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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民调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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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12:33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法庭最后陈词 &&
城外人 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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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桂棣、吴春桃
我们创作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发表之后，引起的轰动是空前的。首先刊用这部作品的《当代》杂志，一周内脱销。当全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一个月内售出十万册，这些都是过去很少见的。
截至目前为止，这部作品各种各样的盗版书，已多达八百多万册！如果这部作品像张西德所说，只是一部「按照自己惯用的思路，瞎编胡造」之作，会有那么多的读者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吗？
***文艺局陆侃同志在研讨会的发言中说：《中国农民调查》是近年来少见的真正关注农民疾苦、密切联系实际，而且是与党的工作大局有著一种呼应的，能够深入思考，富于感染力的报告文学作品。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郭运德说：现在很少能够仔细地、系统地、非常沉静地读几本书，但是拿到了《中国农民调查》，我没有放下来，真的，这本书我没有简单地翻一下，而是非常认真地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包明德表示：这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这是一部跟进时代的作品，这是一部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中探询“三农”问题的作品，这部作品读后会使人震撼，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冷静的思索和联想。他甚至激情洋溢地把《中国农民调查》称作是当今中国“三农”问题的“黄皮书”。
如果不带偏见，一部作品，引起从中央到地方这么多读者的关注，并好评如潮，这显然不可能靠“以丑化、侮辱、诽谤”个别人为目的就可以实现的。否则，这岂不是对数以百万读者鉴赏能力与社会认知的莫大的诋毁与嘲弄？
我们耗时三年心血，完成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记录下的，其实是我们今天农业面临的困境，农民遭遇到的无奈，以及农村基层政权职能的异化，记录下的是正在进行之中的这场农村税费改革艰难而曲折的推行过程。
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就能够看得出，我们是写给中国城市人看的，是希望城里人能够善待我们的农民弟兄。他们已经为我们今天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而目前他们却仍然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他们，去为他们做点什么。当然，我们也是写给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者看的。我们同样希望他们在做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将我们调查来的这些东西作参考。因为中国的“三农”问题确实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我们是作家，写的是文学。报告文学作家从事的，不完全是记者的工作，文学更不能等同于新闻报导。报告文学是纪实性的艺术门类，在基本事实符合的情况下，是允许作必要的艺术描写的。如果不给报告文学一点艺术创作上的空间，这种文学作品还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吗？
其实这些都是起码的常识，在此，原告和法官，都没有权力漠视报告文学自身的艺术原则和其规律。我们想到过，这个作品会使有些人不高兴，但绝没有想到站出来叫板的，会是原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
可以说，在整个作品中，我们写到的这一章恰恰是花费力气最多、收集到的原始材料最过硬，因此也是我们最自信的章节之一。再说，我们并没有写他的隐私，写的也仅仅是他在担任县委书记那段时间工作中的是非，还考虑到目前官场上的复杂性，落笔时还是手下留了情的。想不到我们这样宽容的处理他都不能接受，竟把我们告上了法庭。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官员是不是被我们的党和政府惯坏了！
其实，很多年前我们就已经知道，张西德在担任临泉县委书记期间，因为他的胡作非为，就曾经被省委机关报《安徽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通报全省，还加了专评，措词严厉地指出：“张西德同志在中央和省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问题作出明文规定之后，仍无视纪律，明知故犯，顶风违纪，这种行为是决不能允许的。临泉县是我省一个贫困大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理应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但他们却无视县情，不顾党的纪律，购买高档豪华小轿车（须要指出的是：购买的竟是宾士500；即便就是沿海地区富裕省份的省委书记也不敢坐这样的车！）还违反规定使用公安机关专用车号牌，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
