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秦汉文学》 &
文学史系列&
　　○第三节 《古诗十九首》
　　游子思妇的万般情怀 人生哲理的揭示
痛苦的体验和独特的感受 起兴发端艺术 审美境界和语言技巧
　　《古诗十九首》出自汉代文人之手，但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收录在《文选》卷二十九，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地所作，它的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古诗十九首》的好几篇作品在意境和用语上与秦嘉的《赠妇诗》多有相似之处，二者产生的年代不会相去太远，《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最迟不晚于桓帝时期。
　　《古诗十九首》除了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是它的基本内容。二者相互补充，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游子思妇各种复杂的思想情感，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千百年来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他们身在他乡，胸怀故土，心系家园，每个人都有无法消释的思乡情结。《》的主人公采撷芳草想要赠给远方的妻子，并且苦苦吟叹：“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作者在明月高照的夜晚忧愁难眠，揽衣徘徊，深切地感到：“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天涯芳草，他乡明月，都没有给游子带来的心灵的慰藉，相反，倒是激发起难以遏制的思乡之情。游子思乡，这是人类普遍的情感，在农业文明时代体现得更为明显。不过，在以往的史传文学作品中，人们经常见到的是富贵以后流露出的乡情，衣锦还乡的热烈场面。《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是失意士子，他们在穷困潦倒之际所弹奏的思乡曲，语悴情悲，充满天涯沦落人的凄楚，引来的是同情和怜悯。游子思乡作品在《诗经》中有多篇，《诗经》中游子的思念对象有他们的妻子，但更多的是想到父母双亲，桑梓情中渗透亲子之爱；《古诗十九首》思乡焦点则集中在妻子身上，思乡和怀内密不可分，乡情和男女恋情是融汇在一起的。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数是宦游子弟，他们之所以离家在外，为的是能够建功立业，步入仕途。对此，诗人反复予以申诉。《》写道：“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这是要在仕途的激烈竞争中捷足先登，占领显要的职位，摆脱无官无职的贫贱境地。《》亦称：“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这位作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仕途上的飞黄腾达，而且还追求自身的不朽价值，通过扬名后世使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两汉乐府诗除了叙事诗外，也有一定数量的抒情诗，并且在格调上和《古诗十九首》相近。但是，像上述两首诗这样表现积极用世精神的作品很难找到。把士人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理想用如此坦率的语言表达出来，在《古诗十九首》之前的诗歌作品中尚不多见。
　　游子宦达的成功率很低，多数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作为仕途上的失败者，各种想法也就随之产生，他们要在其他方面寻找慰藉，用以保持心态的平衡。《古诗十九首》作者的人生意识是清醒的，他们不相信成仙术，头脑里没有长生不死的彼岸世界，只想在现实中过得更快活、更自在。于是，他们“荡涤放情志”(《》)，去追求燕赵佳人。《》也写道：“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是说要以美酒华服来消磨人生，同样表露得非常坦率。由于仕途的挫折，这些士子人生追求的层次由高向低跌落，从努力实现人生不朽到满足于耳目口腹之欲，他们是在寻求某种补偿，话语虽达观，深层的悲哀仍然可以感受到。
　　《古诗十九首》所展示的思妇心态也是复杂多样的。盼望游子早归，这在《古诗十九首》众多的思妇诗中没有一首例外。然而，盼归而不归，思妇的反应却大不相同。有的非常珍视自己的婚姻，对游子的爱恋极深，远方捎回书信，她会置之怀中，“三岁字不灭”(《》)；远方寄回一端绮，她会裁制成象征夫妻恩爱的合欢被(《》)。有的觉察到“游子不顾返”的苗头，思妇日感衰老、消瘦，只好宽慰自己“努力加餐饭”(《》)。也有的思妇在春光明媚的季节经受不住寂寞，发出“空床难独守”(《》)的感叹。这些思妇诗的作者未必都是女性，大部分可能是游子揣摹思妇心理而作，但都写得情态逼真，如同出自思妇之手。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重在表现思妇独处的精神苦闷，她们担心游子喜新厌旧，担心自己的真情不被对方省察，担心外力离间。《古诗十九首》中思妇和游子的形象都是孤独的，不过，和游子相比，思妇显得更加孤独。游子有良宵会、有赏歌听曲的机会，还可以驱车出游，而思妇却只能徘徊院庭，空室长叹，她们难言的寂寞经常是靠泪水冲洗。
