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南方新中考》中考历史复习专题训练(含答案)137页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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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南方新中考》中考历史复习专题训练(含答案)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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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体验与参与的历史
── 一个中国人的「福泽谕吉情结」
有时候我们观察思考历史，不期然也悄悄地走了进去，成了新的历史细节。
　　十几年前，那是刚进大学，第一次读福泽谕吉。
　　那时候，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类的都是橘黄色的封底，白色的封面。当时，在书店看到那种颜色的书，心中的兴奋是很难形容的。记得那一次买了两本，一本是中江兆民的《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另一本就是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了。当时背景是，中日青年大交流，中日还合办了一个大型刊物叫《日本》，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都为该刊物题了刊名。那是一本全面介绍日本的杂志，图文并茂彩色铜版纸，印刷质量也很好，内容特别精到，价格只卖一元钱，但只可惜出版了两期就停刊了。原因就是胡下台了，胡当时把中国青年的目光引向日本，特别是让大批的中日青年在一起交流，大概希望中国青年一代能感染上日本人的国民精神，他的用心可谓良苦。记得当时，我在武汉新华体育馆见到胡在主席台上的样子，一点点官架子也没有，小小的个子，风风火火，讲话很有激情，他的茶杯的水完了，就站起来招呼服务员为他加水。那时后，我一点也不理解胡，只觉得一国之主，似乎应该稳重一点。后来知道了胡的许多事情，每次想起胡在主席台上的样子，心中就有说不清是一种甚么情感，为胡？还是为我们这个国家？
　　当年我们一帮爱好哲学的同学，有人先买回了《文明论概略》，差不多是呈奔相走告状。那个时段，大家先后不同的时间读它，讨论起来特别兴奋，先看的人能吐先睹之快，后面的人就更怕有读书的欲望了。后来我做了教师，中学、中专、大学，都教过，只要有适当的机会我都禁不住会向学生讲日本、讲福泽谕吉，讲他的《文明论概略》，仅仅我所知道的那一点，有时讲起来甚至会湿润自己的眼眶。
　　事情就是这么凑巧，前几日在中文大学崇基图书馆，看到吕理州先生写的《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传》，打开书，前言中居然这样写到：
　　有这么一则轶闻。
　　一九一四年日军击败德军，占领青岛。当时，日本的守备军司令官叫做神尾光臣。某日，神尾在其巡视地方的途中，参观了一间乡间小学堂。
　　那间学堂的中国教师请神尾向学生们随意问几个问题。
　　神尾便问道：「你们觉得中国现在谁最伟大？」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孙逸仙！」
　　神尾又问第二个问题说：「那么日本呢？」
　　学生们回答说：「福泽谕吉！」
　　神尾吃了一惊，因为他原先期待的答案不外是明治天皇或伊藤博文，没想到这些中国学童的回答竟是福泽谕吉。（吕理州1993：13）
　　除了青岛的那位老师和我，我相信中国一定还有其他的老师向他们的学生讲过福泽，为甚么一百年来，会有中国的老师有「福泽情结」呢？日币一万圆纸钞上的那个福泽谕吉，为甚么令一些中国人如此地入心呢？
现在日本一万元现钞上的人像即是福泽谕吉
　　有日本的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是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1
认为是他缔造了日本的现代文明，也不过分，当然，日本有很多事情不是福泽做的，但是纵观日本近现代历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福泽确实做了相当关键的事情，而且他把这件重要的事情做的彻底、完整。
　　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同样是面对西洋的文明，福泽做法跟中国却不一样。他早期化了数年时间的游历西洋，写出《西洋事情》，详细地介绍西方，他是将西洋的事情原原本本的介绍给自己的国人，不仅讲西方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更讲西方人的具体的生活方式，他讲述西洋文明的细节之到位，以致后来一位日本人到西方，在写给父亲的中说，某些事情就是福泽先生书中说的那样，我就不多说了。福泽学习西方，也是从输入观念开始，但是，福泽输入观念则力求从完整开始，而不是零碎的拿来一些「主义」，输入观念的方法也是很特别的，不是像我国当时的某些知识份子那样先怒骂自己的传统，然后狂热膜拜别人的一切。福泽是以一种静静的理性和关怀面对普通民众理解力，让老百姓知道那些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把西洋文明发展的原理深入浅出地、很家常地讲述，力图说服每一个普通国民，有这样一种诚挚的情感驱动，所以福泽的书才会有那么多人去读，自然，西洋文明的传播也就十分广泛，而且尽量不是支离破碎或断章取义。你想福泽把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娓娓的介绍给日本的乡亲，大家怎么会不领他的情呢？福泽介绍西洋的文明，一直是一种很朴实的信念，那就是一定要让日本的国民从根本上明白西洋的文明是怎么一会事，他力求把社会生活所涉及的各种道理明明白白的向国民说透彻，说得清的说不清的他都不躲闪，心平气和。他举日本的例子、举中国的例子、举西洋的例子放在一起比较，启发大家，真可谓苦口婆心。在我看来日本人学西洋时，心比较安静，而我们中国则比较急躁，两国的这些特点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
　　西洋文明强大起来以后，许多殖民地人民都受到洋人的欺侮，1860年福泽途径香港，在「奥琴号」上向一个中国人买鞋，二人正在谈价，不想，过来一个英国人，二话不说，抢过中国人手中的鞋，塞给福泽，又从福泽那要了两块钱，挥杖把中国人赶下了船。福泽对这件事印象极深。以致22年后，提及此事，他写到：
　　这些西洋人在东洋诸国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地，与过去的幕吏在国内横行相比，威势更胜一筹。当时，我心中自然很不愉快，禁不住产生一种血气兽心的想法，希望有朝一日，我帝国日本也能做几亿万元的贸易，拥有几千艘的军舰，让日本的国旗飘扬在中国、印度的海面出入西洋诸港，大大地光耀国威。而且像英国人压制中国人一样更要压倒英国人，捆绑其四肢像奴隶般对待。（吕理州1993：80）
　　我们暂且不论福泽的这些想法后来是如何的影响了日本的国策和亚洲人的命运。但由此可见，福泽当时强国之心不为不切。然而福泽的做法却极为冷静，因为他看到了事物「背后的背后」的原因：军事强大的背后是国力，国力的背后是经济和科学技术，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背后是国民素质，国民素质的背后是教育，真正的教育的背后是学术自由，因为只有学术自由才是产生和聚集大量国民智能的唯一办法。因此福泽几次游历欧美都是带回了大量的欧美的图书,并着手翻译介绍,后来又开办了庆应义塾。再加上不像中国，知识份子一辈子被科举和职称考试牵着鼻子走，即便是在封闭锁国的时代，日本的知识界也相当多元化，有学国学的、有学汉学的、有学兰学的，日本的这种社会背景使得福泽潜心办学著书成为可能，这些大家都知道。庆应时期的幕府和明治时期的新政府都曾软硬兼施的要福泽出来做官，都被福泽拒绝了。他一方面办学，一方面著书，在他看来启发民智之后，民众才会有正确的行动能力，民众有智慧才能理解个人存在的意义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仅仅训练人获得某种技能，人成了社会运转的一个工具，所以健康稳定的国家就不容易建立起来，因为这个社会的主要成份是没有独立头脑的工具构成。中国的知识分子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的人非常多，但是彻底去实践的人却极少，即使实践也多半途而废。福泽却几十年一直坚持办学培养人才（而不只是人材）和著书，循循善诱地启发国民，直到日本社会理解了他所倡导的东西，他才有节制地涉足政治。