这里，我们倒想问问张西德：你不觉得向两位作家要“名誉权”是件可笑的事情吗？你的“名誉”如何，最有发言权的，只能是临泉县一百七十万人民。一个“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的人，有资格奢谈“人格”和“名誉权”吗？
况且，在他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的同时，省委机关报的专评中还曾严肃地指出：“对此事的处理还告诉我们，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自觉将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不能讳疾忌医，更不能妄自尊大，滥用权力，否则必将受到纪律制裁。”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张西德制造血腥的白庙事件的前后。在这里，我们想借用阜阳市的人民法庭质问一声：有如此“妄自尊大、滥用权力”而又不能“自觉将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的县委书记，作家有没有为人民代言的舆论监督权？无权无势的农民弟兄，究竟有没有对“讳疾忌医”的“父母官”批评与揭露的权力？
众所周知，我们今天各级党政官员拥有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应有的限制与有效的监督，他们同普通老百姓占有的公共资源，是不对等的；而他们使用权力的过程又通常是不透明的。正因为这种来自资讯上的不对称，以及民众认识上的差异性，人民对公共官员的揭露和批评，可能会出现不客观、不准确、不公正的情形，或许会使官员受到“误伤”，但是作为公共官员，对这种“误伤”必须有相应的承受能力。
这是因为由人民纳税供养并享有特定的公共权力的公共官员，接受人民的监督是应有之义。只有公民对当权者进行必要的监督、指责和批评，才可能避免权力的滥用、误用以及权力的自我扩张并发生侵害公民权力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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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不坐矮凳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事实是，在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调查，并且确信所写到的完全属实的情况下，而且又不是针对个人隐私的批评，如果连这一点也不允许，动辄问罪，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乃至我们这个党，还会有希望吗？
我们写这一章报告文学的依据是具有权威性的，因为我们不仅拥有大量的调查采访来的第一手资料，还有著当时的安徽省委省政府、阜阳地委行署11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报告的结论一目了然：
――农民负担总数已经“超过了国家规定的5%标准”， “增项加码和搭车加码的现象普遍”，而且“退款不到位，影响很坏”；
──“田桥乡村民和白庙镇王营村上访反映计划生育工作乱征乱罚和违纪乱纪等问题，经查：基本属实。”“县、乡两级出台了一些偏激的计划生育标语口号”，“县里派出工作队进村计生突击活动中，行为恶劣，侵权现象严重，群众反映强烈”；
──“四二事件”的发生，我们认为，王营村的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处理不及时，激化了矛盾，县委、县政府和县直有关部门及白庙镇党委政府都是有责任的。“特别是对待农民上访解决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也动用干警参与，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矛盾激化”；
──直到日，省地联合调查组已经形成了调查报告，报告中依然严肃指出：“田桥乡和白庙镇1995年增项加码的提留款，要尽快退还给群众”； “田桥乡、白庙镇在计划生育工作中部分地方存在的超标准收费和乱罚款问题，要按照有关规定，尽快认真予以纠正，该退的坚决退还群众”，但是，直到张西德调离临泉，那些增项加码的提留款和计生工作中超标准收费和乱罚款的问题，也没有最终解决！
这不叫“阳奉阴违”，什么叫“阳奉阴违”？
在他调离临泉时，一个党的县委书记居然受到三千农民愤怒的围攻，这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这不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什么才叫 “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自古道，官逼民反，但是走投无路的临泉县白庙镇和田桥乡的农民没有反，他们找的还是上级党的机关和人民政府，他们对党的拥戴没有变，对人民政府的信赖没有变，即便冒死进京，也只是希望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政策，早一天在他们生存的那块土地上得到落实；县、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白之冤能早一天得到洗雪。可是他们遭遇到的，却是张西德坐阵指挥的血腥镇压！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样的场面：日上午10时，当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8辆汽车，架著机枪，拿著盾牌和警棍，出现在王营村村民们的面前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怖场面──光天化日之下，竟然使得一个神志正常老实敦厚的村民，活活被吓死！
