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
站内搜索：
　　　　　　　　　　　
现在位置：----
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
　　访世界生产力科学院中国籍院士、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理事邹东涛 　　最近，由陕西省政协等九厅局在天津主办的“环渤海与西部经济论坛”会议上，世界生产力科学院中国籍院士、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邹东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意味深长地说――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 　　邹东涛院士说，近十多年来，制度经济学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在中国和世界上影响都越来越大。他主要从涉及的四个方面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一、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 　　邹东涛说，这个题目似乎有一些挑战性。因为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这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我经过较长时期的思考，在1998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制度是第一生产力》，强调制度是最本质、最根本、最基础的生产力。《改革内参》发表之后，被中国生产力学会评选为“优秀论文特等奖”。 　　在写《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提法会不会造成理论上的冲突和争议？冲突和争议之一是；我们过去长期学习和接受的基本理论常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一对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一对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按照这个基本常识，上层建筑与生产力是不直接发生关系的。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把制度与生产力不仅直接连接起来，而且把二者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颠倒”了过来，“制度”越过“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两个环节直接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岂不是犯了常识性错误吗？ 　　我在想，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有一句重要名言“发展是硬道理”，当时有的人认为，这句话不符合基本语言规范和语言常识，因为“道理”从来只有“大”、“小”之分，毛泽东说过“大道理管小道理”，哪还有“硬”、“软”之分，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什么是“软道理”呢？邓小平毕竟是伟人和领袖，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不同见解只是私下议论一下而已，绝大多数人看重和关注的是一个论断是否揭示了客观真理，是否符合人民根本利益。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已经公认为揭示了客观真理、符合人民利益的伟大名言。 　　人类历史纷繁复杂现象的基本原理往往是十分简单的。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的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基本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这里，马克思把人们的吃喝住穿这类比生产力更具体的内容与政治、国家制度、法、艺术、宗教等典型的上层建筑直接联系了起来，中间缺少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岂不是违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等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常识”吗？ 　　在人类历史上，究竟什么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呢？欧洲文艺复兴和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科学技术加速发展，马克思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指出生产力也包括科学技术；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邓小平同志充分注意到这个情况，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论断。但是，我们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是否深入论证过科学技术是否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自发地成为第一生产力？从马克思的“生产力也包括科学技术”，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已被近现代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并且已经成为人们思想上、理论上的共识。 　　但是，无论是在曲折蜿蜒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都存在一些悖论现象，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能够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例证之一：十一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富于技术革新的时代，水和风开始推动转轮碾磨粮食和开动漂洗机。但这些技术革新并没有帮助人们越过“马尔萨斯陷阱”，使产量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 　　例证之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也并未引起生产力的任何革命：发明火药，曾只是用来做花炮，放焰火，供消遣或祭奠之用。