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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解决：非典八问
身体周刊记者 许珈
&&发表于 00:35
从SARS病毒、甲流病毒、禽流感病毒，到最近中东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在人类的传染病中约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由病毒感染所引起的。
　　非典究竟从何而来，非典会不会卷土重来？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华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卢洪洲表示，既然SARS冠状病毒可以从动物身上传播到人身上，将来回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至于它什么时候会来，这个问题的确无人知晓，也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在小汤山非典医院围墙外，一处太平间被遗弃，被子已经发霉。　　身体周刊记者 权义
　　从SARS病毒、甲流病毒、禽流感病毒，到最近中东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在人类的传染病中约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由病毒感染所引起的。虽然病毒很难被彻底消灭，但现有的技术已经能在七十二小时内搞清楚病毒序列，并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
　　十年前的非典病毒来去无踪，十年来各种类型的病毒从未远离我们，从甲型H1N1流感病毒、高致病性H5N1型禽流感病毒，到最近中东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在人类的传染病中约75%以上是由病毒感染所引起的，轻则引发感冒、腹泻、出痘，重则吞噬人的生命。
　　人类的文字记载了数次由病毒引发的毁灭性疫情，但直到19世纪末烟草花叶病毒被发现，科学家对于病毒的认识才开始，以现有的手段仍然难以完全消灭病毒。而且，由于交通工具的便捷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新&病毒被带到我们身边，很难预测它们何时来何时走。
　　&本世纪，病毒性疾病是威胁人类的一大要素。&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华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卢洪洲说，&病毒很难消灭，人类与病毒的斗争从未停歇，也难以停歇。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早发现，尽早应对。&
　　据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教育部、卫生部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袁正宏介绍，目前的科研技术已经能在72小时内搞清楚病毒序列以及大致结构，明确是否为新病毒，&一旦知道是新病毒，以现在的条件，可以快速培养，进而研究。用最快的速度研制抗病毒药物及疫苗。&
1 非典会不会卷土重来？
　　卢洪洲表示，SARS冠状病毒从动物中来，目前不知去向。既然SARS冠状病毒之前可以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身上，将来回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至于它什么时候会来，这个问题的确无人知晓，也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是由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系统传染病。在人类的传染病中约75%以上是由病毒感染所引起的。其中不仅感冒、流感、水痘等一般性疾病，艾滋病、禽流感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传染病同样是由病毒引起的。
　　通常，病毒进入易感细胞并在细胞中增殖后，就对宿主产生致病作用。至于病毒是否能感染机体以及能否引发疾病，则取决于病毒致病性和宿主免疫力两方面的因素。
　　不同的病毒有着不同的致病机制，主要取决于病毒的种类。有些病毒只在入侵部位感染细胞、增殖并产生病变，这种就是局部感染或表面感染。然而，当机体防御能力降低或病毒毒性过强时，病毒就可以由入侵部位向全身散播。
　　作为病毒家族的新成员，SARS冠状病毒是如何引发十年前的那场疫情？卢洪洲解释，有研究表明，从果子狸等野生动物体内分离出与人SARS病毒基因序列高度同源的冠状病毒，提示这些动物有可能是SARS病毒的寄生宿主和本病的传染源。
　　目前，非典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起病早期可能出现病毒血症，从体外病毒培养分离过程中可观察到对细胞的致病性，推测在人体内的SARS病毒可能对肺组织细胞有直接的损害作用，炎症细胞及其释放的炎症介质及细胞因子均可导致细胞损害。此外，通过各种现象推断，SARS病毒感染所诱导的免疫损伤可能也是此病发病的主要原因。
2 非典后遗症与激素何干？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非典病死率高达11%，即便是死里逃生的非典患者，不少人也因为后遗症痛苦了十年。这也使得当年各大医院采用的糖皮质激素疗法饱受争议。
　　卢洪洲解释，之所以会在治疗中用到激素，主要是因为其能通过抑制免疫反应来缓解炎症，挽救病人生命，&当时情况紧急，也就这个办法。一开始，大家都没有经验，激素用多了。如今，吸取了以前的教训，有了更为规范的标准。在治疗禽流感等病毒引起的疾病时，对于激素的用量都有了相应的规范。&
　　激素过度使用，会使得股骨坏死，造成患者行动不便。同时，大剂量的激素使用有可能激发肺部真菌感染。卢洪洲表示，股骨坏死的患者可以&换骨&，但这也不是万无一失，依旧有风险。
　　非典治疗方案的倡导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了激素使用问题，他说，&有一个前提往往被很多人忽略了，那就是&合理&。激素是把双刃剑，所以使用的时候还非常强调一定要把握&三个合适&的原则：合适的病人、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剂量。&
　　钟南山认为，当年有些地方在使用激素的时候不分青红皂白就上，不是在合适的时间使用，同时也没有把握合适的剂量，&例如我们当时建议的用量是每公斤体重2-4毫克，用2-3周，但有些地方的剂量却比这个大了10-15倍，以致出现了30%的股骨头坏死。事实上，我们当时总结出的方法后来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上，并得到了&减少非典死亡率，缩短住院时间&的肯定，而从我们广东地区总结的数据来看，股骨头坏死的比例只有2.4%，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
3 病毒究竟是什么？
　　只要有生命的地方，就有病毒存在，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物种。细菌在宇宙中存在的时间有数十亿年以上，病毒的结构简单、原始，其存在的年数应该比细菌更久远。
　　袁正宏介绍，病毒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微生物，其本身并没有生命，必须寄生于别的生物体内才能得以生存，&我们看见的细菌，可以利用外界的环境，例如碳源、氮源进行新陈代谢。动物、人类也可以通过外界的能源得以生存。而病毒就有点像寄生虫，必须依赖其他的生物才能得以繁殖。必须进入到人类、动物的组织里、细胞里生存。&
