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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3月7日下午,刚刚履任环保部长仅10天的陈吉宁将迎来部长生涯的第一个“大时刻”: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这位前清华大学校长将就“全面加强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作为“学而优则仕”的典型,陈吉宁刚一上任,就被环保学者们打上“专业性”的标签,被环保系统内部人士和外界观察者们寄予厚望。与此相对的是,长期以来,环保系统被认为是“弱势部门”,曾有媒体用六个字评价环保部:“有义务,没权力。” 在这个举国关注环保问题的时刻,这位学者型新部长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经表决通过,任命陈吉宁为环保部部长。51岁的陈吉宁成为目前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最年轻的部长,也是唯一一名60后部长。被正式任命为环保部部长仅48小时,陈吉宁便首次公开亮相,主动与媒体见面:3月1日下午2时,身穿浅灰色休闲西服的陈吉宁走进会议室,并主动与在座的记者们握手,脸含微笑。据新华社报道,在媒体见面会上,陈吉宁选择了那段时间互联网最热门的话题,柴静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作为切入口。“我昨天晚上完整地看了,今天上午给柴静发了短信,向她表示感谢。”陈吉宁说,“她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从公众和健康的视角,唤起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值得我们敬佩。”作为环保领域专家,陈吉宁对环保类的著作信手拈来,他将这部纪录片的重要意义同环保史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相比,该书由女科学家雷切尔?卡森在1962年出版,唤起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我想这片子也对唤起公众关心环境健康问题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我特别赞赏这件事。”陈吉宁说。上任之初便接洽媒体,这昭示着新任部长的环保新思维。对此,陈吉宁也谈到,环保部要让人民群众感到有希望、有信心解决环境污染,“而环保部如何与社会公众互动,将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从清华大学校长调任环保部,公众对这位学者型官员保持了热切的期待。与前任不同,这位以环境研究经验著名的大学校长,此前一直在清华大学工作,从未有过在政府部门任职经历。然而,他的身影曾多次出现在中国环保工作的第一线,业界对他毫不陌生。作为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陈吉宁曾多次参与过国家应急环保事件的处理。从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到汶川地震救灾……陈吉宁每每出现在环保事件的第一线,为政府和环保组织提供最专业的咨询。2006年1月,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举国震动,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专家,陈出现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2008年汶川地震时,时任常务副校长陈吉宁带队组成的清华大学抗震救灾专家组,作为第一个高校专家组飞抵灾区。在学界和业界看来,陈吉宁是顶级的环境领域权威专家。陈吉宁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环境系统分析、不确定性优化,这种专业背景也正符合中央对环保部职能转变的规划。“有些高层缺乏深入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陈老师会从根本上分析存在的问题。”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一位环保专家认为,陈吉宁会给中国环保领域带来新气象。 2.“激进”校长在清华大学工作、任职期间,“敢于挑战、不拘一格”是同事们对他最大的印象。刚刚担任清华大学环境系主任时,这位有着十年海外经历的海归学者曾引发争议。大家都觉得,他升得太快了。但很快,陈吉宁就给出了完美的答卷。他利用自己的海外经历,引进了一系列从前不敢想象的人才,并做出一系列措施,引起了环境系内外师生的瞩目。一位清华环境系老师回忆,当时系里教学楼空间狭小,但盖新楼需要学校批钱,流程非常麻烦。为了尽快改善系里的办学条件,陈吉宁并没有拘泥于旧流程。他找到了中国和意大利合作的智能楼项目,由意大利出钱,清华出地,将环境学院大楼设计成充分利用太阳能、自然光的绿色节能生态示范楼。如今,这幢教学楼成了清华的标志性建筑。2006年,42岁的陈吉宁就被提拔为清华大学副校长。6年后,他成为清华大学的第18任校长。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陈吉宁曾公开赞许学生“捍卫PX词条”。媒体赞许了陈校长的这一举动,称赞其为“激进”校长。在2014年清华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陈吉宁特别对几位捍卫PX词条的学生表示赞许。在2014年,清华曾有几名学生在环境领域成为热点——该年4月2日到4月4日,因为发现百度百科词条中对PX(对二甲苯)毒性的描述被人由“低毒”改成“剧毒”,清华化工系近10名学生自发昼夜捍卫“PX低毒属性”这一科学常识。在持续3天的拉锯战中,“PX”词条被反复修改36次,最终被锁定在“低毒化合物”的准确描述上。日,清华举办毕业典礼,陈吉宁特别提到此事。他当众表示:学子们体会的不只是真理的可贵,还有责任和担当的重要。“我更相信,你们在课堂、在实验室、在各种大赛上,收获的不只是知识、分数和名次,还有创意创新创业的创造者精神,这种精神将伴随你们一生”。在清华大学校长任上,陈成功推动了清华大学的教学改革,赢得了外界的肯定。清华大学内部认为,在人事制度改革、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和清华教改,尤其是去行政化方面,都为清华大学做出了大贡献。前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代所长许振成曾与陈吉宁在滇池污染控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有过不少接触。在许先生看来,清华校长或许与陈吉宁的新工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管环境当然是个顶端的众口难调的组织协调活。” 3.“肯定是铁腕治污”曾经,在清华大学校内,学生们经常会看到陈吉宁骑着自行车的身影——这是他为了倡导绿色生活的环保理念的行为。这一举动每每获得清华学子的点赞。从今以后,陈吉宁的身影不会再经常出现在象牙塔内。取而代之的是数亿关注中国污染问题的眼睛。新形势下,环保部的工作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中国环境积累的问题,已经接近极限。另一方面,在目前经济放缓、下行的形势下,再提环保,压力、阻力会更大。陈吉宁本人对自己面临的困难早有心理准备——在四年前的一次环保问题论坛上,陈吉宁曾表示,如果没有“十倍”的技术进步的话,那今天所有复制欧洲和美国的治理模式都将很难成功,今后必然会遇到问题。四年之后,他成为环保部的部长,扑面而来的是一连串环境问题:北京、河北的雾霾、遍及中国的白色污染、蔓延西北地区的荒漠化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让人头疼的难题。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履新的陈吉宁,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十八大报告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由此可见,新一届政府对于环境的决心很大。这为他治理环境提供了新机遇。新官上任,陈吉宁概要讲述了四项工作计划。他表示,过去的环保部门,给人的感觉是执法过松、过软,企业不守法是常态,这种状况何谈环境保护。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切实贯彻实施新《环保法》,让守法成为底线和常态。作为环境学界最权威的专家,陈吉宁刚刚完成了从学者到官员的转型。此前,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也曾提出过不少主张。其中就包括重拳治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两会上,陈吉宁惜字如金。面对记者们的围追堵截,他淡定地表示:“肯定是铁腕治污,这没什么可说的。”3月7日下午15时30分,他迎来部长生涯中的第一个大时刻: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这位前清华大学校长将就“全面加强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公众们期待,中国环境治理将自此迎来新节点。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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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我叫闫峰,呼和浩特人,今年37岁。18年前,因为一起奸杀案,我和工友呼格吉勒图一同被警方问话,之后不久,呼格吉勒图被枪毙了。 多年来,我从来没去过呼格吉勒图的墓地,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的好兄弟。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那时候一定死死拽住他,不让他去报案。 我从来不信他是杀人犯,这些年,我做梦都盼着案子有个真相,还我兄弟一个公道。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他是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过革命活动,文革期间曾被打为“右派”,却不改初心。作为退休30年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日,呼和浩特天气不错,我和呼格吉勒图在厂里,当天班次是下午3点半到晚上12点的中班。一年前,我和呼格吉勒图同一批进入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做卡烟工人。