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评价小时代:瞠目的恶劣价值观|小时代|郭敬明|价值观_新浪财经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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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评价小时代:瞠目的恶劣价值观
时下最热门的电影不是好莱坞大片“超人：钢铁之躯”，也不是周杰伦的歌舞片“天台爱情”，而是由30岁的流行作家郭敬明先生执导的“小时代”。3周票房过4亿，刷新华语票房首映纪录，社交网络讨论词条达上百万……甚至登上了《人民日报》的评论板块，更令人惊讶的是，许多著名外国媒体也对“小时代”发表了文章，其中深意令人侧目。
美国权威媒体《月刊》率先发表文章评价这一热门话题。文章指出，随着中国电影观影人群平均年龄从2009年的25.7岁降至2012年的21.2岁，“小时代”的票房成功其实更多仰仗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营销，和数千万与这部电影的同名系列小说的学生读者群体，对他们来说，“小时代”不仅仅是一部外观华丽、明星云集的速食电影，更多的是一场“向青春告别”的仪式。因此，对这部电影的大部分观众来说，所谓的电影技巧不重要，长镜头短镜头的运用也不比杨幂的旁白配音更值得讨论。
《大西洋》月刊也针对这部电影的价值观问题发出诘问。文章称，“小时代”的叙述框架是建立在借女性视角抒发对男权和家长制的尊崇上的，女主角所说的自我奋斗也只是成为一个长相冷峻消瘦的老板的个人助理，工作就是倒咖啡和送文件。不仅如此，电影中女主角毫无难度地被老板高贵的谈吐和电眼迷倒。另一个女主角来自暴发户家庭，她用华服和对金钱的崇拜来捆住同样出自千万富翁家庭的男友。这种以青少年为目标市场的爱情轻喜剧并非是好莱坞型的“住在纽约的事业型女性如何克服职场困难”的情节展开，而是亚洲偶像剧的延伸。
文章不无深刻地说，“小时代”暴露了中国现今社会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盛行，随着个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男人为了跟从俗世所倡导的价值观而去争取金钱与地位，把家庭放在一边。在这场角逐中，女性角色作为牺牲品而社会地位不断下降，沦为男权社会的附庸。女性在这部电影中并非能掌握自身的命运，而是作为男性的陪衬，胜利之后的战利品，炫耀的花瓶以及全知全能的神所操纵的木偶。女性的梦想是变成穿着LV走在校园，在圣诞节互送华伦天奴作为礼物。不仅如此，另一个女性角色――微胖，长相平凡，很明显是无法控制情绪崩溃的大吃的那种性格，从头到尾因为迷恋一个网球运动员而受到同伴的嘲笑。第四个女性角色出身贫困家庭，是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时尚设计师，而也陷入了和一个美少年的多年虐恋而不能自拔。这部电影如此浅显地诉说着如果一个女孩没有金钱而拥有美貌，则在才华之外仍然受着无法拒绝的男性的感情操控，而更悲惨些的――无财无貌，她连做白日梦都会被好友嘲笑。这些贬低女性、物化女性的行为在电影中俯拾皆是，令人瞠目。如果按照这部电影中宣扬的这些行为去推想现在中国社会中的女性行为和社会风潮，很难说外国民众会对中国女性得出什么值得敬佩的品质。
近期的《经济学人》也对“小时代”中是否折射了中国社会现实这个话题饶有兴趣地予以评价。文章中说，电影的背景是繁华富饶的上海，角色们总是穿着华服出入高档场所，而这些，与这部影片广大的观众几乎毫无关系。郭敬明先生只是一个“造梦家”，他不负责解释自己的地位、事业和金钱是从何而来，他只负责告诉大家，梦想很美，去追逐自己想要的吧。不可否认的是，郭先生的修辞手法和写作手笔中蕴藏的煽动性在年轻的学生们眼中简直是牧师般的存在――传播优美动人的福音，不去管现实如何或者承担责任。而这部电影的宣传关键词，竟然是“青春，友谊，梦想”。它毫不惭愧地说：“我们要拥有更好的朋友，更好的物质，更优秀的男友。”而想要拥有这些的策略，显然在这部电影中找不到踪影。
　　（实习记者 刘静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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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评《小时代》：瞠目的恶劣价值观
　　时下最热门的电影不是好莱坞大片“超人：钢铁之躯”，也不是周杰伦的歌舞片“天台爱情”，而是由30岁的流行作家郭敬明先生执导的“小时代”。3周票房过4亿，刷新华语票房首映纪录，社交网络讨论词条达上百万……甚至登上了《人民日报》的评论板块，更令人惊讶的是，许多著名外国媒体也对“小时代”发表了文章，其中深意令人侧目。
　　美国权威媒体《大西洋(6.43,-0.01,-0.16%)月刊》率先发表文章评价这一热门话题。文章指出，随着中国电影观影人群平均年龄从2009年的25.7岁降至2012年的21.2岁，“小时代”的票房成功其实更多仰仗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营销，和数千万与这部电影的同名系列小说的学生读者群体，对他们来说，“小时代”不仅仅是一部外观华丽、明星云集的速食电影，更多的是一场“向青春告别”的仪式。因此，对这部电影的大部分观众来说，所谓的电影技巧不重要，长镜头短镜头的运用也不比杨幂的旁白配音更值得讨论。
　　《大西洋》月刊也针对这部电影的价值观问题发出诘问。文章称，“小时代”的叙述框架是建立在借女性视角抒发对男权和家长制的尊崇上的，女主角所说的自我奋斗也只是成为一个长相冷峻消瘦的老板的个人助理，工作就是倒咖啡和送文件。不仅如此，电影中女主角毫无难度地被老板高贵的谈吐和电眼迷倒。另一个女主角来自暴发户家庭，她用华服和对金钱的崇拜来捆住同样出自千万富翁家庭的男友。这种以青少年为目标市场的爱情轻喜剧并非是好莱坞型的“住在纽约的事业型女性如何克服职场困难”的情节展开，而是亚洲偶像剧的延伸。
　　文章不无深刻地说，“小时代”暴露了中国现今社会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盛行，随着个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男人为了跟从俗世所倡导的价值观而去争取金钱与地位，把家庭放在一边。在这场角逐中，女性角色作为牺牲品而社会地位不断下降，沦为男权社会的附庸。女性在这部电影中并非能掌握自身的命运，而是作为男性的陪衬，胜利之后的战利品，炫耀的花瓶以及全知全能的神所操纵的木偶。女性的梦想是变成穿着LV走在校园，在圣诞节互送华伦天奴作为礼物。不仅如此，另一个女性角色――微胖，长相平凡，很明显是无法控制情绪崩溃的大吃的那种性格，从头到尾因为迷恋一个网球运动员而受到同伴的嘲笑。第四个女性角色出身贫困家庭，是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时尚设计师，而也陷入了和一个美少年的多年虐恋而不能自拔。这部电影如此浅显地诉说着如果一个女孩没有金钱而拥有美貌，则在才华之外仍然受着无法拒绝的男性的感情操控，而更悲惨些的――无财无貌，她连做白日梦都会被好友嘲笑。这些贬低女性、物化女性的行为在电影中俯拾皆是，令人瞠目。如果按照这部电影中宣扬的这些行为去推想现在中国社会中的女性行为和社会风潮，很难说外国民众会对中国女性得出什么值得敬佩的品质。
　　近期的《经济学人》也对“小时代”中是否折射了中国社会现实这个话题饶有兴趣地予以评价。文章中说，电影的背景是繁华富饶的上海，角色们总是穿着华服出入高档场所，而这些，与这部影片广大的观众几乎毫无关系。郭敬明先生只是一个“造梦家”，他不负责解释自己的地位、事业和金钱是从何而来，他只负责告诉大家，梦想很美，去追逐自己想要的吧。不可否认的是，郭先生的修辞手法和写作手笔中蕴藏的煽动性在年轻的学生们眼中简直是牧师般的存在――传播优美动人的福音，不去管现实如何或者承担责任。而这部电影的宣传关键词，竟然是“青春，友谊，梦想”。它毫不惭愧地说：“我们要拥有更好的朋友，更好的物质，更优秀的男友。”而想要拥有这些的策略，显然在这部电影中找不到踪影。
　　(实习记者 刘静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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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小时代》观影调查：价值观有代沟|郭敬明|《小时代》|代沟_新浪娱乐_新浪网
