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艺术节优秀者的作品用什么形式

明德学院:首届主题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节正式开幕
&&& 4月10日下午,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首届“笔歌墨舞”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在明德楼二楼大厅举行。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徐永胜,学院党委书记张建新、副书记霍国元,艺术与设计系主任、“明德亲青大讲堂”专家团特聘教授余隋怀,学生工作部部长虞筠、安全保卫部副部长林建平,党委工作部李传斌、电子信息工程系党总支书记王君涛、经济系党总支书记王云龙、管理系党总支书记谢永春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团委书记张梦楚主持。
&&& 开幕式在学院传统礼仪文化社带来的《乡射礼》表演中拉开帷幕。典雅的乐曲,庄重的仪式,无不展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随后,张建新代表明德学院党委、全院师生对徐永胜副书记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我们举办传统文化艺术节的目的在于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大力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健康、文明、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让青年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明德学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意蕴,更加爱校、护校、奋发有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贡献力量”。接着,本届传统文化艺术节学生书法作品展作者代表杨钧祺同学发言,他用亲身经历诠释了自己“明德梦”的实现过程,与现场同学们分享了自己从热爱书法到坚持练习,从而举办书法作品展这个梦想实现的过程。
&&& 最后,徐永胜为开幕式致辞并宣布文化节开幕。他代表共青团陕西省委对明德学院团委举办首届传统文化艺术节表示祝贺!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当前,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共青团组织和广大青年学子肩负的使命和责任,高校共青团通过举办传统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能够进一步深化青年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也是当代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希望学院各级团组织能够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有效整合好传统文化类学生社团,形成协同合力,打造文化活动精品,实现新时期校园文化育人的新成效,为明德学院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 开幕式结束后,学生社团联合会组织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文理学院等12所高校的传统文化类社团在明德楼407会议室举办了首届“笔歌墨舞”高校传统文化交流研讨会。余隋怀教授出席交流会,并与各高校传统文化类社团的学生就社团现状、活动开展情况、社团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余教授指出,“了解中华文化才能更好地继承与创新,从而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高校传统文化社任重道远”。各高校代表纷纷表示,本次高校中国传统文化交流研讨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相信在各高校热爱传统文化的同学们的齐心协力下一定会越办越好,代代相传。
&&& “笔歌墨舞”学生书法作品展是明德学院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节开幕后的第一场活动,现场展出杨钧祺、梁晨博、高晗等3名同学的80余幅作品。贾平凹先生为本次活动提写“笔歌墨舞”四个大字。随后,明德学院团委还将开展“书法名家现场教你写《大学》”百人书法活动、古诗词钢笔字大赛、#我最喜爱的古诗词大赛#和#明德亲青原创诗词大赛#网络微话题评奖活动、“国学我发声”――国学经典名句团支部诵读微拍大赛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青年观影活动等5项活动,进一步深化青年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引导明德青年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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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号《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论文怎么写?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论文怎么写?
09-03-09 & 发布
论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艺术的瑰宝《红楼梦》被改编得体无完肤,人物的形象变成了“哈韩”一族,黛玉红发飘飘,宝钗一头“短碎”,充斥着一股恶俗的味道。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面对所谓的流行文化的侵袭,所表现出的无奈与难堪。???当本民族的艺术精品被外来的一些文化泡沫淹没时,人们想到了什么?时至今日,亲情的淡漠、人情的冷漠、对生命的无视、对弱小的蔑视,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整体来看这是一个人情稀缺而不是人情过度的世界。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是历来有着急公好义、除暴安良、舍身取义、古道热肠、杀身成仁的传统,不是一直有着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向往亲情的传统吗?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现在却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只有批判而没有发掘,只有抛弃而没有肯定;二是认为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束之高阁,建几个文化馆,录几盘录像带就可以。???思想界在批判传统文化时是犀利的,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时则是软弱的。总是视传统文化为包袱,为阻力,却看不到传统文化的对中国的重要性。传统文化毕竟是中国传续了几千年的血脉,若血脉堵死,中国只能被称为一个现代国,而不能称其为中国了。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诚信危机。再比如“孝”,现在尽管人们已经较之过去有了更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来孝敬老人,但很多人孝心已经没有了,孝敬父母不是有心无力,而是有力无心。由于中国人口结构的日益老龄化,同时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孝”文化的式微也将带来严重社会问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民族血脉之所以绵延至今从未间断,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承续传载功不可没。如果我们丢掉了传统文化的精髓,那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不是合格的炎黄子孙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不能仅仅做一个博物馆或者只是把传统文化用声音和影像保存起来。而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不是让其凝固而无法变迁,这样做的后果事实上是让传统文化失去应有的生命力。同时传统文化的保护也不是对其进行隔离,跨文化的接触和族际之间的互动也是一个文化自身发展的必须。