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历史：徐世平：中日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 -日本,中国人,中国,日本人,中日,生死观,石库门,上海,东北,青年人,-历史频道-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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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历史：徐世平：中日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
&&& 中日是东亚地区的两个重要邻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日、还有韩国的关系，无疑将决定东亚的稳定和发展。　　中日关系，一度是健康的。中日也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日关系是令人欣蔚的。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的中日青年大联欢，并积极参与其中。这段经历，似乎决定了我的对日观：主张中日友好，理性宽容分歧。这也是现在不被待见的所谓的“亲日派”。我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此后的许多年，我一直同日本的媒体同仁，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和私人关系。比如，中日新闻所属的东京新闻，他们历任的驻沪记者，几乎都是我的朋友。从最早的迫田胜敏先生，到后来的中川丶垂水丶川村先生等等。其中，中川、垂水先生都已作古，迫田先生现在台湾，退休后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前几年去台湾，我还见过他。最年轻的川村先生，现在也已退休了，仍在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的研究，我们每年都会见一次，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各种复杂成因。我还促成了中日间第一个新闻棋战――中日围棋天元赛，并坚持了近二十年。几年前，我还曾受邀去日本的记者俱乐部演讲，当时商量的题目，就是互联网和中日关系，后因日本东京大地震而作罢。　　然而，历史的进程是复杂多变的。当年友好的中日关系，现在跌入了低谷，成为确认无疑的“历史冰点”。中国的互联网上有一个有名的段子，大意是说，如果中印开战，中国青年人会捐一个月的工资，如果中美开战，他们会捐一年的工资，如果中日开战，他们会把命捐出去。中国的年轻一代，仇日情绪高涨。九年前，这种情绪到达高点，从而酿成了全国性的涉日运动。中国的青年，为什么会这样？中国青年，他们真的对日本了解吗？我认为，至少不全面，不详尽。同样，日本的年青人，也对中国人的仇日情绪极为不满。在我看来，两国青年的相互误解，已到了危险的历史关头。青年是决定未来的，这个问题和死结不打开，中日的未来是十分危险的。这里，中日媒体责任重大。媒体的作为，肯定将影响中日青年的互信。因此，今天中日媒体的人士在这里对话，讨论中日关系，我认为很有必要。　　从专家的共识看，中日关系的焦点是三个问题。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钓鱼岛。其实，关键是历史观。因为，近年来的钓鱼岛问题争执，原本并不是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十分常见，各类的领土纠纷，也从未中止过。对钓鱼岛问题，中日原本是有过共识的，这就是“搁置争议”，让后人来解决。这也是当年两国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因为，国际关系的惯例之一，就是维持现状，任何打破现状的做法，都是愚蠢的。所以说，钓鱼岛原本并不是问题。只有当历史问题被重新搅乱，钓鱼岛问题才会成为问题。我认为，中日关系的根本是历史观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对当年的侵华战争，铭心刻骨，许多人不解，日本为什么就这么无耻呢？为什么就不能像德国一样，反思战争。前些年，有过一个“村山谈话”，让人宽慰。但是，在日本，至今还有人不愿意回到村山谈话的基点。这是以德报怨啊。当年的旧金山和约，许多国家都拿到了赔款，连南越的吴庭艳政权也拿到了三千九百多万美元的赔偿。当然，也有国家对该和约不满，退出了，拒绝了。比如，越南北方、缅甸、中国和台湾政权。中日在建交谈判中，涉及了有关赔偿的问题。最后，中国从国际战略的大局出发，放弃了赔偿的要求，原文用的字眼是“权力”，因为日方的坚持，改了，这也体现了中国的胸襟。　　因此，这些年来，但凡日方在教科书、靖国神社等问题的任何动作，都会触发中国人的神经。我们的媒体，更多的是站在中国传统观念的角度，批判日本，这也或多或少影响了中国人的情绪，勾起中国人的惨痛历史记忆。有一点，中国青年人是不理解的。日本为什么这么顽固，这么不肯反思自己当年犯下的罪行。这样的问题，我也曾无数次地问日本的朋友，包括一些对中国十分友好的日本人。他们都会反问我一个问题，你了解日本人的生死观吗？　　日本人的生死观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在日本人的观念里，人死后就是净土，一切都可以被宽恕。　　日本人认为，死是生的一部分，从生到死没有绝对的距离。“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日本人也认为，死是对集体责任的承担和忠诚，日本人一向把个人的价值维系于其所存在的团体价值之上，为了团体(甚至是国家)的利益，可以抛弃个人的一切，为团体而献身会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日本人认为，死是一种律己的行为，应该被宽恕。这就是日本人的善恶观。日本人认为死亡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不管生前犯过多少罪行，一旦死了，他的罪孽也就消失了。