　　病毒的体积非常小，必须在电子显微镜下放大几百万倍才能看得见。大多数病毒都呈球形，但有些也会像子弹或砖块，有的还形似蝌蚪。
　　通常，病毒都由两到三个成分组成，核心与衣壳构成核衣壳，有些病毒的核衣壳外部还有包膜包裹。
　　所谓病毒核心，其主要成分就是核酸，即DNA或RNA。所有的病毒都只含有一种类型的核酸，病毒核酸携带了病毒的全部遗传信息，决定了病毒基因组的复制和子代病毒的增殖及生物学性状。
　　病毒的衣壳就是包裹在核酸外的蛋白质外壳，它可以保护核酸免受破坏，其更主要的作用是，它可以介导病毒核酸进入宿主细胞。不同的病毒，其衣壳蛋白也不同，当它与人体细胞接触时，也就有了&选择&的问题。
　　袁正宏解释，并不是每一种病毒都能进入人类体内。有些病毒只亲近植物，有些病毒专找动物，有些病毒就喜欢和人类共处。
　　即便是进入人体的病毒，也有区别。有些病毒只能跑到肺部，有些只能跑到神经。&病毒有特异性，也有选择性。除了种族的选择，还有细胞的选择、器官的选择。&
　　另外，有些病毒在核衣壳外还有一层包膜，这是病毒在成熟过程中，病毒核衣壳穿过宿主细胞膜以出芽方式向细胞外释放时获得的。有没有包膜可以作为病毒的一种分类，没有包膜的病毒体叫做裸露病毒，带有包膜的病毒体被称为包膜病毒。
4 病毒如何入侵人体？
　　一旦被病毒盯上，它就有办法在人体内以惊人的速度自我复制。不同病毒自我复制的差异很大，但大致可以分成七步，即吸附、穿入、脱壳、生物大分子合成、装配、成熟以及释放。
　　吸附，是整个自我复制的启动阶段。由病毒衣壳蛋白与宿主细胞表面特定受体之间发生特异性结合。这种特异性决定了一种病毒的宿主范围。例如，艾滋病毒只能感染人类的T细胞，因为其表面蛋白能够与T细胞表面的CD4分子和受体结合。 &打个简单一点的比方，我们可以把这种特异性的结合想象成通过一扇门。也就是说，病毒要进入我们的体内，必须找到一扇专为它打开的门。人体就好像是一栋大厦，有好多房间，每个房间都有通往这个房间的一扇门。只要这扇门打开了，就能够进入。&袁正宏说。
　　当病毒体吸附于易感细胞膜后，便有机会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这个过程就是穿入。穿入与吸附不同，是个需要能量的过程。只有生长良好、代谢旺盛的细胞才能让病毒完成穿入过程。等到病毒体进入易感细胞之后，就必须要脱去蛋白衣壳，让包裹在里面的核酸得以释放，从而使病毒基因组发挥指令作用。
　　一旦病毒的基因组被释放到细胞中，病毒的生物合成就开始了。根据核酸类型，病毒的生物合成过程并不相同。这是一个复杂而有序的过程。
　　从吸附到生物合成阶段，可以说是病毒生长的隐蔽期，或者说是病毒感染的早期。通常这个时期，人们并不会留意。也就是说，在不知不觉之中，病毒不消停地、按部就班地进行自我复制的过程。
　　然后，由生物合成的蛋白和核酸及其已形成的构件继续组成子代的核衣壳。从病毒核衣壳装配好，到病毒发育成为具有感染性的病毒体，这个阶段就是&成熟&。病毒的装配和成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成熟&则为病毒从细胞中的释放做好了准备。最终，成熟的病毒体就将以不同的方式离开宿主细胞。
　　完成这七步，病毒便进行了一次自我复制。当这种自我复制不间断进行时，大量病毒就被繁殖和释放，导致宿主细胞的结构和功能受到破坏而死亡。病毒完成一次复制周期所需要的时间一般与病毒种类有关，短至几十分钟、数小时，长的要24小时以上。
　　病毒可能引发疾病，也可能无害地藏在机体内。如，能引起冷疮的单纯疱疹病毒可以在人体内保持休眠状态，只要不&苏醒&，便相安无事。
　　袁正宏解释，&简单来说，病毒通过特殊的门进入人体之后，它就在里面，利用你家的炉灶烧饭、睡觉、生活。有些病毒很温和，进来之后说，我们做朋友，一起生活。这种情况，就不一定会致病。但有些病毒很霸道，像强盗一样。进来之后，把你家的饭吃光，东西都拿光，最后还把你家烧了。一番肆虐之后，它又去找下家。这种就是致病的病毒。&
5 病毒如何传播？
　　不同的病毒，其传播方式也有所差别。流行病学把病毒的传播分为水平传播和垂直传播两种方式。
　　水平传播就是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以及动物与人之间的传播。这时候，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黏膜和血液等途径进入人体，产生水平感染。水平传播包括血液交换或性行为，如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口部的唾液交换，如艾伯斯坦-巴尔病毒；含病毒的食物或饮用水，如诺罗病毒；呼吸入以气溶胶形式存在的病毒，如流感病毒；以蚊虫为载体，通过蚊虫叮咬注入人体，如登革热病毒。
　　病毒感染的传播速率取决于多重因素：包括人口密度、易感染个体的数量、医疗和天气条件等。可以说，这是病毒在人群中最普遍的传播方式。
　　垂直传播指病毒从宿主的亲代向子代的传播方式，主要发生在胎儿期、分娩过程和出生后的哺乳期。存在于母体的病毒可以经过胎盘与胎儿、产道与新生儿以及母亲与婴儿的哺乳途径，由亲代传播给子代。在多数情况下，孕妇发生病毒血症，或病毒与血细胞紧密结合而造成孩子的感染。
　　现在已知十多种病毒可引起垂直感染，其中以HBV（乙肝病毒）、CMV（巨细胞病毒）、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风疹病毒最为多见。垂直感染可致使死胎、流产、早产或先天畸形，孩子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或者成为病毒携带者。
6 病毒性疾病怎么治？
　　对付病毒性疾病，若是尚未发病，可以接种疫苗预防病毒感染；若是不幸中招染病，可以使用抗病毒药物降低病毒活性。
　　由于病毒必须寄生于活细胞内，这就要求抗病毒药物在抑制病毒增殖的同时还不能损害正常细胞和机体。从理论上讲，病毒复制周期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作为抗病毒药物作用于病毒的靶位，如阻止病毒吸附和穿入宿主细胞，阻碍病毒脱壳、释放病毒核酸，干扰病毒核酸复制及生物合成，抑制病毒的装配、成熟与释放等。
　　看似条条大道通罗马，但迄今为止，对于大多数病毒感染，我们并没有特效药物。现有的抗病毒药物大多标明一定的使用限制，甚至有时可对机体产生很大的副作用。
　　既然理想的抗病毒药物不多，于是，对病毒的预防显得尤为重要。袁正宏表示，病毒感染的一般预防原则与其他微生物感染的预防原则相同，主要是围绕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及增强人群免疫力三个方面来进行。人工免疫可以说是增强人群特异性免疫力的重要措施，其中最具成效的就是疫苗。
　　疫苗接种是一种廉价而又有效的防止病毒感染的方法。袁正宏说：&疫苗使得机体的免疫细胞被激活，告诉我们这个病毒是什么样子，将来一旦碰到这个病毒，就会有意识地将它消灭。为什么疫苗效果好？是因为它具有特异性，可以有的放矢。&
　　但与此同时，特异性也是疫苗的缺点，一种疫苗只能预防特定的一种病毒，其他不认识的，它就没办法。此外，疫苗还有滞后性的缺点，&疫苗必须要在发现病毒后才能研制。只有发现了病毒，再用科学的方法研制疫苗。&
7 病毒能不能预测？
　　对于一些既有的病毒，我们尚且无法预测，那新病毒何时来袭，就更难说清了。
　　所谓&新&病毒，可能早已存在于自然界中，只是最近才被人类发现。新病毒被越来越多地被发现，一方面是因为科学技术进步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使得原本无法接触到的病毒被带到了身边。
　　&有些病毒，它原本可能是在深山老林里，也有可能是在宇宙中。以前，这些地方都没有人去，但后来有人去探险了，有人登上太空了。回来的时候，病毒有可能也就跟着一起回来了。像SARS病毒，报道在果子狸等动物身上，以前就有，只是人类没接触它，也就和人体没关系，自然就没有发现。等到接触果子狸等动物，人类被这个病毒感染了，才认识到它的存在。&袁正宏说。
