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易帜 端方授首
在辛亥革命爆发之际，颇具才干的端方进退维谷，左支右绌，在历史的大变革之中死于非命。他为什么不能脱身？他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今天看来，他的个人机遇既是宏大历史潮流中不起眼的涟
1908年11月，安徽安庆，太湖秋操（秋季军事操练）现场。检阅大臣有陆军部尚书荫昌（左一）、两江总督端方（左二）、安徽巡抚朱家宝。
端方（1861年－1911年），字午桥，号訇斋，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与那桐、荣庆被时人并称为&北京旗下三才子&。端方在清末满族权贵中应该算是有些才干、比较开明的封疆大吏。他一生历仕南北，支持戊戌变法，推行新政，曾是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他在金石方面据说很有造诣，曾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有良好关系。
然而在辛亥革命爆发之际，端方进退维谷，左支右绌，在历史的大变革之中死于非命，成了革命的投名状。他为什么不能脱身？他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今天看来，他的个人机遇既是宏大历史潮流中不起眼的涟漪，也是我们蠡测历史全貌中不可多得的案例。
日夜，武昌起义爆发。
日傍晚，晚秋的夕阳西下，滔滔沱江被染成一派血色，寒风已将江边的树林吹成枯枝。四川资中县城内，骤然紧张起来。湖北新军三十一标一营右队二棚正目任永森率领百余撕了肩章、缠白布于袖的军士，在哗哗的急跑声中封锁了半里长的东大街。
资中县东大街，是一条百年老街，这条沿着沱江修建的老街，由于交通便利，曾经庙宇、会馆众多，今天早已改作民宅，当年峥嵘已成斑驳记忆。
一百年前，这座小小的资中城曾经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杀端方；地点就在这条街上的福建会馆&天后宫。
如今，家住资中东大街的八十岁以上的老居民，还记得小时候听家里老人摆杀端方的龙门阵，因为那时在东大街上众多的庙宇会馆中，只有天后宫前有一个坝子，方便集会。
现在回顾当时，这个辛亥革命标志性的事件仿佛一切都在冥冥之中不可逆转地发生。
（图：四川内江资中县，铁佛古镇雨天街景。）
剪掉发辫，喝了血酒
日寒夜，湖北新军中同盟会革命党人在资中县东岳庙，放了岗哨，点亮通宵火烛，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讨论整个入川鄂军的前途问题。参会的除了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以外，还有鄂军标统曾广大等人。
现今为资中县文物保护建筑的东岳庙（鄂军军事会议旧址），地点偏僻隐蔽道路斜陡易于警戒，在资州重龙山坡上，如今庙内仅存有一座万年戏台。山坡下分别为资中的文庙与武庙。
那天夜晚的与会者群情汹汹，非常焦虑，时局已经到了必须立马表明立场与态度的时候了。被端方带入四川的湖北新军前程也变得相当尴尬与微妙：如果大家再死心塌地地跟随端方，往前便有被成都的同志军讨伐的可能，假若返回武昌，又有附逆之嫌。
虽说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形势却有利于即刻起事反正。隆昌、荣昌、资州、资阳、简州、威远一带俱为四川保路同志军占据。特别是资州城外，以张益山、周星五为首的四川保路同志军分扎兴隆、石庙、白庙山区及荷麻山、陡岩山三处，已对资州城形成犄角包围。
另外，在日，重庆蜀军政府拨兵300名、炸弹80枚，资5000金，令田智亮兼程赶至资州&图端&。原来随端方入川的鄂军后队中的革命党人田智亮在行抵万县时，就与四川同盟会负责人杨庶堪派来接头的张颐联系上了，曾议定待机起义。此番田智亮经过内江时，与吴玉章共议杀端方之事。行至距资州60里处（今内江市中区史家镇）便与鄂军前队的革命同志接上了头，经过通夜商谈，一致赞同立时捕杀端方。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烟雾腾腾的会议上，做出了三项选择，供大家表决：一是&公举三十一标一营督队官陈镇藩为大汉国民革命军统领，率本部出川，北经陕甘至蒙古独立，扼清廷之背&；二是&星夜赶进成都独立，通电响应武昌&；三是&克日返师援鄂，巩固首义根据地&。
最后结果大多数人赞同返回武昌，选择了&克日返师援鄂&，还决定借端方的人头做投名状，以表明反正立场。参会的官兵剪掉发辫，喝了血酒。
驰电频繁，风急浪高
实际上在两个月之前，端方就踏上不归路了。
