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油灯与飞蛾
红灯、油灯与飞蛾
——兼及沈默君
从电影《自有后来人》到现代京剧《红灯记》，在我看来深藏着一个未被发现或被忽略的隐形结构：即以红灯/油灯为代表的二元符号和它们所指代的两大话语系统，二者相生相峙与此消彼长勾画了中国二十世纪中后期的社会结构及精神系统蜕变的迹线和图景，并延伸到新世纪社会政治、文化之地壳的板块运动中。
《自有后来人》一开场就呈现了一幅昏晦的室内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传来划擦火柴的声音——嚓嚓嚓——忽地闪出一星亮焰来……。一张乌暗、老式的桌上并置着两盏灯：油灯和红灯。油灯细高、陈旧而油腻，它颤摇着青白的黯淡光线，仅照亮了屋内这张桌子和李奶奶擦拭红灯的动作；红灯是号志灯，是李玉和夜晚去铁路扳道岔时必备的。擦拭动作和关于红灯的一段对话，暗示了它的特殊性和来历不凡。在这幅底层图景中，红灯是被包容在油灯的光照之中，源动力相同，且“并置”在同一张桌子上，红灯/油灯之二元符号因出身相同而相融相生，却又因各自被赋予特殊功能而相离相拒：红灯是地下交通员的接头暗号，而油灯（同时仿制了一盏蜡烛灯）则是识别真伪的假暗号，后者只是前者的辅助性符号。暗号本来是随意规定的，但受制于象征义的红灯/油灯却不能颠倒，即不能用油灯做真暗号，而拿红灯做假暗号。进一步探究，我们还发现，红灯既是工具但更是目的，象征意义上的“红灯”应该照耀整个国度并上升为统治性的权威符号；而油灯只是工具而已，它象征着底层的草民，只可作为改朝换代以及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点在京剧《红灯记》中得到进一步强化。简言之，在这个场景中，红灯/油灯的二元符号已具有先在性和规定性，并因此出现了质的分野：前者是理想的、主要的、正宗的，后者是工具的、次级的和草野的。红色剧作家沈默君有意识地创构了上述场景及后面的情节，但在深层却贬斥民间油灯则是他始料未及的，因为他受制于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以及个人无意识。
与这二元代表性符号相对应的是，《自有后来人》的语码系统也具有二元性，可称之为“红灯”话语系统和“油灯”话语系统。前者是主义的、高亢的、坚硬的，后者是民间的、混杂的、诙谐的。前者只集中表现在李玉和与鸠山对话等少数场景中，而后者几乎遍布全剧因而占据了优势地位。李玉和生得黑红脸膛，胡子拉碴的，具有东北汉子豪爽好酒的特征，他的口头禅是“下炕一盅，一天英雄”，以至于李奶奶数落他：“没小没老的样”，“当爹没个爹样”。按照“三突出”理论，这有损于“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如果说，在《自有后来人》中这两种话语系统尚能共存的话，并且作者还为假暗号特制一盏带玻璃罩的方形烛灯，以便与“油灯”略作区别；那么在京剧《红灯记》中已成倒转之势，“油灯”话语系统遭到阉割，“红灯”话语系统单极独大。证据是，其一方形烛灯被取消，仅出现三次的“油灯”，均是作为假暗号现身的，如戏本说明中便有“铁梅要拿号志灯，李奶奶急拦，拿起煤油灯，试探对方，铁梅恍然大悟。”“油灯”已失去独立自足的意义，它仅作为“假暗号”道具来使用；其二原作中的草根语不复存在；其三，“红灯”的象征义得到极大强化，“红灯”话语系统主宰了全剧。这些都投影出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体制结构、政治图景和话语整合之变迁：愈来愈走向单层化、单极化和一元化。既然“红灯”的魔力足以让“牛鬼蛇神”现出原形，那么那些试假的“油灯”还有什么用处呢？它充其量只能被“改造”成阶级斗争的工具。由此看来，“油灯”符号所指代的民间阶层被挤压，它的话语系统也随之迅速萎缩，也就成为必然的了。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几乎不存在介于“红灯”话语系统与“油灯”话语系统之间的第三话语系统，以传承和创造雅文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历经“洗脑”运动后只能择其一，其结果可想而知。
