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看过一有关三本书的奇闻真事,应该叫(奇闻淫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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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 ? ? ? ?
  余世存,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市一中任教,现供职于《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发表有诗、文论、散文若干。 目录 ??????
史景第一 政事第二 文林第三 武运第四 革命第五 问世第六 ? ? ? ? ? ?
史景第一 政事第二 文林第三 武运第四 革命第五 问世第六 人论第七 英风第八 意志第九 性情第十 骨气第十一 狂狷第十二 识见第十三 立言第十四 代言第十五 修辞第十六 世道第十七 敬畏第十八 信念第十九 自觉第二十 教化第二十一 命运第二十二 变异第二十三 神伤第二十四 限定第二十五 虚荣第二十六 无情第二十七 心志第二十八 廉耻第二十九 依附第三十 隔膜第三十一? ? ? ? ? ?
\"非常道\"试读 ??????
1923年,“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为此次大会写给国内青年团中央的报告说:“选举新执行委员会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体、觉奴。”“裸体”即汪泽楷,“伍豪”是周恩来。
? ? ? ? ? ? 书评: 22:03:02   来自: 三三 (书时光) 非常道的评论 && 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   在傅国涌先生的《偶像的黄昏》一书中,有他和余世存的对话。写道:    “傅国涌:我在浏览中发现了一些错误,因为是札记,可能是原书的错误。比如“性情”第三则黄兴的诗,其实是一首七律,而且其中有多处错误。比如“修辞”中有一则《杨将军不写九宫格》一文应是《新民报》的张友鸾所写,不是《大公报》的张季鸾所写……还有其他一些错处,由于你选择了不注出处,责任就变成了你的。     “余世存:这个非常抱歉。去年11月底把书稿给了朋友,书的命运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今年我又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书送印之前的校对情况我一无所知。听说书稿有很多人看过,很多人提出意见,也校出了错误。但我拿到书时,还是发现了一些错误,有一两处甚至是不可原谅的,即目录中把“心智”写成了 “心志”,两处涉及梁效班子,其中一处把冯友兰先生写成了汤一介先生。说实话,我在医院里拿到书时很羞愧书的粗糙。后来发现把冯友兰先生误成汤一介先生,更是难过了几天。我向汤一介先生道歉。想到这些前辈,我总是有一种自家文化的温暖感觉。好些人曾劝我注明出处,做一个索引。但我没有做。主要是想到这本书的材料都是公开的,常见的,就没有做。而且这本书重在社会传播,希望能够唤起人们对近现代史的兴趣,事实也是,通过这本书的线索,很容易回到历史,可以得到比一则对话更丰富的史实。注明出处也没有必要。”     ――对于余世存说的:“把书稿给了朋友,书的命运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很鄙视这种态度,这是一种很不负责的说法,自己偷懒就是自己偷懒嘛,干嘛把责任推脱给朋友,你自己孩子不管,让别人管呀?什么逻辑哟。
17:54:46   来自: 等待升仙 (做不了爱人,那就做仇人吧。) 非常道(著名学者余世存代表作品,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千万读者从中受益!)的评论 &&   《非常道》的作者余世存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愧对他们的民族,也亏欠了他们的人民。究其原因,是因为所谓的精英们没有为族群做出价值示范和生活预言,他们更多的是汲汲于为主流社会提供注脚。按照鄙人的理解,意即他们不过是一群“二丑和帮闲”。   余世存的指斥尽管有些严厉,但的确所言甚是,且看经济专家而又学者的茅以轼先生是如何鲜活生动地为这个“注脚”论作注脚的吧。   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应该都听过“基尼系数”,稍微关心国情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社会财富结构,不是比较健康的橄榄型而是非常东方的金字塔型,并且按照基尼系数来判断,这种类型结构对我们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威胁程度,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然而,素来满嘴道德的茅以轼先生却语出惊人地告诉我们,如今贫富悬殊的程度不仅没有比改革开放之前加剧,甚至比三十年前更小了!   只要求证小心,推断倒不妨大胆,但是茅先生一不从学术观点上给我们指出基尼系数的谬误,二不从统计学角度为我们辨析数据收集的真伪,他很干脆地玩了下偷换概念的把戏,从贫富悬殊问题的讨论直接偷渡到饭碗内容的比较上去了。茅先生说,“三十年前是饿死和吃饱的云泥之判,如今不过是区区吃什么的差别”,贫富悬殊孰大孰小显而易见。呵呵,究竟是茅先生的智商出了问题,还是觉得我们没有智商?   不错,在特定环境下,一碗高粱米饭也许的确会成为一条生死门槛,可以决定一个人沦为路倒还是继续活着,不过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碗高粱米饭而已,正如茅先生光着屁股,我则是寸缕遮羞,如果我胆敢笑话茅先生,则茅先生光腚之外多半还要光火,因为那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从贫富角度看,其中的差距根本无法与塑料提兜和LV手袋之间的落差相比;说到吃什么,城管们所围剿的两元盒饭与山西煤老板的二十万元盛馔之间,悬殊到底有多大?茅先生张罗于经济之道,想必还是分得清楚的吧。   地沟油问世,吃饭成了趟地雷,就会有人从营养角度宣布它不但吃不死人而且杠上开花居然还能养人;楼价高若天价,寒士们啧有怨言,就会有人来教育我们,国际接轨嘛,它不是过高而是太低了;地震酿成巨灾,专家们便来给大家科普,告诉我们地震是无法预测的,所以还请稍安勿躁。呜呼,精英也者,还真是注自己的脚,让别人说去吧。   茅先生言必称道德,我相信他不是兜售什么东西的托儿,更不是利益既得中人,何况二毛之年,称其为谬论未免有失厚道,谀以高论似乎又太过虚伪。古龙小说里有七妙人之谓,茅先生的这种论断,便姑且算作妙论吧。   
18:05:45   来自: 河流 非常道的评论 &&    看多了余秋雨式的散文,习惯了的宏大磅礴的历史叙事,历史阅读就变得如同仰望星空般的深邃和苍茫。殊不知,我们今天也是后来人的历史,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又是明天的历史。在这条长河上,我们是一个节点,在时光轴线的各个节点上,存在着的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群。历史的阅读是断代的,但是社会是连续的。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离开我们似乎已经很遥远了,似乎淹没在蓬勃的革命浪潮和民族救亡中。余世存的《非常道》攫取了从那个时代到现在的许多历史细节,并且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时代的印记已经深深地烙在我们的身上。       听多了帝王将相兴亡成败,习惯了带着使命意识进行历史研究,历史阅读就变得急功近利,催促着我们屡屡用简单的结论来揭示历史的本源。殊不知,历史承载在人群中。我们都感慨人情社会,世态炎凉,觉得社会太复杂,生活得很累。但在历史研究上却背道而行,习惯于下一个简单的结论,进而是一个简单的公式。余世存的《非常道》就是复杂化了这段历史,因为细节而复杂。更多的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历史是必然的道路,还是偶然的进程,历史话语中是否是蕴含了那个颠簸不破的真理。余世存自己说,历史是我们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在历史中完成道德审判和价值拯救,但正如基督教徒的理性无法窥探上帝的理性,我们又能否窥探历史的理性呢?历史就是光阴掩埋后层累叠加后的社会,其复杂程度又胜于当下的纷乱。       历史是复杂,因为人性是复杂的,人类社会是复杂的,诠释历史的思想是复杂的,历史的迷宫螺旋复杂、千门万径。撇开宏大叙事的虚妄,也许打开这庭院深深的钥匙就是我们基于对人类共同的人性人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时光的冲刷洗不尽悲欢离合中的性情。       正因为基于共同的人性人情,《非常道》截取的历史细节,让我们对历史有一种临在感,让我们沉浸在这样壮怀激烈的时代,敬畏文明绵延的曲折和艰辛;让我们映射出这样纷繁多姿的社会,感悟世态人情的斑驳与迷茫;让我们勾画出一组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唏嘘命运多舛的沉重与悲情。展现人性人情不仅仅在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时刻,也在日常的一言一行。非常道,所道非常,恰是平常。       《非常道》中慈禧问: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只此一语道破慈禧光绪权力之争远甚观念之争。       《非常道》中张群在日本时,有人曾问他:“岳公,你追随蒋先生最久,和他关系也最密切。大陆失陷,你是否也要负一部分责任?负一部分没有及时进言的责任?”张群坦率地说:“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什么菜,我做什么菜。”――可见失败者的尴尬与无奈。       《非常道》中张作霖在孔子诞辰的时候,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O,跑到各个学校去,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云云。――这里有着那个屠夫枭雄另一个面相。       《非常道》中1953年,胡风举家北迁,在景山公园与什刹海之间的一所幽静小院里安家落户。他在院子的四角种上了四株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一棵白杏,还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树斋”。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四面树敌吗”?胡风只好放弃斋名,但在劫难逃,一年后即被捕入狱。――历史有时候也让人感觉鬼使神差,啼笑皆非。       历史不仅仅是宏伟篇章,也有机遇和偶然,英雄不仅仅是叱咤风云,也有家常里短、儿女情长、个人算计的人之常情。思潮翻涌背后的是交锋和迷茫,沉浮变幻背后的是沧桑和无奈。       这些滴落的往事,往往被我们遗忘,《非常道》甄别了跌宕起伏的大时代中细细琐琐,平铺直叙,娓娓道来。没有空洞的议论评价,没有乏味的道德灌输,但“述而不作”的本身,却强烈饱含着作者自身阅史阅人的兴味。好的史笔,是能将你从现世找到过去的影子,以真实求共鸣,从而能把你带回那个时代,让你在时光轴上感到人类绵延的连续。大而言之,这就是深邃的历史宗教情怀;小处观之,这就是一道螺蛳壳里的汤。      
