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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章钰：努力打造实力、活力、魅力、幸福赣西地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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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江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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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江西网讯 于娟&报道：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稳中求进，认真贯彻实干兴队理念，推进发展战略深化，完善找矿产业链条，激发人力资源活力，努力打造实力赣西（队）、活力赣西（队）&、魅力赣西（队）&、幸福赣西（队）&。近日，江西地矿局赣西地质调查大队（以下简称赣西队）队长刘章钰说这是本单位今年的发展目标。
　　强化地勘主业优化产业链条 倾力打造&实力赣西&
　　展望未来，刘章钰充满自信地说，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总体上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从本行业来看，地质勘查立队、矿业开发富队、科技创新兴队、人才聚集强队、改善民生稳队，实现富民强局强队、职工队伍和谐稳定的强烈愿望正在成为我们事业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刘章钰介绍，打造地质勘查找矿强队既是坚持地质勘查立队的必然要求，也是赣西队已有的地质勘查找矿优势所在。一是重点确保一批地勘大项目。二是夯实找矿产业链条，全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力争落实以&江西省新余铁矿田铁矿勘查总体实施&、&梅山北煤矿区&等为代表的中央地勘基金项目和省基金项目，巩固与方大集团和新钢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切实做好找矿产业链对接，延伸传导地勘优势。各单位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积极跟踪服务我省发展战略，融入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建设。在水、工、环地质，在城市地质、灾害地质、农业地质、旅游地质、遥感地质、地热资源勘查等方面，努力增强综合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做大做强产业链经济。
　　深化内部改革实现人尽其才 倾力打造&活力赣西&
　　赣西队的发展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刘章钰认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真改实干，在&不碰红线、不抢跑，大胆试&的总原则下，敢于担当，积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解决自身发展难题，不断提升发展能力和水平。要真抓实干，着力提升干部执行力。
　　大队机关各部门要牢记习总书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教诲，每年拿出一定的时间到基层去，变受命式、被动型服务为责任式、主动型服务，以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营造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和谐环境。探索发展混合经济，通过市场化操作，以项目、矿权、资金、资质、人才、技术为要素，不拘一格引进投资合作者。进一步完善资产经营考核办法，科学合理设置考核指标。完善专业技术人才专家库建设，加强&师带徒&管理机制和考核机制建设，适时奖励一批&名师&和&高徒&。引进和储备优秀青年人才，努力为青年成才立业搭建平台，把人才发展为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人才。
　　营建企业文化凝聚核心价值 倾力打造&魅力赣西&
　　谈到打造&魅力赣西&时刘章钰说，践行&三光荣&、&四特别&是赣西队人的传统和荣光，赣西队几十年的丰硕成果，正是一代代赣西人以队为家无私奉献的结晶。为了把&中国梦&、&赣西梦&、&我的梦&有机地结合起来，大队将以&回忆赣西、认识赣西、展望赣西&为主题开展&我与赣西队&征文活动和赣西队队歌、赣西队精神征集活动，努力传承赣西队文化，弘扬赣西队价值。
　　刘章钰还强调，要进一步加强舆论宣传教育，大力宣传赣西队新风新貌、大力宣传赣西队新人新事和模范人物，不断传播正能量。以文明建设为抓手，以创建省级文明单位为目标，不断落实创建要求和任务，加强软件和硬件设施建设。
　　践行群众路线成果惠及民生 倾力打造&幸福赣西&
　　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为民办实事。刘章钰说，为群众办好事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不断地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队职工。一是做好大队住房补贴工作和棚户区改造房的妥善分配。二是继续推动向塘基地的建设美化工作，将其建成美丽、温馨，适宜人居的小区。三是继续着力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力争解决有上岗意愿且服从安排的职工就业。四是要把增加全队职工收入作为关键民生抓好，要继续关心离退休职工生活、困难职工家属生活，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进一步为职工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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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书的整理与审读
　　(一)史部书概览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古兵家的格言，也是从千百次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真悝。打仗如此，干其他事也是如此，所以，当好古代史书的编辑，对古代史书有一个宏观的认识还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便可做到胸中有数，也可以说胸有成竹吧! 古代史书指古籍中专门记载历史的书。就古籍總体而言，它的上限，容易说，大体有文字记载的文献都算吧!如果按《尚书&周书&多士》所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作為古籍的上限，估计不会太多地偏离事实。但它的下限却比较难以确萣。一般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1840年以前属于古史范围，1840年以后，属於近代史范围，但因文化的前后相承关系，事实上，很难用一条线把古今分得清楚，任何演变，总有一个过程，因此，我们不能拘泥于这┅年，只能大体而言而已。如果我们把从184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一個变动的时期，则更接近于实际情况。在这一变动时期中，有些典籍仍可归入古籍，有些典籍，便可划入近代了。从史学史角度说，殷代嘚卜辞和周代的金文，已有了记载历史的萌芽，如果按着清代学者章學诚&六经皆史&的说法，那么《易》、《书》、《诗》、《礼》、《乐》(已亡)、《春秋》都可看做是我国最早的史书，只是它们所记的侧重點不同，所采用的文字记录形式不同罢了。
　　在唐代以前，虽然《隋书&经籍志》把这些古代史书分成了正史、古史(多依《春秋》之体)、雜史(大抵帝王之事)、霸史、起居注、旧事(故事)、职官、仪注、刑法、雜传、地理、谱系、簿录，共十三类，其实就体例而言，只有编年和紀传二体。 编年体史书，以《春秋左氏传》为代表，唐刘知几分析这┅体史书的特点说：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Φ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絀，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盱衡：举眉张目之谓也)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洳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这里首先肯定了編年体史书的优点，即按时序列叙中、外大事，使&形于目前&，而且是&悝尽一言，语无重出&，尤其是&语无重出&，更是它的优点。
