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_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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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_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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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26 分）当政者的治国理念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和历代统治者都在思考对策，如何保障社会稳定，并解决当时面临的各种困境。材料一“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清·顾炎武（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汉武帝是如何实践“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的？概括顾炎武“转移人心整顿风俗”的主张。（6 分）材料二就宋代士大夫心目中的政治理念而言：一，致力于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名分井然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二，为保证理想政治秩序的建立，必须“致其君为尧舜之君”。──《中国古代史》（2）结合朱熹的社会政治理论，归纳材料二的观点并概述朱熹的历史地位。（6 分）材料三中国近代人文思想是在西方现代文化传入的基础上，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互动，在同化与顺应两种机制的作用下产生的。但这种人文思想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力图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文池《思想的灵光》（3）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的哪些主张反映了这种“人文思想”？他们又是如何付诸实践的？（6 分）材料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既是中国所以取得成就，向“法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原因，也是何以在社会转型中出现制度转换代价，蕴藏社会矛盾的原因。“旧辙已破，新轨未立”，这种转型社会的特点突显出社会转型的风险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中国社会转型的表现特点与缺陷》（4）依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社会转型中向“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表现。在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做了哪些理论创新？（8 分）-乐乐题库
& 改革开放知识点 & “（26 分）当政者的治国理念关乎国家和民...”习题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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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分）当政者的治国理念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和历代统治者都在思考对策，如何保障社会稳定，并解决当时面临的各种困境。材料一&“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清·顾炎武（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汉武帝是如何实践“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的？概括顾炎武“转移人心整顿风俗”的主张。（6 分）材料二&就宋代士大夫心目中的政治理念而言：一，致力于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名分井然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二，为保证理想政治秩序的建立，必须“致其君为尧舜之君”。──《中国古代史》（2）结合朱熹的社会政治理论，归纳材料二的观点并概述朱熹的历史地位。（6 分）材料三&中国近代人文思想是在西方现代文化传入的基础上，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互动，在同化与顺应两种机制的作用下产生的。但这种人文思想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力图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文池《思想的灵光》（3）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的哪些主张反映了这种“人文思想”？他们又是如何付诸实践的？（6 分）材料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既是中国所以取得成就，向“法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原因，也是何以在社会转型中出现制度转换代价，蕴藏社会矛盾的原因。“旧辙已破，新轨未立”，这种转型社会的特点突显出社会转型的风险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中国社会转型的表现特点与缺陷》（4）依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社会转型中向“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表现。在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做了哪些理论创新？（8 分）&
本题难度：较难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4-浙江东阳市高三高考模拟文综历史试卷
分析与解答
习题“（26 分）当政者的治国理念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和历代统治者都在思考对策，如何保障社会稳定，并解决当时面临的各种困境。材料一“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1)依据材料“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可知要实现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必须加强教化，则本问可以转化为汉武帝的教育发面的措施，由此可以得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实现儒学教育官方化；令各郡国建立学校，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结合所学知识可以得出顾炎武的基本主张有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众治（2）依据材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得出朱熹认为道的价值内涵是“三纲五常”，依据“理想政治秩序的建立，必须“致其君为尧舜之君”结合所学知识可以得出朱熹儒家干预政治的关键，就是要设法正君心，君心正，才能正纲常、正百官，而后治国天下平。依据所学知识可以得出朱熹的地位为：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3）结合所学知识，近代中国的新生阶级，即为资产阶级，本题可以演化为资产阶级各阶层向西方学习的表现，由此可以得出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实行维新变法；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进行辛亥革命；激进派主张民主科学，发动新文化运动（4）本题需要理解清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演进是什么，即政治、经济、法制三方面同时变革。由此本问可以转化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法制方面的成就，即通过1982年宪法，提出依法治国，并把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依据所学党的理论和指导思想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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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分）当政者的治国理念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和历代统治者都在思考对策，如何保障社会稳定，并解决当时面临的各种困境。材料一“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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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分析，习题“（26 分）当政者的治国理念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和历代统治者都在思考对策，如何保障社会稳定，并解决当时面临的各种困境。材料一“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主要考察你对“改革开放”