09:56:23   来自: 杜凯 (积攒财宝在天上) 非常道的评论 && 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  真没想到今年竟然再版了,很为天朝的开明程度而欣慰。   书中采集了无数历史本身比文学创作更出彩的东西
12:58:14   来自: 张勇 (小组已加满,抱歉) 非常道的评论 &&    再版致读者   余世存   新版地址:    /a.htm?book.douban.com/subject/4879664/     《非常道》出版已经五年,其际遇堪称奇异。有人看出它的另类,有人看出它的寂寞,有人看出它的伤心,有人看出它的示范……它为人所喜,也冒犯了不少人。无论如何,我应该可以说,这是一本有性格的著述,它甚至成为我个人行藏于时世的标志。     自我多少自觉地写作以来,已经二十年。对生命而言,这二十年可谓我的全部青春,自己的人生与所处的国家皆沧桑巨变。对历史长河而言,这二十年只是倏忽一瞬,日月星辰依然亘古如斯。变与不变,历史目的安在,前路如何之?一切见仁见智。而对自己的努力,至今只有《非常道》等少数作品行世,实在惭愧。而令我更为不安的是,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代里,身心的安适始终不得其所。   十几年前,我曾感叹“在汉语的血流里”生存的不安。这一不安于今尤盛。这种不安也促使我在《非常道》之后内心的绝境中,开始以第一人称为老子作传。我希望向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说出“道可道、非常道”的作者致意,并努力以他的精神回馈给我们当代社会。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已有三十余年,度过市场经济、都市化和二次城市化的社会进程也有十多年的时间。华人社会则有散布全球的不同版块社区,这些相当规模时空的人类存在,正在寻找跟文明的关系。我们的生活是如此充满了紧张刺激或悲剧闹剧,有一段时间我们感觉相互之间近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感觉远了,各自安于或不安于其位。人类情感认知的急迫性一时为众周知,一时为人淡漠麻木。     这种往而少返的不能汇通之现象,带来了我们当代的罪与罚、错与苦。出路安在?自太史公以降,我们文明的伟大个体都明白返本开新的道理: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所有对时世具关键意义的人性呼号,都是从遥远的极地、绝境发出,经过时空的消息,而传到人们耳际,以给人以人生的坐标或安慰。西哲有言,启智明理莫如读史。那前人言行组成的历史星空,虽有时世的污染,仍在我们的头顶闪耀。“述而不作”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当现实的天空被污染遮蔽时,人们可以回向历史的天空和精神的天空,从而尽人事、知天命,从而推动我们自身的生命完善。   这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的非常道路至今仍给人启迪的原因,也是《非常道》为大家接受的原因,它的再版仍有意义。一方面,华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近一两代人的努力足以催生我们自己的“常识”“存在主义”“垮掉的一代”“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或“伊甸园”。另一方面,汉语知识也相当程度地犬儒化、异化,一些汉语人也像失去精气神的怪胎,以人上人的成功人生为号召,败坏了自己和汉语世界。他们似乎从来不曾明白,脱离普通人生活,我们不可能过得更好。这也是那些或左或右的正人君子们多有富贵病的原因。劝说人们离开人类生活的主流,如人生正义、社会道德,而以行贿送礼、信仰宣教、特殊国情等孤立的道路去拯救其灵魂或生活,一再被用来尝试挽救文明或社会的弊病。但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外,一切激进的或乡愿犬儒的手段都证明是罪错参半,都证明了其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   十几年前,我说自己“一向都是热爱生活、阅读、怠惰、冥思更甚于写作表达”;我说自己和大家一样,“在卑微、平庸、残酷的生活中经受着考验,经历着成长”――这样的话,到今天仍适用。在沧桑巨变和亘古如斯之间,在日常和非常道之间,我相信读者自有会心,我相信在我们专注的地方,日子仍会缤纷地展开。        我自钟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为装饰的地面。我很高兴地发现,《非常道》为大人君子之流屏蔽,而在江湖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基础。     在《非常道》再版之际,我愿意跟读者诸君分享我在年初“答诸君升平”中的一段话:如果天不变道亦不变,诸君将何以自处?再问一句,将何以待人?再问一句,善是否永恒?      
15:50:02   来自: 张勇 (小组已加满,抱歉) 非常道(著名学者余世存代表作品,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千万读者从中受益!)的评论 &&   《非常道》出版已经五年,其际遇堪称奇异。有人看出它的另类,有人看出它的寂寞,有人看出它的伤心,有人看出它的示范……它为人所喜,也冒犯了不少人。无论如何,我应该可以说,这是一本有性格的著述,它甚至成为我个人行藏于时世的标志。        自我多少自觉地写作以来,已经二十年。对生命而言,这二十年可谓我的全部青春,自己的人生与所处的国家皆沧桑巨变。对历史长河而言,这二十年只是倏忽一瞬,日月星辰依然亘古如斯。变与不变,历史目的安在,前路如何之?一切见仁见智。而对自己的努力,至今只有《非常道》等少数作品行世,实在惭愧。而令我更为不安的是,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代里,身心的安适始终不得其所。      十几年前,我曾感叹“在汉语的血流里”生存的不安。这一不安于今尤盛。这种不安也促使我在《非常道》之后内心的绝境中,开始以第一人称为老子作传。我希望向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说出“道可道、非常道”的作者致意,并努力以他的精神回馈给我们当代社会。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已有三十余年,度过市场经济、都市化和二次城市化的社会进程也有十多年的时间。华人社会则有散布全球的不同版块社区,这些相当规模时空的人类存在,正在寻找跟文明的关系。我们的生活是如此充满了紧张刺激或悲剧闹剧,有一段时间我们感觉相互之间近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感觉远了,各自安于或不安于其位。人类情感认知的急迫性一时为众周知,一时为人淡漠麻木。        这种往而少返的不能汇通之现象,带来了我们当代的罪与罚、错与苦。出路安在?自太史公以降,我们文明的伟大个体都明白返本开新的道理: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所有对时世具关键意义的人性呼号,都是从遥远的极地、绝境发出,经过时空的消息,而传到人们耳际,以给人以人生的坐标或安慰。西哲有言,启智明理莫如读史。那前人言行组成的历史星空,虽有时世的污染,仍在我们的头顶闪耀。“述而不作”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当现实的天空被污染遮蔽时,人们可以回向历史的天空和精神的天空,从而尽人事、知天命,从而推动我们自身的生命完善。      这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的非常道路至今仍给人启迪的原因,也是《非常道》为大家接受的原因,它的再版仍有意义。一方面,华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近一两代人的努力足以催生我们自己的“常识”“存在主义”“垮掉的一代”“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或“伊甸园”。另一方面,汉语知识也相当程度地犬儒化、异化,一些汉语人也像失去精气神的怪胎,以人上人的成功人生为号召,败坏了自己和汉语世界。他们似乎从来不曾明白,脱离普通人生活,我们不可能过得更好。这也是那些或左或右的正人君子们多有富贵病的原因。劝说人们离开人类生活的主流,如人生正义、社会道德,而以行贿送礼、信仰宣教、特殊国情等孤立的道路去拯救其灵魂或生活,一再被用来尝试挽救文明或社会的弊病。但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外,一切激进的或乡愿犬儒的手段都证明是罪错参半,都证明了其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      十几年前,我说自己“一向都是热爱生活、阅读、怠惰、冥思更甚于写作表达”;我说自己和大家一样,“在卑微、平庸、残酷的生活中经受着考验,经历着成长”――这样的话,到今天仍适用。在沧桑巨变和亘古如斯之间,在日常和非常道之间,我相信读者自有会心,我相信在我们专注的地方,日子仍会缤纷地展开。              我自钟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为装饰的地面。我很高兴地发现,《非常道》为大人君子之流屏蔽,而在江湖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基础。        在《非常道》再版之际,我愿意跟读者诸君分享我在年初“答诸君升平”中的一段话:如果天不变道亦不变,诸君将何以自处?再问一句,将何以待人?再问一句,善是否永恒?         
