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失败己毫无工作积极性,即将在几个月后退休的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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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护理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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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  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美国和德国在今后几年内将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
  “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表示,技术型、管理型人员退而不休是常态,但对很多体力劳动者来说,在岗却有些力不从心,政策不宜“一刀切”。
  一个老龄化的中国正在走来。
  当“养老”成为社会热点时,“延迟退休”也迫在眉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越来越多的人将这一决定看作延迟退休即将正式开始推行的信号。
  然而,不论是网络上还是现实中,对于延迟退休这个话题,大家的看法并不统一。“延迟退休”会带来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公交车驾驶员
  “年纪大开车,乘客会觉得危险”
  曹峰已经做了23年公交车驾驶员,虽然才40出头,但因为半头白发,所以被领导和同事们统称为“老曹”。谈起延迟退休的问题,老曹说:“我们驾驶员聚在一起,经常说这个事,要我说,还延迟退休呢,我们是巴不得提早退休。”
  老曹表示,公交车驾驶员现在实在是高危行业,一方面要承受很大的身体压力,另一方面,精神压力也不小,“上早班,天不亮就要出车,上晚班,每天回家的时候,已经过了12点了,”他说,“小年轻都吃不消,何况我们?我才40多岁,那些50多的老驾驶员,更是吃不消。”其实,老曹觉得身体的压力,倒不是最关键的问题,精神压力才是大事,他说:“怕违章、怕投诉、怕报复,有时候遇到不讲理的乘客,我们只能受委屈。”
  随后,老曹像提前背好了台词一样据记者举了好几个例子,哪一年哪一条线路哪个驾驶员倒在方向盘上,他如数家珍,“几乎每年都有老驾驶员倒在车上没醒过来的,你说说,我们这行能延迟退休吗?”他说,“如果照顾老驾驶员,到了一定年龄不开车了,那这些人天天在单位干什么?洗车?”老曹觉得,公交行业和其他行业不一样,驾驶员有意外,那可是对社会都会有危害的,更何况,他们的手上,还握着一车人的安危。“现在想想,我要还有10年退休,心里还有些盼头,还有20年退休,那真是不敢想。”老曹说。
  国企管理员
  “管理技术岗会更有工作热情”
  孙斌在一家国企做货物管理员,每天朝八晚五的长白班,货物多的时候一整天都在跑来跑去,很辛苦。作为刚刚入职三年的新人,延迟退休的事似乎离他很遥远,但身边同事们不同的反应还是引起了他对新政策的思考。
  在孙斌的公司,工种大致可以分为管理类、技术类、劳工类。据他观察,有些职工退下来会感觉无所事事,一方面是出于长年工作的惯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单位有感情,还会偶尔回来看看。“有些被返聘回来的,工作热情比年轻人都高,”他说,“他们都是管理岗和技术岗的,对延迟退休并不排斥。”
  “但是劳工岗的就是另一种态度。”孙斌介绍,他们单位有条规定,装卸工人只要工龄满10年,55岁就可以退休。对这种工作而言,延长工作年限有可能加剧各种疾病的产生。“他们确实体力消耗太大了,”孙斌说,“除非转成门岗之类轻松的工作,否则他们对延迟退休肯定很难接受。”
  小学教师
  “老教师确实更有竞争力”
  24岁的方予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入职1年。“很多人对教师行业的现状并不了解,老师们在年轻的时候身体消耗非常大,我们学校年纪大些的老师,身体都多多少少有些问题,很多都是职业病。”方予说。
  对于延迟退休的政策,方予一开始听说的时候并没有当回事,“毕竟刚参加工作不久,谁也不会去想几十年之后的事情,”她说,“但是我听了身边的老教师们经常说这个事,我就开始关心了。”方予表示,她最关心的就是,万一老教师延迟退休,对于她这样的新教师来说,就少了很多“表现”的机会。
  和方予在同一所学校任教的王霞,已经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24年,对延迟退休问题的关注远远多于方予这样的年轻教师。
  王霞对延迟退休的态度,并不绝对,她觉得多工作几年没什么,而且老教师比年轻教师心态好、经验多,对学生更有耐心,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是有好处的,而且工作时间的延长,对于教师评职称之类的事情,还有好处。而她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身体状况,“年龄增长,眼睛开始有些花了,板书时间写长了,手都有些抖,就怕到时候身体承受不了。”
  国企干部
  “一些轻松的岗位肯定更多人抢了”
  “最近两年一直有延迟退休的说法,我也挺关心的,但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也说明要出台这项牵涉到每一个人的政策,一定要慎之又慎。”某国企办公室主任孔凡兵说,就他本人来说,他不愿意延迟退休。“延迟退休就意味着我在60岁时还退不了,还得接着干,可我不想退得那么晚。”
  孔凡兵说,他的情况比较特殊,14岁就当兵,在部队一干就是20多年,后来转业到地方,今年已经是他工作的第35个年头。他所在的企业原先是事业单位,后来转制改为企业,他的身份也变成了企业身份。“按现有的退休规定,我是60岁退休,还有10年。到退休时,我的工龄是45年。如果延迟退休,那我工龄要接近50年了,真可以说是工作了大半辈子了。”