有张西德这些严重败坏党和人民血肉关系的县委书记的存在，我们的人民还会对我们的执政党心存信赖，寄以希望吗？
我们认为这场官司的实质，是张西德在滥用诉权，有意混淆公共官员在实际生活中所有的强势地位和监督公共权力行使的重要性，用所谓的维护官员的名誉权来剥夺民众的舆论监督权。
因为，国家机关没有名誉权，民法上的名誉权是保护公民、法人在民事活动中的民事权益，而县委、县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不是民事活动，是党务和政务活动，因此，不受民法上的名誉权保护。其背后的道理在于，在法制社会里，批评政府是人民的基本权力和神圣义务，只有让人民毫无顾忌地批评政府，才可能将政府牢牢地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使人民的政府真正成为为人民的政府。如果只保护“官誉”权，不支援人民批评、监督的正当行为，往后还有谁敢公开披露和批评我们社会生活中消极腐败的现象？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起所谓的名誉侵权一案中，我们认为张西德不仅滥用诉权，还在成讼后的一系列的言行中十分恶劣地侵害了我们正当的名誉和人格，特别是，他居然视阜阳为自己的天下，有恃无恐，在法庭上公开散发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文革”式的传单，合议庭同样应该视为侵权行为。为此，我们将保留随时对其反诉的权力。
审判长，审判员：经过四天时间的法庭调查，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张西德组织的这些所谓的证人证言，并没有证明他所要证明的，恰恰相反，作为原告的张西德成了真正的被告；四天的庭审，成了对他欺压迫害农民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大量的证据无不证实，在张西德治下的临泉县，无论是农民负担、计生工作、干部的工作作风，其中存在的问题，远比我们书中所描述的更加糟糕，更加可悲；而我方的证据和证人，用血和泪雄辩地证明了：对方的起诉非但毫无根据，更是对中国正常的舆论监督乃至对中国报告文学事业的发展的一种破坏。
因此，我们郑重要求：合议庭应依法驳回张西德的起诉，同时依法保护二位作者宪法赋予的创作自由和批评建议的权力。
我们希望，因为出了王怀忠、肖作新一批大贪官，出了“奶粉事件”以及假立案假撒职丑闻，已经被败坏了名声的阜阳市，会因为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严格执法而给阜阳一个亮色，给社会一个良知，给人民一个公道！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16:35:33编辑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回复时间： 16:37
　　２００３年第６期《当代》杂志，发表了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耗时３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这篇报告文学一面世，即引起巨大反响。
　　全书用文学方式记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起因与推行的全过程，内容多是“禁区”和第一次披露的幕后新闻，所涉及的人物上至中央领导、省市地方大员，下至农村基层干部、广大农民，绝大多数都点出了真名实姓。
　　“不少人是哭着看完的。”陈桂棣说。
　　两个作家的震惊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中国农民调查》引言
　　１９９３年农历大年三十。
　　陈桂棣在老家――淮北平原的一个普通村庄，遇到了一名亲戚，“这天人们都回家过年了，可他还拉了一架子车白菜去卖。年三十几乎没人买东西，这车白菜最后只卖了５块钱。用这５块钱，他们一家人买了点肉，包了顿饺子，算是过了这个年。”陈桂棣说，他当时被震撼了，在他的印象里，自从农村实行了“大包干”后，农民的日子已经过得相当好了。
　　“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写一部农民的作品，到今天《中国农民调查》完成，这个念头已经整整１０年了。”
　　１９９５年，陈桂棣采访淮河污染问题时，在沿河４个省所到之处“满眼都是农民”，农民们困苦的生活状况促使他再次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改革开放的源头，受益应该最多的农村，依然如此贫困。
　　５年后，一件偶然的事情，再次坚定了他想写一部农村题材作品的决心。这年３月１日，妻子吴春桃（笔名春桃）回江西萍乡老家生孩子，在她住的产房旁边，一个农村产妇的丈夫悲痛欲绝，不停用头撞墙。他的妻子生产前几个月，就被查出了“前置胎盘”，虽然这是一个危险的病症，但是只要住院，得到良好的照顾，一般都可以安全生产。但住院要３０００块钱，这个农民家庭凑不够这笔钱。他们只好回农村找当地的接生婆，接生婆一次只收１００到２００元。生产当天，产妇不断出血，接生婆也没了办法，最后，当产妇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亡。
　　“我感到震撼和恐惧。”春桃说，她１１岁的时候，父亲因工伤离开人世，由母亲到城里顶父亲的工作，她才来到城市，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城里人。她生产的时候，得了“孕高症”，就是民间所说的“产前风”。“如果没有１１岁的那次命运偶然，我还是一个农民的话，我的命运肯定和那个农村产妇一样。”