等考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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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6 分）当政者的治国理念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和历代统治者都在思考对策，如何保障社会稳定，并解决当时面临的各种困境。材料一“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相似的题目：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后面问题： 材料一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材料二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材料三 “6月5日上海日商纱厂的中国工人首先罢工，……接着，机器、纺纱、印刷、公共交通、码头、船坞等行业的工人相继罢工。” 1、&材料一中的口号出自哪一次运动？这场运动的导火线是什么？（2分）2、&材料二中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是指什么事？（1分）3、&从材料三看上述运动在6月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2分）4、作为青年学生该学习上述运动中学生、工人的一种什么精神？（1分）&&&&
歌曲《春天的故事》中有“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句歌词指的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首先进行“分田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的是哪里的农民？&&&&安徽肥西安徽凤阳河北沧州贵州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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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和谐思想34
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简论；“和谐”作为中国社会悠久而珍贵的思想文化传统和价；一、和谐与和谐社会的含义；从《尚书》、《周礼》到《说文解字》，“和谐”两字；“和谐社会”，是人们普遍向往和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二、和谐的社会模式；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共同追求和；“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理想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农耕文明时期古人的和谐社会观，虽然有着
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简论“和谐”作为中国社会悠久而珍贵的思想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包含了我们祖先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哲学智慧，是理想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谐”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以及各家各派之中，积淀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核，它不仅闪烁着东方的哲学智慧，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取向，而且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和谐与和谐社会的含义从《尚书》、《周礼》到《说文解字》，“和谐”两字都是指音乐的合拍与禾苗的成长，后人引申为各种事物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和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发展。“和谐社会”，是人们普遍向往和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其基本内涵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求“和睦相处”；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崇尚“合群济众”；在各种文明的关系上，主张“善解能容”、“和而不同”。二、和谐的社会模式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共同追求和理想境界。道家的“小国寡民”，主张无欲、无为、无争；墨家的“爱无差等”，倡导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法家的“富国强兵”，倡法治，求实效；佛家的“善地净土”，强调同体共生、乐善好施，都是对理想的和谐社会模式的不同表述。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儒家描述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理想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期，比欧洲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还早二千年。《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东汉郑玄解释说：“同，犹和也，平也”。所以“大同”也就是“大和”与“太平”，也就是和谐社会与太平盛世。经数千年来各种思想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出的和谐共生理想，已成为以“和”为核心，兼顾多元、和谐有序、包容开放的一套哲学伦理体系。农耕文明时期古人的和谐社会观，虽然有着历史局限，但“大同社会”却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一个伟大理想。不仅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而不懈奋斗，而且当社会主义思潮于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之后，为了便于民众理解和响应，都把西方社会主义比作是中国的“大同社会”。正如汤因比所言：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因而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1、人与自然和谐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而非天人对立。其经典论述是《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强调人类必须以遵循自然规律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说文解字》云：“天，从一，从大”。“天”字，甲骨文金文皆象人形，人之上谓天，对“天”的态度，也就是对宇宙的态度。“天”，最初是自然的崇拜对象，后来成为至高无上的天神。而君王是天神的代表，被天神赋予了统治人间的权力。