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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一：以故事（细节）、材料和问题为主的教学设计征文
<font color=#4年第9期
《论古希腊教育文化》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91）
英文标题：
&&&&摘要：
&&关键字：
&&&&古希腊教育文化对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教育传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后世西方和谐教育理论的历史渊源。因此，古希腊教育文化对当今世界教育仍具有借鉴价值。本文拟对古希腊的两种教育体制、教育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古希腊两种教育体制的差异 &&&&古希腊的教育制度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某些多利亚人城邦，如斯巴达和克里特等；另一类是某些爱奥尼亚人和伊奥尼亚人城邦，如雅典的教育制度便是由伊奥尼亚流传过来的。 &&&&斯巴达教育制度始于来库古改革时代。关于来库古其人及其生活年代，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来库古改革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前期[1]。普鲁塔克在《来库古传》中认为，斯巴达的政治体制、份地制度、教育制度、公餐制度以至社会风气几乎都来自于来库古立法。来库古规定，所有斯巴达人一生都要接受一套完整的军事文化教育。它推行以尚武为国魂和以尚武为核心的教育训练政策，从而培养起了斯巴达人的爱国主义、服从法律、热爱自由和英雄主义精神。对于斯巴达人来讲，国家高于一切，个人的意志、思考、情爱统统融化在国家的利益和需求之中。这种爱国主义是极端的。卢梭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说：“在国外，斯巴达人是野心勃勃的，是很贪婪的，是不讲仁义的；然而在他们国内，却处处洋溢着公正无私、和睦无间的精神。”[2]（p．4）斯巴达城邦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斯巴达人不从事生产活动，而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军事训练以备战争，因而他们的教育宗旨就是锻炼强壮的体魄、坚忍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培养合格的军人。“其他一切训练都在于使他们善于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与能征惯战”[3]（p．257）。斯巴达教育的惟一目的，就是通过严酷的军事体育操练把氏族贵族的子弟训练成体格健壮的武士。勇敢、忍耐、尊敬并服从上级成了人们崇拜的美德，仁慈、同情、慷慨等不利于奴役奴隶的感情被排除于教育之外。“凡是法律命令他们做的，他们就做，而法律的命令却永远是一样的，那就是，不管当前有多么多敌人，他们都绝对不能逃跑，而是要留在自己的队伍里，战胜或者战死”[4]（p．505）。斯巴达人把自由当作自己终身信奉不渝的信念，并为此而感到骄傲。希波战争期间，两位斯巴达的使者见到波斯王的时候说：“但是你从来没有体会过自由，不知道它的味道是不是好的。如果你尝过自由的味道的话，那你就会劝我们不单单是用枪，而且是用斧头来为自由而战了。”[4]（p．516）斯巴达人继承了英雄时期的英雄们的传统，他们以英勇善战而彪炳史册。希罗多德对此评价说：“在希腊人当中，铁该亚人和雅典人都是十分能征善战的好汉，但就勇武而论，拉凯戴孟人（即斯巴达人）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却是最突出的人。”[4]（p．655）斯巴达这种单一的、以军事训练为根本目的的教育，造成了全社会鄙视文化教育的心态。“至于读书识字，他们仅仅学到够用而已”[3]（p．257）。能读书、会写字等文化方面的教育，仅被看作是为军事训练服务的辅助性内容。这种教育的结果，使斯巴达人形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他们“说话辛辣而优美，言简意赅”[3]（p．265）。 &&&&学界一般认为，最早为雅典教育立法的是梭伦。希腊人有两个词表示教育，一是Agoge，一是Paideia。Agoge意思是指引、约束、管教。Paideia一词来自Pais和Paidia。Pais意思是儿童，Paidia意思是儿童运动和游戏5荩p．233）。Paideia并不包括强迫儿童做些什么，而更多的是指导儿童的自发活动，使其得到自然和谐的发展。雅典人所理解的教育就是这样。斯巴达和雅典城邦的教育目的都是为了培养良好的公民，对城邦忠贞。但这两个城邦公民的概念是有所区别的。雅典的公民概念要广泛得多。与斯巴达城邦不同，雅典城邦的教育既重视军事训练，更重视身心的协调发展，即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首先，在德育和美育方面。雅典人十分注重培养青少年的审美情趣和道德修养，他们强调对青少年从小培养习惯，以形成良好的品德。