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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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摘要：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着重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
进而找寻资本主义萌发于西方的精神动力, 并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
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全面剖析，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分析著。笔者阅读了于晓、陈维纲翻译的这本著作，对本书的写作框架和核心思想作了归纳，对该书的意义作了一定程度的思考，并从当前所提的“道德真空”和“信仰真空”这个方面作以评述。
关键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马克斯·韦伯及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概述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日—日）是的家和家，他与、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韦伯的主要著作围绕于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上，但他也对领域作出极大的贡献。代表作主要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社会科学方法论》、《儒教与道教》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初于1904 年和1905
年分两次以论文形式发表，1920经作者修改、补充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一卷的第一部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世界名著,它反映了韦伯思想的总趋势。他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在西方出现,而同时期的东方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却没有发展？韦伯最后得出结论：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后所形成的新教伦理，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韦伯以后陆续写作的这部系列专著的其他部分《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等都力图阐明：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这些古老民族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原动力。该书着重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
进而找寻资本主义萌发于西方的精神动力。韦伯在书中力求论证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书中再现了他关于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带有非常浓重的德国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色彩。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极为注重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的深究。通过对大量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分析，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并对东方宗教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不仅是其结论，包括本书的方法论，都为当代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思路，并开辟了多种研究途径。
二、该书的写作框架和核心思想
（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写作框架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第二部分是正文，第三部分是注释。本书的导论载整个书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导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韦伯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他的研究目的和基本着眼点，韦伯在那里着重提醒读者不要过分夸大他这个比较研究的价值，他反复强调，他所有这些比较研究都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观察的结果，这种角度决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排他性的，所以这些研究的结果也就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制的。在导论部分，作者举了很多事例来说明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较了不同地区的资本主义的组织、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差异，马克斯·韦伯在导论中就通过对东西方科学、史学、艺术、建筑、国家政治制度的比较得出结论，即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本质区别在于西方独具而东方却十分匮乏的理性。他进一步认为，“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资本主义,
获利的欲望, 对赢利、金钱的追求,
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对财富的贪欲, 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
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他还认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遍布世界各地,
惟独在西方得到了发展, 不仅数量可观,
而且还在类型、形式及方向上取得了其他各地从未出现过的发展,
