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西路军的一些人和事（19）——叶应礼
按：我上篇博客是转载搜狐视频《西路军》的内容，目前视频还在以每周二集的速度继续播放。在博客评论中，看到淡月疏竹写到：“我公公叶应礼当年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士，在长征路上走过两次草地，历经艰辛，后来去了甘肃河西走廊等地，九死一生；最后在党中央的帮助下才到达延安，他在世时经常给我们讲述那段难忘的历史；为怀念这位13岁就从湖北红安县当红军的老人，特转载此文（指《西路军》视频）作为那段历史的回忆！”淡月疏竹是我们一起在甘肃山丹军马场插队的马友，她的留言，引起我对她的公公叶应礼经历的兴趣，在网上搜到一些资料，只是叶老已于2009年去世，很遗憾没有机会当面聆听老人家讲述过去的故事。
&&&&叶应礼，男，汉族，湖北黄安人，日出生，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叶应礼同志历任红四方面军通讯员、译电员、机要组长，军委电话队战士，西北局绥德地委、独一师机要科副科长、科长；西北局机训大队长、机要处长，西安市手工业局副局长，市轻工业局副局长、局长，市工业局副局长，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第二轻工业局领导小组组长，市纺织局党组书记、局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当选陕西省第六次党代会代表、西安市第七次党代会代表，西安市第六、第八、第九届人大代表。1982年8月离职休养，日逝世。
&&& <font COLOR="#06年10月18日，《西安晚报》有一篇采访文章《守着电台走完长征》。讲到长征，叶应礼说到“我加入团组织，当时只有15岁，介绍人是比我大一点的红安同乡、开国名将李天焕。刚参加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时，我连枪都托不住，我的名字原先是叶英礼，但不知后来怎么叫成了叶应礼”。
刚参加红军那会儿，叶应礼先是到通讯训练班学习有线通讯，不久，叶应礼又被编入彭（湃）杨（殷）学校，继续学习有线通讯，校长蔡承熙，副校长傅钟。“据我所知，1931年至1932年红军到达川陕苏区时，只有一部电台，后来红四方面军由四个师扩大为五个军，电台就分为三部，但没有专职译电员”，叶应礼回忆说。&&
　　据叶应礼讲，红四方面军长征到四川剑阁后，陈昌浩要求他学无线电，于是，叶应礼又开始学习无线电充电机。在叶应礼的记忆里，陈昌浩是个知识分子，像个教授或学究，懂外语，读了很多马列的书，曾一度忠诚执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学习一方面军的经验，红四方面军才逐渐将电台、机要和破译分开。
从事电话通讯工作的叶应礼，在部队到达驻地时，在第一时间架电线马上就要和战友们通电话，并保证电话线畅通；部队开拔，要收了线再赶上部队。电话线的早通晚收，加上为了保障电话畅通，必须有人一直值班，电话班的战士们长时间得不到充足的休息。在部队因敌人逼近而开拔的情况下，电话班的战士们便因为收线落在了部队的最后面，危险性非常大。“当时电话线很缺，有时候电话线断了，就差那么1米没有备用线连上，我们就用手拉住断掉的两头，用人体作导体，保证电话线的畅通，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说起这些，叶应礼老人直言并不觉得苦。可以看出，那段难忘的岁月已经成为这位老革命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在第一次北上过草地时，叶应礼在左路军电台，跟着王树声；张国焘搞分裂南下时，叶应礼又跟着张国焘。
&1932年到1936年
　　1984年，70多岁的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踏上了当年红军的长征之路。一年后，他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现年六十八岁的叶应礼，说起话来柔声细气。他曾是四方面军总部的电话员，由于工作的方便，把张国焘和他的指挥员们的行动都看在眼里。当时，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各军团、同毛以及中央委员会联系都用无线电。在四方面军内部则用电话联络。张喜欢亲自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马上就暴跳如雷（许多高级官员脾气都相当急躁。事过之后，他们又很友善）。叶应礼认为，张和朱德虽吃住、行军都在一起，但是朱德没有实权。