而别的国家却学了去开矿山、修隧道、造枪炮，发展经济与国力，最后使中国饱受人家炮火的“洗礼”；发明指南针，曾主要用来看风水，光宗耀祖；而人家却学了去开辟新航道，发现新大陆，发展世界贸易，最后用廉价商品这门重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在十四世纪已发明了焦炭炼铁术等，据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证，这在科技上已具备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但这场潜在的革命却无疾而终”。同样，早在“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已经了解水蒸汽的力量，但仅仅用于玩乐上”。 　　还有一种类型就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没有依靠科学技术进步。 　　例证之一：十七世纪的荷兰和英国，在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马尔萨斯循环规律”，特别是英国一举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这个时期在工业和农业的技术上的变化一般说来是没有的”，两国“工业方面的发展同农业一样要归因于在要素和产品市场方面建立了一套更有效的财产所有权”。就人类伟大的工业文明来说，众所周知，手工业工厂是近代工业的摇篮，而手工业工场厂初始的发迹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工艺的改变，有决定意义的只是生产集中到工场厂，进行了分工协作而已，但机器便由此诞生了，波澜壮阔的工业文明由此拉开了序幕。如果没有产权制度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生产组织的改变等制度创新，那么，人类便不可能迈入工业文明！ 　　例证之二：日本是从“明治维新”逐步走上强国之路的，而“明治维新”并不是科技维新，而是制度维新。 　　例证之三：战后西德经济的快速繁荣，首先不是来自科技的繁荣，用西德经济起飞之父艾哈德的话说，是“来自竞争的繁荣”。而竞争问题，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制度问题。就现代各国经济发展来说，亚洲“四小龙”、南美洲一些国家的崛起以及目前许多国家的振兴，与其说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创新的结果。 　　例证之四：中国广大的农村，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仅仅一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甚至在科技退步的情况下 [1]， 农业生产就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短短三、五年时间，就初步解决了改革前30年“全党大办”、“全国大办”也未能解决的、长期使党和政府焦虑的人民吃饭问题，继之又形成了农民卖粮难的丰收局面，而且，还腾出了上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军非农产业。那么改革早期这三五年时间里，农业突飞猛进发展是得益于科学技术吗？显然不是。 　　这些例证说明，科学技术尽管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并不能自发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得到进展、得到运用？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科学技术能够很快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不能？即便是同一国家和地区，为什么某个时期科学技术可以推进经济进步、经济发展，而另外一个时期却不能？这就引进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东西是深层次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 　　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还是科学技术的大规模运用，都需要有一个与之相契合的条件和基础，要有一个内在机制，我想这个条件和基础、这个内在机制就是“制度”――社会经济制度。从这点就可以延伸为“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 　　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人们越来越注重从制度的角度来深入思考改革的进程、改革的成就和改革的深化问题，于是，中国的制度经济学也逐步形成和兴盛了起来。我写了《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一文后，看到了吴敬琏的一篇文章《制度高于技术》，这篇文章实际上也阐述了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林毅夫教授把他的农业研究文集取名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在这个书名中，特意把“制度”放在“技术”前面。樊纲研究员在其《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书中指出：“制度其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决定经济效率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卢现祥在分析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时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并不仅仅在资本、技术、劳动力上的差异，最基本的差异是制度。” 　　大量事实证明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是生产力发展潜在的和必要的条件，制度才是保证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实现生产力长期提高的充分条件，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石，是最基本层次、最核心的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总阀门。科学技术只有在相应于高效的制度上，才能成为现实的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以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的；邓小平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以中国实行了以市场化改革为前提的。离开了制度基础，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作用就无从谈起。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作《制度简史》，作者认为“制度越少越好，技术重于制度”，主张“制度繁向制度简学习，制度多向制度少学习”。