《小时代》观影调查：价值观有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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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娱乐讯 郭敬明执导的处女作《小时代》6月27日在全国上映。新浪娱乐在首映当天到五棵松成龙耀莱国际影城和安贞UME国际影城进行了观影调查。两家影院《小时代》的排片率均为40%以上，入场观众90后居多，不少人是郭敬明的粉丝。他们普遍给出好评，表示向往影片里面“白富美、高富帅”的奢华生活，也被影片里面的友谊和恋爱所感动，但是原著比起电影更胜一筹。另外还有为数不多的60后70后观众，他们表示，价值观与年轻人有代沟，“我们还是比较脚踏实地一点，肯定不希望自己孩子去追求影片里这种不切实际的生活。”
　　另外，对于北京两家影院给《小时代》100%排片率的做法，业内人士和两家影院经理也给出了回应。业内人士表示，这是不一种不理智的行为，不排除影院跟影片发行方有合作。
　　90后观众：向往奢华生活 原著更胜一筹
　　在影院里，入场观看《小时代》的观众90后居多，影院经理介绍，“这部影片就是瞄准了八零九零后的市场，郭敬明在这些年轻人当中知名度很高，郭敬明和杨幂、柯震东这些主演的微博粉丝量加起来有五六千万。而且正值放暑假，90后的年轻人自然三五朋友来看电影。”
　　90后观众普遍给出好评，表示向往影片里面“白富美、高富帅”的奢华生活，条件允许的话会追求那样的生活。但是也有观众表示，“之前有人评价郭敬明说他是奢侈品的奴隶，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当奢侈品的奴隶，我能够理解他，但是我不会有那么严重的追求。”
　　喜欢影片的90后观众称，被影片里面的友谊和恋爱所感动。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是郭敬明的粉丝。一位21岁的大学生对新浪娱乐表示：“一直有看郭敬明的小说，影片打动人心的地方就是四个女孩在里面的友谊，他们情绪上的一些起伏变化、感情友情所带来的痛苦、友谊所带来的温暖，都是吸引我入场的原因。”
　　但是，不少看过原著的观众称，原著比电影略胜一筹，更喜欢原著有思考的余地，“现在电影有点拼凑的感觉，结尾有点突兀；整部电影亮点比较少、缺少高潮部分，属于在平淡中发现美好。”
　　60后观众：奢华生活不切实际 价值观有代沟
　　另外，也有一些60后70后的观众参杂其中，但是数量极少。
　　这些观众多数是陪着放假的孩子来到影院观看《小时代》的。其中一位陪着女儿来看电影的母亲表示，要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都在看些什么、想些什么、追求一些什么。
　　另一位45岁、职业是工人的母亲对新浪娱乐表示，“我们跟年轻人价值观还是有代沟的，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好多都不是很现实，把很多东西看得太理想化了，我们这一代还是比较现实的，比较脚踏实地一点儿。”
　　对于影片中的奢华生活和一些价值观，这位母亲表示，经常会跟孩子进行讨论，“我自己不太喜欢偶像剧，但是孩子看的时候，我们也会教育她，这都是很不现实的东西。咱们只能来看一看，找一点感观上的美，不能太当真了。”
　　截止至发稿，新浪影视打分平台上，《小时代》获得了7.8分，一共有2760名网友参与了打分。网友夸赞影片的部分基本与影院观众调查一致。另外有打1分的网友指出，“这是成功的商品、艺术的垃圾。我记得高中老师说，散文乃型散神不散！《小时代》看完，我明白了什么是神散型不散，我的35块票钱糟蹋了。”
　　100%排片率为何出现？
　　影院经理：宣传影院 希望跟郭敬明有后续合作
　　业内人士：排片不理智 不排除院线与发行方合作
　　不少报道称，《小时代》首日全国排片已经超过45%，刷新了2D电影近年的排片纪录。27日首映当天，北京地区有两家影城――紫光影城、天宝影城甚至给了《小时代》100%的排片率。这种做法实属非常罕见，随即引起业内的广泛关注。院线方面的人士此前曾向媒体透露，紫光影城是与该片发行方乐视影业有所合作。
　　新浪娱乐就此事连线了紫光、天宝两家影城的负责人，他们同时表示100%的排片率只维持27日一天。后面会做出调整，紫光影城将把《小时代》排片率调整为40%左右，天宝则维持在45%。对于这样的做法，两家影城的负责人均对“因为影院跟影片发行方或者投资方有合作关系”的说法表示了否认，同时表示“这是一种自主的排片行为和全新的尝试”。
　　天宝影城负责人表示，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影城做一个宣传，也能够跟郭敬明的电影保持长期合作关系，“郭敬明《小时代》有三部，他如果品牌成功的话，可能还会有第二集第三集，咱们想寻求一个长期合作模式。也希望能够跟发行方乐视影业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比如物料支持、明星路演支持、媒体宣传支持等等。”
　　对于100%排片率的做法，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表示，这是不理智的排片情况，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排片现象，“大家都追求多片源、多影厅，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影院可以根据观众选择及时调整排片情况。100%排片，这绝对是一种反常的行为。不排除院线跟发行方有合作。”
　　五棵松成龙耀莱国际影城负责人表示，影城有史以来最高排片率是90%以上，是成龙的《十二生肖》，但是排片率都没有达到100%，以后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安贞UME国际影城负责人也表示，“100%的排片率，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今后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影院系统。”(易东莹/文 陈植/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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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现场记录】“青年文艺论坛”第二十九期：当前文艺作品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问题（中）
青年文艺论坛第二十九期
当前文艺作品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问题
主持人：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主讲人：林&&品（北京大学中文系)
&&&&&&&&徐&&刚（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
时间：日（星期四）下午14：30—18：00
地点：中国艺术研究院334会议室&&&&
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刚才两位的发言很有启发，他俩都涉及到时代这个概念。电影《小时代》的这个“小”字挺有意思，由此我想到了时代的大和小的问题。什么是大时代？我们经常说“伟大的时代”，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个时代首先有足够多的人具有一种远大抱负和志向，我们回想一下近代以来的几个大时代，比如戊戌变法那个时代，那一代知识分子渴望激烈地变革中国，辛亥革命也可以说是个大时代，然后是五四运动，以及之后连续的几个大时代，那个时候中国都有一大批人要彻底变革中国，怀有这样一种远大抱负。这是大时代的第一个特点。
再有，大时代的许多人所自觉从事和投身其中的是一个大的事业，具有大规模、全局性的特点，例子还是戊戌、辛亥、五四，等等。综合这两点，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可以这样理解大时代：大时代在历史的轨道上一定是跨出了一大步，形成一个历史的转折、质变和飞跃。这是大时代。相反就是小时代，主观方面，这个时代的人的行为动机大多是私欲私情，就像《小时代》所揭示的，关注的都是一些小的个人的物质利益，这个时代的历史庸庸碌碌，节奏很慢，是一个为大时代，为转折、质变、飞跃的时代做准备的时代，一个量变的时代。这是小时代。
但是，反过来看中国的现实，我们当今其实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一个所谓中国崛起的时代。刚才林品讲，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明明是一个带有许多大时代特征的时代。那么为什么这个电影又叫《小时代》呢？因为同时这个时代也有很多小时代的特征，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精英都不再具备戊戌、辛亥、五四以来那几代中国人的那种远大抱负和志向，以及那样的信仰、道德、情感、操守，等等，确实是不具备，确实在追求一些蝇头小利。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观方面和这个时代的客观方面是不匹配的，我们本来应该有一种更远大的抱负。中国的确存在许多问题，但毕竟在迅速发展，应该说正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转折、质变、飞跃的历史时期。但是，恰恰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大多数人具有的是一个小时代的心灵，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矛盾和问题。