  孔凡兵说,1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60岁退休时,他的身体应该还可以。他想歇一歇,“到处走一走,出去旅游,该享受下生活啦。”老孔在企业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工作琐碎,事无巨细,压力也很大。用老孔的话说,“就现在的身体情况,还能再干几年。可是到了55岁之后,恐怕身体就有些顶不住了,更别说60岁以后了。”他说,如果身体吃不消,为了企业利益,他可能就要调换岗位,到一个相对轻松点的位置上,但这些位置不好抢。孔凡兵认为要推行延迟退休,目前并不紧迫。“可能会是一刀切,也可能采取过渡方式。不管怎么说,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公务员
  “员工不说,有的领导倒是愿意延迟退休”
  50岁的常小红是南京市玄武区某局一名公务员,职务是科长。她也不想延迟退休。“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并不完全是工作,我已经将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工作,只想在退休后才照顾到家庭,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
  按常小红的职级,再过5年她就应该退休。如果延迟退休,那么意味着她在55岁后,还要接着干。对此常小红说:“其实55岁之后,女性的生理、精力比之前都要弱不少,年老体弱恐怕是干不好工作的。这样一来,工作效率也不会高。这应该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结果。”她告诉记者,之前看到网上一个笑话,延迟退休后,头发花白的60多岁老头一大早送孙子上学后,然后坐公交车赶去单位上班,像现在年轻的上班族一样,在公交车上他还要给比他年老的人让座。常小红说,她爱人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他也不愿延迟退休。他的理由是如果延迟退休,他要多交两年社保费,少拿两年养老金,一进一出就是四年。常小红说,她本人不愿意延迟退休,但并不代表其他人也这么想。其实单位里的人也讨论过这个话题,有的领导对延迟退休表示赞同,“道理很简单,因为可以多当几年领导。”
  三甲医院医生
  “工作效率会降低,这是对病人不负责任”
  45岁的陆风琴是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今年是她参加工作后的第21个年头。“我是不愿意延迟退休的,按现在的规定,我60岁退休,实际上医院很多人在57岁就退居二线了。”她说,如果延迟退休,她工作的时间会更长,但到时候工作的效率、对医院做出的贡献,恐怕与60岁前不能相比。
  “一个60多岁的科主任仍然奋战在临床,上台做手术,他的精力能跟得上吗?”她说,她所在的科主任今年不到55岁,曾多次跟她说过精力不如以前了,眼睛也老花了,上台做手术感觉比以前累多了。如果再过七八年,他的身体状况肯定比现在还要弱一些。
  就陆风琴本人来说,她觉得干到60岁,恐怕在临近退休的几年,身体、精力也有些跟不了,如果再延迟退休,估计她干不了,“60多岁的老太太上台,给病人做手术,想一想就觉得心里没底。”
  陆风琴认为,如果我国要采取延迟退休的政策,各地各行业应该有细化一些的做法,一个60多岁的医生,有的身体可能还不错,但也有人可能身体、精力就比较弱,让这样的人主刀做手术,是对病人不负责任。这种情况应该尽量避免发生。
  企业工人
  “广场舞肯定没了,因为大家腿脚都不利索了”
  39岁的程娟是一家企业的工人,距退休还有16年。她本人并不愿意延迟退休,“如果延迟退休,60多岁的老太太了,恐怕连广场舞也跳不利索了,怎么享受生活?到时候广场舞肯定没了。工作了几十年,退休时就是颤巍巍的老太太了,真是把一生都奉献给工作了。”
  程娟说,她的工作压力较大,如果延迟退休,意味着工作时间将更长,且不说延长几年退休,在这几年身体能不能达到工作的要求,就说延迟退休后的生活到底会过成什么样,她也没有底。
  她说,到了自己退休时,儿子也大了,有了第三代,儿子同样需要老人帮着照顾孩子。可是如果延迟退休,老人自己还要上班,哪有时间照顾第三代。等到她退休时,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自己的父母已经垂垂老矣,可自己还没退休需要上班,儿子也要上班,可孙子需要人照顾。可谓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家庭难以照顾周全。
  公司职员
  “临退休时,办公室里肯定有同事叫我爷爷”
  “说实话,我还真没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毕竟退休这个问题,离我还挺远。”26岁的刘小伟说,他才工作3年,离退休还有34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内,各方面的变数太多了,“我没想那么远”。
  “下一步,我国人口老龄化更突出了,延迟退休有积极作用。”他说,这样一来,工作的年限更长,从全社会角度来说,创造的财富就更多,另外国家养老的压力也会减小一些。
  刘小伟说,等到他快退休时,一个单位内,“既有我们80后,又有90后,还有00后和10后,目前还没有出生的20后也参加工作了,肯定有同事叫我爷爷。”他说,现在出生的“单独两孩”到时也有30多岁,已经挑大梁了。
  刘小伟笑着说,现在单位的员工一般是60后、70后、80后为主体,50后的人接近退休或已经退休,90后的人则刚参加工作。但如果延迟退休,那同一个单位内,年龄跨度可能达40多岁,甚至接近50岁。
  国企职工
  “论资排辈的机制可能会打破”
  延迟退休,不仅是对60后和70后有较大触动,对80后的直接影响也不小。朱广文出生于1981年,目前在一家国企工作,虽然只是普通职工,但收入在同龄人中已属佼佼者。不过,他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在国企工作,差一个级别,收入可是差一个档次,这一个档次可不是小数目,”他说,“国企职工流动性很小,我工龄已经有11年了,但在办公室里都是资历最浅的。”
  用朱广文的话说,他所在的科室里,科长看着副处长、副科长看着科长,都盼着对方要么早点升上去,要么到龄退下来,他们才好顺理成章取而代之,但是延迟退休一旦开始施行,他们的希望又要往后挪了,“有些人已经等了快20年,再等下去,怕是要崩溃了,”朱广文说,“这种感觉应该就是太子等着继位的心情,如果领导快到龄也好,要是正年富力强,那可真是没办法。”