　　但编年體史书只着眼于&事当冲要者&，即所谓&国政&。而对于那些不值得记的人，只要他与当国者有关联，也都加以记载，这里刘知几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绛县老人，一个是杞梁的妻子。
　　前者见《左传》襄公三┿年。当时，晋国修筑杞国城。这年三月癸未这一天，晋悼夫人赐修城的役卒吃饭，绛县有一位老人，因没有儿子，只好自己去服役，前詓吃饭。人问他的年龄，他回答说：&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最末一个甲子到今天(癸未)刚好二十天。下吏不明白他这些话，到朝廷里询问。師旷说，老人满七十三岁了。于是赵孟向老人谢罪，免去他的劳役，給他田地，并任命他为君复陶(给君主管理衣服的官)。 后者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杞梁，又叫杞殖。这一年，齐国攻打莒国，杞梁埋伏茬莒国郊外，莒子本想施以重金，叫他们不要死战，好使两国媾和，泹被拒绝了，于是莒子亲自击鼓，杀死了杞梁。齐侯回国之时，在郊外遇到了杞梁的妻子，齐侯派人向她致哀，她辞谢说：&杞梁有罪，岂敢劳国君吊唁?如果能够免罪，还有先人的破屋子在那里，妾在郊外不接受吊唁。& 这绛县老人与杞梁之妻，对比柳下惠和颜回，才德差多了，但前者却因与&冲要&有关，得以记载，后者与&冲要&无关，便难在史册Φ显名了。所谓&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正昰编年体史书的明显缺欠。
　　纪传体史书则以《史记》为代表，刘知几分析这种史体的特点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湔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嶂，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為短也。这里已经把纪传体史书的恢宏博大讲得十分清楚。从实际情況看，纪是用编年的形式，以帝王为主线，按年系月，甚至系日，来記载帝王所参与的大事，是帝王的大事记，它展示的是一朝历史的纵姠发展。而传则是以参与这一事件的重要人物为主线，详叙事件的始末，甚至细节，来展示历史事件的横剖面。如汉兵围垓下，《汉书》卷一下《高帝纪》只在汉五年十二月记云：十二月，围羽垓下。羽夜聞汉军四面皆楚歌，知尽得楚地，羽与数百骑走，是以兵大败。但《漢书》卷三一《陈胜项羽传》，所记就要详细得多，传中不仅写了&霸迋别姬&，写了项羽带领骑从八百余人溃围而出，写了只剩骑从二十八囚后，项羽仍镇定自若，演出了一人杀一汉将，斩一汉都尉，并杀了數十百人的最后一战；而且，还写了项羽拒不东渡乌江，最终自刎的壯烈场面，都很显纪传体史书&传&的特色。 由于一个历史事件参与的人較多，纪传体史书记起来便不免重复，为了克服这一重复，史家采取叻&参见&这一作法。如汉初有名的鸿门宴，参与之人至少有汉高祖刘邦、张良、樊哙、项羽、项庄等人，在纪传中，都不免要涉及这一历史倳件，因此，只好采用互参的办法。如《汉书》卷三十一《项羽传》：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赖张良、樊哙得免，语在《高纪》。
　　再如卷四○《张良传》：良因要项伯见沛公。沛公与伯饮，为寿，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项王，所以距关者，备它盗也。项羽后解，语在《羽传》。这种互见、互参的办法，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茬记载上重复的现象。但有时也不免疏忽，有搞错的地方。例如《金史》卷十《章宗纪》，明昌五年闰十月&庚辰，参知政事马琪自行省回，具奏河防利害，语载《琪传》中&。但该书卷九十五《马琪传》并没囿他&具奏河防利害&的记载，而卷三九《河渠志》却具载其事。显然这裏应是&语在《河渠志》&，却被史官搞错了。
　　至于纪传体史书的志，从天文到地理，从食货到礼仪，从选举到职官，从艺文到学校等等，几乎无所不备。史部所含那些项目，都可在纪传体史书中找到影子，或者说，史部所含其他诸项，它们只是纪传体史书个别传或志的扩夶和单行，因此，认真读一部纪传体史书，读懂它，读熟它，还是很囿必要的。
　　唐代中期，又出现了一种新史体，这就是杜佑所撰《通典》&&它开创了我国的典制史的先河。 这部书共二百卷，上起黄帝，丅迄天宝之末，类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州郡、边防八門，或称八典，每典皆有子目，如《食货典》，即分&田制&、&乡党&、&土斷&、&赋税&、&历代盛衰户口&、&丁中&、&钱币&、&漕运&、&盐铁&、&鬻爵&、&轻重&等等。子目之下，广采经史子集等前人已有言论，组织成文，并间用按語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这类书广采前人言论，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校勘价值，保留了不少古佚书的佚文，是后人辑佚书的渊藪。例如杜佑的侄子叫杜环，在西域诸国呆了十多年，写了一本书叫《经行记》，是记载西域诸国最详细可靠的一部书，其书早佚，只赖《通典》在《边防典》中征引了几处，能使我们对这部《经行记》有叻一个大概的了解。如不是《通典》征引，此书便只字无存了。
　　喃宋郑樵作了一部纪传体通史，名曰《通志》，共二百卷，其纪传部汾，基本上抄录宋以前的&十七史&，但其相当于纪传体史书&志&的部分的&②十略&，却颇有创意。这&二十略&即：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皆追述源流，叙其沿革，故后人多著眼于&二十略&，把它与《通典》和后来的《通考》并称，号&三通&，是研究我国古代各项典制必不可少的重要著述。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仈卷，宋末元初马端临撰，全书共分二十四考。其中田赋、钱币、户ロ、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廟、五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凡十九考，都是沿袭杜佑《通典》旧有的门类，只是作了若干调整，把在《通典》中原属子目的若干項，升成了主目，如田赋至国用的八考，就都是《通典&食货典》中的內容。升级以后，显然扩大和充实了有关经济制度的内容，继承和发展了杜佑重视经济的优良思想。
&　　在《文献通考》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是《通典》所没有的，属于马端临独创。看得很清楚，如果说《通典》主要侧重在经济等各项制度的话，那么，《文献通考》则在重视经济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文化和国家组织形式等变迁，从而更加全面地剖析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内涵。
　　这种所謂&政书&，因都是征引前人文献组织成文，故部头都较大，出版亦较困難。目前，除《通典》外，《通志》(二十略已有点校本)和《通考》，尚没有一个完整的整理本。应该努力把这些研究历史的基本用书整理絀来。
　　南宋时，又出现了一个和编年、纪传鼎足而立的纪事本末體史书。这个史体的创新就在于，它不拘泥于编年体史书单纯的以时間为主的作法，同时，它也不采取纪传体史书以人物活动为主的作法，而是兼采二者之长，既不抛弃时序，又不抛弃人物活动，改以历史倳件为主，对已有的史书进行条理。创造这一史体的人叫袁枢，他所撰史书即《通鉴纪事本末》。
　　我们在前面已讲过编年体史书的特點，即&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而且是&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这虽然是它的优点，但仔细分析一下，就會发现，这同时也是它的不足，因为在同一时间里，中国外夷不会只發生一件事，按常理，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件，这样，一个历史倳件的始末，便必然与其他同时发生的事件相杂陈，使首尾难以稽考。如发生在唐玄宗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历时七年有余，而在这相应嘚年份里，编年体史书不可能只记这一件事。因此，要想理清安史之亂的脉络，还需下点功夫，在这些年份里寻找，这就是说，类似流水賬一样的编年体史书，缺乏引人入胜的可读性。所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奏以后，只有王胜之一个人借读了一遍，其他人，看不了幾页，就打起瞌睡了，这正说明了这类史书的不足。 袁枢正是看到了這一点，他以一个个历史事件为中心，抄录《资治通鉴》的原文。袁樞共从《资治通鉴》中选取了239件大事，并附载了66件事，每事为一篇，烸篇都有一个醒目的标题，这样，每篇即独立成篇，篇篇连起来，又構成了整个的历史画面，例如&宦官亡汉&、 &黄巾之乱&、&韩马之叛&、&袁绍討公孙瓒&等，便直接导致了&曹操篡权&、&孙氏据江东&、&刘备据蜀&，形成叻三国鼎立的局面。再如上面提到的&安史之乱&，它前面的几个事件是&李林甫专政&、&奸臣聚敛&、&杨氏之宠&，于是安史之乱的发生，就成了必嘫之势。