再一点，谈一下《小时代》所体现出的财富观念。《小时代》表现出一种对金钱绝对膜拜的态度，除了金钱之外，似乎不再有任何其他什么价值。当然电影里也讲到爱情、友情，但实际上都显得很虚假、很苍白。其实，财富本身，应该说是人类的创造，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本身应该是一种正面的价值。但是在不同的时代，比如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生产力比较低下、比较匮乏的时代，对财富、金钱常常采取贬抑的态度，比如我们从秦汉以来就一直重农抑商，对商人这个能迅速聚敛财富的阶层，对能迅速增值的商业资本极其警惕，这种态度在2000多年中国历史上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商人是鄙视的，在古代的“四民”当中，士农工商，其实商人在现实中的实际地位和能量要远远大于农和工，但却排在最后，还有一些国家政策对商人采取歧视性的待遇，像汉高祖有一个规定，商人不能穿绫罗绸缎，不能佩剑，商人穿的鞋必须是一黑一白。当然，由于商人本身的实际能力及其掌握的资源，实际上重农抑商政策在历代并不能严格执行，但不管怎么说，从国家制度和社会风气来讲毕竟有这么一套抑制的政策和伦理。根本原因在于，古代是一种匮乏性的社会，一旦纵容商人资本自我扩张的话，就会像癌细胞那样迅速繁殖，迅速吞噬整个社会的财富，在那样一个社会剩余极其有限的时代，这个过程是完全不可持续的，很快整个社会就会崩溃，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
但是，工业革命以来有一个特点，就是人类通过技术更新、产业升级，创造的财富几十、几百、几千倍的增长。在这样的生产力条件下，能够容纳商业资本在社会中繁殖扩张，可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所以就造成了我们对财富、对金钱、对商人阶层的容忍，再从容忍到羡慕到崇拜。但老实说，这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层次，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讲，按照新教伦理，工作赚钱被认为是上帝赋予人的一种天职，也就是说，在积累财富的行为之上，在纯粹商业的行为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价值在起着平衡的作用。而中国传统缺少一种超自然的信仰，缺少一种强有力的因素和力量，在财富迅速扩张的时代对它加以约束制衡，我觉得这是我们文化中需要弥补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始终保持一种“土豪”心态的话，那么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我们可能走不太远。所以，还是回到刚才的观点，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大时代的环境，但却只具备一个小时代的精神，包括这种财富观也是小时代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我们一定调整我们的文化，这样中国才能在崛起的道路上走的更远。我就说这些。
&&&&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您刚才的分析，因为用的是全称，也就是说是针对所有中国人的，我觉得有点不够准确。
&&&&祝东力：大多数吧。
李云雷：但是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是大多数，应该主要是《小时代》的接受群体，这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年龄，比如说15岁左右或更小一点，另外就是受教育程度，就是初中左右，所以作为一种思潮，并不能涵盖各个社会领域。
祝东力：你说打击一大片了是吧。
&&&&李云雷：我觉得其实包括我们在座的肯定不是这样，包括《人民日报》代表的政治文化也不是这样。
&&&&孙佳山：《小时代》的趣味肯定是一小撮人的趣味，但是被拥有文化领导权的阶级放大之后，就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流趣味，这也正是我们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张慧瑜：文化领导权声音最大。
冯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小时代》第一部，林萧有一句长长的内心独白，说在这个庞大的时代，感到自己个人是渺小微茫的存在。电影开篇不久就听到这样的台词，我心里一动，觉得“小时代”这种说法还是挺讨巧的。祝老师谈到时代的大与小的辩证，我也觉得《小时代》的“小”，不是指时代本身的小，而是指尽管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但它同时却是一个让人们自甘于“小”的时代。
其实，《致青春》、《泰囧》这些引起大家热烈议论的国产片，都和《小时代》一样，套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说法，都是表现了某种“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的状态。一方面，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觉得它充满了时代气息：比如，表现主人公过去中学、大学时代如何如何，然后，怎么奋斗成了成功人士，至少精神上比较成功，有了一些土豪朋友之类的；另一方面，你又觉得它特别不接地气：林萧去《M·E》应聘的时候匆匆忙忙飞奔过大厅，那个大厅特别像电影的某种定位，人生的一个大秀场，其实你不是特别能够看到那些主人公真正的成长。
&&&&李云雷：我觉得《小时代》的价值观也不能代表所有的80后，包括徐刚他们也是80后，包括我觉得比较典型的像石一枫的小说，它的主人公是从一个嬉笑玩闹的纨绔子弟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80后，把一个成长过程写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小时代》只是代表了特定年龄、阶层某些人的价值观，或许也是他们成长过程的某一阶段，会有这种思想。即使处于同样的境遇中，也有不少人有另外的价值观。
&&&&祝东力：我不太赞同你的观点。当然，我不可能说13亿人口当中百分之百都这样，这当然不可能。但是，确实超过了一定的临界线，可以说有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一切向钱看，90年代初就说十亿人民九亿商。而且上面说的金钱价值观也不限于80后这个年龄段……
&&&&李云雷：他们这一代其实成长在这个环境里。
&&&&祝东力：对，是成长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当然是上一代人营造的，官产学媒各界精英，包括老百姓也都在其中。应该说至少和以往时代相比，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金钱的价值估价过高。当然《小时代》也带有资产阶级的特点，就是它只讲金钱，不大讲权力，你看里面没有出现官员，这当然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孙佳山：我来总结一下你们两个的观点。先从云雷的观点入手，《小时代》毫无疑问不可能代表中国的所有年轻人，肯定是一小撮，极小一部分，用片中杨幂形容她那个主编的话，是像纸人一样的人物。在我看来甚至《小时代》中的所有人物都是“纸人”。但问题在于，祝老师观点的有效性在于，阶级身份和阶级趣味是两回事。现在的影视资本拍片子就是要挣钱，就是要塑造出这样的阶级趣味，哪个趣味有利于赚钱，就搞哪个。祝老师为什么说我们是少数？并不是说我们在人数上是少数的，而是说我们这些人的力量跟大资本相比，和大资本塑造出来的阶级趣味相比，是少数的、弱势的，而这个弱势的人群可能是一个大多数的人群，所以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云雷的有效性在于，他实际上讨论的是一个类似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1%跟99%的关系，属于99%的大多数，肯定不只是《小时代》这一种阶级趣味；但恰恰是属于1%的《小时代》现在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99%必须也只能接受1%的趣味，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云雷举文学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要逆转严峻的文艺现状。祝老师和云雷的观点其实是一体两面，进一步地为我们打开了今天的话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继续下半场的讨论。
