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走群众路线，是检验真假左派的一块试金石。有人说，工人阶级是一把破椅子，不能依靠，必须经过他的“修理”才能“依靠”。而对毛和左派来说，真正的群众运动必须一切从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出发，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真正的共产党人，首先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自己也必须在群众运动中改造和提高自己。救民于水火，与增加民众自己手中的权力，前者是拯救，后者是赋权，虽然在一定时间内都能给民众创造福祉，但却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在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阶段，这两件事并没有冲突，都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造反之中。在共产党以人民的名义掌握国家权力之后，两种群众观、两种不同的对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渐渐显露出来，并发生矛盾冲突，在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和其后文革中尖锐地表现了出现。
　　四清运动是在当时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下发动的。这个共识就是：通过运动，解决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缓解一度比较紧张的干群关系，铲除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反对和防止产生修正主义。但是，对于运动的方向、性质，党的最高领导毛与刘之间存在根本的分岐。毛除了强调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之外，他更强调：将传统意识中的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观念颠倒过来。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认为，问题在于让民众永远脱离软弱、愚昧的状态，让民众组织起来、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群众路线。而在刘看来，软弱、愚昧的群众，需要开明的政治精英去领导和拯救，刘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党员必须作驯服工具的论述，和这种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四清运动中刘的多番指示，表明刘把动员起来的群众，看作是一种“双刃剑”：“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不要烧过头。烧到多少度了，就要劝群众、积极分子，不要继续搞了，要实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众运动过火时，是有些征象的。群众运动过了头，群众中有些就不赞成，但不敢讲话，因为空气是那样，怕说了右倾，是庇护地主、富农，庇护四不清干部。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在这里群众更近似爱起哄、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集体智慧的、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群众。
　　刘所提倡的其他几条工作方法，也带着他所特有的精英主义群众观的深深烙印，以及套用白区地下工作经验的痕迹：“你们下去最好保守秘密，不要说自己是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厅长、局长、师长、政委，叫工作人员，让基层干部轻视你，对你估计不足好些。”这是再次重复他1961年“微服暗访”的主题。刘起草的关于印发《后十条》的通知中，特别强调：“这个通知只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工作队，不要在群众中宣读。”后来，由毛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条》对刘这种向群众封锁信息的作法提出批评，认为“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
　　既然不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就要由党和精英来“体察民情”，来“为民做主”，刘指示调查组讲究工作方法，注意群众情绪，注意他们说话的语气，从中发现问题。如你提出一个问题，群众“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笑脸，还是哭脸，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群众变成了不会说话的婴儿，要由父母官们去解读其表情。干部群众一开始说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因为或是被当地干部所胁迫，或是被“极左”所禁锢，不敢说真心话。这真描绘出一个封建传统秩序下的民众状态。总之，群众就是这样一群软弱无助的不幸者，一些沉默的群氓。
　　群众在一开始，是惰性的，需要政治精英反复耐心的启发、诱导，他们才敢于讲出他们心中的真话，一旦将大部分群众都启发、劝导成功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这时的群众就会类似于一种情绪化的、感染上兴奋症的人群，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过火的言论、过火的行动，这时政治精英的任务就是以其清醒的头脑，限制群众的过火言行，强调政策，也就是对运动进行“纠偏”。因而，在运动初期“宁左勿右”，在运动后期“宁右勿左”，就成为领导运动的一个要诀。
　　几乎和印发《后十条》同时，刘以中央的名义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正式转发给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这就是著名的“桃园经验”。这份洋洋六万多字的冗长文件，是王光美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介绍她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进行四清的经验。这篇报告所介绍的“桃园经验”，将刘所主张的各种运动方法，如领导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保守秘密、大兵团作战、掌握群众运动火候等等，都集之于大成，因此给了我们一批生动的例子去了解刘的群众观和群众运动方法。
　　在刘集中优势兵力、“大兵团作战”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区域一压再压，最后缩减为一个地区只搞一个县，全省总共才搞了十个县，而工作队竟达十万人。
　　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王光美后来蹲点的几个地方，工作队数量层层加码。新城县有人口二十八万人，竟去了一万四千多名工作队员。王光美蹲点的高镇大队共316户人家，工作队员曾多达86人。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乐道的“人海战术”。以压倒数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队伍，浩浩荡荡地进村，集中火力向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围攻，将当地权力秩序取而代之，这就是刘、王光美心目中群众运动的理想搞法。
　　如此数量众多的城市官僚精英从天而降，虽然号称是来发动群众，但难免在实际上搞包办代替。据调查资料认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办代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大会小会都由工作队一手导演，把广大群众置于观众地位。发言稿由工作队起草，物色“演员”，进行排练，预演，然后出场，每个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队指点，演出前的讲话稿必须经王光美修改。王光美总结的经验就是：“革命声势，群众压力，真枪实弹，政策感召”：所谓“革命声势”就是运动初期开盲目的从宽从严处理大会，所谓“群众压力”就是根据她定的框框施加压力搞逼供信，所谓“真枪实弹”，就是不发动群众而搞秘密的查帐，找到一两个缺口作为子弹去猛攻，致使“全线崩溃”达到或超过所定的框框为止，所谓“政策感召”就是滥用减免缓。在她的这套战术下，社员无所适从，干部哭笑不得，工作队员心里没底。