　　在接受采访时，叶应礼清楚地对记者讲：“张国焘脾气的确暴躁。当时的电报主要就两类，一个请示报告，另一个就是中央的指示，再有的话，就是侦察敌人的情况，破译敌人的电报把敌情报告给领导”。
　　谈起河西血战，叶应礼告诉记者：“1936年10月，红军几个方面军在会宁地区会师。当时，听说根据中央指示，要组成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并计划直插新疆，任务是打通国际路线。我当时所在的红五军以及九军、三十一军，随西路军总部西进，但在一条山、古浪等战斗中，红军损失不小，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红军陷入困境，被敌军分割包围在倪家营子、临泽、高台三角地带”。当时，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七团坚守高台，军政委黄超等率三十九、四十三团守临泽，两地相距20多公里，叶应礼和电台机要人员跟着黄超。董、杨处靠敌人的有线电话和临泽联系，谁知刚过两天，电话线被敌人截断，高台告急。派去救援的队伍因敌我众寡悬殊，终未成功。高台陷入了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困境，而此时先前起义的民团叛敌，高台失守，董振堂、杨克明等壮烈牺牲，仅有极少数红军战士突围出来，回归主力部队。而叶应礼所在的临泽，情况同样危急，没有子弹，红军战士便用盆盆罐罐装上砂石向敌人投掷，所有的水壶都被收到一起，制造土炸弹，英勇抵抗敌人一波又一波进攻。在最后关头，守临泽的红军按照总部命令，星夜突围出来，回到总部。&&
　　损失惨重的红军队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仍然和围追堵截的敌人殊死搏斗，但梨园口一战，红军被迫转入人烟绝迹的祁连山区。
　　说到祁连山，叶应礼端起茶水，沉思片刻说道：“祁连山里几乎就看不到人家，红军战士都已疲惫不堪，又冷又饿。在一个叫康鲁寺的庙宇前，部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将一些机关人员补充到基层。离开康鲁寺走了一夜，等到拂晓在一片树林里隐蔽时，叶应礼这才发现，周围只有二十多个人，其中还有伤员。这时，连长和指导员说，我们的掩护任务已完成，山里不好久留，大家有短枪的带上，长枪都砸坏，队伍化整为零，设法突出山口，想法回陕北”。
　　从祁连山出来，叶应礼和战友张朝壁讨饭到武威东边，被敌军抓住，关押在监牢，后又被押送到永登县做苦工。“同牢的还有红五军保卫局长钱一民等，但我们都假装不认识，后来在党中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和兰州办事处的关怀和努力下，我们这部分人终于回到了陕北。”叶应礼感慨万千地说。
&&& 叶老在回忆录《西路传奇——叶应礼长征记》一书中说，被俘时，当时是西路军五军机要科负责人。石窝分兵不久，他被俘，押到武威，送到永登，编进补充团修公路。补充团里他认识徐立清、方强、钱义民、耿协强、胡世全等。
&&&&马家军补充团，是由1500多名红军被俘战士组成。甘肃永登县境内的汉代长城旁边，就曾经是西路军被俘将士组成的补充团驻地。永登新兵补充团是国共合作后才形成的一个团队，原来，“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蒋介石下令“二马”抽调部队，征集新兵。马步芳不愿意将自己的将士送到南京，便直接将1500多红军被俘虏壮士组成补充团，当作新兵调去应付蒋介石。红军战士都还很清楚马家军的话：“现在开始全面抗战，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你们都是军人，国家需要你们效力。队伍很快就要开赴前线，命令一下就开拔。”
&&&&马家军高级军官“点验”了补充团，给每人发了一套军装，还破天荒地发了一点零用钱。补充团的军官大批调换，那些劣迹昭著民愤很大的被调离。大概害怕路上激起事变，给南京方面交不了差。换来的军官中，不少是外籍，平时不受信任，借此也就把他们打发了。
&&&&1937年10月底，补充团踏上了开赴中原的旅程。跨过黄河铁桥抵达兰州的当天，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就派原西路军的王定国与补充团熟悉的战友联系，又派办事处处长彭加伦到驻地看望大家，向大家讲话。
&&&&谢老亲自约见补充团负责押送的副团长杨明亭，对他晓以大义，指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原红军的人员交还八路军是天经地义的事，希望他顺水推舟，不要从中作梗。杨明亭深知送交补充团是件苦差事，害怕中途发生变故交不了差，只盼能顺利交接回河西复命，至于谁接收对他来说无所谓。他当即痛快答应，说只要上级有命令，他绝不横生枝节。