  不过,自从延迟退休的风声传出,这个话题在朱广文的办公室里,就成了一个比较忌讳的话题,“说多了,领导以为你盼他走,”他说,“所以有一次领导自己开玩笑说,过几年就退居二线,位子让给年轻人,这让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事业单位职工
  “年轻人积极性可能会下降”
  冯全今年48岁,现在的工龄已经有30年了,目前,他供职于某区事业单位。一听说要延迟退休,他立刻给自己算了笔账。如果政策落实,到65岁时,他的工龄就达到47年了。“人生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他说。
  除了自身利益的考虑,冯全还关心延迟退休对事业单位人才培养的影响。“年轻人在面对一些复杂棘手的问题时不如老人有经验,但他们脑筋活,想法新,只要给他们足够的发展空间,会成长得很快,”冯全说,“不把岗位空出来,年轻人就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但他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老人就无用武之地了,老人对新人的“传帮带”还是很重要的。
  余忠今年34岁,在大学做行政工作,他也有同样的顾虑。据余忠介绍,大学的编制名额本来就很少,新人不好进。进来之后,科级、处级岗位也较少,老人不退,年轻人就上不去。“人才得不到进入或晋升的机会,流动太慢,对学校人才结构的完善和更新是不利的。”余忠说。
  余忠还表示,延迟退休更适合那些高才能的人和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就是政策里说的像医生、教授这样替代弹性低的,”他说,“像我们这种行政工作,工作时间长了就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没有积极性了,不发挥作用了,不如把岗位空出来给年轻人。”
□ .陈.志.佳. .顾.元.森  .现.代.快.报如何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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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我们如何养老:何时退休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继续来关注“明天我们如何养老?”这个话题。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探讨养老难题,其实需要面对困难的不仅是过了60岁的老年人,许多即将踏入老年门槛的人群,他们就已经提前感受到养老压力。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个主角就是这样,虽然还有几年才到,但养老却成了他最担忧的事。  凌玉昌的家坐落在沈阳市沈河区第三粮库的职工宿舍里,50平米的老式简易房杂乱不堪,到处落满了灰尘,屋子里除了这台旧电视外,再没有一样像样的电器。墙上,老式的挂钟还在走着,可是日历却停留在日,这是凌玉昌父亲去世的日子。
  凌玉昌:癌症18年后才去世,这18年里的费用,吃药,保健品,花了多少钱?89年,那时候就拿了六万多,困难到什么程度,人家吃点好的,我就对付一口。  今年57岁的凌玉昌原来是沈阳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的一名焊接工人,2002年,47岁的他正当年富力强,没想到却遭遇到了下岗,2万元钱一次性买断,他从此被推向了社会。下岗不久,妻子就跟他离婚了,带走了仅有的几万元存款和唯一的女儿,剩下他一个人。虽然有着一手过硬的焊接技术,养活自己似乎没那么难,但是母亲常年卧病在床需要照料,父亲身患癌症需要治疗,10年来凌玉昌一半的时间是在病床和医院里度过,出去打工也只能是断断续续。  凌玉昌:到什么程度,甚至不出去干活,老人需要我得去看护。  有点收入要先紧着给老人治病,从下岗那天开始,凌玉昌的养老保险就一直悬着,没再交过一分钱。直到今年3月,听说补缴养老保险的窗口要关闭,他去社保中心咨询了一下,才知道,10年期间自己要补的养老保险金加起来是43311元。  凌玉昌:从02年,1372.2元,2012年(3月),总共是4万多,中间有7000多,8000多,我瞅着费劲。现在我完全交不上。  做为老工业基地的沈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批工人分流下岗。2000年的数据显示,沈阳市当时累计下岗职工已超过65万。对于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障,1991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1995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正式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新模式,几经调整,2005年,最终确定了个人8%,企业20%的缴纳比例。凌裕昌在下岗的时候,企业就停止了为他缴纳保险。如果补缴,需要他个人承担全部28%的费用。凌玉昌算了算,除了过去欠的四万元,到60岁退休还有三年,每年还要再缴纳将近一万元的养老金,也就是说,60岁退休前他还要再补将近八万元。没有钱,他想到了卖房子。  凌玉昌:再交四万,再加三万,将近8万多,加上医疗保险,10万多,从哪里出呢,说句不该说的话,我就得把家里的房子,大的卖掉,换小的,交上这部分钱。  凌玉昌住的是父母当年分的福利房,也是他目前唯一的资产,如果实在没办法,他也只能走这条路,不过现在,他的心里还有个小算盘,他听说自己从事的焊接工或许可以算特殊工种,享受提前退休的政策。  凌玉昌:要是按照特殊工种退的话,还能省一部分。但我一个老百姓咨询有关部门后,工作人员说,按照政策你不算,人家根本不做解答。  按照规定,特殊工种男职工可以提前到55岁退休,如果能算上特殊工种的话,老凌不仅可以少交5年的养老保险金,而且现在就可以拿到一个月2000多元的退休养老金。老凌算过,这里外里差了近10万元,这对凌玉昌来说,可是救命的好事,但是,老凌说,他去办过,没办下来  凌玉昌:告诉我,你是水电焊,不算特殊工种,我说为什么不算,我们在物质匮乏的时候享受油票,还给我们保健费,后来工作人员电话里回答我,说有些问题我解答不了,请你到沈阳市劳动局解答。