　　鸦片战争以前日本人一直很仰慕中国，有些日本知识份子到了长崎，还会因为地理位置离中国较近而沾沾自喜。可是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开始修正对世界和对中国的看法。福泽改变对中国的看法是1862年在伦敦，有一个中国人问福泽，现在日本国内能够读洋书的有多少人？福泽当时说具体我数字不知道，但估计有500人，然后，福泽反问：中国有多少？那个中国人想了想，红着脸说有11人，福泽当时感到这个儒家思想的发源国没有甚幺指望了。（吕理州1993：63）虽然福泽当时并非完全了解中国，但是当时的日本知识界认为中国盲目自大却是不错的。鸦片战争中国失去了大国的尊严之后，希望洗雪民族耻辱的强国之心一直是很强烈的，很急切的，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冷静下来客观地分析自己不够，但有分析，多是偏激的情绪，像五四；但有行动，大多也是急功近利。因为说到福泽办教育，我们还是拿教育来说，其实与福泽同时代的中国人中，也有一个同福泽一样希望以教育救国的人，这个人是张之洞。
　　但从做事的气派来说，张之洞比福泽要大，福泽1868年办庆应义塾，规模很有限。张之洞1866年出任湖北学政。1869年创办经心书院，次年创办两湖书院等，此后的几十年中，张之洞立足湖北大兴教育、大办学堂仅在武昌就开办各种学堂就有三十多所，当时湖北全省的教育水平更是全国的楷模，而且影响了全国。（董宝良1996）
左图为明治20年建立的庆应义塾礼堂及演说馆。资料来源：福泽谕吉著《福泽谕吉教育论著选》王桂主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比较现在的中日两国，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再看19世纪末，实际距离没有那么大。从教育来看，1900年日本实施全部免费义务教育，而在此之前，日本虽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由于未实施免费教育，普及教育发展缓慢。张之洞、端方等人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发布的《鄂省普及学塾章程并示》中专门声明：「此学塾皆官费，不收百姓分文」1904年张之洞等人的《学务要纲》、《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也强调「初等小学堂及优等师范学堂均不收学费」、「官设初等小学堂永不令学生补帖学费，以便平民，庶可其教育之广及」（舒新成）而实际上，张之洞运用庚子赔款和其他捐收保证经费来源。（董宝良8）其实清末社会，民生雕零，危机四伏
经济处崩溃边缘，中央国库亏空、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筹集教育经费可以说非常困难，张之洞能如此作为，可见他对教育兴国认识之深刻。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的历届政府没有谁不认为教育不重要，但是到目前，中国大陆的义务教育仍然是收费教育，有些地方甚至长期拖欠教师工资，想起张之洞，现在好象也没有甚幺话可讲了，耳边只想起印度一句谚语：想做一件事，会找一个方法，不想做一件事，会找一个借口。
左图上为福泽谕吉于1899年除夕迎接新世纪写的「独立自尊迎新世纪」条幅，也是他的绝笔；下图为福泽谕吉与他的学生散步。资料来源：吕理州：《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福则谕吉传》[台北：源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3]
　　比较福泽谕吉和张之洞，是很有意义的研究，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是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比较一下：两人都充分意识到教育对于强国的重大意义，两人都写有《劝学篇》，但是劝学的心态不同就劝出了两种结果。福泽喻吉的劝学是劝国民大众之学，希望民众真正懂得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张之洞的劝学主要是官僚政客之学，希望他们改变观念去拯救国民。他们两人为办学都是不遗余力，但是着眼点不同，产生的影响也不同。福泽强调国民观念的启蒙，重在引进西方强国的观念实质，也就是对大千世界的根本认识，以及这些认识所产生出的新的文明成果。可谓知其然，亦穷其所以然。而张之洞也分析到西方强大是人材的因素，人材是学校培养出来的，所以要大力办学培养人材，至于人材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就只停留在技术层面上了，认为办学主要是尽快培养实用的技术人材，并希望这些技术人材振兴实业，很快使国力强大起来，就是大家知道的「中体西用」。说到底还是一种急躁的实用思想。关于他的人生观、哲学观与思想行为长期担任其幕僚的辜鸿铭曾说：
　　余谓文襄之学本乎荀子也，盖为其物外自高，故未脱于功利之念也。（董保良1996：54）
　　在现代，日本人将西洋的东西，自己传统的东西，学洋人学古人创造的新东西这三样分得清清楚楚，中国人把这三样混合起来，有说是被「汉化」了，往高处说是被「天人合一」了。到底该如何评论呢？众多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叙事的文本中不方便展开讨论。只能就事论事的发几句怨言了。
　　现在看来，就算「中体西用」有自己的道理，事实上应该首先把人家的东西弄个清楚，然后也用个明白。这算是同福泽谕吉相比较，我们对张之洞的苛刻要求。可以说，一百多年来，中国大众对西洋文明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张之洞的认识水平上，没有从根本上超越他。
　　中国人可以不同意「全盘西化」，因为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必须根据我们的实际要求来建立，我们自己生存之快乐也必须是从自己的内心中生发出来，我们不需要从外表上模仿别人的快乐。但是，当现实让我们产生了学习别人的愿望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先静下来，全面、系统地了解别人的情况，然后准确地告诉自己的广大国民（而不只是部分精英）这些完整的知识，以此正增长社会公众的整体见识，让大众消化理解、学到的别人纯正的东西，就像福泽谕吉先生做的那样。但是，学习别人的文明，也要心平气和，不能上来抱着批判的情绪是不容易学好的，特别先要有尊崇的心理，认为那也是别人对于人类的贡献，而我们现在去享用，要心存必要的感激之心，这样才可能谈得上学习、理解、运用和最后补充完善它。应该心存一种善意的全球化意识，也不要像福泽谕吉先生那样，怀着一种复仇的心态去学习，结果国力虽然增强了，却给自己的民族以及周边的国家都带来了灾难，从世界范围来看用煽动民族主义的赌气的方法来寻求发展的动力，固然可以刺激国民的斗志，但是，它的结果常常是引火焚身，更何况本国的人民在创造文明的整个过程中，也体验不到创造文明的健康的心情，于文明创造和传播的宗旨也相悖。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同样是悲剧。因此，各国情绪对立的国力竞争，也无疑是大家共同完蛋的开始，这样的恶果大家都看到了。
　　历史上的政治家们的高度自信差不多都表现在自认为他们拥有了必要的真理和美德，只不过是总有人捣乱而使他们无法实施而已，但是一旦局部的冲突发生，他们又从来都是首先弃人类最基本的善的原则，去赌他们的输赢，去用无辜的生命换回他们权利和尊严。没有谁能教育政治家，就算他们天生有善根，也不保险。哪怕是像福泽谕吉这样的人，一旦介入政治晚年也会那样。
　　最后，为了为以上没有甚么理论背景的「私人话语」寻求到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也为了与本文开头的标题呼应起来，我不得不把鲁滨孙(James