　　《古诗十九首》所出现的游子思妇，徘徊于礼教与世俗之间，他们既有合乎传统礼教的价值取向，又有世俗的人生选择；时而有违礼之言，但见不到违礼之行，不及于乱。游子即使决心“荡涤放情志”，一旦真的面对燕赵佳人，又“沉吟聊踯躅”。(《》)妙龄女子先是埋怨对方的迎娶过迟，但随即又表白：“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如果说游子从立功立名转向佳女美酒体现了古代失路士人的普遍趋势，那么徘徊于礼教与世俗之间的做法，则是东汉士林风气的折射。
　　《古诗十九首》展示了游子思妇的复杂心态，它所传达的思想感情在古代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同时，这些作品还透彻地揭示出许多人生哲理，诗的作者对人生真谛的领悟使这些诗篇具有深邃的意蕴，诗意盎然而又不乏思辨色彩。《古诗十九首》涉及以下关系：
　　永恒与有限的关系。人生有限的感慨，自古便已有之。《古诗十九首》和以往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是把人生的短暂写得特别充分，特别突出，给人以转瞬即逝之感。在表现这一主题时，诗人采用两种手法，一是写物长人促，人和物的异质，以外物的永恒反衬人生的有限。所谓“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就是把人和金石视为异质，以金石的坚固反衬人的寿命短暂。《》、《》都是把永恒之物和有限的人生相对照。《古诗十九首》有时也写物我同构，外物和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多首诗篇出现的节序之感，都是推物及人，点出人生的短暂。
　　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关系。《》和《》皆为女词，其中都有“思君令人老”之语，前者是思妇的叹息，后者是待嫁女子的怨艾。这两位主人公都因婚姻变故而有迟暮之感，流露出青春易逝的惋惜。她们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衰老，而是思念使得芳华早逝，这就更令人悲哀。“思君令人老”是痛苦的人生体验，在它背后隐藏着许多潜台词。《古诗十九首》中男主人公的羁旅情怀，也不时有早衰、速老的感慨。抑郁、思念使他们的生命周期缩短，衰老的速度加快，诗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忧郁与欢乐的关系。人的忧和乐相反相成，经常纠缠在一起。《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揭示了忧与乐的这种关系，并提出一种消极的解脱方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嘲笑有些人活得太累，人生有限而忧愁无限，难免如负重物，压得喘不过气来。诗人提出的解脱办法是及时行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今朝有酒今朝醉，甚至要秉烛夜游。诗人是从精神解脱的高度看待及时行乐，对物质条件并不十分注重。良宵聚会，新声逸响固然“欢乐难具陈”(《》)，就是斗酒相娱乐，也不觉得菲薄。即使是“驱车策弩马”，也不妨到洛阳、南阳这样繁华的都市游戏一番。(《》)他们是得乐且乐，化忧为乐，甚至是以忧为乐。
　　来去亲疏的关系。“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这是诗人见到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所产生的感触，也是对人际关系富有哲理的概括。诗人是从去来相继、新陈代谢所形成的历史长河中看待亲疏的推移变化，揭示出时间之流给人带来的角色转换。其实，不仅生者与生者相亲，生者与死者疏远，就是在生者之间亦有来去亲疏之异，相亲而来，相弃而去，友则相亲，弃则相疏，此亦人情世态之常理。《》、《》等诗篇对此作了形象的表现。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为羁旅他乡的游子，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们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感受：
　　敏锐的节序感。《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对季节的变化特别敏感，这些作品中明确标示出季节的有６篇，其他以物侯暗示节序的诗篇亦为数不少。上述两项加在一起，占据１９首诗的绝大部分。那些或明或暗标示节序的物象不是孤立地置于作品中，而是作为激发诗人情感的对象出现，同时也是表达情感的载体。诗人以感伤的情调回应季节的变化，不同季节的多种物候都被轻烟薄雾般的愁思所笼罩。萧瑟的秋风固然引起游子的苍凉之感，就是“东风摇百草”的春天，在他们心中产生的也不是欢快喜悦，而是“所遇无故物”(《》)的失落和孤独。至于闺房思妇，更因春天的到来而牵动愁肠。
　　微妙的空间感。《古诗十九首》所展开的空间方位是多维的，诗人把自己置于不同的空间方位，产生许多微妙的感受。“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这是远距离的心灵沟通，是天涯咫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是近距离的感情交流受阻，是咫尺天涯。诗的作者多是行旅之人，饱尝长途跋涉的艰辛，所谓“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就是通过展现空间距离的遥远，抒发未能及时建功立业的惆怅，道路的漫长暗示宦游的渺茫前程。诗人旅居他乡，四处漂泊，他们本身是离家而去的远行客，对于人生也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加以描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是以远距离的行走比喻人生的历程，人生短暂感和距离遥远感交织在一起，时空贯通而又背反。
