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这个老头儿挺别致
作者：&&&& 07:19
今年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抒情性的人道主义者，汪先生本真为人，本色为文，其身上所特有的深刻而又平和的古典精神，是当今文坛非常稀缺的品质。关于汪曾祺的佳话已有很多，这里撷取点滴，足以使我们重逢一种久违了的真性情。
无论怎么打量，这都是一个长得蛮精致的老头儿。浑身上下透着中国传统水墨画才有的古朴淡雅劲儿。
87年前的正月十五，肯定是个气朗天清的好日子，在江苏水乡高邮，诞生了以传统书香门第方式养育的最后一个才子文人，这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功名略高于秀才。家里大概有两三千亩田产，还开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祖父很喜欢汪曾祺，据汪曾祺回忆，有一次，他不停地打嗝，祖父将他叫到一边，忽然说，我吩咐你的事，你做好了没有？汪曾祺使劲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是什么事，但嗝却不打了。祖父教汪曾祺读《论语》，写初步的八股文，自豪地夸赞自己的孙子，如果是在清朝，肯定会中秀才，并赏给他一个紫色的端砚，和好几本名贵的原拓本字帖。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更是多才多艺，不仅金石书画皆通，还练过中国武术，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笙箫管笛、琵琶古琴，父亲样样在行，甚至还会制冥衣，糊风筝。平时在家养蟋蟀、金铃子，来了兴致，会与儿女们在麦田里尽情奔跑，用琴弦放风筝。
在汪曾祺的印象里，父亲以“懒”出名。他那裱糊的“四白落地”的画室里，堆积了很多求画人送来的宣纸，上面都贴了红签：“敬求法绘，赐乎××”。母亲有时提醒：“这几张纸，你该给人家画画了。”父亲看看红签，说：“这人已经死了。” 汪曾祺从小就喜欢站在父亲旁边看他做画，看他如何伸着长长的指甲在宣纸上划印，比来比去地构图、布局，这深深影响了汪曾祺的审美意识。
汪曾祺很崇拜自己的父亲，尤其喜欢他的率性、没有长辈架子。“多年父子成兄弟”是汪菊生的名言。17岁时，汪曾祺有了朦胧的初恋，放暑假了，呆在家里写情书，给父亲看见了，他不但不阻止儿子，还站在一旁帮着出主意。沐浴在这样一个宽容平和的父辈之爱里，可以想象，汪曾祺成长地多么自在。
对汪曾祺来说，大概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见到自己的亲生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得了肺病，在另一个房间里隔离着。不久就告别人世。但后来的两任继母，对汪曾祺都是疼爱有加，对他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
浓浓的亲情伴着汪曾祺长大成人，幸运女神对他依然情有独钟。在上个世纪烽火乱世的30年代，他竟然有幸考入西南联大中国国文系，授课的老师全都是来自北大、清华、南开的名家。朱自清、金岳霖、闻一多、吴宓、沈从文等皆成为汪曾祺的老师。刚刚走出书香门第，便直接步入国学殿堂，汪曾祺直接传承了大师们身上深厚的国学功底，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在汪曾祺身上是浑然天成的。
自西南联大毕业后，汪曾祺曾到建设中学任教，并在那里结识了施松卿女士。这个比汪曾祺大两岁的女孩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她也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开始在物理系，后转入英语系。1946年，二人来到上海，正值内战期间，环境恶劣，因为找不到职业，汪曾祺情绪很坏，沈从文写信骂他：“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在沈从文的鼓励和帮助下，汪曾祺后来辗转来到北平，在历史博物馆谋了个馆员差事。