　　此外，病毒本身也会发生变异现象，一些病毒为了生存而进化成为&新&病毒。
　　病毒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通过病毒与细胞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病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发生遗传学方面的改变。病毒基因组自身碱基序列改变，以及两种以上病毒基因组之间的重组和重配都会使病毒的遗传物质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病毒形态的改变，宿主范围、细胞病变及致病性改变，等等。
　　袁正宏指出，有很多病毒，原本不应该在人身上，但通过变异之后便能感染人类。&有一天，有些动物的病毒，通过变异，突然能够被人识别了，能够通过人类的门，也就进来了。&
　　比如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俗称&猪流感&， 就是由一种带有和猪流感有密切关系的基因的A型流感病毒H1N1亚型新变种引致的。由于猪上皮细胞具有的特性，人流感病毒与禽流感病毒都能与之结合，于是，猪上皮细胞就能够被人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感染，而成为毒株间基因重组的&混合器&。基因重组之后，新病毒应运而生，成为让人闻&猪&色变的新型流感病毒。
8 遭遇未知病毒该怎么办？
　　&生物进化不停止，新的病毒就仍会陆续出现。&袁正宏说，虽然已有的研究，使得我们对于病毒有了预防和治疗的措施，但要完全消灭病毒，实非易事，至少以目前的科学技术仍办不到。
　　袁正宏解释，&病毒难以完全消灭有很多原因。有些病毒既能进入人，又能进入动物，又可以进入昆虫，这就很难控制。比如脑炎病毒，首先感染动物，之后蚊子叮咬动物被感染，接着它又来叮咬人，再把病毒带到人身上。这种病毒就很难消灭，要消灭它，不但要给人免疫，还要给动物免疫。&
　　虽然未知病毒防不胜防，但我们也不用过分恐慌。&2003年的SARS病毒，之所以如此恐慌，在于大家对新的病毒认识不足，只知道是一个新病毒，具体是什么病毒也没有方向。再加上当时也不够重视，觉得传染病那是解放前、穷的时候的事情，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心血管病，肿瘤更多。老百姓对这方面的知识就更缺乏。&袁正宏说，只要我们有正确的认识，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是有机会打胜仗的。
　　&2009年的猪流感，虽然来势汹汹，但我们也在短时间里搞清楚了病毒的结构，且研发出了疫苗以及抗病毒药物。&他指出，目前的科研技术已经能在72小时内搞清楚病毒序列以及大致结构，明确是否为新病毒，&一旦知道是新病毒，以现在的条件，可以快速培养，进而研究。用最快的速度研制抗病毒药物及疫苗。&
　　对老百姓而言，遇到未知病毒时，首先要做到的是克服恐惧心理，做好个人卫生，家里要通风开窗。尽量不要前往人流密集的地方，比如大型活动和会议场所。
　　袁正宏提醒说，网络时代，信息量很大，谣言也多，老百姓要懂得分辨真假，不要误信谣言，有问题还是应向专业机构寻求帮助。
　　袁正宏强调，&平日多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的免疫系统是具有一定&自我&和&非我&的判断意识的。遇到不是自家人却偏要闯进来的不速之客，总会尽可能抵抗。至于能否抵抗成功，就看个人造化了。与疫苗不同，我们自带的防御系统是一种广泛的固有免疫，虽然其特异性没有疫苗强，效果也没有疫苗好，但可以使得我们在面对新病毒的时候，尽可能将其伤害减少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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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描述：阿福，我打小的玩伴，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因为我的原因，给他带来间接的伤害，如果可以，十年前的那个晚上我一定回去跟你说再见，但是今天，我却只能说，阿福，我们能不能不忧伤！
十年前没说再见 今天只能说“阿福 我们能不能不忧伤”
时间： 10:52:40
看着窗外点点星迹，我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却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一遍遍闪现着阿福的身影！打开手机一看，现在已经是凌晨3点，阔别十年，第一次回老家，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打小我在农村长大，和外婆住一起，阿福是我在乡下最好的伙伴。记得小时候，砍柴、爬树、抓鱼...阿福什么都会，每每摘到野果，阿福首先就拿给我吃。阿福虽然成绩不到我好，但他从小就体格健壮，天天照顾我，是我的小大哥。可是，今天再见阿福，和当年他留给我的印象相比，着实让我心里有了落差，青黑的胡渣，头发蓬乱，眼神也不到小时候有神，更加让我惊讶的是，阿福是一瘸一跛来村口接我的，十年了，不长不短，到底在阿福身上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我这个做兄弟的自从回城里读书就再也没有过问过。
见了阿福，除了礼貌性的寒暄一下，十年里本该有太多的话，太多的问题，却一句也说不出，一句也问不了，十年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横亘在我和阿福中间，我们却怎么也跨不过去。后来，听奶奶说，阿福的脚是在我走那年，好像就是我走那天晚上被火烧伤造成的。顿时，我呆住了，我走那天晚上，火...一串串字符将我带进了十年前的那个夜晚。“阿福哥，明天我就要走了，我想在临走前吃你烤的红薯”，“行，没问题，你去地里挖几个红薯，我来生火，把火生的旺旺的在这等你”。“不干，你去挖红薯，我来生火，生火多好玩啊”，“不行，这土灶是爹今才搭的，你不会用，火大了不行，还呛人”。没办法，我只得乖乖听话去地里挖红薯，刚出门没几步，就看见姥姥小跑来找我，说：“娃，赶紧跟我回去，你妈来接你了，说明天就要去城里学校报到，晚上就得赶火车走。”就这样，没来得及和阿福道别，我就走了...
想到这里，我不敢深想了，也不敢多问，偷偷跑到阿福家，躲在墙角，看着阿福在10年前的那个土灶前生火，炊烟，而我却没有勇气去直面他，也不知道能为他做些什么，怎样才能稍稍弥补这十年的亏欠。走出他家，我拨通了村长的电话，随后又拨打了世纪安彩节能燃气的客服电话，订购了一批世纪安彩节能燃气灶和燃气，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我想我能为阿福做的只能从这里开始...
我想说，如果可以，十年前的那个晚上，我一定回去和你说再见，但是今天，我却只能对你说，阿福，我们能不能不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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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如何评价柴静《看见》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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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说话：柴静在书里说：“我花了好多年才学会平常说话。“ 以前看了些书，又刚创业，自己觉得肚子里面有很多干货了，和人说话，说事情，便总要争个输赢，引经据典。平常也好为人师，以语出惊人，一棒子打死对方为乐，现在想起那时的嘴脸，是多么可憎。
如何写东西：
如何坚守：
下次补充....