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人们具有智慧、正义、勇敢、节制等四种美德，而人的德行是教育的结果。他指出，社会尊重个人价值，是以每个公民都恪守社会道德为前提的。智者运动中的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认为“美德是由教育来的”[6]（89D，p．335）。苏格拉底强调教育“首先并且主要地要注意到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7]（29D，p．111）。柏拉图说：“那些有美德的人，是经过努力而得到美德的。”“如果有谁缺乏这种品质，无论他是儿童还是成年男女，都必须给予教育和惩罚，务求通过惩罚而达到使他改善的目的。”[8]（pp．82～83）亚里士多德认为，美育的任务是培养儿童具有审美能力并使人们能悠然自得地度过“闲暇”。在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古希腊人赋予音乐教育以极高的地位。苏格拉底说：“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9]（p．113）柏拉图认为，“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9]（p．110）。“一个儿童从小受到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9]（p．108）。 &&&&其次，在智育方面，雅典教育兼顾了个性与公民性的双重要求，使受教育者的身心都得到发展。身的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军事体育教育，而心的教育除宗教、道德和审美外，还包括文化教育，即通常所说的智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育的任务就是让儿童掌握真理，发展思维能力并培养他们的“善行”。他说：儿童的“基础课目常常是四门，即读写、体操和音乐，有些人便加上了绘画”[10]（p．409）。儿童学习这些课程的目的，都是为了将来的实际效用。如为了个人谋生，用于处理家事，从事政治生活以及评价艺术作品等等。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开始出现了“智者运动”，形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这些“智者”收费授徒，以演讲、修辞和诉讼为主要学习内容，以训练人的思维方法、表达能力和政治才能为主要学习目的。他们游历各地，巡回教授，教学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普罗塔哥拉说：“如果他到我这里来呢，他可以学到他自己想学的东西。这就是在公私事务上的智虑明达；他可以学会把自己的屋子布置得非常适当，同时又可以获得充分的能力，对国家事务发表意见和参加行动。”[8]（p．77）“智者们提供的是14岁以上的人的有选择的再教育”[11]（p．18）。随着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初步建立，公民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意识逐步增强，人们迫切需要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于是文化学校应运而生。这些学校大多由博学多识的名流创办，其主要授课内容有文法、修辞学、逻辑学、天文地理等。 &&&&第三，在体育方面，雅典也将体育放在全部教育的首位，“我们必须首先训练身体，然后启发其理智。所以，我们开始要让少年就学于体育教师和竞技教师；体育教师将培养他们身体所应有的正常习惯，竞技教师将授以各项角赛的技能”[10]（p．413）。但是，与斯巴达相比，雅典的体育教育多了一些内涵，即将其作为培养健美的体格、完美的人格的一个重要环节，使每个公民全面、协调地发展。体育训练在道德培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科林斯人谈到雅典人体育训练时说：“至于他们的身体，他们认为是给他们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但是每个人培养他自己的智慧，其目的也是为着要给他的城邦作一点显著的事业。”[12]（p．50）毕达哥拉斯是一个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认为，人的身体也体现了和谐，因为它是由适当的尺度组成的。因而对于人的身体是能够作数学分析的。“如果身体可以作数学的分析，那么为什么精神和社会就不能作数学分析呢？因此，毕达哥拉斯发展了人和社会内部平衡的观念，这是一种与生活原理和精神相一致的和谐”[13]（p．65）。苏格拉底说：“我觉得凭一个好的身体，不一定能造就好的心灵好的品格。相反，有了好的心灵和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质达到最好。”[9]（p．111）柏拉图指出：“为身体的健康而实施体育；为灵魂的美善而实行音乐教育。”[14]（pp．27～28）雅典的青少年在体育馆学习期间，不仅参加各种体育比赛，还要出席公民集会、宗教活动、入剧院观剧、旁听法庭诉讼等。