1911年秋，清廷内阁鉴于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武装斗争兴起，而且越闹越凶，波及全川，成都遭遇了九月围城。四川保路运动的巨大漩涡，裹胁了整个大清王朝。于是下旨钦命在家赋闲，本来&永不叙用&的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并率鄂省新军精锐&湖北陆军步队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全标[团]及三十二标之第一营(缺两队)官佐，共约二千兵力，于日起程武汉，先乘&楚同&号兵轮到达宜昌。
宜昌码头秋风猎猎，在红黑油漆相间书写的&钦差查办大臣端&白布官衔旗下，清一色黄军装的湖北新军列队肃立，士兵持新造毛瑟枪，将佐佩新式指挥刀，标统曾广大等指挥官则俯身察看全蜀地图，准备换乘当时唯一能行上水的蜀通轮。
蜀通轮本为&川江行轮公司&向英国订购一艘适合峡江航行的双螺旋桨轮船：载重159吨，客舱有80个一、二等客位，统舱可容一百数十人，于1909年10月由江南船坞组装完毕，开始航行。蜀通轮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川江三峡航运的特点，船体长115英尺，宽15英尺，吃水3英尺，时速13.5浬，从宜昌到重庆只需65小时。
湖北轮船马力不大，都不能驶上三峡。作为此次重大军事行动最关键的交通工具，蜀通轮却在如此关键时刻，因三峡川江秋季大雾，偏偏在忠州（县）遭到搁浅，这让清廷与地方大臣们焦急万分。一时间清廷朝野上下，中枢与地方各个方面驰电频繁，风急浪高。
端方本有&旗下三才子&美誉，涵养很好，性情沉稳。而在此刻，他几乎是惊惶失措地向清廷内阁报告，发出了请求借用英国兵轮赶程入川电报：
其由宜昌至重庆之航路，仅有蜀通轮船可行，正值搁浅，屡电饬令设法出浅，迄未办到。如由宜遵陆，约须经月，始达成都，殊嫌迟缓。闻有外国兵轮现住重庆，可以商借，由万县送至嘉定。（《端方致内阁请代奏借用英国兵轮赶程入川电》）
而清廷中枢因为前有八国联军的梦魇，便立即驳回此电。遂有《清帝令端方勿借用英国兵轮另行设法入川谕》：
内阁电寄端方：电奏悉。借用外国兵轮，诸多窒疑，断不可行，著另行设法，迅速前进。
保路运动始作俑者、清廷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也慌忙向湖广总督瑞澂去电求情，在他看来只须赶运一千人的拥有热兵器的湖北新军入川，就足以弹压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乌合之众了，他作为一位中央权臣给地方官员的电文语气几乎在恳求：
资州电局二十一来电，成都十六闭城，&&等语。若无外援，恐生奇变。鄂军总须设法用轮船分送。客军枪队，只须千人，便可藉资镇摄。此外有无良法，乞裁示。请转午帅。（《盛宣怀致瑞澂成都绝援恐生奇变请赶运鄂军千人足可镇慑电》）
此刻，在成都的代理四川总督、川藏大臣赵尔丰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也利用蜀通轮搁浅的时机，向朝廷中枢建议另选几乎不可入川的岑春煊来查办路事。这又让盛宣怀从中调停解释，遂有《盛宣怀致端方清帝已派岑春煊入川办理剿抚与其查办路事各不相碍电》，电文还询问：
蜀通何日修好，请饬查电示。
这艘蜀通轮，迟迟不能出浅。这让酷爱文物收藏的端方被迫仅率十几个随员，带领少数卫队起旱先行，由水路改为陆路，上岸步行，取道鹤峰野三关，从奇险山路直趋夔州。端方一行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视为身家性命的几十挑古玩字画，贴身随队入川。留下所率鄂军大部队的行李、军队、军需，全用木船，凭几千名纤夫逆流拉上去。
大半个月都过了，蜀通轮终于趁涨潮出浅接应。端方率鄂军大队抵达重庆朝天门接受鸣炮礼遇时，已是日了。
重庆已是满城风雨
蜀通轮搁浅属于不可违抗的天意；那么端方在重庆又耽误了时日，就属于迟豫不决的人为原因了。
那么，端方究竟在等什么？盼什么？为了争得四川总督的权力筹码，在与北京清廷讨价还价之中，他竟在重庆左盼右顾地又待了半旬时间，当然其间他也派出多人去瓦解重庆周边的保路同志会。
此刻，重庆已是满城风雨，趁着夜色，居然有人大胆在端方下榻的行台禹王宫大门上贴出嵌字头对联：
端要死在江南馆，方好抬出通远门。
藏其名于上下联之首。江南馆乃城中奢华之地，而通远门外则为丛葬之所。这个信息的语气透露威胁，词句为不祥之兆。
但是，这个对联只是让端方皱了皱眉头，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他有更大的事情要办。眼下，武昌已经反正，四川的保路风潮已经大势燎原。端方还收到了《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代表张知竞上查办大臣端方的冤状》万言书，又联想到前在夔州奉节所见绅民执香跪道请愿鸣冤一事，端方决定由最初的&右满舵&变为&左满舵&，变&剿&为&抚&。希图拉拢四川的立宪派绅士以挽救危局。于是他上奏弹劾赵尔丰&构成冤狱&，要求释放四川保路同志会领袖人物。同时，端方又以督办钦差大臣之名，在重庆街头巷尾张贴出安抚告示。