汪曾祺一生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最大的坎儿莫过于1958年因为指标不够，被“补打”成右派了。连他自己都解嘲地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1958年，他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四年，在位于高寒地区沽源坝上的“马铃薯研究站”，终日画《中国马铃薯图谱》和《口蘑图谱》，这样寂寞单调的生活，他却回味无穷，感叹“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而且，“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铁凝特别为汪曾祺的这段经历感动，她说，一个对土豆这么有感情的人，他对生活该有怎样的耐心和爱？汪老从容地东张西望地走在自己的路上，抚慰着这个焦躁不安的世界，把他孤独而优秀的灵魂，回赠给了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人。可惜，《中国马铃薯图谱》这部奇特著作的原稿在“文革”时被毁掉了。
别看老头儿恬淡，其实有着异常刚性、清醒的一面。当年，邓友梅、林斤澜被打成右派，平时与邻居打个照面都不敢搭腔，而彼时的汪曾祺正被江青赏识，成为样板戏《沙家浜》剧本改编的主笔。逢年过节，汪曾祺把林邓二人接到西郊自己家中，亲自下厨，做几个菜，招待老朋友。邓友梅就问汪曾祺：“你现在是大红人，和我们俩搅在一起，不怕沾包儿啊。” 汪曾祺说：“咳，江青用我，就是用我的文字，我心里呀，跟明镜似的。” 邓友梅感激地说，在那个年代唯一接待我们俩的就是汪曾祺。
据邓友梅回忆，很多当年写样板戏远远不如汪曾祺的人，后来都替样板戏说话，说是文化人自己干的，江青并没有干涉多少，只是换换题目而已。唯一站出来，指出江青如何干扰样板戏，如何在她的指导下写作的是汪曾祺，是汪曾祺自己揭露了当时样板戏的“四人帮”后台，这让人十分钦佩。因为这是别人想避都避不开的事情。这种人格力量足以穿透人心。“文革”过后，有出版社要出一批北京作家的作品选，当时没有汪曾祺，林斤澜立刻回绝，说，没有汪曾祺，这本书我们谁也不参加。
生逢乱世，怎么可能没有苦难和窘境，实际上，是汪老将一切青云与低谷完全看淡了，举重若轻，而不是真的人生如坦途。平淡是个很不容易实现的境界，大部分人都是误将平庸做平淡，即便经历丰富，也是庸庸碌碌了此生。问题的关键在心态。
汪老这个人，很通感，这样说不知是否合适？但我确实感受到他敏锐的触角，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可爱地伸来伸去，传递着几多眷恋与多情。创作的时候，他经常用美食做比喻，比如，他说，“使用语言，譬如揉面。”“抒情就像菜里的味精一样，不能多放。”而在苦闷生活中，他常常用超然的艺术美来愉悦自我。他把批判当成是在出演一部荒诞喜剧，他把检查材料当成一篇篇美文来书写。平淡是汪老的压轴菜，让人从中品出人生的隽永。
通感更进一步就是通达。汪老一生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从不怨天尤人。到老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不是住爱人单位的，就是住儿子单位的，从来没享受什么局级干部待遇，但他也从来没有在乎过。老之将至，很多人都直呼他“老头儿——”。潘旭谰头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呼，很忿忿，说，怎么能叫人家老头儿，这在南方来讲，是不礼貌的，不尊重人。但在汪老家，从夫人到儿女，乃至孙子孙女都可以这样叫他。“多年父子成兄弟”也是汪老对待子孙的态度，无论何时何地，对待晚辈，对待年轻作家，他都是平和亲切、顾盼有情的，洋溢着一股其乐融融的祥和气。
向汪曾祺求书画，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老头儿一高兴，就会自投罗网，主动说：“我给你画幅画好吗？我给你写幅字好吗？”
很多人弄不明白，为什么有很多女孩子喜欢汪曾祺。外出开会，无论走到哪儿，总有一群小姑娘围着他，趋之若骛地向他讨画，甚至到了半夜12点钟了还不走。北京作协名誉副主席，作家赵大年当年没敢向汪曾祺讨画，却扮演过为他轰赶女孩子的角色，嘴里还不停抱怨着：“看把老人家给累得。”
有一次开会间隙，大家到温州某地划船，六、七个人一个船，赵大年的船上都是男的，汪曾祺的船上却都是美女。这让赵大年纳罕至今，琢磨来，琢磨去，大概是因为汪老的文章有人情味，有人性，有爱心。爱人者，人见人爱。沈从文与汪曾祺的文章都是不受官方喜欢的，但女孩子喜欢。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善待无雕饰的人性之美。
文如其人这句话并不是用在谁身上都合适的，但对汪老却再合适不过。汪老手中这支别致的笔，必须碰到和他一样别致的伯乐，才能给中国文坛带来别致的风景。
