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兴必须工业化,新苏南模式式

苏南模式的沉重遗产---阮加文二元结构下的“三农”问题及其出路:苏南模式的启示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何 军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吴豪杰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曲福田
内容提要:围绕城市工业化战略形成的城乡非均衡制度安排是新中国“三农”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改革开放初期以土地承包制、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标志的农村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城乡间的非均衡关系,但并没有改变二元结构的性质。在市场化、产权改革、国际化背景下形成的新苏南模式通过新型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加快了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多元化,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并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新苏南模式下的“三农”问题已经由过去二元结构下城乡对立的质的差别转变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下的量的差别。
关键词 二元结构 “三农”问题 苏南模式
一、工业化进程中工农、城乡关系的一般规律与“三农”问题的产生
工业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几乎所有的国家或地区,工业化都以农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大幅度下降为过程和结果。但工业化却需要农业这一本来的支柱产业在整个过程中发挥前提性、基础性和支持性的作用。在工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不同。工业化进程中工农关系一般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农业支援工业发展阶段、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和工业支援农业发展阶段。同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相类似,根据国际经验,城乡关系的发展情况也可以根据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农村支援城市阶段、农村与城市平等发展阶段和城市支援农村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阶段。尽管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在结构上表现出一些共性,但就其道路而言,由于受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发展条件、不同的制度背景甚至不同的社会文化基础的影响,不同国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代领导集体就从意识形态的高度为新生的国家设计了发展的目标,即通过实现工业化来摆脱落后面貌,并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赶超英美,从而实现国家的强盛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①。但面临的却是:“底子薄、一穷二白”的资源约束;对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决定了新中国不可能通过对外扩张来完成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世界的对立以及后来与苏联“老大哥”的分手,又使得新生的国家陷入了极度孤立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一条“对内剥夺”的道路。
显然,在城市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剥夺的对象只能是国内的农民与农业。这样,通过统购统销制度,用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把农村的并不充裕的财富向城市转移来发展工业,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为实现这一“转移”,国家必须借助一系列强有力的制度安排:在产权制度方面,通过初级社、高级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等组织形式把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从农民向集体转移,并最终控制土地的“剩余索取权”,实现对农村的“剥夺”。在城市,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工业,必须降低投入的成本尤其是工资的成本,因此国家实行低工资制度,并相应地用住房制度、退休制度、子女教育制度、粮食供应制度等福利制度加以配合,以保证对城市工人的激励。显然,城市居民的优厚待遇必定会对农村居民产生巨大的“引力”,如果没有其他制度安排的保障,必然引起农村居民大规模向城市转移,这一严重的后果将与集中资源发展城市工业的初衷相悖。因此,国家通过人民公社这一半军事化的组织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并用城乡户口隔离制度和城市粮食供应制度在行政上把农民死死束缚在农村。
但上述制度安排还不是全部,如果不对农民的生产行为加以限制,农民也可以在自己的家园利用当地的资源从事比较收益高的非农产业。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农民可能与城市争夺有限的资源;另一方面制约了农业的转移。于是,国家又借助意识形态对农村施加严格的控制:“以粮为纲”。这样,在上述制度安排与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国家完成了对农民与农村的全面控制,并借此开始并完成了对农村的“剥夺”与向城市的“转移”。新中国的“三农”问题也由此产生,表现为非均衡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与农村的全面差距。
二、老苏南模式与“三农”问题的初步解冻
(一) 土地承包、乡镇企业的兴起:国家与农民的合作性博弈
城乡二元结构的非均衡性导致了农民与城市居民利益的非均等格局。这不仅表现在收入、社会福利等方面,还表现在政治权利等方面。在这种长期的非均衡制度结构下,由于国家的大量“剥夺”与控制,人口增长的压力使得人地矛盾的进一步凸现,再加上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土地公有产权本身效率的低下,逐渐使得失去利益的一方(农民) 成为改变利益格局的潜在推动者。
事实上农民从未停止寻找改变非均衡的利益格局的机会,从20 世纪50 年代末期开始的“社队企业”到60 年代初期的“三自一包”都是农民在短期内借助制度上的漏洞或意识形态上的松动与国家展开的利益上的博弈。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国家还是利用意识形态的刚性控制(例如“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小生产”等) ,维持了这种利益的非均衡性格局,并把这些创新的苗头控制在最低的水平。