无论他们生前做了什么，死了的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尊重和礼遇。日本人认为，一个人不论生前是善还是恶、是是还是非，死后都变成了佛，其牌位也理应放入神社，受后人供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石川五右卫门，这人是日本16世纪有名的盗贼，按理说是个坏人，但在许多地方的神社中，都有他的牌位。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和东亚人民的强烈反对，现在依然有一些日本政府要人屡次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重要原因。日本人的生死观，是一种不分善恶、不分是非的世界特有的生死观。这和绝大多数国家有善恶、有是非的生死观截然不同。总的说，日本人看轻生死、宽容生死、尊重生死。这是一种独特的生死观。死了就死了，一了百了了。　　这种生死观，许多中国青年人是不了解的。我们的媒体，也不会去刻意的报道。当然，一些日本的政客，从选票的角度看问题，利用国民的观念，借此还魂极右的军国主义思想，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这也是中国政府不满安倍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另外的话题，不在这里讨论。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说。这就是战后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我们的媒体，一般也不太愿意说。　　我看到的一份资料显示，日本外务省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数据，1979年-2010年间，中国共获得日本33164.86亿日元(约263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优惠贷款、1557.86亿日元(约12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以及1739.16亿日元(约138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合作资金，总金额高达36461.88亿日元(约2900亿人民币)，涉及项目200多个。即便是在2005年至2010年间，日本对华援助有所减少，2008年起更是终止了对华开发优惠贷款项目，但加起来也达到2101.98亿日元(约167亿人民币)。30多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1990年代日本曾长期占据全球最大援助国的位置)，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0%以上来自日本。　　中国的两大机场枢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曾分别接受了日本31.7亿和23.8亿人民币的优惠贷款援助，兰州、武汉、西安等地机场的建设也都接受了日本的援助。中国铁路约5200公里的电气化改造、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约60个等等均由日元贷款建成。北京到秦皇岛的铁路扩建工程、北京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大同到秦皇岛铁路、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地铁一号路、上海宝山钢铁厂改造、重庆城市铁路建设、青岛港扩建工程、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发电项目、杭州到衢州高速公路、深圳盐田港一期工程、大窑湾大连港一期工程等等，都有日本的资金在注入。　　21世纪之后，日本援助的重心也开始从码头、能源、港口、铁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转向环保、技术和人才培养等，贷款的发放方式也由五年一大笔，改为一年一笔。截止2003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就曾为中方培训了15000名以上的管理人员，日本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则培训了超过22000名的中国人。新疆环境改善项目、青海生态环境改善项目、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项目、吉林环境改善项目、贵州环境和社会开发项目、河南造林项目、昆明水环境改善项目等等都是2003年之后援助的。不管是对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款的感谢，还是中日贸易往来的客观需求，无可否认，日本援助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起飞作出了贡献，这些遍布中国的援助项目将见证着中日关系的风风雨雨。　　我在想，中国的媒体，如果多说一点这样的中日关系历史，特别是日本援助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或许可以大大改善中国青年的误解。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媒体，肩扛历史责任，而不容推辞。　　同样，日本媒体也需要反思。我们注意到，日本青年一代对中国的认识，也受到日本媒体的重大影响。我去过日本七次，见过许多日本青年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少得可怜，即使有一些，也都是日本媒体给他们的。日本媒体给了他们什么？