&&&&杨副团长从延安返回河西路过兰州时，特地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过谢觉哉。谢老在日的日记中写道：“送补充团到延的杨团长来，云略拼挡家事，即转延上学。杨意气颇好。”&
&&&&谢老几次会见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提出严正要求，将补充团交还八路军。朱绍良一边借口事关重大，要请示南京政府，一边暗地调集一批汽车，连夜将补充团运走，离开他的防区。兰州办事处急电西安办事处通告了上述事实。&
&&&&开国中将方强同志，当时也正在国民党补充团里。补充团行进到甘肃泾川地段时，他就是在那个时候逃跑的。方强在其回忆录《红军战士话当年》里，记录了他这一惊心动魄的经历与阅历。实际上，他并不清楚，他不逃跑，走到西安，他也会回到延安的。当然，可能也会有变故。我们都很清楚，当年被押送的张琴秋等人就是在路过西安时被送到了南京。
&&&&方强等人是从凉州监狱押进兰州集中营后到补充团的。方强联络了刘振堂、辛元林、夏康林、金中等；卜胜光联络了总直骑兵师指导员冷赤哉，并在"士兵队"中联络了李明、慕容楚强(余化民)、钱益民等。负责押送红军的是西北军的一个营。方强看出来那些士兵对红军俘虏比较松，但当官的常常不怀好意找碴儿。从西渡黄河到祁连山失败，从死里逃生到关押集中营的半年时间里，西路军的同志对外部情况了解甚少，因此对国民党军队的心态也揣摸不透。中午，他们来到一个小镇吃午饭，看到墙上贴有红军的标语："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更引人注目的是"欢迎西路军同志们回红军!"大家看了真是喜在眉梢，暖在心底，个个激动不已。
&&&&从种种迹象上分析，这里离红军游击区不远了。党支部立即定下了脱险归队的决心，要求各小组利用下午行军掉队、路旁大小便或宿营前后，各自寻机脱险，朝东北方向过河，上山找红军。在向四十里铺行进时，只见路上多了三三两两的小商贩，推着车子在西(安)兰(州)公路上缓缓地走着、吆喝着。当队伍在路边小休息时，他们便凑上来兜售香烟、锅盔。这些生意人很不一般，你买一个，他给两个；你买两个，他给三个，而且总是带着微笑说："你们好好吃呀，锅盔里有糖呀!"
&&&&方强猜想内中必有"文章"，掰开一看，发现里面夹有两元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是："援西路军侦察员"。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了。当天到四十里铺宿营前后，不少同志夺路脱险了。方强和卜胜光、徐太先三人，到了宿营地一一泾一后，乘敌人尚未进入警戒，队伍分班进房子的忙乱之中，以买吃的为借口，溜出村庄，一口气穿过麦田，在高粱地的青纱帐中向东飞跑，他们没有听到追赶的枪声。过了一道河，才放慢步子。
&&&&哨兵告诉他们，昨晚到今天拂晓，已经有几十名西路军的同志回来了。在排哨上，方强了解到驻在这一带的是红军三军。他们在去军部的路上，看到到处都是醒目的标语：
张方明大校在回忆录里回忆了他们到西安回延安的经历。补充团终于进入陕西地界。进入西安。国民党当局害怕这么多红军集中在市区，就将后面的车辆阻留咸阳。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就派人来了。八路军这时穿着和国民党部队一样的制服，因而并不显眼。办事处的同志十分慎重，只在一旁观察，不动声色。
&& &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和处长伍云甫多次找顾祝同交涉。伍云甫还以公开身份看望和慰问了分住西安和咸阳的补充团全体被俘红军，讲了话，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办事处给每个人发了毛巾、缸子等，还发了零用钱。
&&&&梦想终于成真。补充团全体红军步行前往延安。延安的各个单位和群众团体轮番前来慰问，发放衣物，改善伙食，给他们规定了“吃好、睡好、娱乐好”的特殊任务。
&&&&补充团杨副团长和军官们受到极其热情的接待。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看望了他们。朱德总司令接见了他们，还和杨副团长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挽留军官们在延安参观，到处看看。杨副团长考察了延安的方方面面，深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确实和马家军有天攘之别。八路军官兵平等，情同手足，长官清廉，作风民主。边区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百姓安居乐业。他还亲眼见到朱总司令和士兵一起打篮球。