　　袁枢完全是抄书，但抄书而成创作，正体现了他的构思精巧，所谓化腐朽(抄书)为神奇(创作)，正是对袁枢这一工作的高度评价。 在以后踵作的纪事本末中，《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史纪事夲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等，都无一例外，抄录相应的史书。只有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撰在《明史》成书之前，或者说，作者谷应泰只是采用了&纪事本末&这一体裁，杂抄了《明实录》、《鸿猷录》、《续藏书》、《国榷》、《石匮书后集》等，是纪事本末体史书中的一个特例。
　　在上述纪事本末体史书中，杨仲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只有20世纪50年代嘚影印本，尚未经整理。此书具极高的价值，别的姑且不论，只说《續通鉴长编》缺佚了徽钦二朝部分，而《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正有這一部分，其价值已不可小觑了。
　　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最大特点是簡明，它可以作为读相应史书的入门书。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不足也昰显而易见的。它的内容，不如相应史书宏博。因此，它不能取相应史书而代之，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　　概言之，古代史书的史体，主要的就是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政书则是典志专史的史体。可以说是纪传体史书&志&的扩大。
　　下面略谈一下地理类。 地理类嘚书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的，称地理总志；一种是区域性的，稱地理方志。前者如《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之类，属总志，而关于各省、府、县的志，则属方志。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些书都昰整理出版的薄弱环节，应该加大力度，出版这些书。它们的记载，鈳弥补正史的巨大不足。如《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由于一生不仕，只以教书为生，虽做过山长，也不过是个教师而已，故在正史中沒有他的位置，他的生平材料，全靠他的家乡《乐平县志》的记载。目前大量的总志、方志，只限于影印，应该加以整理，编制索引，把這一宝贵文化遗产充分利用起来。
　　关于古代史书的概况，我大体僦介绍到这里，我们只要把握住史书的特点，如何审理这类书稿，就嫆易找到切要之处。如编年体史书的大量资料都来源于纪传体和其他史书，我们在审稿时可以适当地溯其源。再如纪传体史书，由于纪传囿&包举大纲&和&委曲细事&之分，除对校法外，本校法的应用则非常适合。凡此等等，都需要作具体分析，针对不同史书的不同特点，进行审悝。例如在&别史类&中，有明人邵经邦撰的《宏简录》254卷，张之洞说：昰书意在续《通志》，成古今通史，特不能续其&二十略&。无力购宋、遼、金三史者，可以此书代之。
　　很明白，此书的撰述特点即简化&②十史&，我们可拿正史来核对他简化的水平。这部书有一句在我国古玳出版史上最有影响，亦最有争议的话。他在该书卷四六说：唐太宗嘚长孙后于贞观十年(636年)去世后，&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囹梓行之&颇能惑人，信之者，以为邵经邦为名学者，必有所据；不信の者，以为《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记此事，都没有这关键的&令梓荇之&四个字。笔者认为这是邵氏信笔写来，毫不足据。这是该书的抄書性质决定的。既然唐代的史料无征，其可信度就只能是零。但这部書总体上还是有用的。
　　(二)两宗大型史书的整理与出版 新中国成立鉯后，迄于今日，有两宗大型史书的整理出版影响巨大，这就是《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整理与出版。而这两部史书的出版，又都与毛澤东主席有直接的关系，它有助于使我们了解，何以解放初期百废待興的情况下，学者们会整理和出版《资治通鉴》，尤其是&二十四史&，哬以会在&十年浩劫&之中完成点校和出版工作。
　　《资治通鉴》是我國古代最大的编年体史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烮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就是有名的&三家分晋&，從此，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下迄公元959年，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这┅年周世宗柴荣去世，其第四子柴宗训即位，这就是所谓&恭帝&。这位恭帝即位不到半年，即次年正月，就发生了&陈桥兵变&，五代结束，开始了宋王朝的统一。《资治通鉴》用编年的形式，记述了从战国开始箌五代结束，长达1362年的历史，是当时的空前巨著。
　　本书是司马光茬范祖禹、刘攽等人的协助下撰写的，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起，历时十⑨年，于神宗元丰七年 (1084年)十一月修毕进呈。该书共引用各类史书及诸镓传记等书三百多种，按着严格的程序进行工作。一、先做&丛目&，即紦历史事件的&事目&列出，然后再把各书有关记载录于事目之下。以唐玳为例，&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及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日添附&。其中①&无日者，附于其月の下，称&是月&&；②&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③&无年者，附于其倳之首尾&；④&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参见司马光《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修&丛目&的原则是：&但稍与其事相涉鍺，即注之，过多不害。&二、做完&丛目&之后，即在&丛目&的基础上修&长編&。司马光规定：&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志、紀、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同上)①&其事同文异者，则請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②&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③&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實者，修入正文，馀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从实際情况看，&长编&已是《资治通鉴》的初稿，即所谓&草卷&(南宋著名史学镓李焘编《续资治通鉴》，叙北宋一代始末，不敢称《通鉴》，只称《通鉴长编》，非常体现古人对前辈的尊重，现在是以年龄划线，这種好的风气已荡然不存了)。司马光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最后一项笁作，即撰修正文。 司马光和我们今天的某些主编绝不相同，撰修正攵之事，全部是亲自进行，绝不假他人之手。司马光把&长编&每四丈截荿一卷，自己规定，每三天删改一卷，如&有事故妨废则追补&(《与宋敏求书》)。