他们在学校阶段就逐步养成了正确判断、培养智慧、节制和自我控制的美德。 二、古希腊两种教育体制的共同特征 &&&&&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古希腊两种类型的教育体制也表现出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而雅典的水平明显高于斯巴达。我们认为，古希腊教育文化既包括两种不同的类型，又以雅典为其最高代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雅典代表了古希腊教育文化的精髓。 &&&&首先，古希腊教育文化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各城邦教育都带有明显的阶级性。教育对象限定在统治阶级内部，平民和奴隶都被排斥在教育范围之外。各种教育机构均为贵族子弟设立。斯巴达的教育制度是为国家培养战士，而雅典则是为国家造就适合战时需要的以及和平时期的公民。因此，古希腊人都非常强调国家控制教育，重视培养治国安邦的哲学家、政治家、科学研究者，还有商人等社会多行业所需要的人才。“有钱人家子弟入学最早，辍业最迟。他们在学校里受业完毕之后，国家又强迫他们学习法律，强迫他们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过生活，而不许任何行动”[8]（p．84）。苏格拉底说：“政治制度是教养人们的东西，高尚的政治制度教养出好人，低劣的政治制度则教养出坏人。”[8]（p．135）柏拉图认为，有知者才能成为统治者，其统治行为才能教化公民。亚里士多德主张：“教育（训练）所要达到的目的既然为全邦所共同，则大家就该采取一致的教育（训练）方案。又，我们不应假想任何公民可私有其本身，我们毋宁认为任何公民都应为城邦所公有。每一公民各成为城邦的一个部分；因此，任何对于个别部分的照顾必须符合于全体所受的照顾。这里，有如其他某些事情，拉栖第蒙人是应该受到表扬的；他们对于儿童（少年）的训练特别具有深心，把教育作为公共所要务，安排了集体的措施。”[10]（pp．406～407）现代学者耶格尔在他的巨著《潘迪亚：希腊文化的理想》中将教育看作是希腊文化的理想，将国家看作是一种教育力量[15]（p．174）。 &&&&其次，实施和谐发展教育、注重人性培养和城邦中的个人价值。斯巴达城邦注重军事教育，但也关注对受教育者的品格的全面完善。他们“少年时代就培养起对公民为人行事的兴趣。因为一个孩子若被问及谁是优秀的公民、或谁是声名狼藉的公民而答不上来，就会被断定为头脑迟钝的人，不是追求美德和荣誉的材料”[3]（p．265）。在公元前7世纪末和前6世纪初，斯巴达是希腊世界的音乐之都，产生了许多音乐家。如提尔泰奥斯（Tyrtaeus）和阿尔科曼（Alcman）等人，在诗歌和音乐方面有突出的贡献。雅典人认为，他们创造的最伟大的艺术品是人，这种人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一致，是体力与脑力的和谐。苏格拉底说：“一切别的事务都系于灵魂，而灵魂本身的东西，如果它们要成为善，就都系 于智慧。”[7]（32A，p．115）他认为教育对人的个性和价值的培养非常重要。“禀赋最优良的、精力最旺盛的、最可能有所成就的人，如果经过教育而学会了他们应当怎样做人的话，就能成为最优良、最有用的人，因为他们能够做出极多、极大的业绩来；但如果没有受过教育而不学无术的话，那他们就会成为最不好、最有害的人，因为由于不知应该选择做什么，就往往会插手于一些罪恶的事情，而且由于狂傲激烈、秉性倔强、难受约束，就会做出很多很大的坏事来”[16]（p．139）。柏拉图“理想国”的实现基于和洽心灵的养成。他认识到，教育的功用就是平均地发展心灵中的各部分，亦即发展整个人性，而不只是毅力、智慧或情欲的单独发展。只有整个的人性已经发展了，那时才有和洽的心灵，才有善良的人，才有完美的国家。亚里士多德不认为一个民族所天赋的品质是不可改变的。他说：“积习变更天赋；人生的某些品质，及其成长，日夕熏染，或习于向善，或惯常从恶。”[10]（p．385）他将教育划分为实用教育和灵魂教育，前者以生存和谋生为目的的，是技术教育；后者则以社会生活中的合理行为为目的，是闲暇活动中的德行教育。他说：“灵魂的这种机能不仅舒展爱情和友谊，我们所有任何作为的能力，任何自由的情绪，没有不是由此发源的。”[10]（p．362）这是一种“效法自然”的教育原理。由此可见，希腊人所持的教育宗旨不在于实用教育，而在于唤起人的内心的“灵魂教育”。这个特点应该是古希腊教育文化的基本核心。 &&&&第三、启发式的教育方法是古代希腊教育文化的思维特征。古希腊人重视研究教育的方法。在苏格拉底看来，一切知识都是植根于自己的心中。教师的作用在于帮助和推动学生自己思考，因而只能是启发的。在具体进行教育活动时，苏格拉底是用讨论问题的问答方式与人谈话，指出问题并引导人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方法就是著名的“精神产婆术”。他说：“认识是记忆。”[17]（p．60）苏格拉底强调知识获得的过程。他在《斐多篇》中认为，人们要得到完美的修辞术，首先是要有天赋的才能，然后再加上知识和实践。这种认识论比当时的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更为深入。伊索克拉底认为修辞术是一种创造活动，因此强调天赋是更为重要的，而将知识和实践置于次要的地位[18]（pp．63、191）。柏拉图的“回忆说”直接承接了苏格拉底的思想。