因此那种认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就是将其一切传统都原封不动的保留,甚而采用与外界隔绝的方式,人为地阻绝其文化的变迁的思想是不妥当的。当前,在举办弘扬某类传统文化的活动时以发扬“传统”为名刻意“仿古”的现象,在中国各地是比较常见的。其实,刻意模仿古代的某些形式,却忽视对现代生活的反映和交融,其效果往往有限,甚至流于“形象工程”亦或市场逐利之嫌的作为,传统文化不是“濒危野生动物”,它并不缺乏载体。可以说只要有炎黄子孙的地方都可以做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无论是流于形式或刻板的“仿古”现象,还是仅仅加以保存和记录,都不是真正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讲话——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首先,对于文化艺术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越演越重,经济一体化浪潮越发汹涌之际,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调适成为民族研究与工作中的重大课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演进的自觉水平。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国家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文化资源、人文环境和民族素质,又是一个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利用,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没有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作为支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后劲,我们就无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于传统文化实施科学有效的保护,也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全面富强民主现代国家的现实需要。???其次,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开发与利用、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的关系。确保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首先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按照自身的规律得到深刻的继承和持续的发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看似属于纯然的公益事业性文化建设投入,实则蕴涵着非常巨大的潜在效益和长远利益。不仅对实施保护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原则在具体的运用中要严格掌握,避免急功近利走样变味的所谓“保护”,成为违反规律的草率操作与竭泽而渔的过度开发,以免动机良好措施不当的“保护”反倒成为毁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而且要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深刻认识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几种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凡是涉及上述关系的,都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最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上升到一个全民族的高度,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国学大师文怀沙说,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精神的氧气”,毕竟“树的影子拉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妈妈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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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交往活动中所积累和积淀下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和。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文化,特别传统文化与教育密不可分,在人类历史中,文化,文明正是通过教育这种社会遗传方式延续下去,又借助人们的不断创新而造成变化,由量变的积累和积淀,而导致质的飞跃、从而形成在质上明显不同的进化着的文化、文明的历史。 我们中国目前从经济也好,从文化也好,都处在一个转折点上。1911年推翻满清王朝是一个起点,而现在,是到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刻,还没到终点。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呢,现在社会出现很多现象,经济是很繁荣,社会发展是很快,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每一个字的含金量都比过去大大的增加,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同时,大量反常的社会现象、人文现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比如说,十几岁的小孩,为了上网,为了玩游戏,为了几十块钱,把家里的老人杀了;还有个父亲,为了能从学校要点赔偿,把自己的亲生小孩杀了;还有个是东北的一个人,把孩子压死了,逃跑时把孩子拖了两公里,类似这种很多反道德、反人伦的事情,层出不穷。社会霉点在不断地扩大、漫延。现在的GDP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相比,不知增长了多少倍,但是人们的道德水平比以前明显下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经济在增长,文明却在堕落,是因为中国缺文化、缺宗教吗?还是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薄弱了?还是中国人缺了什么?在我看来,是中国自1917年以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脐带”给剪断了。鉴于此等严重势态,我们提出加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为构建和谐社会、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贡献绵薄之力。一、  加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必要性    由于“十年动乱”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度被严重“妖魔化”,大部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误区,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领域,着眼于经济发展,又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也席卷中国,各种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对我国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的影响愈来愈大。他们中不少人视传统为腐朽,以全盘西化为价值取向,致使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而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己经给中国带来了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任其发展必然产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是唤醒人性的著作,可以开启人们的智慧!经典的熏陶感化,能深入到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能培养一个人优雅的性情和敦厚的性格!文言即文章的语言,是多数经典使用的语言,是经过千百年来锤炼升华而成的优美、简洁、精确的语言。