&&&&孙佳山：我们开始下半场讨论，首先请郭松民老师来讲一下。
&&&&郭松民（《国企》杂志社）：大家都是专业的，我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原来是当兵的，当兵的讨论这个问题差的就比较远。我先接着祝老师讲的那个话题谈谈我的看法。祝老师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大时代，中国崛起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但是社会心态是一个小时代心态，这构成了很大的张力，也非常不协调。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前两天刚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比较了一下美国电影《乔布斯》和《中国合伙人》，这两部电影其实在网络上不断被人们比较。乔布斯其实是人品非常差的一个人，比如说他抛弃自己的私生女，算计自己的合伙人，非常粗暴地对待下属。但是乔布斯有一个理念，也是他的座右铭：“活着就要改变世界”。这句话在苹果的各种广告上都被打出来，也是《乔布斯》片子的主题，但是大家都没觉得这样一个浮夸的口号好笑，都觉得理所应当。
&&&&反过来另一部电影，《中国合伙人》里不断出现的主题，就是我赚钱就可以了，我根本就不想改变世界，这个主题至少出现了四次。最后他们到美国去跟美方谈判，那个谢晓骏就很推心置腹地对美国人说：“中国一直在变，但是你们没有变。”这就证实了祝老师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们处于一个大的时代却是小时代的心态，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但这种小时代的心态是相当主流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我觉得跟一个大背景有关，就是从80年代以来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改变自己造成的。8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形成了很强的文化失败主义情绪，当时的代表就是《河殇》，认为黄色文明不行了，中国要走向蓝色文明才有出路。这导致了这样的逻辑：我们中国人不配改变世界，我们只能改变自己来融入世界。这也确实是从80年代以来实际走过的历程，90年代的口号就是“与国际接轨”，现在虽然不提与国际接轨了，但主流文化界和主流学术界，大家说来说去还是要融入国际主流文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改变自己，肯定现存的世界秩序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是我们自己，所以要改变自己。于是这种意识就沉淀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内化成为了潜意识：就是中国人不配改变世界，只有美国人才有资格改变世界。所以从逻辑上说，我们就只有赚钱，赚钱是我们唯一合理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中国合伙人》比《小时代》更恶劣，因为《小时代》这种恶俗拜金，大家一眼都能看出来，而《中国合伙人》还包装成创业、励志、友情等面目，但它宣扬的逻辑却是既然我们不配改变世界，赚钱就是中国人唯一合理的选择，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我们能赚钱就不错了。刚才祝老师提到的问题，我觉得和80年代以来这个大的文化背景有关，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不解决，文艺作品里边的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在《小时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纸醉金迷的世界的炫耀性展示，这和作者郭敬明有很大关系。郭敬明在短短10年左右，就从一个自贡小公务员家庭的中学生，变成了一个亿万富翁。据报道，他在上海静安区的一座豪宅就价值好几亿，里面每件东西，包括杯子、台灯什么的都非常昂贵。郭敬明这样的经历，完全是资本统治秩序的一个极大受益者，所以他也完全认同这个秩序。郭敬明因此也丧失了想象未来的能力，他把自己的生活抹上一层奶油，告诉观众这就是未来，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可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我今天上午参加一个电视节目，有一个当事人讲他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差别有多大。这个人叫成军伟，今年24岁，河北人。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把他留给爷爷奶奶，等到十几岁，爷爷奶奶也去世了，然后就跟着叔叔婶婶过。婶婶不断虐待他，比如说他要是出去回来晚了，就让他拿一把斧头自己砸自己的脚，一直要砸出血了才能过关。后来有一次他婶婶拧他的耳朵，差点没拧下来。他觉得无法忍受就跑出去流浪，加入了一个扒窃团伙，他们给他饭吃但让他当小偷，还好他没有堕落，又逃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他得了尿毒症，但根本没法治病，他叔叔又把他接了回去。他讲到这一段，当时所有人都掉了眼泪，就是他躺在床上，他叔叔就在外面和一家人商量，现在棺材价钱是多少，把他埋在什么地方，是埋在他父亲旁边，还是埋在他爷爷旁边。他躺在床上不能动，不甘心这么死去，就打了120，完全靠着朋友的资助，勉强维持下去。他母亲经过两次改嫁，又生了四个孩子，也完全无法帮助他。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小时代”，成军伟这样的人是完全被屏蔽掉的。《小时代》提倡的价值观，提倡的类似林萧式的这种个人的励志，根本解决不了成军伟这样的问题。《小时代》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大时代的主题上，必须把成军伟这样的人也带起来一起走，才有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王洪喆（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家从文本上对《小时代》已经谈了很多，我的专业背景不太一样，我是学新闻传播学的，所以我想从它的文化工业的脉络上梳理一下。《小时代》电影的出现，标志着以郭敬明和湖南卫视的受众为代表的这样一个亚文化群体消费的文化产品来到了大屏幕上，成为了主流院线的票房大片，这是一个长期酝酿和变迁的结果。这部电影是这样一个标志，过去在我们主流话语当中隐形的观众群体忽然可见了，忽然跳到我们面前。那么这个受众群体都是什么人呢？有人做了一个微博的抽样，统计在微博里边提到《小时代》的人的社会统计学特征，发现了非常有趣的结果：他们跟微博用户总体的分布特征是非常不一样的。微博的总体特征是一线城市的20岁以上的男性居多，大学以上学历高知群体居多。而谈论《小时代》的这个群体，恰恰北上广的人不是最多的，而是像湖南、四川、福建这些省份的二线城市居多，而且是更年轻一些的20岁以下的中学生，60%到70%是女性的这样一个人群。