这位作者只看到制度的数量，没有看到制度的性质和质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制度繁、制度多”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制度简、制度少”则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现象。 二、有效率的制度才能够成为第一生产力 　　邹东涛说，世界上的制度五花八门，绝不能认为世界上任何制度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就制度与生产力的关系来说，无非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另外一类是限制或约束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即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只有有效率的制度才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效率的本原何在？为什么有些制度对经济发展有效率，有些制度低效率、没效率甚至负效率？难道有些国家故意去建立没有效率的制度吗？我认为，不管把历史上的统治者怎么分类，分成革命的统治者、代表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还有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统治者，这都是人民给的评价。怎么评价呢？如果它代表人民利益，促进了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就说他进步；如果不代表人民利益就不是进步的，甚至是反动的。但是，不管哪个统治者，从主观上看，都应该是想要促进生产力发展，没有哪个统治者上台后还主张要把人民搞穷。因为哪个统治者都知道这个基本道理：人民是水，统治者是船，水可载船，也可翻船。 　　效率的本原何在？我们的世界从一个角度来说，可分为两个世界：一是天造世界，也就是宇宙、地球、自然；二是人造世界，也就是经济和社会。人造世界是人们自己建造的、是人自己主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基础上是由人类活动决定的，只有人类的活动效率决定着经济效率，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人的效率本原何在？为什么人有效率？人们会认为效率的本原在于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确实没错，人只要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他就会有效率。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下飞机与周恩来握手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为美国利益而来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前在国际交往中以意识形态划线，在本来就十分紧缺的条件下，国家紧预算，老百姓勒紧肚皮，硬撑着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其结果，国家和人民吃了很大的亏，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朋友。这个教训极为深刻和沉重。 　　“人总是跟着利益走”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效率源泉。那么，怎么评价这个动力和效率源泉的概括呢？实际上，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论、唯物史观就高度肯定了人的需求及其对利益的追求：“人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进行其他经济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斗私批修”。这与孔夫子“君子重义，小人重利”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为什么重农抑商，主要因为商人“惟利是图”。那么如果我们去反论，商人不惟利是图而惟什么是图。首先我们可以设想商人是“惟亏是图”的，我们可以设想办一些免费商店、免费公司，世界哪有这种傻冒商人？如果这样，国家税收从何而来？社会如何发展？我们不能要求商人不惟利，只能要求商人依法经营。依法纳税，不搞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商人就是好商人。在这个前提下办大了的商人就是成功商人。这样的商人、公司越多，社会就业越多，国家税收越多，越是民富国强。这就是说，商人以追求利益为目标，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繁荣。有一个口号叫做“大公无私”，我看商人是“因私而公”，商人以“谋私利”为原动力，实现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大公”。 　　不仅仅是商人，凡是人，都是追求利益的。商人只不过是职业化的追求巨大财富的群体，企业、公司则是职业化的追求财富的组织。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当代西方经济学，从司马迁到亚当?斯密，都是以此为假定的。 　　但作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能倡导和鼓励人们都去自私自利。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上，必须倡导、鼓励和弘扬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的奉献精神。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不是这样干的。例如，前不久美国总统小布什来中国访问，到清华大学讲演，他在讲演中就倡导社会充满着友好、充满着善意，倡导人们的利他主义精神，要多为工作、为社会、为他人着想。世界在经济学上承认人追求利益的动机和原动力，而在哲学、伦理道德方面又倡导利他、利社会。社会制度的设计要允许人们追逐自利，同时又要对这种“追逐”进行约束和引导，从而推进社会进步、稳定和发展。 　　邹东涛说，他最近看了一本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其中提到人的行为有利他，也有有利己，利他主义本质上也是利己的；人有物质追求，也有社会追求；追求名誉地位，追求社会的奖励，追求社会价值的实现，追求社会尊敬，良心的安慰，道德的完善等；利他主义在心理上就是自我的道德完善；追求自我价值。所以，说到底还是利己主义在推动经济发展。确实要客观地看到，或者说从概率统计来说，大多数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是合理、合法的，正是这种追求形成了我们制度设计的背景，没有这个追求我们所有的制度设计就失效了。 　　