【GayScript的回答(43票)】:
我在看这本书时做了很多笔记。个人觉得这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
让我们看到更多真实发生的事情。没有因为某些事情不重要、不被重视就被忽略。孰是孰非，大家自己判断，柴静作为一名记者只是把所有的真相展示给我们看，比如药家鑫、虐猫女、卢安克、非典护士、奥运会运动员、两会会员、社区百姓……不因为内心的激烈情绪就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大家有理由愤怒、鄙夷、不耻、震惊、感动，但更有理由知道事情的真相。这本书写的不仅仅是柴静和她的成长，更多的是她身边的同事（包括一些我们熟悉的央视主持人）和她所采访的人。各色各样的英雄、罪犯、贩毒、拉皮条、普通百姓，作为这个社会发展的一员，展示了真实的自我，让我们看到了无数人的内心世界。书里有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关于生活、社会以及成长的对话，比如我摘录在笔记里的这些——我问一个哈佛的老教授，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怎么改？他说，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变。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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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媒体有偏见，是的，可能媒体会有偏见，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但纠正偏见最好方式就是让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去唤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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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岁的达娜，穿着从约旦买来的二手跑鞋，鞋帮是裂的。教练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接她去巴格达大学操场上训练，都要穿越两派交火的地区，她躺在汽车后座上躲避子弹。但大学的灰泥跑道是露天的，有次屋顶上的狙击手向她开枪，子弹擦过她，打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她晕倒后，第二枪打在了地面上，泥溅在她脸上。一刻钟后，她擦了一把脸，又回到场上：“如果坐在那里不训练，就会不停地回想起枪击的情景。当你训练的时候，才会忘记所有的一切。”
他（钱钢老师）说，别太急着回答对还是不对，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向《纽约时报》的老编辑Clark发牢骚：“他们根本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试图做什么，只说你乏味。”他看着愁眉苦脸的我，笑得咳呛起来，以老人的宽厚拍拍我肩膀，说：“不要去听那些声音，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
我问他：“你将来想干什么？”小伙子听坦率，“当制片人。”“当了制片人呢？”“当台长。”“当了台长呢？”“影响别人。”“影响别人什么呢？”“……这个还没有想。”我说：“你还是给我一个宾语吧。”一个动词总是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没有宾语，它不知会落脚何处。“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改变不是目的？”“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但你不怎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那我们做什么呢？”“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他（卢安克）在信中提到一个在非洲塞拉利昂参加内战的十二岁小孩，杀了很多人，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觉，他天天吸毒。后来这个孩子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解释：“我们加入部队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时盼望着安全，盼望着自己属于什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
节目播后，也有一些人在我博客里反复留言，说：“你为什么要播一个杀人恶魔弹琴的样子？让他父母说话？”宋打断我时说过：我知道张妙是无辜的，但你现在的疑问是，药家鑫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在告诉你这个。二十三岁的宋尝试着以他的人生经验去理解同龄的药家鑫，并不一定对，但他打断我，是觉得，如果带着强烈的预设和反感，你就没办法真的认识这个人。也难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看守所里，一直不知从哪里来的小猫，每天会从冲热水的小窗口里露出头来，人人都省下馒头争相喂它，“那个猫是个特别大的安慰，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还能喂别人。你会听到，隔壁的那个黑社会本来特别厉害，能听着他在隔壁骂人，特别凶。就那猫一区了，他也叫，‘喵’，特别那个。”都是人，也只是人。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说，自己刚进法院时，血气方刚，豪情万丈，认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但是，他第一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时，临刑前，死囚忽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曼联迷惑地看了看在场监刑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点一下头：“给他挪挪。”对在场所有人说了一句：“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
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三岁之前，母亲把她寄养在别处，带着姐姐生活，重逢后她觉得母亲不亲，觉得母亲更喜欢姐姐。五十年过去了，她养两条狗来修复自己的创伤，“因为那个不公平的感觉一直在”。原来那只养了六年的狗叫小妹，总是让她抱，趴在怀里，新来的流浪狗妞妞在旁边眼巴巴看着，她想放下小妹来抱妞妞，但小妹不肯让出位置，她放不下来，也就体会了“当年一直跟着母亲长大，突然加进一个成员时，我姐姐的难受劲”，知道“在每个角色里待着的人，都会有很多不舒服”。她说，知道了这一点，“我就原谅了我母亲”。
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摄影机在场？但只有一位拿了奖，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间，他转过身来，拍的是人们惊恐的表情。谁都可以作选择，区别在于你的选择是不是有价值。
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因为真实。没有人都有自我声明的权利，哪怕是罪犯，柴静给了大家一个机会。不管好的，坏的，她都写给我们看了。她没有强加评论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她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真相后，自己评论。
【陈珊的回答(9票)】:
经朋友介绍看柴静的＜＜看见＞＞，新书到手，厚厚的一本很有质感。400多页，一天半时间，我已读完一小半。
柴静写自己，我看到了自己。
柴静写别人，我看到了社会。
柴静写自己：写出初茅炉时的浅薄，写自已如何在各种人的点播下成长成现在的样子。人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不一定哪天，突然就开了窍，不经意就成长了起来。只不过有些人长着长着就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柴静写别人：她自己的节目叫＂看见＂，书也叫看见。也许对她来说，做为一个新闻记者，她只能把看见的原封不动不加任何观点的传递给观众。所以她写书，把电视上不能表达的，以纸媒的方式表达出来。她让你知道，哦，原来你可以这样，原来你可以那样，原来社会上有这样一些人存在，原来事情背后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
读＜＜看见＞＞，让我了解，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柴静是个好姑娘，我也是个好姑娘。
【成长的回答(3票)】:
没看。但是对那么多人喜欢柴静这个现象感兴趣。
看到一张柴静跟老罗等人的合影，碰巧前看过一张林徽音当年跟泰戈尔等人的合影。当年也是公知吧。
是不是每个时代都有个知名的沙龙夫人？
除了鱼玄机、林徽音、柴静，中国历代还有哪些知名的沙龙夫人吗？
【陈诣文的回答(4票)】:
看到一个一直在成长的柴静，不断对自己的定见，提出疑问。
在看关于非典的那一章时，险些掉泪。
尽管她的观点，对于社会和新闻的理念，我部分保留，但是谁都愿意和一个追求心中理想，并且不断践行的人好好聊聊。
尽管是以书的方式。
【Shawn的回答(2票)】:
换个角度看，个人认为这本书不只记录了柴静自身的成长历程，还记录下了当前的中国。
这种记录，不是波澜壮阔式的描绘，而是从柴静的每一次采访，做的每一个节目中反应出来。
非典，农村征地，留守儿童，家庭暴力，正龙拍虎，汶川地震，北京奥运，药家鑫事件…
这些事件难道不就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吗？柴静从在这些事件中收获了个人的成长，她在面对这些事件时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同时通过她对这些问题的探寻，思考，也表现出她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忧虑和关切，没有豪言壮语，却又在字里行间。读的时候始终有这样一种沉重感压在心头，但柴静又会让你觉得仍有希望，就在不远的前方。
作为一个非媒体人，能学到的东西也是挺多的。这里只摘录几句比较触动我的句子（读的太投入了没怎么做摘录Orz。。。以后有空补充）“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惟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人其中，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吴思的回答(6票)】:
看完这本书，看到了一个成长着的柴静。
她从一个同情他人的与事件无关的角色，转换成一个在矛盾与争斗中战士的角色，逐渐变成自己人生事件的主角，向自己内心探索答案，从采访中探索答案的哲人，变成一个能够准确感知，深刻理解的人。首先她是个人，不必是个记者。作为一个人她很优秀。好好做自己的工作，仿佛一场修行。