可是当夜就有人在告示每句下加注了字词：
蒲罗九人释放，（未必） 田周王饶参办，（应该）
尔等迫切请求，（何曾） 天恩果如尔愿，（放屁）
良民各自归家，（做梦） 匪徒从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 官兵痛剿莫怨。（请来）
整座重庆山城都暗藏着刀光剑影。就在端方抵达渝时，所率湖北新军里就有人准备乘他登岸时击杀之，主张&亟应先杀端方以表明态度与立场，一而再去电报响应武昌&。
此举是新军中激时分子风闻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皆欣喜若狂，为了避免与川省同志军发生误会冲突，为保护自身而打算采取的行动。
但是新军中的核心人物，三十一标一营督队官陈镇藩却认为：&川东兵备道及巴县知县，均系满人，巡防栉比其间，尚未接洽，孤注一掷，恐无后援。&因而劝止了这次暗杀行动。
陈镇藩曾为日本警监学校毕业生，是与孙中山过从甚密的老同盟会会员，在鄂军中极有人缘，威望很高，说话极有号召力。
原来，陈镇藩在等一封电报。这是早在武汉起程时，他就与留营的同志事前约定。其电报暗号是：&母病故&为起义成功；&母病危&为起义有成功希望；&母病愈&为起义失败。
抵达重庆后，虽说武昌首义已经成功，但端方一方面极力封锁消息，另一方面派人纷往各地做瓦解同志军工作，同时还出告示晓喻川人迅速解散，致使革命党人不敢轻举妄动。尚且端方在从武昌起程前还按名额发给三月饷银，以为官兵安家之需，沿途则另有行饷，并命官兵报明家属住址，由留守官长按名寄给饷银三元资养家眷，以稳军心。他还对部队防范极严，将各营分途调遣，分为前队与后队，以化解对抗的力量。
端方坚辞川省大都督
重庆启程，端方坐着大绿轿子，四人抬，四人扶，由十六名贴身卫队保护，率鄂军一行，浩浩荡荡，且行且歇，甚至还与沿途迎送官员士绅谈论&三苏&字画，以显风雅。于11月18日才抵达资州，即今资中县。部队分驻于资中县东大街的上隍神庙、天后宫、禹王宫、东岳庙、湘园诸处。
资中距成都只有二百七十里路，只须二天行程便可抵达。端方大军本可以长驱直入成都，但赵尔丰在半道上陈列重兵，阻挡了进路。因为赵尔丰晓得此次是来者不善。他的对手端方不但上奏了一大本弹劾，而且是来抢四川总督这顶红翎子的。于是赵尔丰也上了一折《致内阁》，脸红筋涨地为自己辨护：
应承天恩，迅速昭雪，温谕勉慰陆防各军；并将川省军事，准予岑春煊未到任以前，责成尔丰一人专办，庶可任事一日，勉尽一日之忱。是否有当，伏乞圣裁！
事与愿违。传下来的上谕却让赵尔丰黑丧着脸：
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候补待郎端方，于岑春煊未到任以前，暂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毋庸署理。
这就逼迫赵尔丰改弦更张：他索性将蒲罗九人释放了，奉茶劝酒地与四川保路立宪派达成了和解，让那帮书生发表了《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书》，企图在一擒一纵之间，一箭双雕地既解决掉保路风潮，也挡道端方进入成都。
骤变的形势让端方很惊慌。他能选择的是：上策，顺应大势，主导并鼓动四川独立，就有了一块根据地了；中策，率部退居陕西，伺机勤王；下策则是孤身离军，保全性命。他选择的是上策，因此派遣了幕僚刘师培等人，到成都活动，企图说服各方势力。
然而，暗自得意的赵尔丰又接到内阁批复的北京资政院的参揭：
疆臣罔法殃民，违法激变，请明正国法，以遏乱源！
这让赵尔丰气得目瞪口呆，神魂俱丧！他作为&本督部堂&反而成为钦命&紧要之犯&了！于是他决定撒手&权交川人&，以留后路保全自己。
日，赵尔丰在成都总督衙门五福堂举行了一次扩大官绅会议，在一片众声喧哗中宣读了《四川独立条约》。
这个九雷轰顶的消息传到资州，端方发现赵尔丰已将自己的上策截断了。此时，资州地方绅士们出面，慰留端方说，如果端方大人率军&反正&，成都唾手可得，众人便可推他为川省大都督。可端方摇头坚辞。
绅士们又说：&公如虑成都不能容，则即于资州树白帜（指&大汉国旗&），某等可函至省绅来资州，拥公为主，公幸勿疑。&
端方闻后长叹一声：&我果如此，何以对慈禧太后、德宗皇帝（光绪）于地下哉？我计决矣，君等勿为我虑也。&
于是，众人&皆太息而散&。
天后宫授首
在东岳庙会议前一天晚上，端方似乎也嗅到了危机。他突然在东门湘园召集鄂军军官秘密会议。还是企图实行他的&中策&：率鄂军取道广元、汉中到河南去与袁世凯会合，北上勤王。然而所率部队多是湖北人，在这乱世都不愿入陕。会议无果而散。
为了稳控军心，亲络关系。他向各标、营遍发印有&陶方字午桥&的名片，并在鄂军散布说：他端方本汉人，姓陶，入旗不满四世，想以此减少鄂军对他的仇恨。又发下路站旅程表，通知各标营筹集粮秣，准备出发。并叫心腹进行游说活动。
标统曾广大等人曾力劝端方实行下策，孤身离军，赶紧逃匿。端方长吁短叹，意犹不决。曾广大等人见状，遂出缒城逃走。端方卫队亲信十余人，也易装溜掉了。是夜，成为孤家寡人的端方与他的弟弟端锦抱头痛哭。