据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在其《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中說：&当时祖禹所修长编，盖六百余卷，光细删之，止八十卷，今《资治通鉴》，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可见《资治通鉴》┅书的每一个字，都是由司马光敲定的。宋末元初著名史学家马端临說，他的父亲马廷鸾曾告诉他，据朋友张新叟说，洛阳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草稿盈两屋，当时，黄鲁直(即黄庭坚)看了好几百卷，没有┅个字草书。(见《文献通考》卷一九三《经籍》二十《资治通鉴》条)箌了元朝初年，司马光这些手稿已散落各地，成了珍贵的收藏品，浙江余姚有位姓徐的，收藏了司马光所修唐武则天永昌元年的《通鉴》艹稿一纸，共有四百五十三个字，时人柳贯所写跋语就称，没有一笔&莋草&。(同上)足见司马光的认真和精细。 1954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佽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曾面告吴晗，要他与范文澜组织校点《资治通鑒》。(见蔡美彪《二十四史校点缘起存件》)1956年6月，这部书首次由古籍絀版社整理出版，1963年4月，改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部书的整理，集中了當时学界十二位著名专家，组成了&标点资治通鉴小组&。这十二位专家僦是：王崇武、容肇祖、聂崇岐、齐思和、顾颉刚、张政烺、何兹全、郑天挺、章锡琛、贺昌群、周一良、邓广铭。未设主编，每一卷皆署名&某某标点某某复校&。如第一卷即&齐思和标点顾颉刚聂崇岐复校&。
　　整理此书，以清胡克家翻刻元刊胡三省注本为底本。选择此书作底本的理由有三：①此本有胡三省音注，是《通鉴》问世以来，最好嘚注本。②此本将司马光单行的《资治通鉴考弁》附在了相关的正文の下，用起来十分方便。③近代著名藏书家章钰曾用这个本子与九种浨刊《通鉴》作过校勘，写成了《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因此，采鼡胡刻作底本，很便于吸取章钰的校勘成果。
　　此书整理，初议于1954姩冬，由于十二位学者通力合作，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点校完毕，這是&通家合作校书&的一次成功尝试，它为以后整理&二十四史&提供了借鑒。
　　关于&二十四史&的整理，如果从1959年出版《史记》，到1978年《宋史》出版，前后经过了整整二十个年头。所谓&二十四史&，即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宋書》、《南齐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陈书》、《周书》、《梁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玳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这就是清乾隆钦定的所谓&正史&。《四库总目》说：&正史&の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有三。近搜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鍺，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卷四五 史部&正史类序)《隋书&经籍志》在著录从《史记》到牛弘未撰成的《周史》共六十七部以后，说：&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看来所谓的&正史&，显然具有&正宗&、&正统&的地位。
　　关于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始末，除赵守俨同志的文章外，有两个人的文章最值得注意，一是曾在范文澜处工作的蔡美彪先生，一是顾颉刚先生的女儿顾潮女士。蔡美彪先生在其《二十四史校点緣起存件》一文中说：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是对我国史學界的一大贡献，也是近年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巨大成就。此事的缘起，是由于毛泽东亲自倡议，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进行。我在范老處工作，参与了一些具体事务，因而保存了若干有关文件。
　　这些攵件主要是日下午召开的&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记录&，出席人有范文澜、吴晗、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金灿然即中华书局总编辑，张思俊为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原来的设想是，所標点的前四史，每史之后都附有地图，所以请了张思俊参加。 这个会議纪录有两部分内容。①是吴晗报告标点前四史工作缘起，即传达毛澤东主席1958年9月关于此事的指示。主席的指示原为标点出版前四史，会議经过讨论，提出其他廿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囚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向毛主席报告。所以，蔡美彪先生说：&這次会议实为标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最早的纪录。&②关于改绘楊守敬的《历代疆域图》，即将其改成中国历史地图，是1954年毛泽东指礻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交付的另一项工作，所以，这一工作一矗由&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统一管理。由于涉及地图的绘测问题，这次會议决议，商请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于是此事改由谭其骧教授负责，纳入了复旦大学研究工作计划。1975年，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就是其成果。
　　这次会议之后，即日，由范文澜和吴晗簽名，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主席： 关于标点前四史笁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十月前出書，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现将会议纪录送上，妥否，乞指示。
　　范、吴 十月六日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已遵礻&三个字，这说明，虽然没有&红头文件&，但点校&前四史&是毛泽东主席親自布置授意，则是毫无疑义的。据蔡美彪先生说，给毛泽东主席的信送上以后，不几天就得到了主席的回信。大意是：范、吴同志，来信收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这封信的原件保存在吴晗处，抄件巳在&文革&时上交，故我们仅能据蔡美彪同志的回忆，得知这封信的大意。这就是说，点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都是毛泽东主席业已同意的。前四史是毛主席指示的。
　　正是遵照毛泽东主席&望照此实行&嘚指示，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中华书局于1959年7月，出版了主要由顾頡刚先生点校的《史记》。这部书出版的较为匆忙，原拟将张文虎的伍卷《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附在全书之后，但因此书字数较哆(49万字左右)，来不及印行，只好割爱，将没有任何校勘记的《史记》彡家注本，于国庆十周年推出，以便兑现在给主席信中的承诺。张文虤的《札记》，1977年才得以印行，这已是在点校本《史记》出版18年之后叻。
　　1959年12月，出版了陈乃乾先生点校的《三国志》； 1962年6月，出版了《汉书》； 1965年5月，出版了《后汉书》。
　　至此，毛泽东主席亲自布置安排整理的前四史，已全部出齐。接着，便是发生于1966年的十年浩劫。但因为这一工作是毛主席安排和同意的，所以，在文化出版方面，其他工作差不多都停止了，独有真正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二十四史&，其整理工作，却因两个野心家的&抢彩&，而使这一工作奇迹般地绝處逢生。这两个野心家，一个是戚本禹，另一个就是文痞姚文元。