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长河中,能够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莫过于经、史、子、集,其中蕴涵了大量的成语典故、伦理道德、人文历史、礼仪风俗等中国文化。优秀的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这也是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生动体现。对于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四有”新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二、青少年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那么该如何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呢?我想就是坚持有破有立。我的思想基础是:(一)传统文化的优秀性。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文化瑰宝,就是现在的人,也未见的能够达到那样的思想高度,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加以传承的精神财富。比如孟子说,当一个国家不仁义的时候,持有正义的一国就可以高举正义之旗,前去讨伐,这一论点同现在国际上那种“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再比如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来入侵时所积淀出的精忠报国精神,与现在提倡的荣辱观也有一脉相承之处。(二)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特别是农耕文明和官僚文化,重农轻商,过分仰仗仕官阶层,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商业文化,缺乏产权意识和诚信意识。皇帝讲究的是分封诸侯,家庭讲究分家单过,因此中国人很难出现那种巨型的跨国超大型企业,靠股份这种形式把分散的资产联合起来在中国则变得更加艰难,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摈弃的。因此,我们教育青少年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时,应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并在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一)   以经典诵读为先导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因此,千百年来尽管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千锤百炼,但传统美德依然流传至今,并散发着无人能及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样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打造了国人“忠勤,仁义,厚德,睿智 ”的优秀品质。为了更好地加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学校要校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分别布置经典诵读内容。从低年级的《论语》、《三字经》,到中年级的《千字文》、《唐诗》到高年级的《宋词》、《名人名言》。要求学生每天利用晨读时间,饱览古今传统经典,理解内容,注重理论实践结合,阐述表达现实意义。从“学而知”入手,逐步达到“知而行”,从而完成“行更知”的德育途径。(二)以校园环境建设为导向学校不仅要在理论上给学生提供各多更好的教材及图书,同时,也要注重校园环境的建设及传统氛围的营造。结合班级的特色,把学生的日常行为与传统美德的学习结合起来,有批评,有表扬,有反省,有鼓励,有悔悟,有希望,真正实现了传统美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以校园文化建设为基础中华传统美德是我国传统美德文化的精华,将中华传统美德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在自主创新中深化对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主体,要适应身心成长的特点和接受能力,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人的原则,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循序渐进。首先,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注重在思想品德课中渗透品德修养教育,在社会与生活中灌输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在语文课中升华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在音乐美术学科中渗透情感教育、审美教育等,不断促进青少年心理素质的发展,提升青少年的精神境界,加强其对传统美德的认识及深化。其次,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使传统美德的深入人心。再次,利用重大节日,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中华美德教育。学雷峰纪念日的学生实践活动,“三八”妇女节母爱的教育、清明节祭扫烈士墓等。此外,为了更好地实现“古为今用”的教育理念,注重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有机结合,让学生把传统美德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并运用到实践中去。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 (四)以家庭和社区为阵地 家庭教育是孩子接受思想教育的第一课堂,家庭教育在孩子思想道德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重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成立家长学校,定期为家长开设家校课堂,指导家长的家庭教育,为家长的家庭教育提供科学依据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并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逐步向家长宣传和渗透传统美德教育内容。首先,在传统美德教育的初期,采取孩子做、家长看、共同感受中华美德的方法。开展“三说三做”活动,“三说”即说三句话:“您好、您辛苦了、节日快乐”。“三做”就是做三件事:“鞠躬、让食、抄三句话”。要求学生完成规定动作,写下活动的感受。同时,要求家长虽然不参加活动,但要写下看到孩子参与活动后的感受。 其次,在传统美德教育的中期,采取孩子做、家长同做的方式,共同实践中华美德。开展以“我和父母同做”为主题的传统美德教育活动,由学生和家长一起探讨。仅仅围绕“忠、孝、礼、诚、信”等内容,坚持明理、激情、导行的原则,使孩子和家长在活动中明白为什么要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德,让他们了解和感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并通过实践参与,让其知道怎样做才能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德。顺利推进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智、信、忠、孝、礼、义、廉、耻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只有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更加生机勃勃、更加和谐。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要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人心凝聚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引导青少年树立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的观念,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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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良道德传统分为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和中国革命优良道德传统。