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中国海防观念：安南是假想敌 故信心十足|水师| 海防_凤凰军事
明清时中国海防观念：安南是假想敌 故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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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水师战船模型（资料图）中国式战争方式与中国式海防观念（二）：以明清之交为例 闭关政策和以内河贸易为主的经济形态使得此际中国的远洋贸易规模相当有限，因此缺少／发展远洋海军和推行海上扩张战略的动力；至
清朝水师战船（资料图）至18世纪末，朝廷经制八旗部队总数达25万人，绿营66万人，岁饷用银近2000万两，接近岁入之半。全国水师（主要为绿营水师）分为外海、内河两股，前者分驻盛京、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后者则散布于湖广、江西、广东、江南、浙江，总兵力近20万人。乾隆朝中后期，盛京、直隶、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外海水师所辖战船分别为6、8、24、83、197、342、166只，湖广、江西、广东、江南、浙江内河水师所辖战船分别为127、46、392、250、221只，数量看似不少，与欧洲海军的大型风帆战舰却不可同日而语。以实力最强的广东水师为例，其战船大者（大号米艇）长不过30余米，载旧式火炮30门，小者（同安船）仅可于风平浪静时航行，而同期英国海军最大的一等风帆战列舰全长已超过70米，装炮100门以上。1832年东印度公司商船&阿美士德&号对中国海岸布防状况进行窥探后得出结论：&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列舰。& 由此看来，清之水师在编成、装备和部署上都不适于进行高烈度的岸防作战。而究其因果，康熙朝&初（置）海防，仅备海盗而已&，要旨在捕盗缉拿、促进贸易，对战斗力并无太高要求。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东南沿海水师更受命每两月会哨一次，巡阅南北洋，专事&保商靖盗&。此际闽浙海盗虽亦有拥船60-70只者，但在嘉庆朝（年）之前，无论规模还是装备都远不及明中后期的倭寇，水师在与其周旋中亦自行弱化，竞至于&无风不战，大风不战，大雨不战，逆风逆潮不战，阴云蒙雾不战，日晚夜黑不战&。到嘉庆初年，以大船武装的安南&洋盗&与闽粤海盗合流，首恶如蔡牵(年)、张保（年）等横行华南达十余年，如入无人之境。 奇妙的是，纵有专事&保商&、不以舰队作战为主务的水师，清一代的外洋贸易也实无太大进展。康熙朝收复台湾后一度撤销海禁，于广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分置海芙，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此外闽浙、直隶、山东各要津亦设税口百余处，允许外国商船出入。然中国商民倘欲自行出海贸易，其所驾船只尺寸、定员、携械、运粮皆受严格控制，大者长不过7丈，较之外国商舶毫无竞争力。乾隆二十二年（1857年），朝廷更以洋船东来渐多，恐其难于管束，径行封闭厦门、宁波、云台山三口，将海上对外贸易集中到广州一处，以为如此即可使夷人服帖。嘉庆朝则受&洋盗&蜂起的刺激，对中外贸易愈发恐慌，于年先后颁布《华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八条》等诏令，严格限制中外交往。贸易既不得兴旺，专事&捕盗&的水i师舰船亦日渐缩小，形成恶性循环。 综上论之，到鸦片战争爆发前为止，清朝旧式的海防系统表现出如下特征：(1)与经典陆上防御战略旨在进行高烈度、长时期的边疆战争相比，中国海防的总体目标仅仅是维持守势，使入侵者无法通过登陆或攻略土地来增殖政治经济利益，进而以要港封锁、海岸拒止、岸基反登陆作战等陆上行动挫败其攻势。(2)从全国兵力分布看，以满洲八旗为主力的八旗部队负责驻守交通要冲、内陆边疆和运河沿线，华南与东南海岸主要由分散布防的绿营驻守，其人数和装备都不及前者，不足以抵御自诲而来的大规模进攻。(3)闭关政策和以内陆一内河贸易为主的经济形态使得此际中国的远洋贸易规模相当有限，而亚洲范围内又不存在有能力从海上对中国发动全面入侵的国家，这使得清朝缺少发展远洋海军和推行海上扩张战略的动力，其水师则沦为&保商靖盗&的海岸警察。（刘怡 连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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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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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清朝时的部分藩属国（转帖）
在中法战争爆发前，清朝军队应邀援越抗法；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先是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朝鲜东学党起义，随后又派兵入朝对日作战。有些人感到很奇怪，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被外敌打败，丧师失地，积弱已久，为什么还要出兵国外？实际上，清政府出兵国外，一方面是为了援助朝鲜、越南。另一方面则更是为了行使宗主国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属国。这是因为清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是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关系，而是上种宗藩关系，周围各国向清政府“称藩纳贡”，受清王的册封。所以纵使清朝已经衰落，但它还是要维护自己“天朝上国”的尊严，庇护属邦；担负起自己作为宗主国的责任。虽然日益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最终不仅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属邦，而且连自己也沦为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但是这种宗藩关系在历史上毕竟是客观存在的。现将清朝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简述如下，以飨读者。
　　一、清朝与朝鲜的关系
　　在清兴起以前，朝鲜与明朝保持着传统的亲密关系（明洪武元年．朱元璋遣使至朝鲜赐玺书，从而确立起两国间的宗藩关系）。l636年，皇太极率兵新征朝鲜，攻占朝鲜汉城，朝鲜国王李？在国家存亡之际，迫于无奈，接受了清军的条件投降，停用明朝年号，断绝与明朝的一切交往，并奉清朝为宗主。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双方使节每年往来不断。朝鲜方面，每年除有贺冬至、贺正朔、贺圣节、纳岁币的四次固定朝贡使节外，还有多种不定期使节来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把侵略予头指向朝鲜。1876年1月，日本一方面派远征从对朝鲜进行侵略，胁迫朝鲜订约通商。另一方面派人来华交涉。当时总理衙门答称：中国向来不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日本趁此借题发挥说，中国既不过问朝鲜事务，所谓“属国”只是空名，日本决心以“自主之邦”对待朝鲜，遂于日迫使朝鲜签订了朝日“江华条约”。“江华条约”明显暴露了日本排斥中国在朝鲜“宗主权”的野心。此后，日本加快了侵略朝鲜的步伐，先后酿造了1882年“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虽然由于清军的迅速行动平息了这两次事变，但日本还是趁此迫使朝鲜签订了1882年的《仁川条约》和1885年《汉城条约》，扩大了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权益。由于日本并不满足于这些利益。在其准备就绪之后；就发动了侵略朝鲜继而侵华的甲午战争。清军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确认朝鲜“独立”，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结束。
　　二、清朝与琉球的关系
　　琉球是今天日本的。自明初以来，琉球与中国的关系就很密切。清朝建立以后，琉球使节于1646年来华，受到顺治帝的接见。从此，琉球使节与清廷往来不断。1662年，清廷派遣兵科副礼官张学礼为正使出使琉球。此后，每逢琉球新王继位，都有清朝使节前往册封与庆贺、1663年（康熙二年）和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清帝两次赐印给琉球国王，乾隆所赐之印写有“琉球国王之印”字样。直至19世纪60年代，琉球始终承认自己是清朝的藩属。1872年，日本明治天皇登极，讽示流球朝贺。琉球国王遣其子赴贡献方物。日本天皇下诏，以琉球为藩属，1873年又列琉球为府县。1875年5月．日本强令琉球国王停止对中国的“朝贡”，并派军队驻扎琉球；为了消失中流之间“宗藩关系”的痕迹，6月又强令琉球改用日本年号。1876年，日本在琉球设立司法机构，事实上将琉球置于其统治之下。琉球国王不堪日本的侵*略压*迫，于1877年4月密遣紫巾官向德宏等人来华，呈递国正密信，恳求阻止日本的吞并行径。清廷派何如璋到日本进行交涉，但未取得成果。1879年3月，日本政府派兵占领琉球，3月30日正式宣布琉球为县。日和23日，琉球国王又密令紫巾官向德宏两次赴天津拜谒李鸿章，请求清政府问罪于日本。10月24日，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人到北京总理衙门“长跪哀号，泣*血吁*请”，希望清政府能在“俯怜二百年效顺属藩”的份上援救琉球。虽然清政府与日本再次进行交涉，但由于日本的蛮横和清政府的软弱，琉球终为日本所吞并。清朝与疏球的宗藩关系也就遂告结束。
　　三、清朝与安南的关系