晚上8点多的呼市,挺冷,结束了半天的工作,我们穿着蓝色牛仔工作服,一块去小饭馆,点了个热气腾腾的砂锅。一人喝了一个二两酒的口杯,花了20多元钱。那时,我俩认识已经一年多了,关系特别好。吃完饭,我让呼格吉勒图去买两块泡泡糖遮遮酒气,我先回厂子。没过多久,呼格吉勒图回来了,扔下两块泡泡糖,走向了自己的机床,一言不发。几分钟后,呼格吉勒图又折回到我的机床说,“跟我出去一趟。”“咋了?”“出事了。”“出啥事了?”“别问了,走吧。”我没多想,就跟着他走出工厂,一直到毛纺厂的女厕所附近。呼格吉勒图说,刚才回家取钥匙,路过女厕所,听见有人喊里面出事了。我比较内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告诉呼格吉勒图,“天这么黑,厕所也没灯,巷子也黑,咱俩就别进女厕所了。”正当我们商量的时候,有两位老太太进了女厕所,没过多久,俩老太太就出来了。我告诉呼格吉勒图,她俩什么事都没有,肯定里面没事儿。呼格吉勒图说肯定有事儿,非要让我跟他去看看。走到女厕所门口,我喊了俩嗓子,听见没动静,就拿出一个打火机照了一下,结果看见一个露着下半身的女尸。我俩吓得掉头就跑,发现尸体时呼格吉勒图站我身后,跑的时候在我前面。跑到治安岗亭,呼格吉勒图说要报案,我说,“快别报了,咱们回吧。”呼格吉勒图坚持进了治安岗亭,拉着警察走向女厕所。当时治安岗亭附近也有挺多人,我看到那俩老太太也去报案了。呼格吉勒图就让我回厂帮他请个假,我就回车间了。把情况向烟厂领导汇报后,我回到了车床和同事聊这个事儿。大概10点多,呼和浩特新城公安分局来了一名警察,就把我带走了。上了警车后发现,呼格吉勒图也在里面。我当时很紧张,呼格吉勒图安慰我说没事儿,我当时啥话也没说。当时我就觉得,“怎么摊上这么个事了,挺麻烦的。”到了新城分局后,我们就被分别带进相邻的审讯室。警察开始问我事发经过,。一名警察问完后,又来了一名警察,详详细细地再问了一遍。最后同一问题,大概问了10来遍。警察给我递了一根烟,虽然我口袋里装着烟,但我当时害怕得一动不动,更别提掏烟了。他问我看没看过黄色录像带,我回答说没看过。当时太害怕了,就算我看过,我也会说没看过。问到晚上12点多的时候,隔壁审讯室突然传来桌椅剧烈挪动的声音,伴随着呼格吉勒图痛苦的呻吟声。桌椅动一下,他就喊一声,断断续续的。我隐隐觉得呼肯定挨打了,心里吓得蹦蹦直跳,脑子都要炸了,头发也立起来了。半夜2点多钟的时候,警察把我安排到另一个屋子睡觉。我睡在沙发上,披着军大衣,脑子里全是呼格吉勒图的呻吟声。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一名警察带着我,去找他的领导询问我的处理结果。开门的一瞬间,我看见呼格吉勒图蹲在审讯室的暖气管前,双手伸到背后铐住,头上戴着没有面罩的摩托车头盔,脸色发黑。我经过的时候,呼格吉勒图用力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由于害怕,避开了他的眼神。请示领导之后,警察告诉我说先回去,以后随叫随到。我从新城分局出来后,直接就去了呼格吉勒图家,把这件事跟他母亲说了一遍。头天呼家就得到消息了,我去主要是跟他家人说下,当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告诉他们呼格吉勒图挨打了,第二天拷起来了。她妈听完焦虑得不行,念叨着“你管这些闲事儿干啥,你看把自己害的”。 2.“我梦见呼格吉勒图活着,不知他跟我说啥。”在那之后没多久,这事见报了。(日,《呼和浩特晚报》刊登了《四?九女尸案侦破记》大篇幅报道,文章详细讲述了事情的始末,称呼就是真正凶手)。整个卷烟厂都轰动了。当时我的亲戚都在卷烟厂的领导部门工作,见到我就说,“你是愣还是精明?你看你身边天天处的啥人,还跟着去瞄女厕所。”但我知道,稿子里很多地方都是虚构的。稿子里说“(呼格吉勒图)有三四次藏在厕所的后坑里,看过女人拉屎拉尿……”但厕所的化粪池有2米多深,谁会没事跳进去偷瞄。稿子还提到“冯副局长、刘旭队长、卡腾教导员等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那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但我和呼格吉勒图进了警局后就一直被分开,他们怎么同时扫到我们两个人的?我一遍遍地向亲戚、朋友解释,报纸上都是瞎写,跟当时的事情经过都不一样。我把我的经历原原委委说了一遍,但没有人相信。从那以后,我在工作时,就会有别的车间人跑过来问,“哪个愣货跟人家去瞄女厕所?”我再没见过呼格吉勒图,呼格吉勒图的庭审、公审乃至执行死刑,我都没去看,我怕到了现场心里难受。死刑执行后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活在压抑之中。我曾梦见呼格吉勒图活着,不知道他跟我说啥,我就感觉到他活着。第二天梦醒了,我就特别难受,出去找人去喝酒,大醉一场,或者去朋友家或者当年的同事家聊聊天,大哭一场。 3.“这些年,我从没去过呼格吉勒图的墓地”卷烟厂的工作是亲戚介绍的,出事了人们指指点点,我感觉对不住亲戚,那年5月份,我从卷烟厂辞职了。这让我失去人生最好的一次机遇。虽然那时在厂里是临时工,但我和呼格吉勒图都是最早一批的临时工,每个月能赚200多元钱,比一些单位的正式工的工资还要高,月底烟厂还会发10元一条的钢花和20元一条的大青山。要是能转正就更好了,正式工每个月能赚300元,奖金能拿四五百,发4条钢花、2条大青山。我和呼格吉勒图当时特别羡慕,最大的理想就是转正。结果出了这事,这个案子改变了我人生,辞职后,我四处打零工:在浴池给人当服务员,工地上当苦力,玻璃厂做工人……现在我在物业工作,快40了还在单身,一个月赚2000多,基本都贴补了父母,几乎没有积蓄。有时候想想,这种活法还不如不活。但也就想想,我不能丢下我爸妈。我妈妈小时候赶上脑膜炎,打青霉素过敏损害了听力和表达能力。现在老两口住在一室一厅的老房子里,我借住在姥爷姥姥家。这么些年,我从没去过呼格吉勒图的墓地,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在卷烟厂的时候,我和呼格吉勒图是无话不说的好兄弟,吃饭也不分你我。休息的时候会结伴去录像厅看录影带,看《英雄本色》的小马哥,看洪金宝的武打片。如果没发生这件事,我俩现在最起码已经是正式工,一个月赚七八千,早已经成家立业了。现在没事儿干就领着孩子坐在一块喝点酒,一起出去玩,家庭生活不知道过得多幸福。现在想这些也是白想。这些年,我见到警察都躲着走,“好好的做人,为啥要跟警察打交道。”那件事后,我一直想就算有一天我被抢劫了,只要我身上没受伤,我都不会报警。尽量不跟警察打交道,太麻烦。 4.“人生能重来,我一定死死拉住他,不让他去报案。”我记得是2005年11月,市局(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民警找我,把当年的事重问我一遍。他问我,“最近有人找过你没有?”“没有。”“今天我们来找你,你有啥想法没?”我当时感觉很奇怪,就反问他们,“是不是当年的案子闹错了?”警察沉默了一下说,“你回去吧,这件事你也不要跟别人说,我们有啥事还会找你。”后来在报纸上看到,日,一个名叫赵志红的连环杀人犯落网,据他供述,他曾在1996年4月的某一天,在卷烟厂附近一个旱厕奸杀一名女性。我当时一下就蒙了,怎么可能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发生两起一模一样的案子。一年后,赵志红主动写了《偿命申请书》,承认自己是犯下此案的凶手。知道后我心情特别复杂,因为呼格吉勒图被冤枉了这么多年,我也被误会了这么多年。那时候,只有几家媒体过来采访,影响力不如现在,但是周围的好朋友都已经听说了这事。我当时特别高兴,以为案子很快就能弄明白,没想到一拖这么长时间。直到今年,四中全会之后,突然又有了案子要再审的消息。这次的媒体力度真是太大了,现在手机上、电脑上,到处都是消息。除了呼格吉勒图的案子得到关注,我也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了。但媒体的报道太多,也会有一些困扰。有家媒体来找我做视频采访,我说把脸部打上马赛克,但他没给遮,就播出了,我常去的理发店老板就把我认出来了,“你就是网上那个人吧?”网上说啥的都有,有说我该要赔偿,要说我没想过赔偿的问题是假的,但是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是让官方公布呼格吉勒图案真相。对我来说,这件事在心里已经慢慢过去了,现在再提起来,确实挺委屈的。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还他们家一个公道,问问当年这些警察为啥要这样做,是怎么刑讯逼供的,追究他们的责任。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我,说我没被抓是因为出卖了呼格吉勒图。我想说的是,你们不知道真实情况就不要瞎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当时的事情真相,闫峰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我用人格担保,我说的全是事实。我从来没有出卖过呼格吉勒图。难道我说把谁枪毙,警方就把谁枪毙了?当时主要证据不在于我的口供,而在于指甲里的血迹和他的口供。假如人生能重来一次,我还要和呼格吉勒图做好哥们,但那天我一定会死死拉住他,不让他进女厕所,不让他去报案,一切可能就都不一样了。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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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直到他被恐怖分子斩首,人们才开始知道这个叫做后藤健二的日本男人——他长着一张典型的“日本脸”,坚毅、隐忍。 在闯入“伊斯兰国”据点前的最后影像里,他声音平静、毫无惧色。即便是在刽子手行刑的画面中,他也表情凝重没有胆怯。他说:无论我出现任何意外,都请不要怪罪叙利亚人民。 自由记者、基督徒,出身日本富足家庭,却投身当今世界所有被战争蹂躏的地方。在作为人质被杀害之后,“自由记者”后藤健二以他的死,传达了他作为“牺牲者”想传达的信息。“去国外出差。29号上午回国。”与后藤健二结识10年的高中教师伊藤和正,接到了朋友最后的邮件。日,后藤健二出发前往叙利亚,在他的计划中,此行只有短短一周,却从此杳无音信。他的样貌再次出现在伊藤和正面前,是日——那一天,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在网上放出两位人质被劫持的视频。后藤健二和汤川遥菜身穿橘色囚服,身后是一名蒙面男子。对方要求日本政府,支付2亿美元赎金。后藤健二78岁的母亲石堂顺子,很快在东京召开记者会。她一边流泪,一边朗读写给首相安倍的请求书,呼吁日本政府营救她的儿子,后藤健二的名字很快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然而人们等来的,却是这位自由记者杀害的另一断视频——他的生命终止在47岁。在被绑架之前,身为自由记者的后藤健二,曾多次从土耳其边境进入到叙利亚的“ISISI”据点,带回那里平民痛苦的声音。不过,最后一次深入险境,他却是去营救自己朋友——已经被“ISIS”绑架的汤川遥菜。后藤健二为未能劝说汤川不要前往险境而懊悔不已。他认为自己对朋友负有责任。在同行们眼中,后藤健二并不是一个“蛮干硬上”的人。