10:29:44   来自: 野兽爱智慧 (进入你的感官世界?现实即弯路) 非常道的评论 &&   类人孩?自我实现?非常道      野兽爱智慧      余世存的《非常道》是05年书出版即购读的,98年-01年,在学校图书馆大量阅读学术思想类期刊,《方法》,《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战略与管理》,《开放时代》。。。。。。   97年香港回归之后,有一阵子思想期刊甚是自由,后极权主义的思想开始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翻杂志多了,我也会看看版权页,于是也就知道了余世存。      初读《非常道》,发现没有序言也没有后记,甚是奇怪,还以为余世存是故意这么安排的,让文字、故事自己说话,无须多加诠释。直到在《读库0601》上读到王康的《走向历史破晓时分》和余世存的《关于类人孩语》,才知道《非常道》是有序言和后记的,只是没能发表出来而已。      如张远山在日的《博览群书》上发表的书评《非常世 非常人 非常史》所言:不知哪个环节发生了技术故障,王康先生所撰之序《走向历史破晓时分》(以下简称王序)和余世存先生所撰之跋《关于类人孩语》(以下简称余跋)均未能付印。王序、余跋的未被刊落,产生了一利一弊。其利在于,此书因此变成了更为纯粹的“述而不作”,读者有了不被暗示催眠、不受编者牢笼的广阔理解空间。其弊在于,全书有可能变成一串断线珍珠,令读者产生珠玉在前、旨无所归的困惑。      窃以为,《非常道》的读者还是有必要读读王序和余跋的。王序开头,即劈空道断曰:“中国正在临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这个时分曾一再被谬解被误待,一再被坎陷被截断,甚至一再被歧引被反拨,但这个时分还是以世所罕见的坚韧、悲怆和善意不可阻遏地走来,――它是东方睽违已久企望多时的正色寅时,破译中国命运的倒计时,我们的历史黎明。” 从“万古如长夜”走向“历史破晓时分”当然需要一个漫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恰如唐德刚先生所说:“中国走出历史三峡,需要两百年(1840~2040)。”      王序认为,自从西方文明强行进入闭目塞听的中国文化固有视域,也就是中国被西方文明强行带入近代史以后,“中国的全部时空和环境和整体命运从此全然改观了。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塑了中国。1840年以来,这一变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国人不仅可感可闻,而且依然身置其中。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程,开始领略一种新的天意。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的视界坚持带给中国一个‘好消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并没有失败。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此中最紧要之处则是刻下大隧道即将走穿,前面已见曙光。他不赞成对中国近代史‘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所有的屈辱、冤情、苦楚、流血、灭绝,所有的努力、奋斗、希望、爱和牺牲,都围绕着一条历史的中轴线――走向真正的历史破晓――而被赋予人类精神的自我实现和‘人是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这一永恒的意义。”      余跋说:“2002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我像回到故乡的丁令威一样,认识到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对那些先贤、前辈,我有着物伤其类的同情;阅读他们不能返乡的人生,了解他们无能获得文明的成人理性或说现代公民人格的悲惨遇合,感知他们的肝胆忠义,英雄末路,狂狷意志,我的心情难以言喻。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的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余世存认为,即使到了王康眼中的历史破晓前夜,在低水准参照系中抵达相对较高境界并取得相对较高成就的那些人,依然不脱类人孩的基本特征。余跋中特意点到如下这些名字: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郭沫若、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李慎之,认为其中的至高者依然是“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类人孩”。落实到具体人物身上,一定见仁见智,易起纷争,且看余跋对“类人孩”是怎样描述的:      “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无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人们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的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今天那些还未跨入现代门槛的民族国家及其子民如此。类人孩状态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说到底,无论做坏孩子还做好孩子乖孩子,还是做老小孩老顽童,都是一种非成人状态。”      在中国固有文化中,普遍的童稚化被视为常态,欲长大成人的极少数例外反被视为非常态,故无一不被目为异人、畸人。而此类异人、畸人,在非童稚化的域外文化中,必可成长为大师巨子,但在普遍童稚化的中国文化中却不得不强行扭曲乃至自我矮化,因而欲长大成人的极少数异人、畸人,最终仍不免成为异化之人、畸型之人。      “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 对已经长大成熟的人而言,可贵的“童心”确能有助于超越名利俗谛,但对深陷名利俗谛而永远长不大的类人孩而言,“童心”说就会加重其溺。      “忠臣文化”使臣民长不大。对不听话的大臣动辄扯掉裤子打屁股,虽有“廷杖”雅名,其实质依然是对待总角童子的体罚方式。“孝子文化”也使子民长不大。收入《二十四孝》的“老莱娱亲”,证明即便七老八十,依然是类人孩,更遑论五六十岁、三四十岁。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于1784年9月30日写下这么一段话: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绝大部分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认为除了是非常之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这一点老早就被每一个一片好心在从事监护他们的保护人关注到了。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着这些温驯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然而只要有过一次这类事例,就会使人心惊胆战并且往往吓得完全不敢再去尝试了。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人民(在精神事务上)的保护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归结为一种荒谬性,一种永世长存的荒谬性了。”      日星期一,10:16,野兽爱智慧居   
21:51:58 野兽爱智慧  王康:走向历史破晓时分---序余世存先生《非常道》      这是一次幅射式的历史道白,中国非常时期的超历史对话。      中国正在临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      这个时分曾一再被谬解被误待,一再被坎陷被截断,甚至一再被歧引被反拨,但这个时分还是以世所罕见的坚韧、悲怆和善意不可阻遏地走来,――它是东方睽违已久企望多时的正色寅时,破译中国命运的倒计时,我们的历史黎明。      这个时分曾是缘自西方的唐突而陌生的概念,由几百年间无数域外因缘、意外演变、突发事件和偶然性混杂激荡的泊来他者。      古希腊水手在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赤克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东方时,曾发明过两个极富启示性的时空概念:亚细亚,太阳升起之所在;欧罗巴,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一刹那。自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把希腊与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后,“欧罗巴”、“亚细亚”就开始转意为历史、种族和宗教名词,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区隔光明与黑暗、代表自由与奴役的世界历史分野。两千年后,黑格尔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东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尔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他以罕见的诗体语言断定,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绝对起点,那就是亚细亚。当那轮自然的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在西方没落时,那轮精神的主观的自由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神圣永恒的光辉,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最终目标从此指向西方,而东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将长久地笼罩在历史黑暗地区,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晓时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讶异而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帝国。