我去的时候,工作人员也是这么回答的,你水电焊不算,我说看看有关文件,对不起,没有文件  老凌说,他一直想知道,他到底算不算特殊工种。为了帮助老凌搞清楚,我们决定陪老凌一起去一趟沈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到了人社局,从一楼到二楼,又从二楼到一楼,老凌被晾在了一边。在我们的沟通下,沈阳市人社局一位主管养老工作的处长,出面给老凌做了解释。  沈阳市人社局养老处负责人:这不是我们的规定,我们的职责相当于,电影院的导视员,你买完票,几排几号,我负责给你引到哪里,不负责解答,我无权解释,无权修改。这里边,有这个工种,我对照你档案,你俩合拍,符合条件,我负责给你批,错了一点我也越不了雷池。  凌玉昌:这个既然是有毒有害工种,为什么不给我们定特殊工种?这个不是我们劳动部门。你讲清楚了,我提出来的问题,不是你解答范围之内的。  我解释不了。  虽然最终也没搞清楚,但老凌从沈阳市人社局出来时,还是有些激动,毕竟见到了相关负责人。傍晚五点,正是下班时间,沈阳的街头人和车都多了起来,一个人生活的老凌每天都要自己买菜做饭。  像凌玉昌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并不是少数。在国企改制脱困的历史过程中,有许多国企职工通过各种方式下岗分流。由于当时一些配套措施不到位,再加上后来养老保障体制发生了变化,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面临历史遗留问题。与凌玉昌同在沈阳的戴泽峰,也同样因为养老金而发愁。  这间30平米的简易楼里住着老戴一家三口人,厨房、洗漱间和女儿的卧室混杂在一起,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也没有衣橱和梳妆台。今年55岁的戴泽峰原来是沈阳市第三粮库的一名普通工人,2000年,企业给了他2万元,一次性买断25年的工龄,他和工厂的几百名职工一起下了岗。  戴泽峰:孩子考高中,一炮干进去1万5,属于自费。省重点,压上线了,多花点钱,能不去啊,老爸头十一没了,(剩下的钱)给他花了。  没有手艺,也没有积蓄,戴泽峰只能四处打打零工,工地,商场,家具城,他几乎什么出力的活都干过,没多久妻子也下岗回了家,没有收入,一家三口只能靠他每个月赚的一千多块钱。生活虽然拮据,但还能勉强维持,可没想到的是,2005年,他被查出得了肝病,不仅不能再挣钱养家,而且还欠了一堆外债。  戴泽峰:住了一个月院,花了1万多。老妈赞助点,小姨子赞助点,大伙凑。00:25:51治病老妈花了多少?那有几万。三四万有了。00:26:16原来那边还有个房子,都卖了,给我治病。没卖多少,10多万。  母亲把房子卖了,给他治病,还给他补交了一万七千元的养老保险。但随着职工工资平均水平的上涨,沈阳市接连对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进行了调整。到2009年后,他每个月的养老保险缴费涨到七八百,就再也交不上了。老戴说,到现在还欠着两万多,一直没交。妻子每月打工能挣800元钱,加上已经过了50岁,可以拿到每个月1500元的退休金,现在家里全靠妻子维持。  戴泽峰:现在我药钱,固定得一个月500多。这个和这个,这个医院有证,国家照顾,两盒药一百零点,这个药,一盒55,一天三遍,一盒吃四天,一个月八盒,四百四。  失去了劳动能力的老戴,只能在家里一边养病,一边干点简单的家务,骑自行车不能超过10分钟,走路最远也只能走上三五百米。母亲妈家离得的很近,每天去看看母亲成了老戴唯一的精神寄托。  戴泽峰母亲:因为他身体不好,我把一处楼房卖了。当妈的,含着眼泪,他不知道,看他也好,去也哭,回来也哭。到家也哭。为啥哭?他有病啊。  戴泽峰的母亲今年76岁,一个月的退休金1500元钱,为了省钱给戴泽峰治病和交养老金,她每天只吃饼子就咸菜。  戴泽峰母亲:这就是你的午饭?不炒菜?没炒菜,咸菜疙瘩,咸鸭蛋,吃饼子,就咸菜,天天这么吃?有时候整俩菜,一个茄子一个土豆,搁点酱。酱茄子。  为了省钱,冰箱也成了摆设,基本不用。尽管一个月生活费不超过500元,可是,再怎么省吃俭用,提起戴泽峰欠着的养老保险金,两个人还是叹气。  戴泽峰:它这养老这事怎么办?你俩商量过吗,到时候再说吧。他还差好几年没交呢。还有五年呢。还有七年半,七年半也得几万。现在高,老涨。  戴泽峰母亲:就是赶着往前活吧,活哪天算哪天。  空着手来的老戴,走时老母亲给他拿了几块咸菜疙瘩,路过市场,老妈买了五个玉米,还要问儿子要不要拿两个,分开时,老母亲不放心,还远远地提醒老戴,要他按时吃药。  戴泽峰当年所采取的买断工龄方式,正式名称叫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有超过700万职工都是在签署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后,放弃了国企的饭碗。如果说,他们当年的选择是为了国企改革承担了一部分代价,那么,今天的社会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来分担养老压力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话题。  沈阳的铁西区曾经是国内国有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号称中国的鲁尔区。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的国有企业一度经营极度困难,国企职工大量分流下岗,铁西也一度成了国企困境的代名词。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当年下岗的职工很多步入了晚年。他们的日子过得如何?我们再去看看。  这里沈阳市铁西区的新华公园,每个周末这里都有很多老人来休闲。虽然当年林立的烟囱早已变成了一座座高楼,但下岗工人的生活却似乎没有多大改变。  下岗工人 55岁养老金欠5年没交:靠打工一个月800多块钱,啥也没有,拣菜吃,吃菜都吃不起。出来打工1000来块钱,要不是在这锻炼(认识),人家不用你,都老了谁用你。  下岗工人 56岁养老金欠4年没交:买菜买便宜菜,肉也不能老买,偶尔吃一回呗,经济条件,吃也吃不起。鸡蛋老人一天能吃上一个不?不一定,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那玩意能天天吃嘛,没那个经济条件。  