认识他的几位日本摄影师都知道,“他总是与最前线保持着距离。”——因为他对军事不感兴趣,而更愿将镜头对准平民的苦难。同行们认为,这一次,后藤健二极有可能是因为得到了“情报”,才铤而走险。因为在叙利亚,扮成翻译和向导把外国人卖给“ISIS”的“诱拐生意”横行。东京电视台的福田裕昭也曾记得后藤健二对他说过:“我有孩子,我知道不能硬来。”叙利亚记者阿拉丁?扎艾姆曾为后藤健二担任翻译。他曾几次劝说后藤健二放弃他的营救计划,但后藤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我有门路。必须得去。”10月24日,阿拉丁?扎艾姆陪同后藤健二前往距离国境以南20公里的“ISIS”控制地区马雷亚(Marea),并在那里留宿一晚。当晚,后藤健二让他用智能手机为自己拍摄了一段录像。在录像中,后藤健二用说道:“接下来我将去往拉卡(Ar-Raqqah)。那里被称为‘伊斯兰国’的据点,十分危险。因此,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怨恨叙利亚人,只愿这场内战早日结束。”“这是一段很危险的旅程,”后藤健二随即又用英语说道:“如有不测,所有责任都由我自己承担。”他将写有妻子和日本电视台联系方式的纸交给扎艾姆,第二天早上便与另一名叙利亚翻译乘车出发……后藤健二消失了。他的推特页面停留在2014年10月底——那时候,他正经过“ISISI”所控制的区域科巴尼。 2.“牺牲者”的信仰后藤健二曾为自己年轻时的人生“傲慢”悔恨不已。那时候,他还没成为一位自由记者和基督徒。年轻的他在担任健身教练时,与老板发生过财务纠纷;还曾租下高级公寓经营色情业,引起附近居民抗议。直至1996年,后藤健二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社”公司,开启自由记者之路,奔赴战地——这个曾经“不闻窗外事”的日本年轻人,终于看到了外面世界难以想象的“炼狱”。日本主流媒体很少愿意自己的记者送去危险地带,于是后藤健二这样的自己承担费用的自由记者,便主动承担了传递信息的责任。2000年7月,后藤健二反映西非内战的处女作在日本播出。在采访曾经的童兵,这位16岁少年噙着泪对后藤健二说自己“无法憧憬未来”。后藤则把手放到少年的肩上:“对不起,刺了你的痛处。”这一次采访经历给后藤健二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他后来将童兵的故事写成了一本《比起钻石,我更想要和平》,书中描写了童兵因杀人经历痛苦不已,希望重新做人。后藤健二在书中写道:“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们。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以各种方式向他们不断伸出援手。”在利比里亚,后藤健二曾目睹无数的尸体被推土机推到一个游泳池大的坑中。在伊拉克,他曾被枪抵着额头。在那些炼狱般的战地。他仍然试图发现发现孩子们的“希望”,并传播出去。他先后出版了描述爱滋病少女故事的《出生在爱滋村》,讲述在内战中幸存家庭的《卢旺达的祈祷》,及讲述阿富汗少女的《如果能去上学》……神让他目睹苦难,也让他经历救赎。1997年,后藤健二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他曾对朋友说,“如果在采访地丧命的话,没有谁陪在身边可能很寂寞吧。但是如果到了天国,耶稣如果能来迎接我的话,就不寂寞了吧……”从此,他每次出行总带一本小小的《圣经》。2012年,后藤健二开始深入叙利亚及报道普通人的生活。“明天我要去叙利亚。”后藤健二总是表情平静的对朋友们说,“叙利亚有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但有很多人在那里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他们一定有想说的话或者想传递的信息,能将这些传递给世界,我的工作就算成功了。”他同遭到士兵侵害的妇女交谈,同保护难民们逃跑的叛军对话。在遭遇不测之前,后藤健二曾经历过太多“赌上性命”的时刻。该走哪条路能够安全达到?有时候他也只能在心里“问下上帝”。2014年初,后藤健二就曾有过一次在叙利亚短暂被捕的经历。他在2月2日写给东京电视台朋友福田的邮件里说:“我被拘捕了。这样的事情在叙利亚不会是第一次,我也有了相应的应对准备。这次我成功逃亡到了土耳其,只是丢了照相机和三脚架。”但最后一次,他没有这么幸运。在后藤健二被当作人质绑架之初,日本民众对并没有对他报以太多同情。在日本国民眼里,孤身一人前往叙利亚试图营救汤川遥菜,是“幼稚的个人行为”,显然不值得同情——在日本的“耻”文化里,这被视为给国家添麻烦。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就在2月4日指出,后藤健二“无谋之勇”,不值得效仿。而一些日本年轻人甚至恶搞、模仿起了后藤健二被捆绑的视频。当然,在后藤健二被杀害之前,日本民众并不了解这位自由记者的人生。当死亡让他的故事得以流传,日本网民才开始对后藤健二发出非同以往的同情。身在纽约的日本电影制片公司负责人西前拓是后藤健二的旧友。他模仿巴黎《查理周刊》遇袭事件,首先在Facebook上发起了“I AM KENJI”(我是健二)活动。全世界网友开始传播后藤健二的笑脸,并纪念他所做的事情。日本记者池上彰则在NHK节目《儿童新闻周刊》中讲述了藤健二作为嘉宾出席节目的情形。池上彰说,这位独立记者一直努力将中东战乱地区的纷争及悲惨情况,简单易懂地传递给日本国内的孩子——因为他认为,生活在和平世界的孩子们,无法想象战乱究竟是什么样子。”英国《经济学人》东京分局局长亨利?特里克斯则觉得,后藤并不是典型的记者,也不是典型的日本人,但他作为记者而言可谓世界一流。亨利?特里克斯曾问后藤,如何进入交通不畅的危险地带?后藤健二的答案是:无论去哪里,都有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道路,“人们会为他指出道路。”和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硬汉形象形成反差,后藤讲话时温和稳重。“他对‘战争孤儿’抱有慈悲情怀,将孩子们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来体会。”而他现在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他最后一次离开日本的时候,最小的女儿才出生一周。在最后的影像里,后藤健二主张如出现安全问题,责任归自己,就是为了不牵连他人——“这是他的体贴所在”。在后藤健二遇难之后,他的四本书订购量激增,日本儿童文学出版社《汐文社》计划增印后藤的书,让孩子们读到后藤想要传达的讯息。日本国际记者竹田圭吾说,后藤健二真正想要传达的是:“真正的人质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平民。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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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层神秘面纱背后:催情药都是假货,避孕套有几十倍利润,全球性玩具70%产自中国。 详细
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11月13日,欧阳自远在贵州师范大学做宣讲报告。来源:金黔在线新闻背景:12月2日凌晨,中国西昌,承载着国人千年追月梦的嫦娥三号,开始了“她”的奔月和落月之旅。无数人为此而振奋。这将是中国航天器的首次登月,意味着我们离月球又近了一步。在北京北四环外的国家天文台里,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先生,无疑是数亿国人中最为此刻骄傲的人之一。他连续七年担任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现任探月工程领导小组高级顾问,被称为“嫦娥之父”。中国探月之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荣耀背后有哪些辛酸?我们离登月到底还有多远?嫦娥三号发射之际,搜狐网专访“嫦娥之父”,试图从元老视角,解读我们和月球的故事。 嫦娥三号的发射,让79岁的欧阳自远先生,又进入到夜不能寐的状态。 在老人心中,“嫦娥”系列如同他的孩子。他亲手将“大姑娘”嫦娥一号送入月球轨道,完成任务后撞月,目送“二姑娘”嫦娥二号紧随其后,至今在太空翱翔,这一次,“三姑娘”嫦娥三号再次出发,并肩负开拓全新领域的任务:携带“玉兔号”月球车首次实现月球软着陆和月面巡视勘察,开展月表形貌与地质构造调查等科学探测。 发射前几天,欧阳自远心情一直很复杂。 “一方面是担心,其实是没有具体对象的无谓的担心,一方面又很有信心,信任我们这批人是真正有能力的”,11月底,国家天文台的办公室里,他笑着摇摇头。他已经不需要对嫦娥三号探测结果直接负责,但作为元老,他永远逃离不了这种压力。 这已经是他当天接受的第三场采访,这些日子他格外忙碌,每天凌晨才能入睡,早上6点准时起床,“很累,大部分时候睡得不错,但只要睡前想起发射的事情,就难以入眠了”。 “嫦娥三号”从发射到着陆的整个过程中,探测器能否被月球抓住和实现软着陆,是欧阳自远最牵挂的两个步骤:前者决定探测器是否能顺利进入月球轨道,后者决定“玉兔号”是否能开始“月球漫步”。 而月球备选着陆区虹湾的图片,欧阳自远已经记不清看过多少遍。办公室墙上挂有一幅约2米长的月表照片,“虹湾”在一片开阔地带,“我们把这一大块统称为‘广寒宫’”,他指着“虹湾”位置笑着说,“这次嫦娥要回广寒宫后院了”。 在“广寒宫后院”里,嫦娥三号探测器主要完成观天、看地、测月三项任务,即用月基天文望远镜观测天文,用月基极紫外照相机检测地球等离子体层的密度和结构变化,用雷达探测月球次表层的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欧阳自远此次最期待得到的科研成果,每次向记者介绍时,他脸上总有掩饰不住的兴奋。