一、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重大意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加以发展,就能充分激发整个民族的潜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1.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现代化的模式可以多种多样,但都不能脱离自己的民族性。2.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能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能够使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具有更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能够使人际关系更加和谐,促进经济社会更好地地发展;能够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形成适应时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3.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个人人格完善的重要条件。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根,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根,是一块永不磨蚀的“胎记”。二、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主要内容1.注重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公私之辩证”是中国传统道德发展演化的一条主线。“公义胜私欲”是道德的根本要求,“公”是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准。强调在“义”和 “利”发生矛盾时,应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主张“义然后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2.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谐。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崇尚“仁爱”原则,主张“仁者爱人”,爱人要从爱旁边的人做起,从爱亲人做起,即孝悌是人之本(孝道),并把这样的爱推广到他人,即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道),能将心比心(恕道)。立足于自己,承认人的差异,主张“合而不同”,“和为贵”,讲求和睦相处,强调社会和谐,“亲仁善邻,国之宝也”。3.讲求谦敬礼让,强调克骄防矜。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谦敬与礼让是联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礼也”,“凡人炎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同时提醒人们“事思敬”、“不居功”。4.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诚”即真实无妄,其最基本的含义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包括“诚”和“信”两个方面。亦即诚实守信,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尊重科学,坚持真理,坚守信诺。5.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荀子·劝学》中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这里讲的“神明”是指人的精神面貌;“圣心”是指一种道德境界。所谓“成德至善”,是说个体的道德品质是一个由一种较低的境界到另一种较高的境界,不断前进而逐渐趋于“至善”的过程。——“存之又存,相乃不舍”,逐渐地但无止境地趋于“至善”。6.重视道德践履,强调修养的重要性,倡导道德主体要在完善自身中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儒、墨、道、法各家都认为,在塑造人格的过程中,最重要是就是奋发向上、切磋践履、修身养性。此外还有廉洁自律、宽厚待人、艰苦朴素、勤劳节俭、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尊师敬业,以及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舍生取义、见义勇为、奋发图强等。三、正确对待中华民族道德传统自从1919年“五四”运动第一次中西文化大碰撞以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以及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伦理道德文化,一直是我们在文化和道德建设上进行战略选择的一个重大而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我们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回答,但直到现在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和新复古主义、儒家救国论仍然不绝于耳,成为当今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必要旗帜鲜明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态度,澄清理论是非,扫除思想障碍。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是一个矛盾体,具有鲜明的两重性。①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之;②在按社会主义的要求和建设的需要,做好取舍和创造性的转化之;③要通过分析、鉴别、取舍和改造,剔除那些带有明显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的成分,继承那些反映普遍性、共同性和一般性道德要求,对我们今天的道德实践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的积极内容。在对待传统道德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文化复古主义思潮;另一种是全盘西化的思潮。这两种思潮在对待道德问题上都割裂了共性和个性、抽象和具体、一般和个别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无论是复古论还是全盘西化论,都对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道德文化的进步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发展和道德进步,除了要注意继承和弘扬本民族文化和道德的优良传统之外,还必须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对待其他民族或国家的道德文明成果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票数: 5 :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交往活动中所积累和积淀下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和。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文化,特别传统文化与教育密不可分,在人类历史中,文化,文明正是通过教育这种社会遗传方式延续下去,又借助人们的不断创新而造成变化,由量变的积累和积淀,而导致质的飞跃、从而形成在质上明显不同的进化着的文化、文明的历史。我们中国目前从经济也好,从文化也好,都处在一个转折点上。1911年推翻满清王朝是一个起点,而现在,是到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刻,还没到终点。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呢,现在社会出现很多现象,经济是很繁荣,社会发展是很快,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每一个字的含金量都比过去大大的增加,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同时,大量反常的社会现象、人文现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比如说,十几岁的小孩,为了上网,为了玩游戏,为了几十块钱,把家里的老人杀了;还有个父亲,为了能从学校要点赔偿,把自己的亲生小孩杀了;还有个是东北的一个人,把孩子压死了,逃跑时把孩子拖了两公里,类似这种很多反道德、反人伦的事情,层出不穷。