　　深切的世态炎凉感。《古诗十九首》的许多作者寓居他乡，饱经忧患，他们需要同情和帮助，对人间冷暖的感受特别深切。《》的作者被楼上飘下来的歌声所吸引，心有所感：“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他把歌者设想成一个失意之人，自命为歌者的知音，和对方同病相怜，实际是慨叹知音难遇。《》是有感于朋友间的友谊不牢固而发：“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富贵易交，严重伤害了那些仕宦无门的游子，他们本已脆弱的神经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抚今追昔带来的只有悲伤和怨愤。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它长于抒情，却不径直言之，而是委曲宛转，反复低徊。许多诗篇都能巧妙地起兴发端，很少一开始就抒情明理。用以起兴发端的有典型事件，也有具体物象。《》、《》选择的都是采择芳条鲜花以赠情侣的情节，只不过一者是远在他乡的游子，一者是独守闺房的思妇。以物象起兴发端多选择和时序相关的景观，抒情主人公或遇春草，或临秋风，有的眼望明月，有的耳听虫鸣，由这些具体物象引发出种种思绪。以事件起兴发端的诗篇，往往顺势推衍成一个故事。《》和《》都以女主人公收到远方寄来的物品发端，然后写她们对游子的信件和礼物如何珍视，或精心收藏，或巧加裁制。以具体物象起兴发端的诗篇，则由这些物象构成优美的艺术境界。《古诗十九首》以写景叙事发端，极其自然地转入抒情，水到渠成，而且又抑扬有致。
　　《古诗十九首》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和《》都是典型的写境，抒情主人公一为思妇，一为游子。思妇在岁暮给远方游子寄去衣被，自己也思绪如潮。她在梦中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良人”，并且携手同车而归。然而，未及同床共枕，游子便倏忽离去。思妇醒后回忆梦境，徙倚感伤，一洒相思之泪。《》则是以夜晚独宿为背景，抒发游子的思乡之情。这两首诗基本是写实之作，构成的意境却是如幻如梦，朦胧而又深沉。《》的抒情主人公先是听见高楼飘来的乐曲，接着品味曲中的慷慨和悲哀，最后幻想“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从空中逸响写起，又以奋翅高飞结束，诗中多想象之词，构成的是恍惚空灵的境界。《》以月光星象发端，又以南箕北斗和牵牛星徒有其名为喻而结束，中间穿插富贵易交一事，整首诗都给人一种寒凉凄清之感，作者的造境技巧是非常高明的。《古诗十九首》的抒情主人公绝大多数都在诗中直接出现，《》是个例外，全诗通篇描写牵牛织女隔河相望而无法相聚的痛苦，把本来无情的两个星宿写得如同人间被活活拆散的恩爱夫妻。诗中无一句言及自身苦衷，但又无一语不渗透作者的离情别绪。
　　《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钟嵘《》卷上称它“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古诗十九首》不作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晓畅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浅浅寄言，深深道款，用意曲尽而造语新警，从而形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又是浓缩的、积淀已久的，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丰富的表现力。诗中有许多名言警句，简洁生动，哲理深而诗意浓。《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如山间甘泉，如千年陈酿，既清新而又醇厚，这得益于诗的作者对于各种语言融汇消化能力。诗中有许多日常用语，虽造语平淡却有韵味。诗中化用了许多古代典故，却不给人以晦涩生硬之感。至于《》、《》两诗叠字的巧妙连用，《》诗中双关语的自然融入，又颇得乐府民歌的神韵。
　　《古诗十九首》在各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古人对它给予很高的评价。刘勰《》谈到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的“古诗”时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古代作家喜爱《古诗十九首》，并自觉地学习、借鉴它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甚至加以模拟，曹植、陆机、陶渊明、鲍照等人都有这方面的作品传世。朱自清·马茂元说古诗十九首
朱自清·马茂元说
古诗十九首
【按语】：朱自清先生作《古诗十九首释》，马茂元老师作《古诗十九首探索》（后改为《初探》），是研究《古诗十九首》的经典文本。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两种经典合置在一起出版，命我作一“导言”置于卷首。
　这学期给研究生上《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选评》，因检出，刊于自己任总编辑的《博客》杂志，以供诸生参考。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美丽而悲怆的诗。
　　“十九首”是一个数量词，所以用作诗歌的名称，因为能证明这些诗歌的作者、时代、诗题都丢失了。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公元501—531）编《文选》，从许多无名而近于散佚的“古诗”中，选择了十九首，并给它一个集体的名字──《古诗十九首》，从此，“比类而推，两汉之作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古诗十九首》，便以其反映动荡的社会，呼喊游子思妇直白而热烈的相思，倾诉下层知识分子的失意、彷徨、痛苦、伤感，以及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继《诗经》、《楚辞》之后，成为中国五言抒情诗的新经典。一群“古诗”的流浪汉，有十九个兄弟，从此在萧统的《文选》里安下了家。