沈默君（）坎坷的一生也徘徊或挣扎在“红灯”和“油灯”之间。沈默君，本姓秦，安徽寿县人，生于江苏常州，家境富裕，其父在宣城开了一家茶庄。一九三八年底，十三岁的他加入新四军二支队“火线剧社”，并在次年保送到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皖南事变”后，他随二支队挺进苏北，担任二支队政工队戏剧股股长，参加了著名的“黄桥战役”。一九四三年在执行任务时，由于叛徒出卖，他被日伪军关押三个月，后被地下党组织营救出来，并被选为优秀青年代表参加延安团代会。一九四五年后，他随部队转移到山东，编入华野三纵队七团担任文工队队长，参加了孟良崮战役，荣立一等功。这段经历为他以后创作了剧本《南征北战》积累了素材。全国解放后，沈默君先后调入南京军区政治部和北京总政治部创作室，创作了战争题材剧本《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和《海魂》，奠定了在新中国“红剧”史上的历史地位，曾被誉为“中国的西蒙诺夫”。谁知不久，在北京西莲花池总政治部反右整风会上，他被打成军内首批右派分子。其时，他刚在《海魂》中出演过伪连长——他歪戴着帽子，站在船边，手枪抵着帽沿，“砰—砰—”放枪。虽然仅有几秒钟，演得倒很像。然而，在现实舞台上他成了道道地地的伪连长式的“人物”，被发配到北大荒八零五军垦农场劳改，干着伐木烧炭的重体力活。五年后他得到“转正”——被总政治部摘掉了右派“帽子”，并被安排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创作出“红剧”生涯的巅峰之作——《自有后来人》（一九六三年），再度在全国打响。该剧旋即被哈尔滨京剧院改编成《革命自有后来人》，上海爱华沪剧团改编成沪剧《红灯记》。令他想不到的是，“红灯”这一道具或象征，在文革中会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权威符号，并繁殖出以“红灯”为核心之一的政治神话谱系。当然他也想不到，在这尖峰前后，他的命运被有形无形的“红灯”照得有些惨白了。
沈默君这个人似乎不能“红”，一“红”就要倒霉。一九六五年长影厂准备给他再次戴上“右派”帽子，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吴德发了话：“沈默君写的电影剧本对人民很有教育意义，希望挽救一下。”他逃过劳改之灾但被开除党籍军籍，保留公职但连降九级。沈默君是性情中人，一“红”就有点忘乎所以，忘记自己曾经的“右派”身份，“政治表现”不好，他在私下言谈中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加上婚变，极易给人留下把柄。文革初江青在杭州，当群众提问《红灯记》原作者是谁时，江青回答：“是沈默君写的，他本人文化不高，是部队一手培养的。别人塑造一个英雄人物都困难，他一下塑造了三个，为党立了一功。但是，此人摘帽后政治表现很不好，大家不要再提他了。”这段“辩证”的“红灯”官话算是给他的政治生命划上了句号。
沈默君都在不懈追求着“红灯”话语，但他不明白自己创用的“红灯”，一旦融入中国最高权力话语时竟对自己构成了威胁。此时的“红灯”已能发出千万倍的疯狂炽热，足以熔解任何试图靠近它的“蜡制的翅膀”。沈默君确实有一对这样的翅膀——他用《自有后来人》中那盏“证伪”灯里的蜡烛做成的，并插上了自以为是的羽毛，试图飞向他心中的那盏太阳般的红灯，但他飞得太高了。他忘记了代达罗斯的悲剧，忘记自己是一个老“右派”，原本就不干不净的，他与“红灯”话语谱系的任何沾连都将被视为一种亵渎。更何况，他不但飞得太高，还会“翘尾巴”。曾有人向江青汇报说：“沈默君翘尾巴！”江青听后大发雷霆：“他翘尾巴，我们共产党就永远不用这样的人。”其实，他的“尾巴”也是蜡制的，“翘”不了多久便熔化了。