当20 世纪70 年代末期国家的意识形态出现大的变革时,这种潜在的创新主体就可能成为创新的“第一行动团体”。安徽小岗村的18 户农民的生死协议书标志着农民改变利益结构的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创新的开始。土地承包制度的实质是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情况下,通过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重新界定,对农民产生行为上的激励,从而激发其从事农业生产的动力。②这一创新很快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国家的认同和推广,并最终在农业上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率,农民的收入也随之增加。
但是,由于人地矛盾的进一步恶化,土地承包制的能量很快用尽。③从1984 年开始,农业生产开始出现徘徊。城乡的二元利益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因此,农民在生存的本能和利益的驱动下、在相对弱化的意识形态压力下进一步寻找创新的突破口。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一场改变几亿农民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也改变其身份的生产制度--以“离土不离乡”为特征的乡镇企业在中国农村大地上产生。
(二) 老苏南模式下“三农”问题压力的缓解
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苏南为代表的集体乡镇企业成为中国乡村工业化运动的主体模式。“苏南模式”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利用市场和市场机制,与农业的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相适应,兴办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乡镇企业,以农村工业化推动农村经济的分工、分业和产业结构调整,多行业的内向组合与多渠道的外向开发相结合,促进农村全面繁荣和农民共同富裕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④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前一阶段,苏南模式下的乡村社区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条件,沿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借助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先发性优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缓解了“三农”问题的压力。
1.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农民收入的提高。在非农化进程的带动下实现了农村劳动力的产业转移,由此带来了农民收入多元化机制的形成,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与城乡差距的加大问题。苏南乡镇工业的劳动力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大大高于苏北。1989 年乡村劳动力中从事工业劳动的比重,全省为19.3 %;苏南的无锡市为49.6 % ,常州市为27.6 % ,苏州市为40.8 %;苏北的淮阴市为6.3 %。由乡镇企业发展带动的工业化进程推动着苏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结构转型。如苏州的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 年的31.95 亿元上升到1990 年的202.14 亿二元结构下的“三农”问题及其出路:苏南模式的启示元,其中第一产业占GDP 的比重由1978 年的28.1 %下降到1990 年的17.3 % ,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也由1978 年的62.3 %下降为29.7 %。
2. 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初期,苏南本着“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目的,实行了“以工补农”政策。随着“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政策的实施,在苏南,农业的发展资金已不只是来自农业本身,而是主要来自工业。以无锡市为例,在20 世纪80 年代,仅农村工业用于补农、建农的资金就多达12 亿元,平均每亩耕地400 多元。
3. 乡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江苏省小城镇多,苏南更是小城镇比较集中的地区,1989 年苏南共有乡镇1431个。乡镇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化的重要基地之一。镇上人口除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外,还有亦工亦农人口,他们是农村户口,但不同程度地从事工业等非农业劳动:有的完全脱离农业劳动,成为乡镇企业的工人;有的只在工余或农忙期间务农;有的是乡镇上为国有或县办企事业单位招用的计划内或计划外的临时工、合同工。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无锡、武进、吴县、吴江的139 个乡镇, 亦工亦农人口占乡镇聚居人口的34143 %。此后,随着对外开放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吸纳了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总之,苏南模式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下,农村社区可以通过自身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与农村就业结构的转换。这尽管并不能改变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性质,但在量上大大缩小了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
三、苏南模式的嬗变与“三农”问题的最终出路
在20 世纪80 年代形成的作为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苏南模式,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创新,已经转化为作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新苏南模式。由老苏南模式转向新苏南模式,既体现了对原有苏南模式的路径依赖,又体现了发展模式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创新。⑤在新苏南模式下,无锡、苏州等地的城乡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由过去的城乡分割发展开始走向城乡统筹发展。在苏南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已被逐渐打破,城乡之间质的差距逐渐褪色,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局面正在逐渐形成。