中国的阴暗面，中国的贫困落后，中国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前些年，日本的媒体大量报道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当然，也有一些日本媒体，特别关注中国发展可能的对日本的威胁。从地缘政治的传统观点看，强大的邻国确实是麻烦的。这也是当年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冷战思维。日本的媒体，很少关注中国的进步。其实，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是有着深刻感受的。我认为，今日中国的民主和开放，前所未有。当然，中国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中国的事，需要慢慢来，需要自己的发展特色和发展道路。许多事，急不得。中国是一个大国，城乡差异，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习大大就说过一句话意味深长的话：治大国若烹小鲜。很有道理啊。　　关于中国人对当年战争的伤痛，中国人的对日情绪的起因，日本媒体似乎是不怎么愿意说的。　　中国青年人，为什么这么在乎当年的战争？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的伤害太深了。　　我看到的资料，中国八年抗战伤亡人数高达3500万人，其中军队直接伤亡500万，其余都是受殃及的平民。当年中国的人口是四万万。也就是说，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伤亡。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悲痛的过去。当然，中国比当年苏联的情况好，苏联的伤亡是2000万人，其总人口不足1亿。这是其一。我当年在新民晚报工作时，时任副总编辑的冯英子先生就亲口告诉我，他的妻子就曾受到日军士兵的奸污。在中国的许多家庭，都可以找到同这场战争相连的悲剧。这样的伤害，你都不愿意承认，轻描淡写，就这么算了。中国人会答应吗？不会。因为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要求不高，希望执政的日本政府，要正视历史，给亚洲和中国人一个交待，那怕是口头的，就行了。　　整个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即使不考虑物价指数的因素，中国当年的损失，也超过日本对华援助的总额。这是其二。　　当然，还有许多细节，日本的媒体更不会去提，也不愿意涉及。　　比如，东北地区的财产损失。日本占领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长达14年。当时，有一份《“九一八”国难痛史资料》。该书所列“九一八事变东北官方财产损失略计”，总的损失估计为175亿元(法币，下同)。如以3.5元折合一美元计，约有50亿美元之巨。此外，日本共掠夺东北煤炭1.15亿吨；钢材1308万吨；生铁300万吨；石油年产20万余吨。每年的黄金产量从11.1万克增加到357万克；木材产量从1932年的89.7万立方米增加到1937年的277.1万立方米。日军强迫征粮，1940年～1944年5年间，收缴粮食为3330.8万吨，其中1130万吨运往日本，有500多万吨供给关东军。日本还五次大规模往东北移民，1931年至1945年，总共移到东北的日本人18万户，55万人左右，强占中国东北耕地152.1万公顷，几乎占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10%。以上几笔东北损失十分惊人。如一吨煤以20美元计价，则损失23亿美元，粮食每吨100美元计价，则损失33亿美元，扣除给农民的低价部分，也有20多亿美元。仅煤、粮食，加之事变突发性损失50亿美元，就有100亿美元之巨。加上交通、文教、电力、及其它资源损失，总数定在150亿美元之上。　　再比如，“一二八上海事变”的损失。
1932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先后调集10万兵力，向上海进攻。接着，又于1933年1月攻占山海关，攻克热河，开始长城之战。以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为例，时间虽只有35天，但由于上海是国际经济大都市，中国工商业的中心，损失十分惊人。战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汇集上海工务局、公安局、社会局等部门的呈报材料，初步估计出上海市区的损失总数为15.6亿美元，其中财产损失7.8亿美元，学校资产损失1368万美元，工业1876万美元，商业5.9亿美元，铁路1869万美元，桥梁损失140万美元，轮船堆栈与转运损失1000万美元，公用事业损失1074万美元，治安设备54万美元，财政收入损失22万美元。　　中国的八年战乱，共有930余座城市被敌占领，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被侵占的大城市占全国的80%以上。全国直接间接蒙受战祸的灾区人口达2.6亿以上，无家可归的难民达4200万人。据美国经济专家精密调查估计，首都南京出现了举世震惊的大惨案。四川内地持续6年的轰炸，炸死2.25万人，炸伤2.6万人，并造成巨大财产损失。　　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些情况，日本的青年人了解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日本青年人，可能早已把这段历史忘却了。因为不了解，他们才会反感中国人，你们怎么就这么没完没了的呢？这种状况，近两年更为突出。我认为，政客一般不会去考虑承担历史责任，他们是现实的，有政治利益的考虑。但是，媒体应该是中立的，他们应该恪守职业道德，客观公正理性，有着自己的历史担当。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乐于参与中日媒体交流的主要原因。　　十几年前，我曾随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先生访问日本，参加中日媒体高层论坛，地点是东京新大谷饭店。