沈默君只得卷起铺盖从东北“滚”回安徽老家。到哪儿去呢？他打听到帮他搜集渡江侦察资料的老游击队长徐世达，此时正担任枞阳县委书记。于是他带着老母和儿子乒乒来到枞阳。徐世达安排他在县文教局担任创作组副组长。不久他在枞阳第二次成家。据当年县委宣传部干事查世超回忆，对沈默君这位贬来的“右派”，县里没有大的批斗，也不太尊重，大家都怕他贩卖“毒草”，不敢重用，也不敢和他深交，算是划清界线吧！然而厄运对沈默君是一个接着一个：先是他续娶的妻子在生下一个儿子后患肺结核去世，后是自己被查出急性胆囊炎，疼得在地上打滚。小县城做不了这手术，况且他穷得叮当响。在走投无路中，他孑然一身来到芜湖投奔新四军老战友。他很快被送进弋矶山医院，手术台上他的血压几乎是零，再晚一点老命就没了。手术时老战友张轩、陈介一、任明都在一旁守着。手术获得成功，胆囊被切除。实在难以想象，在《红灯记》普天同唱的西皮流水中，原创者却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几乎在同时，在江青亲自过问下，《南征北战》和《渡江侦察记》被重新拍成彩色故事片，但原创者的名字均被抹掉，比遮没一只扑向红灯的飞蛾还容易。
这是一只特殊的飞蛾。历经政治运动的淬炼，他近乎涅槃式地孕育了“红灯”，并从中羽化而出，但最终还是被拒斥在无边黑夜之中。命运要走他的“翅膀”和“尾巴”，又要走了他的“胆”。由此可见，他不可能是一只会涅槃的凤凰，仅仅是一只误将红布认作灯焰的飞蛾。
一只可怜的飞蛾，跌跌撞撞地飞回到昏暗的民间。那儿有蛋清般暗弱的光——那是油灯发出的微光，还有生生不息地绵延在大地上的无数燧石、萤灯和篝火。油灯还是那个样子：细高、陈旧而油腻，还置放在那张乌暗、老式的桌子上。只是红灯不在了。它被悬离到常人无法企及的最高处，炙热地照耀着许多正在飞向它的蜡制的翅膀们。在《自有后来人》中，他不可能写到一只飞蛾，因为那是冬天。如果写春天或夏天，那是要犯忌的。而他想不到自己成了一只名副其实的飞蛾，在影片外扑腾着，在“红灯”和“油灯”之间挣扎着、辗转着。
在我看来，有必要将“红灯”话语系统加以区分：其一，具有反抗性、底层性的“红灯”话语。它与“油灯”话语系统相邻，几乎同源于“那张乌暗、老式的桌子”。它的核心在于信仰和牺牲精神。与此相关的词是：执着、激情、热血、奋斗。它不像“油灯”话语系统那样散漫、任性、诙谐、混杂，更不像它那样强调躯体性和感官自由。我们在《自有后来人》中可以找到。其二，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权力的“红灯”话语，其元话语和编码规则是由最高统治者发布和制定。在国家机器帮助下，它通过一轮轮的“洗脑”运动，巧妙地将内在“信仰”转化成外在“教化”，高调地强化秩序、禁忌、赤诚，将所有复杂的、模棱两可的、异已的词语删除，进而在权力运作中僵化成一整套假大空的“官话”系统。“在权力及于‘舌端’的制度下，木头般僵化语言的传播程度最准确地决定了政府权力扩张程度。”（阿连·别赞松语）民间戏称它为“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这套僵化、死板的官话系统不含一点个人性、思想性的东西，因而最不费力、最空洞、也最保险，例如前苏联《真理报》堪称官话典范，属于那种发行量最大而读者最少的报纸。与此同时，在国家权力面前，“油灯”话语常常是强奸和利用的对象。“红灯”的话语霸权，往往是在它的权力深入到“油灯”话语内部并借此伪饰自己并现身的结果。京剧《红灯记》制造了一个伪民间：新增了邻居的戏，用时兴的说法便是：不能没有“群众”支持。在当时的政治语汇中，“群众”是不可或缺的。这个词长期替代“国民”或“公民”，是因为这个词指向没有个性和思想的庞大人群，他们可以作为政治博弈的筹码，作为官方意志在底层无条件实现的回音壁和拳头林立的浩大背景，以实现“多数对少数的专政”。