如三表兄所说，好好做自己的事，都可以这么成功。柴静的成功不在于她被我们知道，被人们追捧。在于她好好做自己的事，过自己的日子，满足了自己的追索。
她自己内心实现了战争之后的和平。让人深深感动，爱上的和平。
【魏畅然的回答(1票)】:
看见，看见什么
看见别人，还是看见自己？
我每天都在看见别人。大街上、天桥底，到处都有别人的身影。
只是在照镜子时，才能偶然瞥见自己。黑发、戴个眼镜、鼻梁有些塌、嘴唇厚却不性感。不是阿汤哥，也不像刘德华，甚至还不如院儿门口摊煎饼的小伙儿。
虽然深知“知人易，知己难”，但抛开了镜子我又究竟如何才能看见自己。我看得清前路，却看不见自己，再回头望望后路，也还是众里寻他。
于是我问朋友：“嘿，你看见我了吗？”
“当然看见了。”
“为什么我看不见？”
“因为你只能看见你能看见的东西。”
“那我到底能看见什么？”
“你能看见我呀。”朋友大笑。
恍然大悟。
虽然我看不见自己，但却能够看见你，也就是“另一个我”。只有通过看见别人，我才能看见自己。
如果我的面前只有一种人，那么我只能看见从他们身上投射出来的一个自己。但如果我的面前有一千种人，我就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一千个自己。所以我必须要走更多的地方，去见更多的人。然后从他们身上找到“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最终答案。
她完成了我的愿望。她走到了许多我走不到的地方，见到了许多我见不到的人，她用脚丈量了自己与世界间的距离，然后用她温柔的笔触告诉我：“朋友，在探寻自己的道路上，你并不孤独。”
于是我的生命被拓宽到了央视，来到了非典现场，走到了同性恋者面前，站在了大雾锁城的山西，亲历了六级余震的汶川。歌德让他的弟子去参加一个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我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他：“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
她热爱这世界，并且为它战斗。
记者的自我修养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回到北京，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我对面：“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了，节目有人味儿了。”他笑：“你是文学青年，还是记者在发问？”“有什么区别么？”“像我们在急诊室，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会陪着他们难受，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泪水涟涟，这帮不了他们，冷静询问才能求解。”我有点强词夺理：“你说得对，但我还做不到，也顾不上，我就是那个刚进手术室的小医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伤口。我有我的反应。”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还产生了个新名词，讨论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鹏瞪着大圆眼来问我：“你为什么要给他擦眼泪？”“那你怎么做？”“什么都不做，这才是记者。”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有位观众曾经在博客里批评过我，我觉得说得真好，女人酒局上，说给她们听：“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老师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实习生跟着我，练习写解说词，写到“遒劲有力的大手”，被我删了。他说这不挺好吗？我说：“我们不要形容词，少点修饰。”他说：“你不是说要有感情吗？”我说：“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晚上回到家，宋发了一个短信，说他在查一些关于我的资料，看到网上讨论“双城的创伤”时，记者是否应该给小孩子擦去眼泪，有人说这样不像一个记者。他说：“我想告诉你，如果你只是一个记者，我不会跟你说那么多。”我每每和老范吵架，分歧都是，她时时处处要为我们采访的人着想、开解。而我担心这失于滥情，不够冷静，觉得工作应该有铁律，必须遵从，不惜以冷酷来捍卫。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这之后我觉得世间有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人其中，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以上11处以时间顺序排列，划横线的有6处，此6处为柴静认为记者应该理性，不应该在采访中掺杂自己的情感。剩下5处为柴静认为即使是记者也应该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融入报道之中，而且如果真得可以打动被采访者，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十年里，她一直在纠结，也一直在探索。客观与人性之间的那个点，她始终没有找到。但这并不可怕，因为就在这样一次次地推翻、建立、再推翻、再建立的过程中，她已经越来越接近那个出发时的目标：看见自己。
重庆森林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Skinny Puppy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兀自想起《重庆森林》中最单纯的王靖雯。
【张允浩的回答(3票)】:
看了一半，我觉的看这个书是心灵洗礼一个过程，由于柴静给我们的感觉是冷静、睿智、正义……所以她的书犹如一部3D电影，我们就在她身边一点一滴体会，可以让我们清醒的看到自己，看到社会，看到真实，看到良知……面对环境的污染、面对儿童集体自杀、面对家暴等问题，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让我们每个普通公民一起思考，唤醒主人翁精神，拒绝冷漠，让我们的世界变美好！
【Zen Ting的回答(2票)】:
从文字中，我看见了久违的自己。
昨天晚上开始看的，还剩50多页。
【LSin的回答(2票)】:
今天刚看完。觉得很好。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人群的，也不是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可以客观没有偏见，柴静安静地告诉我她采访时的故事和她的感触。我也就明白了无知与偏激是我的弱点。从中看到那个不完整的自己，是我阅读的意义。
【纥豆陵的回答(3票)】:
每天晚上回家收拾完了看一章《看见》是这段时间每天期待的事，即便昨天刚拔了牙，疼的晕晕乎乎，还是看了一张，这本书是天天惦记但不舍得看太快的那种。
评价谈不上，我可以说一下我为什么喜欢。
1，是一本很真诚的书，能感觉的到她很诚恳地记录下自己当记者成长的过程，这本书不光是写给别人，也是写给她自己，一个人很认真地总结她的过去，呈现出来的文字就是很负责的，不是应付读者的。
2，柴静的很多采访总是围绕着敏感和边缘的话题，有人也说他作秀，做的节目不关注时政，关注些“盲区”。可是盲区总要有人看见的，特别是在中央电视台这样主流的平台，如果她做了这样的节目，播出了，多少都会对盲区里的人有所帮助，被看到、被尊重、被在意。而从她的书中，也可以看到她的出发点不是顾意报道偏门的东西，是她从潜意识里就对弱者有种亲近，一个记者能首先承认自己内心的东西，跟随自己内心的东西，做个活生生的人，本身就挺了不起的。何况，所谓的“盲区”也并不遥远，我们正正常常的生活，但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某个方面或者某种程度上，是孤独的，或者有“难以诉说”的苦，是希望被认知被了解的，她有时候就是说出了那些我们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反正，有一个章节，我读的哭了。
3.她采访的内容都是这个社会最激荡的部分，可是文字却很平静，就像她的声音和名字，安安静静的。读起来很舒服，你会跟着她投入，跟着她探内心的底，但还是冷静的，可以思考的。
我还没有读完这本书，但我向大家推荐。
【徐雅可夫斯基的回答(1票)】:
看了一半，觉得真实。彻底读过后再来讲好了。
【梦水依眸的回答(1票)】:
昨天买的，今天刚刚到货，粗略的翻了一下，字很多，不是像《幸福了吗》那种水书，应该蛮有料的。
【陈波的回答(2票)】:
说实话，我、不、大、喜、欢、总觉得很别扭的感觉、
【徐鹏的回答(2票)】:
第一次写读书笔记，练手。纯属打酱油！！！
1、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 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微评：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缺少什么，我们以为自己懂得很多，只是有一点我们总是恐惧，不敢去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也许正因如此，活着的我们不仅在蒙昧中挣脱，也渐渐的变成了我们曾经不喜欢的摸样。
2、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入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到了几个层面？
微评：本书中我对陈虻的印象很是深刻，他像是一个大哥哥的角色却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智者，他批判、犀利、成熟、理性、正直......几乎能形容一个好男人形象的词他都能搭上。我不是做新闻的，但我深信这不是一个自行决断的行当，你应该充分利用你的资源去提供有益的信息（收集筛选），从不同层次深入浅出的表达出来那些事件本来的模样（传播），让观众自己去理解去思考去判断，这点让我想起了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记住，你是个传播者，而不是决断者。
3、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微评：小时候，我很内向，特怕陌生人，也不喜欢见人就问候这样，不仅算不上一个讨喜的孩子，还特别遭人嫌。所以父母时不时就说我，说我以后要学会做个讨人喜欢的孩子。那时还小，只是听听，但是做不到。现在想想如果父母从不说我，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强烈的意识到这点，我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的自己。批评时常发生在你亲朋之间，亦或是工作关系中，我们怕被批评，更怕沉默。好像说的没什么太大关系哦。
4、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微评：记得2003年那次非典，我还是个农村的小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非典，只知道放了一个月的假好开心。很多外出打工的人也都回来了，但是村子里或是变了清冷了很多，人与人少了些交往。有人说，真实的数据可能会引起群众的恐慌，中国10几亿人口，乱起来可不得了；也有人说，我们连知情权都没有，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会更可怕。而我更偏向于后者，也就是说上海市的官方微博处理这次H7N9的做法我很赞同。没有为什么，我只是觉得，我应该知道些什么，而政府也应该这样做。