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俾,这种普遍绝对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沉寂的唯一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谲、迷信、腐败、权争、无道……      至于中国,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环绕隔绝这一地理事实,同时象征着它在精神上的封闭、孤立、静止。一种终古不易的腐朽气息化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和创造精神。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历史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盛赞“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他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列宁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而深刻的厌恶和警惕。1902年他严辞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部党纲中把俄国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绝将普鲁士专制主义与俄罗斯专制主义等量齐观,他认为后者是一种“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鞑靼军事专制主义在俄国统治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隶制”。列宁长期被一种可怖的前景因扰:通过一场革命夺取政权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极有可能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他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已经朦胧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俄国历史的车轮将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后转”,他们都明确地拒绝完全亚细亚式的复辟,即使国家成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产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们坚持“俄国王安石式的计划不会带来任何东西,除了祸害”。俄国人无论如休不能由半亚细亚倒退到完全亚细亚式的黑暗专制,“我们不要中国制度”。      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根据某种历史哲学预言,只有西方式的产业革命、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才能震撼东方,将亚洲和中国从自生自灭的黑暗地带推动和引领到世界历史破晓时分。世界历史反复凸显和不断演示的唯一真理是,西方既是东方的征服者(这时西方是入侵者、强盗,邪恶而可恨),又是东方的拯救者(这时西方是施予者、骑士,高尚而可爱)。正如自然界进化历程以及其生命谱系已经并将继续显出的某种秩序和法则一样,牛顿从物质世界和行星运动无限芜杂纷纭的现象中发现了大自然的奥秘,卢梭、康德则“发现了深沉潜藏着的人道的性质,以及人类凭着对它的观察而见证天意的那种隐蔽的法则”。人类乃是天意的不自觉的工具,同时也是天意的最终目的。“人类的历史,在整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幕隐蔽的计划的实现”,有其普遍的、必然的,不为天使而存、不为魔鬼而亡的内在规律。人类展开和实现天意的过程便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便是世界史。因此,由某一种历史工具(民族、国家、阶级、个人)担负起引导世界通向那必然来临的辩证发展阶段,就不仅仅是这种工具的荣耀,而是人类践履天意的使命所在。      五百年以来,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以及嗣后兴起和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非殖民化运动、热核武器、新技术浪潮、星际开发、全球化时代……,极其清晰地展示了半个千年中人类命运的基本状态,几乎全盘证实了西方作为世界历史破晓的原创地位和先驱意义,淋漓尽致地演绎着西方与东方之间观照与被观照、启蒙与被启蒙、征服与被征服、拯救与被拯救之间的世界历史关系。在人们可以最直观最便捷地观察和感受到的时空中,这个星球上的物质形态和精神潮流,人类生命的悲剧意识和救赎可能,都纯然出自西方的理念、思维、逻辑、语词、人物和事件。人类全部经验和可能性都被西方文明重新诠释和处理了一番,所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和使命都只能归结到这一蒙受天意的历史哲学和精神谱系,才能被赐予一种世界性的价值认同和人类文明意义的编排。      无论“严夷夏之大防”还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洋为中用”,“以日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赶英超美”,“和平演变”还是“和平崛起”,警惕“亡我之心”还是主动“与国际接轨”;无论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严复的《天演论自序》、陈天华的《警世钟》还是光绪帝的《诏定国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宣言书》;无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誓师词》、《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告》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论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还是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无论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是王新命等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季羡林、杨振宁等人的《甲甲文化宣言》,无不有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各类文本背景渗透其中。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舞台,演员、道具、场景都是中国的,编剧和导演却是西方人。孔、老、孟、庄以来,玄奘、张骞、鉴真、郑和以降,作为人类的重要分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脉,中国的全部时空和环境和整体命运从此全然改观了。      无论西方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霸道无耻可恶,无论多么震惊、愤懑、屈辱、如丧考妣,无论怎么拒斥、敌对、反抗、不共戴天,也无论以什么名义,以何种方式,以哪股力量,中国都不得不把玩西方式的奇技淫巧,不得不研习西方式的声光电化,购买和制造西方式的尖船利炮(原子弹、氢弹),接受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培养西方式的美学趣味,实行西方式的婚姻、财产、法政、税收制度,也不得不输入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科学、民主、理性精神,还不得不译介以至服膺西方式的历史哲学和世界意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西方发现发明的一切,西方无意推销或恶意强加或善意兜售的一切,西方“己所欲施予人”或“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一切,从君主立宪到激进革命到共和政体,从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从工业化、城市化到后工业化、信息化……,中国都不得不全部重新演绎一遍(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这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新塑了中国,构成了现代中国(连这个称谓也是西方式的)的最大景观。      中国也许是最无奈、最勉强、最痛苦,又是最虔诚、最执着、最急切地遵循西方的引导,最后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东方国家。没有任何非西方国家,在近十代人一百六十余年时间里,成为西方各种主义、学说、思潮、运动、制度的巨大实验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北伐东征到国共内战到改革开放,中国所有阶级、民族、党派、军队、地区所有人之间的所有组合,所有对抗,所有改姓换代,与其说是中国人之间的较量厮杀,勿宁说是西方文明、意志和力量在中国此消彼长引发的刺激-反应,甚至直接就是西方(包括苏俄、日本)各种历哲学和世界目标的异地抗衡(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还再三被指认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一现实表明,这种抗衡尚未终结)。在地缘上离西方最远,文明类型上最与西方互为异类,最后被西方染指的中国,却成为代价最高、规模最大、地震海啸般文明再造的东方国家,称之为中国五千年、世界五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实不为过。      1840年以来,这一变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国人不仅可感可闻,而且依然身置其中。历史如此奇妙又如此清晰如此意外又如此完整地次第展开,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千万年间基本寂然不动的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开天辟地以来亿兆中国人第一次因为若干完全陌生、外来、异类的因缘而遭逢不绝如缕的变故,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程,开始领略一种新的天意。