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钱穆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各家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哲人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木，提出了丰富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主张只用鱼竿钓鱼，不用大网拦河捕鱼，并反对射猎夜宿之鸟。史书上记载的“网开三面”、(《史记?殷本纪第三》)“里革断罟”(《国语鲁语上?里革断罟匡君》)等典故也体现了古人善待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深深体现着生态智慧与“王道政治”的完美结合。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乐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2、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社会和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政治和谐。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于“以德治国”与“以仁施政”。“仁政”的核心在于孟子所说的以民为本。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都具有朴素的民本思想，同时也有一些开明的封建君主也能清醒地认识和妥善地处理君民关系，努力实现君民和谐。如唐太宗把老百姓和君主的关系比喻成水和舟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避免“覆舟”悲剧的出现，他反复强调“存百姓”的思想，主张“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贞观政要》唐太宗问政房玄龄等)，并努力做到戒奢从简，轻徭薄赋。
其二，经济和谐。儒家对百姓要“先富后教”。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即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儒家尤其反对“富者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其三，文化和谐。发扬中国文化的一统多元性。一统性在于大中华需要一个能兼容并蓄的主导意识形态，多元性在于各种思想能在此基础上相互交流与争鸣。从先秦诸子百家始，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至清代朴学，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各种学派与民间信仰相互激荡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以儒治国、以道养身、以佛养心”，正是“和而不同”内在精神的体现。3、人与人和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创造“人和”的环境，追求以“和谐”为主题的大同社会。其中，儒家伦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最大。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于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还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还提出了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实现人的和谐以及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反对社会冲突。《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提出的“无欲”、“无为”、“无争”，“去甚，去奢，去泰”，“知止”、“知足”等主张，总是要人们效法天道，实现相对均衡。古人设想中的大同社会，作为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始终引导着民族的志士仁人追求以人际和谐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谐人我的代表人物孔子提出创造宽厚处世、协和人我的人际环境。他的“仁爱”有两条实施途径：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世界各大文化与宗教中都有相同表述，被公认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黄金律”，具有普世价值。孔子还特别强调“和”是君子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儒家将以“和”为主的道德原则制度化，使之成为可操作的“礼”。“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记?乐论》)。“礼”的作用就是通过“人和”来实现社会和谐，这便是“礼之用，和为贵”。4、人与自身和谐儒家虽不提倡禁欲主义，但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人的行为。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所以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道家也主张以谦下不争、清静无为的方式来达到人的身心和谐，“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有了和谐的人格，就能消除个我的固蔽，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执的心境去看待一切。佛家讲修来世，力图以事事无碍的超然态度进入一种彻悟的心灵境界，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在心与身的关系上，孔子主张人之身心和谐，主张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一是正确处理理与欲的关系。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孔子也强调“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也就是说孔子承认人的正常欲望，但他反对把满足欲望当成行为处事首要的和唯一的出发点，无论是得富贵，还是弃贫贱，都应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方法而不是不择手段地贪求妄取。二是正确处理穷与达的关系。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就是说天下有道时，要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如果不好好干，是一种耻辱。当天下无道时，就该隐居退避，如果丧失原则，同流合污，也是一种耻辱。这一思想被孟子发展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三是正确处理外在身份和内在品质的关系。孔子时期，圣王分途，即内圣品格与外王品格不再统一，出现了人的政治身份和道德身份的分裂。在如何达到身心和谐问题上，孔子更注重“为仁由己”的思想，这就表现了孔子对自觉性的高扬，对主动性的强调。“由己”，就是靠自己的自觉，靠自己的主动。有了“仁”的自觉，才会有“仁”的主动，有了为“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我欲仁斯仁至矣”。5、协和万邦的和谐世界在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上，主张和谐共处，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说，“百姓昭苏，协和万邦”；《周易?乾卦》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提出“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王道与霸道相反，霸道是以武力做后盾，来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王道则是以和平为手段，通过在彼此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而扩大自己的影响。《礼记》中“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的思想，说的就是以超越一国一族的“天下观”，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左传》写道“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古代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主张以和平的、公正的、文明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这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四、和谐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善于从矛盾对立的事物中发现有利于解决矛盾、消除分歧的积极因素，强调把“和为贵”、“求同存异”作为处理矛盾或冲突的最佳途径和最高法则。