次日，即日上午，端方还是企图做最后的努力，不但已遣人至成都银行借四万银两发本月军饷，还为众军士办理归装，并特别安排端锦代表自己为鄂军将士举行聚餐会，下令杀猪宰羊，煨汤炖肉，大宴官兵。
端锦强装笑脸地对官兵说：&诸君甚为辛苦，我们现准备到陕西，为略表略忱。愿酬劳大家现银四万两，诸君能同至陕者，另有重奖。&
三十二标的新募士兵直截了当地发问：&你把四万两银子拿出来才算数！&端锦支吾道：&现在只有二万两，到陕西后再拿二万两！&
士兵大声讥笑喊道：&我们不愿去！&一哄而散。
这天傍晚，夕阳如血。天后宫成为了端方兄弟的死地。
新军反正临时总指挥、同盟会革命党人陈镇藩，双手拄着指挥刀，正襟危坐在天后宫大殿上，他以严厉短促语气，发出了最后的命令。
军士王占林、李绍白、刘怡风等三十人闯入行辕，将端方、端锦二人牵到天后宫门前丹墀下。
这时，神色沮丧的端方，颤抖着花白胡子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四万两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军士们回答道：&你今天所以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种下的祸根。你先人当清入关，投入旗籍，献媚敌人，残害同胞，无非想子子孙孙永做大官，你今天受报是天理循环。你知当清入关，扬州、嘉定的屠杀，及剃发、文字狱等摧残同胞的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个读书人误写一个字，轻则坐牢，重则被杀；一个老百姓不愿剃头，就格杀勿论。这笔血债，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你待我们的私感固不错，但是公仇不能不报！&
端方听后，一下子跌坐在丹墀的台阶上，俯首无言，脑门渗出豆大汗珠。又忽起双脚直跺地连喊两声：&福田救我！福田救我！&
福田是新军标统曾广大的别号。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该跑的早已溜掉了。
临时总指挥陈镇藩，为激起众怒，从大殿上站立起来大声宣布了端方的罪状：&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我汉健儿，均应返鄂，大兴义师，乃尔封锁新闻，检查邮电，暗示曾广大将队伍撤往河南与清军会师，陷我们于附逆之境。今日之事，公仇为重，不诛丑虏，不是炎黄后裔！&
公推出军士卢保汉、任永森两个骁健壮汉为行刑手。由于动手匆忙，没有找到砍头的大刀，卢保汉只好用一把菜刀行刑，由于端方穿了朝装硬领，先断其半，又连砍了数刀，才断气命绝。任永森也用一把借来的指挥刀劈死了端锦。
最后，军中欢呼雷动，围观民众如堵。
关于割下二人的首级的处理方式，史料记载有三种说法，一种置放在撒有石灰的弹药箱里；一种是浸入盛着煤油的铁匣子；还有一种是浸入盛着桐油的木匣子。其中第三种说法最可信。
几十挑古玩字画下落不明
端方被砍头了。赵尔丰闻讯黯然泪下地说：&要是端四爷直到成都，凡事与我商量，又何至闹到如此下场。&
这话是真的。端方与赵尔丰实际上是亲家的亲家，作为朝廷封疆大吏的政治联姻，两人都将女儿嫁与朝廷重臣袁世凯的儿子。不过，赵尔丰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半月之后也要被砍下脑袋，两人注定为大清王朝黄泉路上的生死对头亲家。
日，端方被杀的第二天下午，从自贡借来的四万两银子送至资州，却为当地的红十字会所得。因为反正的鄂军已在清早列队出了资州大东门，带着端方、端锦的首级向重庆进发。&沿途商民输金助饷，挂灯结彩，欢迎欢送。&
鄂军返回重庆时，更是受到隆重礼遇，正副都督张培爵、夏之时郊迎十里，并赠送饷银百万余元及川盐二十万石。作为革命投名状，鄂军将&二端&首级游街示众，重庆蜀军政府&以鄂军有殊功，犒以牲酒&，并给予行刑的两个军士披红挂彩骑马的荣耀。
又专门发布告示，晓谕全川：
鄂军之明于大义，造福吾川，不特本都督苦志光复之心。当所钦佩，亦吾蜀同胞父老子弟所共当欢迎者也。&&今者，鄂军东归，本军政府极表欢枕！
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还派朱洪之为代表，与陈镇藩谈判，想慰留鄂军于渝，未允；又想要鄂军留下枪枝，还是未允。最后订立盟约，交三万两银子请鄂军代购军火，并安排挂满欢送标语的蜀通轮归返鄂军。
鄂军途经万县时，又将端方、端锦二人首级示众。川东蜀军政府副都督刘汉卿即拨款十万两银子相赠。
日，鄂军返回武汉时，将剩余的五六十万银元并川盐如数缴纳湖北都督府，黎元洪颁发奖状，文曰：&戡难川东，回援楚北，筹助巨款，勋绩卓然。&将归返军士编入鄂军教导团，以为模范。
至于那最为引人注目的几十挑随军古玩字画，在端方死后流传着种种说法，虽说时有发现，不过至今下落多数不明。
李鸿章与左宗棠两派争论的焦点，被称为&海防与塞防之争&。1870年代的清政府在战略目标的设定和战略过程的缔...