并据此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论述，韦伯试图在正文部分突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试图证明或是从这个角度来探讨西欧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伦理以及这种伦理的传播推广制度不仅对种种特定历史条件的形成和出现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韦伯在这本书的“注释”部分篇幅不下于“正文”部分，有些注释一条就长达六、七千字，几乎可以看成是一篇独立的论文。该书的英译者、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帕森斯曾特别强调，韦伯这些原注具有和正文同等重要的价值，是绝不可以省略的。在笔者所读的这本书中，也包含了帕森斯的全部英译注解。在书的正文部分，作者分了两篇共五章，其中上篇写问题，主要从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职业”概念三方面来论述资本主义精神和“天职”。下篇写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从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观基础和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两个方面阐述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在其所举的宗教分支中有加尔文教、虔信派、循道派和浸礼宗诸派。
（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思想
1．新教伦理
在书的下篇中，就是在写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韦伯阐述和分析了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具有禁欲主义倾向的四大新教派别,
即加尔文教、虔信派、循道派、浸礼宗诸派,
并根据它们在伦理上的禁欲主义的共性将它们统称为“新教禁欲主义”。韦伯根据对新教四大教派的系统考察，认为根据新教“救赎论”的“财富观念”和“时间观念”建立起来的“职业观”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主要包括：①以劳动作为人生根本目的的求职观念。即“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人须衡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
这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②以服从神意为宗旨的分工观念。新教主张社会的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工是神意安排的直接结果，“主张从劳动分工的成效来洞悉上帝作如此安排的目的”，“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③以克尽天职为目标取向的财富观。衡量职业的道德标准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
但追求财富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贪念。
2．资本主义精神
我们在谈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而且书名中的重要一部分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如何对资本主义精神就行解读？根据韦伯的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发展的一部分,
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的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体现在“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计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
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到的经济成功,
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
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
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更具体地说,这种理性在每一个人身上体现为：“把追求赚钱看作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
看作是一项职业,
这种观念是与所有那些时代的伦理感情背道而驰的”,“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中这种理性主义的进程,
无疑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
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疑问是他们毕生工作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韦伯在书的第二章中, 用描述和归纳的方法,
逐步地向我们展现了这种精神的特征。它表现在企业家身上就是：有着一种强烈地、尽可能多地赚钱或者获利的动机。然而,
在资本主义精神里面, 赚钱并不是用来消费和享乐,
而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赚钱既然是目的, 那么,
那些用来获利的有效率的、理性的手段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于是,
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精打细算、有计划、讲究信用、勤奋、节俭等等的精神品质也便应运而生。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精神在劳动者身上则表现为：“集中精神的那种能力,
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
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
3．“天职”观
体现在劳动者与企业家身上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
强烈地渗透着一种有着宗教背景的“天职”观念，这种宗教主要是指加尔文教。韦伯认为，“天职观念”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伦理中最具特质的精神理念，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而且构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赖以得到巨大发展的精神动力；而资本主义精神得以产生的文化基础在于宗教改革后所产生的新教伦理，即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禁欲主义之间有着明显的“亲和性”。
&弗兰克林将“天职”观念之称为“职业责任”，“天职”在英文中是“calling”一词，它是“一种宗教观念,即上帝安排下的任务的观念。”“天职具有一种终身使命、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意义。”即日常职业活动受内心力量支配，即“在宗教教义和确保得救心理需求驱动下从事神定的‘天职’”。天主教徒认为最高思想是通过遁世和敛心默祷来净化灵魂，新教的“天职”观到底是怎样影响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呢？新教徒认为，上帝对我们是不满意地，对上帝尽己任的方式是帮助他人。所以在资本主义初期，财富的积累在道德上得到认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天职”观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也即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影响。