　　安南是今天的越南，明建文帝时处在黎氏王朝的统治之下。16世纪初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封建集团．北方郑松集团控制了黎氏王朝的朝政，南方则为阮潢集团所控制。为了对付南方的阮氏集团，郑氏集团急欲结好清廷。1660年（顺治十七年），黎朝派遣使节到清朝朝贡，清朝随即同意册封黎维棋为安南国王。原来割据于安南南方的阮氏集团到17世纪末完全吞并了南方的占城国。1702车，阮福？派遣使节来中国，请求清廷册封，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于是自立为王。1803年，阮福映改安南为越南国，清政府命广西按察使齐布森出使越南、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19世纪40～50年代．法国开始武装侵略越南，1862年6月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一个《西贡条约》，把越南南部六省变为法国殖民地。1874年3月，法国迫使越南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在条约中法国“承认”越南“独立自主”，但须由法国主持越南的外交，借以否认中国的“宗主权”和确立法国在越南的特权地位。1875年5月，法国将这个条约通知清政府，并要求中国约束黑旗军。清政府一再强调中国对越南的“宗主”保护责任，并指出在越军队是应越王之请去“剿匪”的。1877年，越南照例遣使来中国朝贡，法国也未加阻止。1883年，法国全面侵略越南，迫使越南签订了越法《顺化条约》，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1884年6月，法国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越法《顺化条约》，确立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6月，中法正式签订《中###订越南条约》（《中法新约》），清政府承认了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四、清朝与苏禄、缅甸、南掌和暹罗的关系
　　苏禄是今天菲律宾的苏禄群岛。1726年（雍正四年），苏禄国王遣使到清廷朝贡。1754年，苏禄国王上表请以苏禄国土地、丁户编入中国版籍，乾隆帝婉言谢绝。1851年，西班牙侵占和乐岛，清朝与苏禄王国的交往遂告中断。
　　清朝前期曾多次派兵出征缅甸。1769年，清政府派大学士傅恒督师入缅，缅甸国王孟驳惧而求和。双方议和之后，缅甸派使节朝贡清王朝，表示臣服中国。1790年，清廷派遣使节前往缅甸封孟云为缅甸国王。从1824年起。英国开始发动了侵略缅甸的战争。在英政府制造事端挑起侵缅战争的过程中，清政府曾经提出交涉。英国政府一面推倭说事先不知中国对缅甸的宗主权，表示不损害中国在缅甸的权利，一面又加紧侵略缅甸。英于1885年12月派兵攻占了缅甸首府曼德勒，俘虏了缅甸国王锡袍及王后，并于日宣布将上缅甸并入英属印度，完成了它对整个缅甸的吞半。英国吞并缅甸之后，清政府提出了抗议，中英双方进行了谈判，1886年7月，在北京签订了《缅甸条款》，清政府承认了英国在缅甸的特权，英国同意缅甸每届十年“循例”向中国“呈进方物”。清政府虽然达到了使英国“勿阻朝贡”的谈判要求，但实际上清朝与缅甸的宗藩关系已不复存在。南掌是今天的老挝。18世纪初，南掌发生分裂，在其北部建立了琅勃拉邦王国，清王朝仍称之为“南掌”。1927年（雍正七年），琅勃拉邦王国开始向清廷朝贡。1791年，琅勃拉邦王国遭到万象王昭南的干预，琅勃拉邦国王阿努鲁被迫逃往曼谷。不久，在清朝的帮助下，阿努鲁重新回到琅勃拉邦进行统治，直到其子曼塔图腊统治时，仍与清廷往来密切，清廷还对其颁发了敕印和诰命。1893年，琅勃拉邦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清朝与南拳的宗落关系也告终结。
　　暹罗是今天的泰国。1652年（顺治九年）暹罗派遣使节到清朝进行朝贡，开始了两国的交往。1767年，缅甸军队入侵暹罗，攻破了暹罗的国都大城。大城王朝的达府太守披耶·达信组织暹罗人民击退了入侵的缅军，重新统一了暹罗，被拥立为王。1768年，达信派遣使节到清朝，请求清廷封他为暹罗国王，但清政府认为他是乘机篡位，予以拒绝。
　　然而，达信继续向清政府表示友好，清政府终于在1777年承认了达信建立的王朝，准许暹罗使节到清廷朝贡。在1823年（道光三年），清政府向暹罗国王拉玛二世赠送了“永奠海邦”的匾额。1855年，英国代表、香港总督鲍林强迫暹罗签订了《英暹通商条约》、（《鲍林条约》），此后法美德意等国也纷纷效法英国，强迫暹罗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暹罗沦为了西方殖民国家的半殖民地，与清朝的宗蕃关系也渐告结束。
　　五、清朝与浩罕、阿富汗地区的关系
　　浩罕是18世纪乌兹别克人在中亚建立的封建汗国。1759年（乾隆二十四），清军在追击新疆叛匪大小和卓的过程中与浩罕汗额尔德尼直接发生关系。额尔德尼主动以外藩附属于清朝，向清廷朝贡不绝。至19世纪初，浩罕在表面上仍装模作样地向清朝表示“恭顺”，而实际上却不断向中国侵略，吞食中国领土。1876年，沙俄吞并浩罕国，置费尔干省。浩罕与清朝的宗藩关系也就不复存在。
　　清朝初年，阿富汗地区处于分裂状态。1759年，巴达克山东面的博罗尔都遣使向清朝朝贡。1878年，英国占领阿富汗，清朗与阿富汗的交往遂告中断。清朝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及终止情况大体如此。另外，关于西藏和外蒙古的问题也需在此一谈。众所周知，清政府在西藏和外蒙古行使的是完全的主权。而当时的英俄等国则一直妄图以宗主权代替中国在上述地区的主权。英国一再否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认为清政府在西藏只拥有宗主权。英国这种不顾事实的说法，遭到了清政府的坚决反对，其阴谋也一直未能得逞。在外蒙古独立之前，中国在外蒙古行使的也是完全的主权。辛亥革命后。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迫使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同俄国订立《中俄声明文件》，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在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只保留了一个宗主权的虚名．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利益。因此，对于主权和宗主权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决不能因为清朝拥有对周边国家的宗主权，而把中国拥有主权的地区也说成是宗主权。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把宗主权与主权混为一谈，坚决反对以宗主权代替主权。
　　清朝与周边国家存在的宗藩关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宗藩关系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以小事大的不平等关系，周边国家要向清朝“称藩纳贡”；受中国的册封，并由中国踢与印玺。而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中国和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并且，作为宗主国的中国统治者，是以一种“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治主义态度对待外国的、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中国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总是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所以，各藩属国总是乐于来华朝贡。有时中国统治者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也对各国来华朝贡的时间和规模作出种种限制和规定。虽然有些国家有时不按规定而提前来华朝贡，中国政府也都给予了热情接待。再者，各国在来华朝贡的同时，也与中国进行了贸易往来。由此可见，清朝与周边国家的这种宗藩关系和近代西方国家间那种表面上平等，而实质上却是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和西方殖民国家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控制与被控制、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更是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天壤之别。
　　曾经的中国附属国-锡金
　　尼泊尔，数千年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个宗藩。
　　民国建立后，袁世凯曾想邀请尼泊尔加入五族共和，可惜尼泊尔当时已为英印所控制。清王朝和尼泊尔的宗藩关系是非常现实的国际战略关系。
　　清前期，拉达克、哲孟雄、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外诸国皆为中国藩属。后英印展开对这些国家的兼并和侵略，诸国纷纷向中国告急。但其文报中将英印称为“披楞”，昏聩闭塞的清王朝竟然不知道“披楞”就是英国，以为是一个什么远方的小国，而没有予以理会。拉达克、哲孟雄、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外诸国相继沦英，英国进一步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西藏和尼泊尔。此时的清王朝已对国际形势有了明确了解，制定了结好尼泊尔，维护其藩属地位以遏制英印侵略和政策。尼泊尔也惩于南麓诸国相继沦亡的殷鉴，积极维护和中国的关系。
　　中尼的宗藩关系从国际法上大大延缓了英印侵略尼泊尔的进度，对我国西藏也是一种很现实的保护。太平天国运动扰乱大清国，尼泊尔曾上书清廷要求出兵携带大炮到中国内地助剿。中国婉拒。
　　被忘却的中国属土锡金这次印度总理访华，一项重要议题就是争得中国对印度1982年吞并锡金的默许，锡金何许国也，印度这个一厢情愿欲在南亚甚至全世界争霸，而且往往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国家，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内政”问题上争得中国的同意？印度究竟担心什么？又急于想要得到什么？难道锡金与中国之间还有什么连印度都无法逾越的瓜葛吗？