由于长途运输带来的问题以及中国乳业新政，更多的外资乳企不再只是单纯地将产品出口到中国，而是选择本地化战...
三星的坠落并非骤然而至，而是有着深层次的根源。“三星业绩下滑，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目前其最大的问题是严重缺乏创新，未来市场份额肯定还会面临下降的趋势。”
王儒林治下的山西因多名官员涉贪腐被查而亟需整顿吏治，而于成龙则被康熙帝赞为“天下廉吏第一”。位于山西西部的横泉村因为两位高官跨越时空出现在同一则新闻里而为外界所关注。
2014年开始，东莞的民营企业将逐步迎来接班换代的高峰，这些多为80后的年轻人，在面临艰难转型升级的世界工厂，面对着一个与父辈迥异的世界。
今年“十一”黄金周刚过，三亚又因宰客遭央视曝光。关于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怀疑、不满、争议再度在网络上发酵。
这个声名赫赫，甚至有些名不副实得冠以什么帝国名头的职业教育企业，在这个时代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目前被全面质疑的蓝翔技校，是否说明这背后的一切，是否都已经到了变革时刻？
虽然同样被称为“虚拟女友”，但淘宝上的真人扮演和电影《Her》中的人工智能女友还是有明显差别—一个是活生生的人，一个则是通过复杂程序模拟出来的智能机器系统。
中国邮政集团负责人李国华、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一致认为，借助中国邮政遍布城乡的网络，双方合作将得到更多的发展。
让“糖业大亨”赖可宾焦头烂额的，除了资金链濒临断裂的危机，还有一封有关人士国庆前夕发出的举报信《关于施汉飞、赖可宾在国有企业改制中侵占国有资产、损害职工权益的情况反映》。
这次国企改革最大特点是“啃硬骨头”，触及根本的利益关系，方向是市场化，核心是政企分开，关键是产权改革，途径是混合所有制。
中纪委网站的开通只是让反腐举报多了一个平台。&制度建设需要一个过程，11月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到时可能会对中纪委以及监察部的体制进行一个调整。未来中纪委的权力将不断被强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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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投诉(C) 时代周报专访《太平轮一九四九》作者张典婉：我喜欢从庶民的命运开场
历史总不该被忽略与遗忘，《太平轮一九四九：航向台湾的故事》是一次记忆的打捞与清洗。这故事中，有一个时代的悲情，等待我们反省。
日上午，浙江舟山，海峡两岸同胞在嵊泗白节山海域举行太平轮海难海祭仪式。
距台湾繁体版出版将近两年后，《太平轮一九四九：航向台湾的故事》大陆简体字版面世。6月25日，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办了新书发布会。
&无关政治，有关情怀。&读者在微博上的简评，很生动准确地为这本&1949书籍&做了注脚。
国共内战正酣之际，日，逃难与迁徙的人群将上海码头挤满。太平轮行将驶入黑暗的海底，但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大家使尽可用的各种关系，踏上这个早已超载的船舶。他们终于经历了这场注定载入史册的船难，当晚约十一点三刻，太平轮与迎面而来的建元轮丁字形相撞，近千人丧生。吊诡的是，这起&东方泰坦尼克&号事件，长期不为两岸人所知，与破裂的船身一道深埋在历史的尘埃与长河中。
历史总不该被忽略与遗忘，《太平轮一九四九：航向台湾的故事》是一次记忆的打捞与清洗。这故事中，有一个时代的悲情，等待我们反省。
7月18日，记者在北京对作者张典婉进行了专访。
以小人物命运而非政治为主轴
时代周报： 《太平轮一九四九》的台湾版与大陆版有什么不同？
张典婉：大陆版有删掉一篇太平轮上出生者周舟的故事。她本来同意将自己的故事刊发，台湾版《太平轮一九四九》出版后，她又抗议表示反悔，她是有个性的艺术家，不太愿意将自己私人生活的部分公之于众。除此之外，大陆版增加了两岸海祭、寻找遇难者张桂英和生还者王兆兰的故事等。
时代周报：像周舟这样，最初愿意面对媒体，后来又反悔的多么？你怎么看这种心态的转变？
张典婉：只有周舟一人如此。更多的人恰恰相反。很多年纪大的人，觉得这是他们悲伤的往事，太平轮沉没令他们失去父母或妻儿，最初他们不愿再提这个一生的伤痛，可是他们想了又想，当他们终于想要叙述这个压抑了一生的故事时，我好像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出口。在去采访那些长者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他们说故事和想法。包括生还者王兆兰，就是犹疑了好几个月，我从农历年前等到农历年后，她才准备好，说我可以来。