　　总之就是以刘邓为中心，改造和建立刘邓化的各级领导，由刘邓化的领导建立刘邓式的工作队，再由刘邓式的工作队“扎根串连”选拔一些听命于他们的“根子”，然后再以这些“根子”为骨干，建立起所谓的“贫下中农队伍”。最后用这样的“队伍”去搞“四清和四不清”的问题。--这哪里是什么群众运动？分明是运动群众。按照《后十条》，“凡不是采取这种方法”建立的贫下中农队伍都不能算数。“一哄而起”的贫下中农队伍都不算数，因为这样的贫下中农队伍没有掌握在他们手里。
　　应该说，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心诚意执行党的决定、贯彻刘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将王光美的动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似乎没有说服力。仅从她在艰苦的农村条件下长期坚持蹲点这一点看，她是有为革命做工作的意愿的。王光美也表现出关心群众的一面，比如：重视妇女工作、为群众作红娘等等。然而，问题在于：她和其他许许多多党的驯服工具一样，是刘式的哲学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刘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大发脾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参与的、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是和《桃园经验》类似的一个样板，“小站经验”同样是在刘的思想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在刘的积极推荐下，中央也转发了这份报告。
　　刘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不从实际出发，而是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毛之所以在《二十三条》里特别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明确了革命的敌人，也正是为了防止他们把矛头向下转到大多数群众的头上。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群众路线。在四个月里，湖南的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差不多组织了湖南全体农民的一半。毛当然对于湖南农民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可以肯定这一千万农民没有一个农会是靠毛“扎根串连”建立的，毛直接插手的也一定很少。共产党当然起了领导作用，但大多数农会是农民自己组织的。
　　在毛心目中，“给那部分社会地位低下、‘愚昧无知’的人以更多的权力”的方法，就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言论的解放，因此，赋权的主要手段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在其他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群众路线，是经过封建传统的“明君”、“清官”的棱镜过滤过的“爱民如子”意识、“为民请命”意识、“青天老爷”意识。重要的也不在于是否把群众挂在嘴边，是否提出包含“群众”字眼的“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的口号或明天的什么花样。重要的在于：让群众有完全的、彻底的、不受任何阻碍的言论表达、批评辩论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后通向一个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人民受官僚或商品所管理的社会。　　
　　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地代表多少将这种严重情况反馈给中央和毛。从这时起，毛就表现出对刘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并发展成为和刘的公开分歧。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对“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毛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对于“人海战术”，毛批评说：“听说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调这么多？……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在会上，毛与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还发生了戏剧化的一幕：毛手拿党章和宪法抗议。事件以刘低头道歉告一段落。
　　中央根据毛对刘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后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据当年参加四清的人回忆，1965年春节期间传来了《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很多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但实际上刘邓还是做自己的一套。
　　八月四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刘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的好！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可见毛对刘镇压学生运动愤怒到了什么程度。他又说：北洋军阀镇压学生；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他批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广播，明确指出：“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他读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大字报和一篇革命演说，给他们写信，表示热烈支持。之后，在八月五日当天的《北京日报》上写了几百字的批语，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公布后，他又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首都革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以这样鲜明的态度，支持革命学生、红卫兵小将大造修正主义的反。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原《红旗》杂志搞了一个调查，题为《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清华大学是刘又一次派夫人王光美蹲的点，和“桃园经验”如出一辙，为害更烈。毛看后，就把题目改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使人们看清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根子就是刘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此，毛总结道：“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这三个“根本区别”把对待群众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区分得简洁明了！