5、（1）人总是要分开的，但有的东西永远在的，就像书本身那句话，“天涯若比邻”。
微评：即将面临毕业的我看到这话甚是有感触，若真是的想念一个人到一定的程度，你会去找她，就像那些孩子们去另一个世界去找她的同伴一样。而毕业后我们若还是想念，交通如此便利，找一个人还是问题吧，只是，只是这种感觉已不是你可以道明的了。
（2）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要的是轻蔑。（双城的创伤）
微评：我不知道这句话当时那孩子能不能听懂，若是我，我肯定不懂。这话分量很重，但对于现在的我们理解上没有问题，只是懂得多了，不代表你就能做到，若是我，我做不到。
双城的创伤，最大的谜，其实是孩子的内心世界，能不能打开它，可能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每每看到孩子，我都想到了教育。
6、第五章：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火溶于水中。
微评：关于同性恋。和朋友几次聊到这个话题，上个月去英语角碰到一个美国大汉，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问我们：“你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选择还是别无选择”我记得好几个男生说了是一种选择。曾看过一篇文章，也是说同性恋的，说道：这个问题绝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他们并不是主动选择去做一个gay，而是基因决定了他们的爱情是同性，别无选择。我们这一代也许更能去接受同性恋，去容忍，但我知道上一代的人很难做到。有些爷爷奶奶级别的甚至对此深恶痛绝，比性教育更为难以启齿，而且绝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每当我们听到安全套，我们第一反应想到的是性而不是安全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败了，下一步还很艰难。我再次想起学校澡堂里留下的那个“帅哥搞基，详情联系......”有些东西对同性恋来说比生命还重要，那就是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不能够提供，这种痛苦、压制、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成为社会一个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顽疾。让人自由爱吧，越自由越纯洁。总有一天，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火溶于水中。希望这一天比共产主义来的早一些。
7、第六章：沉默在尖叫
“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
微评：这章写的是监狱的女人。看过的人都知道这里面的女人其实很多都不是“坏人”。她们有些是受丈夫虐待，有些是看到儿女被虐，而后选择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绝路。总之，都有苦衷。我说说李阳。我曾参加过疯狂英语的培训，也曾觉得李阳是个很牛逼的人，从自卑到自负，他的路也算是艰难，我喜欢他说的做事要学会厚脸皮，也就是enjoy losing face。直到家暴事件发生后，我对的他看法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许我们根本不应该去评论一个人，我们要评论的是这件事本身。他公开在媒体上说他不爱妻子，结婚为了“中美教育的比较”。他说自己代表的是中国文化，Kim代表的是西方文化。而孩子只是实验品，也是牺牲品，为了“大爱”要要牺牲的“小爱”。我不会去说他的选择是对是错，本身这种做法是违背伦理的，而我再去说他家的事对与不对，似乎自己也被套进来反伦理的牢笼，但我还是反对对人性的一种不尊重，也极度反对甚至厌恶他说他代表中国文化，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践踏与强奸。
其实柴静本身想要说明的可能是关于人对人的一种尊重，去探求人的内心真实的想法。为什么这些女人会如此“出格”的去杀害别人，是什么她们可以这样做等等......
8、“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不需要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精神。”
微评：老实说，独立和自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字眼，但我到现在还不是很明白。特此百度了一下：独立是单独的站立或者指关系上不依附、不隶属，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做某事；自由，有政治上自由、法律上的自由、哲学上的自由，基本解释是由自己作主，不受限制和约束，顺天道而行之。看完了还是不明白。从一个角度说，一个人除非是独立的人，否则不可能是自由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人最终的独立，包括人格的坚挺，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充分的自由。自由使自主的选择成为可能，自由使我们能够服从于内心的召唤而不是屈从于外部的压力。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句话听了多少遍，多么有力量，可是尼玛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
9、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微评：有了恐惧，有了痛苦，有了失望，才会有希望；有了缺乏，才会去弥补；有了软弱无力，才会去坚强。
10、第十七章：无能的力量
（1）曼德拉说，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2）从世俗的意义上说，卢安克做的事情没用，没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广，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
（3）这些痛苦也不是没有用，从痛苦的经历中我得到将来面对问题时需要的力量。
（4）如果自己作为老师，想象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象就好像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象。
（5）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一旦了解了卢安克，就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人们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卢安克并不是要打翻什么，他只是掀开生活的石板，让你看看相反的另一面。
（6）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传统的家族、集体断了，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空虚只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能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与别人去比较，不会因为钱，因为外界的压力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7）青春期的孩子是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的，所以他说，说话是没有用的，让他们一起进入，共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感受会像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缓缓滋养。
【吴洲的回答(1票)】:
很好看的一本书，如果以这本书为蓝本拍成电视剧的话就是一中国版的The Newsroom。看这本书时候代入感很强，也很让人感动。这种阅读感受，首先来源于书中描写的都是真实的新闻事件，我们对于这些新闻时间也算是见证者，比如像“非典”、“汶川地震”，但我们却未必会认真思考这些事件，看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再去重温和思考。其次，就是作者对细节的描写实在牛逼，所以在阅读的时候会有一种在看电视节目的感觉。
除此之外，还可有了解到一些新闻制作幕后故事和记者的日常生活状况，很有趣。
【苏克的回答(0票)】:
好看。我是先在《一个》上看到的其中一章＜山西山西＞，然后买的。慢慢看，一章一章看，快看完了。学到不少。
【陈伟彬的回答(0票)】:
刚看完这部书。我还是挺喜欢记录生活的书。每看一个人的成长和心路历程，都会有所收获。
看完柴静的书，一个记者的成长历程，也只有柴静有这些机会接触这些人，当中提及到的很多事件很多人物，背后带来的思维方式的思考，是我看完书后最大的感悟。
不过这本书最近炒得很火，感觉也没必要说出太多太多的所谓特别和精彩，不带目的，让读完的人客观地评价。真好。
【何文思的回答(0票)】:
这本书是每天一章慢慢看完的，作为一个正在成长正在拓宽对世界的认知的高中生来说，我觉得这是一本很棒的启蒙书——暂且叫它启蒙书吧。她在书里不停地强调“真实”二字，“真实自有万钧之力”“真相会流失于涕泪交加之中”这两句印象很深刻。看过全书后，再看新闻，再看时事的时候，会摒弃之前所明显表露出来的愤青的言辞，开始从不理智，不求真相的幼稚中脱离出来，也开始更多的关怀别人，更主要的是，有了更多的思考，关于正能量的思考。
【Bob李的回答(0票)】:
第一遍读完恍然大悟。
强忍着没拿笔勾画。
怕勾的太多，误了分析和阅读。
第二遍，一些不熟悉的人物形象化。
像一部纪实电影，分十几个场景，尤其是汶川、双城、非典。
高考完后还会继续研究。
【叶斌的回答(0票)】:
因为真实，充满人情味，所以喜欢
【栾越的回答(0票)】:
某个片段让你的人生投射她的故事中，这样你就喜欢了。共鸣少，涤荡小
【张朝的回答(0票)】:
通过记者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了被大部分人所忽略的社会现实。。。但是每个片段都会打动人心。。。读的时候，心情一直是很沉重的。。。千万别把它当成一部消遣时间的作品。。。有点像一部长篇电影，将最近十年的画轴慢慢打开，只不过呈现的大都是被我们所忽略的。。
【李帅的回答(0票)】:
说说自己的感受啊，上学的时候看到柴静一个说独立思考的视频，留下了颇好的印象。邻座的同事买了一本《看见》，借来看了前面的一点内容，没看下去，原因有二：1. 文章写的一般，有点太流水帐；2. 写的内容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收获不了什么。
【式微的回答(2票)】:
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这些不多的原文节选应该足够了。
（P.S：如果你的专业有关新闻，有关媒体，这本书值得一读再读。
序言节选——