我前些天去福州见另一生还者叶伦明，他的家人终于给我找到一张他太太的照片。我看了之后很震惊。叶老和太太隔绝在海峡两岸，太太另嫁，而他单身至今。1990年代，叶老的太太还是挂念叶老，就去福州叶老的老家，与他亲属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叶伦明此时已在香港定居）。他们夫妻的故事，暂时不适合写在书里，因为牵涉到很多隐私。
时代周报：除了尊重隐私权方面，需要拿捏外，在政治话语的表达上是否也要特别考虑？因为1949年本身的政治内涵特别丰富，又有国共两党的各自不同立场表述。
张典婉：我已经尽量淡化，没以政治为主轴，我还是以小人物的命运为主轴。我觉得我已经达到了中性诉求，我知道政治话语的表达在大陆可能会被删，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没有去严辞批判或过度渲染，只是去陈述事实。
时代周报：你在写作时，就已经预期该书在大陆发行了？
张典婉：对。其实我最希望在大陆出版，因为我知道在大陆的效果会比台湾更大。当时坐过太平轮的有3万多人，我感觉有一半人应该在大陆，尤其在上海附近。果然没错，简体书出版以后，在浙江杭州就有一个六十多岁曾搭乘太平轮的老人与我联系。
当年没有任何太平轮公开资料
时代周报：最开始，是出于什么想法，写太平轮故事？
张典婉：我妈妈去世后，我在她遗物里看见黄金，还有大陆身份证和相关人的通讯录，以及与我妈妈一同坐太平轮过来的锅碗瓢盆。我们家有一个大柜子，里面的东西，还有一条狗都是一同坐太平轮来的，我们叫这条狗为&太平狗&。我心里就想，这太平轮到底是一艘什么样的船。刚好蔡康永写了一篇《我家的泰坦尼克号》，勾起了我的行动。当时台湾没有任何关于太平轮的公开资料，我书里援引的诉讼文档等资料，都是台湾这几年机密档案逐步开放后，才查到的。灰尘积那么厚。
时代周报：从酝酿写书到现在，这个过程中，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张典婉：就是不断出现的一个又一个故事。永远都有很多的精彩，不断滚动。最初我们就是单纯想拍个纪录片，写一本书，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超出我们的预期。包括太平轮纪念协会的成立、两岸合祭&&已经逐渐到尾声了，现在就是希望能在上海办一个太平轮的摄影展，把当时的照片和文件档案公之于众，目前还在募款阶段，希望能得到相关支持。毕竟它是两岸的一个共同记忆，我们希望能够留下更多。在台湾，我们打算在基隆再设立一个太平轮事件纪念碑，想走地景艺术的概念，这已经得到台&国防部&的支持。
时代周报：拟议中的上海摄影展，仅仅是太平轮事件的图档，还是扩展到整个1949年？
张典婉：也有1949年的其他内容。所以，到时也会征集更多的照片。我对此早有准备，我的朋友中有人在做两岸记忆文史工作，但图片主要还是来自台湾，大陆方面很少。
时代周报：接下来，你写作的重心是怎样，还将围绕1949年展开么？
张典婉：下一步是和台湾老兵姜思章先生合写《寻人启事》，讲1949年两岸政治对峙所导致庶民离散与找寻的悲欢离合。在这之后，我自己有一个长篇的计划，这和1949年无关，是客家移民史，清末从广东梅县移民台湾的故事，也是攸关两岸。我讲的那个故事原型，原来是不良少年，很会打客家拳，喜欢闹事，故事很精彩，很多人都说像客家族的叶问。
女性写史与男性写史不一样
时代周报：两岸在1949年的政治文化与心态上，存在很大落差。你感觉，《太平轮一九四九》的繁简版出来后，反响有什么不同么？
张典婉：差不多。但大陆朋友给我的反馈会更大一点，因为台湾就太平轮事件已经滚动播报了很多年，大家对此比较熟悉，我有时在吃饭的时候会被别人认出，对面的老伯跳出来说：我要捐钱给你，我也是坐太平轮过来的，我没死哦，活到现在。我说：不用不用，我不要人家捐钱。
新书发表也是两种不同场景。台湾新书发表会，来的多是老人家，大陆这边都是年轻人。我对此颇多感触，我看到了一些希望。我去一些大陆书店演讲就很兴奋，最小的读者只有14岁。我就会充满好奇：一个14岁的孩子，会怎样读我这本书。我也开了微博，和大陆读者的互动很多，还联系到一些太平轮相关人。
时代周报：台湾2009年出了很多与1949相关的书籍，你觉得这些书有些什么样的特质？
张典婉：我还是觉得，男性写史和女性写史不一样。男性与1949相关著作包括，林桶法的《1949大撤退》、《王鼎钧回忆录》，还有林博文的《1949石破天惊的一年》&林博文因为是新闻记者出身，所以多是以前发过文章的结集。但是2009年，1949的叙事会让大家那么震惊，主要是下半年出版了3本女性写史的著作：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还有我的《太平轮一九四九：航向台湾的故事》。三家出版社在不同的月份分别推出。这三本女性写史著作的尺度、写法，推翻了男性写史的范式。男性写史，如王丰《蒋介石1949危机档案》、林桶法（《1949大撤退》）还有刘维开（《蒋中正的1949》）的著作，他们的重心都是围绕蒋介石，都以政治人物为开场白来展现政治符码&一方面讲毛泽东打败蒋介石的新中国建立，一方面是讲落难到台湾的故事。
而齐邦媛老师以自身在辽宁铁岭的童年、重庆生活、抗战一路写到迁徙台湾、在台大教书、把台湾文学带来外面世界&&把自己的生命史作为1949年最重要的线索。龙应台则一开始就从母亲美君逃难写起，包括她回老家探亲，还有日据时代丛林老兵如何拿起枪杆杀人，写得非常动人。从我的倾向来讲，我比较喜欢讲庶民的故事，小人物的故事。我没有给作品扣上很沉重的历史大帽子，没有从1949年两岸政治领袖写起，都是从庶民的命运与记忆开场。