2006年,欧阳自远参加第36届世界空间科学大会。来源:中国经济网“经受不起失败” 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卫星发射,13天14个小时19分走了206万公里,最终进入月球轨道。 “老天爷,那真是煎熬”,欧阳自远感慨,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十几天,“心都是悬着的”。他总担心技术有疏漏,近二十万个元器件,只要一个出了问题,就是前功尽弃。特别是最后几天,手心一直出冷汗,血糖血脂血压全高。 中国人从来没有走过那么远。 确认嫦娥一号卫星被月球“抓住”,进入月球轨道的瞬间,他抱住时任总设计师孙家栋大哭了一场。“恰好的距离,恰好的速度,恰好的方向,一切都做到了”。美国和前苏联的探月工程失败案例,多发生在这个位置,要么飞得不知踪影,要么直接撞向了月球。 在现场报道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请他谈谈当时的感想,他只是反复念叨着“绕起来了”,“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巨大的压力让他如今想来都感慨,“一般人可能经受不起”。 作为科学家,他清楚科学试验难免失败,但在中国航天事业却有“不成功便成仁”的“特色”,“我们的民族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他明白,一旦失败,自己这一生都会很难平息,“我从来不在乎名誉和地位,但我会觉得责任没尽到,愧疚一辈子”。 他很佩服美国对待科学的态度。两架航天飞机爆炸,14名宇航员牺牲,但他们依然在坚持,总统发表演说表明态度:我们还要继续去实现探索宇宙的愿望。 在中国,很难做到这样的坦然。探月早已超出了纯科学的意义。 在高度紧张的压力下,欧阳自远也闹出过笑话。2007年嫦娥一号进入月球轨道后,欧阳自远对系统下达“拍照”的指令,3秒钟后,屏幕仍然一片漆黑,没有获取图片——他清楚,信号从月球轨道的嫦娥一号传输到地面系统,只需要1秒多的时间。 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出问题了。没等多想和开口问,屏幕亮了,出现一张月面照片,他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反应过来,“信号往返的时间,不正好是3秒左右吗?” 2009年3月,嫦娥一号完成绕月1年零4个月的使命,撞向月球。 “最心疼了”,直至今日,欧阳自远仍然大呼伤心,“‘她’真的是为了科学勇敢献身,粉身碎骨,报效祖国”。嫦娥一号撞月的最后时分,仍在不停地传回照片,但所照区域越来越窄,“飞得真好”,他的语气充满疼惜。 “鸦雀无声”,嫦娥一号传回最后一张照片后,彻底失去了信号,现场五六十人的屋子,谁也说不出话来。欧阳自远随后立下规矩:今后绝对不能再撞了,“实在舍不得”。 “所以嫦娥二号很幸运”,他一脸为孩子而骄傲的神情,“‘她’永不退役,直到与地面失去联系,我希望‘她’永远翱翔下去”。 北京,欧阳自远为青少年介绍月球环形山知识。来源:《北京日报》 “我是做月球的。”11月初,在果壳网举办的“万有青年大烩”活动中,欧阳自远受邀做一场15分钟的演讲。开场白一出,现场马上一阵躁动。 他接着说道: “我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因为不能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他笑了笑,话锋一转,“但我们的工作却为整个中国的技术进步做了贡献”,比如带动关键技术的攻克,使更多企业的技术适应时代要求,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等。此外,探月工程还能推动科学进步,促进队伍培养。 在台下年轻人专注眼神的注视下,他侃侃而谈,讲月球的来历、中国为什么要探测月球、中国探测了什么、对世界有什么贡献。 “只有15分钟,还有好多想谈的,时间不够,有些遗憾”,欧阳自远称,主办方已经在筹办一次专场讲座,邀请他参加。而果壳、豆瓣等网站的论坛里,有不少听过演讲的年轻网友称自己现场落泪了,“很感动”。 在欧阳自远的生命里,“月球”是比吃饭睡觉重要得多的事情。 他从1958年起研究陨石,1993年提出中国开展月球探测的申请报告。围绕这个项目的论证进行了约10年,2004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批准,启动首次月球探测工程。 工程正式启动前后约两年的时间里,欧阳自远一直在游说不同人群,解释中国探月工程的意义,“一年做了50多场科普报告”,有媒体将其称为“宣传理想的虔诚牧师”。这个过程很艰辛,却也让他感受到了“排山倒海的力量”,“理解的人都表示了支持”。 随着探月工程的顺利进展,人们提出的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如今,欧阳自远被问到最多的是“我们在世界上排第几位?” 提问者身份多样,包括官员、学者、学生等等。“我们总是热衷于这样的排名,很浮躁”,他相信这只是阶段性的“苦恼”,熬过这个阶段,人们的关注终会回归到科学本身。 他也清楚提问者的期许,尤其是官员,“我们的技术落后于美国,这是常识,大家都接受。很多人希望我们能排到第二”。 “我说得排位越高,听者越高兴”,但他总是泼冷水,“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胡说八道。”他分析,美国和俄罗斯在整体技术、科研水平、队伍建设方面,都要强于我们,日本、欧洲和中国算是后起之秀,但各有优势,比如日本的器件设备很好,欧洲在理论和材料等方面,明显强于我们。 这样的回答很容易让官员不满意,“没办法,不能一味迎合他们的口味”。 科学如同一种基因,流淌在这位老者的血液里。香港回归前,有人提出要发射一块纪念品到月球上去,以表庆祝,预算14亿元。欧阳自远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很简单,第一,这事儿不是为了科学研究,没有意义,第二,花纳税人的钱一定要精打细算”。所幸,该方案最终被高层否定。 对于月球,他有自己的畅想。中国探月工程的远期目标之一是在月球上建立基地,欧阳自远认为,基地建设可以考虑“延安”模式,操纵机器人在月球上挖“窑洞”,确保其密闭性,随后在窑洞内部打造出地球环境,并配备生命保障系统。 但他认为,人类大规模移居月球,并不具备可行性。“月球不具备人类生存的环境”,除去昼夜温差大、太阳辐射强等难题,大气层是最基本的问题,“月球本身太小,抓不住大气层”。 至于中国人什么时候能登上月球?欧阳自远称,目前无法给出时间表。 他介绍,美国航天局局长曾发表讲话,称“假如中国人愿意,他们将会在2020年实现载人登月”,也有中科院院士给出2025年、2030年这样的预测。对于这些说法,他“不做评论”,但他也透露,自己心中的日期,比上述都要晚。 “我不是追求提高国家的知名度,增加民族的振奋精神”,正如他在“万有青年大烩”现场告诉年轻人的话,“我认为这些都是虚的,我们切切实实做事情,也的确发挥出了效果”。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同时,他也有浪漫的太空梦想,“月球只是开始,太阳系是宏大的,我们中国人还要走得更远”。导读在10月14日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流血冲突发生前,杨维骏便已经长期关注当地土地问题。在耄耋之年,92岁的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走在为民请命的反腐之路。 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与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他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 30年来,他坚持写信检举腐败官员,甚至开公车带领农民进行土地维权。正是他多年坚持写信举报,主政云南十年的前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这让他在民间获得美誉的同时,又与现在的官场格格不入,甚至成为很多官员眼中的异类、“刺头”。 老人说,他还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他是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过革命活动,文革期间曾被打为“右派”,却不改初心。作为退休30年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在昆明市中心一座老干部小区里,杨维骏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多年来,站岗的武警、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于见到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上门拜访杨维骏。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判断出:扛着背包、拎着本子的是记者,手里拎着信封和材料的则是访民。因为云南省前省委书记白恩培的落马,最近这段时间,杨宅的访客数达到了高峰。为了保护杨老先生,值班室的人会谨慎地让访客在小区外稍等,然后致电杨宅。9月的一天,一个头发全白、身材瘦削的老人从小区里迟缓地走出来。他时常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蓝色衬衫,微微驼背,思维却非常清晰。他走到值班室旁边,一群来自晋宁县富有村的农民立刻拥了上来,齐呼“杨爷爷”。他们正在等着他参加庆祝白恩培落马的晋宁访民大会。杨维骏递给农民领导一叠发言稿。“这次大会我就不去现场了。反腐的战斗正在最关键阶段。” 杨维骏长期关注云南基本农田被占问题,这几年多次到富有村对基本农田被强占的问题进行调研。然而,10月14日,他不忍见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0月14日,在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暴发了一次因强占基本农田导致的流血冲突,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冲突背后,是云南近年来的土地问题。因为土地问题,杨维骏与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有着矛盾。矛盾始于2001年,白恩培调任云南省委书记时。白恩培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大片基本农田被毁。在其“快速发展”口号的指导下,云南毁坏生态,变卖矿产,强征民地,强拆民房。作为一个不讲“官场规则”的老干部,杨维骏常在省政府的会议上提意见,让白恩培非常讨厌。从此以后,每次发言,杨维骏都会被安排在最后,快轮到他时,会议已经结束。2008年,杨维骏从举报者口中得知:价值5000亿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刘汉以10亿元人民币控制了60%的股权。而作为国企的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由其控股,却被白恩培拒绝。省内诉求无门,杨维骏便开始写举报信,向各级政府和中纪委举报。2012年12月,他还曾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写过一封举报信。多方举报无门之下,2013年夏天,杨维骏想趁去北京治疗眼疾的机会去中纪委举报。进京举报之前,省里有人得到了风声。省政协邀请了省委办公厅、统战部和政协的一些干部,为杨维骏专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事后,杨维骏用“批斗会”来形容这次会议。会议大厅里,近二十个领导干部坐成一圈,中间是杨维骏。一位领导问杨维骏:“听说杨老你举报了六个问题,你为什么把那六个问题在网上晒出来?” 杨维骏回答说:“不是我晒出来的,是《财经》杂志的记者晒出来的。” 虽然年过90,但杨维骏却一直关注时事新闻。2013年,他从新闻中看到,《财经》杂志社副主编罗昌平坚持向中纪委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直至其落马。他认为罗昌平是同道中人,便通过《财经》杂志的一位记者,把六个案件的材料交给罗昌平,其中包括晋宁、福海等地的基本农田问题以及兰坪铅锌矿案问题,希望他能够把材料直接交给中纪委的领导。