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强调每个人只有通过“修身”即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才能做到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和谐相处。因此，他们强调每个人都必须处理好人的精神需求与物质追求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谋取个人利益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关系，努力做到身心和谐，义利统一。如倡导“舍生取义”、“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修养，和谐、和睦、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的思想等等，都表现出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基本精神特征，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以及追求和平发展的世界体系中，仍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社会和谐问题的探索空想社会主义者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设计的理想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分析和研究他们关于未来和谐社会的思想对于我国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早在16世纪至17世纪,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就给人们描写了一幅幅和谐社会的理想图景。到了18世纪,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马布利的《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更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构思了和谐社会的法理原则。进入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更是集空想社会主义之大成,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对和谐社会进行了更全面的设想并努力付诸于实践。这些空想主义者视野中的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的内容:一、反对剥削,追求社会的公平性。首先,从人的根本权利来看,应该人人平等。圣西门指出,当时法国大革命造成的三权分立等社会制度并没有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人权宣言,实际上只是公布了宣言而已”[1],法国大革命“这一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只是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2]这种新的奴役形式,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所以,圣西门提出自己主张的“实业制度”,它的首要特征就是“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上,它否认一切以出身为基础的权力,不承认各种特权”[3]。取消世袭特权,强调人人都有权利根据知识、才能和社会贡献来决定自身的社会地位,这才是公平的社会制度,使人不再受剥削。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指出私有制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根源。废除了财产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财产“共有共享”是其设想的和谐社会的特征之一。其次,从社会公平的实现途径来看,应该人人参与劳动并且可以自由选择劳动。傅立叶在综合考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后,认为当下的文明制度产生了“工厂主阶级”和“一无所有阶级”,后者终日辛勤劳动却无法得到生存的保障,而前者却过着不劳而获饱食终日的寄居生活,这是极端的不公平,这样的文明制度实在是一场灾难,是“社会地狱”。所以,傅立叶主张人人应该参与劳动,杜绝寄生虫的腐朽社会现象,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劳动权”的思想,认为劳动权“是最主要的天赋人权”[4],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自由地选择劳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奴役。但傅立叶指出这只有在类似“法朗吉”的和谐社会里才可能实现,只有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旧式社会分工,才能使人在劳动中得到解放和满足。恩格斯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傅立叶“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和“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5]。魏特林认为在和谐自由的社会制度中,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参加劳动的义务,同时也有劳动职业选择的自由;未来社会的管理人员必须和其他人一样有承担劳动的义务,不能有任何特权。再次,从社会产品的分配原则来看,应该充分体现劳动和才能的付出,甚至主张按需分配。在欧文主张的“公社制度”里面,因为人们合理地组织起来联合进行劳动,所以“纯粹个人日常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变成公有财产”[6],从而在产品分配上彻底达到按需分配的形式。平等地劳动,平等地享受劳动产品,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合理和谐的公平正义的社会。魏特林主张实行平均分配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方案。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劳动分为“必要和有益的劳动”和生产“舒适的产品”的劳动两大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参加社会统一规定时间长度的必要和有益的劳动,从而获得生活必需品。那些欲望较高的人可根据自己的劳动能力自由参加额外劳动,额外劳动的时间称为“交易小时”,参加额外劳动的人可通过交易簿记载“交易小时”获取“舒适的产品”。同时他还设置了“事业封锁”,把“交易小时”限制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的程度中,限制在每个人的欲望和能力的和谐中,以杜绝放纵无度贪欲的弊害。这是新社会制度谐自由的体现。此外,这几位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主张男女平等。例如,圣西门主张妇女应该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与平等的政治权利;傅立叶主张妇女从沉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得与男子的平等地位;欧文则主张男女均应该实行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使爱情和婚姻摆脱旧社会的人为障碍,除了互相爱慕之外再没有其他动机;魏特林主张妇女就其所进行的劳动来说和男性完全一样有她们的行业理事会、技工团、科学院、交易小时和事业封锁,在选择对于一切人所必需做的劳动时,比男性有优先权,在婚姻上的共同生活是自愿而非强迫的。二、实行民主,追求政治的合理性。在政治领袖的产生方式上,主张民主选举。圣西门主张,为了防止特权和腐败,保障人们的权利,应该通过广泛的民选产生领袖,“把选举能够担任人类的伟大领袖职责的权力交给全体人民”[7]。而且,经由民选产生的领袖只是社会公共管理人员,只能根据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来领导社会,不能以权谋私和滥用职权。另外,圣西门认为“一个由集体掌握的社会,才能真正行使主权”[8],主张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应该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魏特林在其设想的“和谐、自由和共有共享的制度”中认为“三人团、中央技工团和科学院人员的录用,凡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应该通过悬题应征、送审选举试验品的方式来进行。”