　　自古以来的剥削阶级最怕群众组织起来，所以毛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工农群众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改革后，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连名义上的都不要了，工厂的工会也根本不代表工人的利益，工会干部都是官方指定的，帮着官僚和资本家镇压工人，即使有个名义上的选举也充满着作弊。骨子里他们根本就不赞成工农有自己的组织。就是再搞二、三次，四、五次文化大革命，还会有人要这样做的。只有阶级以及产生剥削阶级及其思想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及其支配下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彻底消灭后才能解决。（百韬网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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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历史真相，打破骗子们的谎言，义不容辞！
　　真相在微历史中。
　　我认真仔细地读过了，文章脉络清晰简洁，对于了解建国以后的历史很有裨益。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体育属于文化一部分，李娜只不过是西方文化输出渗透的载体。湖北副省长机场接机，表明政府面对西方文化渗透，选择了缴械投降。 　　
　　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的一部分，群众运动是群众路线核心保障手段。那么重新审视肯定摆酒学韵是检验群众路线是否落实到位。毛主席说，＂跟学生过不去的军阀不是好军阀＂　　
　　毛左太监又痴望为文革翻案了！毛去世37年多了，你们这些奴才还想让他“群众路线”你们？真是蠢得不能再蠢了！
　　1936年美国女人盗捕大熊猫震惊世界
　　好文，还历史以真象。
　　彻底清算暴尸堂内僵尸人渣罪恶，才是中国唯一出路。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李维民：1955年肃反扩大化的教训
　　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重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全面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要求&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使党史成果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史学界，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学者，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对我们党的历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譬如，对于新中同建立后进行的政治运动，从&反右派&至&文革&十年，都有许多很充分踏实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1955年开始进行的肃反运动，至今还缺乏深入的研究。
凡在1955年肃反中挨过整，在1957年整风鸣放中提过意见的，在反右派运动中几乎都以攻击肃反的罪名打成右派分子。也有不少历史清白，表现一贯很好，肃反运动中还是积极分子的，例如当年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团职少校陈挺，只因对肃反中的问题提出实事求是的批评，那时他就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应从运动的实践和运动的效果去考察&，结果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作为主要罪状，打成右派分子，撤职降级、剥夺军衔，开除党籍和军籍。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党一直没有对肃反运动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一味满足于肃反的必要和成绩，而忽视肃反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教训。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不能认真地认识和总结历史的错误教训，就必然会重犯这类错误，我们党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上世纪50年代的肃反运动，既不否定它的必要和成绩，又不回避运动中的偏差和错误，这不仅是对历史、对党和人民应有的负责态度，对于做好当前和今后公检法方面的工作，也有现实的意义。
1955年开始进行的肃反运动的必要性和成绩，多年来在史书、文件甚至文艺作品中已有充分的表述。为节省篇幅，本文没有对肃反运动作全面评述，主要是拾遗补缺，写过去很少提及的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和问题，可能有一定片面性，希望方家和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正。
&宁左勿右&导致对敌情过分的估计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1950年到1953年在全国进行的剿匪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反革命势力受到沉重打击；1953年朝鲜停战后，国内生产繁荣，社会安定，秩序良好，并没有特别严重的敌情。但是，日，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潘汉年，突然被当做反革命分子逮捕。据杨尚昆回忆：&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毛主席特别批评了党内存在'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他强调，今后必须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在大家注意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再注意防'左'。以潘汉年来说，多年在党内，大家同他熟悉的不少，是与老虎睡过觉，是瞎了眼睛。&&毛主席还说，因为党在过去肃反问题上曾犯过错误，以后采取九条方针生了效，因而形成了一种右的偏向，总是原谅自己而失去应有的警惕，今后必须改正。一时全场气氛十分紧张，事先对此毫无精神准备的中央委员们，包括我在内，听了都大吃一惊。&(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2001年《党的文献》第1、2期)两天前，潘汉年还是3月31日才结束的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副团长，两天后的4月3日，毛泽东仅仅看了潘汉年写的一份材料，就把潘当做反革命投入监狱，这不能不令人吃惊。
潘汉年被捕入狱后，周恩来曾交代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转告副总参谋长兼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组织个小组，调查潘汉年的问题。李克农等经过调查后，曾提出五大反证：(一)中央一再发出过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汉年当年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向中央提供过德军准备进攻苏联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等有重要价值的战略决策情报；(四)我们党组织的机密一直没有泄露，直到上海解放；(五)潘汉年所属的当年起着绝密现实作用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都是知道的。李克农提出的这五个反证，有理有据，十分有力。他的结论是：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党中央慎重考虑。可惜，当时没有采纳李克农的意见。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还公开宣布潘汉年&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同上)因潘案受株连，先后被逮捕的有七八十人。1963年，潘汉年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徒刑，&文革&中再次被捕入狱，1977年4月含冤去世，直到1982年8月才得到平反昭雪。