&&&&曾经在宁夏的彭阳等地，有过好几位流落民间的西路军老战士。包括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在内，他们算是侥幸活命但却流落民间的西路军将士。他们没有机会回到延安，他们无论职务高低，都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当然了，我们也很清楚，也有许多红军将士通过自己努力，自己逃出了马匪控制的地区，最终回到了延安。如西路军领导陈昌浩和开国元帅徐向前，开国大将王树声，开国上将朱良才、郭天民等等。西路军红军被俘将士究竟有多少人回到了延安？这应该对于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来说，真是一笔最大的政治财富。在以后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上，真是起到了无法形容的作用。
　　在陕北，叶应礼又见到了刚参加红军时在通讯培训班的同学李玉奎（建国后曾任邮电部副部长），对方要他到军委电话队，在随后的革命岁月里，叶应礼一直在机要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就留在西安工作直至离休，成为红军伟大长征的见证人。
&&& 叶应礼经历了四方面军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根据他的工作岗位和经历，是多次重大事件的亲历者，特别是亲历了西路军的整个历史时期，又是陈昌浩、黄超等西路军高级指挥员身边工作的电台工作人员，更是难得的见证人。只是没有得到更多的资料，好在淡月疏竹是叶应礼儿媳妇，我们熟悉，但愿她能找到更多的关于西路军的资料。淡月疏竹的爱人知道很多西路军的故事，遗憾的是他已于去年病逝。
我们期待更多的关于叶应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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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上篇博客是转载搜狐视频《西路军》的内容，目前视频还在以每周二集的速度继续播放。在博客评论中，看到淡月疏竹写到：“我公公叶应礼当年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士，在长征路上走过两次草地，历经艰辛，后来去了甘肃河西走廊等地，九死一生；最后在党中央的帮助下才到达延安，他在世时经常给我们讲述那段难忘的历史；为怀念这位13岁就从湖北红安县当红军的老人，特转载此文（指《西路军》视频）作为那段历史的回忆！”淡月疏竹是我们一起在甘肃山丹军马场插队的马友，她的留言，引起我对她的公公叶应礼经历的兴趣，在网上搜到一些资料，只是叶老已于2009年去世，很遗憾没有机会当面聆听老人家讲述过去的故事。
&&&&叶应礼，男，汉族，湖北黄安人，日出生，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叶应礼同志历任红四方面军通讯员、译电员、机要组长，军委电话队战士，西北局绥德地委、独一师机要科副科长、科长；西北局机训大队长、机要处长，西安市手工业局副局长，市轻工业局副局长、局长，市工业局副局长，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第二轻工业局领导小组组长，市纺织局党组书记、局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当选陕西省第六次党代会代表、西安市第七次党代会代表，西安市第六、第八、第九届人大代表。1982年8月离职休养，日逝世。
&&& <font COLOR="#06年10月18日，《西安晚报》有一篇采访文章《守着电台走完长征》。讲到长征，叶应礼说到“我加入团组织，当时只有15岁，介绍人是比我大一点的红安同乡、开国名将李天焕。刚参加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时，我连枪都托不住，我的名字原先是叶英礼，但不知后来怎么叫成了叶应礼”。
刚参加红军那会儿，叶应礼先是到通讯训练班学习有线通讯，不久，叶应礼又被编入彭（湃）杨（殷）学校，继续学习有线通讯，校长蔡承熙，副校长傅钟。“据我所知，1931年至1932年红军到达川陕苏区时，只有一部电台，后来红四方面军由四个师扩大为五个军，电台就分为三部，但没有专职译电员”，叶应礼回忆说。&&