1961年，《人民文学》的编辑崔道怡在一堆来稿里看到了《羊舍一夕——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不禁眼睛一亮。这篇小说，题目充满诗意，内容更有味道。当时崔道怡不知道汪曾祺的政治处境如何，仅从作品角度出发，他找到同事，也是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请她看看并提建议。张兆和当时就说，很好，最好找画家黄永玉做插图。很快，《羊舍一夕》刊登在《人民文学》上。18年后，汪曾祺又写出《受戒》，这篇小说宛如一块温润的碧玉，给焦躁不安的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了久违的清新和亮色，带来了安宁与和美。崔道怡激动万分，称之为可以传世的精品。由于种种原因，这篇作品未能获奖，崔道怡将其收进自己编辑的“获奖以外佳作选本”。当《大淖记事》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时，有人认为它结构不完美，崔道怡却觉得结构别出心裁。事隔多年，汪曾祺深有感触地说：“我的作品能得到老崔的欣赏，我就像喝了瓶老酒似地从心里往外舒坦。”
80年代初，崔道怡在编《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选》的时候，曾让每位作家写一个小传，这可能是汪老自己传记里最早的《小传》：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生，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家乡度过的，1939年，在昆明入西南联大读中国语文系，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教过中学，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当过职员，1949年在北京参加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以后在北京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编过《说说唱唱》，编过《民间文学》，1958年到张家口农村劳动了4年，1962年调到北京京剧团，后来改为北京京剧院，担任编剧至今。开始写作颇早，194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1948年出版过一本小说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过一本薄薄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写小说是时断时续的。小时家住在城外的一条接近农村的街上，接触的人都是挑夫、手艺人、做小买卖的、店铺里的学徒，我对他们的哀乐比较熟悉，一部分作品是反映他们生活的。我父亲是个画家，我小时候，喜欢画画，高中毕业后，曾经想考美术学院，没有实现。现在我还喜欢画画、看画，偶尔还涂抹两笔。浅幸，也许因此我的小说受了一些中国国画的影响。我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到现在还能看出我的某些风格和沈先生是有些近似的。我在大学里读的是中国国文系，但是不大上课，大部分时间倒是读许多外国的翻译作品，契诃夫、阿索林、纪德、海明威，因此我的小说有一点不今不古，不中不西，我最近对自己的要求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我所向往的现实主义和民族传统是能够包容一切的流派的现实主义，和可以吸收西方和东方的影响的民族传统。我比较熟悉旧社会，近年来发表的小说以反映旧社会的为多，但是小说中的感情是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我也愿意多写一点反映当前生活的作品，但是我对当前生活还缺乏自己的独特的观察与思考，还没有熟悉到可以从心所欲，挥洒自如的程度。我需要学习。
汪曾祺非常自知，说自己“充其量是个名家”。他生前比较在乎和认可的文坛评价，是将他定位为“本世纪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他也经常调侃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大千世界里的一个游客。面对当时文坛盛行现代派，先锋实验等等的西化潮流，汪曾祺说，“我的作品和我的某些意见，大概不怎么招人喜欢。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但“我仍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有点孤独，也不赖。”
由名家变成大家的潜力，是自汪老去世后才真正显示出来的。实际上，在经历了“文革”可怕的文化断裂后，是汪曾祺让民族传统和现实主义返老还童，重新焕发了生机。