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话很普通，只是一句常识，做起这份工作才发觉它何等不易，“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正文节选——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有位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专业人士和普通人都觉得可笑，但这人在节目中说：“小人物也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别人笑，史努比只自嘲，从不反击，也没见他对人凶恶，我有时觉得他有点近于怯懦，他只说：“道德，不是没有弱点，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这场官司关于五毛钱。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五毛钱不合理，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他是个普通的学法律的学生，连个律师证都没有，以“公民”的名义打官司。两年多，他打了七场──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贏，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我说。“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当三K党对黑人的攻击威胁到人身安全时，以暴制暴按理说是人最本能的反应，纽约的黑人领袖马克西姆·X说：“非暴力是在火药桶上放上一块掩人耳目的毛毯，现在我们要把它掀开。”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忍受着攻击、殴打、被捕、被泼上一脸的西红柿酱，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坚持多久，没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承诺，他们不可能嬴得声名，也不知道能不能有结果。科学家说：“仇恨，是一些初级神经组织，深深栖身于人脑最新进化的外部皮层之下。”可为什么在一九五五年，他们的选择并不是最原始的反应方式──忍气吞声？或者，战斗？焚烧？抢掠？破坏？一九二九年，当马丁出生的时候，美国黑人的中产阶级已经渐渐形成，虽然有很多种族不平等的条规，但是他们享受着宪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马丁可以在南方的黑人大学里，读到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在波士顿读博士前，已经熟悉了甘地“非暴力抵抗”的观点。再小一些，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可以与白人孩子一样，从课本里读到《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一个人的本能要求他逃避或是还手的时候，他能留在原地、忍受着攻击的前提是，有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并且深信对方会回到游戏规则当中来。
郝劲松打贏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但我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张洁这人宽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样子，就作罢。《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我认为只要掌握的事实并无错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说过：“电视就是瞬间，要有戏剧性。”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九一一”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美丽的美国》，这些都为他赢得“勇敢无惧”“富于感情”的声名。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时忘了在采访。”我对袁总说，观众没人批评啊，还挺喜欢，觉得“性情以对”。袁总黑着脸：“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
采访华侨公司老总时，他说服从法律判决，也可以接受媒体的“豁免权”，但他说有一个疑问：“你也是做记者的，你说说，只听了一方的言论，没有另外一方的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新闻呢？”我问过当时杂志社总编为什么不采访华侨公司。他说：“大多数批评报道，无论你怎么征求意见，结果都是一样。材料比较可作为证据，那就不必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全部都反映出来。”《中国改革》被起诉时，多家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只有对杂志社的采访，没有华侨公司的声音。大机构在当下往往能决定一篇报道的存废，媒体当然有警惕，有同仇敌忾之心，我也是记者，听到总编拒绝交出线人来换取调解，说：“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道德，让我下狱我就下狱。”会感到热血激沸。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采访中浮了出来，我把它按下去，又浮出来——“给每一方说话的机会”，这不是我们自己鼓呼的价值观吗？如果实在不能采访，要不要引用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证据或背景？很本能地，我想，强力者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当他们的发言权也被剥夺的时候，就是对他们的惩罚，惩罚就是一种约束。但我又想：“这样一来，我们和当初压制打击举报职工的华侨公司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劝说自己“我们是正义的”。可是，正义好像没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同的标准，不管我做什么节目，我博客底下总有人留言自称正义，说“凡CCTV赞成的，我必反对”。还有次与一位美国同行谈到中国内地的一个问题，他下了一个绝对的判断，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他打断我：“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记者。”“真正的记者首先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我说。“你们是没有信誉的一方。”谈不下去了。二〇〇六年，四十八岁的安娜·波莉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四年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女记者进人七百多人质被绑架的莫斯科剧院，充满敬佩。车臣绑匪要求她充当与政府之间的调停人，绑匪信任她，因为她在报道中一再公开批评普京的决策给车臣造成的痛苦。她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有争议，普京和车臣武装都被怀疑。去世前不久，车臣武装的负责人巴萨耶夫曾约她采访自己，她拒绝了，说在人质事件后，“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与他谈的，这世上没有英雄，只有受苦受难的人民”。她是十五年来，这个国家第四十三个被暗杀的记者。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杀害记者的人是想让人们恐惧——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惧。”有张照片是一位老妇人把白玫瑰放在她遗像面前。我写道：“俄罗斯的人民用花朵纪念她，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比什么都柔弱，但比恐惧更强大。”我被这支玫瑰深深打动。后来遇到美国政治学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钦敬口吻谈起安娜，Ann迟疑了一下，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为什么？”我有点意外。“因为她的报道中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我说安娜说她的原则就是“批评是记者唯一的语言”。她摇头：“这样的报道很难客观。”我认为她是美国人，不理解俄罗斯的记者要承受什么，“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她说：“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我依然尊敬并学习法拉奇和安娜，但也开始重新思量采访，她们甘冒枪林弹雨，为一次采访可以倾注生命，性烈如火，同情心极深，但也容易将世界分为掌权者与被侮辱者，将历史的发生归功或归罪于某一个人，容易将好恶凌驾于事实之上。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后写《愤怒与豪》，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都是“坏蛋”、“强奸犯”、“蛆虫”这样的字眼。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想起在“百家讲坛”采访易中天，他反客为主，问我，“新闻调查”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你说说，什么是真相？我想了想，说：“真相是无底洞的那个底。”有观众看了这个节目，在我博客里留言：“那你说说，什么是探寻？”底下有另一位观众替我写了个答案：“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采访完重庆这期，我给钱钢老师写信，说这期节目让我不敢轻易再对任何事物直接发表评论。“我对一方缺席的采访抱有疑问，哪怕技术上来讲证据没有任何问题，也必须让他们说话和解释。即便这些解释会让我们本来简单的是非变得混沌，会让我被动，让我在采访中陷人尴尬，让我可能必须放弃一些已经做完的不错的采访段落，会带来节目被公关掉的风险，也必须这样做，不仅是对他们负责任，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完成对世界的复杂认识，哪怕这个认识让我苦苦难解，让我心焦，”钱老师回信说：“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东西胁迫，包括民意。我们要站在二〇一二、二〇二二，甚至更远的地方来看我们自己。”信的最后，他说：“不要太爱惜你的羽毛。”我明白他的意思，做调查记者最容易戴上“正义”、“良知”、“为民请命”的帽子，这里面有虚荣心，也有真诚，但确是记者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现在如果要把帽子摘下，有风雨时也许无可蔽头。
转变看上去突兀，但在最初面对大量反对声音时，晃动其实已经开始，人往往出自防卫才把立场踩得像水泥一样硬实，如果不是质问，只是疑问，犹豫一下，空气进去，水进去，他两个脚就不会粘固其中。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一个人一旦左右摇摆，新的思想萌芽就出现了，自会剥离掉泥土露出来。采访不用来评判，只用来了解；不用来改造世界，只用来认识世界。记者的道德，是让人“明白”。