这种“伪民间”当然会不经意地暴露出反民间的特征，即对所有非红色或“杂色”的拒斥与涤除，比如，这种“伪民间”出现的人群都是“孤男寡女”。沈默君清晰地记得，五十年代陈毅一针见血地批评《渡江侦察记》：“这个剧本怎么一个女的都没有？地球上一半人是妇女，生活中天天有妇女存在。中国历史上哪一次革命运动没有妇女参加？”这显然是与民间“油灯”话语相反的——民间话语是以同体性、恢谐性、情色性为特征。它源于以政治取代一切的“革命”意识，源于普列汉诺夫所抨击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政治遗嘱》·1918），因而在十年文革中膨胀到了顶峰，小说、戏剧和电影中出现清一色的“孤男寡女”也就不奇怪了。
但沈默君还是成了一只幸运的飞蛾。病愈后，他住在一间旧屋里——那曾是李鸿章后裔大宅第供佣人住的偏屋。他常去的地方，是新芜路与公安街交叉口的一家花圈店。那儿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一个可以说真话、发牢骚的好去处。店主姓涂，几代人以扎花圈为生，且与沈默君是老相识——一九四三年，当时涂的表兄吴镜波是新四军地下交通员，在宣城鲤头桥扎花圈，涂老板常去那里作客，沈默君就认识了他，并发展他成为新四军二支队地下交通员。涂为了给新四军买子弹，花了一笔钱在驻芜伪军里买了一个班副，谁知刚做了几笔买卖，地下党就出了叛徒，供出了涂。日本人将他逮捕，严刑拷打，他一口咬定是为了赚钱。后来涂家人花钱将他保出来，可涂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大脑严重受损，经常说话语无伦次，特别在阴天。涂家的花圈店生意很好，涂老出手也很大方，沈默君术后调养几乎全是涂老夫妇提供。而老战友张轩杀掉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老母鸡，煨汤给他喝。张轩对沈默君太了解了，此君特别好吃。解放战争时期，张轩在炮兵团，伙食比别的部队好。沈默君是新华社战地记者，到处跑，哪个部队有好吃的，他就在哪里蹭吃。有一回炮兵团改善伙食吃红烧肉，沈默君一听说就跑过来打牙祭，大块的红烧肉用脸盆装着，吃得正香时敌机来炸，他一头扎进附近的泥坑里。等敌机飞走后，张轩让他爬出来，这时他才看到，刚才手搭在他肩头的战友被炸得肢体不全。为了吃，他差点送了命。康复后的沈默君逢人便说，那只鸡是替他去死的，鸡死了，他才活下来。说到鸡，沈默君不禁想起在农场当右派的时光。那时全国闹大饥荒，农场更是如此。沈默君提出到南方筹集粮食，结果此行不虚，他通过老战友为农场弄到上百箱冻鸡，那真是雪里送炭呵。
回到民间的沈默君忍受不了“孤男”的寂寞。于是众人在花圈店里张罗着为他撮合，再成一个家。经老卞夫妇介绍，他与刚离异的女工王苹结为夫妇，这是他最后一次婚姻。王苹比他小二十来岁，容貌清秀，身材苗条，爱唱黄梅戏，她不嫌弃沈默君一无所有，那间老宅于是成了他们的新房，弥满了青莹莹的、温暖的油灯光。
正是在这里，沈默君听懂了中国最底层的“油灯”话语。他的一生划了一条弧线，又幸运地跌落到出发前的原点——那生他养他的晦暗的民间。他的一生其实更多是在“油灯”黯淡光线下生存、奔走。他悔悟，油灯绝不是当作假暗号用来“证伪”的那一盏，也不是充作斗争和专政的那种工具。其实，那盏“红灯”原本也是“油灯”之一种。剔掉玻璃罩上的红色，它的光跟油灯原本没什么两样。问题就在于，“红灯”忘记了它的本源，忘记了自己的承诺，以至于在疯狂的年代，作过假暗号的“油灯”们便成了“嫌犯”，可以被任意指认为“假&&”甚至“反&&”。