（1）自由劳动与“天职”。韦伯在书中写到：“在手工业者中,天主教徒更趋于一直呆在他们的行业中,即更多地成为行业的师傅；而新教徒却更多地被吸引到工厂里以填充熟练工和管理人员的位置。对于这些情况无疑只能这样解释:由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在这里是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首肯的那种教育类型)
决定了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显然新教伦理对近代工厂劳动大军的形成不无影响。
“天职”——上帝安排的任务,就这一基本含义而言,新教和天主教是共通的；但在宗教改革中,新教赋予“天职”以新的理解: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职业的高低是上帝的意志决定的,但所有职业的价值都是平等的,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新教的这种天职观或职业观强调教徒从事职业应尽职尽责的意义,劳动即为天职,而不在乎从事的是何种职业,何种劳动。职业自由和不分贵贱的新教伦理事实上是传统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变为近代产业工人所具有的心理特征和精神支持。
剩余转变为资本（节俭）与“天职”。要使社会剩余或储蓄转变为一种新的投资,就必须存在一种投资诱导,一种投资刺激。新教伦理为投资者,即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合理性提供了道德伦理依据,为理性经济人行为提供了精神支持。“人仅仅是经由上帝恩宠赐于他的物品的受托人,他必须象圣经寓言中的仆人一样,把每个托付给他的便士入帐,而如果仅仅为了一个自己的享受而非为了上帝的荣耀花掉了哪怕一个便士,其结果至少是很危险的。”“浪费时间是首要的,而且原则上是最该死的罪孽。人的一生无限短暂、无限珍贵,都应该用来确证他的入选与否。把时间损失在社交、闲聊、奢侈生活方面,甚至睡觉超过保证健康所需的时间(
6小时,最多8小时)
,是一定要受到道德谴责的。”“时间是无价之宝,因为每一个小时的丧失,都是为上帝增光的劳动的损失。”这种节俭的观念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投资行为的可能性。此外，时间观念让每个人都珍惜时间，创造更多的财富。
新教的“天职”观否定了天主教教义的这种观点,认为人的得救与否是由上帝“预定”的：上帝从创世以来就把世人分成“选民”和“弃民”,前者是注定得救的,后者则注定为上帝所摈弃,
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功和失败,就是“选民”和“弃民”的标志。加尔文要人相信,某些人的发财致富不是由于剥削和欺诈,而是由于他们是上帝预定的选民,他们遵从上帝的旨意行事,是不可指责的。不仅如此,新教的“天职”观还认为,一种职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他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但另一条并且是最重要的标准乃是私人获利的程度,一个教徒的经营获利程度越高,就越能得到上帝的首肯。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切生活现象皆是由上帝设定的,如果上帝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缘,那么上帝必定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诚的基督徒理应服膺上帝的召唤,要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在新教伦理中,资本主义经济微观运行单位、个人和企业的经营目标为利润最大化这一事实本身被赋予了神的旨意,是清教徒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成功、发财致富就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就能得救,就能进天堂。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财产所有制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为投资的获利性提供了制度保证的话,那么,新教则为其提供了道德伦理保证。
（3）合格劳动力培养与新教传播制度。企业需要的是既要有技术才能又要服从组织、服从命令,尽职尽责的劳动力,培育这样的劳动力需要一个教育系统,是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作用的结果。新教伦理以及它的传播方式构成了整个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如前面所分析的,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念包含了劳动即为天职,而不在乎从事的是何种职业,何种劳动,只要尽职尽责就能得到上帝的恩宠的这一基本思想正是资本主义企业劳动力所需要的精神。宗教改革否定了传统天主教义,新教的思想、伦理和道德观念就是通过教会组织进行传播的。教会的集会,定期的礼拜,传教士的劝说,圣徒通过阅读《圣经》与上帝进行直接的交流,圣徒之间对《圣经》不同理解的交流,以及对照《圣经》进行自身的反省。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有序的精神和道德教育系统,这个系统传播着新教伦理,传播着劳动即天职的观念,同时还训练着人们的服从和敬业精神,在培养资本主义企业所需劳动力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总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二者是历史上先后出现的，是不等同的。正是前者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节俭生活、辛勤工作、讲究信用、合理牟利、珍惜时间等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营养成分：严格的禁欲主义，必然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事某种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这种心态有利于社会的合理分工；把营利活动从传统的伦理下解放出来，允许合理地牟利，提供了经营投资的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是“自善”，是获得恩宠确实性的惟一手段，从而使对这种自愿劳动的利用合法化。这些必定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
“劳动生产力”产生极其有利的影响：新教反对特权，反对垄断，倡导理性，要求以理性的方式安排世界的一切活动，对社会化大生产极其有利，可以说，新教伦理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通过对“天职”观的追溯与解析，韦伯找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
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意义