社会霉点在不断地扩大、漫延。现在的GDP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相比,不知增长了多少倍,但是人们的道德水平比以前明显下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经济在增长,文明却在堕落,是因为中国缺文化、缺宗教吗?还是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薄弱了?还是中国人缺了什么?在我看来,是中国自1917年以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脐带”给剪断了。鉴于此等严重势态,我们提出加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为构建和谐社会、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贡献绵薄之力。一、  加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必要性  由于“十年动乱”和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度被严重“妖魔化”,大部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误区,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领域,着眼于经济发展,又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也席卷中国,各种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对我国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的影响愈来愈大。他们中不少人视传统为腐朽,以全盘西化为价值取向,致使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而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己经给中国带来了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任其发展必然产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是唤醒人性的著作,可以开启人们的智慧!经典的熏陶感化,能深入到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能培养一个人优雅的性情和敦厚的性格!文言即文章的语言,是多数经典使用的语言,是经过千百年来锤炼升华而成的优美、简洁、精确的语言。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长河中,能够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莫过于经、史、子、集,其中蕴涵了大量的成语典故、伦理道德、人文历史、礼仪风俗等中国文化。优秀的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这也是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生动体现。对于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四有”新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二、青少年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那么该如何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呢?我想就是坚持有破有立。我的思想基础是:(一)传统文化的优秀性。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文化瑰宝,就是现在的人,也未见的能够达到那样的思想高度,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加以传承的精神财富。比如孟子说,当一个国家不仁义的时候,持有正义的一国就可以高举正义之旗,前去讨伐,这一论点同现在国际上那种“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再比如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来入侵时所积淀出的精忠报国精神,与现在提倡的荣辱观也有一脉相承之处。(二)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特别是农耕文明和官僚文化,重农轻商,过分仰仗仕官阶层,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商业文化,缺乏产权意识和诚信意识。皇帝讲究的是分封诸侯,家庭讲究分家单过,因此中国人很难出现那种巨型的跨国超大型企业,靠股份这种形式把分散的资产联合起来在中国则变得更加艰难,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摈弃的。因此,我们教育青少年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时,应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并在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一)   以经典诵读为先导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因此,千百年来尽管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千锤百炼,但传统美德依然流传至今,并散发着无人能及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样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打造了国人“忠勤,仁义,厚德,睿智 ”的优秀品质。为了更好地加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学校要校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分别布置经典诵读内容。从低年级的《论语》、《三字经》,到中年级的《千字文》、《唐诗》到高年级的《宋词》、《名人名言》。要求学生每天利用晨读时间,饱览古今传统经典,理解内容,注重理论实践结合,阐述表达现实意义。从“学而知”入手,逐步达到“知而行”,从而完成“行更知”的德育途径。(二)以校园环境建设为导向学校不仅要在理论上给学生提供各多更好的教材及图书,同时,也要注重校园环境的建设及传统氛围的营造。结合班级的特色,把学生的日常行为与传统美德的学习结合起来,有批评,有表扬,有反省,有鼓励,有悔悟,有希望,真正实现了传统美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以校园文化建设为基础中华传统美德是我国传统美德文化的精华,将中华传统美德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在自主创新中深化对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主体,要适应身心成长的特点和接受能力,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人的原则,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循序渐进。首先,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注重在思想品德课中渗透品德修养教育,在社会与生活中灌输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在语文课中升华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在音乐美术学科中渗透情感教育、审美教育等,不断促进青少年心理素质的发展,提升青少年的精神境界,加强其对传统美德的认识及深化。其次,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使传统美德的深入人心。再次,利用重大节日,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中华美德教育。学雷峰纪念日的学生实践活动,“三八”妇女节母爱的教育、清明节祭扫烈士墓等。此外,为了更好地实现“古为今用”的教育理念,注重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有机结合,让学生把传统美德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并运用到实践中去。