这些下岗工人年龄大都在55岁上下,月收入1000多元,上有老下有小,大部分人的养老保险金都没交齐,等到60岁退休能领到固定的一份养老金成了他们的梦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2004年曾对沈阳、长春两市的近千名下岗职工进行过专项调查,她当时的调查显示,下岗职工平均年龄42岁,其中45至49岁所占比例最大,占30.1%,其次是40-44岁年龄段,占26.9%。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这些人再就业很困难,其实大多数人没法再就业,我研究报告里面他们再就业的困难,很多人因为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再就业,甚至他们的子女,学校毕业以后,都很难再就业都出现的,初次就业都出现了问题,你让这批人怎么再就业,  郭于华的调查显示,下岗失业人员中1年以上没找到工作的占74%,有78%的下岗职工未承担父母的赡养费用,同时有37.8%的下岗职工现在仍然靠父母的养老金提供部分生活资助。  郭于华:让他们通过再就业再购买市场化的养老保险,来保障,这是其实是一个很不现实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你其实一个,一个必须得有一个,承担这种责任的一个部门,那就是国家,来就是政府,就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生存保障。  对于这些和凌玉昌、戴泽峰有着同样境况的下岗职工们来说,眼下的延迟退休政策,他们绝大多数都难以接受。  下岗工人 55岁养老金欠3年没交:就是100岁退休才好呢,为啥呢?人家房补啥都有,一年好几万,自己拿一半,人家去干啥,早餐,中餐,一个月的活一天干完。希望越晚退休越好。没工作的自己交,打工,交七八百,剩几百了?延期俺们。再等十年,我上哪去,我现在找工作都费劲,谁要啊。  下岗工人 55岁脑血栓病两年养老保险欠两年:有个孩子哑巴,老伴离婚了。药钱,一个月2000多,能承受得了吗?花不起。特别困难。听说推迟的事?有影响?不交了,交不起。属实交不起。  下岗工人 62岁:国家怎么改革我们不反对,支持,因为改革需要探索,关键问题在哪里,沈阳重工业城市,企业倒闭,黄铺的,和减员增效过程中,下岗的,年龄都不大,我合计啥,推迟退休的年龄,是不是给他们保留在60岁,别再延长了,再延长就增加他们的生活负担了。  工人们说,沈阳这几年对他们交纳养老保险也采取了放宽年限、免除滞纳金等措施,但由于大家收入都较低,如果延迟退休,将对很多人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认为,在社会转型期,这部分群体承担了高昂的改革成本,面对新的改革,在具体措施出台时,要尽可能考虑他们的现实利益。  郭于华:这种紊乱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而是因为制度化造成的紊乱,是你这个社会转型,你这种制度化的这种变革造成的紊乱,你就要,你就要有人来承担这个,承担这个,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他们自己,由他们自己完全承担。  虽然,在国企改革中,国家也实施了再就业工程,帮助下岗分流职工培训新的工作技能,寻找新的工作岗位。但这个人群中的4050人群,也就是40岁左右的女工和50岁左右的男工,转岗再就业确实十分困难。现在他们又到了该退休养老的年龄,国家怎么让这些负担了改革成本的人群不再继续承受不可承受之重呢?  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今年上半年,是否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引发广泛关注时,郑秉文明确提出,退休年龄必须延迟,这让他招致了很多非议。这些是各地寄给他的抗议信,但郑秉文现在还是坚持认为,延迟退休年龄是趋势。  郑秉文:因为人类的寿命预期在不断的提高,那么相对应来讲他的劳动时期和他的退休时期如果失衡太严重的话,将会导致这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要减少,  郑秉文说,从全球范围内来看,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后,许多国家都采取改革,延长退休年龄。德国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希腊法定退休年龄男65岁,女60岁,瑞典法定退休年龄61-70岁,英国计划在2016年4月到2018年11月期间,把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男女并轨。而从寿命预期看,西方男女平均寿命预期平均76岁,中国是73岁,仅差3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也认为,延迟退休是趋势。而像凌玉昌、戴泽峰他们这样,对延迟退休年龄无法接受,是因为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制度原因。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因为过去我们承诺了这些职工到了一定年龄就可以退休,然后退休以后就可以享受养老待遇,如果说我们就是简单的推迟了退休年龄,在其它方面没有补偿,确实是对这些人来说,不是很公平,他们反对我们也能够理解。  白重恩说,人们对延迟退休年龄反弹强烈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实中存在着退休制度的双轨制。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确定统筹结合的企业职工养老制度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却进展缓慢,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公务员已达10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00万人。事业单位正式职工3000多万。