Harvey Rubinson)的一段话引在最后：他在《新史学》的第一章中说「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到的事业与痕迹，都包含在历史的范围内。大到可以描述一个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平凡人物的习惯和感情。」（鲁滨逊1964：3）最后一句正好适合这篇小文。
参考文献 　　
董宝良：《从湖北看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福泽谕吉著、群力译：《劝学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吕理州：《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福则谕吉传》(台北：源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3)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丸山真男：《福则谕吉与日本近代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张之洞：《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鲁滨孙（Robinson, James Harvey）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吕理州著作的书名为《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传》。1993年台湾源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臧一冰　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博士生
《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十九期　日
& 香港中文大学
本文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十九期（日）首发，如欲转载、翻译或收辑本文文字或图片，必须联络作者获得许可。当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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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日本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就社会转型的问题说：“汲取欧洲文明，..”主要考查你对&&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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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
洋务运动：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掀起的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一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概况：1、背景：(1)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2)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的打击；(3)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2、时间：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3、目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4、代表性企业：①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天津机器制造局(崇厚)。②近代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李鸿章)、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张之洞)。 5、作用：①洋务派引进了西方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客观上剌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②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在洋务派倡导下出现了,这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对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③洋务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6、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的惨败。 7、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①洋务派欲以先进的生产方式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②洋务派所建立的近代工业，受制于封建体制的束缚和侵略势力的压迫，使洋务运动举步维艰，最后导致破产。③企业中近代的生产力与腐朽的封建管理方式不相适应，使之不能长久维持下去。 8、对洋务运动的评价：(1)积极方面：①洋务运动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进工具，这就必然在客观上加速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②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为学习西方开了风气。同时引进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封建教育的冲击.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③民用工业的兴办，对西方的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客观上诱导和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④创建了三支海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防能力。总之，洋务运动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消极方面：①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②军事工业主要是为镇压人民革命，不能救国图强。③民用工业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是为社会求富，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控制利用。④经营管理腐败。