　　一天后，陈桂棣和春桃的孩子呱呱落地。这一天还有两件事让陈桂棣夫妇记忆深刻：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确立在安徽省以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税费改革就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陈桂棣和春桃觉得是拿起笔的时候了。
　　写，还是不写？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中国农民调查》引言
　　２０００年国庆，陈桂棣和春桃把半岁的儿子托付给老邻居照看，正式开始采访。
　　“原定计划是采访一年，写作一年，结果整整花了３年时间。”
　　采访开始不久，就遇到了困难。
　　“我们的初衷是做一次正面宣传。但随着采访越来越深入，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陈桂棣说，在土地改革、大包干和税费改革这三次农村三大改革中，有两次都是安徽农民走到了最前面，但安徽却给外界留下了灾民、小保姆、农民工的形象，他们最初想用笔把安徽的形象改正过来，当时安徽是全国第一个搞税费改革试点的省份，税费改革也就成了文章的重点。
　　税费改革有多重要？“只有把农民负担写到位，读者才能知道这项改革的分量。”
　　２００１年３月，经过半年的采访，陈桂棣和春桃已经跑遍了安徽和临近省份的５０多个县市的农村，农民的负担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想。
　　“这么多‘负面‘的东西，都是内参上才能写的，能公开写出来吗？”
　　这半年采访的内容，成为《中国农民调查》里第一部分的素材，陈桂棣和春桃写完这一部分后，在文章里发问道：“农民负担在各地依然是屡禁不止，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更是时有发生，且又源源不断，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了解清楚，就要找专家。”陈桂棣来到了北京。
　　经过一个多月，采访过三农专家温铁军、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朱守银、中国社会学会长陆学艺和税费改革第一人何开荫等大批专家后，陈桂棣认为自己找到了那个“究竟是为什么”。
　　“税费改革上连着农村户籍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和粮食购销政策的改革，尤其是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下连着农村基层财税体制、财务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科技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最重要的乡镇村级机构的改革……中国农业应该免除一切面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及其附加……”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陈桂棣和春桃却发觉手中的笔难以落下。“这些，能写吗？这是内参也不能写的东西。”
　　三个涉农大案
　　“乍看上去，这些事件只是涉农案中的个案，但因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无疑就把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和盘托出了。” ――安徽大学文学教授王达敏
　　陈桂棣和春桃最后决定，这篇文章不仅要写，而且还要严格按照真实情况来写。
　　文章开篇讲了３个涉农大案：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带头向县委反映村干部乱收提留款、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被村干部及乡领导记恨，在派出所被活活打死；固镇县小张庄村干部横征暴敛，村民上访要求清算村财务账目，刑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村委会副主任竟然带着儿子，在众目睽睽下向村民清账小组的代表大开杀戒，造成四死一伤；临泉县王营村党员王俊彬等人向上级组织反映村干部乱摊牌、乱集资、乱罚款，结果整个村庄遭到执法部门镇压，１０００多名村民逃到邻省，王俊彬被开除党籍，被公安部门作为犯罪分子通缉追捕，最后惊动中央，蒙冤的农民最终讨回公道。
　　“乍看上去，这些事件只是涉农案中的个案，但因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其涵盖的政治、经济、法制乃至道德的社会问题也不相同，将它们触目惊心的内幕揭示出来，并予以犀利深刻的剖析，无疑就把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和盘托出了。”安徽大学文学教授王达敏这样评论。
　　这几个个案也是文章里修改次数最多的地方，“每个都修改了三四遍，从头到尾都要有证据。”“写第二个案子的时候，我们把３０多万字的人民大学的刑法讲义‘啃’了一遍。”陈桂棣和春桃说。
　　讲述完毕农民个体的命运，文章转入理性思考和对策分析，各级官员的名字相继出现。
　　这部分一开始，就讲内幕：安徽省老干部陆子修在一次全省减负汇报会上，对几个地市的书记点名“开刀”，会后时任省委书记的卢荣景夸赞陆讲得好，陆子修却“没好气地说：
　　‘好个屁！’你们这些话会上为什么不说？我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回你们的‘打手’。”
　　１９９８年，朱啊基到南陵县考察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南陵县和芜湖市领导联手造假，连续４天４夜突击调运１０００多吨粮食运到峨岭粮站，最终不仅玷污了总理奔波的求实求真之心，亵渎了他对９亿农民的关爱之情，还给总理决策提供了虚假、错误的信息。