两次鸦片战争直接促发了自强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和甲午海战直接引起了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不仅与义和团难解难分,而且使满清王朝和两千年专制帝制难以为继,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先驱和合法性来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的内在渊博源一目了然);凡尔赛强权政治直接激发了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继甲午海战打断了中国上层的近代化进程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又再次打断了中国上层的现代化进程,普鲁士军官团和德国将军曾在北伐、黄埔军校和抗战前期留下身影,而从辛亥革命、北伐、长征到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国共内战、韩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加拉罕、越飞、米高扬、崔可夫都先后直接过问和参予过中国事务;冷战和韩战不仅延缓了中美接近(直到1972年),推迟了中国统一(直到今天),而且急遽恶化了中国国内政治,直接导致了对亲美亲西方知识界的清算,促使中国向苏俄“一边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与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1939年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师承关系也一目了然);1956年匈牙利、波兰事件和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秘密报告)成为中国反右运动、庐山会议的直接国际肇因,1969―70年,勃烈日涅夫-格烈奇科集团对中国实行核打击计划,成为中美建交的唯一原因;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冷战结束在中国的刺激-反应是“韬光养晦”……,新技术革命、文明冲突论和全球化时代直接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入WTO,争办奥运会、世博会,“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外,中国悄悄地提出了“小康目标”、“和平崛起”、“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中国曾经几度临近(或声称临近)西方式的历史破晓时分。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始肇者与西方一道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欢呼,中国可望在几十年间走完西方几百年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则将与亚洲最大最文明最稳定的自由国家“平等”地通商,再也勿需用鸦片的战舰一类丑恶的“污物”强迫中国打开门户。中国作为上帝预留给西方的最大的异教徒社会和最大市场,将从此受到西方足够的尊重,四亿中国人将不仅彻底挣脱中国两千多年、尤以明清绝对专制主义为甚的东方专制主义桎梏,而且将取代日本,率领整个亚洲走向约二十代西方人已经享受过的历史破晓后的光明与幸福,孙中山被称为东方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      1949年10月初,中国最有才华最富激情的诗人胡风曾用“时间开始了”几个创世般的词语讴歌新中国的诞生。与陕北老农一样,中国最浪漫最有想像力的作家,除了用“红太阳”来象征新国家新领袖外,已经不屑于任何汉语词汇了。毛泽东被称为中国的卡尔、列宁。      历史表明,“旧”、“新”两个中国都从来没有走到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孙中山、毛泽东两人撒手尘寰时,仍是忧思重重,疑虑重重。其后,中国几度兵结祸连,内忧外患,直到坠入浩劫的深渊。      历史表明,无论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无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都是西方文明某一方面、某一阶段、某一国家或某一阶级的历史目标。高度多元化且变动不居的西方文明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中同时为中国认同和接受,何况,正当“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求取真理时,西方自身却几度陷入危机和黑暗之中。      1900年,巴黎大博览会拉开了二十世纪的帷幕,欧洲资产阶级全都陶醉在空前的繁荣和希望之中。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似乎已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的美好预言逐一实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欧洲向世界推广,无数普通人享受着户外活动、阳光、草地、沙滩;火车、轮船、飞机正在和即将把西方商人、外交官、传教士、殖民官员和游客送往世界各地;人口持续增长,社会保障和福利正惠及社会每个角落;司法黑暗已难为公众容忍,酷刑遭到普遍谴责,死刑被争先恐后地废除;无线电和电影即将成为大众消费品,家庭装饰和流行时尚已从巴黎、伦敦走向外省和城镇;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除了巴尔干地区的小冲突和零星的海外战争外,西方人已经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然而,乌云和梦魇已开始蔓延。世界变得陌生而荒诞,虚无主义和孤独感在摩天大楼之间徘徊,传统价值观被工业文明和庞大的城市碾碎,各种前所未有的焦虑、苦闷和绝望悄然笼罩。灵心善感的诗人率先发出不祥的声音,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比亚兹莱、道生、兰波、杰克松、艾略特等人拒绝承认布尔乔亚、银行家、政客和资产者的黄金时代,他们直接用“恶之花”、“荒原”、“地狱”来形容西方世界,将培育了一千年的西方文明和三百年的现代化斥为一堆浸泡着腐尸的恶气浊水。唯美派、高蹈派、恶魔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一切流派,都在诅咒正在上升和扩张的西方文明。接踵而至的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斯宾塞、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不约而同地敲响了大限将至的恐怖警钟。雅斯贝尔斯满怀忧愁地预言,不但欧洲已经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处于暮霭沉沉之中。海德格尔断定,世界性的精神没落如此迅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灭亡。松巴尔特指出,我们能肯定预言的,只有人类的毁灭和世界的末日。尼采则以他那句最严厉的谶语“上帝死了”为世界蒙上一道浓黑的词语阴影。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奥斯威辛、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古拉格群岛坐实了忧患预告者的咒语。      也许是天意,西方文明风雨如晦、日落西山时,苏俄革命也走到自己的尽头。一场受历史启发,以“解放全人类”为旗帜、吸引了无数正直理想人士的全球革命,竟然一夜之间戏剧性地崩溃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废墟中,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密布的阴霾充斥着天文数字般的死亡。      西方和半西方苏俄曾经先后升起的精神太阳几乎争先恐后地殒落了,天意如此,中国在走向西方式历史破晓时分的一百六十年间,其悲伤、苦情、灾难、死亡又何尝逊于整个西方!      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关于黑暗和黎明的历史和生命哲学。   
21:52:00 野兽爱智慧  《非常道》后记:关于类人孩语        余世存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为海外的专栏写文章,曾就时事写了一篇“好在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对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这位可敬的中国老人进行了极严苛的批评。许多人对我不满,说我太过分了,甚至对我反唇相讥,听说还有提起我的名字就跳脚大骂的人。我本非热闹中人,贸然评论起一个公共人物的言论来,实在非一篇文章能够周全,它需要漫长的铺垫。当时的我却情不能已,不得不发。因为它既涉及认知,也涉及立场。茅老在这双重的意义上把自己置于难堪之中,我只能对此表示不满和遗憾。这件事让我再次反思我国的圣贤君子人格,它跟现代公民人格有什么差别。在以前的一篇“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文章里,我称赞过茅老的人格。我的称赞和批评都没能把这种差别点明。听说吴敬琏先生都很关注我对茅老的批评,这让我更觉得自己确实孟浪,所谓的特立独行之评实在有点孩子气。        承天则的张曙光、茅于轼、盛洪诸先生的宽宏盛意,我应邀为天则的双周论坛做了一次主讲。题目是“类人孩: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假说”,我本木讷口拙之人,参加论坛的人却给了我善意的体谅。意见建议至今记得。因为我以为文明的发展是要使人类告别类人孩阶段,故对类人孩的无权状态和心智蒙昧多有阐发,盛洪说类人孩不一定是坏的,中国古人有“圣人如婴”的观念,他说我需要打通这一环节才好。黎鸣先生则鼓励我写一本书。茅于轼先生则问我的“革命”观念是什么意思,我明白他想告诫我的是革命之不可轻言。        为这次演讲我至今对天则和茅于轼等先生充满感激,它促使我要把三四年来的工作尽快收尾。不止一个人建议我为类人孩的说法写一本书,但我在心里早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与其空洞地谈论概念,不如验之以历史事实。对其关键的现代转型进程,我关注了何止三年四年。虽然,现在把这本“类人孩语”奉献到读者面前,我仍感到有一种仓促行事的不安。        我国的现代化史是一部过于漫长、充满罪与苦的历史,阅读这部历史,包括身边的现实,我经常会有疼痛、羞愧、耻辱之感,会有呼天抢地之意。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受这么多的苦难?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目的或人生秘密,让我们流这么多的血,犯这么多的罪,有这么大的冲突和仇恨?