他认为：“一切学习都只不过是回忆罢了。”[6]（82D，p．111）所谓教育只是用适当的方法，使学习者回忆起他所遗忘的。“回忆说”强调教育不是知识的灌输，教育的过程应该是师生双方共同努力、教学相长的过程。很显然，古希腊人所持的这种教育方法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自己学会去思考，因此，教师的作用至关重要。教师采取什么样的教育观念，施行什么样的教学方法都会影响到教育的效果。对教师来说，传授知识并不是他们的惟一职责。教育是引向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引向善的过程。 &&&&第四，按照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实施教育。斯巴达城邦规定，儿童7岁以前，由母亲在家中教育。“孩子一长到7岁，按照来库古的命令就全部由国家收养，编入连队”[3]（p．263）。7―14岁，由国家接收并编入连队。14―20岁，正式成为军人，受正规军事训练，参加军事活动。每个人从20至60岁，都必须每日出操，参加军事训练。在雅典，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对教育有过专门论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教育划分为如下阶段：初生到3岁，由经过挑选的女仆照顾；3―6岁，儿童要送到国家开设的“儿童游戏场”，在国家“委派”的女公民的监督下接受教育。7―17岁，男女儿童分别进入国家所办的初等学校，入文法、弦琴和体操学校等。18―20岁，青年要接受军事训练，除体育训练外，还要学习“四艺”科目，即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理论。20―30岁，少数具有优秀抽象思维能力的青年继续学习，以发展其理智的美德，使之成为高级官吏。30岁以后，经过严格挑选，使特殊人才继续研究“辩证法”，直到35岁。个别人需再经过15年的锻炼，大约到了50岁，就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哲学王。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把教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初生至5岁），教育内容侧重于肢体活动；第二阶段（5―7岁），以观察事务为主要教学内容；第三阶段（7―14岁），以体育、音乐、写算为主要教学内容；第四阶段（14―21岁），学习数学、文法修辞、伦理学和政治学等科目，目的在于发展青年的理性思维。 &&&&第五，古希腊许多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主张女子与男子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力，在现实中也存在着一些女子与男子同等受教育的机会。虽然不同城邦的妇女地位有较大区别，但是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妇女始终没有被忽视。古希腊人创造的主神中有近一半是女神，并有纪念诸女神的节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在担负国家职务方面不分男女，不论是执政者还是军人，女子和男人一样都应成为候选人。女子应受到与男子同等的音乐与体育教育。原苏联学者沃尔金认为柏拉图男女平等的思想，“显然受了他所交往的那个独特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当时在这个阶层中妇女已经起着相当显著的作用”[19]（p．45）。古风时代的希腊有以萨福为代表的有影响的女作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提到了提玛瑞特（Timarete）、阿里斯塔瑞特（Aristarete）和拉娅（Laia）等女画家[20]（pp．35，147～148）。她们都受过良好教育，有的还终生从事教育。不可否认，古希腊妇女与古代所有妇女一样，处于男性统治之下。但是，古希腊内部各城邦女子的社会地位不同。斯巴达妇女地位较高，有一定社会自由。在政治方面，斯巴达妇女对城邦事务有一定的参与机会。亚里士多德说：“就在他们的国势鼎盛时期，邦内许多权力都落入了妇女手中。”[10]（p．84）在经济上，斯巴达妇女拥有自己的财产，支配自己的地产、嫁妆和货币。《格尔蒂法典》有关条文规定：“某死，其城里有农奴住着的房子及房中的物品，和乡下没住农奴的房子及不属农奴的大小牲畜，归其儿子；其余的财产将平分。无论有多少儿子，各将分得两份；女儿无论几位，各将分得一份……但若除房产外别无其他财产，女儿们将按上述规定得到一份。”[21]（p．19）在斯巴达的社会实际中也存在着一些重视对女子教育的现象。斯巴达妇女接受的教育首先是体育。来库古“让少女们锻炼身体：跑步、摔跤、扔铁饼、掷标枪”[3]（pp．246～247）。古希腊妇女虽然无权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她们就单独举行“赫拉运动会”来向天后、婚姻女神赫拉表示敬意。斯巴达妇女是“赫拉奥运会”的积极参与者。除了参加体育锻炼之外，斯巴达妇女也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女子有专设的学校，她们在学校里学习诗歌、音乐、舞蹈。