　　“报告文学要求真实，只有真实才有价值。”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细节，陈桂棣和春桃要打几个电话，实地跑三四趟，“文章里每一件事情都有证据。”
　　“陈桂棣现象”
　　陈桂棣是有些“硬骨头”的人。――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６日《南方周末》
　　《中国农民调查》发表后，安徽当地一家报纸把该书带来的反响总结为“陈桂棣现象”。
　　陈桂棣，国家一级作家，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春桃，在《当代》刊发过《失忆的龙河口》、《民间包公》等作品，曾获当代文学奖。很早前，他们的作品就被人总结出４个特点：敢啃硬骨头，真实，准确，激情有力。
　　１９９５年，陈桂棣用１０８天时间走访了淮河沿岸４８座城市，第二年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淮河的警告》的长篇报告文学，在这部报告文学里，他首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污染实例及触目惊心的污染数字，并且对污染原因、对策作了详尽的分析，专家们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害文学”。
　　《中国农民调查》在安徽引起巨大反响，《当代》杂志在合肥市一周内全部脱销。省农业厅领导专门派人到合肥市作协买书，却空手而回。安徽省内的３家报纸总共用了６个整版 介绍了这部作品和作者，当地电视台先后制作了３期节目，“最近，在省里召开的会议上，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对方看了这本书没有。有一次，会议中间还专门留了一段时间，给与会者用来讨论这部作品。”安徽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说。
　　合肥市一名副书记书只看了一半就激动难奈，给陈桂棣打电话：“你们从文我从政，你们的血是热的，我这个从政的，血也不是凉的。”
　　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农民调查》也成为关注的热点。网络上，各大网站均有此书的评论文章。１月１３日陈桂棣和春桃受中央电视台邀请赴京，参加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
　　《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特刊，向他们夫妻“特别致敬”。
　　对话：
　　“我们做了别人不愿做的事”
　　我们多次怀疑自己的勇气
　　记者：看完《中国农民调查》后，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和以往的报告文学很不一样。
　　陈桂棣：确实如此。有人看完了说我们“不务正业”――农业专家和社会学家应该做的事被我们两个作家给做了。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农业专家谈农业的时候很厉害，但一涉及到政策就回避掉了，而知识分子在研究课题的时候，很少把农业问题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这两个知识圈子没有对接。我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研究农村医疗体制改革的专家，向我征询他的改革方案，我看完以后只说了一句话，按这个方案，只能研究出误区，投多少钱都没用。他大吃一惊，问我为什么，我回答他，现在的农村基层政府就像是“黑洞”，把周围所有的物质都吸进去，不管什么钱，都会被挪用。有人说我们用文学的语言写了一篇经济学论文，我觉得这个评价挺有意思。
　　记者：由作家来写“三农”问题，一定很困难吧？
　　春桃：我们在写作之前，就意识到这篇文章应该有“平民意识，历史眼光”，用老百姓的感情来写，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党的农业政策。《中国农民调查》在农民负担如何形成的这一部分有６万字，我们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谈，讲了国家四代领导人是怎么解决农业问题的，甚至还提到了历史上各朝代曾经执行的农业政策。这对读者了解我们现在的”三农“问题有帮助。
　　陈桂棣：大原则是确定的，但修改则非常多。我们碰到过三次困惑，写作和这次改革同步进行，两者都是一波三折，有时候甚至还不得不暂时停下来。我们确实很多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我们做了件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我们为是否点官员的名争吵过
　　记者：你们统计过被点名的官员人数吗？
　　陈桂棣：我们没有准确地计算过。不过有人计算了一下，说两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和安徽省５届领导的名字都在这篇文章里出现过。其他各级官员的名字就更多了，可能有几百人吧。
　　春桃：他们很多人还在任，不少还升了官。
　　记者：这篇文章一旦发表，这些官员的功过是非就摆在了读者面前，非要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吗？
　　陈桂棣：这么多领导官员的名字出现在报告文学里，中国好像没有先例。写作的时候，为了这个，我们还吵了一架。春桃不同意写，我坚持。报告文学讲的是真实，如果不提真名，全篇都是某某某，读者肯定会怀疑这篇文章的真实性。
　　春桃：我觉得这样写风险太大，后果难料。何况文章里的有些人还是我们的朋友，如果都写出来，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记者：这些朋友在文章发表后责问过你们吗？
　　春桃：没有。他们没主动找我们，我们也不好意思找人家。
　　陈桂棣：有一个安徽的官员，听说我把他说的话写进了文章，还写了他的名字，立即否认曾经见过我们，对别人说从来没接受过我们的采访。我的上帝！我听到脑子都炸了，这些人都是省级干部！后来过了几周，他看了文章，态度又转了１８０度，再有人问他是不是说过那样的话，他回答别人，‘就是我说的嘛，除了我，当时还有很多人在场，他们都可以作证‘。听到他这么说，我才放下心。