后来,《财经》杂志报道了兰坪铅锌矿案,并把部分举报材料发上了网络。领导又问:“你所举报的这六个问题全部都解决了,为什么你还要举报呢?” 杨维骏反问:“假如都解决的话,为什么群众还跑到北京去上访呢?很明显,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 两番问答,杨维骏都占了上风。领导终于急了:“美国是讲民主的,对斯诺登尚且要严加防范限制。所以我们对你,也要限制。” 杨维骏终于生气了:“身为党的干部,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美国是假民主。” 事后,杨维骏向记者解释,在他眼中,美国对内是民主,但对外是强权政治。“我说美国是假民主,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了,他不敢再说了。难道他说美国是真民主,他敢吗?这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了。” 此外,杨维骏对领导公然拿“斯诺登”打比方也有意见。“斯诺登是揭露美帝国主义黑幕的英雄——连我们香港政府都拒绝了美国的引渡要求,允许斯诺登前往莫斯科。” 领导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讨论,质问杨维骏为什么参加“晋宁农民万人维权大会”。杨维骏反问:“我为什么不能去?再者说,晋宁县县委书记最后也表态了,欢迎我常去指导。” 领导无奈了:“他那是跟你讲的客气话。” 杨维骏反驳:“我这个人从来不懂客气话,我说话只会直来直去。” 这引发了会场一片笑声。一波三折之后,杨维骏终于成行北京。随行的,除了老伴王婉蓉之外,还有一位省政府派的工作人员。事后,杨维骏才知道,这位同志的任务,是来“监视”自己。这一天,中纪委信访办的门口,排着三排长队。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访民——时年91岁的杨维骏老先生。信访办的一位老干部专门接待了杨维骏,看到杨老的退休证和举报材料,他说:“我们感激你,代表党组织感激你。” 事后,这位干部赞扬说,杨维骏有三个突破——第一个突破:年龄最大,第二个突破:职务最高,第三个突破:举报完全不为自己。得知杨维骏去中纪委举报,随行的那位省政府工作人员慌了,对杨维骏的老伴和女儿说:杨老一定是去中纪委举报去了,那我回去要被整的。“杨老告不倒他们的,省里对杨老早都不耐烦了。” 事实证明,他错了。一年之后,日,中纪委宣布:白恩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2.从“公车上访”到“万人大会”对白恩培的举报,只是杨维骏反腐30年反腐生涯的一部分。除2013年举报白恩培事件之外,最出名的一次,是2010年的“公车上访”事件。日,时年88岁的杨维骏坐在黑色奥迪政府专车上,带着两辆面包车,带驶进了省政协,也驶进了公众的视野。杨维骏带着12个访民,在省政府里挨个办公室敲门,却无人敢应,明显在躲着他。过了几天,省政协委派一个干部劝杨维骏说:你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不太合适。杨维骏反问:“我的公车是不是规定只能用来游山玩水,不能调查研究、为民请命?你这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干部哑口无言。这次“公车上访”,起因是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一位大学生找到了杨维骏,把村里一千八百亩良田土地被镇长强征,房屋被强拆的事情告诉了他。杨维骏马上去村里调查。他实地考察发现,村民的土地被强占,又没有拿到补地,一些老年人没有地方住,被迫住在猪圈、柴房里面。调查了实地情况后,杨维骏找上有关部门,质问说:“根据国家规定,对农民的基本农田,要先补后占。你们补了土地吗?” 一位官员回应说补了。杨维骏追问,补在什么地方?那位官员说了一个偏僻的地点,“真补了,不信您去看。”事后,杨维骏回忆说,那个官员可能是觉得,自己已经80多岁了,随便说一个偏僻的地点,自己不会去查看。然而,杨维骏到那里一看,是一片荒山,上面什么都没有,也无法种植粮食。他回到有关部门,继续追问:“荒山怎么能算补呢?”那位官员又指了一处更偏的地点给他。执拗的老人再次去实地考察——结果,又是一座荒山。“都是假的,他们就这样骗我。连我都愚弄,农民又怎么能拿到补偿呢?” 后来,杨维骏带着几个政府干部去韩家湾村实地考察,把村里的情况一一向他们指出——有老人没住在自己的猪圈里,没有水,没有电,阴暗潮湿,一年之内病死了二十几个人。还有一个92岁的老人,实在受不了,就跳鱼塘自杀了。政府干部回答说,这是正常死亡,是病死的。杨维骏生气地问:“在这个条件下死亡,怎能算是真正的自然死亡?” 2012年,昆明晋宁县广济村等13个村委会因为征地问题的维权事件被媒体大量报道,2013年,更曾有过一次村民“万人集会”。村民代表王春云回忆,2013年3月,接到举报材料的杨维骏打来电话,在电话声援大家,并要求大家依法维权,后来还曾亲自参加。杨维骏回忆,参加大会之前,时任晋宁县委书记曾到杨维骏家,希望他不要去。杨维骏反驳说:“他们维权是坚决拥护中央和省委的政策,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求惩处违法乱纪干部。作为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参加?” 劝阻无果后,县委书记只好说“欢迎杨老多去指导”。老人还建议县委书记多去听听群体的诉求。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和政府多年的实践经验。现在有些干部,开自我批评的内部大会,我说你什么不足,你说我什么不够,就是不敢开门去倾听群众的意见,自我批评完也不解决问题。那都是走过场——自己批评没有用,得打开门让别人来批评。”老人说。最近,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这部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献礼剧,以不回避历史的态度和平民化的刻画引发观众热捧。每晚,杨维骏和老伴都会坐在电视机前等候,每每看得热泪盈眶。电视中那些鲜活的画面,他们都曾经历过。杨维骏正直的品性来自自身经历。其父杨蓁,云南名将,做过孙中山的参谋长,曾与朱德义结金兰。杨维骏3岁时,杨蓁被军阀谋杀,便随母亲逃往上海法租界,童年便目睹了洋人压迫国人的一幕幕,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同情。后来,杨维骏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进入政协工作。1959年,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学者费孝通被打为“右派”。这时,有人找上门,让他揭发检举老师费孝通跟其他的反党知识分子“策划于密室”。杨维骏的回答是:“我不能瞎编。” 因不肯检举老师,杨维骏也被打成“右派”。白天被人监督劳动,插秧、耕田、放牛、修路、上山打炮眼……晚上还要被批斗。在这种压力下,身边很多人吐血死掉了,杨维骏却坚持了下来。他说,20年的“右派”生涯中,是马恩文选拯救了他。“我找到了一个精神支柱,才活了下来。” 这种生活,直到1978年,杨维骏平反,恢复原职。退休之后的30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反腐。1989年,国有企业投机倒把的“官倒”活动猖獗。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活动,云南也成立了一个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时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成为小组副主任。听举报者说昆明钢铁公司有“官倒”现象,杨维骏就带人去调查。发现昆钢一位领导把大量钢村以政府统购的价格卖给广东商人,收了取两辆面包车的回扣。一切证据确凿。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杨维骏汇报完情况后,会场沉默了几十秒——在座的几十位小组成员没一人吭声。坐在杨维骏旁边的小组成员扯扯他的手,轻声说:“你看,人家都后悔了,痛哭流涕了。”杨维骏反驳,不管他流涕不流涕,痛哭不痛哭,他犯了错误,就要依法处理。然而,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杨维骏很疑惑,多方打听得知,那位昆钢领导“上面有人”。在白恩培之前,杨维骏最出名的反腐事件,是上世纪90年代举报原云南红塔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当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虽然云南经济落后,但是烟草行业非常发达。云南的财政收入中,烟草占到70%。有群众向杨维骏反映:红塔香烟的市场价比出厂价高出一倍,烟厂与省内部分领导干部子女勾结,从中攫取巨额利益。1994年,杨维骏向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举报褚时健。后来,潜逃国外的褚时健被捕。1999年,褚时健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维不会用电脑、网络,甚至手机都不会用。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当现实中的反腐之路受到阻碍时,杨维骏还是选择在互联网上另开一条谏言之路。2010年,杨维骏开通了名为“直言”的博客。每当接到维权民众的资料和反腐材料时,他就会把内容手写出来,找到打字复印店,让店里的员工帮他打字并上传到博客上,其中就包括那封“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如今,杨维骏每天坐在家里的书房里,忙于接着各地的来电——有记者采访的,也有农民请他帮忙维权的。书房里满满的堆着各种举报材料。“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就放在他的书桌上。以往,杨维骏还会做些运动,如今,杨维骏每天把多数时间用于查看维权者的资料、证据和相关政策、法律条文。许多案件牵涉到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92岁的杨维骏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来自学。对于这样的生活,老伴王婉蓉有点儿抵触。“我时常跟老杨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他们’手里掌着实权,你只是个退休的老头子。” 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长期举报高官,杨维骏渐渐发现,自己身边飘满了“眼睛”。2013年,接待维权的农民时,一位农民指着一辆车告诉他,这辆车是来监视你的——长期上访的经历,让这些农民已经能够认出政府的车了。杨维骏走过去,敲敲车窗。车内,是政协一位老干部处处长。杨维骏问:你来干什么。