　　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说明，那就是锡金、不丹等国历史上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而现实中又是中国的缓冲国。中国有充分的依据、实力和地缘优势重新影响这一地区。尽管作为中国属地的历史被当事各方阉割，而且中国也并不寄希望于21世纪再恢复历史上的宗属关系，但锡金对于中国仅存的缓冲区的作用和潜在的战略支点效应还是有必要让中国重新反思这段历史，并再次认识与定位锡金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
　　中国的藏属锡金变成印度的锡金邦的过程
　　锡金古称哲孟雄，早为中国西藏的一部分。由于其与西藏有着深厚的历史、宗教与民族渊源，锡金虽后来成为独立的部落，但还是西藏的属地。由###喇嘛委托锡金部落王管理，其境内的寺院仍隶属于西藏各大寺，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890年。
　　181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侵入锡金。1887年，英国强占锡金，并派驻专员。1890年英军越过藏属锡金，占领中国一侧的隆吐、热纳宗、岗巴宗等地，并将锡金国王朵朗杰囚禁到印度。英国企图通过私与地方政府缔约，同时胁迫锡金王屈服的方式实现从法理到事实上对这一地区的占有，但锡金国王朵朗杰至死不愿发表脱离西藏的宣言，西藏地方政府也坚持以乾隆五十九年规定的边界为准。最后英国通过与日薄西山的晚清政府先后签订的《藏印条约》、《藏印续约》等条约获得了对锡金的“保护权”。
　　二战结束英国离开锡金后，当年的300年不曾反抗殖民统治的英国奴才印度突然找到了做主人的感觉，在锡金问题上全盘继承了殖民主子的衣钵。1947年，英国撤走后，印度马上与锡金签订了《维持现状协定》，意在填补此地的政治真空。他们一方面继续往锡金派驻专员，一方面授意其扶持的锡金国大党发起“不合作运动”，要求国王进行“改革”。同年5月9日，国大党政府正式成立，但遭锡金王族强烈反对，群众运动也日渐兴起。1949年6月初，印度以“防止###和流血”为由，派兵进驻锡金，接管了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新政府，并委任印度人拉尔为锡金首相。1950年12月签订《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锡金从此成为印度的"保护国"，国防、外交、经济等均由印度控制。1968年8月，锡金首都甘托克爆发反印示威，要求废除印锡条约。印度政府于1973年4月对锡实行军事占领，5月8日印锡签订《锡金协定》，规定锡内政、外交、国防、经济均由印度政府负责。日，锡议会通过了由印度拟定的锡金宪法，规定印度政府派驻的首席行政官为政府首脑和议会议长。同年9月《印度宪法修正案》规定锡金为印度的“联系邦”，在印度两院各为锡金设一个议席。1975年4月，印度军队效法当年英国主子的做法软禁了锡金国王。不久，印度议会通过决议，正式把锡金变为印度的“锡金邦”。
　　目前锡金王室仍流亡海外，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地图上，锡金已赫然成为印度的锡金邦了。
　　失去锡金一个点丢掉西南一个面
　　锡金、不丹、尼泊尔等国是中国的前藩属国，同时在客观上又是中印的缓冲国，悠关中国的发展大计和战略利益。三国中尽管锡金的面积狭小，但其地缘关系决定了其战略地位不可小觑。可以说小小的锡金攸关周边六国的战略利益，特别是藏属锡金被吞并的后续效应将直接作用于中国西南的地缘形势。
　　锡金及其两边的尼泊尔、不丹国土面积狭小，无缓冲空间，易受制于人。故而三个内陆山国在面对印度的地区霸权战略，欲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时，一方面需仰赖中国的支持，另一方面，需加强内陆三山国与孟加拉之间的协同。而锡金位于尼泊尔和不丹之间，印度吞并锡金将使尼泊尔、不丹等国被印度领土分割，失去了战略上协同的可能，如果中国在战略上实行收缩政策的话，三国从此将孤军作战，更无法与印度抗衡。
　　尼泊尔与印度从孟加拉国侵占的领土西孟加拉邦直接相邻，有约50公里的边境接壤。而锡金位于印度狭长的东部走廊北侧，西孟加拉-锡金一线构成了印度国防的软肋。如果尼、孟、锡三方协调，印度东西部联系极易被拦腰切断。而若锡金被吞并，则印度无疑拓宽了东方走廊，缓解了孟加拉与内陆山国在有可能被外力利用情况下对印领土的威胁，同时使自己威胁中国、缅甸，控制孟加拉的能力大大增强。而藏属锡金被印度并吞后，面对印度的攻势，尼泊尔只能单兵作战，也不可能撑多久。
　　目前印度显然正按照既定战略实施着自己的攻势。在吞并锡金后，印度通过威胁、利诱、封锁与外界交往等下三烂手段，对不丹实行渐进式的控制，甚至在不丹加入联合国这样的问题上，印度也百般阻挠。在缺乏中国驰援的情况下，不丹已沦为印度的仆从国。在未来可预期的时间内，如中国不加干预，不丹将来也不可避免的变成印度的另外一个邦。
　　尼泊尔离奇的宫廷血案后，尼直系皇室统统被杀死，而与印度有姻亲关系，血案时“恰巧”在印度的尼泊尔皇叔则急忙从印度回国执掌“突然”掉在自己头上的王位。可以说形势发展得很快，整个西南缓冲地带已被印度控制。
　　失去了战略缓冲区，中国西南将门户洞开。印度可以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牵制，或美印、日印的联合牵制提供一个全天候的战略平台，有这样一个东西通透，漫长边界线的庞大战略平台，一旦中国遇到诸如统一台湾、钓鱼岛领土争端事发、南海领土争端激化、西北边乱一类有关存亡的事变，中国还能东西相顾、南北呼应吗？
　　西南门户洞开后还将带来一个严重问题。锡金、不丹、尼泊尔三地拥有大量的藏民，（不少都是西藏流亡势力及其后裔），有鉴于印度支持###的不良纪录，这一地区被印度操控，用作反华###基地的可能性将更大。
　　重新干预锡金前途问题的法理依据、现实需要与道义责任
　　中国有干预锡金前途问题的法理依据、道义责任、现实条件。
　　首先，为了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必须关注锡金的前途和地位。且不说根据乾隆五十九年规定的边界，藏属锡金地区的热纳宗和岗巴宗等地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讨还。就是考虑到索回中国山南地区因同样原因的被占领土也要支持锡金的法理与事实独立。山南有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占，解放军作家金辉对那片土地这样换算：相当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相当于三个台湾、六个北京；相当于一个匈牙利、两个丹麦、三个比利时；相当于六个科威特；相当于十个英阿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相当于二十个日俄吵得不可开交的北方四岛；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的最大一片土地；是中国版图的一百零一分之一。
　　印度占领这里的所谓依据是“伪麦克马洪线”，而我们要通过支持锡金的独立，击碎他事实占有即可法理占有的妄想。
　　中国是唯一有条件持援锡金的国家，只要中国的实力在，只要锡金的王室在，那么中国这个大国（当事国）不承认，世界上其他国家所谓的表态的价值等于零。这也正是印度竭力说服中国承认既定实事的重要原因。
　　其次，维护锡金的法理独立，是中国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拓展自己的战略空间，恢复传统利益区的需要。
　　锡金、不丹、尼泊尔三国多信仰锡克教或中国藏区的喇嘛教，与中国藏区山水相邻，文化相通，与中国的历史联系源远流长。
　　锡金自不必说。不丹也是一个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并深受中国影响的国家。不丹被称为银龙之国，其国旗图案、国徽图案上均有典型的中国化图腾——龙，不丹是除历史上大清帝国的龙纹国旗外，世界上唯一将中国龙绘在国旗、国徽上的国家。因中国是不丹的宗主国，五爪龙只能中国皇帝使用，故不丹的龙为与越南、朝鲜、琉球等国相同的四爪银龙。不丹对中国的历史、民族和宗教渊源和情感一点不比锡金差，1888年3月，英兵取道锡金入侵中国一侧的隆吐山，不丹国王还主动派来1700人组成的军队与中国共同抗英。
　　尼泊尔在历史上与中国有隙，但在拉达克（今属巴基斯坦）、哲孟雄、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外诸国相继沦英的情况下，惩于南麓诸国相继沦亡的殷鉴，中尼藩属关系发展的最稳固。由于中尼的宗藩关系大大延缓英印侵略尼泊尔的进度，尼泊尔王国感恩戴德，以致太平天国运动扰乱大清国时，尼泊尔曾上书清廷要求出兵携带大炮到中国内地助剿。
　　再次，我们有维护锡金独立自主的道义责任。我们与锡金有着历史与文化渊源和宗教情感，为了维护国际正义，必须关注锡金。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期待什么国际支持或顾虑什么国际舆论，锡金问题从来都是中国的半个内政问题。流亡在美国的锡金国王虽一再向国际声明，印度的吞并是非法的，但是又有谁来关注并响应这种声音呢？要美日响应吗？要俄罗斯响应吗？要英联邦、欧盟、东盟响应吗？印度是他们的战略协作伙伴，是他们的民主样板，是他们遏制中国的战略棋子……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响应。国际社会对锡金的合理诉求表现得那么冷漠，如今世界似乎集体遗忘了锡金，就和当年遗忘琉球一样。但我们中国人不能够遗忘！一个小小的内陆山国无关乎其他大国的利益，也无关乎世界的利益，而只关乎一个重要的国家的利益，他就是——中国。
　　以锡金为支点盘活南亚大棋局长期存在的有利形势
　　对锡金的并吞，不论中国承认与否都不可能改变印度的反华态度。印度会利用暂时的左右逢源，加紧实施梦想的大国战略，这一切是以摆脱并遏制中国的影响为前提的。特别是在印度1992年开始放弃不结盟政策，并日益与美、俄、日协同后，其积极充当遏制中国的地区急先锋角色更不可能因认可一个吞并锡金的既成事实而改变。放弃尼共（毛）的支持，中国已错失了一次扭转西南困局的良机，而再一次放弃锡金，局面将变得对中国更加不利。###（势力）问题、西南被占领土问题都变得更加复杂了，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