(一) 市场化、国际化:新苏南模式的形成与特征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大调整,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价格双轨制在绝大多数领域已不复存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已形成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一些生产效率低下的乡镇企业已被市场淘汰。“没有双轨制”后,政府在价格方面庇护乡镇企业的作用也消退了,乡镇企业发展初期的一些优势(制度上的和国家政策上的) 不再明显。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三资企业的大量涌现,使得乡镇企业的市场竞争开始加剧。苏南模式在过去制度环境下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未来潜在的劣势:由于与城市工业同构,其产品的市场竞争更加严峻;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船小好调头”的灵活机制,如今缺乏规模效应;更为致命的是其社区“集体产权”构架也使其面临着“政企不分”等产权模糊问题。为此,苏南模式下的各社区政府与乡镇企业开始进行改制。1998 年苏南乡镇企业开始第一次改制。改制的一般情况是:大型骨干企业(资产1000 万元以上) 和大型企业(资产500 万元以上) 搞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中小企业搞股份合作制或有限责任公司;小而亏的企业实行拍卖和转让,变为私营企业。
第一次改制并未建立起内部治理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集体控股的存在又造成了新的政企合一。二次改制的方向是政企分开,确立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自主地位以及私人作为独立产权主体的地位。二次改制的实质是让市场内生的发展力量发挥作用。
受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自我突破所带动,原来乡办乡有、村办村有的“社区经济”随同突破,使农村工业结束“小、散、乱”的布局和结构状态,向城镇、园区集聚,使城乡工业从分块发展走向联动发展。⑥
除了市场化改制之外,“国际化”成为苏南模式发展的另一趋势。从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起,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新一轮国际产业的大分工,出现了以国际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世界产业布局的重新调整。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资本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苏南地区良好的产业基础和配套能力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优势,使该地区成为发达国家制造业资本转移的重点地区。苏南各市一方面以高新技术为主导,以工业园区为载体,潜心打造现代国际制造业基地;另一方面利用承接国际产业资本大量转移的历史机遇,在经济国际化的背景下,不断强化城市的现代功能,大力加强都市圈建设,将苏南带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互动并进的城乡一体化新时期。
在市场化产权改革、国际化的驱动下,苏南模式发生了嬗变,形成了新的特征:以开放为基础的外资、民营资本和股份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充满活力的所有制结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举的产业结构;以规模企业为主体的企业结构;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结构;市场管经济发展、政府管社会发展的调节结构。⑦
(二)新苏南模式化解“三农”问题的途径
市场化、国际化背景下的新苏南模式带动了苏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苏南地区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推动下,苏南地区的“三农”问题已经由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逐渐走向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这具体表现为:
1.新型工业化、城市化推动农民收入多元化在新型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推动下,苏南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就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无锡市的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由2000 年的3.9 %降到2005年的1.7 % ,而非农就业比重由2000 年的77.3 %上升到2005 年的88.2 % ,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随着新型工业化模式的演进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农民的收入来源已由原来的以农业收入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多元化增长。2005 年,无锡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004 元,已经提前实现了江苏省全面小康规定的指标,其中,工资性收入达到5946 元,占总收入的74 %;家庭经营性收入达到1523 元,占总收入的19 %;同时受城市化以及政府反哺农业政策的影响,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成为无锡农民增收的新渠道。
2.工业化推动农业的现代化
在工业化的第三阶段,工业的成长已趋于成熟,工业自身的剩余除了可以支撑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外,还可以用于扶持农业的发展,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1)财政支农
工业反哺农业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随着20 世纪90 年代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原来的农业合作发展基金不复存在,而被随税缴向乡镇政府的综合基金所取代,其中虽有部分资金返向农业,但那已非原来的“以工建农”资金,而是乡镇的财政支出了。苏南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转为政府的财政行为,即工业企业以税收形式向国家财政缴税构成财政资金,再由政府从财政资金中分出农业财政资金向农业拨款,扶持比较利益较低的农业。苏南地区正是在新时期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支农”力度,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农业直补,支持农业技术创新等措施推动了现代农业雏形的形成。
(2)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一是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确立区域性主导产业。如根据区域产业定位,无锡市着力打造生态休闲观光、产品加工、出口创汇、特色精品和绿色高效农业产业发展格局。
二是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不断扩大企业规模。2002 年无锡共有农业龙头企业103 个,其中加工企业79个,农产品批发市场24 个。2002 年列入考核的32 家农业龙头企业实现营销收入70199 亿元,利税总额3192 亿元,利润总额2194 亿元,出口创汇6028 万美元。同时,不断提高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促进农户增收水平。2002 年无锡市32 家国家、省、市级龙头企业共带动农户27 万余户,基地农户从龙头企业获得收入近十亿元。
(3)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