能不能让这个目的或秘密显影定形?我们走过这么多的污泥浊水,经受这么多的磨难坎坷,有什么能做我们向导?        对我个人来说,向导是有的,那就是文明,是乡愁。因为这样的向导,使我在翻检近现代历史人物的行状时,常常停留长久。由于个性使然,我从来关注个体的身心安置,自然以为在现代转型的成就里,个体的心智和权利如何是极为重要的标识。他们说过什么,如何说,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成为我研读并愿与人分享的内容。到2002年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个词:类人孩,我像回到故乡的丁令威一样,认识到我和我的同胞乡亲离文明仍然遥远,我们是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身份可疑的类人孩。对那些先贤、前辈,我有着物伤其类的同情;阅读他们不能返乡的人生,了解他们无能获得文明的成人理性或说现代公民人格的悲惨遇合,感知他们的肝胆忠义,英雄末路,狂狷意志,我的心情难以言喻。我至今记得,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现在这些卡片的一部分,就成为《非常道》的来源。        现代转型是一次成人革命。在我国的现代化史上,“五四青年”占有着重重的一笔,由于转型的艰难,这些“青年”也最终没有精进为成人,他们走上社会,仍主动或被动地沦为类人孩状态,他们没能进身成为现代国家公民。在文明眼里,他们,包括今天的我们,是无能进行有效沟通的原子个人,是不解返乡或不能返乡的浪子。文明社会的成年理性交往,乡愁状态的文化身份归宿,是他们梦想而不得的。最悲惨的,类人孩们永远在学习,在准备生活,在改变认知,在吃亏后又长一智,如陈独秀、胡适一生的流质多变不亚于梁启超和郭沫若。最悲惨的,是类人孩们的不自知,他们把每一次获得的认知都当作真理或终极信仰,今年跟马克思站在一起,明年跟鲁迅站在一起,后年就跟哈哈哈站在一起。最悲惨的,是类人孩们明知自己的处境而无能改变,如晚年的郭沫若,如晚年曾嚎淘大哭过的周恩来,如今天的我。最悲惨的,是那些有着善意的类人孩知错就改的行为,今天他告诉追随者,读萨特读错了,应该读福柯,明天他告诉同胞,市场有着缺陷,管制是必要的,或说,法治不是万能,德治最是有用。所以我们在最有责任感的历史人物身上,比如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人生选择里,能看到类人孩般的识见起了关键的作用。至于像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等人代表的文人议政的报人传统,同样沦入类人孩的状态而不自知,如徐铸成为人很称道的一句话,他拒绝加入国民党,以为一入党就像女人嫁人了一样,他要保住自己的自由,人们多以为这是自由主义的精神,或他很懂得人贵独立、名节的重要性。可惜,五十年代庐山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类人孩在认知层面上是何等一致。        我年轻时“在孩子们中间”写诗说:“放下自己的事情为你们祝福|那条蛇蜿蜒着一条路跟踪|人生就为你们所窥见的半真理利用|你们何辜,你们何苦”。孩子在学校里作文,表演,代圣贤立言;类人孩则在社会上作文,表演,代主义和问题立言。但这种代言的心智作为效果并不大。因为类人孩跟孩子一样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现代文明社会里个体公民的生存常识在类人孩们那里分布得极为不均、稀薄,知识的污染蒙蔽了他们,知识的碎片教唆了他们,也切割了他们,使他们往往彼此对立,无能交流、调和、妥协、共处。        这也是我愿意跟读者分享的缘由。我们的现代化史充满了这种种悲喜剧。人当然不能等认识到位了才开始生活,否则人们一生都要准备着生活,这不是人类的经验现实;但人也不能永远在罪错里或在“历史的误会”里过活,否则人生失去意义,他永远长不大,永远无知于“人生的灿烂”,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今天那些还未跨入现代门槛的民族国家及其子民如此。历史既然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也就有必要从历史上的先辈们那里汲取经验教训。我这么做还有一个理由。李慎之先生,他生前常说太寂寞的时候,我有时去陪他聊天,他会托付我留意一些事,其中之一,就是想办法让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一些可信的材料。本书就是我努力选取的可信历史。想到像李先生那样的智者,到晚年仍为“这个体制是刚性的、还是弹性的”一类问题折磨不已,我就会为类人孩般的认知品性生发椎心之痛。        当然,如盛洪先生说的,把类人孩放在价值判断里不应低估其心智的高尚一面。类人孩有反智、无情、伪信、恶念等等表现,但也有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等等表现,类人孩是一种文明状态,又是一种人生状态,他在人生的全部表现并不是全为正面或全为负面,并不都是好的或都是坏的。如章太炎,有论者以为是我们现代历史上最可爱的最有童心的人。但这样的类人孩实在太罕见了。即使像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陶行知那样有着圣贤君子人格的类人孩,也是极为稀少的,何况他们的人身权利仍多有缺失,他们认知多变也试验游戏了万千亿兆民众。更多的中国人,是掺杂在人生和民族的罪与苦体制里不能自拔,不得自由。正是从文明史的角度着眼,类人孩状态才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说到底,无论做坏孩子还做好孩子乖孩子,还是做老小孩老顽童,都是一种非成人状态。是的,“而今始知成人世界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何其芳诗语)。类人孩有类人孩的人生满足,但是,无论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童心有多么美好,个体参与合众的民族社会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个体能够免于匮乏和恐惧,是个体能够与社会有效(文明的成人理性)的交往沟通,是个体有着成人般的关怀和责任,有着成人般的自信和参与。这种现代公民形象或文明人格,大概只有丁文江、鲁迅、雷震等有数的几位先贤具有。        因此,我不避浅陋之嫌出版这本书,就是希望得到读者的参与。对我们历史的认识,对我们自身的反思,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实践这一人生过程,这一过程有助于他的生命自我完善。我编写这本书也是希望在信史中间留白,让读者参与理解。尽量避开逞才使气,是这本书的要旨之一。天何言哉?予欲无言。虽然,在今天每个人都想把个性发扬凌厉的市场时代,这本书的每一则故事或话语都可以生发长长的议论;这么做,可以让我写上几年上千篇的“作文”,却非跟读者进行交流的正当有效方式。历史当然可议可论可定调子,但每个人自有的理性智慧足以认识,何况今天并不是一个“燕燕居息,出入风议”的时代。是以本书撰写无意中相似于《世说新语》,我国文人宝爱的经典之一,但《非常道》不同于《世说新语》,读者自会明见。       最后要罗嗦的是,虽然花了四五年时间编写这本书,但文字并不全然出于我手,原作者们的才情、识见、语感常让我有偏爱不舍之处,故摘编时多尽量保留,文字不能完全统一,是需要告罪读者的。还有,在这四五年时间里,我拒绝体制谋职,是我的妻子刘燕的支持,以及一些朋友的援手,如《南风窗》的秦朔先生、陈初越先生,让我在无业的生存状态里稍能平静地读书写作,不消说,我对他们充满了感念;如果说这本书是一次还愿,我还愿把这一愿心奉献给李慎之先生、茅于轼先生,我的朋友和读者们,我的父母和转型的祖国。        日写于北京   
13:46:48 野兽爱智慧  好嘛。王序和余跋都审查通过了哦。 17:23:31   来自: 英特纳雄奈尔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非常道的评论 &&   这样的书名,这样的封面从卖相上看就知道和丰乳肥臀不是一类的了。那时候还不知道有豆瓣,只能在书店里瞎转悠,能找到这样的书实在是缘份。      上周与朋友吃饭,说到书越读越傻,尤其是中学那几年想不傻都不行。如果再像我们这样在闭塞的农村呆了快20年的,无钱也无处买书,也无网络,简直一心只读圣贤书读成傻B了。      闽南语保留了许多中原古音,据说“读朱”通“读书”,朱是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这样看来,原来我们一直在读毛,读个毛,读他个鸟毛。
16:25:43   来自: 维首维尾 (在你的祖国,你却是个陌生人) 非常道的评论 &&   通过只言片语,发现了我们未曾真正认识的一个人、一件事、一段历史,其实事情总是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的,只是我们常常一元化看待一切,非黑即白、非忠即奸。      摘一句话   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爱。孙中山反对纳妾,认为需征求卢夫人意见,是否同意离婚才好办,于是,孙写信给卢,申明离婚的理由,卢夫人在信上写了一个“可”字,同意离婚
22:16:49   来自: sunshine 非常道的评论 &&   这本书和历史相结合,但是里面的描述个人感觉太突兀了,没有前因后果,印象不强~就是许多片段结合起来的一本书,只能是作为其他读物的辅助参考材料。如果,把它当做一本书来看的话,我觉得只有枯燥和你相伴而行了
13:22:33   来自: 侩平凡 非常道的评论 &&    发现有些人心气太重,读这本书我以为要读出近代中国大历史背景下的悲怆,纯粹的历史考证你们有几个人愿意读?那总个是枯燥的,专属于书斋里的东西,我们读历史关键是有所得有所思,哪怕这历史与所谓的真实事实有所出入,那也是不要紧的(这本书的性质与作者的目的我们也当体悟)。不然,那些历史小说大行其道,是不是都得禁掉啊?是不是都不能看啊?
23:06:30   来自: 云龙剑圣 非常道的评论 &&   这本书被评为“中国当代的世说新语”!   “三千年未有之变革”的年代,思想的才能像万花筒一样迸发,没有主流思想――这才是好的思想舞台!人不轻狂枉少年,同样一个轻狂的时代,才能上演一场生、旦、净、末、丑五味俱全的好戏。只有想要大施拳脚的人,才喜欢乘风破浪的环境;而喜欢厚黑的人,才喜欢苟且偷安在等级社会!   我曾说过:斗士活在乱世,奴才活在治世!
09:42:29   来自: 张XX (插翅难逃) 非常道的评论 &&   记非常时期,非常人之道。      仅仅是叙史,不加点评,更好。      很喜欢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出一些名堂,以一个回看得视角。      如果,身处现世,也可以有这样的眼界,那便是非常之人了。      这本书,我最获益的,是看读到了那些非常之人的人格。虽然,历史给与他们评价不一。但,他们的人格,都有光亮之处。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孙中山,袁世凯;胡适,陈独秀;毛泽东,蒋介石;钱钟书,陈寅恪;李敖,王小波等
09:48:33 [已注销]  啧啧啧
09:59:45 天才狮子  XX,你看的书都好牛逼!!!