沈默君并不属于那种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他身上充其量只是在“红”的底色上出现了一点杂色而已。他的个案只是表明“红灯”话语的专制程度，像这样的个案还可以举出很多。沈默君的幸运还在于，如果他在那个时代不被漩涡吸入底层的话，那么他也许会被巨潮推上权力的浪尖。那么他将怎样持守一个人起码的良知和操守？当然这是假设。无数事例都证明：一旦与权力合穿一条裤子，谁敢保证自己的裆间是干净的？沈默君一生都在追求“红灯”话语，但他的身上还是散发着一种“油灯气”。上司不喜欢他，高层领导更看不惯他。但枞阳老百姓却称赞他极具生存智慧，很幽默：他学会了一手木匠活，亲手打制五斗橱；他改造的煤炉既好用，又省煤，成了县里有名的小革新能手。据传他还“委派”自己的儿子，与小伙伴一起到县电影院捡烟头，捡来的烟头被他拆开洗净后，烟丝成了他自制卷烟的好原料。沈默君在枞阳，依然改不掉好吃，当地出产的大闸蟹成了他最爱，为此还做过一副对联：“进也罢退也罢，老子横行；蒸也好煮也好，死也硬气。”横批“天下第二蟹”。显然，江青没看到这副对联，否则这只飞蛾恐怕“飞”不到文革结束。不过，熟悉沈某的人都知道，这只飞蛾在民间已“壳化”了，成了一只不怕蒸煮、会冷嘲的螃蟹。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原载《随笔》2011年第2期，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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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抗战纪录(肆) 铜陵抗日阵亡将士录
1.巫希权巫希权()，别名希贤。民国20年(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3年，巫希权奉命留守闽浙赣边境坚持斗争。民国26年任新四军二支队新三团三营营长。民国30年元月，巫希权在“皖南事变”中率部300余人突出重围，17日夜在繁昌县油坊嘴北渡归队。同年5月奉命返回皖南，任铜陵大队大队长。民国32年7月16日，巫希权率铜陵大队两个排在埂塘伏击日军后，宿营顺安焦家埠目连庵。是夜，中共铜(陵)青(阳)南(陵)县委书记张伟烈在此召开工作会议。由于叛徒告密，次日拂晓遭日伪军500余人合围。巫希权立即率部还击，掩护张伟烈等安全转移后，被迫退至范家湾河畔，弹药告罄。时正值夏汛，水深流急，巫希权振臂高呼：“同志们，游过河去，宁死也不做俘虏!”巫希权及27位战友在突围泅渡时全部壮烈牺牲。为纪念巫希权等28烈士，铜陵县人民政府于1980年元月将烈士遗骨集中安葬于顺安镇长龙村范家湾东侧，立墓树碑，命名为范家湾烈士墓。2.　叶为祜叶为祜()，本县安平乡叶家洲人。民国27年(1938年)10月投身抗日救国斗争，在安平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朱农在安平组建起游击队。民国29年先后任中共铜陵敌后县委军事部部长、铜陵独立连(铜陵敌后游击队)连长。在叶为祜的领导下，这支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日伪，铲除汉奸，不断壮大，发展为100余人。“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县石板洲成立长江游击纵队司令部，李宗煝将铜陵敌后游击队调去，作为司令部的特务连，叶为祜任特务连连长。民国31年调任铜陵大队副大队长，对部队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此期，叶为祜指挥大小战斗数十次，每次均以较小的损失换取较大的战果，先后击毙日伪军数十人，缴获枪枝80余支。民国32年7月17日，叶为祜与巫希权等27位战友壮烈牺牲于范家湾。3.陈孝铠陈孝铠()，本县永丰乡墩上陈村人。。民国20年(1931年)赴安庆民生中学求学。“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济难会，开展宣传、交通联络、募集资金等抗日救亡活动。