按照能力选举建立起来的管理机构,谁有能力,经过审查委员会通过,谁就领导,能力越大,职位越高。超过哪级的能力就将哪级人员更新,没有任期年限。在对组织机构的监督方面,主张由人民来监督。欧文在他设想的公社里,主张全体社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下设一个总理事会作为常设机构,定期向全体社员大会汇报工作,接受审查和监督。并且,总理事会的内外事务要求某个年龄段的社员人人参与,自然更替,从而在更大程度上避免总理事会产生腐败。在国家政权机构的作用和定位方面,主张尽量减少人民对其依赖性。按照傅立叶的设想,在和谐的社会里面国家政权形式事实上已经消亡,和谐社会的基本单位“法朗吉”中设立的只是一种咨询式机构,只负责对“法朗吉”的生产和发展提出参考意见,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和管理职能,“法朗吉”之间会经常交往甚至联合,但主要是出于联合进行大型生产活动的需要,人民实际上处于一种高度自治的和谐状态。按魏特林的设想,在良好的社会组织里,没有国家,没有犯罪,没有法律,没有军队和警察等专政工具,只有管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机构。三、提倡新道德,追求道德的文明性。空想社会主义者均描述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遍存在的道德虚伪和堕落现象,认为高尚的道德生活对一个和谐的新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进而从不同的角度对道德生活提出见解。第一,傅立叶深入论述了个人道德的内在机制。在《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这部著作中,傅立叶提出“情欲引力”的理论。他把人的情欲分成三类十二种,而情欲引力的最重要一个目的,就是努力追求情欲的内部和谐与外部和谐。所谓内部和谐就是各种情欲的作用和影响保持平衡,互相牵引。所谓外部和谐就是个人情欲和他人情欲不应该发生冲突,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应该实现统一。在傅立叶看来,这是一条真正符合人的本性发展的道德道路,它不是通过舍弃而是通过协调来解决人的内在道德因素的相互冲突,只有实现情欲的内外和谐,个人才能过上道德的生活,真正感到幸福,也才能真正带给别人幸福。第二,圣西门提出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原则。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道德沦丧的根本原因,在于彻底的利己主义:“贪婪已成为每个人身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感情,利己主义这个人类的坏疽,侵害着一切政治机体,并成为一切社会阶级的通病”。所以,圣西门在《新基督教》中,提出“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这一基本原则。他试图以理性为基础来建立新的基督教,使它摆脱一切迷信和无益的信仰形式,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相待开始,把幸福从天堂唤回人间,坚持“宗教应当引导社会走向最迅速地改进最贫苦阶级的命运的伟大目的”。第三,欧文重视社会环境对形成道德的作用,提出关于环境影响的科学。欧文在《致拉纳克郡报告》中认为,现实社会的愚昧、犯罪和苦难等现象都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所以他在自己所设计的社会组织协作社中,对社员的衣食住和子女教育,都作出了精心细致的安排,使人“可32以处在一种完全适合于人类天性并完全适合于公认的人生目的的环境之下”。这种环境可以促使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道德风尚,“使劳动阶级各个人的脑力与体力广泛地结合起来,使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完全等同起来”。第四,魏特林指出金钱对道德的影响,重视对风俗道德的改进。他在《和谐和自由的保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金钱是人类道德堕落的根源,他说“金钱制度给社会带来的道德败坏,真是可怕!”同时他也指出“一切维持旧的风俗道德的努力都是一种停滞和压制的努力,都是专制主义和奴隶制度的最有力支柱。”“谁要求进步,就必须要求改革阻碍进步的风俗道德,要求取消一切强制的风俗道德。”四、强调组织,追求社会的充实性和有序性。作为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必然要求有组织地高效地进行其中的社会生产等各种活动,以创造出使社会成员广泛受益的社会财富和成果。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却处于无政府状态,组织和运作混乱,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激烈的社会冲突。圣西门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强调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而这种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就是追求社会财富的充实性,生产出大量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满足人们的身心需要。圣西门指出:“人们应当把自己的社会尽量组织得有益于最大多数人,以最迅速和最圆满地改善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作为自己地一切劳动和活动的目的。”[9]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圣西门主张采取社会联合生产的手段,充分发展科学、艺术和手工业来造福社会,这便进一步提出了生产活动过程中的协作问题。到了傅立叶那里,第一次深入地论证了协作化问题。傅立叶认为:“协作理论将会改变人类的命运。”[10]他论证了协作化的优越性,认为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和基本原则。他提出的协作化,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分散经营的方式,按照自愿原则组织起来,实行工、农、商、科学、教育、艺术和家务劳动的全面协作。这种协作的生产方式统一了人们的行动和资金技术,形成了良好的生产秩序,因此产生了很高的效率,将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充实。所以,恩格斯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傅立叶的另一个功绩就是他指出了协作的优越性,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了它的必然性。”[11]此外,欧文也更进一步提出了协作社的理想社会模式,从生产组织的建立到生产活动的管理再到产品的分配等各个环节,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和设想,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财富的充实性和社会秩序的有序性。魏特林认为人的种种欲望是社会组织的原始要素,由于个人能力的差异,每个人绝不可能不和社会结合而充分满足他的欲望。管理机关的责任就是“为了社会的福利而调度一切人的欲望和能力并使它们和谐”。在秩序良好的社会里,必须让位于知识的欲望来领导,从而使欲望和能力重新恢复它们那自然的趋同。他将整个社会管理分为劳动或业务和享受或家庭两大系统。“社会管理的最高层是一个三人团或三人委员会,由最伟大的哲学家组成,他们同时也是在医学、物理学和机械学方面的最优秀的天才。次之是中央技工团,由它选出三人团,并且管理这个大家庭联盟里的最重要的职位。再次是各技工团,它们是各省、各地方、各区的管理机关,是大家庭联盟范围内的小家庭联盟。” 综上所述,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伦理道德和理性原则对理想中的和谐社会进行了描绘和探索。他们的思想学说,代表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形态,并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就他们提出的和谐社会理想而言,今天仍然存在重要的现实价值。 三农问题成因及对策研究一、“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在长期的历史上,我国是个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农村是主要区域,农民是主体成员,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延续了数千年,城市只限于政府部门的集中地和少数大宗农产品的集散地。