洋务运动的影响及其在学习西方方面对今天的借鉴：（1）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洋务运动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洋务派想以此达到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2）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还要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题体制，重视市场的优化配置作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克服洋务企业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3）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近代生产方式，第一批近代企业在中国出现了；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刺激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用工业的兴办，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1、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洋务运动中，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兴建北洋、南洋和福建艺支海军，促进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2、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洋务运动筹办了民用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较重要的有福州般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企业采用了机器大生产，引进一大批的机器设备与技术，使中国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3、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为培养新式洋务人才，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等一批“西文”“西艺”学堂;兴办了一批专门培养军事、科技、制造、矿务等方面人才的学堂，如邓世昌、刘步蟾毕业的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如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曾留学美国。这一切措施，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4、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师夷长技以自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且在19世纪80-90年代，洋务派中分化出了早期维新派，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改革。洋务运动的指导机关——总理衙门：日，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作为应付洋务的中央机关。总理衙门的组织体制，“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官员分总理和章京两级。大臣由一亲王总领，即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则由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指派委任，统称“总署大臣”。建立初咸丰帝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充任总理大臣，以后大臣人数略有增加，经常为七八人，多时十多人。章京分为四级，从内阁、部院、军机处的司员中挑选，最初满汉各八人，以后人数逐渐增加。 总理衙门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最初南北洋大臣为专职，由买办化的官僚薛焕、崇厚任职，后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管理长江及江苏以南沿海各省通商口岸，驻上海，后移南京。北洋通商大臣管理北方各通商口岸，驻天津。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凌驾于六部之上的筹办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洋务运动：“洋务”指一切涉外的事务。“洋务运动”即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标榜“自强”“求富”，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的“自救”运动。因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正处在同治和光绪年间，所以又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
洋务运动发起人——曾国藩：曾国藩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升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吏等部侍郎。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爆发后，奉命帮办团练，并在基础上扩编为湘军。第二年正月，发布《讨粤匪檄》，率湘军剿杀太平军。同年四月在靖港战败，投水自杀，被救。十一月（西历1855），攻江西九江、湖口，不久，水师败绩，武汉为太平军克复，曾遂困守南昌。咸丰六年（1856）秋，太平天国发生内讧，曾国藩乘机攻陷武汉。咸丰八年（1858）四月，占领九江。咸丰十年（1860）六月，授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其节制。同治三年（1864）六月，督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旋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次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回两江总督原任。次年授大学士。曾与李鸿章等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同治七年（1868），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奉命办理天津教案，屈从法国侵略者，杀害无辜良民，受到社会舆论谴责。旋调任两江总督。死后，清廷追赠太傅、谥文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李鸿章：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道光进士。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000万两之多。
关于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评价：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颇有争议。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评价很低，认为其一生就是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历史，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为反动的人物之一。文革后，对李鸿章的评价趋于公正，认为李鸿章与当时的顽固派相比，是开明的进步的。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以及近代洋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防能力，起到了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李鸿章的镇压革命、实行妥协外交、举办洋务是为一整体，不可分割的，其核心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其举办的军事工业，虽然打着“御外侮”和“自强”的旗号，但是他所指挥的淮军，从未向侵略者发过一枪一弹，所屠杀的均是中国人民。