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极为注重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的深究。通过对大量经验材料的嵬集与分析，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并对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不仅是结论，而且包括本书的方法论，都为当代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思路，并开辟了多线研究途径。
首先，韦伯运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这种方法已成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很多研究的思维定势，这使得我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固定的观察、研究与分析的视角。他在世界宗教系列比较研究这一博大的学术领域所作的长期探索已向人们证实：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是现代人文科学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而且随着人文研究的长足进步还将愈加显要。
其次，韦伯通过逻辑的论证，向人们展示了新教伦理如何促生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仔细想来，虽然他把所赞美的人的某些品质，如有理想抱负、自我克制、恪尽天职的献身精神以及勤劳节俭、理性牟利等，冠之以“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但实际上，它们却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工作伦理和道德基础。这种精神，对时下的中国而言，也是颇为匮乏的。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再次，韦伯在论述中提到的部分伦理道德，真是我们所缺少的，对于反思我们当下的社会道德问题也是有启发的。在论述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过程中，韦伯鲜明地提出了人的教育和改造问题，即人的理性化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先决作用。中国从未经历过欧洲历史上那样长时间、大规模的习俗改革运动（蒋介石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完全不足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因此，种种享乐主义、投机主义等劣根性从未根除，传统文化中落后的道德文化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在读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后，联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水平的差别、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现状等问题，笔者从我国目前所谓的“信仰真空”谈起，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做了一定程度的思考，并提出相关建议和意见。
但到底我们现在的真正信仰是什么呢？我问过很多人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字“钱”。但心中只有金钱，只有贪婪，没有了廉耻，没有了关爱，哪怕父子兄弟，亲戚朋友，为了满足一己之私骗也骗得理直气壮。官员们太忙，忙着升官，忙着发财，忙着享受，也忙着窝里斗……
民众的“道德观”、“是非观”已落到极限，仁义廉耻已成稀有，笑贫不笑娼亦已成风气。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全民族价值观的崩溃。而正确的“价值观”、“是非观”并非书本上有电视上说，就能建立就能发扬的。她需要感受，需要传承，一旦崩溃，叫下一代去哪里感受，去哪里传承。这种“信仰真空”更像是道德缺失或是价值观缺失。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美德、荣誉和畏惧创造了社会的统一，维护了社会秩序。”我国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很多事都处在一种混乱未定的状态，可以说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没有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提到美德、荣誉、畏惧，我们再回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不能将新教所提的禁欲主义完全否定，因为在中国，增长最快的就是经济和人的欲望。在各种利益和欲望的驱使下，人们之间相互利用，不讲诚信，无限制的索取，没有满足感。而在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那种节俭生活、辛勤工作、讲究信用、合理牟利、珍惜时间等等的价值观念是不是我们现在所缺少的呢？我们的传统道德和价值中也提这些，但是我们感觉到的情况却是我们缺失了这些东西。谈到荣誉，在新教伦理中,资本主义经济微观运行单位、个人和企业的经营目标为利润最大化这一事实本身被赋予了神的旨意,是清教徒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成功、发财致富就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就能得救,就能进天堂。在我国，我们宣扬的至高荣誉是强调国家与集体的利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强调无私奉献。宣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铁肩担道义”等。但这种荣誉是存在缺陷的,在经济伦理方面的突出特征是重视整体忽视个体。如果把我们的文化归结为耻感文化，西方的为罪感文化，那么我们有什么好害怕？我们不用去怕上不了天堂，怕上帝惩罚，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善恶评价已经被打破了，“我是流氓我怕谁”，当有部分人有相当大的权力的时候，他们可以不用畏惧；当有一部分人已经穷到没有什么的时候，已经被甩在这个“断裂”的社会之外，他们还有什么恐惧。而在西方，上帝和法律是让任何一个人都畏惧的。
按照涂尔干的观点，个人欲望在现代社会中的急剧增长、现代社会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个人欲望、社会骤变使个人欲望失去社会约束这三个方面造成了社会的脱序和个人的失范。而要防止和解决失范和社会动乱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立新的道德秩序，即“道德化”。这个“道德化”包括两个过程：第一，依靠社会权威，制定各个阶段欲望与目标的上下界限。第二，培养普遍的道德意识，使人们尊重与自愿接受社会确定的界线。第二个途径就是“组织化”。他说：“要使社会秩序稳定，必须使群众对自己的命运感到知足。而要使他们感到知足，不在于他们所得到的多寡，而在于使他们相信他们无权奢求。为此决定必须有一个群众拥戴的、令行禁止的权威。”笔者认为，针对我们目前的这种信仰缺失、价值缺失的现象，针对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探索。
（一）在佛家和儒家中寻找我们的信仰