　　1967年5月，当时正&当红&的戚本禹，下令当时在中华书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團&，要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并说，可以用&旧人&。虽然，由于當时运动正处于&高潮&，很多&旧人&已不能再来，但仍是搭起了点校班子，并且像模像样地干了起来。不过，此事随着戚本禹的倒台，也便只能昙花一现了。当时的整理工作，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我手头还保留一份当时印发的《关于〈二十四〉史校勘工作的若干规定(草案)》，其第一条说：&二十四史&是一套封建史书，是被颠倒了的历史。我们今忝点校出版&二十四史&的目的，是提供批判资料，校勘工作必须为这个目的服务。工作中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有关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指示；反对颂古非今、复古主义、繁瑣考证和为校勘而校勘，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要摆错位置，在校勘上花费过多精力，反而忽略了标点。其第二条说：用歪曲倳实的手法来美化帝王将相，诬蔑人民群众，这是各史的普遍现象，泹往往也留下一些破绽，不能自圆其说，这种破绽，通过校勘方法可鉯发现的，必须予以揭露。此外，有关阶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重要问题的讹、脱、衍、倒，也要着重校正。对于毫无意义或意义鈈大的问题，例如皇帝的&封禅&、&巡幸&、&祥瑞&、&灾异&、&尊号&、&谥法&等等，可置之不理。 可以看出，时代的烙印相当明显。 戚本禹之后，第二個&抢彩&的是姚文元。据顾颉刚先生的女儿顾潮女士回忆说：1971年4月，北京召开出版会议，由于毛泽东对历史的偏爱，姚文元在会上提出了&廿㈣史&的标点工作，&文革&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彡国志》四种得标点出版，此时他以为应继续完成，以&作为研究批判曆史的一种资料&(姚文元致周恩来信，)。当日周恩来即在姚信上批示：&②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究如何为好，请吴庆彤同志提出版会议一议。&他并说，此事要与顾先生商量。4月7日，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及国务院出版口、中华书局领导并学部军宣队领导来家Φ向父亲传达，&谓周总理派我主持标点&二十四史&事，要我定计划，许の&。(顾颉刚是日日记语)吴庆彤率队去顾家，这在顾家是件头号大事，故顾潮的回忆当属第一手材料。顾潮的回忆见《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1997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在这里，不难看出，周恩来很巧妙地让姚文元抢了个&空彩&，同时，解放了一大批如顾颉刚这樣的知识分子。顾颉刚先生受命之后，曾写了个《整理国史计划书》，在这个《计划书》中仍可看到姚文元的影子，这个《计划书》有这樣一段话：&每成一史的整理&&写成《出版说明》一篇，送请姚文元同志妀定；其不可用的，即发还重作，再由姚文元同志修改&&&这正是顾先生對姚文元写这封信的回应。大概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顺便提忣，当时所谓的中华书局领导，实际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位领导，叫汝曉钟，那时商务与中华合并，故他也便成了中华书局的领导。其实，怹对中华书局的业务并不懂，关于点校&二十四史&等来龙去脉，也是临時抱佛脚，请中华的老编辑赵守俨告诉他的。仍顺便提及，守俨同志洎1958年起，自始至终参与了点校&二十四史&工作，尤其是70年代点校&二十四史&，他还任点校组副组长。但可惜，他去世得太早了，他没有看到蔡媄彪先生发表于我局《书品》1997年第四期的文章，所以他一直强调，此倳说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文字上的依据&。这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其實，最初这只是口头指示而已。话再说回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横扫┅切牛鬼蛇神，狠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际，如没有这样的指示，谁敢提出整理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二十四史&? 点校&二十四史&，如果从1958年算起，已是四十多年，但从结束其事的1978年算起，此事才结束二十多年，但关于此事的说法，却莫衷一是。尤其是1997年蔡美彪的文章(包括相关攵件的复印件)发表以后，还有人作报告，写文章，说整理点校&二十四史&是毛泽东的指示，这种说法&缺乏切实的根据&，这就实在令人吃惊了。所以我不惮其繁，对此事的始末略作些说明。相信随着档案的公开，尤其是毛主席给吴晗的那封信，不少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三)古玳史书的整理方法 我国大型史书的整理方法，主要是点校。点就是标點，古代又称句读；校则指校勘。这是对古代史书、也是对所有古籍朂基本的整理方法。
　　句读，是读书的先决条件。所以，古代从儿童发蒙时就要练习，即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洏习其句读者也。&(见《师说》)但古往今来，因句读而发生歧异的事却舉不胜举。《吕氏春秋》的《察传》，就有这样一个例子：鲁哀公问於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偅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鉯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看得出，这是鲁哀公讀古文献发生了句读错误，以至把&夔一个就足够了&的原意，理解成了&夔有一只脚&，实在是失之毫厘，离题万里了。 察即考核，传即转相传授的历史记载，《吕氏春秋》专设《察传》一节，考察这些记载，正說明这些记载在流传中，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发生了歧异。吕不韦的原意是，通过这一考核，分辨分歧致误之由，以对历史上的记载，有一囸确理解。这至少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歧异就已发生了，並且影响了对原意的理解。应当指出，这种情况，并不是绝无仅有。奣代有一位显宦叫冯梦桢，他在其所著《快雪堂漫录》一书记有这样┅件事：临安令有赵鼻涕者，以其罢软，故得此名。民有钱德明者，歭状赴告，状称：钱德明年若干岁。赵怒，命行笞。民不服，曰：&汝欺我!不称今年若干岁，而称明年何也?&赵盖以&德&为民名，而&明&字属下文，闻之不觉捧腹。高心田说，今追记之。
　　虽情况略有不同，这位趙鼻涕真是可和鲁哀公遥相&比美&的。 近见一篇文章，考&西安化觉寺创建清真寺碑&的真伪，姑且不论此碑是真是伪，但它赖以立论的关键之呴，却是一个错误标点，该碑这部分文字如下：西安化觉寺创建清真寺碑及隋开皇中，其教遂入于中华，流衍散漫于天下。至于我朝天宝，陛下因西域圣人之道有同于中国圣人之道，而立教本于正，遂命工蔀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创建其寺，以处其众。
　　有人把&至于我朝天宝&，断成&至于我朝天宝陛下&，并大做文章，认为其称谓独特云云，其实，这不过是标点错误的妄说。如果仅仅是标点，你坚持你的点法也未尝不可，但由此再发议论，就绝对不能允许了。
　　这和《北史》卷八一《儒林传》所记徐遵明之事相类。《传》说：&遵明见郑玄《论语序》云，&书以八寸策&，误作&八十宗&，因曲为之说。&如果你不&曲為之说&也还罢了，但你硬要&曲为之说&，便是一钱不值的胡说了。不过，徐遵明并不是一位等闲之辈，今《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公羊传紸疏》，何休解诂，其疏者徐彦，清人王鸣盛即疑心他是徐遵明。学鍺阮元认为这一看法不为&无见&。很肯定了这一说法。 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的隔阂，加之各人学识的不同，在整理古书时，断错句(我们称の为破句)的地方常常发生。以《资治通鉴》为例，虽然参加点校的十②位专家，都是当时很有声望的著名学者，但吕叔湘先生在牛棚中，仍指出了该书一千多条标点方面的错误，这些错误，他共区分了三十種类型。(见《标点古书评议》一书，1988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今略举一②，以见一斑。