&&&&所以，如果把这个人群作为一个消费群体，或者作为一个文学类型的受众来看，如何来指称他们消费的文化商品？我觉得可以叫做青少年文学或青春文学。青少年文化的样态，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脉络当中，经历了一系列变迁才发展到今天。我觉得大家都很熟悉，像在社会主义时期，青少年的文学是革命文艺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特别喜欢看的《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那里出现的青少年的形象，是革命的下一代和革命的未来。而这样的形象在80年代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也是80年代启蒙思潮带来的一个结果，“青少年”这样一个身份被从革命中逐渐剥离出来，获得了个人主义和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身份表达。从80年代的“潘晓来信”开始，青少年的亚文化及其市场开始出现，从文学、动画片到影视作品。当然那个时候的市场并不像现在这样是一种完全商品化的市场，那时候的市场其实是以体制内的文学创作者为主体，来为青少年生产文学作品，所以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叫青少年文学的亚类型。而且那时候呈现出来的青少年文学的样态跟今天很不同，实际上还带有80年代的启蒙想象，包括青年面对长大成人和新世界时的理想、追求与苦闷，依然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比如我们80后都很熟悉的《十七岁不哭》、《花季雨季》、《十六岁的花季》等。所以，这个青少年文化市场也不是纯粹的商品生产，而是带有半公益的性质，是公共文化产品的一部分。
&&&&但是，我观察，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样一个从80年代开始发展而来的青少年文学市场开始逐渐萎缩，也就是带着体制背景的市场开始逐渐萎缩，出现了一个体制内市场向非体制市场过渡的过程。生产和消费过程都开始商品化，标志就是从《萌芽》杂志和“新概念作文大赛”走出来的这批作者，成了出版市场的宠儿，而郭敬明正是在这个商品化过程中诞生的。这时候青少年就变成了具有消费能力的市场主体。原有的半体制的公益性市场开始出现竞争对手，也就是郭敬明及其出版市场所代表的文化工业开始逐渐膨胀。在这个过程中，原来有体制背景的半公益的市场关系，逐渐被一个完全商品化的市场关系所取代，形成了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文化工业，直到今天发展成这样一个如此巨大的资本规模。大家从郭敬明拥有的财富，从他背后的文化公司和出版集团的市值，以及从湖南卫视所面向的那个受众群体的巨大收视率，就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化的青少年文化商品市场在今日所具有的规模。
我想探讨的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当我们谈这样一个变迁的时候，这是一个钟摆由一端摆到另一端的过程。我在想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就是钟摆开始向回摆动，有没有可能把国家应起到的角色重新引进来？就是说我们当代是否还需要一种非利润化的、公共的青少年文化的生产？不是完全以利润为驱动的，而是由体制或由一些机构和作者，专门从事这样专业的工作，来生产这样一种文化?这就是我想分享的一些想法。
孙佳山：这位同学提出的这个话题，实际上青年文艺论坛上一期“娱乐文化的形式变迁与时代内涵”讨论过，这也说明论坛虽然每一期话题各不相同，但其实有着内在的连贯性和延续性。确实从新世纪以来，林品一开始就提到了，原来网游、动漫这些本属于青少年亚文化的东西，非常边缘的东西，突然就变成了主流。
王洪喆：就是公共文化产品。
孙佳山：在现有的文化生产体制下，我对此持保留态度，不是很乐观。80年代那个青少年文化看上去不错的美好时代，那个所谓的半官方、非盈利的阶段，不过是个错觉，属于混乱年代歪打正着的结果，我也是在那个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我说的都是我的感受，属于回过头来看吧。
所以这就回到郭老师刚才提到的，能否把另一个中国纳入到当代文艺生产的视野内？这可能不是文艺生产内部的问题，而是外部问题，就是社会变迁真的到一定地步的话，这些东西就瞒不住了。
&&&&鲁太光（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我插一句话，很简单。王洪喆提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办期刊的人来说，因为我们这些期刊是文化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现在国家正在提文化体制改革，你提的问题非常恰如其分。
&&&&王洪喆：那个社会主义的遗产到现在还没完全被市场取代，公共文化产品的空间在中国当下语境还是有的，所以我在想，它有没有可能被重新激活。
&&&&鲁太光：对，就是这个问题。我经常参加这方面的活动，有时候上面征求意见，据我观察，绝大多数人还是支持文化产品的公共性这个传统的。当然，原因也比较复杂，大家的动机和出发点不见得一样，但是多数赞成保持目前的状态。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为了保证文化产品的质量，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考核机制，或者建立一种退出机制。非利润不大可能，不过可以微利润啊。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有些东西不是郭敬明或其他什么人能承担起来的，尤其是那些教育、教化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政府的职责呀。
&&&&郭松民：我插一句。就比如说像我今天上午参加的那个电视节目，就是成军伟这么悲惨的命运，主持人、嘉宾，包括现场所有观众都在谴责他的母亲，问你为什么不愿意移植一个肾给他？没有一个人去反思其他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社会保障是不是健全？或者他沦落到这样的命运，社会应承担什么责任？没有一个人提出这些问题，所有人都在谴责他母亲。
&&&&鲁太光：可能不仅是文化方面，刚才郭老师讲的那个医疗问题也是公共服务，教育也是公共服务，文化里边有一块也是公共服务。
&&&&侯百川（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其实你说的国家干预，比如动漫领域，国家干预的想法虽然好，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不容易。咱们动漫集团拍的一些片子票房很差，艺术性也欠缺，长官意志太多。长官又不是很懂现代动画，不怎么知道哪个作品为什么好，也就没有标准，没有确定的评价体系和机制。怎么做出市场需要的，同时又代表国家精神的，有一定升华的作品，是不太容易的，起码长官要有这样的素养，制作者要有这样的素养。
郭松民：我觉得由国家出面组织来搞这些东西，肯定会失败，肯定是垃圾产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靠文化界有这样的自觉。国家干预可以采用一些更弹性的方式，比如可以设立一个奖项，你符合我的价值观我就把这个奖给你。现在的价值观完全是混乱的，比如这次金鸡百花奖给了《中国合伙人》，我觉得有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想明白。
&&&&李云雷：我前两天刚参加“华语青年影像论坛”，论坛上大家集中讨论的也是《小时代》和《全民目击》。有个事情可以说一说，知名影评人周黎明在《小时代》刚上映时，发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结果遭到两千万郭敬明的粉丝的反对，这件事情好像《纽约时报》、《经济学人》也报道了。我觉得是这样，像周黎明这样一个在专业影评界比较知名的人，当他面对两千万粉丝的时候，其实是感觉很无力的。如果把文化分为政治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其实精英文化是处于特别无力的状态；但是政治文化，比如说《人民日报》的评论，其实在《小时代》的接受群体里基本上不起作用，或者说会起逆向的作用。还有精英文化，就像做专业评论的人是处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既没有那么多粉丝，也没有权力，很尴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专业做评论的人，到最后讨论的也不是自己心目中认为的好作品，他也只能谈《小时代》这样的作品，因为大家都在谈《小时代》，如果你不谈，你的评论也无法被人关注。
&&&&所以整个文化生态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况，包括政治文化，比如《人民日报》几篇评论之间内在的差异，不只是关于《小时代》，还有《甄嬛传》的评论，政治文化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对大众文化的批评与调控，也没有对专业的精英文化起引导作用。在“华语青年影像论坛”上挺有意思的一点，是周黎明谈到他批评《小时代》，但他发言的时候特别要强调跟《人民日报》的区别，因为他可能是在80年代以来强调艺术独立性与纯粹性的这个传统中强调知识分子相对于“体制”的独立或超然……