1．佛家思想。我们知道，基督教并非起源于欧洲本土。也不是一开始就被大众和精英所接受，在诸神狂欢的时代，经过竞争（当然包括和无神论），基督教才得到越来越多文明和民族的认同。显然它有比其它宗教更多的现实和理念上的合理性。也就是说，非常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本身是竞争的产物，而且在这过程中，它还汲取了大量其它文明和宗教的智慧和教训。
事实上，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如果以自由，平等，博爱和智慧含量这四个维度而言，只有基督教和佛教有可能跨越种族和民族，被不同文化的民众所接受，成为世界性的宗教（道教、犹太教和印度教等显然不行）。当然目前佛教有消极避世的缺陷和庸俗化的倾向（这也许不是佛陀的本意）。或许，它需要一场理性化的改革，我认为佛教可能有这种潜力，也许禅宗已经接近了这个层次。
佛教理念在中国已具2000多年根基。我国要构建和谐社会，借助佛教理念是一条快捷方式。在台湾采访中台禅寺开山方丈释惟觉，他接受采访时说：佛教发源于印度，生根于中国，传播于世界，兴盛于现代。
自古以来，佛教一直是安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一股巨大力量。如何本着佛法慈悲、平等、智慧的原则，积极投入关怀国家，安定社会，净化人心的工作，正是佛教界普度众生的悲愿。
25年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九大官方团体倡导“五讲四美”活动，获中共中央宣传部支持，两年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五讲四美”与“三热爱”相结合，在全国大张旗鼓推行。效果如何，是人人都见到的。
我们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我们的国家正处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期，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全民族价值观的崩溃。胡锦涛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来改善社会道德真空，尽管“八荣八耻”不再像“五讲四美三热爱”那样，将“热爱中国共产党”列为道德规范，但停留在官方的政治口号层面，是难以被民众真心接受的。要抑制社会不良风气，必须先抑制中共党内不良风气，政治不透明，新闻不自由，官场腐败，贫富不均，要以“八荣八耻”改善社会道德真空，成效依然成疑。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努力的方面还很多。
星云大师说：
──信仰是人生的目标和轨道。有了信仰，可以找到自己，明白自己，发觉自己。因此，我们什么都可以不拥有，但是不能没有信仰。
──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契理契机的佛法，只要是对人类的利益和福祉有所增进，只要是能饶益众生，对社会和国家有所贡献，都是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就是佛陀的本怀，佛陀所有的教言，无一不是以人为对象，可以说人间佛教就是佛陀本有的教化。
我们或许可以从佛教思想中吸取一些宝贵的东西来改变我们的这种现状，实现我们的和谐社会，正如佛家所说的“身和共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的“六和敬”，也如在佛教论坛中提出的新六和境界，即“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我们每个人应从自身做起，由理到事，知行合一，以期长治久安。
2．儒家思想。韦伯认为儒教是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韦伯认为儒教伦理缺乏一种动机去鼓励人们积极从事改造世界的职业活动。他认为“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韦伯认为儒家思想缺少一种理性工具去促使资本主义发展，儒教缺乏自然法和形式的法逻辑，儒教的一些伦理与资本主义所追求的那种平等自由是不符的。我们暂且不谈儒教是不是阻碍了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了，而且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也可以是对韦伯思想的一种反驳。伦理和道德有共同的地方，但又不一样，伦理更注重次序，道德更注重善恶。在儒家思想中，很多道德标准是对我们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又用的，我们不管信不信它，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你已经受到它的影响了，关于儒家提倡的道德笔者不再做进一步的论述，就一句话“君子务本则道义生”。我们每个人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整个社会就是有秩序地。
（二）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中建立利益均衡机制
在孙立平所讲的“断裂和失衡”的社会中，我们怎样去寻找和谐呢？处理好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能很好的发展。就现实而言，这至少涉及如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的转型。在目前我国具体情况下谈利益格局的均衡，谈社会公平，不可避免涉及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目前，我国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转型意味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变为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将成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其次，我们要调整再分配政策。具体来说就是要调整对企业的征税政策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义务教育及医疗的投入。第三，要建立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主要体现在劳资关系上。资强劳弱是世界上一种普遍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劳动者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因此，要建立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
总之，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原动力的论述的批评也很多，但是至少他从新教伦理这个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解读。我们可以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发，来思考我国社会制度发展到现在，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会找到某种精神（伦理道德或是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相关吗？我想我们可以去研究和探讨。讲到一种精神，一种伦理，一种信仰，笔者联想到了我国的“信仰真空”和价值缺失。并希望我们的社会发展能够更加的自由、民主，我们的国家能够更加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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