当时，我曾有过一个发言，《中日情感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中日两国的媒体。在这个发言中，我说到了上海的石库门。石库门是旧上海人家居的典型特征之一。八十年代，一位日本朋友到上海来，提出要去看看石库门。我说，现在的石库门外面看看尚可，里面是看不得的。但是，他坚持非看不可。于是，找了一位中学同学。石库门里面的世界，让这位日本朋友感慨不已。共用的厨房，一个水斗上面的好几个上了锁的水龙头，以及七上八下的电灯头，真实地描绘了石库门的邻里现状。"这样生活，嗑嗑碰碰在所难免吧？！"我的同学淡然作答：“邻里之间，是要学会宽容的”。这句话，让这位日本朋友感慨不已。我的发言，受到好许多日本媒体人士的认同，并要去了我的发言稿。感谢。　　上海石库门的“嗑嗑碰碰”，让我想到了中日关系，邻里之间，中国人说“低头不见抬头见”，磨擦难免，因此，“学会宽容”应该作为中日两国有识之士的共识。只有宽容，才会相安无事，邻里之间日久也才会见日见真情。这种宽容，我认为首先应该体现在中日两国的媒体之中。媒体要有所不为、有所不惧。媒体不应该欺世媚俗，不应该去刻意地迎合某些东西。如今，互联网日渐发达，网络媒体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应该肩负历史的责任。中日之间，人们情感的渲泻、观点的交流，网络媒体因其及时、海量和互动性强的特性，而使这种交流与冲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十五年来，我有十年的时间，担任东方网总编辑，参与处理了所有与中日关系有关事件的信息处置。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网络媒体，已成了中日情感交流的旋涡，任何不当的处置，都将会把中日关系拉向深渊，对两国的网络舆论来说，换位思考将是十分重要的。　　我一直对地缘政治有兴趣。地缘政治既有传统观点，也有与时俱进的主张。我的理解，从地缘角度说，一个相安无事且友好往来的邻邦，对中国和日本都是有利的。嗑嗑碰碰在所难免，主流应该和睦相处。我希望中日两国青年人，借助媒体而相互了解历史真相，而不是只去读《中国人的德性》那样的书。有些深层次的误解，是需要有共识的媒体人士来共同解决的。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人都在看日本政府的政治诚信度。不久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希望日本正视历史。然而，日本政府有人提出，日本和德国，不能简单类比，安倍甚至提出，日本也是受害者的言论。显然，中日关系，还远没有到和缓的阶段。防止政治绑架两国关系，这也是媒体的责任之一。　　各位同事，各位朋友，当年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青年。如今，我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我真的不希望，中日关系持续的倒退，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对两国的年青人，真的要负起一种历史责任。否则，我们就是对未来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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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历史：徐世平：中日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
日 16:22 来源:东方网
&&& 中日是东亚地区的两个重要邻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日、还有韩国的关系，无疑将决定东亚的稳定和发展。　　中日关系，一度是健康的。中日也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日关系是令人欣蔚的。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的中日青年大联欢，并积极参与其中。这段经历，似乎决定了我的对日观：主张中日友好，理性宽容分歧。这也是现在不被待见的所谓的“亲日派”。我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此后的许多年，我一直同日本的媒体同仁，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和私人关系。比如，中日新闻所属的东京新闻，他们历任的驻沪记者，几乎都是我的朋友。从最早的迫田胜敏先生，到后来的中川丶垂水丶川村先生等等。其中，中川、垂水先生都已作古，迫田先生现在台湾，退休后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前几年去台湾，我还见过他。最年轻的川村先生，现在也已退休了，仍在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的研究，我们每年都会见一次，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各种复杂成因。我还促成了中日间第一个新闻棋战――中日围棋天元赛，并坚持了近二十年。几年前，我还曾受邀去日本的记者俱乐部演讲，当时商量的题目，就是互联网和中日关系，后因日本东京大地震而作罢。　　然而，历史的进程是复杂多变的。当年友好的中日关系，现在跌入了低谷，成为确认无疑的“历史冰点”。中国的互联网上有一个有名的段子，大意是说，如果中印开战，中国青年人会捐一个月的工资，如果中美开战，他们会捐一年的工资，如果中日开战，他们会把命捐出去。中国的年轻一代，仇日情绪高涨。九年前，这种情绪到达高点，从而酿成了全国性的涉日运动。中国的青年，为什么会这样？中国青年，他们真的对日本了解吗？我认为，至少不全面，不详尽。同样，日本的年青人，也对中国人的仇日情绪极为不满。在我看来，两国青年的相互误解，已到了危险的历史关头。青年是决定未来的，这个问题和死结不打开，中日的未来是十分危险的。