在农业产业化、高效化、都市化发展的同时,无锡市积极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和农民专业合作等“三大合作”组织建设。目前已完成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243 家,量化集体经营性净资产40188 亿元,持股农民总数达到53108 万人, 占农民总人口的31.4 %;组建各类土地股份合作社147 家,涉及土地面积7105 万亩,农民参加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土地流转并取得收益分配的比例累计达到45.4 %;达到“四有”标准(即有制度、有合作、有规模、有效益) 的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达181 家。
总之,随着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和农业自身的现代化建设,目前,苏南地区的农业已由传统农业成功转型为具有“产业化、市场化、合作化、高效化”等特征的现代农业。
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还体现在现代城市与落后乡村的对立上。城乡对立的存在不仅导致了城市对乡村的剥夺,还从整体上阻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为此,在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苏南地区以“统筹城乡”为指导,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同时,通过开展以“三集中”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提升农村自身的现代化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与城乡对立,进一步推动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以“三集中”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是苏南新型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带动下农村现代化建设逻辑的延续。通过“三集中”,不仅缓解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供求矛盾,而且也改善了农村自身的居住环境,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初步形成了“工作在园区、居住在镇区、生活在社区”的现代农村新模式,率先在全国探索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和途径。
4.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社会发展不仅体现在人均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上,还体现在居民分享的公共服务水平上。后者更体现了社会发展中的“公平原则”,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的标志。现阶段,苏南农民享受的公共服务主要体现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苏南地区以公共财政为支撑,在农村地区建立了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地农民保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苏州、无锡、常州农村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分别达到94.8 %、95.7 %和91.3% ,远超过江苏省全面小康标准(85 %) 。
四、苏南模式发展对城乡关系与“三农”问题的启示
首先,在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政策,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平稳转型的关键所在。
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政府的农业政策就是如何才能有效地把农业剩余转向工业,这种从农业中汲取剩余的政策取向就是农业挤压政策。第二阶段农业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工业不再从农业中抽取剩余。因此,该阶段事实上也是农业政策导向由以农养工向以工养农转化的过渡阶段,由倾斜工业到倾斜农业的中间平衡阶段。而第三阶段农业政策的目标是将工业剩余适度导入农业,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
其次,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中国乡村工业化运动是在封闭的二元结构下农民与国家之间合作性博弈的产物,是农民在当时的非均衡的制度安排下为了寻找生存与获利机会而展开的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
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中国乡村工业化运动是通过农村社区自身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来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就业结构的转型并缩小城乡差距。多元化的乡村工业化模式是在城乡分割、价格双轨制下各社区对各自社区亚文化、社区资源等模式变项产生依赖的结果。
第三,在市场化产权改革、国际化的驱动下,苏南模式发生了嬗变,新苏南模式在城乡关系上的创新主要体现为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城乡统筹发展。由老苏南模式转向新苏南模式,既体现了对原有苏南模式的路径依赖,又体现了发展模式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创新。就城乡关系而言,新苏南模式的创新主要体现为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城乡统筹发展。
第四,新苏南模式下“三农”问题已经由在二元结构下城乡对立的质的差别转变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下量的差别。在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以及“城乡统筹”战略的推动下,苏南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实现了根本的转型,带来了农业劳动力转移步伐的加快与农民收入多元化结构的形成;现代农业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的初步成就进一步缩小了城乡对立;而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标志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的建立,则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
参考文献:
①张毅:《乡镇企业发展和我国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农村经济》1990 年第2 期。
②参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 年版,第44~75 页。
③参见宋林飞《中国“经济奇迹”与未来政策选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559~562 页。
④⑤⑥曹宝明、顾松年:《“新苏南发展模式”的演进历程与路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6 年第2 期。
⑦孙志军、洪银兴主编:《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23 页。
来源:《南京工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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