那位处长尴尬地回答说:“我在等朋友。”可是他立刻大声盘问那个农民:“你姓什么?你叫什么?你为什么来这里?” 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一位小区邻告诉杨维骏:杨叔叔,我很敬佩你。小区里有很多车子在监视你。在举报白恩培的过程中,杨维骏收到了一封信,署名为“好心人”。信里除了表示对杨维骏举报白恩培的佩服之外,还提醒他说:在省机关里,一位与白恩培交好的高官对他的举报信非常不满,当众大发雷霆,扬言要让杨维骏“永远闭嘴”。“好心人”建议杨老小心人身安全。杨维骏把这封举报信拿给时任省政协主席的王学仁。王学仁说:“量他也不敢,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晚上不要出来。” 2014年,当杨维骏的反腐之路到达高峰的时候,危险果然袭来。2014年3月的一天,晚上12点,一个中年妇女突然开车进小区。被站岗的武警拦下后,她声称是杨维骏的女儿,从北京回来看望父亲,“这么晚了,就别打扰我父亲了。让我自己进去吧。” 负责任的武警带着她一起敲响了杨维骏的家门。门内的杨维骏听出这不是女儿的声音,武警便把中年妇女押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她开始装疯卖傻,审问了一会儿,民警也只能把她放了。老伴王婉蓉年近80岁,以往经常锻炼身体,体质一直保持得不错。2014年夏天,王婉蓉因运动过量,感觉呼吸困难,便到小区内的医院去吸氧。医院把她安排到了一间只有她一人的病房,不一会儿,护士抬来一个银灰色的钢瓶,给她吸氧。吸了几口,王婉蓉觉得病情反而严重了,便打电话把杨维骏叫了过来。杨维骏进病房一看,银灰色的钢瓶上赫然写着“二氧化碳”四个字。杨维骏夫妇拿着钢瓶去化验,结果证明,瓶内确实是二氧化碳。院方解释为“护士拿错了”。那次吸入二氧化碳后,王婉蓉便一病不起。目前,夫妇正在考虑起诉这家医院。虽然心疼老伴的身体,但提到反腐时,杨维骏依然认为,这不过是“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除了继续写检举信和听取访民问题外,老人还有两个梦想,一是出一本自传,希望领导干部们能学习自己的反腐经历;二是想建立一个反腐基金会,专门奖励反腐人士。这两个梦想都需要启动资金,老人正在为此努力。“最近我的月工资涨了1000块钱,又向亲戚朋友借了钱。东拼西凑,已经凑到三万块钱了。”老人欣慰地说,仿佛梦想正在向自己招手。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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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描述了一个隐秘的世界。那里穷尽豪奢、纸醉金迷,高官用巨款给爱情镀上闪耀的金光。 详细
那层神秘面纱背后:催情药都是假货,避孕套有几十倍利润,全球性玩具70%产自中国。 详细
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11月13日,欧阳自远在贵州师范大学做宣讲报告。来源:金黔在线新闻背景:12月2日凌晨,中国西昌,承载着国人千年追月梦的嫦娥三号,开始了“她”的奔月和落月之旅。无数人为此而振奋。这将是中国航天器的首次登月,意味着我们离月球又近了一步。在北京北四环外的国家天文台里,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先生,无疑是数亿国人中最为此刻骄傲的人之一。他连续七年担任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现任探月工程领导小组高级顾问,被称为“嫦娥之父”。中国探月之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荣耀背后有哪些辛酸?我们离登月到底还有多远?嫦娥三号发射之际,搜狐网专访“嫦娥之父”,试图从元老视角,解读我们和月球的故事。 嫦娥三号的发射,让79岁的欧阳自远先生,又进入到夜不能寐的状态。 在老人心中,“嫦娥”系列如同他的孩子。他亲手将“大姑娘”嫦娥一号送入月球轨道,完成任务后撞月,目送“二姑娘”嫦娥二号紧随其后,至今在太空翱翔,这一次,“三姑娘”嫦娥三号再次出发,并肩负开拓全新领域的任务:携带“玉兔号”月球车首次实现月球软着陆和月面巡视勘察,开展月表形貌与地质构造调查等科学探测。 发射前几天,欧阳自远心情一直很复杂。 “一方面是担心,其实是没有具体对象的无谓的担心,一方面又很有信心,信任我们这批人是真正有能力的”,11月底,国家天文台的办公室里,他笑着摇摇头。他已经不需要对嫦娥三号探测结果直接负责,但作为元老,他永远逃离不了这种压力。 这已经是他当天接受的第三场采访,这些日子他格外忙碌,每天凌晨才能入睡,早上6点准时起床,“很累,大部分时候睡得不错,但只要睡前想起发射的事情,就难以入眠了”。 “嫦娥三号”从发射到着陆的整个过程中,探测器能否被月球抓住和实现软着陆,是欧阳自远最牵挂的两个步骤:前者决定探测器是否能顺利进入月球轨道,后者决定“玉兔号”是否能开始“月球漫步”。 而月球备选着陆区虹湾的图片,欧阳自远已经记不清看过多少遍。办公室墙上挂有一幅约2米长的月表照片,“虹湾”在一片开阔地带,“我们把这一大块统称为‘广寒宫’”,他指着“虹湾”位置笑着说,“这次嫦娥要回广寒宫后院了”。 在“广寒宫后院”里,嫦娥三号探测器主要完成观天、看地、测月三项任务,即用月基天文望远镜观测天文,用月基极紫外照相机检测地球等离子体层的密度和结构变化,用雷达探测月球次表层的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欧阳自远此次最期待得到的科研成果,每次向记者介绍时,他脸上总有掩饰不住的兴奋。
2006年,欧阳自远参加第36届世界空间科学大会。来源:中国经济网“经受不起失败” 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卫星发射,13天14个小时19分走了206万公里,最终进入月球轨道。 “老天爷,那真是煎熬”,欧阳自远感慨,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十几天,“心都是悬着的”。他总担心技术有疏漏,近二十万个元器件,只要一个出了问题,就是前功尽弃。特别是最后几天,手心一直出冷汗,血糖血脂血压全高。 中国人从来没有走过那么远。 确认嫦娥一号卫星被月球“抓住”,进入月球轨道的瞬间,他抱住时任总设计师孙家栋大哭了一场。“恰好的距离,恰好的速度,恰好的方向,一切都做到了”。美国和前苏联的探月工程失败案例,多发生在这个位置,要么飞得不知踪影,要么直接撞向了月球。 在现场报道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请他谈谈当时的感想,他只是反复念叨着“绕起来了”,“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巨大的压力让他如今想来都感慨,“一般人可能经受不起”。 作为科学家,他清楚科学试验难免失败,但在中国航天事业却有“不成功便成仁”的“特色”,“我们的民族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他明白,一旦失败,自己这一生都会很难平息,“我从来不在乎名誉和地位,但我会觉得责任没尽到,愧疚一辈子”。 他很佩服美国对待科学的态度。两架航天飞机爆炸,14名宇航员牺牲,但他们依然在坚持,总统发表演说表明态度:我们还要继续去实现探索宇宙的愿望。 在中国,很难做到这样的坦然。探月早已超出了纯科学的意义。 在高度紧张的压力下,欧阳自远也闹出过笑话。2007年嫦娥一号进入月球轨道后,欧阳自远对系统下达“拍照”的指令,3秒钟后,屏幕仍然一片漆黑,没有获取图片——他清楚,信号从月球轨道的嫦娥一号传输到地面系统,只需要1秒多的时间。 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出问题了。没等多想和开口问,屏幕亮了,出现一张月面照片,他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反应过来,“信号往返的时间,不正好是3秒左右吗?” 2009年3月,嫦娥一号完成绕月1年零4个月的使命,撞向月球。 “最心疼了”,直至今日,欧阳自远仍然大呼伤心,“‘她’真的是为了科学勇敢献身,粉身碎骨,报效祖国”。嫦娥一号撞月的最后时分,仍在不停地传回照片,但所照区域越来越窄,“飞得真好”,他的语气充满疼惜。 “鸦雀无声”,嫦娥一号传回最后一张照片后,彻底失去了信号,现场五六十人的屋子,谁也说不出话来。欧阳自远随后立下规矩:今后绝对不能再撞了,“实在舍不得”。 “所以嫦娥二号很幸运”,他一脸为孩子而骄傲的神情,“‘她’永不退役,直到与地面失去联系,我希望‘她’永远翱翔下去”。 北京,欧阳自远为青少年介绍月球环形山知识。来源:《北京日报》 “我是做月球的。”11月初,在果壳网举办的“万有青年大烩”活动中,欧阳自远受邀做一场15分钟的演讲。开场白一出,现场马上一阵躁动。 他接着说道: “我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因为不能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他笑了笑,话锋一转,“但我们的工作却为整个中国的技术进步做了贡献”,比如带动关键技术的攻克,使更多企业的技术适应时代要求,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等。此外,探月工程还能推动科学进步,促进队伍培养。 在台下年轻人专注眼神的注视下,他侃侃而谈,讲月球的来历、中国为什么要探测月球、中国探测了什么、对世界有什么贡献。 “只有15分钟,还有好多想谈的,时间不够,有些遗憾”,欧阳自远称,主办方已经在筹办一次专场讲座,邀请他参加。而果壳、豆瓣等网站的论坛里,有不少听过演讲的年轻网友称自己现场落泪了,“很感动”。 在欧阳自远的生命里,“月球”是比吃饭睡觉重要得多的事情。 他从1958年起研究陨石,1993年提出中国开展月球探测的申请报告。围绕这个项目的论证进行了约10年,2004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批准,启动首次月球探测工程。 工程正式启动前后约两年的时间里,欧阳自远一直在游说不同人群,解释中国探月工程的意义,“一年做了50多场科普报告”,有媒体将其称为“宣传理想的虔诚牧师”。这个过程很艰辛,却也让他感受到了“排山倒海的力量”,“理解的人都表示了支持”。 随着探月工程的顺利进展,人们提出的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如今,欧阳自远被问到最多的是“我们在世界上排第几位?” 提问者身份多样,包括官员、学者、学生等等。“我们总是热衷于这样的排名,很浮躁”,他相信这只是阶段性的“苦恼”,熬过这个阶段,人们的关注终会回归到科学本身。 他也清楚提问者的期许,尤其是官员,“我们的技术落后于美国,这是常识,大家都接受。很多人希望我们能排到第二”。 “我说得排位越高,听者越高兴”,但他总是泼冷水,“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胡说八道。”他分析,美国和俄罗斯在整体技术、科研水平、队伍建设方面,都要强于我们,日本、欧洲和中国算是后起之秀,但各有优势,比如日本的器件设备很好,欧洲在理论和材料等方面,明显强于我们。 这样的回答很容易让官员不满意,“没办法,不能一味迎合他们的口味”。 