　　印度的国际环境当前阶段似乎甚好，但中国在这一地区却有印度赋予的独特的优良的国际环境。印度立国以来侵犯了所有的8个周边国家，并从其中7个掠夺了领土。中国、孟加拉国、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都不希望印度在本地做大，因而印度的从锡金俯瞰被上述周边六国环抱的东部三角地区其国际小环境可谓极差。这些地区距锡金直线距离均较近，只要谋好局，中国在此地大有文章可作。届时周边国家复国的复国、复土的复土，那个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只能成为历史名词了。现在这一地区只待中国出棋，而锡金具有盘活全盘棋子的作用。
　　印度是一个野心勃勃又自不量力的民族，当年占据东部三角地区后还曾试图携割占西孟加拉、蚕食南尼泊尔、并吞锡金的“余威”干涉缅甸内政，结果被缅甸政府给收拾了。难道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这一地区的前宗主国，还不如当年的属国缅甸有作为。
　　通过1962年的中印战争和印度建国后对周边邻国无一例外的不间断的侵略，中国对印度的野心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不能让印度再产生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过去他们在中国君子般的默许下，白捡了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今天任由他们吞并锡金，明天他们就会占领不丹，后天他们又要图谋你新疆的阿克塞钦地区了。
　　维护锡金的独立自主，是维护国际正义的体现，是拓展中国战略空间、国际利益和影响力的有效步骤，也是中国西南与印度周旋唯有的几张牌。历史对印度的一次次厚爱完全是中国在西南的无所作为使然，将本属于自己的利益拱手相让的事再也不要发生了，这种不正常的历史该过去了！书包网
清朝外交的史实和故事（转帖，有删节）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徧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清·李鸿章
　　李鸿章：一个心理素质超强的人
　　史实回顾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早年投笔从戎，屡建奇功，中年出任封疆大吏，推动洋务运动，晚年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上长达40年之久，超过了清朝立国以来任何一位首辅人物。但李鸿章一生虽有宠于朝廷，却有愧于国家，一生连签卖国条约，生前生后均遭世人唾弃。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曾写道，“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以中国当时的国势，“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辩之理，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内春功”———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李鸿章有一幅广为人知的对联：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这“内春功”，可谓是李鸿章超常心理素质的写照，它突出表现为：（一）能容骂：承受士子之骂，大臣之责，不光如此，他还嫁女给一度骂自己最凶的“清流派”首领张佩纶（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父）；（二）能伸屈：承受甲午海战的屈辱，带伤签《马关条约》，被贬为商务大臣；（三）识大体:虽饱受骂名，仍与八国列强谈判，签订《辛丑条约》，最终赔上老命一条。
　　事实上，李鸿章自19世纪70年代主持晚清朝政以来，就一直饱受上下官员的责骂，甚至是辱骂。特别是甲午海战失利及1896年签订了《马关条约》后，李鸿章更一度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对此，李鸿章一向不予解释和抗辩，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而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李鸿章原本可以在南方观望时局，可他却不计77岁高龄，拼着老命应诏到北京签订《辛丑条约》。
　　据时人记载：“京师陷，中外皆延颈望和”，“鸿章既受命，朝局始有转机，都人皆置酒相贺”。不但崇拜他的人颂扬他此次议和有“扶危定倾”之功，使自己“黄花晚节，重见芬香”。甚至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为“当代第一伟人”，“不独朝廷倚之为长城，即中外人民无不望之如山斗”，此次进京，“中外人民莫不举手相望，以为和局指日可成，銮舆指日可回，旋转乾坤，非异人任”（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第48页）。
　　由此，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实是为国捐躯！
　　此时的李鸿章，可谓百感交集！
　　合理化思维———老佛爷认可的事，就是再被辱骂，也心安理得
　　李鸿章为迎奉老佛爷而对外执行绥靖政策，曾遭到许多人的坚决反对。这当中有他的同僚（如左宗棠）、下属（如刘铭传）和朋友（如曾纪泽）。而对于朝野的批评，李鸿章一向是既不退缩，也不辩驳，一切我行我素。因为他认定这一切都是为了老佛爷。
　　就心理学而言，李鸿章苦练“内春功”，就是提高个人的心理防御机制。防御机制泛指个人在精神受干扰时所采取的心理平衡手段，特别是其中的合理化机制(rationalization)，指个人对不合实际或不符个人理念的事物加以歪曲，以去除焦虑，获得内心平静的手段。而李鸿章的合理化机制突出表现为竭力迎奉老佛爷（慈禧太后）的旨意，虽万死而不辞。由此，只要是老佛爷认可的事情，李鸿章就是再被辱骂，再被误解，也心安理得。如果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别人性格的评价语言，那李鸿章就可谓是一个超级厚脸皮。
　　这既是他合理化机制的根源，也是他心理素质之所在。由此，他与慈禧太后的关系远远超越了恭亲王、翁同禾、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与老佛爷的关系，却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慈禧太后并非一个英明的太后，她为满足私欲而再三扰乱过晚清的政局！
　　梁启超曾评论李鸿章说：“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李鸿章事事迎奉老佛爷，既成就了他，也毁灭了他！
　　李鸿章死到临头：我受了一辈子的气，我不甘心啊！
　　日，《辛丑条约》签订后四个月，李鸿章因为受尽洋人的气而病危，本已穿好寿衣，却挨至次日中午“目犹瞠视不瞑”。他的旧属周馥抚之痛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其目遂瞑，须臾气绝。周馥曾赋诗以志怀念曰：“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周悫慎公全集》诗集卷4）李鸿章就是死到临头，也在表现出其超强的心理素质。他似乎在向世人呼吁：我受了一辈子的气，我不甘心啊！
　　终李鸿章一生，他虽误国有罪，却从未卖国。在这点上，他与前世之秦桧、后世之汪精卫有着本质的区别。李鸿章的悲剧在于：他为了迎奉慈禧太后屡屡误国，令国人皆呼“可杀也，该杀也”；而他那超常心理素质又使他度过一个又一个政治危机，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最长的政治不倒翁。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其功过誉毁可谓欲说还休。亦不是本文旨义所在，但从心理学角度看来，李鸿章有着超强的心理素质，这使得他能够忍受种种屈辱而完成自认为有意义的使命。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李鸿章的人生起落，我有一首七律诗：
　　叹李鸿章
　　生逢乱世意不平，入幕曾府求功名。济平天下显身手，远东名相壮志凌。兴办洋务促国醒，裱糊江山一时宁。甲午耻恨辛丑辱，委曲求全扶摇行。
　　外交，清朝称“洋务”或“夷务”。下面分三个时期介绍清朝外交方面的发展情况。
　　关外时期
　　政治是目的，外交是手段。努尔哈赤在不同时期因政治目的不同，使用的外交手段也不同。统一女真部落的过程中首先使用了“远交近攻”策略。他从苏克素护河部开始由近及远地攻打各部。统一女真族时，与蒙古和朝鲜保持友好关系，与明朝保持君臣关系，向明朝进贡，与明朝保持贸易往来。在统一海西四部过程中，努尔哈赤运用了联姻手段，与叶赫和乌拉两部都建立了婚姻关系。努尔哈赤与弟舒尔哈齐娶乌拉首领布占泰的侄女和妹妹为妻，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布占泰。努尔哈赤还娶了叶赫部首领杨吉砮的女儿为妻。杨古砮死后，努尔哈赤没有因姻亲关系给杨吉砮的儿子纳林布禄任何让步。最后他们还是兵戎相见。
　　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赢得萨尔浒战争胜利，接着攻占沈阳、辽阳及辽河地区70多个城堡后，天启元年(1621)后金成立后，他又有了夺取中原的企图。为了争取时间做准备，这时努尔哈赤又要与明朝和谈。闰四月二十二日，他让释放而归的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仕四人进关对明朝廷说，明朝应承认后金，并要求派人到后金进贡谈判罢兵。
　　明朝决心围剿后金，乃东联朝鲜，西结蒙古，对后金构成包围圈。努尔哈赤利用外交打破这种包围。他多次派遣使者赍书朝鲜，希望朝鲜“不事南朝，子子孙孙，永结盟约。”然而朝鲜没听他的。