　　据叶应礼讲，红四方面军长征到四川剑阁后，陈昌浩要求他学无线电，于是，叶应礼又开始学习无线电充电机。在叶应礼的记忆里，陈昌浩是个知识分子，像个教授或学究，懂外语，读了很多马列的书，曾一度忠诚执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学习一方面军的经验，红四方面军才逐渐将电台、机要和破译分开。
从事电话通讯工作的叶应礼，在部队到达驻地时，在第一时间架电线马上就要和战友们通电话，并保证电话线畅通；部队开拔，要收了线再赶上部队。电话线的早通晚收，加上为了保障电话畅通，必须有人一直值班，电话班的战士们长时间得不到充足的休息。在部队因敌人逼近而开拔的情况下，电话班的战士们便因为收线落在了部队的最后面，危险性非常大。“当时电话线很缺，有时候电话线断了，就差那么1米没有备用线连上，我们就用手拉住断掉的两头，用人体作导体，保证电话线的畅通，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说起这些，叶应礼老人直言并不觉得苦。可以看出，那段难忘的岁月已经成为这位老革命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在第一次北上过草地时，叶应礼在左路军电台，跟着王树声；张国焘搞分裂南下时，叶应礼又跟着张国焘。
&1932年到1936年
　　1984年，70多岁的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踏上了当年红军的长征之路。一年后，他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现年六十八岁的叶应礼，说起话来柔声细气。他曾是四方面军总部的电话员，由于工作的方便，把张国焘和他的指挥员们的行动都看在眼里。当时，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各军团、同毛以及中央委员会联系都用无线电。在四方面军内部则用电话联络。张喜欢亲自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马上就暴跳如雷（许多高级官员脾气都相当急躁。事过之后，他们又很友善）。叶应礼认为，张和朱德虽吃住、行军都在一起，但是朱德没有实权。
　　在接受采访时，叶应礼清楚地对记者讲：“张国焘脾气的确暴躁。当时的电报主要就两类，一个请示报告，另一个就是中央的指示，再有的话，就是侦察敌人的情况，破译敌人的电报把敌情报告给领导”。
　　谈起河西血战，叶应礼告诉记者：“1936年10月，红军几个方面军在会宁地区会师。当时，听说根据中央指示，要组成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并计划直插新疆，任务是打通国际路线。我当时所在的红五军以及九军、三十一军，随西路军总部西进，但在一条山、古浪等战斗中，红军损失不小，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红军陷入困境，被敌军分割包围在倪家营子、临泽、高台三角地带”。当时，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七团坚守高台，军政委黄超等率三十九、四十三团守临泽，两地相距20多公里，叶应礼和电台机要人员跟着黄超。董、杨处靠敌人的有线电话和临泽联系，谁知刚过两天，电话线被敌人截断，高台告急。派去救援的队伍因敌我众寡悬殊，终未成功。高台陷入了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困境，而此时先前起义的民团叛敌，高台失守，董振堂、杨克明等壮烈牺牲，仅有极少数红军战士突围出来，回归主力部队。而叶应礼所在的临泽，情况同样危急，没有子弹，红军战士便用盆盆罐罐装上砂石向敌人投掷，所有的水壶都被收到一起，制造土炸弹，英勇抵抗敌人一波又一波进攻。在最后关头，守临泽的红军按照总部命令，星夜突围出来，回到总部。&&
　　损失惨重的红军队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仍然和围追堵截的敌人殊死搏斗，但梨园口一战，红军被迫转入人烟绝迹的祁连山区。
　　说到祁连山，叶应礼端起茶水，沉思片刻说道：“祁连山里几乎就看不到人家，红军战士都已疲惫不堪，又冷又饿。在一个叫康鲁寺的庙宇前，部队进行了一次整顿，将一些机关人员补充到基层。离开康鲁寺走了一夜，等到拂晓在一片树林里隐蔽时，叶应礼这才发现，周围只有二十多个人，其中还有伤员。这时，连长和指导员说，我们的掩护任务已完成，山里不好久留，大家有短枪的带上，长枪都砸坏，队伍化整为零，设法突出山口，想法回陕北”。