10:07:59 张XX  = =+
10:09:40 天才狮子  原谅我是个大俗人……
10:10:12 张XX  谁不是大俗人
10:11:27 [已注销]  文化人
10:12:07 张XX  A,你少寒掺我      
10:12:33 天才狮子  我是个不太看书的大俗人……
10:20:31 [已注销]  呔!我可是个正经人 18:01:19   来自: ningmong (我是反对派和反对派的反对派) 非常道的评论 &&   《非常道》,《常言道》,《史间道》,道道道。三本书不光名字相像,内容至少也有堂兄弟程度的血缘关系。   05年,余世存以世说新语的体裁编了一本书,《非常道》。讲故事似的,他采来晚清、民国直到解放,政乱、革命直到共和的历史剖片,挑挑剪剪,用文字的力量将那些发黄的场景变为魔法世界里会动作会出声的老照片,可以一一窥见当年。说这是的中国话语,恰如其分,那个多事的时节,各个势力、多种因素在中土大地来了场持续百多年的大乱斗,值此非常时期,自然有不少人用自己或者民族的喉咙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不论音量大小,它们都应当被记得,尤其年轻一辈,虽然都没听过。由此,我对这本书给出了非常正面的评价。   07年,余世存以世说新语的体裁编了一本书,《常言道》。讲故事似的,他采来晚清、民国直到解放,政乱、革命直到共和的历史剖片,挑挑剪剪,用文字的力量将那些发黄的场景变为魔法世界里会动作会出声的老照片,可以一一窥见当年。说这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余世存在自序中说“因再秉杂糅并举之余绪,更出机杼,作《常言道》一书,体例翻新…读家或可晒察”。余先生太客气了,我认为在两年时间内你绝不只想出个名字,你还把三十二个分类增到了三十三个,并且将其中很多内容调换了次序,我相信这是不断反刍的结果。这一顿大餐跟上一次相比虽然主要菜色没有替换,但在伴碟沙拉上作了重大的尝试。我以独立的眼光,给了较为友好的评价。   09年,朵渔以世说新语的体裁编了一本书,《史间道》。讲故事似的,他采来晚清、民国直到解放,政乱、革命直到共和的历史剖片,挑挑剪剪,用文字的力量将那些发黄的场景变为魔法世界里会动作会出声的老照片,可以一一窥见当年。说这是中国历史的非常话语……我不清楚中国法律对于出版物抄袭的具体定义,但如果余世存状告朵渔抄袭,我不认为会败诉,当然,《非常道》和《常言道》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余世存很有创意地自己告自己…好玩的是,这本书的封底有余世存的大力推荐,感觉像电影明星在称赞自己的盗版碟。而且,《史间道》很山寨,它的分类稀少而不合理,许多篇章被乱点鸳鸯。综合种种,对于这本大部分内容都眼熟得紧的书,我给的是相当一般的评价。   不知道是不是这百来年的轶闻只够编一本书,对,余世存和朵渔都是编者,非著者,是不是这百来年的轶闻只能抽出二十多万字作为素材被各大学者广泛采用,那我们曾经以为无比厚重的那些波澜壮阔的曾经是不是也太单薄了?   我原来不知道买书也会冤枉的。   最后,请各位笑话我三本书都买了吧。
20:39:48   来自: 热带苹果 (寻找彩虹) 非常道的评论 &&   它里面的小故事太小,和其他故事之间也没有联系。如果是作为报上的一角,它是挺有意思的。但一整本厚厚的书都是这样,越看越没有继续下去的兴趣。
15:55:56   来自: 七月十五 (曾因醉酒亲名马,生怕精多呛美人) 非常道的评论 &&   余先生这本 非常道 似乎后来套出了一本 常言道 吧。两本我都买了,有重复内容,不知道是不是像《潜规则》被禁套出一本《血酬》的路子?不过看 非常道 ,还达不到被禁的段位啊,还是商业手段吧,多卖一次      非常道道法人性,从语录看人的思维片段,品质流露,的确是 世说新语 的写作手法,是一本适合放在卫生间的读物――随时从任何一P翻进去,都可以毫无障碍地看下去      阅读就是与大师交流,有些交流是费劲地去理解大师的意思,一本书读一个月,有些交流像拥炉谈话,分享意趣,互相激发把玩      非常道 非常值得把玩的书      想想,火烧赵家楼的头名干将,后来进了南京伪政府――有趣啊有趣。现在砖家们净讨论五四精神,还有什么比这一小条儿逸闻更劲爆的呢?嘿嘿,就像一根小针儿      还有,胡适从头到尾同情汪精卫,说汪精卫一辈子就一句话“我连命都不要了,你们还不信我吗”――真你妈逼两个极品,我心中顿起浓浓爱意,大有揽他们入怀中之愿      类似历史的段子有的是,历史永远是那些 认为他们总是正确的 人创造的      
23:00:51   来自: 花小绳 (认真务正业) 非常道的评论 &&   你绝不能说作者是没有立场的,这一点从材料的精心编排上可以看出来;你也绝不能说作者是有立场的,因为他除了客观地摆事实,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说,甚至看不到一句主观评论。      道可道,非常道。作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我想,不同的读者一定会有不同的理解。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因为它对于历史事件,既摆出正面,又摆出反面;对具体的人物,也是既有贬低,又有褒奖,而这些多是借名人之口道出。读者尽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想要的去看,怎么看,都是有利于自己的论点的。而我的理解,呵呵,道可道,非常道也。      这本书最妙的地方在于它的内涵并不止于该书本身。如果你愿意,它可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超大事件目录,也可以是中国近现代全体士大夫的人物索引。这里有一个太广阔的世界,你可以根据书里提供的信息,在书外找到。这本书,是值得反复读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一段话,不作评论:      1904年孙中山在伦敦与严复相见倾谈,孙邀请严加入同盟会,遭到拒绝。严复曰:\"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中山先生扼严复腕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此外,推荐水木丁老师的书评   /a.htm?www.douban.com/review/1032902/
21:41:49 宝贝不怕  要看看。有兴趣了、 16:38:12   来自: 江流苏 非常道的评论 &&   作者没有深厚的文学、历史功底,又缺乏严谨的著书态度,再加上粗心的编辑,合力打造了这样一本“胡说八道”。   错误比比皆是,又皆不注明各条出处,就算不好说是作者自己臆造的,但最起码脱不掉断章取义之嫌。除去那些一看就是明显的野史、戏说之外,有些错误非常低级和明显,于中可窥余先生腹墨多寡。如:心志 第二十八 第一条“太平天国后期,杨秀清向洪秀全报告国事……”,余看后不禁大笑,都说了天平天国后期了,哪还有东王杨的戏码?细审此条,杨实应为李秀成之误,我不是专业治晚清及太平军史,尚能一眼看出此误,余世存先生身为作者,爬梳史料,按需杂录,净出如此笑话,治书态度可见一斑。一味追求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效果,不如老老实实把张冠李戴、狗尾续貂、断章取义的毛病改改。
10:57:10   来自: xiacao387 非常道的评论 &&    能虬堰@些事情R谝黄穑植唤o予任何u,@感X非常特殊非常明。 不^,《常言道》太商I化了,反而失去一些|西。    感X很S刺的是,@部揖谷豢梢杂12KXI到10本,r被Wvu,F在K于升到20K多,哈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出淼|西,好|西是有的。   
23:43:25   来自: desu (你若贪财 财就贪你!) 非常道的评论 &&    在习惯于宏大叙事的当下,《非常道》显得清新、隽永,虽然它的内容颇多沉重,许多段落甚至让人艰于呼吸。与以往的史书不同的是,《非常道》集纳了大量历史细节,这些细节丰润、真切、逼真地再现了过去的种种情境,或引人发笑,或让人辛酸,或悲怆,或动人,能让人捶胸顿足。没有细节的历史或者没有细节的人生是乏味的,而且让人难以相信。读者会惊奇地发现,细节如此充满张力,如此直达人的心灵深处。       本书编者余世存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他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隐藏在整部书中,但并不是以说教的方式强加于人,而是用事实去感染读者。《非常道》的体例类似《世说新语》,但内容并非“帝王将相的野史”,大量普通人的故事更让人亲近。这也是一本容易阅读的书,它的编排方便了读者――― 可以从任何地方读起。同时,本书序和跋的缺失令人遗憾,虽然方便了出版,但对读者来说,却提高了进入的门槛,会使一部分读者失去靠近它的兴趣或者机会。       ■《新京报》评价       如果说二十四史是所谓帝王将相的正史,那么《世说新语》之类大概是帝王将相的野史吧,它们当然不会是历史的全部。没人能记载全部的历史,而历史书就在帝王将相们使用的文人笔中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人说历史是小姑娘,任人打扮。       在看到《非常道》时,第一感觉是它很像《世说新语》,但没过几天,又否定了这种想法。最多,这两本书只是体例上略有相似之处而已。最大的不同是:《非常道》中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世说新语》无法望其项背的。       