这里，中日媒体责任重大。媒体的作为，肯定将影响中日青年的互信。因此，今天中日媒体的人士在这里对话，讨论中日关系，我认为很有必要。　　从专家的共识看，中日关系的焦点是三个问题。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钓鱼岛。其实，关键是历史观。因为，近年来的钓鱼岛问题争执，原本并不是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十分常见，各类的领土纠纷，也从未中止过。对钓鱼岛问题，中日原本是有过共识的，这就是“搁置争议”，让后人来解决。这也是当年两国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因为，国际关系的惯例之一，就是维持现状，任何打破现状的做法，都是愚蠢的。所以说，钓鱼岛原本并不是问题。只有当历史问题被重新搅乱，钓鱼岛问题才会成为问题。我认为，中日关系的根本是历史观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对当年的侵华战争，铭心刻骨，许多人不解，日本为什么就这么无耻呢？为什么就不能像德国一样，反思战争。前些年，有过一个“村山谈话”，让人宽慰。但是，在日本，至今还有人不愿意回到村山谈话的基点。这是以德报怨啊。当年的旧金山和约，许多国家都拿到了赔款，连南越的吴庭艳政权也拿到了三千九百多万美元的赔偿。当然，也有国家对该和约不满，退出了，拒绝了。比如，越南北方、缅甸、中国和台湾政权。中日在建交谈判中，涉及了有关赔偿的问题。最后，中国从国际战略的大局出发，放弃了赔偿的要求，原文用的字眼是“权力”，因为日方的坚持，改了，这也体现了中国的胸襟。　　因此，这些年来，但凡日方在教科书、靖国神社等问题的任何动作，都会触发中国人的神经。我们的媒体，更多的是站在中国传统观念的角度，批判日本，这也或多或少影响了中国人的情绪，勾起中国人的惨痛历史记忆。有一点，中国青年人是不理解的。日本为什么这么顽固，这么不肯反思自己当年犯下的罪行。这样的问题，我也曾无数次地问日本的朋友，包括一些对中国十分友好的日本人。他们都会反问我一个问题，你了解日本人的生死观吗？　　日本人的生死观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在日本人的观念里，人死后就是净土，一切都可以被宽恕。　　日本人认为，死是生的一部分，从生到死没有绝对的距离。“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日本人也认为，死是对集体责任的承担和忠诚，日本人一向把个人的价值维系于其所存在的团体价值之上，为了团体(甚至是国家)的利益，可以抛弃个人的一切，为团体而献身会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日本人认为，死是一种律己的行为，应该被宽恕。这就是日本人的善恶观。日本人认为死亡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不管生前犯过多少罪行，一旦死了，他的罪孽也就消失了。无论他们生前做了什么，死了的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尊重和礼遇。日本人认为，一个人不论生前是善还是恶、是是还是非，死后都变成了佛，其牌位也理应放入神社，受后人供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石川五右卫门，这人是日本16世纪有名的盗贼，按理说是个坏人，但在许多地方的神社中，都有他的牌位。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和东亚人民的强烈反对，现在依然有一些日本政府要人屡次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重要原因。日本人的生死观，是一种不分善恶、不分是非的世界特有的生死观。这和绝大多数国家有善恶、有是非的生死观截然不同。总的说，日本人看轻生死、宽容生死、尊重生死。这是一种独特的生死观。死了就死了，一了百了了。　　这种生死观，许多中国青年人是不了解的。我们的媒体，也不会去刻意的报道。当然，一些日本的政客，从选票的角度看问题，利用国民的观念，借此还魂极右的军国主义思想，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这也是中国政府不满安倍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另外的话题，不在这里讨论。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说。这就是战后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我们的媒体，一般也不太愿意说。　　我看到的一份资料显示，日本外务省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DA)数据，1979年-2010年间，中国共获得日本33164.86亿日元(约263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优惠贷款、1557.86亿日元(约12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以及1739.16亿日元(约138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合作资金，总金额高达36461.88亿日元(约2900亿人民币)，涉及项目200多个。即便是在2005年至2010年间，日本对华援助有所减少，2008年起更是终止了对华开发优惠贷款项目，但加起来也达到2101.98亿日元(约167亿人民币)。30多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1990年代日本曾长期占据全球最大援助国的位置)，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0%以上来自日本。　　中国的两大机场枢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曾分别接受了日本31.7亿和23.8亿人民币的优惠贷款援助，兰州、武汉、西安等地机场的建设也都接受了日本的援助。