　　在南京任教期间，与柳诒徵、刘伯明、梅光迪、胡先X、汤用彤等创办《学衡》杂志，任总编辑。该刊11年间共出版79期。其宗旨主要是提倡国学，兼介欧美学术。因于白话文持异议，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形成对峙之势。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吴宓认为“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长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在“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上提倡白话文、作新诗成为时尚，吴宓却在介绍西方文艺理论，宣传新人文主义的同时，大写文言文，作白话诗，声称要“昌明国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对传统文化极尽声讨的时代，吴宓创办《学衡》，主张中西融合，既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又要保留传统优秀文化，正是他在学术上“求衡”的体现。他的主张使自己处于新文化运动的风口浪尖之上。但吴宓不惧不让仍坚持“儒道思想为国之本”，因此也被鲁迅戏称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就像他曾总结自己一生时说道：“吴宓，一介平民，一介书生，常人也；做学问，教书，写诗，均不过中等平平。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他并不是要为自己立一家之言，而是试图将民族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视域内，去寻求一种普遍的、做真学问的道路。今天看来，这种当年被冠以“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已经分明表现出了它的前瞻性及现实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往往会形成这样的观念，似乎肯定了吴宓就意味着否定新文化派。也正是这一点，为他的人生打上了悲剧的底色。而之后在文革中，按照“反鲁迅就是反党”的政治逻辑，吴宓因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自然就成了“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批斗和监禁劳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蹲身牛棚，犹大写“我罪实质，是认为中国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存并发扬光大”一类文字。 于是，又被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批斗中，致左腿骨折，后来又双目失明。
　　“红学”研究
　　吴宓还是一位很有建树的红学大师。早年潜心研究《红楼梦》，留美期间，即在《民心周报》发表了《（红楼梦）新谈》，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最早评论《红楼梦》的论文。1944年曾赴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作《红楼梦》学术报告，轰动一时。次年，成都的《流星》《成都周刊》等刊物相继发表了他的《（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红楼梦）之教训》、《贾宝玉之性格》、《王熙凤之性格》及《论紫鹃》等多篇红学论文。1947年回陕省亲时，应邀在西北大学客席讲授红学。1963年，曾帮助重庆市川剧二团编导川剧《晴雯传》。他对《红楼梦》研究，造诣精深，享誉中外，是最早将《红楼梦》推介到国外的权威学者之一。在国内红学界，他与胡适、蔡元培、俞平伯、景梅九、周汝昌等红学专家齐名。在红学研究方面，吴宓先生著述颇丰，曾用中、英文发表过《红楼梦新谈》、《石头记评赞》、《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与世界文学》、《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等极有见地的文学论著，对推动我国和国际红学的发展研究起了巨大的作用。
　　教书育人
　　吴宓终生从教，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曾经培养出大批学有所成的知名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以及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人才。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曹禺、李健吾、赵瑞蕻、张骏祥、季羡林、李赋宁、田德望、张君川、王岷源、刘盼遂、高亨、赵萝蕤、谢国桢、徐中舒、姜亮夫、姚名达、王力、吕叔湘、向达、浦江清、贺麟、沈有鼎（以上为清华大学时期）及王佐良、周钰良、杨周翰、许国璋、赵瑞、王般、李鲸石、许渊冲、查良铮、何兆武、袁可嘉、金堤、杜运辍⒗钔⑾龋ㄒ陨衔髂狭笫逼冢┑热耍汲鲎运拿畔禄蚴艿剿慕袒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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