其创办的民用工业，实行封建垄断政策，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李鸿章的“外须和戎”的外交政策，结果是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 今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公司前身，是近代早期中国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又称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上海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以4万两银在虹口买下美商的旗记铁厂，并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加上海洋炮局并入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造办经费54万余两，以后屡加扩充，由清政府指拨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雇用工人20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建立后，因虹口厂地房租价银过高，场地狭窄无法扩展，加上驻地洋人反对在该地区制造军火，所以1867年5月，从虹口移设城南高昌庙。 江南制造总局移设高昌庙后，建设规模逐渐扩大。初购地70余亩，分建锅炉厂、机器厂、木工厂、洋枪楼（附设于机器厂内）、铸钢铁厂、轮船厂、熟铁厂，另在陈家巷建火箭分厂，以后不断购地建房，添置机器。至1894年，江南制造总局占地面积达1100余亩，员工约3000人，生产规模和员工人数，都居当时全国军工厂之首。该局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此外为培养技术力量和传播科技知识，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有广方言馆、翻译馆、工艺学堂，培养技术人员，翻译与军事、工程有关的书籍，也有少量的史志和政法方面的书籍。
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也称为“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是清政府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由于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都规定英、法致中国的外交文件概用本国(即英国和法国)文字书写，致使清政府急需培养熟悉英、法等外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才。加上清政府认为“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于是，恭亲王奕等于1861年奏陈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原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所设课程，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曾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明治维新运动的性质和明治政权的性质：1．运动的性质 ①“革命”说：传统上，我国学术界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说是一场不彻底的、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改革”说：郭宣霖在《日本明治维新性质问题的商榷》一文中提出了明治维新是一场变革的观点。樊元等人则明确提出：明治维新是与封建阶级妥协的资产阶级改革。万峰认为，明治维新“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并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鲜明特点的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王晶认为，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明治维新过程中没有出现要求给予广大人民参政权利的运动。（王晶：《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③“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说：蒋立峰认为，说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改革”都不合适，前者只能包括1868年前后的短暂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时期，后者只能概括明治政府前20余年的主要活动，两者都没有把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完整地包括进去。他认为，“明治维新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进一步、退两步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或称为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2．政权的性质 ①“联合专政”说：这是一种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又分两种。一种认为明治政权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另一种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专政，可以附在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一类之中，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吕万和认为，把明治政权说成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或是资产阶级地主专政的提法含混不清，不能表达明治政权的本质，他认为明治政权是带封建性的特权大资产阶级专政。（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③蒋立峰认为，“明治政府通过各项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到1890年前后已使以近代天皇制为表现形式的国家政权转变为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政权，或称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政权、封建资产阶级政权。（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比较