　　诗歌至汉代，开始告别四言和楚语骚体，汲取乐府诗的精粹，艰难缓慢地朝五言的方向迈进。由于汉代主流文学样式是汉大赋而不是诗。当时的风气，从汉武帝到文化人，只欣赏体式的恢弘开张，语言的金碧辉煌，气势的飞扬显赫，能与好大喜功、富足强盛的汉帝国相配匹的时空观和“大模样”，满足于“劝百讽一”的艺术效果。汉代五言诗在汉大赋、汉乐府和四言诗的压迫下只是很小的一块，是一股默默的无声无息的潜流，一方面要脱去四言和骚体的旧外衣，同时要摆脱先秦、战国以来儒家经典的纠缠；最终要成熟起来，重要起来，变成热点，变成钟嵘《诗品》中说的人人终朝点缀，昼夜吟咏的新形式，还要再等三百年。因此，处于旁流，才秀人微，只能随写随弃，或在三五友朋知己中间传唱吟咏；等三百年过去，虽然诗还在，但时代、作者、具体的篇名却湮没不彰了。然而，在中国诗歌史上，哪怕是七言诗盛行的唐代，五言诗仍是诗国里最重要的形式，是诗坛的大宗，任何形式从未动摇过它至尊的地位，这与《古诗十九首》有很大关系。
《十九首》作为中国五言诗的伐山，直接启迪建安诗歌新途，确立建安诗歌新的形式美学；如钟嵘《诗品序》说的“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逐步取代“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习焉”的四言诗；从此，四言让位于五言，五言成为占主流地位的诗歌形式。
　　上承《诗经》、《楚辞》，下开建安、六朝；连接从先秦至唐宋诗歌史的主轴，开启五言诗的法门，树立五言诗的新典范──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随着法门的开启，新经典带来新范式和新内容，包括：
　　一．抒发了当时人的生命意识，写出人的觉醒。即在哲学层面体现为人与诗的觉醒，对生命作深层的思考；觉悟到天地的无序，社会的混沌，人的脆弱，以及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思想；在世俗的层面，则直白地反映了世态炎凉和下层知识分子不遇的种种悲慨之情。表现了社会的动乱，战争的频仍，国势的衰微，文士游宦天涯，思妇不甘寂寞，由此带来以夫妻生离、兄弟死别、友朋之间契阔相思乱离为基调的歌唱。值的指出的是，《古诗十九首》中人的觉醒，诗的觉醒，是整个建安时期“人的自觉”、“文的自觉”的前奏，是“文的自觉”的启始阶段。
　　二．写出了人的典型感情。人的感情有深浅不同层次，典型感情则是概括一般，人所共有，且带象征意味的深情。《古诗十九首》以浅语道深情，写出人世间典型的感情，是其不朽处。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说的：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
相守，忽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不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难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歌唱人的典型感情，是《古诗十九首》千年以来脍炙人口的原因和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
　　三．“真”──袒露式的“真情”，白描式的“真景”，对久违的朋友推心置腹说的“真事”；性情中人说性情中语，是《古诗十九首》的艺术表现方法，也是《十九首》的风格特征。正如元人陈绎曾在《诗谱》里揭示的：
《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
　　所谓“情真、景真、事真、意真”，不仅指对场景、事实作客观、真切的描写，更是要求诗人精诚所至，真诚从内心流出①。《十九首》中“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均是情真、意真的不隔之作。
四．不迫不露的含蓄蕴藉，不可句摘，亦不必句摘的大气浑成②；以及，从《诗经》发展而来重章叠句的复沓形式；善用叠字，如《青青河畔草》中的“青青”、“郁郁”、“盈盈”、“皎皎”、“娥娥”、“纤纤”，被顾炎武《日知录》誉为和《诗经·卫风》“河水洋洋”一样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即无人可继”；结构上自然转折与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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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庄子·渔父》篇说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①如胡应麟《诗薮》卷二所说：“不可句摘，章法浑成，句意联属，通篇高妙”；费锡璜《汉诗总说》说：“《三百篇》后，汉人创为五言，自是气运结成，非人力所能为”，“古诗浑浑浩浩，纯是元气结成”。
语言上如秀才说家常话等等。字法、句法、章法、语言和整体感诸种因素，都使《古诗十九首》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
对于“古诗”（《古诗十九首》）的学习和推崇，最早是“拟诗”。“太康之英”陆机把“古诗”作为写作诗歌的原则与典范。此后刘铄、谢惠连、鲍照、鲍令晖、江淹、沈约、孟浩然、韦应物、杨亿、洪适、陈襄、张宪、王闓运，六朝乃至晚清，前后相拟，代不乏人。