别致如汪曾祺有着浓重的个人癖好，因为他对生活有深厚的执爱。汪老把自己的业余爱好总结为：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当汪老生命的最后一刻，回光返照的时候，还让家人回家取老花镜来，他要看书。他临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老人去世后，他的遗像前就搁了一个酒壶，一包烟。
汪曾祺喜欢喝酒，是有渊源的。他的祖父没事就爱喝点酒，只一个咸鸭蛋就能喝上两顿，喝到兴头上，还一个人躲到房间里，大声背唐诗。父亲就更不用说了，汪曾祺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座饮酒，一起抽烟，父亲还总是先给他点上火儿。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汪曾祺没少喝醉过。有时候，肚子饿了，跑到沈从文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一次，竟喝得烂醉，坐在路边，被沈从文看到了，还以为是个生病的难民呢，走进一看，竟是自己的学生，赶紧和几个同学把汪曾祺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这才清醒过来。
上了岁数之后，汪老仍然爱喝酒，可是老伴不干，经常为喝酒的事，召开家庭批斗会批判老头。有一次，汪老偷偷摸摸去买酒，人家暂时没零钱找，欠他五毛。汪老忙说，“不必找了，不必找了。”拿脚就走人。第二天，汪老夫人施女士下去买菜的时候，卖酒者擎着五毛钱，冲她大喊：“你们家的大作家来我这里买酒了，这是我欠他的五毛钱，现在还给您。”这下可坏了，露馅了，老太一回到家就开始审汪老。
老太对汪老有三种称呼，平常状态下是拉着长央叫“老头儿——”，亲热的时候，叫 “曾祺——，”碰到这样的时候，汪老会特别开心。如果忽然来一声“汪曾祺！”老头心里就直发毛——要坏事，要坏事。
这天，老太拉着脸高声喝道：“汪曾祺！” 汪老立刻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心里直打鼓，双手也不知该往哪里放，还琢磨呢，最近没偷着买酒喝啊，又咋啦？正纳罕间，只听见老太连珠炮似的向他发难，“你不但在家里公开喝酒，炒菜的时候偷料酒喝，还瞅机会到宴会上去喝个痛快，现在居然敢自己跑到小酒馆去喝！”汪老赶紧辩解，没有的事啊！老太立刻拿出汪老刚发表的短篇小说《安乐居》，戳到老头儿鼻子尖下面，质问到：“还敢嘴硬，有小说为证！没喝怎么会写的这么好啊！”这下老头哑巴了。
其实，汪老是一个非常懂得酒文化的大家，对酒的态度始终停留在品上。他和林斤澜、邓友梅仨好朋友，到宜宾开会时，曾一起去五粮液酒厂喝酒。两杯酒下肚，汪曾祺的眼睛亮闪闪的，津津有味地说道，“有一个北京京剧院的老演员，演小花脸的，生病住院了，出院的时候，大夫说，如果你能做到不抽烟不喝酒，就可以再活20年。他回来后就琢磨，假如让我不抽烟，不喝酒，我再活20年，还有什么意思啊？”这可真是道出了汪老的心里话。
汪曾祺一辈子创造美文，制作美食，奉献美。他不是那种只会吃不会做的半调子美食家，而是既会吃又会做，喜欢粗菜细做，特别是拌菠菜。在《自得其乐》一文中，汪老悠然写道：“我曾用家乡拌荠菜法凉拌菠菜。半大菠菜（太老太嫩都不行），入开水锅焯至断生，捞出，却根切碎，入少盐，挤去汁，与香干（北京无香干，以熏代干）细丁、虾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盘中抟成宝塔状，上桌后淋以麻酱油醋，推倒拌匀。有余姚作家尝后，说是‘很像马兰头’。这道菜成了我家待不速之客的应急的保留节目。”汪老还自我发明了小吃“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段，寸半许长，肉陷剁至成泥，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入半开油锅重炸。嚼之酥碎，真可声动十里人。”
如此有声有色，真是让人忍不住咽口水。汪老做菜很简单，跟写小说一样，就一个主菜，四碟小菜。1996秋天，他请何镇邦吃爆肚，那时，何镇邦住亚运村，给汪老打电话说，“老头儿，我打车过去80元钱，在这边什么吃不到啊，偏要吃你一顿爆肚。”汪老说，“我这个爆肚可不是随便吃得着的，你看着办吧。”11年过去了，过去对爆肚没什么好印象的何镇邦，至今还记得那汪氏爆肚的美味，真个是唇齿留香。
汪老喜欢美食，擅做美食，他的老朋友也是这样。有一回，日本人送给赵大年特别好的鲨鱼的鳍，但却不会做，后来一想，林斤澜和汪曾祺脾性相投，对烹饪也颇有研究，便把鱼翅拿到林老那里，让他做，准备去品尝，结果一等就是三年，还是没有等到。最后，赵大年实在憋不住了，跑去问林斤澜，“我那鱼翅您做了吗？”林斤澜挠着头皮想了个半晌，回道：“我给吃了呀。”