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四)以家庭和社区为阵地家庭教育是孩子接受思想教育的第一课堂,家庭教育在孩子思想道德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重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成立家长学校,定期为家长开设家校课堂,指导家长的家庭教育,为家长的家庭教育提供科学依据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并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逐步向家长宣传和渗透传统美德教育内容。首先,在传统美德教育的初期,采取孩子做、家长看、共同感受中华美德的方法。开展“三说三做”活动,“三说”即说三句话:“您好、您辛苦了、节日快乐”。“三做”就是做三件事:“鞠躬、让食、抄三句话”。要求学生完成规定动作,写下活动的感受。同时,要求家长虽然不参加活动,但要写下看到孩子参与活动后的感受。其次,在传统美德教育的中期,采取孩子做、家长同做的方式,共同实践中华美德。开展以“我和父母同做”为主题的传统美德教育活动,由学生和家长一起探讨。仅仅围绕“忠、孝、礼、诚、信”等内容,坚持明理、激情、导行的原则,使孩子和家长在活动中明白为什么要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德,让他们了解和感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并通过实践参与,让其知道怎样做才能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德。顺利推进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智、信、忠、孝、礼、义、廉、耻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只有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更加生机勃勃、更加和谐。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要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人心凝聚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引导青少年树立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的观念,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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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哲学是智慧的学问,而智慧之树常青。人类的智慧、特别是哲学智慧犹如生生不绝的源头活水,滋润和启迪着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发展。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华文明智慧的集中的体现。学习中国哲学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在树立深厚的历史感的基础上并以全部历史经验为内容的智慧的熏习,哲学的思维与时代精神的脉搏始终保持着同步的跳动。 中国,古人称天下中央之国也。自从盘古开天地,普天之下,共分为九九八十一州,中国居其一,名“赤县神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三皇五帝到如今,由总称为“华”族的诸民族的文化汇聚而成的中国文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在这条宽广深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辈们创造了多姿多彩、绚丽壮观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中国文化,这里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主要的文化形态之一,是全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适应于中国社会在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民族心理、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和特殊需要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最终成形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故中国文化与一般的人类文化就既有同一的属性,又有明显的差别,在她的身上,鲜明地体现了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 “文化”一词在中文,本是指以“人文”“化成天下”之意,意味着人以其所创造的各种器用、制度、语言、行为和观念等非自然的产物来对所谓“天下”、实即人所面对的整个世界施加影响,从而使“人”区别于物,并使世界在一定的层次和意义上符合人的目的和需要。在此意义上,文化也就是人类对自然和世界的“人化”。 “人化”既然反映的是人的目的和需要,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就在文化诸要素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哲学的智慧正是从这里开始发源生长。哲学通常被认为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爱智慧乃是“哲学”的本分,哲学对人的意义,首先就体现在对人们“化成”世界的活动和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给予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它在整个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也就由此而表现了出来。那么,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就应当学习中国哲学;而一旦通晓了中国哲学,也就从根本上认识了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智慧是中国哲人在追求真理、也即“闻道”、“求道”的实践中所取得的智慧之果,它体现的是精神的自由和自觉。哲学智慧与解决日常具体问题的实用型智慧密切相关,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层次的区别。从“智慧”一词的发端看,孔子讲“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老子言“智慧出,有大伪”,墨子则认为不应当让“不智慧者”来治理国家,他们都没有明确界定“智慧”的内涵,因为模糊性本来就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但从总体上看,“智慧”的运用既涉及到人应对实际问题的聪明才智,又体现了人的意识的自觉和理论思维的水平。孟子说过,“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这里的“智慧”显然是日常实用型智慧,因为它还没有上升到对“势”的思考,只有善于“待势”和“乘势”之人,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而这正体现了哲学的精神。从而,哲学智慧超越于日常实用型智慧,因为它的宗旨是探求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向往的是终极的理想境界,并为此而形成为一整套特定的思维范式和理论体系。所谓“上智”、所谓“大伪”的意义,也都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给予解释。 中国哲学智慧植根于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体系,智慧的火花遵循着逻辑和历史一致的原则,在历史的进程中源源不绝地从中国人的思维中迸发,并通过对先哲们心灵和思维的启迪,最终促成了他们对“道”的解悟和由此而带来的精神的超越。中国文化传统正是在中国哲学智慧的不断生成之中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中国哲学又称中国哲学史,“史”的概念意味着中国哲学智慧的重心是定位在中国古代、亦即传统社会的哲学思辩,它要求揭示中国社会在保持其完整独立的社会形态时成型的理论体系及其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通过对它们的学习,不但可以增进我们对前人智慧的了解,而且有利于加深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触发我们的创造性的灵感,以无愧于祖国和时代的召唤。 