此后是“评诗”。齐梁以来的诗论家如刘勰、钟嵘用最接近“古诗”作者的时代和声音，对“古诗”的美学内涵作了深刻的揭示，并为千年以来的评论奠定了基调。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赞美“古诗”说：
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
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
物，怊怅切情，实五言冠冕也。
　　同代的钟嵘《诗品》把“古诗”放在“上品”第一，评论说：
其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二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
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
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
《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奠定地位的是“选诗”，萧统《文选》不仅使《古诗十九首》有了集体的名字，并由民间进入教科书和官方传播的主渠道。从此，《古诗十九首》建立的艺术法则和新范式就衣披百代，影响千年以来的诗学。
　　《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释典”、“释事”的方法注解《古诗十九首》，重在对《古诗十九首》事理的诠释，语词的搜寻，出处的罗列，此以唐代李善注为代表。
　　李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谨慎地寻绎诗歌中的人、典、事，然后认真诠释；寻找最初的语源，恰到好处地指出诗中的成语：何句出自何书；何事出自何人；尽可能详细地给读者提供阅读背景，提供“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可能。虽偶有串讲，但决不代你“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不作意义上的猜测。此种注法客观公允，对后世有典范和垂示的作用。
　　第二阶段，以“比兴寄托”的方法注解《古诗十九首》，以元代刘履的《古诗十九首旨意》等专书为代表。
　　自刘履的《古诗十九首旨意》，至清以后的注释研究，重在的对《古诗十九首》内在旨意、微言大义的揭示，正与清人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用“比兴寄托”解释一切文学作品相表里。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峡云楚雨、花草鱼虫皆有寄托，皆可寻绎，《古诗十九首》也不例外。
应该说，用“比兴”释诗是一种创造；它突破了李善仅仅停留在“典”、“事”的局限上，多了一个角度，也多了一种法眼；因为诗人写诗，有他的目的和动因；用典事的背后，更有表达痛苦或欢乐上的意义；比兴手法既为《诗经》所开创，为《楚辞》所承袭，《古诗十九首》运用“香草美人”表现社会、政治、人生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故解诗不能停留在“事象层面”，而应该向“意义层面”开掘才深得诗心。
　　但是，过犹不及，过份了就不行；捕风捉影，把什么都说成“比兴”，一笑一颦均有“寄托”也不符合事实。注《古诗十九首》，如果仍用《关雎》是“后妃之德”，《离骚》释成“《离骚》经”的习惯和眼光，使《十九首》的旨意，全部变成“臣不得于君”或“士不遇知己”，过于绝对，走火入魔，不免钻进死胡同。
　　从刘履的《古诗十九首旨意》开始，《古诗十九首》注释专书有清人朱笥河（筠）口授、清人徐昆记录、钱大昕作序的《古诗十九首说》（《啸园丛书》第38册）、清刘光蕡的《古诗十九首注》（《烟霞草堂遗书》之十三）、清张庚的《古诗十九首解》（《丛书集成初编》第1766册）、清吴祺的《古诗十九首定论》（《六朝选诗定论》）、清姜任修的《古诗十九首绎》、清张玉糓的《古诗十九首赏析》等等。
　　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以来的研究。可分前五十年和后五十年。
　　前五十年的《古诗十九首》研究，运用新方法，出现新局面。由于新思想的传入，诗学观念的变化和方法的更新，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充满一种人本精神。视野更加宽阔，手段更加多元，考证更加精密，联系汉代广阔的社会背景，研究的领域比以前有所拓展，其成果：
研究著作有贺灵扬的《古诗十九首之研究》（光华书局印行，民国十六年五月）、隋树森的《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1936年版）；
　　论文有徐禅心的《古诗十九首在文学上的地位》、徐中舒的《古诗十九首考》、张寿林的《古诗十九首》、梁启超的《古诗十九首之研究》、访秋的《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常工的《古诗十九首论丛》、钱基博的《古诗十九首讲话》、史奇生的《古诗十九首的探讨》、卢重华的《古诗十九首之研究》、胡怀琛的《古诗十九首志疑》、俞平伯的《葺芷缭衡室古诗札记──古诗十九首章句之解释》、《古诗〈明月皎夜光〉辨》、潘圣予的《古诗十九首论证》、张为麒的《古诗〈明月皎夜光〉辨讹》、罗根泽的《古诗十九首之作者及年代》、金克木的《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笺注有髯客的《古诗十九首诠释》（一）（二）、饶学斌的《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陈柱的《古诗十九首解》、王缁尘的《古诗十九首新笺》等等。