　　从祁连山出来，叶应礼和战友张朝壁讨饭到武威东边，被敌军抓住，关押在监牢，后又被押送到永登县做苦工。“同牢的还有红五军保卫局长钱一民等，但我们都假装不认识，后来在党中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和兰州办事处的关怀和努力下，我们这部分人终于回到了陕北。”叶应礼感慨万千地说。
&&& 叶老在回忆录《西路传奇——叶应礼长征记》一书中说，被俘时，当时是西路军五军机要科负责人。石窝分兵不久，他被俘，押到武威，送到永登，编进补充团修公路。补充团里他认识徐立清、方强、钱义民、耿协强、胡世全等。
&&&&马家军补充团，是由1500多名红军被俘战士组成。甘肃永登县境内的汉代长城旁边，就曾经是西路军被俘将士组成的补充团驻地。永登新兵补充团是国共合作后才形成的一个团队，原来，“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蒋介石下令“二马”抽调部队，征集新兵。马步芳不愿意将自己的将士送到南京，便直接将1500多红军被俘虏壮士组成补充团，当作新兵调去应付蒋介石。红军战士都还很清楚马家军的话：“现在开始全面抗战，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你们都是军人，国家需要你们效力。队伍很快就要开赴前线，命令一下就开拔。”
&&&&马家军高级军官“点验”了补充团，给每人发了一套军装，还破天荒地发了一点零用钱。补充团的军官大批调换，那些劣迹昭著民愤很大的被调离。大概害怕路上激起事变，给南京方面交不了差。换来的军官中，不少是外籍，平时不受信任，借此也就把他们打发了。
&&&&1937年10月底，补充团踏上了开赴中原的旅程。跨过黄河铁桥抵达兰州的当天，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就派原西路军的王定国与补充团熟悉的战友联系，又派办事处处长彭加伦到驻地看望大家，向大家讲话。
&&&&谢老亲自约见补充团负责押送的副团长杨明亭，对他晓以大义，指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原红军的人员交还八路军是天经地义的事，希望他顺水推舟，不要从中作梗。杨明亭深知送交补充团是件苦差事，害怕中途发生变故交不了差，只盼能顺利交接回河西复命，至于谁接收对他来说无所谓。他当即痛快答应，说只要上级有命令，他绝不横生枝节。
&&&&杨副团长从延安返回河西路过兰州时，特地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过谢觉哉。谢老在日的日记中写道：“送补充团到延的杨团长来，云略拼挡家事，即转延上学。杨意气颇好。”&
&&&&谢老几次会见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提出严正要求，将补充团交还八路军。朱绍良一边借口事关重大，要请示南京政府，一边暗地调集一批汽车，连夜将补充团运走，离开他的防区。兰州办事处急电西安办事处通告了上述事实。&
&&&&开国中将方强同志，当时也正在国民党补充团里。补充团行进到甘肃泾川地段时，他就是在那个时候逃跑的。方强在其回忆录《红军战士话当年》里，记录了他这一惊心动魄的经历与阅历。实际上，他并不清楚，他不逃跑，走到西安，他也会回到延安的。当然，可能也会有变故。我们都很清楚，当年被押送的张琴秋等人就是在路过西安时被送到了南京。
&&&&方强等人是从凉州监狱押进兰州集中营后到补充团的。方强联络了刘振堂、辛元林、夏康林、金中等；卜胜光联络了总直骑兵师指导员冷赤哉，并在"士兵队"中联络了李明、慕容楚强(余化民)、钱益民等。负责押送红军的是西北军的一个营。方强看出来那些士兵对红军俘虏比较松，但当官的常常不怀好意找碴儿。从西渡黄河到祁连山失败，从死里逃生到关押集中营的半年时间里，西路军的同志对外部情况了解甚少，因此对国民党军队的心态也揣摸不透。中午，他们来到一个小镇吃午饭，看到墙上贴有红军的标语："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更引人注目的是"欢迎西路军同志们回红军!"大家看了真是喜在眉梢，暖在心底，个个激动不已。
&&&&从种种迹象上分析，这里离红军游击区不远了。党支部立即定下了脱险归队的决心，要求各小组利用下午行军掉队、路旁大小便或宿营前后，各自寻机脱险，朝东北方向过河，上山找红军。在向四十里铺行进时，只见路上多了三三两两的小商贩，推着车子在西(安)兰(州)公路上缓缓地走着、吆喝着。当队伍在路边小休息时，他们便凑上来兜售香烟、锅盔。这些生意人很不一般，你买一个，他给两个；你买两个，他给三个，而且总是带着微笑说："你们好好吃呀，锅盔里有糖呀!"