　　皇太极即位后充分利用外交为其扩张的政治服务。他的目标与其父一样是占领中原，统一中国。天聪四年上谕，表示要实现“打开山海(关)，通我后路，迁都内地，作长久计”的计划。要实现这个目标，他首先征服漠南蒙古和朝鲜，断明朝羽翼。努尔哈赤死后，明辽东巡抚袁祟焕派李喇嘛和都司傅有爵为窥视后金前去吊丧，皇太极利用这个机会遣使者回访。袁祟焕表示愿意讲和，让使者告诉皇太极。因为朝鲜拒绝努尔哈赤提出的双方结盟的建议，皇太极下决心攻打朝鲜。为绝明朝从后牵制之患，便利用这个机会派遣方吉纳、温塔石到宁远表示愿意讲和，并给袁崇焕开出一张礼单，要求明朝“以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匹百万，毛青细蓝布千万匹馈送之后，以为和好之礼。”礼成之后，后金“以东珠十颗，貂皮十张，人参千斤送尔。尔则以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十万匹，毛青细蓝布三十万匹送我。”三月五日，袁崇焕与李喇嘛各写了一封信，要求后金接受和谈条件，遣使臣杜明忠给皇太极带去，业已降服朝鲜的皇太极马上板起脸，于四月八日回复中逐条批驳他们在信中提出的要求，故昭梿《啸亭杂录·太宗伐明》说：“天聪己巳，文皇帝欲伐明，先与明巡抚袁祟焕书，申讲和议。崇焕信其言，故对庄烈帝有‘五载复辽’之语，实受文皇绐(di，欺骗)也。”元年(1635)三月，皇太极派阿敏进攻朝鲜，降服朝鲜后就以袁崇焕“修葺城墙，潜图侵逼”为借口，攻打锦州，遭重创。增兵攻打宁远，又遭重创，史称“宁远大捷”。这件事使皇太极清醒地认识到，他需要一段时间把后金的事办好才能夺下中原。他又玩起了和谈花招，先后于天聪元年十月二日给祟祯帝写信，二年正月给宁远总兵祖大寿写信，给明廷诸臣写信，三年正月十三日致书袁崇焕，都是讲和。五月十一日，五次派兵越过长城，掠夺明边。在这期间，他多次提出与明朝和谈，他觉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和谈。皇太极把明朝作为主要对手，而对农民军取避让方针，多尔衮按照这个方针，于顺治元年正月写信给李自成农民军，表示“协谋同心，并取中原。”
　　皇太极三次派兵征服了漠南蒙古，蒙古与后金形成内附关系。两次派兵征服朝鲜，朝鲜成为清朝属国，称臣纳贡，四年朝贡一次。
　　这个时期外交政策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制定。外事由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负责。
　　入关后到鸦片战争
　　入关后到鸦片战争这个时期，清朝外交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实力为自主外交基础。顺治年间，俄国向我黑龙江流域扩张，先后占领尼布楚和雅克萨两城。康熙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康熙帝先后两次派兵进攻俄军盘踞的雅克萨，把他们打痛之后，派遣索额图等与俄国以戈洛文为首的代表团谈判边界问题。索额图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俄方企图多占我土地的无耻谰言，签订了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雍正年间，中俄就中段边界谈判，中方代表隆科多对俄南怀仁献给康熙皇帝的铜镀金天文望远镜方代表萨瓦战争威胁不示弱，与之力争。后来签订《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中段中俄边界。
　　第二、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迅速增加，清朝成为宗主国。随着清朝的强大，四面八方的国家纷纷前来与清朝建立关系。到乾隆时与清建立关系的国家已有44个。先后成为清朝属国者，除朝鲜外，还有琉球(顺治十一年)、越南(顺治十七年)、缅甸(乾隆十五年)、暹罗(顺治九年)、南掌(雍正七年)、苏禄(雍正四年)、尼泊尔与锡金(乾隆五十五年)、廓尔喀(乾隆五十三年)、浩罕(乾隆二十四年)、坎巨提(乾隆二十六年)。朝贡密度，大的三年一贡，如琉球，中等的五年一贡，如苏禄，密度小的，十年一贡，如缅甸、南掌。
　　第三、外交礼节显尊自大。使臣出访，属国国王派陪臣三跪九拜迎接。宣读诏饬，国王率陪臣三跪九拜，读毕也要三跪九拜。属国使臣觐见清朝皇帝必须三跪九拜。与清朝仅是一般关系的国家，其使臣觐见清朝皇帝也要三跪九拜。顺治十三年，俄国使臣巴依科夫率团到北京，不向顺治帝跪拜，遭到拒收礼物并遣返的惩罚。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时，马戛尔尼拒绝三跪九叩，最后允许他按觐见英王礼单膝下跪，这是惟一的宽大。后来英使阿美士德访问中国，欲觐见嘉庆帝，因为拒绝三跪九拜，嘉庆帝怒而不见，令其归国。
　　对于西方国家，清王朝也把它们当作藩邦属国看待。把他们的使臣说成“贡使”，以理藩院管理与他们的外交事务。
　　第四、闭关自守，限制外贸。
　　第五、对于外国传教士由信任转向抵制。康熙朝允许人民信教，外国天主教徒有10万。对传教士顺治帝和康熙帝还比较信任。顺治帝临终就继承人问题征求德国教士汤若望的意见。还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正。定三藩期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帮助铸造大炮。康熙四十三年(1705)罗马教王派多罗为特使到中国，规定入教之人不得祭天、祭孔子、祭祖先，触怒康熙，因执行这个命令后臣民就只听教皇不听皇帝了。四十五年多罗被驱逐，随后禁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乾隆五十年(1785)、嘉庆十六年(1811)还颁布了传教治罪条例。
　　这个时期，外国人来中国最多的是俄国人，其次是英国人。主要是贸易往来，俄国还派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和喇嘛教。俄英两国不止一次派团访华，俄国七次派使团就政治、贸易、宗教事务访华。清朝罕见派团出国的情况，只在雍正八年(1730)派了两个团访俄，祝贺新皇即位，争取对征讨准噶尔的支持。
　　这个时期，清朝外交由皇帝决策，理藩院、鸿胪寺兼外事执行机关。
　　鸦片战争后至清朝灭亡时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步入了近代。清朝外交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实行屈辱外交成为清朝最大的外交特点，鲜有外交自主可言。由于清朝腐朽，积贫积弱，列强发动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争，日，钦差大臣耆英同英国全权代表璞鼎
　　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清朝屡战屡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苟延残喘，实行投降政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危害中国最大的条约有《南京条约》（1842）、《天津条约》（1858）、《北京条约》（1860）、《中俄瑗珲条约》（1858）、《马关条约》（1895）、《辛丑条约》（1901），根据条约赔款共13亿两，割地，计有香港（归英国）、九龙半岛（归英国）、澳门（归葡萄牙）、黑龙江北岸（归俄国）、乌苏里江地区（归俄国）、霍尔果斯河地区（归俄国）、帕米尔高原大部分（归俄国）、辽东半岛（归日本）、台湾（归日本）、澎湖列岛（归日本），其中割让给俄国的土地面积最大，占150多万平方公里。割让的土地，少数还了，多数没还。还有很荒唐的现象：外国人可以代表清政府与本国签约，例如尼泊尔和锡金于光绪十九年，英国人赫政代表清政府同英国签约，承认这两个国家为英国保护国。外国人率领清朝代表团出访，例如美国人蒲安臣于同治七年率领志刚、孙家谷出访欧美和日本等11个国家。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日俄为争夺我东北地区发生日俄战争。清政府竟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表示中立，说：“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两个强盗抢自己的东西却袖手旁观！
　　1858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俄、美签订了《天津条约》。这是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图作为战败国的外交人员，清朝使臣频受侮辱。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去日本议和，竟被日本暴徒打伤，抵抗八国联军侵略失败后，日、德两国竟要清政府派大员到这两个国家赔礼道歉。结果醇亲王载沣为专使，张翼、荫昌赴德国，礼部侍郎那桐和驻日公使李盛铎去日本赔礼道歉，载沣去德国，德皇要求他行跪拜礼，经公使吕海寰一再疏通，才免除跪拜。钱实甫《清代外交机关》一文说：“过去清政府要求洋人跪拜，拒绝采取西方仪式，这次反过来，求用西方仪式而不易得。”前清时期的外交礼规如不在北京与外国使臣交涉，要外国使臣三跪九叩等规矩在咸丰后不得不打破。
　　尽管屈辱外交是清朝外交特点，但清朝政府及其外交人员并非对列强处处俯首贴耳，有时还是进行了斗争。首先在咸丰朝光绪初年肃顺严词拒绝了沙俄使臣伊格那提也夫对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侵略要求。光绪初年在新疆问题上清朝与俄国进行了斗争，处分了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崇厚，派遣曾纪泽重开谈判，经过斗争签订了《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十七日，俄国逼迫盛京将军增祺派代表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把奉天（今辽宁）置于沙俄的监督管理之下。清政府知道后，拒绝承认，将增祺革职。二十七年二月六日，驻俄公使杨儒拒绝在新约稿上签字。加上东三省人民抗俄斗争和其他列强的反对，俄国政府被迫在《交收东三省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批在18个月内撤走。光绪二十九年（1902）英国侵略西藏。翌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与英方草签《拉萨条约》，规定划西藏为英国势力范围。清政府外务部电令有泰“切勿画押”。后来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到印度与英方代表力争，要求重订条约。三十二年四月四日，唐绍仪与英国公使萨道义在北京签订《续订藏印条约》，收回了原来条约中丧失的部分主权。但是英方攫取了50万英镑赔款，与增设商埠，设代办处的特权。
　　第二、鸦片战争后对列强由排斥转向勾结。咸丰帝坚持“华夷之辨”，认为外国人“性同犬羊”，宁愿放弃全部关税也不愿让外国使臣进驻北京。长期以来清朝把外国称之为带有贬义的“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奕为首的洋务派改变了对列强的看法，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犹可以信义笼络”。于是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出现“借师助剿”。