科学如同一种基因,流淌在这位老者的血液里。香港回归前,有人提出要发射一块纪念品到月球上去,以表庆祝,预算14亿元。欧阳自远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很简单,第一,这事儿不是为了科学研究,没有意义,第二,花纳税人的钱一定要精打细算”。所幸,该方案最终被高层否定。 对于月球,他有自己的畅想。中国探月工程的远期目标之一是在月球上建立基地,欧阳自远认为,基地建设可以考虑“延安”模式,操纵机器人在月球上挖“窑洞”,确保其密闭性,随后在窑洞内部打造出地球环境,并配备生命保障系统。 但他认为,人类大规模移居月球,并不具备可行性。“月球不具备人类生存的环境”,除去昼夜温差大、太阳辐射强等难题,大气层是最基本的问题,“月球本身太小,抓不住大气层”。 至于中国人什么时候能登上月球?欧阳自远称,目前无法给出时间表。 他介绍,美国航天局局长曾发表讲话,称“假如中国人愿意,他们将会在2020年实现载人登月”,也有中科院院士给出2025年、2030年这样的预测。对于这些说法,他“不做评论”,但他也透露,自己心中的日期,比上述都要晚。 “我不是追求提高国家的知名度,增加民族的振奋精神”,正如他在“万有青年大烩”现场告诉年轻人的话,“我认为这些都是虚的,我们切切实实做事情,也的确发挥出了效果”。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同时,他也有浪漫的太空梦想,“月球只是开始,太阳系是宏大的,我们中国人还要走得更远”。,导读从东莞小镇匆忙逃出后,肖红和姐妹们各奔东西:有人藏身乡下,有人躲进工厂,还有人结伴北上,继续淘金。 她们是东莞的技师,也就是俗称的小姐。她们大多出身农村或三四线城市,去南方打工,是父辈们趟出来的唯一出路。可与父辈们的时代不同,凡有些许姿色的女孩,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在流水线上拼命加班,还是在欢场上取悦男人。肖红几乎没有什么挣扎,就选择了后者。那是一个集体性的选择,据媒体报道,在东莞,从事性服务行业的人数约有25万人。 从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刮起的东莞扫黄风暴,让肖红和她的姐妹们四散而去。未来,她们仍然要再次做出选择。机器的轰鸣声从深巷内的工厂中传出。这晚是元宵前夜,但小镇上年味稀薄,夜幕阴沉,烟花冷清。工厂之内,一群神情麻木的打工妹正在紧张忙碌。穿着绿色工装的肖红在人群中显得有些惹眼——纤细的身材、白皙的皮肤、褐色的美瞳、浓艳的美甲 这一切,与尘土飞扬的工作环境并不搭配。在这个工厂里,26岁的肖红只是个“临时工”。就在一周之前,她的身份还是“技师”,或者叫“小姐”,常出入于东莞的洗浴中心、星级酒店和高级会所之中。接受采访时,肖红先是堆起职业的笑脸,称记者为“老板”,随即反应过来,改称“靓仔”——6年的技师生涯,在她身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个工厂只是她的暂避之所——8天前,一场扫黄风暴,将东莞的灯红酒绿扫得支离破碎。2月9日上午,广东省东莞市多个娱乐场所的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被央视曝光。东莞市公安局对全市娱乐场所开展统一清查行动打击卖淫嫖娼。当天下午,肖红和同事们就接到经理的短信:“起风了,未来一段时间自由行动。事情过后,我会联系你们。”肖红并不是第一次接到这种短信。自从2009年她开始做这行起,东莞每年都有不同规模的扫黄行动。在行话里,这个叫“起风”。肖红和同事们如同一群候鸟,每当“起风”时,就会躲到广州、惠州等周边城市里。这一次,她躲到了东莞市道滘镇。按照经验,她以为这场风暴会很快过去,几年前,她经历了一次“起风”,结果一个镇扫得人仰马翻,但相隔百米的另外一个镇却安然无事。然而,这次扫黄的力度超出她的预期。新闻一天天跟进,姐妹们的神情也一天天严肃,开始有人联系广州和惠州相熟的会所经理,准备去那里短期工作。很快,广州和惠州也不再是理想的避风地。2月10日,广州市和惠州市公安机关连夜开展扫黄行动,对全市娱乐服务场所开展清查。广东省公安厅公告称:东莞将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扫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也做出“坚决打击、绝不手软、深挖保护伞”的批示。肖红还记得逃离东莞那一夜。当晚,她和几个姐妹在工作的洗浴中心对面找了家火锅店,吃起“散伙饭”。这家店平时24小时营业,吃饭需要排队,这天却空着7成以上的座位。酒桌上,有人打算回老家休息,有人计划出去旅游,也有人联系上其它省份的经理,准备去“面试”。肖红则选择了朋友所在的道滘镇这家工厂临时帮忙,避避风头。席间,小姐们神情落寞。有个重庆女孩认真地说:“我要回老家,嫁人”。一片哄笑声,没人相信。截至元宵节,参加那顿散伙饭的小姐们都已逃离了东莞小镇。百度迁徙图显示:自2月9日扫黄开始后,从东莞迁出的人流激增,去向以香港最多。没有了“肖红”们的东莞,犹如女子卸下了残妆。城市街道车流稀少,高档会所门庭冷落。在一家贴着封条的会所门口前,趴着一只宠物狗。工作人员说,那是匆忙出走的技师留下的。 6年前,肖红入行,穿上人生中第一件漂亮的高档吊带裙,成为东莞地下黄业大军中的一员。她的工作地点在东莞市常平镇一家装潢华丽的洗浴中心。入职前半个月,她接受了严格的体检以及各种职业培训。培训的内容五花八门,比如如何预防艾滋病;比如遇见警察查房时如何用最快的速度穿衣服,哪怕那件所谓的衣服在灯光下近乎透明;再比如如何穿着这件透明的衣服和十几厘米的高跟鞋,在一群男人凶狠的目光下模仿模特走秀……当然,培训的内容也包含著名的“东莞ISO流程”。她不愿讲述所谓ISO的细节,总之是“用不同的姿势取悦那些男人”。正式入职后,另外一个东莞向肖红露出真容。KTV、夜总会、发廊、会所、洗浴中心……名目繁多的场子纵横交错,隐私的性事成为明码标价的生意,只要你有钱,那么任何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洗浴中心是肖红们的主战场。在肖红工作的洗浴中心,客人们的消费每45分钟算“一个钟”,不同的项目包含不等的钟数,每个钟的收费是500起,最贵的2000以上。一个技师红不红,只有一个标准:客人点的钟多不多。肖红说,在多数场子里,经理的权力很大。依靠经理的拉客和推荐,技师才能有钟上,才能拿到不错的收入。在东莞,这一行的竞争非常激烈。日入斗金的小姐们并没有什么尊严,如果客人对小姐服务不满意,可以向经理投诉。经理每填一张投诉单,就可以扣掉小姐几百元奖金。肖红就这样开始了皮肉生涯,她的生活变得规律而又麻木:吃饭、睡觉、上钟。钱慢慢变得只是一个数字。她身边的技师月收入多数超过1万元,客人青睐的头牌技师,月收入可能超过2万。无聊时,她们都沾染上了赌瘾,一场麻将下来,输赢时常超过千元。她们大多没有同龄女孩的爱好,不爱逛街也懒得追求名牌。22岁的张艳是肖红的同乡。她平时的衣服都是在淘宝上买——白天,她大多在昏睡,到了夜里,穿什么名牌其实都一样。张艳曾经有一段短暂的爱情。这个娃娃脸的女孩在入行之初爱上了浴场的经理。男友还算照顾她,从来不上报客人投诉她的单子。但是,每逢男友卖力地向客人推荐张艳时,她总是心情复杂。这段畸形的爱情很快就结束了。在这行做久了,张艳知道爱情是个奢侈品,“我们那不叫谈恋爱,只是搭伙过日子而已”。在蒸汽潮湿的浴场内,没人仔细想过未来的日子。很少有技师选择在东莞买房——对她们来说,这里只是贩卖青春的市场,没有人会在这里安家,就连租房也多数是合租。不是她们付不起房租,而是孤身在外,多个室友多个照应,也多个人说话。只有在青春彻底消散后,才有人想过逃离。一位年近30岁的同行告诉张艳,她存了50多万,准备去个没人认识的小城,开一家美容店,重新开始生活——说这话已经是几年前,张艳有时还会遇到她“上班”,理由是“再多存一点”,后来张艳也就不问了。肖红没想过换行,她的奋斗目标是成为“妈咪”,那时不用再贩卖自己,还可以穿着光鲜地周旋于众多老板间。她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羞耻感。入行之初,她还编了一个弟弟求学母亲重病的段子备用,后来问得人少了,自己也记不清细节了。上网时,她看见论坛有“妓女”“小姐”的标题,总会快速关了页面。几年前,有人推荐电影《榴莲飘飘》,看到简介是小姐的故事,她也就一直没看。她从来不觉得自己脏,只是不愿面对。一年前,张艳的父母听闻女儿在东莞的工作,当着众人的面痛打了女儿。从那天起,张艳就没有回过老家。张艳和肖红的老家在广西农村,村里土地贫瘠,没什么挣钱的路数。每年年关一过,村庄便死气沉沉,青壮劳力开始远行打工。小时候,肖红就知道外出打工已经是人生写好的篇章。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打工族,上世纪90年代初,兄弟俩走出农村,到珠三角做体力活。肖红口中的父辈,有着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坚强、隐忍、能吃苦。在珠三角的那些年,肖红的父亲和叔叔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月收入从几百元涨到两千多元。然而,十几年打工下来,除了抚养一双儿女长大,他们并没什么积蓄,与中国很多农民工一样,打了半辈子工却没有养老金。在中国,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农民们进入城市,以工人的方式工作,却仍然保持农民式的收入,与现代社保制度隔离。在深圳,政府刚刚在2013年出台政策,农民工可以要求工厂追缴亏欠的养老保险。可一切仍困难重重,工人们只能以罢工的方式要求落实这一政策。肖红的父亲和叔叔,从来没有想过养老金的事情,他们对子女的未来期望也很简单:追随自己的足迹,去广东打工——在他们眼里,那里是生活的唯一出路;未来需要的每一分钱,都要现在赚到。虽然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对大多数如肖红一样成绩不好的女孩,生活并没给出更多的选择。18岁那年,中专毕业的肖红和7、8个同乡一起,搭上了去东莞的火车。同乡大哥把她介绍到自己工作的工厂。那是东莞石碣镇一家电子器材加工厂。工作面试仿佛只是走个流程,不到5分钟就结束了。肖红连“碣”的准确发音都读不出,但依然被录用了。从那之后,她开始每天与数千工人一起,在生产线上站足10小时,机械地重复同一组动作……夜晚,她和其他11名女孩一起,挤在一间仅20余平方米的宿舍内。空气中充满潮湿的味道,她感觉自己好像也发了霉。她的月薪不足1000元。她喜欢加班,因为那样可以多赚钱。只有多赚些钱,才能买到喜欢的衣服,才能给年迈的父母寄钱。她想过换个工作,但却没有相应的技能。那时候她眼中的东莞,是一个表情冰冷的大工厂。这也正是东莞的另一重标签:一方面,东莞在向全世界显示其“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的魅力,另一方面,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过于集中又饱受诟病。在工厂密如网织的流水线外,东莞的夜晚纸醉金迷。那里永远不缺热闹的酒吧、夜总会和大商场,在深夜街头,名牌服饰店的橱窗上依然挂着精美的招牌……年轻的肖红们在经历着父辈们想象不到的诱惑。2008年春节,肖红从父母口中得知,当年跟自己同去东莞的同乡,开了一辆车回家。见面时,这位同乡告诉肖红,她在东莞洗浴中心做技师,“一起来吧,很好赚的。”几乎没有任何心理挣扎,肖红就接受了这个工作机会,“如果不这样,我可能一辈子跳不出打工这个圈。”入行后,肖红才发现,自己成了同乡的“下线”。每拉一个朋友入行,她们可以得到4位数的中介费。不久后,肖红便把90后同乡张艳发展成自己的“下线”。发薪水时,肖红偷偷算了下,她的收入是仍在工厂加班的同乡大哥的10倍。就这样,许许多多像肖红一样的打工妹,从工厂的流水线前转移到了洗浴中心的包房内。换行的门路并不难找,即便没有同乡引荐,也可在东莞的街头轻易找到小广告。小广告上的月薪收入总会轻易晃花打工妹的双眼。在张艳看来,几乎所有下水的打工妹都是自愿的,“没人逼我们,如果硬要说,就算生活逼的吧。”在交通发达的今天,肖红和张艳只需要乘坐4个多小时的火车就可以回到老家,但她们总说回不去了,家乡离她们越来越远了。虽然因这次扫黄四处躲藏惶惶不可终日,但肖红从没后悔做这行。“除了干这个,我还能干嘛?”她反问。她夹着一根细长的女士烟,桃红色的指甲上已经有了一层烟垢。(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在民族主义夹缝中,他探寻着日本演员的中国生存逻辑。他的命运随着中日的民间情绪起伏。详细