　　后五十年的研究主要是建国以来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特点表现为论文的众多，主要论文有程千帆、沈祖芬的《古诗〈西北有高楼〉篇“双飞”句义》、叶嘉莹的《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方祖燊的《汉古诗时代问题考辨》、陈庆元的《〈迢迢牵牛星〉成诗于东汉补正》、邓乔彬的《浅析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赵昌平的《建安诗歌与古诗十九首》、李炳海的《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潘啸龙的《古诗十九首抒情艺术三题》、李金坤的《古诗十九首艺术美发微》、刘则鸣的《古诗十九首的孤独伤痛与汉末士人的生存焦虑》等等。自1949年至1999年不完全统计，各种文章有一百三十多篇；主要继承前五十年的道路，又有了新的发展。有些研究者运用新的美学和文艺学的方法，取得新成果。有的论文较前五十年更细密、更深入；但质量参差不齐，出现许多重复论文和质量不高的论文。
　　二十世纪的笺注之学，前五十年以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为代表；后五十年则以马茂元先生的《古诗十九首探索》为代表。
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最初刊于《国文月刊》第1卷6、7、8、9、15期，1941—1942年；后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诗歌笺释三种》，其批评、分析、鉴赏，最为细致和精采。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定居扬州。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扬州、台州、温州等地中学教书；1925年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系主任，因不食配售的美援面粉，1948年贫病而死。书品、人品、美文，均成垂世楷模。
　与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原诗加夹注，再汇历代评论，附录各家原著不同，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先抄录原诗，依次录李善注，然后是自己的注，注后是研究性的说明，兼采各家，出以己意。
　　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开了一种新风，特点非常鲜明，他既继承李善“释典”、“释事”的传统，同时重视“诗歌意义”，重视对《古诗十九首》内在旨意的搜寻。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摒弃了“臣不得于君，士不遇知己”的陈词烂调，揭示《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是对生命、对生死、对时间流逝的焦灼和感叹；肯定《十九首》中男女之情和热烈的相思，还其本来面目。
在体例上，朱《释》往往“注释”部分用李善的“释典”、“释事”；“说明”部分揭示内在的旨意，把搜寻诗歌中的“典事”和阐发诗歌“意蕴”结合得非常完美，因此，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朱自清早年写新诗和散文，曾激烈地反对写格律旧诗，但从1922年开始，他也试写旧体诗，先成《敝帚集》，收各体诗88首、词20首；后成《犹贤博奕斋诗抄》，收诗229首。自称诗功甚浅，不肯轻易示人，建国以后由叶圣陶借出抄录，流传于世。其实他的诗作得很多，很刻苦。叶圣陶题其集云：“犹贤博奕谦辞耳，刻意吟诗岛贺俦”。诗如其人，性灵蕴藉；早年多喜拟汉魏六朝名作。后转入学宋，多苏黄意味。这些都会增加他对《古诗十九首》独到的解会。
　像解析“诗言志”和研究其他古典文学一样，朱自清对《古诗十九首》的注释，有几个特点：
　　一是“史家的眼光”。这个“史”是《古诗十九首》产生“横的”的社会背景，同时是诗歌“纵的”发展历史，抓住历史的演变，寻根振叶，沿波讨源。
　　朱自清对中国诗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设想，据李少雍《朱自清先生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介绍，朱自清生前，想做两件比较大的学术工作：一是想仿照朱彝尊《经义考》的体例，纂写《诗总集考》；二是想辑撰《全唐诗人事迹汇编》，都因早逝没有成功。但是，从《古逸歌谣集说》、《诗名著笺》、《古诗十九首释》，到《十四家诗抄》、《宋五家诗抄》，选笺加集评，勾勒先秦至唐宋诗歌史的工作已经进行。尽管后面的选笺集评只停留在讲义阶段，没有最后定稿，亦未刊行，但我们仍可清楚地看出《古诗十九首释》在朱自清诗歌史构想中占有的位置，释《古诗十九首》是他构建古代诗歌史的一部分。
　　二是新旧文学的贯通与融合。作为一个散文家和诗人，朱自清早年参加“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健将和先驱。朱自清1919年开始诗歌创作，1922年出版诗合集《雪朝》；1923年写出长诗《毁灭》；1924年出版诗文合集《踪迹》；并且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社团“中国新诗社”的发起人，创办了第一份诗歌刊物《诗》月刊；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了“导言”，开拓性论述了中国新诗发展的道路。这使朱自清以新思维剖析旧传统，以新的学术眼光和审美趣味分析《古诗十九首》，体现了他新旧文学贯通与融合的原则。
　　三是考证与鉴赏批评的结合。朱自清长于考证，因为考证可以弄清事实，但弄清事实不是目的，因此考证要与鉴赏批评相结合，朱自清兼具二者之长。冯友兰曾经说朱自清做学问的方法是“兼有京派海派之风”。朱自清日的日记里肯定“其言甚是，惟望能兼有二者之长。”可见他的自信和自许。