　　第三、对外国的称呼变化。咸丰以前称呼外国用带有侮辱性的“夷”字。在外国压力下
　　，咸丰八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各式公文不得书写“夷”字，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一日，日本公使又要求清政府改正“夷岛”的说法，清政府便诏令一切文书不得再用“夷”字。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慈禧太后就对列强侵略者口口声声称“友邦”了。
　　第四、属国逐步与清朝解除藩属关系。由于清朝力弱和属国被列强侵占等原因，属国纷纷被迫解除原来与清朝的藩属关系。具体情况如下：朝鲜于光绪二十一年因《马关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完全控制朝鲜，琉球于光绪五年为日本所灭，越南于光绪十一年《越南条约》规定，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缅甸于光绪二十一年被英国占领，这一年缅甸最后一次向清朝进贡。暹罗于咸丰二年因太平天国起义，贡使不能进入中国，此后成为自主之国。南掌于光绪十一年成为法国保护国，苏禄于乾隆二十八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清史稿·属国列传》说廓尔喀在光绪末年还入贡中国，但没说明何时绝贡。浩罕于光绪二十九年为俄国吞并，坎巨提于光绪十九年为英国吞并。
　　第五、成立专门外交机构。鸦片战争前，清朝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外交事务由理藩院承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迫于五口通商，于道光二十二年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外交及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事务，但这是个兼职，初由两江总督兼，二十四年改由两广总督兼，咸丰八年又归两江总督兼。十年改为南洋通商大臣，也是由江苏巡抚兼。咸丰十二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光绪二十七年成立外务部，替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朝没有从事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从此成为历史。应该指出的是外务部与总理衙门组织机构没多大差别。顾维钧说：“改称外务部后，内部组织仍沿其旧。办事的有几个留学生，业务也和从前一样，不同的是名义上由一名总长代替多名大臣来主持外交事务。”
　　在国外开始建立使馆。光绪二年（1877）十二月八日，郭嵩焘以公使身份被派赴伦敦，表示对马嘉理案的“惋惜”，建立了第一个驻外使馆。接着在美国、日本、德国、俄国等国建立使馆。
　　第六、外交使团出访多起来。前清派使团出国访问是罕见的事，清末就多了起来。除了前面说到的蒲安臣率领志刚、孙家谷出访11国外，还有同治五年知县斌椿父子及同文馆三人组织的观光团游览英、法、德、丹、比诸国。
　　咸丰、同治朝与列强签订的部分条约清末外交思想存在分歧。首先，清流派与洋务派的矛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奕为代表的洋务派对列强的态度已由敌对转向笼络、勾结，而清流派主张尊王攘夷，抨击洋务派对外妥协投降。第二，在洋务派之间也有矛盾。奕认为英国“犹可以信义笼络”，曾国藩认为对外国应以诚相待。他说：“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笃教’。……无论彼之或逆或顺，我常常守此而勿失”。“忠信”、“笃教”，出《论语·卫灵公》。李鸿章记得曾国藩与他论及与洋人交往之道：“我看还是用一个诚字……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于过分吃亏。”又说：“我这一辈子办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之力。”郭嵩焘则主张“循理”：条约不载，拒绝；条约载了，就须服从。薛福成则认为对列强不能以诚信相待，对它们“循理”。他指出，洋人欺软怕硬，只可以势禁，不可情感。他还主张外交应以国家利益为依据。奕、曾国藩、李鸿章把个人行为规范等同于外交准则，郭嵩焘则过分强调了“理”而忽视了“力”。薛福成观点符合近代国际关系理论，符合中国国家民族利益。
　　晚清时期，清政府在外交上有感情用事的现象，最严重的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在光绪二十六年。咸丰十年八月四日，载垣与英法联军谈判，把巴夏礼等26名英方人员和13名法方人员拘禁起来要挟。光绪二十六年抗击八国联军时，慈禧太后令荣禄联合义和团进攻外国使馆，辅国公载勋发布枪杀外国外交官的奖赏令，日本使馆秘书杉上杉与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打死。这种做法为对方扩大侵略提供了口实。
　　清末外交在道光朝和咸丰朝当然是由道光帝和咸丰帝决策。尔后则由慈禧太后、载沣决策。五口通商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外务部参与决策、咨询并执行外交政策。其下属部门和使领馆是外交政策的纯粹执行者。
　　雅克萨之战是康熙年间驱逐盘踞在黑龙江流域雅克萨城的俄军的自卫反击战。尼布楚条约则是清朝通过雅克萨战争以及谈判取得的重要成果。
　　黑龙江流域自唐代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顺治元年，俄罗斯帝国在向西伯利亚扩张得手后便把魔爪伸入我黑龙江地区，先后占领了尼布楚与雅克萨两城。
　　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后康熙帝即着手解决驱逐沙俄问题。二十一年（1682）二月中旬开始，康熙巡行东北。东巡后，他命令副都统彭春与郎谈在八月十五日以行猎为名到达斡尔、索伦侦察敌情。两人回来汇报，说只要3000人带上红衣大炮20门就可解决问题。十二月，康熙帝任萨布尔为黑龙江将军扩建瑷辉城，为驱逐俄军作准备。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康熙帝令彭春、郎谈、黑龙江将军萨布尔率领满、蒙、汉3000多人分批抵达雅克萨。五月中下旬到达城下，要求沙俄督军托尔布津撤退，但受到拒绝。二十五日，一队沙俄军队企图冲入城内支援，被林兴珠（原是吴三桂部下，平定三藩时降清）所率藤牌兵杀伤大半。清军当晚以炮火攻城，次日郎谈又在城下堆放柴火，准备焚城。俄军大惊，托尔布津没办法，乞求投降。康熙降旨，宽恕他们的罪过，让俄军撤离。清军毁城，撤回瑷珲。
　　托尔布津得到清军撤回的消息后，七月又回到雅克萨，重新筑城。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康熙令黑龙江将军萨布尔率军2500人再攻雅克萨。五月萨布尔与郎谈率军到达城下。俄军不投降，###清军炮轰，同时切断水源，歼敌百余名，托尔布津重伤死去，雅克萨旦日可下。沙俄连忙派人到北京，“乞撤雅克萨之围”。为了和平谈判边界问题，清廷主动撤军。沙俄被迫同意清政府主张，答应派使者议定边界。
　　二十七年五月二日索额图离京与俄国谈判。离京前，康熙帝谕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游以及通向此江的一河一溪都属我方。二十八年（1689）七月八日，双方代表：清朝方面是领侍卫大臣索额图，俄国方面是御前大臣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双方在尼布楚开始边界谈判。俄方代表提出以黑龙江为界的无理要求，被中方代表断然拒绝。经过斗争，双方在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内容如下：
　　1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外兴安岭以南属中国，以北属俄国，额尔古纳河以南属中国，外兴安岭以南和乌第河中间地区归属留待以后讨论。2拆毁雅克萨城，俄国居民及其财物撤回俄国。3严禁双方猎户人等捕猎偷盗。4中国境内的俄国人和俄国境内的中国人仍留原处，不必遣还。5中俄两国人民有合法手续者，可以相互贸易。6条约签订后，双方有逃亡的必须引渡送回。
　　这是一个平等条约，是雅克萨战的胜利成果，保障了东北边疆的安定。
　　清朝前期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闭关自守。这个政策到鸦片战争结束后开放五口才停止。
　　顺治时，郑成功在厦门一带抗清。为了切断郑成功与大陆的联系，清王朝于顺治十二年（1655）实行海禁，宣布寸板不得下海。对西方商船也作了严格限制，只许驶进厦门，在澳门停泊贸易。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后，海禁失去了意义，次年海禁撤销，允许海上捕鱼，第三年又开放对外贸易，设置四个港口：广州、漳州、宁波与云台山（连云港），准许外商来华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以“民俗易嚣，洋行错处，必致滋事”为由把四口减为广州一口。
　　康熙时虽然放宽了外贸，但对外商有约束和限制。约束之一是规定外商输出入货物要经过官商即十三行。所谓十三行并非就是13家。康熙五年（1720）是16家洋行组成公行，乾隆初有20家，二十二年有26家，道光九年只有7家，道光十七年（1837）才真的有13家。公行负责为外商买卖货物，交纳税款。