1、相同之处：（1）都是在西方列强入侵、殖民地的危险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的背景下，为摆脱困境而实施的变革。（2）都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短时期内移植西方的大机器工业，从办军事工业入手，逐渐扩展到民用工业。2、不同之处：（1）虽然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但就其倡导者来说，是在列强大炮的轰击下，不得已而为之，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仍具有强烈的排外性，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虽有抵御外侮的要求，但却没有林则徐、魏源那样的反侵略决心。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仍寄希望于列强，在实践中必然执行一条对外妥协之道。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是摧毁幕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使日本摆脱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思想的指导下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2）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与封建势力、外国资本相勾结的改良之路，必然失败。而明治维新所推行的政策如“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较彻底地打击了封建保守势力，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日本明治维新:一、历史背景：1、倒幕运动的成功为维新提供了政治保障。 2、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维新提供了物质基础。 3、幕府统治下，等级森严，社会矛盾尖锐 4、幕府推行锁国政策，日本落后于世界 5、西方列强侵入，日本民族危机统治危机加深。二、基本内容：1、“废藩置县”，府县由中央派官员进行管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建立。 2、废除封建等级制度。 3、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确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4、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新经济。 5、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 6、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生活习俗西化。 7、仿照欧美进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教育体制。 8、仿照欧美，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新式常备军。 9、1889颁布宪法，确立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但保留浓厚封建主义残余。三、影响：1、积极：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使日本由落后的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政体，并在此基础上使日本仅用半个世纪就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使日本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使日本成为近代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2、消极：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走上了侵略和压迫其他国家的道路。明治维新的断限和分期： 1、明治维新的断限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治维新的断限存在年说、年说和年说等不同说法。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在明治维新的上限问题上基本取得一致，即1853年佩里叩关，而对于明治维新的下限却存在分歧。 ①“1911年说”：万峰认为，大体上自年，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最终完成，这也是明治维新的下限。（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1894年说”：吕万和在《日英新约的签定和甲午战争的爆发》一文中提出这一观点，后来他又在《简论明治维新》一文中阐述了理由。（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③“1889年说”：汪森认为，到了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已经完成了把日本改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武安隆等人认为，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确立和明治维新运动的基本结束；王继麟也认为，从民主性和民族性角度考虑，明治维新只能划到1890年前后，因为此时日本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专政已经确立，国内基本矛盾和对外基本矛盾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2、明治维新的分期 ①“两阶段”说：万峰认为，从佩里叩关到1868年为第一阶段，年是明治维新的第二阶段，即资产阶级改革阶段。（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王晶认为，从佩里来日到废藩置县为第一阶段，从1875年至1890年宪法颁布为第二阶段，即自由民主运动阶段，“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是在第二阶段提出来的。（王晶：《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 ②“三阶段”说：蒋立峰认为，明治维新可以分为准备阶段、革命阶段和改革阶段等三阶段。（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倒幕运动成功的原因： 万峰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分析了倒幕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国内方面，倒幕派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这是倒幕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国际方面，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使列强无力顾及日本，客观了支持了日本的倒幕运动，同时，西方列强也力图使日本成为其远东的“前哨”，从而使日本倒幕运动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李家桂、许永璋著文分析了倒幕运动成功的五个原因：1．幕府的垮台在19世纪中期是大势所趋。因为当时广大人民同幕府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扫除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摆脱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改变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维护民族独立等等，都要求推翻幕府的统治，实行变革。2．人民群众的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3．资产阶级化的武士起了领导作用。4．斗争手段和斗争策略的得当。倒幕派打出“尊王”的旗帜，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5．国际环境有利。伊文成著文认为，明治维新前的革命形势，既表现在倒幕派势力的日益壮大，又表现在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的日趋高涨，而且后者一直是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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