　　四是语义学的分析方法。朱自清相信，任何词句和语汇都是可以分析的，诗的语言尤其值得分析。他在《古诗十九首释》序中说：
　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为此。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有时分析起来还是不懂，那是分析得还不够细密，或者是知识不够，材料不足；并不是分析这个方法不成。这些情形，不论文言文、白话文、文言诗、白话诗，都是一样。
　　因为诗歌中任何一个词汇，都处在纵横坐标的交叉点上，都有纵向和横向的意义。纵向的意义是：这个词汇被用过的全部的历史内涵；横向的意义是：这个词在诗中与其他词汇组成横向语境所产生特定的内涵。这就使中国古典诗歌的词汇具有多义性，释诗要把握“本义”与“变义”，在纵、横坐标的交叉点上解释词汇的真正意义。《古诗十九首释》实践了他语义学分析的理论。
可惜的是，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只完成了九首，留下了残缺的遗憾，这一遗憾，直到1957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马茂元先生的《古诗十九首探索》（1981年6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改为《古诗十九首初探》），才基本上得到了弥补。
　　马茂元（1919—1989），字懋园，安徽桐城人。1938年毕业于无锡国专；长期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祖父是章太炎极力推崇的桐城派“殿军”──文章大师马其昶。马茂元先生因父亲早逝，自幼年跟随祖父马其昶生活，在祖父的指导下读书，祖父对他要求极其严格，经史子集，天天背诵，这使马先生才思敏捷，少年老成；此后的词章及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都体现了祖父的训导和家庭的渊源。
　　马先生研究中国诗学，先后出版了《古诗十九首探索》（作家出版社，1957年）、《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晚照楼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唐诗三百首新编》（与赵昌平合作，岳麓书社，1985年）等。研究《古诗十九首》，主要集中在、1958年。
　　1956年他发表《论古诗十九首》（《新建设》9月号）、《论古诗十九首里的四首》（《语文学习》10月号）；1958年发表《略谈古诗十九首》（《语文学习》7月号）；1957年出版《古诗十九首探索》。虽然只有三年时间，已使马先生人人争说，影响很大，原因有几方面：
　　一是五十年代开始用美学、文艺学理论解读古典诗歌成一时风气，马先生得风气之先。1956年，朱光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涉江采芙蓉”；1957年又发表“迢迢牵牛星”，用美学观点分析《古诗十九首》中的名篇，时间都与马茂元先生同时或略晚。从1920年髯客发表《古诗十九首诠释》以来，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作者、成诗时间和诗中具体词句的考证方面，马先生的文艺学分析鉴赏令人耳目一新。
　　二是马先生用朱自清的方法完成全部笺注工作，作为建国后的成果，人们有了阅读、欣赏《古诗十九首》的新注本。
　　三是对马先生的批判起了重要作用。《古诗十九首探索》1957年6月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就被八篇文章点名批判，从1958年批到1960年没有间断。马先生研究了三年，被批判也是三年。这在当时，是对一种文学研究最激烈、最严厉的批判，而且发动了群众，进行了“立体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风暴到来之前。
马先生初不甚知名，《古诗十九首探索》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但耸人听闻的批判，反而使他名声大振。
　　“马茂元”三个字与《古诗十九首》的联系，开始是自己写论文“署名”；受批判后，“署名”变成“点名”，主动变成被动，变成身不由己，变得首当其冲。但就知名度而言，这八篇批判文章对马先生所起的宣传作用，即使他自己写八十篇论文亦未必能过。
　　“夸张失实”的批判使马先生对自幼习诵的《古诗十九首》心灰意冷，直到《探索》1981年由陕西人民再版，马先生还是心有余悸，谦逊地把《探索》改成《初探》，又请郭绍虞先生题了书名，才慢慢恢复了自信。
　　马先生送了一册新版的《初探》给我说：朱自清的《古诗十九首释》没有完篇，是他写《探索》的动因之一。
　　他说，他用的方法也与朱自清相同：先列原诗，再加注释，最后是说明，注释和说明也兼采各家，出以己意。他的一些说明，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就是在朱自清先生的基础上发挥出来的。今天看，马先生的分析鉴赏，比朱自清的更深入细致。朱先生重视考证和鉴赏批评方法，在马先生的《探索》里又得到美学和文艺学的阐释。朱、马在注释、说明，甚至语言风格都有灵犀相通的地方。
　　朱自清是现代散文大师固不必说，他的笺注、考证、鉴赏所使用的语言，都是特有的接近口语、明白如话，与他优美的散文《背影》、《荷塘月色》和《绿》相表里的柔性的语言，这在众多的笺注家里是少见的。
　　与之相同的是，马茂元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的美文家，祖父马其昶以文章耸动天下的才能似乎隔代传给了马先生，使马先生在古文、骈文上自有家法，深得桐城遗绪，白话文又写得非常精粹优美，学术界传为美谈。