首先建国后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及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国家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即“剪刀差”实现了农业剩余向工业,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据统计,1952年到1978年,国家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抽取建设资金达9494.9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净产值的57.5%即农业产出的一半以上。改革开放以后的年间,国家以“剪刀差”的形式使得农村再向国家贡献了大约15000亿元,平均每年为938亿元,是改革前的5.3倍,在年短短5年间,国家通过粮食收购实现的城乡收入转移累计达到686亿元人民[1}“三农”为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量农业剩余被过度抽取,结果是农业失血过多,农业积累不足,农民几乎失去了投资能力,长期以来,农民只有生存的保证,依靠农业仅能糊口,而没有生财之力,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从而造成农业发展滞后,农村建设困难以及农民相对贫穷。而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资金密集产业的发展作为产业先导,由于就业岗位提供不足形成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强烈排斥,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不能转移出去。其次,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的严格户籍管理制度,形成了城乡分割、工农排斥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把城乡居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限制两者之间流动,由此造成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由不同质的两个部分,即城市或与城市工业相互联系的现代经济和农村或与农村相联系的传统部分组成。在城市,一切公共设施的建设经费和开支均由国家、政府和全民单位负担,但在农村,农民必须自己出钱办中小学,办医疗、文化事业、道路、水电以及农村中的一切公共设施,这使本来收入很少的农民负担,没有足够的钱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使得基础设施非常落后老化,严重制约了农民增收,农业收成和农村贫困落后的改变。强制性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城乡居民的流动,又由于农村人口的大量增长,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滞留在农村,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形成隐性失业,使得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民生活状况无法得到根本改变。第三,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有限的土地产出难以承受不断增加的农村人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增长较快,1984年突破10亿,人均占有耕地下降为1.43亩。现在,我国人口13亿多,人均占有耕地减少到1.4亩,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1/3,约有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在我国2300多个县中,有666个县份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0.5亩的危险线。[2]近年来,我国人口每年以10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而农村土地却以每年数百万亩的数量递减,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减少还将不可避免,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我国耕地面积有限且不断减少,然而由于忽视对土地保护和合理利用造成了土地环境恶化,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60万平方公里以上,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6。我国现在的土地制度是把土地按人头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农户,每个农村家庭都可以获得一小块或者几小块土地,因土地面积的零碎、分散、规模小,农民无法利用现代技术进行规模生产,而只得靠人力进行经营,这种结果使得大量农业劳动力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造成农业生产本极高,而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效益很低。在市场化和加入世贸后的大环境下,我国农业早已成为薄利甚至是负利行业,农业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也就仅仅糊口而已,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被转移之前,农业是不可能富裕农民的。二、“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问题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费景汉和拉尼斯就业转换过程的“三阶段理论”把就业转换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劳动力无限转移阶段;第二,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一点再转移就会影响农业产出,使贸易条件不利于工业,继续转移就要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前提的阶段;第三,完全转移的阶段。根据这一理论,我国正处在劳动剩余经济时期。1.农业人口过多致使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效益低下我国是按人口来分配土地的,土地对农民起着生活保障功能,土地分配后的零散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和农业的完全机械化,致使农业成本过高,农业效益很低。2.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农民贫困有限的农业产出难以承载庞大农业人口的分摊,现阶段,农民人均耕地一亩左右,无论种植什么,其产出都是十分有限,有限的产出仅能糊口而已,“吃得饱饭,读不起书,看不起病”是相当多农民现实生存的真实状况。大量人口分摊有限的产出致使农民收入水平很低和无法扩大再生产,从而形成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3.农业人口过多影响农村稳定大量农业人口存在,加之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农闲时无事可做,农村赌博,封建迷信盛行,很多地区治安恶化。特别是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他们的境况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农业人口过多,农民就业极不充分,农村隐藏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总之,农业人口过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形成农业、农民与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农业人口过多即直接作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又通过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解决“三农”问题要靠大量农民脱离农业来解决,即要解决农民非农就业问题,使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能够获得充分利用,正如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那样“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问题。