剑拔弩张了半世纪。六十年过去，两岸开放探亲、通商、通婚、直航。两位在六十年前打得你死我活，打得石破天惊的领导人，都已作古。两岸情势丕变，曾经对立的标语、口号渐次退场&&所有的幽怨，化为沉香，期待着下一轮太平盛世。&
时代周报：有关1949年的叙述，台湾和大陆有什么差异？我感觉台湾悲情色彩重，而大陆则强调庆典的仪式感。
张典婉：毕竟对大陆而言，是&解放大陆，新中国诞生&，就我目前看到大陆1949年的书写，也绝大部分都是男性写史的视角，还是以权力角力下的政治事件和所谓的政治秘辛为主题。而1949年对台湾人来讲的话，则多半是家仇、乡愁、离恨，是情感与生命史的断裂。从齐邦媛、龙应台到我，我们三个人在这一点上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大家会从书中看到对生命别离的追忆，对乡愁的思念。
1949：战败的下一代如何叙事
1949年是国共两党逐鹿中原的终点，也是两岸分治的起点。有关这一年的记忆，在2009年呈现爆棚之势。60年一个甲子，是翻检与重阅的良机。大陆的叙事中，总少不了庆典的仪式感，是胜利、翻身与新生的乐章，如电影《开国大典》所传递的图景；而在海峡的另一岸，这却是仓皇、挫败与痛切反省的一年，相关的历史言说中，弥漫着末日情绪，基调怅然悲惋。
偏隅一岛的台湾，为1949作了迥别于大陆的见证。2009年的台湾1949出书热，有相当多高质量作品面世，它们中间有的已出版了大陆简体字版，有的则因种种原因未能在此岸付梓。前者如齐邦媛《巨流河》、林桶法《1949大撤退》、张典婉《太平轮一九四九：航向台湾的故事》，后者则有刘维开《蒋中正的1949：从下野到复行视事》、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等。
那一年、那一人、那一事
&撤退&是国民党视角的1949关键词。60余年前，他们用的是颇为光明的&转进&词汇，来替代&败退&。作为一种掩耳盗铃之策，这种语言游戏即便在当下的台湾，也已经成为关于那个屡战屡败年代的笑点。相较而言，&撤退&更为中性，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桶法的《1949大撤退》（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版），即是一本以&撤退&为线索，全景式描述国民党及周边人物迁徙台湾的著作。
这是一本典型的1949著作。林桶法于战火的刀光剑影中，梳理出一条迁徙与逃难的理路，那跨越海峡的颠沛流离史，因为山河变色的背景映照，而格外有触目惊心的悲剧味道。
这本书的野心，从其篇章架构中即可看出。从国共内战中败北，到蒋介石部署迁台计划并下野，到蒋介石与&行政院&及各政府机关、文物迁台，再到迁台途径交通、人员数量和入台观感，所牵涉的面向非常广泛，其中还有对台湾入境管制措施和人员迁台影响的分析。
不过，面面俱到的结果是，每一个环节都只能提供概略，骨架俱在而缺乏血肉。该书的可读性由此减弱。虽然是对1949年全年撤退的鸟瞰，但林桶法仍无法免掉帝王将相的历史叙事逻辑，将很大篇幅给予蒋介石，对微观个案的铺陈，也以著名的山东学生流亡和太平轮事件为代表。
对蒋介石1949年表现感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刘维开的《蒋中正的1949：从下野到复行视事》（台湾时英出版社2009年8月版）。和林桶法的专著构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本书尽可能将视角放小，研究对象仅为蒋介石一人，时段则集中于1949一年，并且毫无对蒋介石1949年各项行为进行研究的野心，他所致力的，仅仅是蒋介石何以从第三次下野走向复出的过程。
刘维开是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但行文并无太多学究掉书袋习气，这使该书有了畅销的内在潜质。从刘著可以看出，蒋介石虽然在1949年年初引咎下野，但并未放弃党政事务，在溪口接见访客，召开杭州会谈，成立非常委员会，并推动阎锡山组阁，还亲身视察重庆，试图维护国民党在大陆最后据点。他在与李宗仁的博弈中最终胜出，于1950年3月在台复行视事。
值得点出的是，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内斗中，刘维开认为蒋介石对与共产党和谈的判断，明显较李宗仁更符合实际。对于长期以来受李宗仁一派观点影响的大陆读者，这是另一种对历史的诠释视角。
台湾视角的1949，底色总是黯淡的。譬如长期被大陆史学界所忽视的太平轮事件，在台湾受重视的程度，即远过之，虽然大陆亦有不少太平轮事件遇难者后裔。林桶法《1949大撤退》中，辟出专节对此事件进行描述，但行文仍显过简，张典婉的《太平轮一九四九：航向台湾的故事》（三联出版社2011年6月版）则是对这场近千人死亡的海难，最具权威性的还原。
文学家更令人惊艳
严格讲，齐邦媛的《巨流河》（三联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不是一本专门讲述1949年的书。这是她的自传，抗日与国共内战是其一生中最关键的背景幕，如齐邦媛本人所说，&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流落到哑口海的故事。&巨流河是东北辽河在清代的名称，哑口海是台湾南部鹅銮鼻灯塔下的海湾。从巨流河漂流到哑口海，正是主要拜1949年所赐。这本书先后获台湾2009年度&总统文化奖&文艺奖&、第34届金鼎奖图书类非文学奖和2010年亚洲出版大奖最佳著作奖，其台版书的推介中，称其为：&1949迁台一甲子，最重要最温暖的时代纪实。&