斯巴达有两个著名的女诗人梅加洛斯特拉塔（Megalostrata）和克利塔戈拉（Cleitagora），虽然她们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古代作家提到了她们的名字[22]（p．60）。一些刻着奉献者名字的还愿献物的铭文资料表明，一些斯巴达妇女基本上是识字的[23]（p．93）。 &&&&雅典妇女相对于斯巴达妇女来讲，在社会上的政治、经济和婚姻等地位比较低下。虽然一部分社会舆论反对给妇女提供超过管理家务知识范围的教育，但是由于雅典妇女在再生产公民和男性之间权力转移途径中的重要作用，也使得雅典城邦对妇女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她们被允许参加宗教祭祀活动，并在阿瑞福拉节（Arrephorae）、泛雅典娜节、酒神节、卡里特节（Kallytera）和普林特利节（Plyteria）等宗教节日中承担着重要角色。雅典法律对孤儿、女继承人和怀上孩子的寡妇给予特殊的保护，并为她们离异和丧偶后的再婚创造条件。嫁妆被一些古典史家看作是对雅典妇女的保护伞。嫁妆与给予者的财富成比例，大约占给予者的5～20％[24]（p．347）。新娘是嫁妆的名义上的持有者，丈夫是嫁妆和妻子的监护人，他在签订婚姻协议时承认嫁妆是借贷的，并以自己的土地作保证。离婚时，丈夫要将嫁妆归还给前妻的监护人，或者支付18％的利息[25]（p．63）。雅典妇女还能够在家学习识字、阅读、音乐等。不容置疑，这些保护措施是为了保护雅典家庭的延续、宗教权力义务的承接和财产的正确留传，但是雅典妇女中也曾出现过不少富有知识和才华的女子。古典时期的雅典，柏拉图的学园里就有两名妇女像男人们一样学习哲学。公元前4世纪后期，雅典女子哈格诺迪塞（Hagnodice）跟随希罗菲鲁斯（Herophilus）学医，成了雅典的第一个女产科医生[26]（p．168）。许多高等妓女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艺术才能。影响最大的高等妓女是阿斯帕西亚，她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学术沙龙。她与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亚西比德、菲狄亚斯和伯里克利等雅典名人都有频繁的往来[27]（pp．157～158）。公元前4世纪，高等妓女姆涅萨瑞特也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她的金塑像竟能够矗立在德尔菲圣殿中，与那些将军和国王的塑像放在一起[28]（p．75）。 三、古希腊两种教育体制形成的原因 &&&&古希腊教育文化的形成的有许多因素。笔者认为，分析这些因素对于研究古希腊教育文化乃至整个欧洲文化的起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政治因素。斯巴达实行贵族寡头统治，决定了其以培养体格健壮的武士作为教育的惟一目的，崇尚的是军事美德，对奴隶的一切感情均排除在教育之外。斯巴达城邦形成之初，在社会制度和生活习俗各方面都存在着较多的军事民主制时代的遗风。二王制、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等，从形式到权限都基本上与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行政机构相同。在军事民主制时代，部落的全体成年男子都必须是战士，都必须随军事首长（巴赛勒斯）出征。斯巴达全体公民终年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活动，无疑是这一原始制度在奴隶制下的畸形发展。雅典实行民主政治，也统治着数倍于雅典人的奴隶，它的教育目的不仅要把统治阶级的子弟培养成为身强力壮的军人，而且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各种才能的政治家和商人，以保证民主和平生活。 &&&&第二，经济因素。古希腊经济较发达，除奴隶外，希腊人基本上不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其基本任务是统治奴隶，掌握社会物质，进行文化活动，过好和平生活。斯巴达对希洛人残酷的经济剥削，为其军事教育制度提供了可能。据普鲁塔克记载，斯巴达公民“每份土地足可以每年为一个男子生产七十墨狄姆诺斯，为他的妻子生产十二墨狄姆诺斯大麦（1墨狄姆诺斯为52．53升，约等于1蒲式耳），还有相当数量的酒和油”[3]（229）。大约可供一家老小六口之需。因此，斯巴达人完全可以不必劳动，而只维护这种坐享其成的统治地位。关于雅典公民的人口数量和四个等级的大致人口，西方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推算，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共识。雅典公民中的大多数都以土地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中，中小规模的土地所有者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土地占有的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各等级土地数量差距不大，变化平缓。