&&&&郭松民：老想撇清干系。
&&&&李云雷：还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自我封闭，当他们觉得自己的观点跟《人民日报》接近的时候，内心会有一种紧张感，没办法确定自己的位置；但是在面临大众文化时，尤其是面临突破大众文化底线的大众文化——《小时代》是个典型的例子，它的价值观突破了一般大众文化的温情与幻像——时，政治文化与精英文化其实有互相交融或交叠的地方，这时候，有必要反思我们80年代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现在的关键是怎么确立专业的文艺评论的位置，这也涉及文艺的评价标准问题，这可能需要专业的文艺批评在跟不同的文化——政治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互切磋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状态。因为专业的文艺评论不可能像《人民日报》一样起导向作用，也不能像大众文化的追随者那样去当一个粉丝，怎么创造一种新的文艺的评价标准？这可能是未来的专业文艺评论要去探讨、解决的一个问题。
&&&&关莉丽（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今天论坛的主题是结合这两部作品来谈当前文艺作品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问题，大家刚才大部分谈的都是针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我更关心的是抽象层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建构起一个全面、科学、健康的评价体系。现在的文艺批评我觉得大概分为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官方媒体的批评，但是从网上的反应来看，这种批评已经是非常老套，落后于时代，甚至于成为一种反讽的存在。
&&&&王磊（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你具体指的是什么？
关莉丽：比如说在评价中会主要强调这个东西的方向正确不正确，反映问题正面不正面，以一种大的、道德的方式来评价。第二种就是最热闹的，主要在网络上存在的，娱乐化的、调侃性的评价，看似非常随意，非常个人化，但是量很大。最后一种就是学院式批评，所谓专业批评，评论者非常认真，但影响和认同度很小。这种专业的批评我觉得其实也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借用一些西方理论话语对作品进行解读。第二种可以说是体验式的品读，就写看到一个作品后的感受。比如说前几年姜文的《让子弹飞》出来以后，票房非常好，各方面评价也非常好，很多专业人士在评论中对他的作品进行了大量不同角度的解读、阐发。但是这种阐发作者本人并不认同。记得好像是冯小刚说，他们有过一个对话，冯小刚问姜文，你这个作品真的有那么多想法，有那么扯吗？姜文说哪儿有啊。所以说，这种看似专业的批评即使是去肯定它，创作者也是不认同的。
现在的这种批评，就是在座的各位本着严肃的专业态度的批评，针对的是什么？不是作家，也不是作品，主要针对的是社会。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社会学的批评，更关心作品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症候，以及为什么在社会能出现这样的作品等。这种批评对作家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因为没有针对作家的创作。现在大家很严肃很认真的评论，跟作家没有交集，没有直接的影响。记得前面有几次有画家和作家来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是到这里取经学习的，但是听了以后我感觉有的人是失望的，就是缺少交集。结合现在的作家培养方式，是谁在培养作家？学院专业体制里的大学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那么是谁在培养作家？一个是作协，通过作协体制培养作家，第二个就是出版商，通过网络培养写手，通过商业运作方式来培养。那么我们在专业批评中所希望产生的那种作家恰恰是没有途径培养的。现在大家这种专业的评价标准没有转化成学院培养中的生产标准，所以对当下的创作就不可能有直接的影响。
我们现在的文艺批评表面上很热闹、很多元，官方的、草根的、小资的、学院的，但是在这种热闹的背后没有争鸣和交流，如果说有，常常是对骂，这些批评没有相互的认同。我们缺少一种更为包容的，像我们论坛通知中所说的，更为全面、健康、科学的评价标准。我认为只有这样一种主流评价标准建立起来，才可能塑造出我们希望的那种主流的创作队伍，然后才能创造出我们希望的作品。就像刚才郭老师说的，我觉得它应该不会是官方的，也不会是草根民众的，它只可能是现在这种专业的批评者，吸收所有三种评价的长处之后，再整合成一种主流的评价标准。
&&&&还有一点，就是怎么来评价郭敬明。郭敬明从我的成长体验来讲跟他和他的作品是没有任何交集的，也就是因为要参加这个讨论，我才看了一些他的作品。他和韩寒几乎同时成名，他们有很多不同又相似的地方。在主流社会中，很多名人更认同韩寒，对郭敬明否定的更多一些。韩寒、郭敬明都有很多粉丝，很有号召力，但是好像专业人士对他们的态度反差非常大，各方面否定郭敬明的人很多。我觉得郭敬明他本人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拜金，他的电影表现的人物，并不完全就等同于郭敬明。比如说在《小时代》里，最接近郭敬明形象的就是林萧这个人物。林萧是什么人呢？她要去讨好顾里，像奴仆一样跟她在一起做朋友，是一个犬儒主义的小人物。但是现实中的郭敬明已经远远超出那个阶段，对于现实中的郭敬明来讲，他最初从四川一个小城市到上海，这个商业化大都市给他的压力，就像林萧面对顾里、宫洺这样的人所感受到的窒息般的压力。我专门去看了一下《小时代》的结尾，里面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死于城市的一场大火。就是前几年的新闻，上海的一个大楼着火，死伤很多人。小说的主人公大部分被烧死在大火中，这里面是不是有一定的隐喻或立场？韩寒也有类似的表现。2010年上海办世博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韩寒曾经就此发表一个演讲“城市，让生活更糟糕”，以此来表达他的反叛。而郭敬明在《小时代》中是否也讲了对上海这个大都市，从开始的向往，投入拜金主义怀抱，但是最后他所向往的那些人，那个城市、那种生活，可能在这个城市里被焚烧，自我毁灭了。所以不能那么简单地去看待郭敬明，他对任何事情可能不像韩寒那样急着把他的反叛、批判态度表现出来，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态度，不只是已表现出来的拜金。
&&&&郭松民：其实我觉得像云雷完全不必感到失望，像你这种专业人士，你应该改变你自己的话语方式，向社会、向大众发言。咱们这个论坛我参与的比较晚，但是论坛所有的记录我都从你们的博客上全部下载下来看了一遍，将近30期。我觉得很多话题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针对性非常强，但是非常遗憾，这些信息只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里循环，没有向社会辐射。我觉得你就有这样一个责任，在一定意义说上也是你的义务，把你的话语转化成大众，包括郭敬明的粉丝都能接受的话语，向社会去传播。
&&&&还有一个其实大家也不要低估了这个事情的重要意义。表面上看我们说了以后郭敬明也没听到，他的粉丝也没有听到，事情就过去了，但思想会沉淀下来逐渐发挥作用。比方说我是一个媒体人，我参加这样的活动，从这里面吸收很多的思想，然后最后就会出现在我的文章里，或在各种媒体活动中我会把这些思想贯彻进去，通过这样一个渠道向社会辐射。这个社会的文艺作品的改变，有一个滞后的过程，我们这个工作肯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妄自菲薄。
李云雷：松民和关丽莉说的都很好，我再说两句。比如上次那个论坛上，那些专业做电影评论的人，差不多有一多半在做电影文化产业，很少像我们这样围绕着一个作品的艺术性与价值观问题来讨论，做电影产业研究也有价值，从文化管理的角度或产业的角度去看问题，也很必要，但跟我们从文化价值上去看还是不一样，我觉得我们更精准的定位还是后者。如果没有较高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的作品，我们的文学、影视也就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了。