在这本史诗般著作的前言中，齐邦媛说，&一九四七年我大学毕业，在上海收到一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台湾大学临时聘书&，来外文系任助教。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可以继续教书的工作，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许魅力。两年后，风云变色。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我父亲由重庆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的情景令我惊骇莫名：一直相信&有中国就有我&的他，挫败、憔悴，坐在我们那用甘蔗板隔间的铁路宿舍，一言不发，不久即因肺炎送往医院。在家人、师生眼中，他一直是稳若泰山的大岩石，如今巨岩崩塌、坠落、漂流，我五十一岁的父亲从&巨流河&被冲到&哑口海&。&这大概是1949年迁台者共有的生命体验，但没有人能像已逾80岁的齐邦媛，将那一段亲历历史书写得如此精彩。
台湾作家简媜用这样的标题来品评《巨流河》&一出手，山河震动。对长期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外国文学的齐邦媛而言，这样一本书，的确是2009年台湾出版界收获的最大惊喜之一。
在台湾的1949年叙事中，文学界的表现比史家更令人惊艳，这中间当然和文学家的叙事技巧有关，但另外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除了自身亲历外她们常又多采访当事人，为作品增添了很多迷人细节，相对而言，只会梳理档案的史家有些过于偷懒了。
齐邦媛之外，文学界的龙应台也在2009年拿出她写作以来最好的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那样充沛的感情凝于笔下，让读者想不动容都难。《巨流河》经过删减后尚能在大陆面世，这本书却迄今无缘大陆，不过其在文化界口碑相传的程度又过于《巨流河》。
关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赞词已经够多，我不想在此重复。但文学家对历史场景的想象与描述，也成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争议处，争议又间接损害了作品的公信力。
历史书写，难免融入作者自己的价值判断。成为一个超脱而睿智的观察者，无疑是最难的。
史观，历史不能承受之重
关于1949年国共两党的冲突，两岸长期处于各说各话状态。大陆伴随着改革开放，言论市场日渐多元，但其间的禁忌仍难一时打破。台湾两蒋时代，战败的阴影笼罩，对与&共匪&作战年代的情感颇为复杂，历史书写仍未完全放开。而等到民主化之后，因民进党的崛起，台湾本土叙事蹿升为主流，一甲子前的内战恩怨，更因其对国共两党的共同反对而愈趋复杂。
2008年马英九赢回台湾执政权后，随着两岸关系回暖，历史叙事也开始逐渐走出本土狭隘视角。本文所提及的几本著作，即是重温兄弟阋于墙的典范文本。作者多为岛内所谓的&外省第二代&，内心有大中华情结，只是在政治倾向上，更偏重于国民党一边。
刘维开《蒋中正的1949：从下野到复行视事》，更着眼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该书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蒋介石的认知。
而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则试图避免过多政治上的功过评析，其从人性角度谴责战争之恶，确有振聋发聩之效。但她以&战败者的下一代为荣&的表白，则暴露了内心深处的价值判断。
龙应台的父亲是内战时国民党宪兵连长，这决定了其家庭除了战争受害者身份外，尚有加害者角色在发挥作用。战争之恶，其实有共犯结构，将责任全盘只推到领袖身上是过于偷懒的行为。战败者也并不必然比战胜者更有意义，尤其当战败者是百年中国动荡的始作俑者之时。
齐邦媛对1940年代左翼浪潮的反省的确独具洞见。我年初在台湾采访她时，她也强调类似如下的观点：&我觉得我们当年的学潮都是错的。学生应该读好自己的书。我非常反对学潮，任何的学潮&&（如果）它也是一个检讨政府，而非完全不知反省的政府的话。&
但问题是，齐邦媛所反对的，恰是其父亲齐世英当年所致力的，而齐邦媛对父亲的过往却唯有一片赞词。她未能做到自身立场逻辑的一致性。很显然，仅有对国共内战的检讨还不够，我们必须把视线拉回到辛亥百年的原初起点。这是两岸文史家共同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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