民国27年回家乡从事民运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任长江游击队分队长。民国29年任青年独立营营长，战斗中曾身负重伤。民国30年铜陵敌后货检局成立，陈孝铠任局长。民国32年任铜(陵)青(阳)南(陵)货管局局长，努力开拓税源，筹措抗日经费，并相继建立青北(青阳一部分)、铜陵涧北冲、大通羊山、朱村、柴塘、沙洲等8个税务分局。为搞好游击区的税务工作，增加游击区财政收入，解决军需，陈孝铠遵照中共铜陵县委指示，动员其父与坝埂头“大东洋行”经理程惠文交往。民国32年7月17日陈孝铠与巫希权、叶为祜等27位战友在范家湾壮烈牺牲。陈孝铠牺牲后，驻守皖南的新四军军部派税务员王家才为代表送来挽联，文曰：“一死有何妨，救中国，灭汉奸，冠气冲天千古颂；五松城不尽，倒铜山，失保障，哭声动地万民哀”。4.陈益卿陈益卿()，又名陈已新，本县永丰乡墩上陈村人。少时在私塾读书，后到芜湖读中学，继考入池州乡村师范学校。毕业后返乡办了两年私塾，后执教于民和乡复兴小学。民国27年(1938年)日军侵占民和乡，复兴小学停办。陈益卿投身抗战，在民和乡组织农民抗敌协会，动员群众参加沙洲游击大队。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墩上陈村党支部书记，为表示其从此踏上新的革命征程，遂更名为陈已新。民国29年9月铜陵敌后抗敌自卫委员会成立，陈益卿任主任，在扩大武装力量、动员各界人士支援新四军、瓦解日伪组织、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翌年3月铜陵敌后抗敌自卫委员会撤销，先后成立沙洲和凤心两个区级人民政府，陈益卿任凤心区区长。此间，陈益卿建立一整套工作制度，加强乡、保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还在各地建立税收机构，筹措资金，支援新四军皖南支队，并领导群众开展减税减息斗争。同时，在该区扩大民兵组织，组织地步哨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传递信件及情报。民国31年6月，陈益卿任铜陵行政督导处督导员，经常往来于长江南北，深入调查研究，指导铜陵政权建设。翌年5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陈益卿被捕后，日军严刑逼供，但他始终立场坚定，正气凛然，严守机密。8月21日深夜，陈益卿被日军残酷杀害于县城西门外江边，其遗体被装入麻袋，抛进长江，时年33岁。5.张良仕张良仕()，本县钟仓乡犁桥街人。12岁随父学做裁缝。民国21年(193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秋召集手工业者30余人在石佛山观音庙成立手工业者互济会，开展反压迫、反剥削斗争。民国23年11月，方志敏、粟裕等率北上抗日先遣队由赣西转入皖南，中共铜(陵)繁(昌)无(为)县委组织2000余名赤卫队员进行武装暴动。张良仕率犁桥赤卫队参加了此次斗争，袭击了国民党犁桥区公所。翌年3月，张良仕奉命转移南陵县丫山，以裁缝职业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建立中共丫山党支部，先后发展党员10余人。民国28年，先后任丫山地区农抗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并被新四军政治部和地方党组织任命为驻河湾，丫山地区联络员，负责地方与部队的联络工作。民国30年元月“皖南事变”后，张良仕奉中共皖南特委之命，在钟鸣狮子山建立地下联络站，接应、掩护数批新四军突围人员安全北渡。民国30年3月，任中共南陵县何湾区区委书记。翌年夏和民国34年春，先后两次率民兵配合新四军临江团与顽军作战，均获胜，受到皖南支队表扬，并获奖旗一面。民国34年日军投降后，皖南支队和沿江地区游击队主力奉命北撤，张良仕留守铜(陵)青(阳)南(陵)繁(昌)坚持斗争。