正如琼斯所说，雅典是“一个这样的社会，除了顶上相当少的富人，就是下面大多数穷人，财富平稳地分配，从富到穷的变化是缓慢的”[29]（p．90）。芬利在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经济的论述中，留下了五个地产数字，分别是：700～1000英亩、70英亩、45英亩、14英亩。前三个说明地产之大，后两个说明地产之小[30]（pp．64～65）。由于公民中土地占有一直未有发生大的兼并和集中，所以雅典公民有条件积极从事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活动。 &&&&第三，科技因素。古希腊的科技因为军事的需要和为神学作脚注，而备受重视。古希腊人以自然物质为研究对象，以科学公理为衡量标准，以阐释和把握宇宙法作为天职，积极倡导科学献身精神和对外在事务的不懈探求，视摘取科学桂冠为人生最大的乐事。在此种文化氛围下，学校教育重在对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培养。斯巴达的教育实践中有科技教育的因素；雅典的毕达哥拉斯学园进行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等的研究与教学；柏拉图的学园成为当时希腊世界自然科学研究中心，其学生泰阿泰德成为立体几何的创始人。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虽然还未独立于哲学，但因为自然科学对人生观、自然观、社会观、哲学观的影响，必然影响到了教育目的的内涵。 &&&&第四，文化因素。古希腊人由于靠近大海而很早与其他国家交往，吸收先进的文化，发展了他们的创造力，因而其教育重视培养人的智慧。给予古希腊文化以深刻影响的古代东方文化，主要是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和波斯等古代文化。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指出：“亚洲的文明形成希腊和罗马文化的背景和基石。……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发明……科学与文字，哲学与宗教，都来自埃及和东方时，我们定为之惊讶不已。”[31]（p．99）这种文化接触，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贸易往来和经济交流。二是战争掠夺，使东方财富和作为战俘的东方文化之人流入希腊。战俘们把东方的技艺和知识传播于希腊。三是古希腊学者和文人，求知识于东方。譬如，来库古早年游历过亚细亚、埃及、利比亚、伊贝里亚等地。德谟克里特将其父遗产100塔兰特用于川资路费，先后游历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印度等地。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行医游历到过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北非（埃及）等地。希罗多德从公元前455年开始至公元前447年到达雅典为止，游历了腓尼基、巴比伦、波斯、埃及等地。这些文化名人把大量的古东方文化介绍到希腊来。 &&&&第五，个人主观因素。古希腊教育家的主观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古希腊文化的内容，使其宗旨表现得更加明显。来库古“希望将克里特简朴严峻的文明与伊奥尼亚的挥霍的文明加以比较，就像一位医生将健康的肌体与体弱多病之身加以比较一样。这样，他就能够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政治体制的差异作一番研究”[3]（p．215）。他的创新措施都基于个人对社会的研究。柏拉图的社会政治观主张恢复氏族贵族的专制统治。他确定的教育的最高目的就是培养其理想国所需要的统治者和保卫者――哲学家和军人。显然，教育的目的作为联结教育和社会关系的一个中介，在古代也是要受到提出者的社会政治观的制约和影响。古希腊的哲学观特别是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对其教育目的亦有较大影响。古希腊哲学观认为，人性即理性，其教育目的就是发展人的理性。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认为教育目的的内容包括身体、情感和理性三个方面，就在于他认为人性是由三种灵魂构成的。 &&&&第六，国际和国内环境因素。其一，斯巴达是一个在对外征服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国家。几乎是把被征服国家的各阶层人民一律加以奴役。因此，被征服者时常起义反抗。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就曾发动过几次大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约前685―前668年），历时近二十年之久。斯巴达男子悉数从军，战争结束归来时，后方的妇女和边民“私通”所生的“斯巴达之子”（意为“私生子”）都已经成人了。因此，这次战争大大提高了斯巴达人的警惕性。