&&&&徐刚：我接着云雷再说一下，我也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去年有一个电影叫《泰囧》，大家都很熟，当时票房大概是12亿。这确实是非常可观的数字，尤其是对于国产电影来说。对此，包括专业的电影研究者在内，大家都非常振奋。我记得当时华中师大有一位老师对这个电影进行了并不严厉的批评，但即便是对这样的学院批评意见，包括专业的电影研究者在内都对之持非常不屑的态度，这在我看来是非常震惊的。也就是说，专业的电影研究者居然也唯票房是从，在他们看来，票房这么高，那么这个电影便是一个不可批评的电影。所以我觉得对于专业的电影研究者来说，电影产业固然重要，但是在此之外，还应该有一些其它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文化产业。
孙佳山：慧瑜曾经写过一个文章，专门讨论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的弊端，我觉得很有借鉴意义。
崔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们说今天的小时代之所以“小”，是跟之前的大时代相比，比如说革命年代、建设年代，但是小时代有另一个脉络，就是今天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民国时代，是胡适、张爱玲、徐志摩他们代表的时代。我觉得民国是一个幻像，之所以能吸引人，是因为“穿越”回去可以把自己想象为少数精英。很少会有人想到，自己在民国时代完全可能是一个连基础教育都没有机会接受的大多数人、普通人，很多人想像自己穿越回去会是林徽因、徐志摩，而忽视了当时基础教育极其落后的现实。比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提到，1930年代对中国农村的抽样显示，在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大家提到屌丝逆袭也是同样问题，“逆袭”明明是一个独木桥，为什么这么有市场？就是因为它给了人们一种幻像，让大家以为自己会是成功的那个人。我们一旦破除这种个人主义的视野，从一个多数人、从集体的视野去看待问题，不是考虑“我”的成功，而是考虑“我们”能不能成功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种逆袭是没有普遍性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其实已经宣告了逆袭模式的失败。
所以，所谓的大时代，就是一个具有总体性视野的时代。当我们不是从个人一己之私，而是将自己和大多数人、和集体联系起来，去思考多数人的命运和出路的时候，才能找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合理的发展模式。
&&&&任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这一期的主题是“当前文艺作品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问题”。我们现在普遍处于一个焦虑的时代，大家都不希望看到太过沉闷的东西，电视、电影等文艺作品基本以娱乐为主，创作时间比较短，很快地推出来，这些节目让观众看了之后可以放松紧绷的状态，缓解压力。《小时代》对于精英文化群体来说，可能觉得有点不负责任，太不精英了，会对它持批判态度。但为什么《小时代》受到那么多年轻观众的欢迎？其实我们应该反思的是“精英文化”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当专业评论面对大众的时候，应该把专业性和娱乐性结合到一起。湖南卫视的节目观众比较爱看，就是因为把很多知识性的节目做的非常娱乐化；北京卫视的中医养生类节目也很受欢迎，如果中医养生的知识让我们去看书了解的话，我们肯定不会主动去看的。所以，文艺批评面对不同的作品和交流群体要分别对待。
刘欣（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我的专业背景是靠向西学这一块的，对郭敬明的作品不太熟悉。但我有一个阅读的经验，高中时追了郭敬明作为青春小说作家那段时期的一些作品，像《梦里花落知多少》都是第一时间看的，印象很深。我想谈的问题是，郭敬明创作的青春爱情小说，跟他新近的《小时代》的逻辑差不多。《梦里花落知多少》的主人公以高中生为主体，到了《小时代》又是同样一群人高中毕业了、工作了，再加上同样狗血的爱情故事。这些人物的阶级身份基本上是小资以上的，《小时代》里面弄堂出身的林萧，我们也不能说就是无产阶级，她也是服务于一个位于资本中心的《M·E》杂志的，也是资本运作的一部分。以这个杂志为中心的人物，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内部不同阶层的符号，有靠近上层的顾里，还有比她更高级的主编，他们经历了一些情感上、经济上的竞争，其实都不痛不痒，和谐地得到解决，毕竟是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最相似和突兀的是对他们命运的设置，《小时代》里写到最后是这些人意外烧死了，就像《梦里花落知多少》也是一些高富帅因为情变等原因莫名其妙地自杀，完全是一种“机械降神”式的处理方式，用完全偶然性的外力把所有矛盾全部解决，回到原点。
&&&&所以我觉得郭敬明从早期到近期一直停留在这个层面，但是他为什么现在越来越成为我们一些“学院派”操心的话题？可能跟书名有点关系，如果不叫《小时代》，起个像《梦里花落知多少》类似的名字，“学院派”估计没这么大反应。我们有一个幻觉就是他把这个时代定名为小时代，其实他写的不过是他本人45度角仰望天空所见的世界，他想象中的高富帅的世界。我们生活中的富二代是不是跟他小说里讲的一样，把名牌穿在身上还把名牌挂在嘴边，是不是真实的富二代的生活就是这样？不一定。一种批评的声音或维护的声音，说郭敬明的《小时代》反映了这个时代，因为这就是“小时代”，他抓住了80后、90后的“心理”，我很不赞同这样的看法。《小时代》的背景虽说设定在魔都上海，但其实随便把它放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成立的，都是全球资本主义称霸时代的表征，所以它根本就不具有特殊性，也就是脱离了真实的生活。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关莉莉：我们现在对这个文艺作品的讨论，不是关注这个作品本身，而是关注它带来的影响。《小时代》如果没有那么多粉丝，没有那么多票房，我们会去关注它么？它既然以这种面貌、这种影响出现，那么它的意义可能就不仅仅是文本的，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很多专业的学者去评论他，其实关注的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国家会出现《小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追随它，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对这个作品的分析，大多是社会文化的角度。我们既然处在这样的时代，就不能单纯地去否定它，而是要全方位地认识它，就像马克思一样，要超越资本主义，首先要知道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是什么。
&&&&孙佳山：是的，在反对任何东西之前一定要先把它了解清楚。现在的理论界、批评界的滞后和荒唐就在于，要么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成了道德的卫道士，要么是站在既定的理论正确的制高点上说一些绕口令式的车轱辘话，根本不知道现实中发生了什么，不知道现实都已经成了什么样子。
&&&&王磊：我想之所以说《小时代》等电影不代表我们这个时代，主要是因为它们不代表这个时代的全部真实，只代表局部的真实；但是我们又能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时代，这主要是就它们所带有的某些趣味和价值观而言，这些趣味和价值观在这个时代占据着主流地位，掌控了这个时代的大众意识形态，影响着大多数人，也包括许多知识分子。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转换为另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在主导着这个社会的思想意识，是哪种力量在无形中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文化趣味和发展方向？今天众多所谓以商业模式生产出来的文化艺术产品，它代表和迎合了怎样的思想和美学趣味？我们应该怎样去评价它？这些正是我们要认真反思和讨论的。