　　目前没有压力，在正常工作
　　记者：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你们有没有应对的计划？
　　陈桂棣：当时我想，如果安徽这个地方呆不下去了，就去春桃的湖南老家，或者到北京，我们在北京找个工作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到现在，并没有压力，我们都正常工作。
　　春桃：我们更担心小孩，每次记者来家里采访，我们都把他送到别人家，他的照片也不能出现在媒体上。
　　农民常常不敢说话
　　记者：你们采访这些官员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
　　陈桂棣：有时主动提出采访要求，有时通过私人关系，有时候完全是靠运气。有一次到北京采访农业部的一个官员，我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就直接找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聊了起来，后来他又给我介绍了很多人。
　　记者：是不是采访农民的时候更容易些？
　　陈桂棣：我和春桃都是农民的孩子，我们对农民充满深情。但是农民常常不敢说话，为了让他们信任我们，我和他们一个锅里搅勺，一个屋檐下睡觉。农民还非常敏感，和他们打交道，首先要尊重他们。
　　下一部书写治淮功过
　　记者：很多人看你们这部作品都流泪了，你们觉得是什么打动了读者？
　　陈桂棣：我接到过一个电话。一名音乐教授突然半夜给我打电话，声音里带着哽咽，问王营村的农民最后有没有赢，没有赢他就不看我们的书了。我说他们赢了，他听完“啪”地就挂了电话。我想，农民们的生活处境也许就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吧。
　　春桃：我们希望这篇文章的读者是城市人和决策者，让城市人对农村了解更多，给决策者提供依据。
　　记者：你们有没有开始计划下一部作品？
　　陈桂棣：下一部，我们想写淮河２０００年的历史，重点是治淮功过。（王雷）
　　让更多的人真正关注“三农”问题
　　虽然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却是一个地位最低、受关照最少、最易受到伤害、经常被城里人瞧不起的弱势群体。不少官员明明是自己工作不到位甚至失职，往往把责任推到农民身上，比如，不少官员把村民自治搞不好，归咎于“农民素质低，缺乏民主意识”；说农村税费难征缴，归罪于“农民是刁民”；城市出现脏乱差等问题，不少市政官员将其归因于“农民工或农村流动人口”。但是，他们却很少去反思自己为农民做了些什么，更没有想到他们的幸福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奉献基础上。当我们城里人在讨论“轿车进家庭”、“假期出国游”的时候，是否想到是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支撑着我们城里人的生活提前“与世界接轨”？当我们看到我国经济增长居全世界首位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我们的农民兄弟每年无偿奉献２万亿元人民币给国家？我们有多少人想真正去知道和了解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呢？
　　尽管我们天天口头上在谈论“三农”问题，尽管国家也不断地出台各种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尽管在历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农民问题、农业问题都摆在显要位置，可是效果如何呢？迄今为止，“三农”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愈演愈烈，似乎成为一个社会顽疾。那么这里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觉得出在我们对“三农”问题缺乏真正的了解和把握。尽管《中国农民调查》作者一直关心社会现实问题，但是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进入农村调查后，他们才大吃一惊 。如果作者不在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入调查，如果只是走马观花，那不是照样上当受骗吗？因为在我们接收到的信息中大多都是正面的，只报喜不报忧，好像农村已经很不错了。我到过的一些中西部农村，除了人口增多、人地矛盾越来越紧张、生态恶化外，跟几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状况往往是最被遗忘的。不真正了解“三农”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和药方。
　　其次，“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发展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正如《中国农民调查》作者指出的，如果不把“三农”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中国农民调查》也向我们昭示着“三农”问题之所以很难解决，是因为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物和关系，下到世界上最小的官即村干部，在与农民的关系上，不少基层干部已经结成利益同盟，一个小小的村官打死四人，仍然受到上级官员的包庇和纵容，罪犯仍然可以在监狱里指挥村里的工作。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里涉及到人事制度、官员利益、农民的权益保障等等政治问题。