余世存在编纂《非常道》时,不用前言,不写后语,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虑――历史是什么样子,就让它是那个样子好了。虽然编选者的好恶在内容中总会有体现,但态度是明明白白的。       ■专家评价       出版人沈昌文:       《非常道》是一本“非常书”       我觉得《非常道》是一本“非常书”,从形式到内容都挺特别,符合我的兴趣。关于内容我不想多说,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也不研究思想史,可是,我觉得它传递了很多我们读正史读不到的东西。       这些东西有待于大家再来鉴别、研究,不管怎么样,本书提供了很多难得的材料。       《非常道》所采用的形式非常符合大家阅读,也适合出版。如果它变成一本专著以后,读者会减少。我特别喜欢读这本书的原因是,它又像笔记,又像小说,可又是真实的历史。所以我很同意有些人做的评论,这是“捡垃圾”,它把“边角料”都凑起来了,更特别的一种观点是把它称之为“后楼梯”。做编辑的时候我编过一本自己很喜欢的书《哲学的后楼梯》,是一个德国人写的。余世存在《非常道》中采取的形式,也方便了写作的人。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摘录的话都没有注明出处,如果有一个索引或注解,对于专家或研究者就更方便了。       我很喜欢《非常道》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很欣赏用“野狐禅”的形式宣扬一些观点,而这本书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出版人吴兴文:《非常道》是历史的注解       《非常道》体例近似于《世说新语》,编者将书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等三十二编,从近人著作中搜罗摘编、选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段,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可以说,本书是历史的注解。       这本书很有趣,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很负面的人物有时也能说出一些很有见地的话,让人很有新鲜感,尤其是关于民国的部分。当时的政治局势变幻莫测,国民党一元统治尚未形成,人们说话的机会也比较多,因此,一些人物都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在这本书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话,也能见证一百年来的沧桑。这本书又会让读者觉得很沉重,因为民国时期的许多人,就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刚把石头推上山顶,石头就又掉下来了,但是,他们还是有很辉煌的一面。应该说,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具有思想和人格的独立性,因此,这本书里面有些内容透出一股泱泱大气,这也是我喜爱《非常道》的原因之一。       ■读者评价       除了前门庄严的地毯,哲学还有一道晦暗的“后楼梯”;除了人来人往的议事客厅,政治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后花园”;除了那能派上正经用场的石料,历史还有很多被有意无意丢弃的“边角料”。那砖石铺成的是车马大道,人人都从那儿经过,是一种“常道”,由“边角料”凑起来的当然只能是“羊肠小道 ”,或者叫做“非常道”了。余世存编著的《非常道》中,收集了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历史的“边角料”,带给了读者别样的惊奇。―――吴志翔       读此书和读《世说新语》类似,可以看到许多独特优美的人格,而今日社会具有中国美感的人格越来越少了,千人一面,千人一语,千人一思,读奇书,游奇景,交奇友都是人生乐事,而今奇友难觅,中国风采的人格美也渐渐消亡。―――乐水       很少读到这样给人精神上纯粹愉悦的书了。       像当初读《世说新语》和《幽梦影》一样,有一种“欣欣然忘乎所以”的感觉。读“狂狷”时不觉心胸开阔,读“神伤”时自有“人何以堪”之感。读了《非常道》,才真正了解民国风气和魏晋风骨都是一样的壮丽潇洒。―――Firefoxkid
21:48:15   来自: 他不是我 (阳光下的阴暗。) 非常道的评论 &&    很早就看过啦这本书,他让我对历史有拉一种真实的认识,生活本身就是历史,为什么我的历史书上总充满啦口号??充满啦各种奇怪的解释?是断章取义吗?我看到原来清朝不是那么的软弱,我看到啦国统区并不是那么黑暗,我看到拉很多爱国的国民党将士,我看到拉言论的自由,我看到啦在那个国难时期学术的璀璨,辜鸿铭,章太炎,黄侃的奇言妙语,原来那么多的人才都去啦台湾,原来大军阀也有可爱的一面,原来教授也有失态的的一面,这才是人性啊!人性解放是多么的伟大!!
19:00:32   来自: 最后的压缩饼干 (日子不到头) 非常道的评论 &&   看一本书有一本书的感受...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乱世之史,乱世出英豪,一部《非常道》道出了那非常时期的非常人物的非常事迹、言语。   只感觉自己不能生于同个时代去会面那些大师,伟人,英杰一次;感受他们身上那些不同的气质,风范;经历那些逸事。   也许每个人是一个时代的造就品,然而很多的也就成为这个时代的牺牲品,而如何成为一个时代的造就者,看完这书我陷入一种这样的思考。也许从这些非常道中能寻到答案。
18:16:19   来自: 乐观潜泳者 非常道的评论 &&   大学时读的,虽然是好书,但并不普遍适用,只限于文科或者通晓近现代史的人阅读,阅读此书需要近现代史的历史背景,否则真是没什么好读的!      本书记述的是相对来说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片段或是名人语录,相当难得,大开眼界!!好书,强烈推荐!!!
21:49:23 littlegdog  深有同感 00:42:33   来自: 猪神 (一二一) 非常道的评论 &&   我就是当八卦看,名人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   其实也不全是不为人知,也有一些传记甚至正史里提过的东西,不过剪剪切切拿出来看,当看一部精心剪辑的记录片,也挺有趣。   信息量很足,而且甚娱乐,是在家如厕,出门坐车,必备佳品。
15:11:56   来自: 康宁 (我当时就震惊了) 非常道的评论 && 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  这本书不是一个说中国哲学的,它是一些中国历史的“边角料”,如果不是余世存的收集,你很可能不知道这些事实。就如本书的介绍中写的那样,“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两党,以钱锺书、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坛斗士,等等。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狂狷、等共三十二编。”,你应该能够想象,它是多么的丰富多彩。      贾导说:“这是个游历的年代,在游走间,也许才能更好的理解它。在急速前进的过程中,呈现的种种,总是让人觉得难以理解,感觉迷茫”。或许,我们应该安静下来,去知道那些逸闻趣事。      艺术和历史,可以做到的就是,把现实与现实连接起来,让人们看到这个世界有不同的现实。对于“历史”的学习,一定不能在共党限制的范围内,学习那些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的文本。当然,如同陈丹青所说,就连艺术也是政治的,何况历史呢?我们希望看到如果章怡和那样的史料研究者告诉我们的真正的真相。      如果那些历史发生在现在,我们一定不会觉得惊奇。因为看李敖、王小波的故事,就一定想看现在那些娱乐明星那样,可惜的是,那时候没有娱乐明星,于是到了今天,就成了“非常道”。      同样的道理放在今天,比如某娱乐明星参加某电影的首映典礼,对于片方的宣传来说,他们给媒体的通稿遍是某某大片在某某地方举行了隆重的盛大的首映,谁谁谁出席了活动。而对于某些媒体来说,他们的新闻便是某某女星在某某电影的首映礼上走光、露底了。      100年前的人,是没有现在的人这么八卦无耻的。但是,他们一定会关心一些献为人知的细节,可是这些细节又不能成为重要新闻或者娱乐新闻被报道出来,于是,也成了“非常道”。      当然,还有一个过程便是博览群书的收集。必须去了解官方记载的历史、传记、新闻、旁人的传说、访问等等,据说余先生为了编这本书,遍览了上千本传记。这也能成“非常道”。      当然,对于“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两党”,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用现在的话说,这是标准的“中南海八卦”,所有的东西,你怎么相信,你又怎么不相信?      我闲的时候,就拿出笔墨纸砚,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抄写,然后贴在租住的房子里面,于是,有面墙就被我贴满了,后来,这本书送人了。我得再买一本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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