&&&&李云雷：我举个例子，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是底层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被两位大导演买了版权，但都拍不了电影，因为它表现了底层的生命力和对社会鸿沟的反思……
&&&&王磊：所以艺术生产是有选择性和遮蔽性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很有影响的文艺作品，并不一定代表全部的真实，不一定代表我们时代各个阶层人们的全部的真实生活处境和价值观念。
任荭：电影《小时代》之所以受到很多年轻观众的欢迎，可能是他们对世界看得还不够清楚，《小时代》里表现的那些场景可能是他们所期望的未来，或者他们认为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
李云雷：《小时代》的特殊性在于它突破了大众文化的规范，一般的大众文化产品都不会这么直接地拜金主义，还是要强调一些温情、爱情、亲情等，资本是要通过运作、通过艺术发展成流行。《小时代》击穿了大众文化的底线，反而会有这么多观众与读者，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点，其实它吸引人的地方，或许恰恰是在这里，它是一种“反大众文化的大众文化”，反“大众文化”这一幻像走向的是他们认为的“真实”，其实他们走向的是庸俗、世俗或“反文化”，但“反大众文化”反而成为他们这种大众文化的特异或魅惑之处。
&&&&冯巍：我突然想起来琼瑶，《小时代》很奇怪地有一种琼瑶的味道在里面。
&&&&孙佳山：和琼瑶是完全相反，琼瑶是爱情神话的胜利，是《泰坦尼克》，《小时代》、《甄嬛传》、《了不起的盖茨比》等恰恰是琼瑶的对立面，启蒙主义以来的爱情神话在这些作品中都烟消云散了，这也是今天的现实。这些作品在这个意义上还真没“虚构”，只是勉强跟上了现实。
&&&&郭松民：而且这种拜金主义是不加掩饰的。比方说现在的很多电影人，都说我票房到了多少多少亿，这就是一切，其他的标准都不说；但作为电影人，还是应该以更有艺术性或思想性来自我要求，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的标准。
&&&&王磊：今天某些文化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文化也是个势利眼，嫌贫爱富。我们可以回头看一看历史，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不嫌贫爱富的文化？毛泽东在回忆自己年轻时说，他是非常喜欢中国古典小说的，看得多了有一天无意间想到，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没有农民，都是才子佳人，他说他开始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大概两年左右，后来想明白了，当然他是从经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从那时开始他的一生都在为建立一种不是以才子佳人、王侯将相为主角的文化而努力，他致力于让工农兵成为文艺舞台和社会舞台的主角。&我们今天的文化艺术生产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类似的历史问题，文艺应当怎样面对和处理社会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成为新的文艺和文化建构必须解决的问题。今天的某些影视作品更多的倾向于表现新贵阶层的价值与趣味，但我们的艺术评价标准体系似乎应当更为客观、科学，能否建立一种新的、符合当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呈现不同审美趣味的文艺价值观和批评标准体系，就成为一个急迫的理论任务。
&&&&郭松民：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里有一个镜头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北平解放以后解放军刚进城，一群风尘仆仆的解放军战士坐在地上看戏，舞台上在演《霸王别姬》，段小楼和程蝶衣俩在演，这个画面显得非常不协调，非常刺目。这个戏不是演给台下的战士看的，战士也不是来看这个戏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白毛女》、《红灯记》或《沙家浜》这样的戏才更适合战士们看。为什么会出现像刚才你说的那样的情况？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台下的观众消失了，这些战士走了，没有了，台下坐的是新出现的一批人，所以舞台上跟着也变了。
&&&&李云雷：“人民文艺”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以文学来说，包括创作的大众化倾向，从作家的自身思想改造开始；作品写出来后，发表出版环节的“大众化”，定价要便宜；然后进入一个“大众化”的流通网络，让即使偏远村庄识字不多的人也能读到、读得起，这是一个体系。同样，电影的生产—流通—接受也是一个“大众化”的系统，这个被击溃之后很难再找回。
孙佳山：现在的文艺作品已经被票房、收视率、销量、点击率绑架了，不成功就没人给你投资，没人投资那就根本没有任何出头的机会。
李云雷：刚才徐刚讲的我再接着说两句，就是你讲《全民目击》和《北京爱情故事》，现在富人是这么来表现自己的，一方面在经济上掌握主动权，另一方还要在道德上塑造自己高尚的形象。但我觉得这可能跟影视更受资本控制有关，文学相对来说好一点，文学作品里面还有一些描述底层人生活的，还有以底层立场书写的。但社会整体的结构确实越来越严密，像《了不起的盖茨》让我们看到，即使逆袭成功之后，也会被别人看不起。所以对于处于底层的人来说，如果陷到这种逻辑里面，是看不到任何的希望的。
孙佳山：就这一点而言，真的是从第一部中国式大片《英雄》就开始了，从那个时候起，整个中国电影语法就都变了。从《英雄》开始，原来传统历史演义意义中的献祭式的侠客，舍身取义反抗暴政的英雄，最后都变成了“无名”，原本毫无疑问的“刺秦”故事被推翻了，秦始皇第一次成了不可撼动的历史正义的化身，他才是为了“天下”而牺牲自己，刺秦英雄们反倒格局太小了，理解不了秦皇，最终成了历史中“无名”的尘埃。所以从这个脉络往下梳理，例子就太多了，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狄仁杰通天帝国》、《铜雀台》，这个中国式大片的逻辑也很被美国接受，刘德华因为扮演狄仁杰还上了《时代》杂志亚洲版的封面。于是我们看到的古装故事就都是这样了，秦王不能反、武则天不能反、曹操不能反，一切传统故事中的大反派都不能反，他们其实都是好人，原来的“英雄”就这样被历史无情地碾压了。《甄嬛传》也是顺着这个路子衍生出的结果，皇上代表的权力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搭配。从《英雄》到《甄嬛传》这十多年来，中国这一脉络的影视作品，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将最大的权力塑造成了怎么讲都对的永恒的大道理。
《小时代》也一样。从《奋斗》开始，都市青年情感题材开始登场了，但是在2008年后迅速从励志转为了《蜗居》，“蚁族”、“屌丝”成了形容年轻人的词汇。2012年的三部代表性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浮沉》、《北京青年》也都是这个脉络，所以到了《小时代》，还有徐刚开始提到的《全民目击》，线索很清楚，就是谁有权有势就怎么都有道理，不仅经济、政治强大，道德制高点也是人家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甄嬛传》、《小时代》倒是构成了一种上下文关系，严丝合缝的由《英雄》一步步蜕变成今天的样子，现有的那些骂街、作秀文章应该把注意力放到这里，这样反思才会有用。
&&&&关莉丽：我觉得其实《小时代》和《甄嬛传》的作者，他们某种意义上讲是挺真诚的。看这样的作品我就想起萨德侯爵，他那个时代很多作品写得很美好，好人有好报，宣扬真善美的普世价值，但萨德却写出了他所看到的和经历的另一面，发现只有丑恶才是普世的。
&&&&孙佳山：在这个意义上，《甄嬛传》也好，《小时代》也罢，倒真是接了这个时代的地气的作品。
关莉莉：我觉得至少他们没想故意去掩饰、去包装这些丑恶的东西，其实我反而觉得像80年代的一些作品，看上去要表现深刻，反而并不太真诚。
&&&&杨娟（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文艺创作应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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