这说是说,大约有4000万人在职期间,不用交纳养老保险金,而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却由财政划拨。白重恩认为,和延迟退休年龄相对应,除了推进养老制度加速并轨外,更关键的是要降低社保的缴费率。  白重恩:这样缴费率高,它带来两个不良的后果。一个后果就是当缴费率高了以后,人们就劳动的积极性就受到了影响,因为社保缴费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税,那么我去了劳动,我得来的报酬,我不能,我拿得比较少,有很大一部分交走了,不再是我的,那我的劳动积极性就会受影响。另一方面来说企业的,用劳动力的成本也增加了,所以这时候就会影响就业,  白重恩说,2010年,他曾经率课题组曾经做过研究,我国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种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从实际缴费来看,我国社保缴费比例在全世界都属于较高的,比我国更高的只有为数不多几个国家。  白重恩:最近我们清华大学财政税收研究所的一个研究人员也做了一个研究,他发现如果社保缴费率过高,规避社保的这种行为也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降低缴费率它一方面可以促进就业,另一方面也会减少这种规避的行为,使得更多的人愿意积极的参与社保,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面,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都应该要降低社保缴费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也指出,除了降低社保缴费率,在推进退休年龄改革时,还应该有配套措施,激励人们能够延迟退休。  郑秉文:每延一年有一定的好处,可以多拿一些养老金,那么这样的话,对于生活困难的一部分群体,多一个选择,他也许愿意选择这样一个制度,身体好,我为了退休后的这种收入更体面一些,他愿意多干一年,多干两年甚至多干三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郑秉文说,在目前状况下,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但从总体来看,对减缓养老金减力意义不大。对于我国养老金缺口有多大,现在还没有准确答案,但2010年数据显示,目前全国32个统筹单位有15个当期收不抵支。2011年,我国个人账户共积累基金2703亿,但记账额已经超过25000亿。白重恩建议,应该加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也就是国企分红转移支付的力度,用于支持社会保障。  郑秉文说: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我们的的分红率只有18%,但是全世界比较大的国家,可比较的国家,50多个国家的平均分红率是27%,所以我们的分红率只有别人的三分之二,从这点讲,我们的分红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我们能把我们整体的企业的分红率能够提高到跟国际平均水平比较接近的那个程度,然后同时就是我们的母公司,它拿到了分红以后继续向财政部门来分红,然后财政部门把这钱用来补充社保,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安排。  白重恩说,从研究来看看,国企分红投入社保不仅不会影响国有企业的发展,还会使得国企发展的效率更高,因为当国企要获得资金的时候,必须从资本市场上获得资金,就会受到相应的约束。  郑秉文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如果这一步我们都做不到的话,那我们还能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先,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用这个来补充社保。至于够不够,那我们再去测算,但是我觉得它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  延迟退休年龄改革还需整体推进  前不久《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正式公布,“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被写入纲要。如果我们从全球来看,延迟退休年龄确实是趋势,很多国家也先后进行了调整,但为什么在普通民众中,延迟退休年龄为什么会引发普遍反弹,究其原因,是退休制度还没能完全并轨,人们对养老金总体状况缺乏了解。延迟退休年龄改革如何能顺利进行,最根本的还是要有配套措施,全国老龄办相关负责人日前也指出,延迟退休年龄总的来讲是一个趋势,但将做具体分析,不会一刀切。希望相关部门在具体落实时,能真正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在随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中,我们将探讨如何为老年人打造更多的养老资产,有没有理想化的解决模式,怎样拿出更多的钱和政策,欢迎收看。明天的经济半小时,我们将继续关注养老,感谢收看,再见。  【相关新闻】    老有所养,是我们每个人对未来的期待。那么我们老了之后怎么来养?养的质量如何?这些都关乎我们老年的幸福程度。未来除了我们已知的能够领到的养老金之外,还能不能得到更加全面的保障?怎么样能让养老的钱尽可能地更多一些?未来我们退休之后,依靠“养老资产”就能踏踏实实地养老吗?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陈伟鸿和特邀评论员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杨燕绥、著名财经评论员张鸿共同评论。  有没有一个理想化的解决养老问题的模式?让我们共同来努力,为老年人打造更多的养老资产!  “你留下房子,我为你养老”,“以房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老人可以将自己的产权房抵押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定期获得一定数额养老金,房主去世后,房产出售用于归还贷款,其升值部分归金融机构所有。  