民国35年2月15日，他向中共铜青南县委请命，来铜陵找陈尚和联系筹集粮款，途经新桥乡盛冲祠堂时遇“清剿”顽军，当地群众将其藏至祠堂阁楼，后因伪保长告密，不幸被捕，被押至朱村郎坑关押，备受酷刑，坚强不屈。敌人以死相胁，张良仕说：“我既然参加革命就不怕死，共产党是杀不完的!”同年3月的一天，张良仕在朱村郎坑英勇就义。群众将其遗体安葬于郎坑山上。日，中共皖南地委在《皖南日报》上发表了《宁死不屈，伟大气节》的纪念文章，高度赞扬了张良仕的革命业绩和崇高品德。6.　陈尚和陈尚和()，又名陈唤群，化名丁长春，本县永丰乡湾里村人。家境贫苦。10岁读书，民国20年(1931年)辍学后在崔村设私塾执教。民国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因党组织遭破坏而脱党，民国27年重新入党。历任中共铜陵一区宣传科长、中共铜陵敌后县委宣传部长、中共北二区区委书记、中共铜青南县委委员、敌工(联络)站副站长、中共凤凰区区委书记、中共铜青南工委书记、铜青南游击队负责人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尚和致力抗日，先后组织起农民抗敌协会、青年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民兵等组织，建立民主政权，配合抗日部队开展斗争并多次率领游击队深入日军占领区，杀日军，除汉奸，割电线，砍电杆，使日伪闻风丧胆。县境沦陷后，他一面坚持武装斗争，一面坚持统战和敌特工作。经常与爱国人士、开明士绅陈鲁卿、阮廷芳、陈春圃等人联系，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同时，派吴大坤打入“大东洋行”任司秤员，争取经理程惠文为抗日服务；将坝埂头维持会改成乡，先后派陈移卿、陈国太任职，刺探敌情；在大庆圩开粮行作掩护，安全护送南来北往战友；派华名楷等10余人在汀洲、大通、张家冲、犁桥、兴隆镇等日伪据点做内线工作；争取城关日本翻译官谢瑞生(台湾人)为新四军传递情报；及时组织营救处于危难时刻和被捕的战友。“皖南事变”后，陈尚和安排地下交通人员接应、护送新四军突围人员100余人安全北渡，并将新四军伤病员安排在“堡垒户”或自己家中，精心治疗、保护。民国31年的一天，陈尚和在崔村召开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因汉奸告密，遭200余名日伪军便衣队包围。他指挥若定，安排与会人员隐蔽在芦苇丛中，自已不幸被捕，被关押在汀洲日军据点，遭到酷刑逼供，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只耳朵被辟掉半个，但始终守口如瓶，严守机密。后被组织上营救出来，未及养伤即继续投入新的战斗。民国34年日军投降后，他随新四军北撤，10月奉命重返皖南坚持斗争。民国36年春，建立石壁乡、涧北乡等革命政权。同年春、夏之交，根据皖南地委“开辟新地区，扩大根据地、筹集军需，保障供给”的指示精神，常率军出没于铜(陵)、青(阳)、南(陵)三县，攻打“三县联防”反动武装，并瓦解了南陵孙祖武“四乡联防”的队伍，为部队由战略退却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同年11月16日，陈尚和陪同孙宗溶在铜南繁根据地传达中共皖南地委“九月会议”精神后宿营南陵张家山。次日，遭国民党军队三面伏击。在激烈的突围战中，陈尚和壮烈牺牲。时年36岁。7.佘秀荣佘秀荣()，本县天宝乡(今新建乡)章家村人，佃农出身。民国29年(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在本村建立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民国31年秋，中共皖南特委宣传部长张伟烈将10余名新四军伤病员交给中共五峰区委书记陶述祥安排护养，佘秀荣得知后，主动要求担此重任。