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和走向无疑与全人类哲学的整体发展导向相联系,但它更是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相适应的。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从中国哲学形成的先秦时期开始,虽然大致都经历了一个“轴心时代”,出现了一批标志着人类的觉醒和精神的解放的历史文化名人及其辉煌的代表性成果,在他们之间,其文化修养和理论造诣也有着若干的相似性,但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已经走上了各自有别的发展道路。 一、中西哲学的不同背景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它的经济基础是以分散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工商业和贸易兴旺发达的情况迥然有别。自氏族社会解体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虽也出现了奴隶制的社会国家制度,但其奴隶制的发展却是以“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结构来实现的,天下为“公”与天下为“私”反映的是同一的历史事实。即使在春秋战国以后,土地的国有和私有共存也始终是古代社会的基本现状。 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不充分形态形成对应的,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始终一贯的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得十分完善和巩固。相比之下,西方文明走过的道路却完全是“背道而驰”。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奴隶制成为奴隶制社会的典型形态,而欧洲君主专制政体则又十分晚熟,乃至后来成为了资本主义新经济形式的庇护所和支持者。故当西方文明的奠基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建构他们的哲学体系,并从而最终奠定其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的同一历史时期,中国已开始了由分封的诸侯国通过兼并战争而走向“天下”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道路。以孔子、老子等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群体的出现和中国哲学的成形,是与当时奴隶主阶级向地主阶级的权力过渡和“大一统”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过程相伴随的。 西欧封建君主制的姗姗来迟,带给西方人的是神学主宰一切和哲学的停滞倒退。而中国哲学在封建社会却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基本上是稳步前进的。其间虽也有过小的曲折,如两汉经学的神学化和隋唐佛学的兴盛,但中国的神学从来没有在整个社会占据支配地位。中国哲学对神学(主要是佛学)的批判,是由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以自我批判的形式来进行的,它大致在12世纪的北宋王朝时期便已基本结束。西方哲学对神学的批判则是在四个世纪后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先驱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学革命等形式来完成的,它反映的是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对封建主阶级的斗争。 在这以后,西方社会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自然科学和工业生产加速发展,机械力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此结盟的唯物主义哲学也因此而带上了机械论的色彩,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流行。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西方文明的这段历史时,便提出是唯物主义将主观能动性让给了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则抽象地发展了主观能动性。从而在哲学领域出现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对立,最明显的表现,便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绝对理念发展的辩证法的斗争。与此不同,中国无论哪一派的哲学家都没有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都是重辩证法的。如果套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发展模型,则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们没有将主观能动性拱手让给唯心主义去发展。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中国哲学学派的二分对立格局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严重和阵线分明。 1840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中国的哲人们开始大量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哲学形态由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变形,但双方仍有巨大的差距,不可能完全同一。中国哲学始终是受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矛盾制约和推动的,它反映和表现的是几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特殊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我们也就不可能用一把简单的尺子来笼统地评价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优劣高下,而是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不同民族都有适应于自身文化背景和特殊社会需要的哲学思维形态,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应妄自菲薄,肆意贬低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理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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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所谓“全球化”,应该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它特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它所包举的范围几乎是全方位的,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则是“全球化”时代最为重要的标志;笔者认为,“全球化”不应当排斥差异性和丰富性。环视宇内,全球化业已势不可挡,全球人士无处遁逃,中国文化亦然。中国文化如何直面“全球化”,本文提出了三点“对策”:(1)借鉴历史,佛学的东渐与西学的传入业已积淀了丰富的经验;(2)调整心态,稳健应对,从容裕如;(3)政府发挥职责,积极引导,责无旁贷。最后,笔者指出,未来“全球化”局面下的文化,应当是“和合”文化而非“同一”文化;文化背后的较量,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所以,将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人人奋发图强,仍然是当今中国的主基调。关键词:全球化  中国文化  界说  探讨  展望 公元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人刻骨铭记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WTO成员。随即,WTO成为中国人切切关心的一个话题,而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也随之兴起。