　　马先生多次对我说，他对书里的“说明”部分比较满意；满意的例子，经常举《青青河畔草》，他以为那些细致的分析和优美的文字，是他追求的目标和欣欣所得的地方。他欣赏，也希望我欣赏，常常斜捧着书，对我读《青青河畔草》的片段。
　　譬如：“楼在园中，柳在楼下，草在园外的河边。诗是用第三人称写的，从‘河畔’到‘园中’，从‘园中’到‘楼上’，由远及近，缓缓地由环境过渡到人物”、“起初我们只知道登楼的是一位有姿容的少妇，接着看见了她艳质当窗，接着又看见了她当窗的手，也是由大到小，先有轮廓的勾画，而后有具体描绘”、“从近处、远处无边春色里，可以体会出她远望时的心情；从她意态和行动的表现，又可以推知她的性格和气质”、“这种帷灯匣剑的手法，所给予读者的感觉和印象，当然是异常爽朗而鲜明的了。”这时，我也悠然心会。
　　马先生做学问的方法是“死”中求“活”，提倡先多读书，多记、多背诵，然后以“会通”求“活”，以“识力”通变，置之“死”地而后“生”。多背诵，不是为了多记几首诗，为背诵而背诵，而是通过背诵培养人与诗歌的亲缘关系，培养对诗歌的向心力，然后才能像潜水员那样潜入诗心，获得真正接近诗歌本源的艺术敏感，由此探骊得珠，使马先生获得诗的真谛，鉴赏精到，对《古诗十九首》的分析也高于一般的鉴赏家和理论家。
　　朱自清《释》和马先生《初探》之后，笺注又出了三种：一是王强模的《古诗十九首评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二是台湾张清钟的《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三是杨效知的《古诗十九首鉴赏》（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从治学的途径，笺注、分析和鉴赏的方法，都受朱自清和马先生的影响，就深度和广度看，均未出朱、马二位先生的范围。
　　在朱自清、马茂元和二十世纪学者齐心合力地研究之后，二十一世纪的《古诗十九首》研究，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一是材料的工作。
　　材料工作二十世纪隋树森先生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做得最好。隋《释》分“考证”、“笺注”、“汇解”、“评论”四部分。其中“汇解”部分汇集了他所能见到的《古诗十九首》研究专书和专论，包括历代诗话、汉诗选和笺注专书三十一种；几乎把他见到和当时搜集到的材料都汇集在一起，这使隋《释》成了二十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的基础书。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后，受到朱自清先生的高度重视。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前言说：“清代笺注之学很盛，独立说解《古诗十九首》的很多。近人隋树森先生编有《古诗十九首集释》一书（中华版），搜罗历来《十九首》的整套的解释，大致完备，很可参看。”朱自清《释》、马先生《探索》以及《初探》后的“集评”，大都出自隋《释》。但《十九首》的材料还可以进一步收集：
　　（一）从《文选》和《玉台新咏》研究里收集；“古诗”选入《文选》和《玉台新咏》；故笺注研究《文选》、《玉台新咏》的著作都有《十九首》的材料。隋先生对此比较忽视，多数注释、研究、评点均末涉及。
　　（二）从“拟诗”中收集；陆机以来的“拟诗”、“拟作”，都是可供研究的资料，值得我们珍视。
　　（三）从历代诗话评论中收集；对“古诗”（《古诗十九首》）的评论，始于齐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钟嵘《诗品序》和上品“古诗”条、上品“魏文学刘桢”条，都高度赞美。唐代皎然《诗式》论《古诗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宋以后的诗话评论更多，隋《释》多有遗漏，可以继续收集。
　　（四）从选本中收集；元明清以来，各种“古诗”选本很多，如明代李攀龙的《古今诗删》、陆时雍的《古诗镜》、叶羲昂的《古诗直解》、梅鼎祚的《汉魏诗乘》、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等。隋《释》亦多有遗漏，可以继续收集。
　　（五）从专书中收集；隋《释》收集专书很多，但还有一些，如清人陈敬畏的《古诗十九首笺注》手稿本（花近楼丛书，管庭芳辑，稿本藏北图特藏部）、贺灵扬的《古诗十九首之研究》（光华书局印行，民国十六年5月）等，隋《释》均未涉及，可以补充。二十一世纪的《古诗十九首》研究，将在材料更加扎实细密的基础上向前推进。
　　二是整合的工作。
　　整合也是一种创造。从陆机“拟古”、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以来，对“古诗”、《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往往局限在一个方面，或选录，或笺注，或评论，或分析，或鉴赏，缺少整合，缺少全面的综合性的分析和整体性的研究。整合还包括把诗歌意象的层面、意义的层面、体式的层面、风格的层面结合起来研究。这个工作，二十一世纪可以继续做。
　　三是更新观念、丰富研究方法的工作。
　　二十一世纪应该进一步拓宽视野，丰富我们的方法。譬如，《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与作年问题，除了现有的材料外，还可以利用电脑分析统计《十九首》中的“语汇流”，通过对《十九首》语汇定性、定量的分析，与两汉文学作品语汇前后比较，考察何种语汇出现于何时，哪几首作品中的语汇相近，不仅可为考证时代、作者之一助，亦可开辟从语言学、文字学和新科技研究《古诗十九首》的途径，这当然是未来的事情。
　　　　　　　　　　　　　　　　　　 曹 旭
　　　　　　　　　　　　　　　
1999年8月於上海师范大学梦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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