中国铁路约5200公里的电气化改造、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约60个等等均由日元贷款建成。北京到秦皇岛的铁路扩建工程、北京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大同到秦皇岛铁路、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地铁一号路、上海宝山钢铁厂改造、重庆城市铁路建设、青岛港扩建工程、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发电项目、杭州到衢州高速公路、深圳盐田港一期工程、大窑湾大连港一期工程等等，都有日本的资金在注入。　　21世纪之后，日本援助的重心也开始从码头、能源、港口、铁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转向环保、技术和人才培养等，贷款的发放方式也由五年一大笔，改为一年一笔。截止2003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就曾为中方培训了15000名以上的管理人员，日本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则培训了超过22000名的中国人。新疆环境改善项目、青海生态环境改善项目、兰州市大气环境改善项目、吉林环境改善项目、贵州环境和社会开发项目、河南造林项目、昆明水环境改善项目等等都是2003年之后援助的。不管是对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款的感谢，还是中日贸易往来的客观需求，无可否认，日本援助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起飞作出了贡献，这些遍布中国的援助项目将见证着中日关系的风风雨雨。　　我在想，中国的媒体，如果多说一点这样的中日关系历史，特别是日本援助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或许可以大大改善中国青年的误解。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媒体，肩扛历史责任，而不容推辞。　　同样，日本媒体也需要反思。我们注意到，日本青年一代对中国的认识，也受到日本媒体的重大影响。我去过日本七次，见过许多日本青年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少得可怜，即使有一些，也都是日本媒体给他们的。日本媒体给了他们什么？中国的阴暗面，中国的贫困落后，中国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前些年，日本的媒体大量报道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当然，也有一些日本媒体，特别关注中国发展可能的对日本的威胁。从地缘政治的传统观点看，强大的邻国确实是麻烦的。这也是当年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冷战思维。日本的媒体，很少关注中国的进步。其实，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是有着深刻感受的。我认为，今日中国的民主和开放，前所未有。当然，中国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中国的事，需要慢慢来，需要自己的发展特色和发展道路。许多事，急不得。中国是一个大国，城乡差异，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习大大就说过一句话意味深长的话：治大国若烹小鲜。很有道理啊。　　关于中国人对当年战争的伤痛，中国人的对日情绪的起因，日本媒体似乎是不怎么愿意说的。　　中国青年人，为什么这么在乎当年的战争？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的伤害太深了。　　我看到的资料，中国八年抗战伤亡人数高达3500万人，其中军队直接伤亡500万，其余都是受殃及的平民。当年中国的人口是四万万。也就是说，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伤亡。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悲痛的过去。当然，中国比当年苏联的情况好，苏联的伤亡是2000万人，其总人口不足1亿。这是其一。我当年在新民晚报工作时，时任副总编辑的冯英子先生就亲口告诉我，他的妻子就曾受到日军士兵的奸污。在中国的许多家庭，都可以找到同这场战争相连的悲剧。这样的伤害，你都不愿意承认，轻描淡写，就这么算了。中国人会答应吗？不会。因为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要求不高，希望执政的日本政府，要正视历史，给亚洲和中国人一个交待，那怕是口头的，就行了。　　整个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即使不考虑物价指数的因素，中国当年的损失，也超过日本对华援助的总额。这是其二。　　当然，还有许多细节，日本的媒体更不会去提，也不愿意涉及。　　比如，东北地区的财产损失。日本占领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长达14年。当时，有一份《“九一八”国难痛史资料》。该书所列“九一八事变东北官方财产损失略计”，总的损失估计为175亿元(法币，下同)。如以3.5元折合一美元计，约有50亿美元之巨。此外，日本共掠夺东北煤炭1.15亿吨；钢材1308万吨；生铁300万吨；石油年产20万余吨。每年的黄金产量从11.1万克增加到357万克；木材产量从1932年的89.7万立方米增加到1937年的277.1万立方米。日军强迫征粮，1940年～1944年5年间，收缴粮食为3330.8万吨，其中1130万吨运往日本，有500多万吨供给关东军。日本还五次大规模往东北移民，1931年至1945年，总共移到东北的日本人18万户，55万人左右，强占中国东北耕地152.1万公顷，几乎占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10%。以上几笔东北损失十分惊人。如一吨煤以20美元计价，则损失23亿美元，粮食每吨100美元计价，则损失33亿美元，扣除给农民的低价部分，也有20多亿美元。仅煤、粮食，加之事变突发性损失50亿美元，就有100亿美元之巨。加上交通、文教、电力、及其它资源损失，总数定在150亿美元之上。　　再比如，“一二八上海事变”的损失。