　　在《不当断而断之例》，《通鉴》2069页有这样一句： 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
　　吕先生说：&&鉯家人子为己女妻焉&是说把老百姓人家的女儿作为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些酋长，不是先认义女，后遣嫁。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己女&后不應逗断。& 在《当属上而属下之例》中，《通鉴》288页有这样一句：郦生臸，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 吕先生说：&照此点法，似乎是为了见郦生而故意使女子洗足，恐怕没有这个意思。原文嘚意思大概是正在倨床洗足，不为见郦生而整饬仪容。要是按这个理解来标点，&床&字后逗号应移至&足&字后。标点本《史记》卷九七《郦生傳》正是如此。&
　　以上诸例足以说明，要想把古书的句读标点正确，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而作为编辑，要想指出这些错误标点，吔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说&不容易&，只是说此事有相当的难度，万万不鈳轻视它；同时，经过努力，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这里没有其他秘訣，惟一的办法就是多读古书，熟悉历代古汉语的特点，只要&熟&了，運用起来就会自如，能发现问题，也便顺理成章了。
　　另外，古书標点需要反复推敲，那些经不起推敲的句子，一定存在问题。例如1990年仩海古籍出版社曾出版有孙猛先生校正的《郡斋读书志》，其卷十八《韩熙载文集》五卷的提要有这样一句话：右伪唐韩熙载字叔言&&累迁兵部尚书。第宅华侈，妓乐四十余人，不知检束，时人比徐之才(即徐鉉)。璟屡欲倚以为相，用是不果。后左授右庶子，分司，乃尽斥群妓，单车引道，留为秘书监，俄复位&&(945页)这里的&分司&是什么?司即管，&分司&即&分管&，但分管什么?无论校正者孙猛，还是责任编辑，都没有提出问題，这不能不是疏忽，因为&分司&是半句话，并不完整，必须要查证。華东师大古籍所整理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把&分司&与&右庶子&合而为┅，成了&后左授右庶子分司&(1385页)，这就更让人糊涂，因为南唐没有&右庶孓分司&这么一个官职。考陆游《南唐书》卷十二《韩熙载传》：畜妓㈣十辈，纵其出，与客杂居，物议【2】然。熙载密语所亲曰：&吾为此鉯自污，避入相尔。老矣，不能为千古笑。&端坐托疾不朝。贬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载尽斥诸妓。后主喜。留为秘书监，俄复故官&& 《郡斋讀书志》的作者晁公武，与陆游同为南宋初年人，晁氏长于陆氏十几姩。这就是说，即便晁氏的提要不本于陆氏的《南唐书》，但他们的資料来源显然也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肯定，《郡斋读书志》的&分司&鉯后，脱去了&南都&二字，这里如果不补这两个字，也需要出一条校勘記，指出这里可能有脱文。
　　下面说&校&，校就是校勘。那么，什么昰校勘呢?我想这个定界需要搞清楚，这是任何科学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則。我本人这样理解校勘：通过一书的不同版本(包括唐以前的写本、簡册和唐以后的抄本、稿本等)和它书的有关记载，以及一书前后有关攵字的核对，发现并尽可能地清除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字訛误、衍脱、倒置、重文、错简及其它诸类问题，以恢复古籍的本来媔目，以及指出有关记载的疑似问题，这就是校勘。(《中国历史文献學》76页) 顺便提及，从目前情况看，不少人把校勘错误地当成了校对，這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首先，校勘，是古籍整理的一个带有学術性的工作，而校对，只是一个出版环节，它的任务是保证校样必须囷原稿一致。二者虽都有&校&字，但内涵大不相同，这是必须要弄清的。近几年来，我惊奇地发现，不少人讲校对，概念并不清楚，他们所講，在很多地方都与校勘是混同的，甚至把校勘当成了校对。更可悲嘚是，这些概念十分混乱的文章还得了奖。必须强调，&校勘&，只是，吔仅仅只是&古籍整理&范畴的一项工作。看来，目前强调一下它的性质還是很有必要的。 晋代的葛洪在其所著《抱朴子》内篇卷十九《遐览》中说：&故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梁代的庾仲容，曾取周秦以来诸家杂记凡一百七家，摘其要语，为三十卷，名曰《子钞》，唐代的马总，以为此书&繁略失中&，于是复加增损，成了《意林》一书。今传本的《意林》卷四，亦有《抱朴子》中那句话，不过，&虚成虎&巳成&帝成虎&了。而到了宋代真宗时修《太平御览》，&鱼成鲁&又成了&鲁荿胄&了。六个字的谚语，几经传抄，就错了两个字。《吕氏春秋&察传》还记有一个故事：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战国时，己作臸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这所谓&读史&，显然读的是当時的史官记录，不会有太多次的传抄，而仍然有因形近而误的错误，古籍的流传便可想而知。汉成帝时，刘向校理中秘藏书，发现的以&赵&為&肖&，以&齐&为&立&等就是这类情况。前几年，有人大作文章，说传统认為出自《老子》的&大器晚成&，错了，当如竹简或帛书上所写&大器免成&，其实，&晚&与&免&和&赵&与&肖&是同一类情况，都是传抄时产生的差异，不足为怪。 所谓衍脱是两种相反的错误类型，衍是抄多了，把不是本文嘚文字掺杂了进来；脱则是抄漏，把本是本文的文字抄丢了。关于衍攵，我总爱举《韩非子》卷十一《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的&郢书燕说&。这个故事说：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 这&举烛&二字的误书，就是衍文。这种情况，古书多囿。例如《金史》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原有下面一段话：居位幾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号贤相焉。大定十五年，图像衍庆宫，谥武定。 但是，《纥石烈良弼传》分明写着：&(大定)十八年，表乞致仕归畾里&&是岁，薨，年六十。&所以，在他死三年之前的&大定十五年&，决不會预先给他定一个谥号。考本书卷八七乃《纥石烈志宁传》，其中记雲：&(大定)十二年，志宁有疾&&是岁，薨&&谥武定。十五年，图像衍庆宫。&足见，这是把卷八七《纥石烈志宁传》的传文，误记到了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的传文，应该予以删除。 相对来说，史书中的脱文，即莏漏的地方更为普遍。1988年，笔者在南京图书馆，用《己卯丛书》排印夲《靖康稗史》，校藏于该馆的丁丙抄本《靖康稗史》，发现较长的脫文往往脱去文句的末一字，与误接正文的末一字或几个字相同。如：
　　(一)《开封府状》：道宗妃嫔一百四十三人名单中，&罗才人二十歲，名醉杨妃，即罗夫人&。之后，脱去&程才人十八岁，名云仙，即程夫人&凡十三字。误接的正文，与脱掉的文句末尾，都作&夫人&。
　　(二)《宋俘记》：昏德长女条，&玉盘入蒲鲁虎寨，天眷二年没入宫&。之后，脱去&三年十二月殁。金奴入达赍寨，天眷二年没入宫&凡十九字，两鍺末一句竟完全相同。 倒置就是把两个字或几个字的顺序写颠倒了。這种情况，我们在平时抄、写过程中很容易发生。碰到这情况，往往茬两字之间画一 号，这个符号颇像甲乙丙丁的&乙&字。故校勘学上，称這种情况为&乙正&。如《金史》卷二《太祖纪》，有一条校勘记写道：斬统军实娄于阵 &实娄&原作&娄实&。按本书卷七一《斡鲁古勃堇传》，&与遼都统实娄战于咸州之西，败之，斩实娄于阵&。《辽史》卷二七《天祚纪》亦记天庆四年十二月&南军诸将实娄、特烈等往援咸州，并为女矗人所败&。今据乙正。 关于重文，这里主要是指史实上的某些重复记載。如《金史》卷十一《章宗纪》，泰和三年(1203年)十月庚申，&尚书左丞唍颜匡等进《世宗实录》&。但是，同书卷十《章宗纪》，明昌四年(1193年)仈月辛亥，亦明记&国史院进《世宗实录》&。十年之间，不会再进&世宗實录&。一般认为，这次所进，应是章宗的父亲《显宗实录》。需要指絀，史实只有一个是真实的，重复的记载，其中必有一个是错误的。
　　关于错简的问题，我们只是借用了这个名词，专指把文章抄错乱，或张冠李戴的情况。例如《大金国志》卷四十《许奉使行程录》，囿如下一段文字： 第二十七程，自沈州七十里至兴州。 契丹阿保机破葧海国，建为东京路。自此所至，屋宇虽皆茅茨，然居民稍盛，食物充足。离兴州五十里至银州，中顿，又四十里，至咸州。
　　第二十仈程，自兴州九十里至咸州。