三、“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现代化取向,“三化”带“三农”“三农”问题是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也必然以现代化为取向解决。目前,“三农”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瓶颈”,“三农”问题的解决程度直接决定我国社会的发展走向。在目前情况下,单纯依靠“三农”本身已经难以解决“三农”问题,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思路就是推进农村工业化特别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以“三化”带动“三农”,这也是和我国的现代化战略一以贯之的。1.继续推动农村工业化特别是新型工业化改革开放后,以乡镇企业为组织载体的农村工业化备受瞩目。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民增收,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进入20世纪后期,已经持续一二十年发展的乡镇企业遇到了一些困难,由于大部分乡镇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产品趋同、技术水平低下,乡镇企业表现出集聚能力下降,发展后劲不足。又由于乡镇企业是一种工业乡村化和逆城市化现象,它也没有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所以,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必须进一步寻找新的出路,那就是要推动农村新型工业化。推动农村新型工业化,就是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改变过去乡镇企业那种“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分散性发展局面和高投入、高消耗、经济效益低下、粗放型经营的状况,引导乡镇企业适度集中,和发展小城镇紧密结合,建立工业园小区。同时要发挥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产业,使信息技术与传统农村工业结构转换,农村劳动力转移结合起来,使我国农村工业上档次、上水平、上规模。随着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从而达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持和发展农业,富裕农民,振兴农村的目的。2.大力推进城镇化(城市化)建设我国农业人口之所以过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的城市化滞后。按照权威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仍有约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除了现有600多个大中城市之外,全国2800个县、市大部分人口规模不足;还有19000多个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也不到1万人。换个说法就是,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0.9%,而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7%,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75%,发展中国家为37%。[3]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我国的城镇化。推进城镇化首先应该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取消加在农民身上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实现农村劳动力的第三次解放和有序流动。当前,推进城镇化建设,要遵照党的十五界五中全会要求,遵循客观规律,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市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也就是说要“两条腿走路”,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不能偏废。发展大中城市,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限制,有很多人担心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会形成“贫民窟”,其实农民是理性的,一纸城市户口,不能给他们带来进城的住房、就业和相应的社会保障,大中城市较高的居住、生活费用和社会保障体制,使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可能 在城市定居,而只能成为获取资金的地方。发展小城镇必须搞好规划,将建设重点放在县城和少量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发展小城镇建设必须与乡镇企业紧密结合起来,使乡镇企业成为小城镇发展的经济支撑,通过产业和人口集聚推进小城镇建设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城镇带动农村的发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3.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农业出现的产业化经营,不受部门、地区和所有权限制,把农民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实现途径之一”。农业产业化是用工业化手段改造传统农业,把农户、农产品、加工与市场形成链条,规模经营,提高效益。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加工约占总量的80%,我国只占10―20%。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相当于农业产值的2―3倍,我国还不到1?3。发达国家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值比例为2:1:7,我国正好相反,是7:1:2。[4]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的空间很广阔,潜力很大。农业产业要增值,必然导致农业产业的商品化和专业化生产,必然主动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使农业走向现代化。推进农业产业化,按产业化组织和发展农村经济需要抓住以下环节:(1)因地制宜,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确立主导产业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的基础,确立主导产业必须突出本地特色,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切忌不顾本地条件,不看市场需求,盲目照搬,搞重复建设;(2)关键是培育具有市场开拓能力,能进行农产品深度加工,为农民提供服务和带动农户发展商品生产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建设,要坚持大(规模大、带动面大)、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外(外向型)、多(多种所有制、多种形式)的原则。谁有能力谁就当龙头,谁当龙头支持谁;(3)处理好产业化组织内部的利益关系。农业产业化内部的龙头企业、基地、农户之间是个利益共同体,形成互惠、互利、共兴衰的关系,是产业化发展的内在动力。要引导龙头企业同农民形成合理的利益关系,让农民得到实惠,实现共同发展。[5]通过推进农业产业化提升农业,扩大农民的就业范围,以此进一步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改变农业的弱势性,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 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列宁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集中研完了帝国主义理论，一国胜利理论、国家与革命理论，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莫定了理论基础。