&&&&方强猜想内中必有"文章"，掰开一看，发现里面夹有两元钱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是："援西路军侦察员"。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了。当天到四十里铺宿营前后，不少同志夺路脱险了。方强和卜胜光、徐太先三人，到了宿营地一一泾一后，乘敌人尚未进入警戒，队伍分班进房子的忙乱之中，以买吃的为借口，溜出村庄，一口气穿过麦田，在高粱地的青纱帐中向东飞跑，他们没有听到追赶的枪声。过了一道河，才放慢步子。
&&&&哨兵告诉他们，昨晚到今天拂晓，已经有几十名西路军的同志回来了。在排哨上，方强了解到驻在这一带的是红军三军。他们在去军部的路上，看到到处都是醒目的标语：
张方明大校在回忆录里回忆了他们到西安回延安的经历。补充团终于进入陕西地界。进入西安。国民党当局害怕这么多红军集中在市区，就将后面的车辆阻留咸阳。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就派人来了。八路军这时穿着和国民党部队一样的制服，因而并不显眼。办事处的同志十分慎重，只在一旁观察，不动声色。
&& &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和处长伍云甫多次找顾祝同交涉。伍云甫还以公开身份看望和慰问了分住西安和咸阳的补充团全体被俘红军，讲了话，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办事处给每个人发了毛巾、缸子等，还发了零用钱。
&&&&梦想终于成真。补充团全体红军步行前往延安。延安的各个单位和群众团体轮番前来慰问，发放衣物，改善伙食，给他们规定了“吃好、睡好、娱乐好”的特殊任务。
&&&&补充团杨副团长和军官们受到极其热情的接待。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看望了他们。朱德总司令接见了他们，还和杨副团长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挽留军官们在延安参观，到处看看。杨副团长考察了延安的方方面面，深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确实和马家军有天攘之别。八路军官兵平等，情同手足，长官清廉，作风民主。边区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百姓安居乐业。他还亲眼见到朱总司令和士兵一起打篮球。
&&&&曾经在宁夏的彭阳等地，有过好几位流落民间的西路军老战士。包括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在内，他们算是侥幸活命但却流落民间的西路军将士。他们没有机会回到延安，他们无论职务高低，都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当然了，我们也很清楚，也有许多红军将士通过自己努力，自己逃出了马匪控制的地区，最终回到了延安。如西路军领导陈昌浩和开国元帅徐向前，开国大将王树声，开国上将朱良才、郭天民等等。西路军红军被俘将士究竟有多少人回到了延安？这应该对于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来说，真是一笔最大的政治财富。在以后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上，真是起到了无法形容的作用。
　　在陕北，叶应礼又见到了刚参加红军时在通讯培训班的同学李玉奎（建国后曾任邮电部副部长），对方要他到军委电话队，在随后的革命岁月里，叶应礼一直在机要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就留在西安工作直至离休，成为红军伟大长征的见证人。
&&& 叶应礼经历了四方面军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根据他的工作岗位和经历，是多次重大事件的亲历者，特别是亲历了西路军的整个历史时期，又是陈昌浩、黄超等西路军高级指挥员身边工作的电台工作人员，更是难得的见证人。只是没有得到更多的资料，好在淡月疏竹是叶应礼儿媳妇，我们熟悉，但愿她能找到更多的关于西路军的资料。淡月疏竹的爱人知道很多西路军的故事，遗憾的是他已于去年病逝。
我们期待更多的关于叶应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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