1932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先后调集10万兵力，向上海进攻。接着，又于1933年1月攻占山海关，攻克热河，开始长城之战。以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为例，时间虽只有35天，但由于上海是国际经济大都市，中国工商业的中心，损失十分惊人。战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汇集上海工务局、公安局、社会局等部门的呈报材料，初步估计出上海市区的损失总数为15.6亿美元，其中财产损失7.8亿美元，学校资产损失1368万美元，工业1876万美元，商业5.9亿美元，铁路1869万美元，桥梁损失140万美元，轮船堆栈与转运损失1000万美元，公用事业损失1074万美元，治安设备54万美元，财政收入损失22万美元。　　中国的八年战乱，共有930余座城市被敌占领，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被侵占的大城市占全国的80%以上。全国直接间接蒙受战祸的灾区人口达2.6亿以上，无家可归的难民达4200万人。据美国经济专家精密调查估计，首都南京出现了举世震惊的大惨案。四川内地持续6年的轰炸，炸死2.25万人，炸伤2.6万人，并造成巨大财产损失。　　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些情况，日本的青年人了解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日本青年人，可能早已把这段历史忘却了。因为不了解，他们才会反感中国人，你们怎么就这么没完没了的呢？这种状况，近两年更为突出。我认为，政客一般不会去考虑承担历史责任，他们是现实的，有政治利益的考虑。但是，媒体应该是中立的，他们应该恪守职业道德，客观公正理性，有着自己的历史担当。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乐于参与中日媒体交流的主要原因。　　十几年前，我曾随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先生访问日本，参加中日媒体高层论坛，地点是东京新大谷饭店。当时，我曾有过一个发言，《中日情感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中日两国的媒体。在这个发言中，我说到了上海的石库门。石库门是旧上海人家居的典型特征之一。八十年代，一位日本朋友到上海来，提出要去看看石库门。我说，现在的石库门外面看看尚可，里面是看不得的。但是，他坚持非看不可。于是，找了一位中学同学。石库门里面的世界，让这位日本朋友感慨不已。共用的厨房，一个水斗上面的好几个上了锁的水龙头，以及七上八下的电灯头，真实地描绘了石库门的邻里现状。"这样生活，嗑嗑碰碰在所难免吧？！"我的同学淡然作答：“邻里之间，是要学会宽容的”。这句话，让这位日本朋友感慨不已。我的发言，受到好许多日本媒体人士的认同，并要去了我的发言稿。感谢。　　上海石库门的“嗑嗑碰碰”，让我想到了中日关系，邻里之间，中国人说“低头不见抬头见”，磨擦难免，因此，“学会宽容”应该作为中日两国有识之士的共识。只有宽容，才会相安无事，邻里之间日久也才会见日见真情。这种宽容，我认为首先应该体现在中日两国的媒体之中。媒体要有所不为、有所不惧。媒体不应该欺世媚俗，不应该去刻意地迎合某些东西。如今，互联网日渐发达，网络媒体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应该肩负历史的责任。中日之间，人们情感的渲泻、观点的交流，网络媒体因其及时、海量和互动性强的特性，而使这种交流与冲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十五年来，我有十年的时间，担任东方网总编辑，参与处理了所有与中日关系有关事件的信息处置。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网络媒体，已成了中日情感交流的旋涡，任何不当的处置，都将会把中日关系拉向深渊，对两国的网络舆论来说，换位思考将是十分重要的。　　我一直对地缘政治有兴趣。地缘政治既有传统观点，也有与时俱进的主张。我的理解，从地缘角度说，一个相安无事且友好往来的邻邦，对中国和日本都是有利的。嗑嗑碰碰在所难免，主流应该和睦相处。我希望中日两国青年人，借助媒体而相互了解历史真相，而不是只去读《中国人的德性》那样的书。有些深层次的误解，是需要有共识的媒体人士来共同解决的。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人都在看日本政府的政治诚信度。不久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希望日本正视历史。然而，日本政府有人提出，日本和德国，不能简单类比，安倍甚至提出，日本也是受害者的言论。显然，中日关系，还远没有到和缓的阶段。防止政治绑架两国关系，这也是媒体的责任之一。　　各位同事，各位朋友，当年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青年。如今，我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我真的不希望，中日关系持续的倒退，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对两国的年青人，真的要负起一种历史责任。否则，我们就是对未来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