她描述了一个隐秘的世界。那里穷尽豪奢、纸醉金迷,高官用巨款给爱情镀上闪耀的金光。 详细
那层神秘面纱背后:催情药都是假货,避孕套有几十倍利润,全球性玩具70%产自中国。 详细
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11月13日,欧阳自远在贵州师范大学做宣讲报告。来源:金黔在线新闻背景:12月2日凌晨,中国西昌,承载着国人千年追月梦的嫦娥三号,开始了“她”的奔月和落月之旅。无数人为此而振奋。这将是中国航天器的首次登月,意味着我们离月球又近了一步。在北京北四环外的国家天文台里,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先生,无疑是数亿国人中最为此刻骄傲的人之一。他连续七年担任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现任探月工程领导小组高级顾问,被称为“嫦娥之父”。中国探月之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荣耀背后有哪些辛酸?我们离登月到底还有多远?嫦娥三号发射之际,搜狐网专访“嫦娥之父”,试图从元老视角,解读我们和月球的故事。 嫦娥三号的发射,让79岁的欧阳自远先生,又进入到夜不能寐的状态。 在老人心中,“嫦娥”系列如同他的孩子。他亲手将“大姑娘”嫦娥一号送入月球轨道,完成任务后撞月,目送“二姑娘”嫦娥二号紧随其后,至今在太空翱翔,这一次,“三姑娘”嫦娥三号再次出发,并肩负开拓全新领域的任务:携带“玉兔号”月球车首次实现月球软着陆和月面巡视勘察,开展月表形貌与地质构造调查等科学探测。 发射前几天,欧阳自远心情一直很复杂。 “一方面是担心,其实是没有具体对象的无谓的担心,一方面又很有信心,信任我们这批人是真正有能力的”,11月底,国家天文台的办公室里,他笑着摇摇头。他已经不需要对嫦娥三号探测结果直接负责,但作为元老,他永远逃离不了这种压力。 这已经是他当天接受的第三场采访,这些日子他格外忙碌,每天凌晨才能入睡,早上6点准时起床,“很累,大部分时候睡得不错,但只要睡前想起发射的事情,就难以入眠了”。 “嫦娥三号”从发射到着陆的整个过程中,探测器能否被月球抓住和实现软着陆,是欧阳自远最牵挂的两个步骤:前者决定探测器是否能顺利进入月球轨道,后者决定“玉兔号”是否能开始“月球漫步”。 而月球备选着陆区虹湾的图片,欧阳自远已经记不清看过多少遍。办公室墙上挂有一幅约2米长的月表照片,“虹湾”在一片开阔地带,“我们把这一大块统称为‘广寒宫’”,他指着“虹湾”位置笑着说,“这次嫦娥要回广寒宫后院了”。 在“广寒宫后院”里,嫦娥三号探测器主要完成观天、看地、测月三项任务,即用月基天文望远镜观测天文,用月基极紫外照相机检测地球等离子体层的密度和结构变化,用雷达探测月球次表层的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欧阳自远此次最期待得到的科研成果,每次向记者介绍时,他脸上总有掩饰不住的兴奋。
2006年,欧阳自远参加第36届世界空间科学大会。来源:中国经济网“经受不起失败” 2007年10月,嫦娥一号卫星发射,13天14个小时19分走了206万公里,最终进入月球轨道。 “老天爷,那真是煎熬”,欧阳自远感慨,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十几天,“心都是悬着的”。他总担心技术有疏漏,近二十万个元器件,只要一个出了问题,就是前功尽弃。特别是最后几天,手心一直出冷汗,血糖血脂血压全高。 中国人从来没有走过那么远。 确认嫦娥一号卫星被月球“抓住”,进入月球轨道的瞬间,他抱住时任总设计师孙家栋大哭了一场。“恰好的距离,恰好的速度,恰好的方向,一切都做到了”。美国和前苏联的探月工程失败案例,多发生在这个位置,要么飞得不知踪影,要么直接撞向了月球。 在现场报道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请他谈谈当时的感想,他只是反复念叨着“绕起来了”,“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巨大的压力让他如今想来都感慨,“一般人可能经受不起”。 作为科学家,他清楚科学试验难免失败,但在中国航天事业却有“不成功便成仁”的“特色”,“我们的民族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他明白,一旦失败,自己这一生都会很难平息,“我从来不在乎名誉和地位,但我会觉得责任没尽到,愧疚一辈子”。 他很佩服美国对待科学的态度。两架航天飞机爆炸,14名宇航员牺牲,但他们依然在坚持,总统发表演说表明态度:我们还要继续去实现探索宇宙的愿望。 在中国,很难做到这样的坦然。探月早已超出了纯科学的意义。 在高度紧张的压力下,欧阳自远也闹出过笑话。2007年嫦娥一号进入月球轨道后,欧阳自远对系统下达“拍照”的指令,3秒钟后,屏幕仍然一片漆黑,没有获取图片——他清楚,信号从月球轨道的嫦娥一号传输到地面系统,只需要1秒多的时间。 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出问题了。没等多想和开口问,屏幕亮了,出现一张月面照片,他这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反应过来,“信号往返的时间,不正好是3秒左右吗?” 2009年3月,嫦娥一号完成绕月1年零4个月的使命,撞向月球。 “最心疼了”,直至今日,欧阳自远仍然大呼伤心,“‘她’真的是为了科学勇敢献身,粉身碎骨,报效祖国”。嫦娥一号撞月的最后时分,仍在不停地传回照片,但所照区域越来越窄,“飞得真好”,他的语气充满疼惜。 “鸦雀无声”,嫦娥一号传回最后一张照片后,彻底失去了信号,现场五六十人的屋子,谁也说不出话来。欧阳自远随后立下规矩:今后绝对不能再撞了,“实在舍不得”。 “所以嫦娥二号很幸运”,他一脸为孩子而骄傲的神情,“‘她’永不退役,直到与地面失去联系,我希望‘她’永远翱翔下去”。 北京,欧阳自远为青少年介绍月球环形山知识。来源:《北京日报》 “我是做月球的。”11月初,在果壳网举办的“万有青年大烩”活动中,欧阳自远受邀做一场15分钟的演讲。开场白一出,现场马上一阵躁动。 他接着说道: “我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因为不能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他笑了笑,话锋一转,“但我们的工作却为整个中国的技术进步做了贡献”,比如带动关键技术的攻克,使更多企业的技术适应时代要求,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等。此外,探月工程还能推动科学进步,促进队伍培养。 在台下年轻人专注眼神的注视下,他侃侃而谈,讲月球的来历、中国为什么要探测月球、中国探测了什么、对世界有什么贡献。 “只有15分钟,还有好多想谈的,时间不够,有些遗憾”,欧阳自远称,主办方已经在筹办一次专场讲座,邀请他参加。而果壳、豆瓣等网站的论坛里,有不少听过演讲的年轻网友称自己现场落泪了,“很感动”。 在欧阳自远的生命里,“月球”是比吃饭睡觉重要得多的事情。 他从1958年起研究陨石,1993年提出中国开展月球探测的申请报告。围绕这个项目的论证进行了约10年,2004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批准,启动首次月球探测工程。 工程正式启动前后约两年的时间里,欧阳自远一直在游说不同人群,解释中国探月工程的意义,“一年做了50多场科普报告”,有媒体将其称为“宣传理想的虔诚牧师”。这个过程很艰辛,却也让他感受到了“排山倒海的力量”,“理解的人都表示了支持”。 随着探月工程的顺利进展,人们提出的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如今,欧阳自远被问到最多的是“我们在世界上排第几位?” 提问者身份多样,包括官员、学者、学生等等。“我们总是热衷于这样的排名,很浮躁”,他相信这只是阶段性的“苦恼”,熬过这个阶段,人们的关注终会回归到科学本身。 他也清楚提问者的期许,尤其是官员,“我们的技术落后于美国,这是常识,大家都接受。很多人希望我们能排到第二”。 “我说得排位越高,听者越高兴”,但他总是泼冷水,“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胡说八道。”他分析,美国和俄罗斯在整体技术、科研水平、队伍建设方面,都要强于我们,日本、欧洲和中国算是后起之秀,但各有优势,比如日本的器件设备很好,欧洲在理论和材料等方面,明显强于我们。 这样的回答很容易让官员不满意,“没办法,不能一味迎合他们的口味”。 科学如同一种基因,流淌在这位老者的血液里。香港回归前,有人提出要发射一块纪念品到月球上去,以表庆祝,预算14亿元。欧阳自远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很简单,第一,这事儿不是为了科学研究,没有意义,第二,花纳税人的钱一定要精打细算”。所幸,该方案最终被高层否定。 对于月球,他有自己的畅想。中国探月工程的远期目标之一是在月球上建立基地,欧阳自远认为,基地建设可以考虑“延安”模式,操纵机器人在月球上挖“窑洞”,确保其密闭性,随后在窑洞内部打造出地球环境,并配备生命保障系统。 但他认为,人类大规模移居月球,并不具备可行性。“月球不具备人类生存的环境”,除去昼夜温差大、太阳辐射强等难题,大气层是最基本的问题,“月球本身太小,抓不住大气层”。 至于中国人什么时候能登上月球?欧阳自远称,目前无法给出时间表。 他介绍,美国航天局局长曾发表讲话,称“假如中国人愿意,他们将会在2020年实现载人登月”,也有中科院院士给出2025年、2030年这样的预测。对于这些说法,他“不做评论”,但他也透露,自己心中的日期,比上述都要晚。 “我不是追求提高国家的知名度,增加民族的振奋精神”,正如他在“万有青年大烩”现场告诉年轻人的话,“我认为这些都是虚的,我们切切实实做事情,也的确发挥出了效果”。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同时,他也有浪漫的太空梦想,“月球只是开始,太阳系是宏大的,我们中国人还要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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