　　到乾隆和嘉庆时约束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乾隆二十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5条《防范夷商规条》：1外商船到粤卖货后，令其依期回国，即有行欠未清，就让他们在澳门居住，将货交行代售，第二年顺搭归国。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2不是开洋行之家，一概不许窝歇外商，其买卖货物，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如有故纵夷商，以致作弊者，分别追究责任。3向来外商到粤贸易，只许将带来货物售卖，买别的货回国；凡是禁止出洋之货，一概不得私行贩运。内地行店民人如有违禁借贷勾结的，照交结外国借贷诓骗财物例追究；内地民人贪财受雇，应交地方官教育。4外商购买货物，派遣许多人，到江浙等省，不时雇觅千里马，往来探听货价低昂，与内地奸商往来交结。嗣后有似此者，代为觅雇及递送之人，一并抓获追究。五、外商船进口之后，停泊黄浦地方，督标候补备内酌拨一员，督同稽查；并于附近之新塘营酌拨桨船一只，与该处原设左翼中营船会同稽查，巡逻弹压。嘉庆十三年（1809）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十五年颁布《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进一步对外商和其他外国人进入实行限制。这里仅详细介绍《八条章程》。八条是：一、外国战舰不得进入虎门。二、不能携外国妇女来商馆，商馆不能藏武器。三、外船雇佣领江人员及买办人员须在澳门同知衙门注册，由衙门发护照，并随身携带备查。四、外商雇佣中国奴仆限名额。五、居住商馆的外国人，不得任意乘船出游。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可到花园及寺庙游玩，但须带翻译。外国人如有不当行为，翻译要负责。六、外国人不得自行到官厅报告。如有陈诉，由公行代呈。七、公行负有指导、保护外国人责任，但不负责外国人债务。八、外国人每年在广东商馆居住经商，有一定限制。事毕须回国。不归者只能在澳门居住。
　　英国一直垂涎中国市场。为了扩大中国市场，推销商品，乾隆五十八年（1793）派遣使臣马戛尔尼勋爵率代表团到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提出六条要求，遭到乾隆帝的拒绝。英国不死心，嘉庆二十一年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代表团到中国企图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因为代表团不愿意行清朝政府规定的三跪九拜之礼，还没等到嘉庆帝接见就走了。二事详下文《英使访华》。英国扩大中国市场的企图始终没有达到。
　　清朝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的原因有三：一、夜郎自大。乾隆在写给英国女王信中称：“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二、中国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三、害怕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和侵害，怕中国人与西方国家勾结反叛。
　　清朝前期的闭关自守政策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它阻碍了中国外贸的发展，影响了清朝的财政收入。其次，妨碍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输入。第三，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衰落。所有这一切，阻碍了中国在十###世纪的发展，导致中国在近代的落后，遭受列强欺辱。
　　为了打开中国封闭的贸易大门倾销其商品，英国两次派遣使臣访华。一次在乾隆五十八年，一次在嘉庆二十一年。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王派遣马戛尔尼为使、斯当东为副使，率领英国使团第一次访华，并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
　　五月二十九日，英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率领英国百人左右的使团乘船从英国出发经过9个月的航行抵达大沽港。钦差徵瑞派天津道员乔人杰与通州协副将王文雄前去迎接。清廷把英使当成贡使，在他们的船上挂上“英吉利贡使”旗。翌日，直隶总督梁肯堂与代表团会见。然后走陆路转往北京赴热河。七月初九，徵瑞就代表团觐见乾隆帝的礼节问题发生了争执。徵瑞要求马戛尔尼三跪九拜，马戛尔尼只愿依拜见本国元首时的礼节，免冠单腿行礼。
　　八月初二，代表团抵达热河；初七，二使拜访和珅。初十，英使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九屈膝，九鞠躬。递送了英国《表文》，即国书。《表文》要求遣使驻京。使团敬献礼品19件，有钟座、天球全图、地球全图、铜炮、装有110门大炮的军舰模型。后来乾隆帝回京看这些礼品，对这个模型特别感兴趣。乾隆帝奖赏了英使，回赠英王礼品，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第二天英使再次谒见了乾隆帝。
　　十三日，是万寿节，乾隆帝83寿辰。使团到敬诚瞻泊殿行庆贺礼。仪式盛大，参加盛典的有外国使臣，王公大臣。演出有歌舞、杂耍、戏剧、烟火，连续几天。
　　十七日，英使团返京。二十八日，大学士和珅会见马戛尔尼和斯当东。二十九日，马戛尔尼到大内太和门接受《敕书》，拒绝遣使驻京要求。马戛尔尼回到住所，按照本国政府训示，拟出六项要求，交给和珅。六个要求是：
　　一、允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天津诸港贸易；
　　二、允许效仿俄罗斯例，在京师设商馆，藏货或发货；
　　三、允许租借舟山附近一个没有城寨的小岛，作为英国商人的住地，收储货物；
　　四、允许在广州附近一个地方，居留英国商人及寄寓澳门之人，准其自由出入；
　　五、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转口税。如果完全做到，则照1782年税率减免；
　　六、禁止向英商于钦定税则之外另行勒索，并请颁发钦定税则抄本，以便遵守奉行。
　　和珅将英使要求汇报乾隆，乾隆以《敕书》回答。
　　九月初三，英使团迫于乾隆的命令由军机大臣松筠陪同坐船离京回国。和珅等送行，把拒绝六条要求的《敕书》与赠送礼物清单送船上。
　　乾隆帝担心马戛尔尼在离京后生是非，命军机大臣通知沿途地方保持警惕，增强防务。
　　满族早期是奴隶社会，把抓来或买来的汉人和朝鲜人做奴隶。辽阳一带的女真族还能从事农业生产，但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女真族则是游牧性的，以狩猎为生。到努尔哈赤时期，社会生产力获得了一些进步和发展。一方面，掳掠而来的汉人和朝鲜人有所增加，他们带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满族人通过与明朝的贸易获得犁、铲、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还有，原来生产比较先进的建州女真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开始开采金银矿、炼铁，逐步产生封建因素。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旗制度创立，封建徭役萌芽：规定每1牛录出丁10人，牛4头耕作，收获上缴后金政府。天启元年(1621)，满族进入辽沈地区。由于实行“计丁受田”，将明官丢弃的大片田地分给汉人和满人耕种，向政府交税。这对汉族封建地主经济而言，是倒退，使农民沦为半自由的农奴，但对满族奴隶社会而言却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明天启五年(1625)努尔哈赤搞庄田制，以13丁7牛，田100日为1庄，其中80日自食，20日收获归庄主，则又倒退到农奴制上。
　　皇太极即位后5次侵入关内大量掠夺人口和牲畜，加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也进行了调整。他缩小庄的规模。原来的1庄13丁改为8丁，其余5丁编为民户。此外，将余地归公，分给民户耕种，不再建庄田。通过实行满汉分屯别居的政策，缓和民族矛盾，使汉民恢复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有了条件。他颁布《离主条例》，如果奴隶主违规(随意杀人，奸污管辖的妇女，隐藏战利品等)，允许奴隶出户，转为农奴，这就削弱了奴隶制。
　　在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皇太极要求屯地的官员懂种植之法，特别注意克服滥役民夫延误农时的问题。
　　经过10余年的努力，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有很大进步。棉布、粮食，过去缺少，现在已经自给。
　　顺治到嘉庆时期
　　男人在辫发顺治元年宣布免除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但并未切实执行，农民负担没有减轻，徭役反而加重了。圈地、剃发、逃人法、投充法和屠城5大弊政的实施和“迁海令”的颁布，火上加油，激化了民族矛盾，迫使农民流离失所。因此顺治初年根本谈不上经济的发展和恢复，收不上田赋，经济相当残破。顺治八年，国库存银仅20万两，十年，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多数直省交纳的钱粮达不到规定数额，一年少400余万石。顺治亲政后采取了恢复生产的措施：第一、轻徭薄赋。由于逃亡人多，土地荒芜，顺治减少税额，以减轻人民负担。譬如顺治八年免山西荒地150000顷额粮，十七年免湖广荆门、沔阳等县，衡州等卫16年份额赋。八年、十四年、十七年一再下诏免除三饷。第二、鼓励垦荒。顺治帝一再下令，允许流亡者开垦无主荒田，开垦的土地给以印信执照，永远成为开垦者的产业。地主、乡绅招民垦荒予以奖励。农民垦荒，可免赋3至6年。在政府的号召和鼓励下，垦荒取得很大成绩，顺治十八年全国土田比八年增加了2356444顷。在军费浩繁的情况下，顺治九年财政收支还有赢余。顺治时期还完成了一桩大事，那就是花了10年功夫，在顺治十四年编纂成《赋役全书》。由于战乱，明代户口、土地册籍荡然无存，使清初征赋毫无根据。《赋役全书》的编成，为田赋整顿提供了依据。
　　康熙至乾隆是清朝经济最辉煌的时期。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有效的振兴经济的措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的封建经济取得巨大成绩。