《邓小平文选》中有这么一段话：“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我把邓小平的这段话概括为“两个可以，两个不行”，我认为这揭示了一个真理，也可以说客观地承认大多数人在正常社会条件下的行为趋向和行为规律。 　　既然追求自利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那么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就鼓励人人都去追逐自利呢？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仅仅强调“人跟着利益走”是不够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简单地放开实行利己主义，鼓励人人追逐自利，恐怕会天下大乱，因此我加一句话：“利益跟着制度走”。“人跟着利益走，利益跟着制度走”，这是我琢磨出来的制度经济学基本原理之一。 　　我们把制度归结为人类的行动理念，涉及到“制度生产力”问题。制度生产力是激励机制的规范，是人类创造力的发挥，是人类创造力规范的舞台，是提供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舞台，激励机制决定着人的创造力的发挥，而约束机制则决定着利益结构的社会协调。制度关系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关系着人与物的关系，关系着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关系着人与人的关系，关系着人与社会的关系。制度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科学技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和改善，激发着人的原动力和创造力沿着有利于社会经济繁荣和社会协调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说市场经济才是最具有效率的制度？为什么说市场经济制度才能够适应经济的发展？什么制度促进社会化的市场规律形成共识？归结起来看，（1）市场经济必须有清晰的产权制度；（2）市场经济必须有自由竞争的企业理论；（3）市场经济必须具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股份制经济；（4）市场经济必须存在一个巨大的银行制度；（5）市场经济必须有清楚的、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6）市场经济必须拥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7）市场经济必须具有一种完全的宏观调控制度；（8）市场经济必须有一个完善的、法定的信誉的制度。就制度经济学的原理来讲，它最关注的是清晰的产权制度。 　　制度的重要性，人们早就认识到了。在100多年前，西方经济学家就认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但是只有科斯提出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之后，才使制度经济学达到一个新的深度和高度，使得制度经济学从原有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到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新在哪里呢？科斯1937年写了一篇文章《企业的性质》；1960年写了一篇文章《社会成本问题》。他的理论著作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才被重视和承认的。中国的一部分青年学者对科斯是非常崇拜的。科斯对经济学原理的分析，可以归结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效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于产权的建立。只有产权建立、产权清晰了，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经典的案例是养牛人和农夫的故事。如果养牛人和农夫的产权没有界定清楚，那么牛吃了农夫的谷物应该如何处理呢？是让养牛人赔偿农夫呢，还是养牛人不赔偿呢？这就说明，一个社会要具有积极性，必须界定产权。 　　产权清晰在我国已经写进了党的文件，1993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讲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有四个基本特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就把问题说到点子上去了，产权不清晰怎么改革？ 　　但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四个基本特征谁居第一、什么最重要又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产权清晰重要还是管理科学重要。我认为“产权清晰”最重要。1994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产权清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所有制改革也好，产权改革也好，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即改革高，高不过产权；改革深，也深不过产权。当时主管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大部门：国家体改委和经贸委。有人认为国家体改委是“产权清晰派”，国家经贸委是“管理科学派”。后来又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是“三改一加强”――改革、改制、改造，加强管理。 　　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的“管理科学”，其内涵实际上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上的管理是“基础性管理”，如人财物管理、产供销管理、以至“管理十八法”等。第二个层次上的管理，是“制度性管理”，如产权的明晰程度、资本的组织形式、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如果说，第一个层次上的管理是“管理科学”的“经济基础”，那么，则可以说，第二个层次上的管理是“管理科学”的“上层建筑”。有效的“制度性管理”是排除低效率，使“基础性管理”奏效的前提和先决性条件。固然，我们不能忽视和偏废上述第一个层次上的“基础性管理”，但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个层次上的“制度性管理”。 三、为什么无效率的制度会存在？ 　　邹东涛说，既然有效率的制度才是最适应生产力的制度，为什么世界上会存在着无效率的制度？难道有些国家、有些政府就愿意建立无效率制度吗？是为了希望自己贫穷吗？为什么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会长期存在？