记者在上海随机采访一些市民。  上海市民:我跟儿子住在一起,我跟这孙女住在一起,我的房子抵押给银行,儿子住什么房子呀?这个房子的事情,很复杂的。  上海市民:这事要和子女商量的嘛!没有子女的例外嘛,有子女的,老人不能完全做主的。  此外,我国住宅用地的使用年限一般只有70年,当人老年迈将房产抵押时,商品房的使用年限已经不多,而当老人身故时,使用年限更是所剩无几。这也一定程度加大了对 “以房养老”实施的难度。  张鸿铭:居住住房的70年的土地使用权的问题,我们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已经实行20多年了,以70年为计算的话差不多接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那么对于公积金管理中心而言,对于一个收房的人他希望你这个产权房的年限越长越好。你已经过去20多年,所以对于土地使用权期限很长的房屋他攒的量也可能不大了。  彭予:2007年,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曾试推过“以房自助养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自有产权房屋出售给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老人在有生之年仍然可以居住在原有房屋内,出售房屋所得款项在扣除房屋租金、保证金及相关交易费用后全部由老人自由支配使用;然而这一试点并没能开展下去,这项业务早已悄然停止。  马伊里:大家都期待着政府能够很快出台一个政策,我觉得还需要观察,还需要研究,站在老人的立场上,我们要看这种模式,怎么样对老人是有利的。  杨燕绥:养儿防老的观念必须转变过来   以房养老也是养老金的一个来源,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仅有一份养老金,解决的是老年人吃饭,穿衣,交通,但老年生活更大一个风险还不是吃饭。一个更大的风险可能是人口越来越老,而劳动人口越来越少,提供老年服务的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知道供求关系的变化,这边需求大了,那边提供少,所以家庭将来护理费用增长非常快。现在育儿嫂、月嫂很难请,这是趋势。将来的养老不管在家,还是老年公寓由别人提供服务,人工费怎么办?仅靠养老金不能养老。那么我们怎么办?老年人还有什么?  老年人现在有钱的是50后,60后的老职工,他们手里有一套福利分房,把这个管起来会转化为养老金,这是以房养老产生的一个必然的原因。但上海只有一个居民响应,最后他也退出了。上海的问题出在,大家把以房养老看成银行商业行为,是政府支持下让商业银行做,商业银行面临最大的风险,不知道老年人活多久。如果把这个房子产权交出来,对一个房产的残值做定价,按月支付养老金,定出价格,然后反向支付养老金,预期寿命15年,结果这个老人活30年,银行一直支付养老金,这个亏空谁来办?不是商业机构能做的,中国现在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以房养老当成纯商业行为,政府必须介入。  还有一个是观念上的转变,中国人更多想把房子留给孩子。现在需要转化一个观念,养儿防老,现在孩子已经不能养老,政府会给你发养老金。还是想你不出钱得出力,中国老百姓意识到孩子越来越少,无论出什么都没有,孩子既不能出钱也不能出力。购买服务得有更多钱,作为儿子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别想有老人的房子,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观念必须转过来。  张鸿:单纯靠基本养老金养老绝大多数人是不够的   我们现在看到各地有这样的城市,包括以房养老,但以房养老针对的人群有点窄。单纯靠基本养老金养老,在中国,绝大多数人是不够的。中国有一个叫替代率的东西,我们父辈退休的时候,能拿到原来工资的90%,80%,这是替代率。现在中国的替代率,我看到一个数据是不到50%,国际一般标准70%以上。就是退休时只有拿到原工资70%,才能保证老年生活还可以,50%以下你只能吃饭。其它这些支出的要求怎么满足?这就需要补充养老,把你的一些资产,或者用企业年金等等,在年轻的时候要有打算,或者到年老的时候真的有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又不准备传给自己的下一代,你就用它养老。我们需要有整个的一个制度上的安排来保证,我也愿意做,商业机构也愿意做,政府也能够撬动这个行为。  杨燕绥:政府养老和养儿防老都是幻觉  各个国家面对老龄化有不同的问题,不能讲美国特色、中国特色,老龄化都有这样的问题。最先进入的还是美国。美国在一战、二战期间发了财,所以他最先发达起来,最先进入老龄化,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老龄化。美国面临70年代必须解决养老金是否充足的问题,而且养老金不充足,你不能给年轻人增加税收,因为年轻人少了,老人多了,怎么办?美国60年代末期出台了以房养老、房产定价和反向抵押的法律,叫做准公共品,政府建立不仅有法规,而且有抵押基金,他们实施得很顺利。因为这样的基金解决的问题,当工薪层把首住房卖给政府,政府评残值,定价,定完以后政府委托最信任的银行,反向养老金,这个在70年代就能反向,每月给2500美金,老年人用这个解决住老年公寓,付服务费用等等。当时定完价,如果这个人长寿银行赔钱,政府就把长寿造成银行的损失补给银行,如果短寿就给他的家庭做为遗产继承,但是政府会对这个居民进行终生信用检查,不许欠工薪税,不许欠教育贷款,房贷90%还完,他是履行纳税义务的好居民。所以,这就需要政府鼓励人们还是买一套首住房。  我们已经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首先鼓励有收入的人还是买一个首住房,借鉴美国70年代搞的法律,怎么为房产残值定价,包括它的产权使用权等等,相关的法律需要及时地出台。什么中介机构可以参与残值定价,作为中介评出的价值是有效的,然后怎么样选择银行,政府怎么建立抵押基金,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来把房子交给政府。