汪老这辈子最讲究的是意境，他这种追求渗透到生活中的一颦一笑，即便是在逆境中也能寻出美来，自得其乐。他的文章，读来好象都是些家常话，从来没有什么口号，却句句都是至理名言，我最欣赏这一句——“生活，是很好玩的。”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很别致的老头儿，是个在一地鸡毛中，也能够做到诗意栖居的大家，是个对人间烟火充满了世俗趣味的出世者。“老头儿”汪曾祺三杂
——儿女眼中的父亲
　来源：生活时报　
三杂者，吃杂食，看杂书，写杂文。这里说的杂文，不是鲁迅写的那种杂文，而是杂七杂八，不入正体的文章。三杂之间有一定联系，吃杂食，看杂书，多与写杂文有关。爸爸自称是个杂食动物。许多人从传言或是爸爸的文章中，知道他是个美食家，但是了解他是个杂食家的并不多。爸爸生在高邮，以后住过昆明、上海、北京，还跑了不少地方。对各地的吃食他都很有兴趣。都想品尝一番，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为在江阴上高中时没有吃上河豚遗憾了六十年。他去内蒙，专门要试试生吃羊肉。他晚年去云南，就想尝一个傣族的苦肠———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傣族人生吃，做调料，蘸肉。这玩艺我们想想都害怕。可惜，当地人怕同去的作家接受不了，只给做了一个苦肠加肉蒸丸子，让他很不过瘾。爸爸的杂食，是平民化的杂食，不是有钱者的杂者。他对熊掌、山瑞、鹿唇、猴脑之类的不感兴趣（感兴趣其实也吃不着），他所着意的是一般百姓的“吃儿”。爸爸在剧团上班时，经常跑到附近的小饭馆，吃碗卤煮火烧，来上二两酒。到了外地，也四处寻摸各种杂吃。有一年他和一帮作家到广西桂林，放着宾馆的大菜不享用，非要和贾平凹到街头的小饭馆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最后相中了老友面，好像就是酸笋肉丝面。以后两人一走进小馆子，贾平凹就高叫一声：“两碗老友面！”爸爸对贾平凹印象不错，除了觉得他有才外，还因为两人曾经是“面友”。在家里，爸爸也常常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麻豆腐，炒疙瘩皮，羊头羊蹄，热汤面就臭豆腐……全是北京过去平民吃的玩艺，上不得大雅之堂。别的犹可，煮羊蹄子可是实在让我们接受不了，味太大。可“老头儿”不管我们的抗议，依然照做不误。爸爸做这些吃食有瘾。头几年，市面上还没有爆肚卖，他为了吃这口，自己买回生牛肚，一会儿加碱一会儿用面一会儿又添醋，吭吃吭吃洗上半天。好容易洗干净了，还得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只留下中间的部位，然后自己配制调料。这通折腾，没有两三个小时拿不下来。最后，满打满算能爆出一笊篱，还嚼不烂。爸爸倒是吃得津津有味，用他的假牙用劲磨蹭，一边还说：“爆肚就是不能嚼得太烂。”有这回事？爸爸去世后，原来在东安市场摆摊的爆肚冯重新开业。听冯家第三代传人冯国明先生介绍，羊肚有八个部位可以爆，牛肚四个，有些部位爆后就是嚼不烂。看来，爸爸还有些道道。爸爸的口味也很杂，酸甜苦辣咸照单全收。他原来不吃苦瓜，上大学时因为吹牛说没有不吃的东西，结果被一个诗人同学整了一下，请到饭馆连点三个苦瓜，凉拌苦瓜，清炒苦瓜，苦瓜汤，爸爸咬咬牙全吃了下去，从此便吃起了苦瓜。我们家餐桌上有苦瓜的历史总有三十年了，自北京开始有苦瓜卖时就吃。80年代初期，汪朗把从工厂工友那里学会的四川的夹沙肉，给家里演示———用肥膘肉，煮半熟，切大片，两片不切通，内夹红豆沙，将肉在碗中码齐，上覆拌好红糖的糯米，然后上笼蒸至粑烂，吃时加入适量白糖。做出后大家都不敢下箸，大肥肉，甜吃，听着就吓人。待到一品尝，却无人不说好吃。爸爸一边嚷着：“不能吃了，再吃就要死了”，一边筷子又对着一块肥肉扎下去。爸爸的杂食性，对他的文学创作多有裨益。他曾经写过一篇小说《金冬心》，说的是扬州一盐商请客行酒令时，一不留神自己瞎编出了一句令词“柳絮飞来片片红”。柳絮本白色，何来片片红？盐商正下不了台，金冬心现编一首诗托为元人所写：“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独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不但解了盐商的围，还显得该人很渊博。事后，金冬心当然少不了一份厚报。爸爸觉得金冬心确实有捷才，但是这种帮闲只能算是“斯文走狗”，于是就这件事写成了一篇小说。爸爸把不少吃过的见过的听过的东西都写入了文章：《食道寻旧》、《五味》、《肉食者不鄙》、《鱼我所欲也》、《故乡的野菜》……他写过《吃食与文学》。除了爱吃杂食外，爸爸还爱看杂书。爸爸去世后不久，一家无聊小报登了一篇文章，说是汪曾祺的子女要把他藏书捐给现代文学馆，而且还有几家报纸转载了。弄得现代文学馆不知所措，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件事，于是打电话到家里询问详情，表示如确有此意他们定当安排。我们哭笑不得，这纯粹是瞎掰，半点影儿都没有。