在潘汉年事发的同时，对文学理论家胡风的批判步步升级。两个月内，胡风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升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再升为&反党集团&，最后定为&反革命集团&。1955年3月中共中央的指示还说：&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可是两个月后，对胡风属于文艺思想方面的问题，就当做政治斗争，胡风和路翎、绿原、阿垅、芦甸、张中晓、欧阳庄、牛汉等大批作家都被钦定为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月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5000多字的20个按语。之后又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了3700字的序言和按语，断定：&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关于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刚刚见报，胡风就被逮捕；一大批被定为胡风分子的进步作家也被投入监狱。1965年胡风被判处14年徒刑，1969年又改判无期徒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平反。
毛泽东在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的序言中说：&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他还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仅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于是，一场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在1955年夏天两个多月内，毛泽东亲自批转的中央机关、军队系统和北京、上海、广东、河北等地的肃反报告20多件，这些报告的中心内容都是&坚决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被揭露和肃清的。&这个估计过分夸大了当时的敌情。存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洛阳拖拉机厂48名J：程师和四级以上技术员中，有13人成为重点斗争对象。肃反运动后期各单位落实政策的结果证明，原来当反革命打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反革命。
在我们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从红军时期的反AB团，抗日战争时期的&肃托&和抢救运动，解放战争时期的三查三整，都出现过宁左勿右思想导致的错误。1955年的肃反运动，一开始又是反对右倾，批判&宁右勿左&，实际上还是&宁左勿右&。潘汉年、胡风两案，就是&宁左勿右&思想造成的恶果。这两个冤假错案，都是违背宪法和法律，不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由个人说了算的结果。有学者认为&个人说了算类似于私设公堂&，我认为这话有一定道理。这两大冤假错案，引发和直接影响了全国的肃反运动，因而在肃反运动中，也就难免不重复类似的错误。
百分之五的指标，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毛泽东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又说反革命分子&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各单位就把百分之五当做一种指标。一个100人的单位，如果打不出5个反革命分子，就是完不成任务，就被认为是右倾，这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在政治运动中作计划、定指标，并非从肃反运动开始，在1950年开始的镇反中，就有限定在多少时间内杀多少人的计划指标；&三反&运动中更有打&老虎&的指标。日，毛泽东就指示过：&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战争年代下达歼敌数量指标，是根据敌我双方兵力的多少、强弱，战场条件和态势的优劣，和几十年作战的经验等多种因素提出的。把这种方法用于和平时期抓反革命、打&老虎&，自然缺乏科学性。因为这比在战场上两军作战复杂得多。和平时期无论政治上的反革命，还是经济上的贪污犯，都是隐蔽的，而且各地情况又不相同，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各种不同情况的指标。1955年和1956年参加内部肃反运动的各级干部和公职人员，共有1430万人，如要按百分之五计算，就要打出71万个反革命分子，这还不包括社会上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指标是脱离实际的，缺乏科学依据的。日，陕西省委关于肃反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反映过&对可否逮捕的限界不清，因而在将要进人大批逮捕时，唯恐难以按计划完成，产生了急于凑数的思想&。这种百分之五的指标，不仅在肃反运动中，而且在后来的&反右&等政治运动中继续使用，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政策界限不清，冤枉了许多好人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曾经提出&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但是肃反运动的实际情况是：为了肃清一切特务分子，冤枉了许许多多好人，其主要原因是政策界限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2月曾公布过《惩治反革命条例》，但是，什么人可以定为反革命分子，界限一直不很清楚。1979年7月修订刑法时，对反革命罪进行了比较具体的界定，但执行起来仍有很多困难，所以1997年修订《刑法》时，把难以具体界定的反革命罪取消了，改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
1955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由于政策界限不清，认定反革命分子，像认定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样，随意性很大。在书信或日记中找到几句错误的话，或者并无错误而是被曲解的话，就能定为反革命分子。在反胡风中出现的搜查书信，逼交日记；没有根据，大胆怀疑；大会批判，小会硬逼；为了上纲，断章取义的做法，成为肃反运动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那些批判胡风的按语，成为肃反运动中斗争&反革命分子&经常使用的有力武器。
还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就向全国人民公布过对待反革命&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对俘虏更有&缴枪不杀&的政策。但是在肃反运动中，违背这一政策方针的，并非个别现象。有些起义的军官，或被俘虏的军官，吸收在我们的军校中任教，本应属于&立功受奖&或&胁从不问&的。解放后又没有发现新的罪行，在肃反中也因为历史上的问题，被斗争，被关押，有的甚至被枪毙。
有些一般性的问题，例如，有的人上中学时集体参加过三青团，并未参加什么活动，而且早有交代，肃反中又当成严重问题穷追不舍，甚至逼出人命。因此而背上政治包袱，几十年不得解脱的，更是难以数计。古时，当袁绍大军压境，曹操危在旦夕时，有些曹营中的人与袁绍暗通书信，曹操获胜后，毅然将缴获的这些书信付之一炬，为后人所称道。我们共产党人，在取得胜利、夺得政权后，应当比曹操有更宽广的气度和胸怀。然而，在肃反中，只根据一个人的错误推断，就能制造出潘汉年、胡风这样的冤假错案，以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绝不应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少数的个别现象。
1957年的&反右派&和1966年以后的十年&文革&，可以说是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恶性发展。正因为对历史上的反AB团、抢救运动、肃托和肃反中的错误，一直没有进行过严肃的检查和总结，没有认真吸取这些沉痛的教训，才酿成十年&文革&那样惨痛的灾难。
来源: 《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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