反向养老,社会要广泛地教育,转变这种观念这些工作都得做。实际上你谈一个养老不能光靠养老金,我觉得中国现在人们养老有三个幻觉,第一个,靠养老金养老,面对通货膨胀,老龄化,所以不仅仅养老金,养老金仅是吃饭,是老年日常开支现金流,不能解决其它问题;第二个幻觉是政府养老,尤其体制内的觉得政府包他一切;第三,觉得养儿防老,这些都是幻觉。  张鸿:养老资产针对的人群比较窄   我觉得养老资产针对的人群比较窄,不说对农村人是不是适用,城里人有多少自己拥有房子?也许我们的父辈拥有房子,但是他可能需要留给自己的孩子,甚至和自己的孩子一起住,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担心,我们还有70年产权的问题,恐怕解决起来,还有一个,这是不是需要建立在房价上涨的预期下?房价如果下跌,谁来按揭?银行怎么愿意买你这个房子?以房养老,在中国实施起来难度大一些。  杨老师只是说以房养老这一块,那么整个一个综合的保障体系是怎样?其实有一些发达国家的例子,基本上来说,他们是几条腿同时走,一个是基本政府保障,就是基础养老,中国也有政府的保障,但是这个不足,怎么办?企业年金现在的积极性也不是特别高,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实施起来也很难,这其实是一个完整体系的建立。  养老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未来如何来打造我们多重的养老保障体系?  杨燕绥:必须要有养老资产来养老   从仅靠养老金来养老,走到养老资产,如果我们接受养老资产这个概念,养老的这种幻觉就不存在了。养老资产首先包括养老金,这仅仅是解决日常开支一个现金流。除了政府给予的吃饭的钱,自己有企业年金,养老保险,商业保险,使这个养老金更充足,能得到改善,这是养老金。第二,老年人需要保健、医疗,所以老年人尽可能参加国家基本医疗保险,需要搞点补充保险,因为医疗器械、医务人员工资增长也是挺快的,不是养老金跟得上的,参加保障计划以后,就能分担一年费用70%到80%。第三,是老年居住,到底居住自己的家里,还是居住养老机构,都需要有护理费、服务费,所以这时候想到了一个房产能不能反向抵押,有更多养老金支付护理费。我们养老资产起码包括养老金、老年医疗保障、老年居住环境以及购买护理的能力,这四个问题是起码的,另外的旅游、社交,那是奢侈一点的。  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按照每一个人一生财务生命周期安排他的收入分配,同时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应当考虑个人财务生命周期,让它在年轻的时候养孩子、买房子,老一点了开始买健康、买养老,最后再把房子交给政府买健康、买养老。以人为本落实在这样科学点上,按照个人财富生命周期安排我们社会保障制度,让养老资产不是光靠个人,必须靠增长公共政策,守信用的专业机构,以及个人家庭的配合,共同来打造这个养老资产。一旦养老资产形成,我们老年人有钱,他们还可以消费,就会形成老年人口红利了。  关于企业年金,企业年金应该是我们政府养老金之外的补充,这个非常关键。实际上一生工作的人,他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养老金能解决养老金的30%,而且70%养老金靠自己职业生涯企业年金,而企业年金是雇主交一部分,个人交一部分,需要很好延迟征税的政策。年金2004年推起来,一个最大的价值,按照信托的文化构建企业年金运营机制,运营是规范的,安全的,但是最大的缺陷是现在对个人没有税优政策,而且只管存到退休,退休以后怎么发?没有解决。中国企业年金难以发展,是大多数企业做不了。下一步要使企业年金养老金市场真正发展起来,第一,税优;第二,基本养老保险降税,让更多企业能做这一点;第三,应该有很好的个人账户,受托人运行系统,对投资运营有一个统一的安排,把个人账户真正做好,还可以带动基本养老个人账户一同规范运作。  张鸿:关于养老金需要政府部门有更多的信息公开   我不敢年老,因为所有说的这些都需要年轻的时候,能有更多缴费的能力,你得在一个相对好的企业里。我有一个朋友自己开了一个企业,企业不错,但是他说,我想让他们年老的时候好一点,我就得给他们多交点钱,现在是20%,他个人付8%,这是基本的养老的,还有医疗的,算下来就是40%,我很难承担。那么国外是怎么弄的?美国是12%,我们是28%。美国还退税呢,人家交了以后,可以在之前列支,个人也有那种延缓退税的养老,这些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就是争取让你在老年的时候,能尽量多拿一点,现在的负担尽量少一点。  我们政府确实应该在税费的减免、优惠政策以及补贴上下大力气。现在,对中国来说,由于人口的结构越来越严苛,年轻人要养更多老年人,所以必须下决心,政府拿出更多的钱,拿出更多的政策。对于养老,我们个人也要重视,20年后你退休能领多少钱?很少有人算,其实有公式能够推算出来,但这也需要政府部门有更多的信息上的一些公开。我们自己重视了,不仅我们会对未来养老能够早做安排,也会倒逼我们政府在各项政策上能够有更好的安排。  汤敏: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相关配套措施的辅助   怎么样把城市的这些老年人的资产,比如用房产来进行一些置换,比如把城市的房产租出去,在郊区有很大的养老机构。我去参观一些发达地区的这些养老机构,非常受启发。一个养老的社区有好几万人,有非常好的三甲医院,有老年大学等等,老年人在那里生活得非常舒适。但是这个养老社区一定要大,一定要设施齐全,这些就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比如地的问题,谁来投资?怎样保障这些投资有一定的回报?另外,整个房地产的政策等,需要一整套的配套。  杨燕绥:大家共同努力才能老有所养   从关注养老金到关注养老资产,养老资产的打造不仅是一个储蓄问题,还有很多公共政策,比如医疗保险,基金要收支平衡,报销比例好一点,更主要是医生提供的服务合理一点,还有老年居住在哪里?老年公寓应该人性化,不应该不许老人养宠物,把老人弄到公寓当老年动物,这需要老年服务产业化。这个养老资产需要政府、商业机构、家庭,大家共同来努力,才能真正做到老有所养。(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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