倒不是我们不想捐书，是爸爸实在没有什么可捐之书。一般人可能觉得，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是“学者文学”的代表，家中应该藏书甚丰，还得有不少孤本善本。其实，全然不是这么回事。爸爸的藏书实在是可怜。“文革”之前，我们家里的书满打满算不到一书柜。他说过，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鲁迅、沈从文和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可是家里《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作品只有195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选集，废名的作品则一本没有。契诃夫的小说集倒是全的，这在爸爸藏书中是少有的，阿索林写过什么我们则一无所知，因为家里没有他的书。家里的书很不成系统，有几本苏联的少数民族的史诗，什么《沙逊的大卫》、《虎皮武士》，大概是爸爸在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时买的，有闻一多的两本选集，一本是《神话与诗》，一本名字忘了；有几本外国小说译本：梅里美的《嘉尔曼附高龙巴》（嘉尔曼即卡门）、《哈代短篇小说选》，还有丹麦、瑞典的不太有名的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家里基本没有。爸爸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书，介绍中国古代法医断案的《洗冤录》、介绍古代陶瓷的《景德镇陶艺录》，还有《盐铁论》、《梦溪笔谈》、《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等等，大都是在张家口劳动时买下的。“文革”之后，重印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和古籍，家里这些书才多了一点。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书，爸爸的学问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他大学时读了不少书，后来在剧团也读了不少书。爸爸在剧团的同事说，团里资料室的书几乎让他翻遍了。爸爸还在剧团买书，买《植物名实图考》之类的杂书，这样的书全剧团可能只有他会看。那是1972年年底的事。他给朱德熙写信说：“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爸爸60岁之前看书是比较多的，以后除了写文章需要外，在家里不怎么看文学作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平时常翻的是过去看过的各种杂书，《容斋随笔》啦，《梦溪笔谈》啦，《东京梦华记》啦，还有历代文人谈吃的小册子和各种诗话。此外，他还看些书论画论一类的书，杂七杂八。他觉得这些东西很有意思，比看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收获要多。爸爸常看一本真正的大部头的书，是———《辞海》。有时他要写文章时，先要把《辞海》打开，铺在床上，翻来翻去，然后再动笔。我们不知看《辞海》干什么。后来发现他是真有用。爸爸写过一篇《萝卜》，里面有一段话：“萝卜原产中国，所以以中国的为最好。有春萝卜、夏萝卜、秋萝卜、四秋萝卜，一年到头都有。”他去世后，我们给他编《全集》时，发现“四秋萝卜”讲不通。中国历来只有“三秋”之说，哪里来的“四秋”。也许是“四季”之误。但是到哪里查找核实呢？我们想到爸爸总翻《辞海》，于是试着也找了一下。果然，《辞海》中的记载是“四季萝卜”，而且表述与爸爸的文字很相似。后来发现，爸爸的其他文章也有《辞海》中的一些材料。他写过一篇《马铃薯》，里面写道：“一早起来，到马铃薯地里，（露水很重，得穿了浅革幼的角胶靴），掐了一把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画。马铃薯的花是很好画的。伞形花序，有一点像复瓣水仙。颜色是白的，浅紫的。紫花有的偏红，有的偏蓝。当中有一个高庄窝头似的黄心。叶子大都相似，奇数羽状复叶，只是有的圆一点，有的尖一点，颜色有的深一点，有的淡一点，而已。”《辞海》的相关描述则为：“地上茎略呈三角形，有毛，奇数羽状复叶。伞形花序顶生。花白、红或紫色。”“老头儿”把这段话打散了，把什么“奇数羽状复叶”、“伞形花序”之类的词用进自己的文章，显得挺“学术”。爸爸这样做是有自己的追求。