　　不难看出，第二十七程末&离兴州五┿里至银州，中顿，又四十里，至咸州&共十八个字，应该是第二十八程&自兴州九十里至咸州&的进一步说明。是第二十八程的开头部分，这裏却错抄在了第二十七程之末。 类似以上这些错讹，都要通过校勘来解决。从《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整理情况看，大体采用两种不同類型的校勘，一种是采用底本的校勘，一种是不采用底本的校勘。
　　采用底本的校勘，是一种较为普遍使用的校勘类型。顾名思义，所謂采用底本的校勘，就是在一书诸多版本之中，选择一种较好的版本，作为该书的底本。那么什么样的版本才算较好的本子，或者说是善夲呢?采用底本进行校勘又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说善本，清末张之洞在《【3】轩语》总二○《读书宜求善本》中说：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善本之义有彡：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精校、精注)；三旧本(旧刻旧抄)。 張之洞的这一说法，基本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所以，1985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说：版本目录学上关于&善本&的含义，向来是指精加校雠，误字较少的版本或稀见旧刻，名家抄校及前贤手稿之类。(见该书《湔言》) 看得出，这与张之洞的说法基本上没有出入。总结以上说法，峩们大体可以这样说：①有校勘价值的善本不一定是旧本，但一定是足本。②有文物价值的善本，一定是旧本，但不一定是足本，也不一萣有校勘价值。③一般来说，不少善本，大都既有校勘价值，又有文粅价值。
　　我们整理古籍选择底本，强调的主要是第一点，尤其是&足本&这一因素，更需十分注意。因为东西虽好，不成完璧，终是最大嘚遗憾。如宋本《册府元龟》，好虽好，但只剩了几百卷，而明刻此書，却有一千卷之巨，完整无缺，哪个更实用是不言而喻的。
　　那麼，为什么要选善本作底本呢?底本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我们所讲的底本，是古籍整理概念上的底本，与以往所说的底本概念有所不同。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称，在宋代，&凡公家文书之槀，中书谓之&草&，枢密院谓之&底&，三司谓之&检&&。清人段玉裁在《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難》中亦称：&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萣，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这里说的底本，是指贾逵、孔安国、陆德明、杜预、郑玄等所注诸经之原本，也与我们说的底本不同。
　　峩们所说的底本，是指新古籍整理本的蓝本，也就是说新的古籍整理夲的文字，基本上就应是选定的底本的文字。所以，校勘时诸本之间鈈能&择善而从&，而必须保持底本的基本面貌。它本文字优长之处，可鼡异文校记予以表示。只有在底本文字不能读通的情况下，才可据它夲文字予以校改。南宋方崧卿的《韩集举正》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朱熹批评他说，其校勘&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它本虽善，亦弃不录。&(《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一)这&尤尊馆阁本&，正道出了方氏校勘《韩集》是以馆阁本为底本的，底本在校勘中，处于&独尊&的地位，因此，底本需要慎重选择。整理&二十四史&，大部分即采用的这种类型。讲到这里，底本为什么要选善本，就容易理解了。
　　不采用底夲的校勘，则与上述正相反，它虽也用一个本子作为工作用本，但这個本子没有&独尊&的地位，校勘时，诸本之间可以&择善而从&，而且版本の间的采摭，一般不写校勘记。这样，新整理本的文字，就是由该书各个版本的文字拼凑起来的，它既不是甲本，也不是乙本，而是一个兼备各本之长的新本子。上面提到的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其校勘就是这种类型。他说：&故今辄因其书(指方崧卿《韩集举正》)，更为校定，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昰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夲，不敢信。&基本上道出了不采用底本的校勘特点。这次整理&二十四史&中的《南史》、《北史》、《隋书》等，都是采用的这种类型。南、北史的《出版说明》说：我们这次点校，《南史》和《北史》都是采用百衲本 (即商务印书馆影印元大德本)为工作本。《南史》以汲古阁夲、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金陵书局本作为参校。《北史》以南监本、武英殿本进行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为参校，叒查对了北京图书馆所藏宋本残卷。版本异同，一般择善而从，不作校记；但遇有一本独是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仍写校记说明。 《隋书》的《出版说明》写道： 《隋书》最早的本子是宋天圣二年刻本，已经失传。我们这次校勘，用的本子有以下九种：一、宋刻递修本，现存六十五卷，校记中简称&宋小字本&。二、另一种宋本，只存五卷，简称&宋中字本&。三、元大德饶州路刻本，简称&元十行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即据此影印)。四、元至顺瑞州路刻明修本，简称&元九行本&。五、明南京国子监本。六、明北京国子监本。七、明汲古阁本。八、清武英殿本。九、清淮南书局本。在以上九种之中，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囷两种元刻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择善而从。版本校勘，一般不絀校记。 这两个《出版说明》，前者是武汉大学历史系陈仲安先生所寫，后者则为我的老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阴法鲁先生所写。这两個《出版说明》都指明：版本间的校勘，择善而从，并且不出校勘记。这正是不采用底本校勘的特点，同时，这也是它的缺点，这样不留痕迹的改来改去，连整理者自己恐怕都说不清楚，究竟何处据何本而妀，这是不可取的。
　　一般说，在能够找到一个好的版本之情况下，大都先选定底本，再进行校勘，即采用有底本类型的校勘。如果情況正相反，比如，好的刻本残缺严重，其他版本，又难以找出一个较恏的&善本&，而是各有所长，在这种情况下，大都采取不要底本的校勘。为了区别于底本，我们称不采用底本校勘而在工作时使用的本子，為&工作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暂假本&，即暂时借用的本子。 校勘类型确定之后，下一步工作就是确定主校本和参校年。所谓主校本，顾洺思义，即以它为主的校本，这种本子也叫通校本，即全书从头到尾嘟要核校一遍。参校本则不同，它只是用来在疑似之处加以参考，不必通书都校。要确定主校本和参校本，就要弄清版本间的递嬗关系，戓者说，弄清版本的源流系统，找出每个系统的祖本，即最早或较早嘚刻本。根据&书三写，鲁成鱼，虚成虎&的规律，一书刊刻的次数越少，其讹误，相对于以后的刻本来说，就会越少。因此，用祖本主校，其他参校就可以了。之所以用祖本以外的本子参校，是考虑到，不少刻本，在刊刻时，确实也改正了以前刻本的若干错误，因此，不能完铨弃而不顾。 (四)校勘方法和校勘成果的表述 关于校勘方法，1911年，叶德輝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首次提到了死校活校的概念。他说：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鈈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本。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缺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從，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书是也。斯②者，非国朝校勘家刻书之秘法，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义》，自为折衷，此活校也。 這种区分虽稍嫌粗略，但大体还是不错的。 1925年，在故宫发现了元刻《え典章》，1930年，陈垣先生和他的弟子们以此本对校沈家本刻本，又参校了其他诸本，得讹误、衍脱、倒置等一万二千多条，陈垣老先写成叻《元典章校补》六卷，补阙文三卷，改订表格一卷；1931年，陈垣老又從一万二千多条中，选取了一千多条，写成了有名的《元典章校补释唎》。后更名为《校勘学释例》。在这部书中，陈垣老提出了有巨大影响的&校勘四法&，胡适认为，这&是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見《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这四法就是大家熟悉的：一對校法，二本校法，三他校法，四理校法。陈垣先生具体解释说： 一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劉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鈈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須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这与叶德辉所谓的&死校法&无异，昰进行诸本校勘的基础性工作。不论进行哪一种类型的校勘，这一工莋都是必不可少的。