李约瑟研究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几十年，他提出的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为什么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优势被称为“李约瑟之谜”？怎样解释“李约瑟之谜”？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制度，科技不能转化生产力。为什么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问题在于封建专制社会，大利益集团、大地主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严重打击、限制了产权的清晰。 　　在封建社会及以前的奴隶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奴隶社会是典型的全国土地奴隶主所有制。在科学技术极为落后的古代社会，所谓生产力，主要是土地的产出率。而在历史上，种地者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的产出物被土地所有者占有，种地人哪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封建社会，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替换和复制。在改朝换代的早期，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家天下政权，巩固自己的江山社稷，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促进经济发展，调节和缓解统治者与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矛盾。但是每个封建朝代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不停的恶性循环。主要是大地主巧取豪夺农民土地，垄断土地所有权。大地主利用土地所有权，并与官府相勾结，对租地农民横征暴敛。农民在走投无路时被迫起义，爆发战争，天下大乱，于是又来个改朝换代。这样不断反复，除了周期性农民起义，就是周期性改朝换代，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时代的写照。 　　同时，中国在古代几千年中，占主体地位的国家政策和思想观念是歧视科技研究人员，把发明创造看作是下等人的奇技淫巧，更不可能设立专利制度，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不受国家制度的鼓励和保护。在这种条件下，谁去发明创造呢？即便有些知识和技术需要保护，靠什么保护？靠传子来保护，传男不传女，这样传下去就不断地衰竭，不可能使科技成为生产力。同时大地主等利益集团也存在着利益刚性。一种剥削社会制度，尽管它是腐朽的，但是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刚性。农民起义推翻一个朝代，但新的朝代大多是在旧制度上的复归。 　　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例证说明，某种意识形态也往往成为阻碍有效率制度建立，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们说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等等，这是社会的正式制度。实际上，制度还有另一方面，叫做非正式制度，如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正式制度，但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制度，同时又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一种文化。改革的推进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民俗、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因素与之耦合。 　　这种情况在许多地方都也可以看到。例如，在我国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就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 　　我本人是土生土长的西部人，西部的故乡故土情结使我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我在西部的长期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深深感受到我国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制约因素是“制度短缺”，包括“正式制度”短缺和“非正式制度”短缺。改革滞后，体制落差，是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那么，在西部，是谁在保守? 谁在制造保守呢? 客观地说，西部地区也不乏思想解放、开拓进取之士，但从整体上看，却是趋向于保守和守旧的，这不是个别人、个别单位、个别阶层、个别群体的现象，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因而它成了一种“群体性文化氛围”。正因为是一种“群体性文化氛围”，使得大家都“集体无意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种群体文化氛围中，守旧观念、守成观念、守土观念、平均主义观念、害怕风险观念、宗法观念、不服气心态、看不惯心理、等靠要思想、懒惰习惯，以及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唯意志论等自然经济观念和传统计划经济思想，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封闭的文化意识圈，形成一种群体性的思维和行为定势。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一方面缺乏强烈的致富冲动；另一方面，对别人的致富又看不惯、不满、红眼。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在市场竞争中，偏安求稳，缺乏一种如像温州人那样的商业冒险精神。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不成正常的市场竞争和人才竞争，而肚皮斗争、舌头官司、互相干扰扯皮、人际摩擦等现象则不休不止。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准确地说，在这种人文社会环境中，一些思想比较开拓、富有创造性的同志，往往鹤立鸡群，成为众矢之的。于是乎，在人才场、干部场，大家都不冒尖，都不创新，都不超前，固守中庸，明哲保身，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于是，从整体上行为总是“慢三拍”，改革开放的步子总是走不到人前去。而不甘自暴自弃、随波逐流者，不得不寻找机会“溜”，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人才流失即由此产生。 　　