他喜欢读一些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的文章，像《植物名实图考》，法布尔写的《昆虫记》，也想写写这类有些实在内容的东西，而不是一味说空话。为了弥补科学知识的不足，借助各种工具书也是自然的。爸爸书看得杂，懂得的东西也多，文章不免写得也杂，有时对文学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他不是书法家，但是谈过对书法的印象。他不是专业画家，也爱谈谈中国画的问题。我们对这些可是一窍不通，也不知道是不是说到了点子上。只能从行家的反映中了解一二。爸爸去世后，我们想找个书法家写块墓碑，懂行的人推荐了大康。我们知道爸爸生前知道大康，参观过他的书画展，觉得很有水平，找这样的人写字爸爸大概不会反对。大康的名气很大，和爸爸没有什么直接交往，身体又不好，但是听说这件事立即答应了下来，大康说，爸爸写过一篇谈书法的文章，很大胆，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们不便说的话，因此早就知道汪曾祺。大康退还了我们带去的一点礼品，提出爸爸的《全集》出版后送他一套就行了。遗憾的是，爸爸的《全集》出版时，大康已经住进了医院。即便如此，他还捎话说想看一看书，爸爸的《全集》上午送到，下午他就去世了，也不知道最后看了一眼没有。大康提到的这篇文章我们知道，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题目就叫《字的灾难》。文章对刘炳森、李铎这样当红的书法家的招牌字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提醒他们不要只迎合商业心理，也要照顾一下市民的审美心理。爸爸很少指名道姓地对文学圈中的什么人提出批评，但是对书法家却是这样。可能是他觉得不是同行说话尽可以随便一点，不会涉及派系，也不会有什么人当真，再有就是对一些人写的字觉得实在不敢恭维。爸爸还有一些杂文则不太为人所知。他写过一本《释迦牟尼传》，是江苏教育出版社约写的，只出了一两千册，基本是赠品；写过新华社对外特稿———《北京人的遛鸟》。这本是妈妈的工作，但是她对此所知不多，于是就硬派到爸爸的头上了。这样的文章爸爸连暑名权都没有，但是还得格外认真，否则妈妈没完。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七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他们平稳地驶向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爽。爸爸原来在甘家口住时，经常一大早去玉渊潭遛弯，认识了不少遛鸟的，因此才能应承这样的文章。爸爸甚至还写过一回广告。广东一家广告公司在北京西山的八大处建了个山庄，想出一本精美画册来促销，里面要介绍八大处周围环境的文字，必须有文化有品位，于是公司便想到了“老头儿”。尽管约稿出价甚高，是一般文章稿费的几十倍，爸爸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件事。负责联络此事的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一个小姑娘，在北京人艺呆过，以后去了广东。她人挺机灵又很懂事，和“老头儿”东拉西扯，海阔天空地闲聊，搞得爸爸妈妈都挺喜欢她，像看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最后她提出自己的苦衷，希望爸爸帮帮忙，有了这份人情，此事才算谈成。爸爸写了这么多杂文，有没有不会写的文章。当然有。他不会打报告，不会写那种向有关部门提出自己要求的报告。因为这样的报告在语气上得低声下气一点，爸爸觉得太跌份儿。尽管不说，爸爸心里存有那种“我不求人富贵，人需求我文章”的傲气，逢到求人的事自然会难受。汪明在黑龙江建设兵团想调回北京时，汪朝在工厂想调动工作时，都曾经让“老头儿”帮忙写请调报告，写出来的全然不成样子。爸爸当了右派回北京之后，一直住妈妈单位的房子，比较狭小。他有些名气之后，总有一些港台作家和外国作家到家里来看，这不免有些不方便。爸爸和妈妈的朋友也是作家韩蔼丽到作协反映这一情况，呼吁帮忙解决一下爸爸的房子问题。作协的领导也到家里看过，也很同情，让爸爸写一份报告，说明实际情况并提出要求，以便研究解决。这下爸爸可真是犯了愁，整天气乎乎地说：“我不要房子，也不写报告，现在住得就挺好。”这“老头儿”，倒好像别人欠了他什么。在妈妈的“高压”之下，爸爸最后还是被迫投降，写成了报告，但是不合标准。最后，还是妈妈口授主要意思，爸爸进行文字润色，才把报告写成。不过，报告写好上交后，又碰到了其他问题，到头来，爸爸终于还是没有住上属于自己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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