他将伤员们安置在羊山十里长冲隐蔽处，经精心护养，使他们得以痊愈归队。民国33年佘秀荣任中共五峰区委仪凤乡指导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奉命北撤，佘秀荣留下坚持斗争。民国36年1月7日不幸被捕。是夜。被秘密杀害于柴塘村油坊内。8.刘四姐刘四姐()，女，无为县禄丰乡虎背村人。家境贫苦，12岁随三哥来本县顺安城山铺落户。民国31年(1942年)末任乡妇女抗敌协会主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4年9月新四军北撤后，县境形势骤变。为保存革命力量，刘四姐奉命转移至南陵县合村乡葛家村附近一位人家帮工，藉此隐蔽。翌年初夏，徐世达率游击队途经葛村，刘四姐闻讯后，即主动要求随队参战。徐世达指示她继续隐蔽，搜集情报，做地下交通联络工作。民国36年秋刘四姐复请求随队参战，获准后，专司游击队后勤、伙食工作，并兼任交通员，传递信件：情报。同年8月，在高桥战斗中，刘四姐主动担任游击队带路任务。12月31日，在青阳茗山冲天冲天门山反“清剿”战斗中，刘四姐壮烈牺牲。建国后，电影《渡江侦察记》中刘四姐的艺术形象即根据刘四姐烈士的原型塑造9.　查光耀，日出生于安徽省铜陵县西联乡汀洲村，1939年初参加新四军沙洲游击大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随部队主力编入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三营。同年8月，查光耀调入中共铜陵县委组建的铜陵独立连，在敌后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斗争。皖南事变后，血雨腥风笼罩着铜陵大地，日、伪、顽相互勾结，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为了扭转铜陵敌后的被动局面，中共铜陵敌后县委组织了锄奸团，由查光耀担任团长。他勇敢善战，足智多谋，以“新四军第七师长江锄奸团”的名义积极开展锄奸斗争，连续处决了查啸泉、郜德恩等叛徒、汉奸，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了扩大影响，查光耀率领锄奸团又将“新四军第七师长江锄奸团”的标语、传单、警告信广为散发，张贴在大街小巷，就连日军指挥部都收到了“新四军第七师长江锄奸团”的传单，使敌人胆战心惊。1941年3月，查光耀任铜陵敌后税务所所长，1943年10月，担任铜青南货管局副局长，1945年1月又出任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货管科副科长。他从事经济工作认真负责，不辞劳苦，使根据地的税收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不但为部队筹集了钱粮和物资，而且也促进了地方经济贸易的发展，进一步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由于他克勤克俭，廉洁奉公，大家都称他是红色的税务干部。1945年9月，查光耀随新四军北撤，转战苏北、山东解放区，继续从事经济工作。1949年春，查光耀随解放大军南下到江苏海安县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36岁。10.梅盛荣，安徽铜陵人。武昌中华大学毕业，民国廿六年抗战军兴，适任北平骑警队长，不幸因抗敌殉职。欢迎围观我们微信公众号：ahlao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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