那位朋友看到的节目中，我采访的官员批评上级政府财政决策失误，说了四十五分钟，很坦率。采访完我问他：“您这个性怎么生存？”他说：“官僚系统是一个复合系统，只有一种人就玩不下去了。”“那你靠什么直言不讳还能让人接受？”他说：“准确。”我想起问过Ann如果你认为安娜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方式，那什么是？Ann说：“Doing the right thing is the best defence。”——准确是最好的防御。无论如何自制，人的情绪是根除不了的，有时松，有时紧，永远永远。我让老范编辑时把我表情过度的镜头掐掉，她不听，有时还要强调出来，加点音乐，觉得记者有情绪才能带动观众。我拿她没办法，只能自责：“你给我做一个牌子，采访时我再不克制就举牌子，上面写两个字：‘自重’。”没办法，方丈说得对，和尚和记者这两个工种，都要求人“能持”，持不了，或者不想持，只能别干了他送我那本《金刚经》里，有一句“念起即觉，觉即不随”，人是不能清空自己的情绪判断的，但要有个戒备，念头起来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就不会跟随它。有位观众曾经在博客里批评过我，我觉得说得真好，女人酒局上，说给她们听：“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我猜想柴静老师做节目、写博客时，常是热泪盈眶的。得诚实地说，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因为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他写道：“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有天翻书，看到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说：“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初做记者，我有过一个习惯，问那些被指证的人：“你不对这件事感到抱歉吗？你要不要对着镜头对当事人表达一下？”总觉得这样才能收场。袁总有一次批评我：“媒体不能介入，只能在对方有需求时提供平台。”这个界限细如一线，但决不能迈过。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一个片子里的人，心里有什么，记者只要别拿石头拦着，他自己会流淌出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这话太硬了，我消化了好久。他界定“观察”的实质是：“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陈虻某天在楼下碰到我，说：“我今天琢磨出来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要服务，不要表达。”这话没头没脑，我也不知怎么搭腔。他说刚才在讲课，有个人问他：“我们这工作，如果只是记录一个人的生活，跟着他走，我们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没有意义啊？”他生气了：“他活着，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达思想的一个道具，他活着才没有意义呢。别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里发生的东西。”他说：“别瞧不上服务这两个字，描述复杂比评论简单难多了。”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时，曾与《朝日新闻》的人讨论如何写评论，对方说：“现在早过了我提供观点让别人读的年代，我们只提供信息，让人们自己作是非对错的判断。”
做新闻调査后，遇到热点事件时，我常与同事讨论，“我们的落点在哪里？能有新意么？价值观能高于别人么？”但慢慢觉得，你有一千个漂亮的第二落点，有一个问题还是绕不过去：“真，还是假？”。美国的新闻人克朗凯特在世时，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五分钟加上评论，他拒绝了：“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版，最重要的是为电视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报道。”他的同事抱怨他过于谨小慎微了，但他说：“如果我一会儿想不带偏见地报道，一会再就同一题目发表一篇鲜明的社论，观众会把整个广播业看作持偏见的行业。”他每天节目的结尾语都是“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篇博客的名字。对虎照的调查中，几乎每个人物的采访，我都用了三个小时以上，交叉询问时间、地点、人物、证据、相机、速度、距离……知道节目中用不了这么多，有些东西也不便放在片子里。但疑问一旦开始，逻辑自会把你推向应往之地。采访时局长脸露难色说：“要不我们不愿意接受你采访呢，你问得太细可是，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我担心过观众对技术性的东西会感到厌倦，但是后来我发现，人们从不厌倦于了解知识——只要这些知识是指向他们心中悬而未决的巨大疑问。现在出发前，我只敢问：“我们能拿到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经过验证吗？从这个事实里我能归纳出什么？有没有跟这个归纳相反的证据？他们能不能被足够呈现？”
年底节目最终能够播的时候，我们采访了郝劲松，他对周正龙提起诉讼。我问他：“你是以公益诉讼知名，这次为什么要介人虎照事件？”郝劲松说：“我觉得这次仍然涉及公众的利益。”“指什么？”“现在华南虎事件巳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照片的真假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诚信、社会道德底线的问题，我们说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会。”“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一个真相呢？”“真相是一个民族发展最基础的东西，即便将来你査到有华南虎，这个照片真假你仍然不能绕过，因为这是民意的要求。”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八日节目播时，新闻时效巳经过去了。但播出的反应之强烈，让我觉得，人们不会忘记没有答案的事情。在真相面前，这世界上不存在特殊的国民性，人性本身想要了解万事原由。
美国有一个得普利策奖的华人记者，叫刘香成。作为曾在美联社、《时代》周刊任职的记者，他拍了四十年的中国，被认为是反映中国政治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他说：“其实我从来不拍政治，我只拍普通人，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出了政治。”我后来琢磨，这期节目中，陈锡文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这样。他不从意识形态或者某一概念出发，也不刻意站在它的对立面，说出事实时无所顾忌，也不故作惊人之语。他只是关心普通人的生活，他要解决这些生活中的具体矛盾。矛盾解决的方式，自然指出要走过什么样的路。审片时，我跟袁总谈：“我在这个片子里学到不能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他一笑，说：“不能用道德眼光看任何问题。”
我问过卢安克：“你写过，中国农村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着急了。怎么叫‘太着急了’？”卢安克说：“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我说：“会有人觉得那就太漫长了”——那人就是我，那人就是我。他说：“小学老师教了一批一批，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想改变，我没有这个压力。”我当时一惊，担心他坠人虚无：“如果不是为了改变，那我们做什么？”“当然会发生改变，改变自会发生，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压在我肩膀上的。”“改变不是目的？”我喃喃自语。“它压着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说，“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它会自己发生。”听他说话，内心长久砌起来的砖石一块块土崩瓦解——不是被禅悟式的玄妙一掌推翻，是被严整的逻辑体系，一步步，一块块，卸除的过程。我问：“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怎么就变了，就不那样了？”“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没有。”“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弃了。”这是我的困惑。“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所以没办法了，碰到障碍了，就放弃了。我也改变不了，但也不用改变，它还是会变。”“那我们做什么呢？”“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对原有的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是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从哪儿去找到不害怕的力量？”“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他在这次采访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我曾以为卢安克有信仰，我直接问了，他笑了一下，说：“为了自己的灵魂和需要向神倾诉吗？太自私了吧。”
采访完药家鑫和高晓松。编导和我都讨论过，要不要把舆论对他们的各种疑问都积累出来，再一一回答。我说：“我觉得还是只陈述，不解释吧。”老老实实地说出知道的那一点就可以了。何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完整，不敢说这就是结论，我只知道他俩身上携带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王开岭是我的同事，他说过：“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他还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你太偏激，就是你们说的愤青。”他接着说，“偏激就会傲慢，无礼。你很想做事，但要改掉这个毛病。”我想辩解，还算咽下去了，说：“那怎么办？”“多读书。”老爷子说，“另外，存在即合理，你要接受。”
先前一直想为这本书写些什么，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写。有些东西，都是悟在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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