　　《中国农民调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除了客观、全面的报道外，也昭示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我觉得这种严重性不仅仅限于农民，而应是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而言的。如果在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不能分享到发展的好处，那么，这种不均衡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长期漠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会受到损害。对我们城市居民来说，尽管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如果我们的农民兄弟仍旧生活在贫困状态，仍然受到各种盘剥，那么“三农”问题就会向城市蔓延：农民为了逃避“三农”问题，就会涌入城市，我们的城市还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吗？当然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给农民更多的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需要让他们强大起来，仅仅靠外部的呼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中国农民调查》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敬佩作者的勇气和责任精神，更感谢他们为全社会展示了农村的真实情景！让我们有更多的人去真正关心农民、农村问题。
　　南方都市报特约评论王春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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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支持陈桂棣、春桃夫妇.
张西德等人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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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桂棣、春桃夫妇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震憾人心，支持他们！支持《中国农民调查》，就是支持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群体，希望陈桂棣、春桃夫妇出更多好的作品，希望中国多出这样的好作家！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回复时间： 11:11
回复时间： 10:29
像张西德这样的人还不处理，党纪国法何在？安徽省的党政领导是否失职？
不很好解决农村农民问题，总有一天会酿成‘武化大革命’，像1000多农民以这样的方式来‘欢送’县委书记，不令人发省吗？
坚决支持陈桂棣吴春桃两位好同志：他们是人民的代言人，是知识份子的模范、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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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 21:18
正义！！！支持！！！
缺少的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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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思“三农”政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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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陈桂棣、春桃夫妇致敬！
向良知和勇气致敬！
----------------------------------------------一身山野气，满纸唐突言
サ梦逶劳粒灾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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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悖出则悖入；悖入则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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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为了让农民兄弟过上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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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 16:12
我认为文章很好，身边的所有人都认为很好。奇怪的是，为什么群众认为好的东西，有些群众的领导却认为不好？这就说明干群不是一心的，是对立的。群众拥护的东西，是什么人反对？是敌人，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