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六年多社会主义实践中，列宁又进行独创性探索，开辟了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特别是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所进行的经济、文化、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关键词〕帝国主义过渡时期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建设列宁的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在实现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壮丽的社会飞跃过程中，又把这一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领导苏联党和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为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十月革命以前，集中研究了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这就为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奠定了坚定的理论基础。列宁首先集中力量研究了帝国主义理论。直接理论成果，即是1916年7月完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著作，总结了《资本论》出版以后资本主义半个世纪的发展，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特点、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关系、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等一系列人类历史发展所遇到的新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考茨基在1915年提出了“超帝国主义论”。他认为不应把帝国主义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或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经济阶段。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即金融资本愿意采取的吞并或征服其它区域的政策，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因此，金融资本完全可以采取非暴力、非掠夺的政策，例如把卡特尔政策使用到对外关系上，停止战争，实行国际联合，共同剥削世界等。列宁认为，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的观点，是调和矛盾和掩盖矛盾的折衷主义思想。它抹煞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回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为资产阶级改良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成长起来的。但是，资本主义只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才变成资本帝国主义的。因而帝国主义又有自己的基本经济特征。列宁认为，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的基本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垄断所代替。如果要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列宁具体分析了帝国主义五大经济特征后指出“帝国主义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定，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①列宁还进一步得出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是寄生的和腐朽的结论。他指出，尽管垄断不会完全排除竞争，甚至使竞争更激烈、更尖_，但垄断必然会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势。金融资本的出现和发展造成了一全无所事事的食利者阶层。帝国主义腐朽性还表现在资产阶级从超额垄断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收买无产者，制造出一个无产阶级的特权阶层。自由竞争变为垄断，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相反，使这一矛盾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阶段，就使生产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推进一种从完全自由竞争向完全社会化过渡的新社会制度。”②生产高度社会化了，但是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这就造成了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激化。劳动与资本之间、各金融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特别是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由于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由于世界市场的瓜分完毕而日益尖锐起来，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根源。这一切也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摆在人们面前的是生产的社会变化，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列宁指出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须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还是必然要被消灭的。”③其次，列宁还具体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并提出了“一国胜利”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否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曾作过否定的回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后来，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又发挥了这个思想，明确地指出这种革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这个论断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通过对俄国和东方落后国家问题的研究，又提出了俄国和东方落后国家革命的发展，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大量帝国主义经济政治资料和他对这些资料所作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了“一国胜利”的理论。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的新贡献。它为各国人民指明了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道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固守同时发动同时胜利的过时观点，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坐失良机。列宁在一国首先胜利的思想指导下，不失时机地领导俄国人民，夺取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后来东欧和其他各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列宁关于“一国胜利”理论的正确性。 列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是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十月革命前夕，在进行紧张的革命准备工作同时，列宁又撰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学性和重要性。这就为俄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作了直接的理论准备。包含各类专业文献、文学作品欣赏、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外语学习资料、各类资格考试、中国古代和谐思想34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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