为了防范起义，斯巴达人从小就处于严峻的军营生活之中，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其二，斯巴达对希洛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必然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抗。斯巴达把大量被征服居民变为希洛人，强迫希洛人为他们耕种土地，并且缴纳田中整个产品的一半。希洛人还必须服兵役（主要充当辎重兵，做苦役），甚至遭到斯巴达人无情的屠杀，这就迫使希洛人起义反抗。因此，斯巴达人在征服、掠夺敌人的过程中，他们不知不觉地使自己也套上了奴隶式的枷锁；因为在后来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斯巴达人是在对起义造反的极度惶恐中渡过的[32]（p．219）。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赫卢太）农奴也老是等待着拉根尼（斯巴达）人的畔隙，他们好像是丛莽中的一支伏兵，遇到机会，立即出击（起义）。”[10]（p．82）例如，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大地震，希洛人乘机从四面八方集合起来，对斯巴达人形成很大威胁，以致斯巴达人一度不得不向自己的老敌手雅典求援。在这种起义的威胁之下，斯巴达就必须维持一支惯征善战的军队。其三，从人口方面来说，学者们推估斯巴达人和希洛人的人数比例为1比7，而斯巴达所有的邻邦，如阿尔喀斯人、美塞尼亚人、阿卡地亚人都与它为敌，所以斯巴达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实行严格的军事教育制度，使每个公民都具有铁的纪律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具有英勇杀敌的本领。这种社会状况，决定了斯巴达人注重军事教育。 &&&&古希腊两种类型的教育文化类型带来了不同的结果。斯巴达的军事强盛，政治保守，农业自给自足，文化默默无闻，商业和手工业始终得不到发展。它的教育制度完全是为从事战争这一目的而服务的。斯巴达单一的军事化教育不仅把受教育者训练成了战争机器，而且也禁锢了他们的头脑。只要是合格的战士，就是合格的公民；要想得到财富，只有对外侵夺。这样，公民的思想方法必然是单一化的。尽管他们培养出一大批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斗士，但勇武有余而文雅不足。在斯巴达城邦出现的闻名于世的哲学家、演说家、文学家、艺术家，为数很少。这不能不说是教育上的失误。而雅典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科林斯人向斯巴达人指出：“你们整个生活方式，和他们比较起来，是已经过了时的。在政治上，也和任何手艺一样，新的方法必须排斥旧的方法……因此，有各种各样经验的雅典，和你们比较起来，是一个远为近代化的国家。”[12]（p．5）政治上，雅典奴隶主民主制达到全盛，成为当时及后世的楷模；军事上，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海军，曾一度出现压倒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趋势；经济上，雅典手工业、矿冶业、农业和商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海外贸易也蓬蓬勃勃，雅典甚至成为当时的国际性商港；文化上，雅典哲学、文学、艺术、体育都达到了奴隶制社会顶峰，不仅代表着古代希腊的文化，而且成为欧洲文化的起源。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和多元化的教育，使公民眼界开阔，思维开放，善于学习和创造，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其思想方法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因此，深入研究古希腊教育文化，从中获取一些经验，汲取一些教训，对于当今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4年7月 【作者简介】苏振兴，男，1963年生，河北沧州市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西方古典文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文明学。 【责任编辑：王公悫】 参考文献： [1]刘小荣：《来库古政制改革辨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法]卢梭：《爱弥儿》（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 [3]Plutarch，The&Lives&of&the&Noble&Grecians&and&Romans，The&Loeb&Classical&Library，London&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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