看来，思想观念的守旧、保守，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对此，我们既可称之为“观念约束力”，也可称之为“观念瓶颈”。如果说西部地区改革滞后，体制落差，是“正式制度”短缺；那么，思想观念保守，则是“非正式制度短缺”，两种短缺交织在一起，简直成了阻碍西部经济发展的铜墙铁壁。 　　正因为如此，多年来，我到处呼吁：要让西部经济“火”起来，首先要让思想“火”起来! 让观念“火”起来! 我到处呼喊一个响亮的口号：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 　　按照诺斯的说法，有效率的制度，除了市场制度，还有人的自由选择。中国过去很多年，严格的户口迁移控制制度，不仅严重影响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的配置，也严重影响了人的只有迁移权利。这种户籍制度现在已有所松动，但也还没全面开禁。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户籍制度把人死死拴在一个地方，使你没有活动的空间和择业的自由，使一个人先天就圈定在一种“身份籍”上，如同过去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身份籍”与“种姓制度”一样都是人的不平等制度，相应地也形成一种不平等观念。如果你出生就是“市民籍”，你就洪福护身，在教育、就业、收入、住房、福利，以至婚姻家庭等多方面，不用多少努力就天然地享受到种种好处。如果你出生就是“农民籍”，在各个方面都要低于“市民籍”几等，要多受许多苦，多遭许多罪。若想通过个人拼搏和奋斗抛弃“农民籍”身份，也是事倍功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现代社会使用的“经济”一词，源于中国古代成语“经邦济世”、“经国济民”，而“经邦济世”、“经国济民”既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为官之道，又是走上仕途知识分子的理想化世界观，这与今日“经济”的含义相去甚远。 　　假如中国古代社会接受的思想观念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学而优则商”；假如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思维定势和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发财”，而是“经商发财”，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当另当别论了。然而，历史不容假设。中国官本位的传统文化和制度根深蒂固，迄今也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社会，这既需要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经济发展逐步淡化，更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强有力冲击。 四、中国经济学家能够干什么？――“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邹东涛说，如果说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并且有效率的制度才能够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如何才能避免产生一个低效率甚至无效率制度？又如何才能建成一个有效率的制度？这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当然也是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那么，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建立了有效率的制度，经济学家还能干什么呢？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旦建成了，经济学家不是失业了吗？ 　　经济学家们，包括现在的和未来的、浮出水面的和潜在的经济学家们，都要思考这个问题――学习、研究经济学干什么？我想，对于社会负责任的经济学家，首先要向无效率和低效率的制度挑战，向有效率和高效率的制度投资。一个挑战、一个投资，就够你奋斗几十年。 　　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向中国本土无效和低效的制度宣战，为中国本土有效和高效的制度投资。邓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想，邓小平所说的“猫”肯定是中国猫吧！我由邓小平的“猫论”推导出另外一句“猫论”――“做中国猫，抓中国鼠”。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本土上为中国做事，都要着眼和立足于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立足于“做中国猫，抓中国鼠”。 　　“猫”者，立志为中国做贡献之仁人志士也，包括在中国建立一个有效和高效的制度；“鼠”者，影响和阻碍中国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问题也，包括存在于中国的低效和无效的制度。中国目前还存在着多方面的经济社会问题，诸如下岗失业、市场秩序、地区差距、三农、腐败等，亟须我们解决。有些问题之“鼠”不仅多和大，而且还很顽固并反复孳生，因此，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逐步解决。在某些问题上（如腐败），各种关系还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我们要坚持不懈，进行一场灭“鼠”的持久战，直至把“鼠”消灭。 　　近几年来，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一种关于“海归派”与“本土派”之说，也有人戏称之为“海龟”与“土鳖”。前者指从海外特别指从西方国家学习并取得正式学位归来（简称“海归”，谐音“海龟” ）的学者；后者指一直在国内接受教育或从事理论研究或实践探索者，在本土“憋”出来（简称“土憋”，谐音“土鳖” ）的学者。笔者是不赞同什么以“派”归类之说的，无论是手持“洋证”的“海龟”，还是手持“土证”的“土鳖”，均有著述颇丰、造诣甚深者。我认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辛勤奉献者，都是“中国派”，都是“中国的建设者”，何必曰“派”？ 我看，可以在“做中国‘猫’，抓中国‘鼠’”上把“海归派”和“本土派”（或者说“海龟”和“土鳖” ）统一起来。 　　如果要真正对“海龟”和“土鳖”作一番比较和评价的话，则是一件较难的事情。大体上也只能这样说，二者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无论哪个时代在本国学成者或从某个国家学成归来者，大多总是以爱国之心报效祖国，同时也发展自我；其二，评价一个人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固然有文凭的国别、职称、级别等衡量指标，但终归要看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是否成功。 　　