　　三代同堂的小商人之家农业方面。这个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解决了一系列阻碍农业发展的大问题。首先是人口增长而土地不足。康熙帝把明代藩王土地卖给农民或无偿分给原来的佃户。从他开始又采取奖励政策和延长起课年限的措施，耕地面积便逐步扩大。顺治十八年耕地面积540余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至680余万顷，雍正二年680余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又扩大到700多万顷。黄河下游经常决口，水患严重，康熙帝派靳辅治河，解决了水患。雍正和乾隆又下大力气治理海塘，使江浙地区免受海潮的袭击。小凤仙以前明朝的一条鞭法的役赋制度不公平，康熙五十一年实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政策，雍正朝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役赋比较公平合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
　　农业技术和南方双季稻在这个时期得到积极推广，精耕细作，品种改良，亩产不断提高。在粮食生产发展的同时，棉花、桑树、甘蔗、烟草、茶树等经济作物也发展得很快。
　　手工业。丝织业在苏杭、江宁十分发达。江宁在乾隆时仅织缎机就有30000多张。这些地方的丝织品十分精美。棉织业中心则在松江(今上海吴淞南)和上海、苏州、无锡。松江的棉纺织有“衣被天下之称”。无锡号称“布码头”。陶瓷产地有几十个，最著名的是景德镇，有官窑，有民窑，工匠有几十万。产品销往国内外。此外清朝陶瓷，青花、五彩、素三彩和粉彩都很著名。书包网
作品相关 清朝概述
清朝（1616年－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个王朝占中国封建社会的七分之一，从公元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开始，到宣统退位，经历十二帝，在中国统治三百年。
　　清太祖努尔哈赤生于晚明时期，这个时期史家有“明朝之亡亡于万历（明神宗）”之说，因此把明朝从明神宗开始定义为晚明。这期间，明朝的皇帝是一个比一个昏聩无能，他们分别是明神宗（年在位），在位四十八年，因为一个郑贵妃的美貌，居然22年不上朝，寿五十八岁；明熹宗（年在位），明怀宗（年在位）。清太祖努尔哈赤（年）1616年脱离明朝，自称金国，登可汗位，年号天命；1619年明派杨镐出师北伐灭金，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战役，明军大败；1626年皇太极（年在位）继承可汗位，年号天聪；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清，正式称皇帝，到1911年宣统退位，清朝统治结束。
　　清朝前期统治下的中国，曾是世界上的一大强国，清朝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清朝承袭明制，继续强化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先以南书房掌机要，再以军机处为朝廷中枢；在地方则恢复省的建制，以督、抚管理。清中央还通过各种措施，加强了对今西藏、新疆、蒙古及东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统治，并在台湾设置府县。
　　清朝时期，在“更名田”、“摊丁入亩”等政策的刺激下，传统经济达到顶峰，各生产部门技术水平空前提高，商业贸易颇为繁荣。但由于封建体制的压迫，资本主义萌芽只能缓慢增长。
　　清朝前期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也取得了超过以往历代封建王朝的许多重大成就，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清帝国达到鼎盛之日，所谓“康乾盛世”。到嘉庆、道光后，社会危机四起，清封建统治逐渐衰落。清朝在道光以前，文化成就巨大，产生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及戴震等杰出思想家，曹雪芹、吴敬梓、孔尚任及石涛等著名文学艺术家。史学硕果累累，考据学派名家辈出，并出现了《四库全书》等官修大型丛书。科技领域也出现了无数成果，其中建筑成就相当突出。
　　但由于清末统治者顽固坚持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封建专制，严重窒息了国家和民族的生机，使清王朝由盛到衰，最后走向灭亡，并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作为统治清王朝的十二位皇帝，既有勇猛善战、举贤任能之辈，也有怯懦无能、荒淫无度之流，在那些特定时期，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皇权更替、###、宫闱佚事、私生活秘闻，为人们演绎了一个宫廷风云变幻的历史话剧。
　　清朝年号
　　年号庙号名字即位时间即位
　　年龄在位
　　年龄死时
　　年龄世系
　　顺治世祖福临崇德八年八月()61824皇太极之第九子
　　康熙圣祖玄烨顺治十八年正月（）86169福临之第三子
　　雍正世宗胤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451358玄烨之第四子
　　乾隆高宗弘历雍正十三年九月()256089胤祯之第四子
　　嘉庆仁宗禺琰嘉庆元年元旦()372561弘历之第十五子
　　道光宣宗文宁嘉庆二十五年八月393069禺琰之第二子
　　咸丰文宗奕宁道光三十年正月()201131文宁之第四子
　　同治穆宗载淳咸丰十一年十月()61319奕宁之第一子
　　光绪德宗载恬光绪元年正月()43438奕宁之侄
　　宣统溥仪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3361载恬之侄
正确认识中国
如何正确理解中国一词？中国的意思当然不能理解为中原（笔者注：中国一词，在很多古文中特指中原，那是例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自从进入封建社会以前的先秦时代，中国就不是中原那一片狭小的地方，只不过历来王朝统治都是以中原为中心，任何一个王朝，不入主中原，算不上正统。比如宋朝和辽朝，辽就不是正统，宋是正统。辽为什么是中国呢？因为辽这片土地在汉朝时候就已经纳入中国版图了，此后虽然经历多少次战乱，改朝换代，但它始终是中国。欧洲人把辽的另一国号契丹叫做“震旦”，并认为就是中国。
　　有学者认为《大清一统志》才把新疆、西藏、蒙古定义为中国的领土，其实，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新疆、西藏、蒙古地方在清朝以前早就是中国领土，新疆、蒙古是西汉时期纳入中国版图的，西藏早在东汉初年就已经纳入中国版图，台湾是三国时候纳入中国版图的。只不过新疆、西藏、蒙古这些地方在清朝建立以前曾有过数年不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清朝使它们重新听命于中央政府，清朝只是对这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的地方起到了巩固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清朝建立，打下的疆土是明朝的三倍多，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其实，只要仔细观看一下明朝的疆域图，就不难发现它在全盛时期丝毫不小于元朝。只不过明朝的边疆地区相继脱离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能统治的地盘越来越小，但是不能说边疆地区脱离中央政府就不是中国领土。比较一下中国历代疆域，西汉全盛时期版图是一千六百多万平方公里，唐朝全盛时期版图是一千七百多万平方公里，元朝时期版图如果不算四大汗国的话，按照比较正规的元朝定义，它的版图没有西汉和唐朝全盛时期的大，四大汗国表面上听命于元朝，实际上各自为政，元朝根本干涉不了它们的内政。
　　相比西汉和唐朝全盛时期版图来说，我们今天的版图实在太小了。清朝只是对边疆地区起到了一定的巩固作用，但是即便在全盛时期，版图也只有一千四百多万平方公里，根本没有西汉和唐朝全盛时期版图大。不过，清朝对边疆地区加强了中央集权制，这是西汉和唐朝所不能比拟的，西汉和唐朝时期，边疆地区相对内地来说，比较自由，就像今天的香港一样，虽然回归了，但是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清朝时期，新疆、西藏、蒙古地方都和内地一样，在中央政府的强权统治下。
　　现在还有好多人在争论成吉思汗到底是不是中国人，说不是的大有人在，这些人是非常无知的，他们根本没学好中国历史。成吉思汗的祖先在一千多年以前的汉朝时期就是中国人了，那么，你们说成吉思汗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呢？当然是，而且他是唯一一个征服世界的中国人。
　　还有，在蒙古汗国建立以前，成吉思汗是属于金朝人，他的主上是金朝的皇帝。蒙古汗国又叫大朝，元朝建立以后，成吉思汗被尊为元太祖，元朝统治者组织编写《辽史》、《金史》，就把辽、金和宋一样认可为中国，和宋一样是元朝的前朝。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这就充分表明这个明朝开国皇帝承认元朝是正统，是自己的前朝。外蒙古在汉朝就已经是中国的领土了，但是今天它脱离中国了，但是绝不能说它在古代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学习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还是把它作为中国的领土来学习的。
　　满族和蒙古族的入主中原，之所以用入主两个字，而不是入侵，是因为他们和日本侵略中国有着本质的区别。满族和蒙古族的祖先在他们的王朝建立以前就已经是中国人了，只不过不是统治阶级，大多数时期是被汉族统治，之所以用上“大多数”三个字，是因为这期间统治他们的并非都是汉族王朝，也有少数民族政权，但是它们都没有统一中国，不是统一王朝。所以，我们说金朝名将完颜兀术是九伐中原，是伐而不是侵。伐的意思是###。成吉思汗西征以前对金朝开始了历时十二年的###战争。
　　综上所述，不管中国历代疆域中边疆地区如何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但是边疆地区始终还是中国的领土。
　　所以，中国绝对不能片面的理解为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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