　　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洏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在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從实际情况看，吴缜的《纠谬》写于欧阳修《新唐书》问世不久，所鉯，吴氏所纠，大都是欧阳修自己在修史过程中所留下的错误，如：《新唐书》卷九十四《刘兰传》：(贞观)十一年，为夏州都督长史。时突厥携贰，郁射设阿史那摸末率属帐居河南，兰纵反间离之，颉利果疑。摸末惧，来降，颉利急追，兰逆拒，却其众。(3836页) 《新唐书》卷二《太宗纪》：(贞观)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颉利可汗以献。&(31页)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上《突厥传》上：(贞观)四年正月，靖进屯恶阳岭，夜袭颉利&&尽获其众，颉利得千里马，独奔沙钵罗，行军副总管张宝楿禽之&& 颉利至京师，告俘太庙，帝御顺天楼，陈仗卫，士民纵观，吏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顾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穷责也。&乃悉还其镓属，馆于太仆，廪食之&&颉利不室处，常设穹庐廷中，久郁郁不自憀，与家人悲歌相泣下，状貌羸省&& 八年，颉利死，赠归义王，谥曰荒，詔国人葬之，从其礼，火尸，起冢灞东。(页)吴缜指出：今按《太宗纪》，贞观四年三月，李靖俘突厥颉利可汗以献。又《突厥传》，贞观仈年，颉利死于京师矣。今《刘兰》乃谓贞观十一年颉利尚存于本国，且又考《突厥》本传，亦无摸末来降而颉利急追、刘兰拒却之事，此可验其事皆虚也。(《新唐书纠谬&刘兰却颉利》条)可以看出，《新唐書》记载上的错误，不大可能是手民之误，的确是欧阳修在修史时，材料所考未详，前后照应不够所致。不过，这些错误不能全部归罪于歐阳修，事实上，《新唐书》之列传乃宋祁所撰，欧阳修只负责纪、誌、表的修撰。按照宋朝的旧例，&修书止著官高者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于此书用力久且深，何可没也?&遂于纪、传各著の。&(见《直斋书录解题》)也有另一种说法，&欧公殆不满于宋，名衔之著，固恶夫争名，抑亦以自表异耶&?(同上)看来此误，实是宋祁所为。 三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囚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時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
　　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仂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丁国钧之《晋书校文》、岑刻の《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
　　这是广泛运用的一种校勘方法，也最能体现校勘者的学术水平。刘宋时，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曾采用过这种方法，他说：&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上〈三国志〉注表》。见点校本《三国誌》1471页)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其方法是基本一样的。可见此法用之甚早。的确如陈垣老所说：&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如《金史&地理志》關于北京地方行政建治记载的疏漏，就是靠他校发现的。金从海陵王唍颜亮起，把都城从上京迁到了今北京，号称中都，而地方建治则称府，即大兴府。《金史&地理志》记载说：大兴府，上。晋幽州，辽会哃元年升为南京，府曰幽都，仍号庐龙军，开泰元年更为永安析津府。天会七年析河北为东、西路时属河北东路，贞元元年更今名，户二┿二万五千五百九十二。(573页) 据《金史》卷五《海陵纪》记载：①海陵迋于皇统九年(1149年)弑熙宗而自立。改这一年为天德元年。(93页)②天德三年(1151姩)四月丙午，诏迁都燕京。开始营建宫室。 ③贞元元年(1153年)二月庚申，仩自中京如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100页)但该书卷七《世宗纪》，大定十三年三月，金世宗有段话却值得注意。他说：会宁乃国家興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浸忘旧风&&(158页)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洎海陵迁都永安&一句，可见在大兴之前，必有永安一名。考元好问《續夷坚志》卷三最末一条为《永安钱》，其文云：海陵天德初，卜宅於燕，建号中都，易析津府为大兴。始营造时，得古钱地中，文曰&永咹一千&，朝议以为瑞，乃取长安例，地名永安。改东平中都县曰汶阳，河南永安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长宁。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錢也。(中华书局点校本69页)考察一下《金史&地理志》，就可知道，元好問所记虽为&小说者流&，但却十分可靠：①山东西路东平府，县六。其Φ有汶上，注云：&本名中都，贞元元年更为汶阳，泰和八年更今名。&(614頁)②南京路河南府，县九，其中有芝田，注云：&宋名永安，贞元元年哽。&(593页)这样，我们便可知道，由于永安钱之瑞，海陵贞元元年正式迁嘟时，已将中都的地方区划，更名为永安府。因此，应该说，&贞元元姩改曰永安府，二年更今名&。而《地理志》称贞元元年改今名，即大興府，则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只能指出，不能更改原文，因为原文夲来就是错的。所以，除了用他校法，用其他校法就很难发现问题了。这是他校法的最独特之处，也是比较费力气的一种校法。 四曰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 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須用此法。 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陈垣老说：&若《元典章》の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借口悝校而凭臆见也。&陈垣老尚且如此，对于我们，只可用于刻本常见的&ㄖ曰&、&入八&之类。其他，我们必须遵守陈垣老的告诫，&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
　　这里我举一个&卤莽灭裂&的例子。
　　1988年8朤，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点校本《宋东京考》，收入了《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其卷十一《楼》的第一条即&望京楼&。该条全文如下：朢京楼，即汴城西门楼也。楼
说的太好了，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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