任何优秀的学术思想都应当大胆引进。就经济学而言，中国的“海归派”们对引进当代西方经济学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面对的问题总是“中国造”、“中国特产”。就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中国而言，无论是“海归派”还是“本土派”，大家服务的对象毕竟是中国，最终目的还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作为一门解释性的经验科学，作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重要理论的经济科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探寻其中的规律。应该说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应当利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进行大胆客观的分析和中国本土化的经济学解释。 　　2001年我到英国访问时曾冒雨瞻仰了马克思墓，对雕刻在墓碑上的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也可以说：经济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经济现象，而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中国经济社会现象，但根本任务在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推动小康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经济学不同于绘画、诗词、散文和歌曲那样，为人们提供美学和精神享受。它是一门解释性科学，具有深刻的、直接的国民经济实践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几代经济学家秉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在把西方经济学介绍到中国并为中国现代化服务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事业无不从中汲取极大的思想资源。经济学除了遵循科学原则对现实世界进行系统解释之外，其最终着眼点还在于对经济社会有所助益：对经济社会的设计、启蒙和推进。 　　当你还年轻、对中国国情尚未充分认识时就留学深造，在国外学习、工作时间长了，了解他国情况和国际惯例多了，一下子回到国内，可能对国内的一些事情或问题感到难以理解、不可思议。你可以对“中国特色的问题”、“中国特色的做法”一千个不满、一万句牢骚甚至骂娘，但问题归问题，它不会自行消失，只能由我们自己来解决。有人认为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可思议”，但它却是个客观存在；有人认为中国的一些做法“不可理解”，但它却管用。要试图看懂中国的问题，并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先不要议论、牢骚、指责，可先放下书本，停下“思想”，摘下“眼镜”，沉下来、深下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理性思考。 　　要“做中国‘猫’，抓中国‘鼠’”，就要打破一切教条主义。我们既要打破“东教条”，即对马克思的教条主义；也要打破“西教条”，即对当代西方思想特别是包括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口头上好说，实际上要真正做到是很难的。 　　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由于“东教条”曾对中国造成了巨大危害，因而人们对“东教条” 恨之入骨，防之如毒。但有的人却自觉不自觉地钻进了“西教条”，满脑子装了一大堆西方的模型，总习惯于以西方的模型观察和套用中国的一切，甚至习惯于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分析、评判和阐述中国的一切，而不管这个模型是不是符合中国国情，能不能被中国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坚决反对“西教条”，它同样会对中国造成严重危害。 　　要“做中国‘猫’，抓中国‘鼠’”，就必须真正立足于中国，一切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出发。我国的某些现实情况可能很不理想，但我们只能是“立足现实，改造现实”。有的人不太喜欢“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的提法，把这看做是阻碍中国步入世界大道的借口和理论盾牌；主张推倒这个借口和盾牌，按照西方“先进的”模型一揽子设计和改造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对中国目前某些不理想的现实，则主张“全盘否定，推倒重来”。在有的人看来，这是一种改革的理论和主张。我看，这只不过是一种“天真”和“浪漫”的激情。“天真”属于儿童的憧憬，“浪漫”属于恋人花前月下的陶醉。关系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大事，是来不得半点“天真”和“浪漫”的。 　　“做中国‘猫’，抓中国‘鼠’”，让它成为立志于振兴中华、服务于中国人民的有识之士的座右铭。记者 王铭泽 网络编辑：心仪
&&&*&&&&&&&&&
&&&*&&&&&&&&&
&&&*&&&&&&&&&
&&&*&&&&&&&&&
&&&*&&&&&&&&&
今日山西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①凡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今日山西网”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稿件，版权均属今日山西网所有。
　　② 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它报纸或网站的文/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其内容并不代表本网观点,仅供参考。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下载使用，必须保留本网注明的“稿件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如对稿件内容有疑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③ 如本网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在两周内速来电或来函与本网联系。
今日山西网&版权所有　未经同意不得复制或镜像，谢谢！　常年法律顾问：华闻律师事务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站点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