作为一名中国人,自然不能对此熟视无睹,尤其是关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话题,笔者向来颇为关心。因此,我仅在略陈几点浅见,算是对这一“话语体系”的参与或介入。界说:全球化种种我们所理解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就其根本而言,是一个既具有时间概念、同时又具有空间概念的术语(英文和汉文都反映了这两个层面的意思)。关于“全球化”出现的时间,曾经有过不小的争议。概括而言,大致有以下三说。第一说认为,早在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时,全球化过程就已经开始了。但我认为,此说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诚如马克思所言,哥伦布之“发现”美洲,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中之一即是使人类的历史由“地区(区域)史”走向“世界史”;但当时尚不具备“全球化”的规模和效果。第二说将“全球化”的时间界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倡议的纷纷出台。该说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所界定的时间也堪称慧眼独具,但其时尚非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化”,套用李慎之的话说,九十年代初“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①]。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的联合国日致辞中只用了“全球性”一词,“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第三说直指九十年代末期,同时在参照系中置入了中国。九十年代末期的全球化,上承九十年代初、下启本世纪初,业已具备成熟的规模和特定的效果。因此,该说最为可取,最具可操作性,也最为贴近中国国情;并且在拙文的“话语体系”中,也最具可行性。故而本文所说的“全球化”,特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这是本文对“全球化”的第一项界说。就“全球化”的外延而言,它所包举的范围相当广袤,几乎是全方位的,举凡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其涵摄的范围。当然,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为重要的标志,但还有诸如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等等(甚至垃圾的处理也成了全球性的问题)[②]。拿WTO来说,它虽然主要是贸易层面的,但它也涉及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两个方面。王蒙敏锐地指出,“外国的东西,虽然你看着非常技术性,但往往和他们整个的文化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有一定的关系”[③]。可以这样说,加入WTO虽然说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但全球化的影响其实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来势汹涌,势不可挡。这是本文对“全球化”的第二项界说。对于与“全球化”相关的另外一个词语“全球主义”,也有必要在此略做区分。所谓“全球化”,其实并不应当拒斥国家的民族性、经济的多元性和文化的个性(后文有论述);但与之相反的“全球主义”(globalism),后者是把前者单一化(例如只强调全球化的经济面向)、意识形态化(例如只讲全球化的“好处”),而掩盖全球化过程可能带来的问题,例如跨国大资本和大资本集团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把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变得更边缘化,区域化,其实是如何把他们排除出去。而我所理解、所展望的“全球化”,不应当排斥差异性和丰富性(详见后文)。这是本文对“全球化”的第三项界说。探讨:反思与应对一、汹涌的潮流:全球化业已势不可挡,全球人士无处遁逃无须否认,“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④]。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全球化”业已来临,并且来势汹涌,势不可挡,全球人士无处遁逃。现在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虽然说常常是指经济(产品、资本)的全球化,另外再加上信息和技术的全球化。诚如前文所言,这并非“全球化”的全部内涵和外延;随着产品、技术、资本、信息等的大规模和高速度的跨国化,它们也带来了新的时尚、风气、品位,新的生话方式。这些新的生话方式,不但会与“后发社会”和“边缘社会”的部分群体(特别是其中拒绝“接轨”的群体)发中冲突,而且也会与整个“区域文化”(如中国文化,法国文化,英国文化,印度文化)发生冲撞——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将此论旨推向极至。降而言之,即使是像可日可乐、麦当劳这样的东西,一方面固然是源于美国本土,代表了“美国式”的商业文化和快餐文化,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它们己经不能简单地“还原”(revert)为美国的民族国家利益,而更多的是代表了跨国资本的利益。在美国本土之外,也出现了与可口可乐、麦当劳利益相关的群体,其管理者和经营者,实际上站到了跨国资本代理人的位置,而不只是从前意义上的买办。就本文论旨而言,“全球化”的面向或层面包含了全新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虽然“加速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从来就是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经济”。面对汹涌而至的“全球化”,作为“民族文化”之一的中国文化,其实也是无处遁逃——中国文化,必须直面“全球化”。二、中国文化的界说:基本的价值观念与特有的人文关怀文化(culture),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最大的一个标志,别离了文化,其实人类无处附丽;所以,文化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也是“人”特有的存在样式。某一“民族文化”区别于另一“民族文化”的标志,就在于其作为核心部分的一套基本的价值观念。任何具体的民族文化,都拥有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念,显示出其特有的人文关怀方式。虽然说某一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历来是有变化的,但其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总是普遍而永恒的。作为某一“民族文化”核心部分的基本的永恒的价值观念,是对一群人给予“身份认同”(identity)的依据,从而使人知道“我是谁?”所谓文化“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形象地说就是不知道或不清楚“我是谁”。关于“中国文化”的特色及特质,前贤大德、时下才俊多有评说,本处仅择其大义与要旨而言。(1)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浓郁的人文色彩,这恐怕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钱穆说,“中国文化,简言之,乃以人文为中心。人文二字,指的是人群相处的一切现实及理想。中国文化之表现与成就,都围绕着这人文精神作中心”[⑤],中国文化“可谓之乃一种人本位之人文化,亦可称人伦化,乃一种富有生命性之文化”[⑥]。(2)作为颇具人文色彩的中国文化,其最为注重者恐莫过于道德精神。钱穆说:“中国传统文化,乃一种特重于道德之文化,亦可谓道德精神,乃中国文化精神中一主要特点。”[⑦]在《中国历史精神》的演讲中,他又再次申述此旨,“我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应称之道德的精神”。这在儒学上表现得最明显,钱穆用了一个“善”字来概括[⑧]。(3)中国文化又颇重伦理纲常。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写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⑨]。(4)就外在表现形式而言,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融摄性和包容性。中国文化之融摄和包容外来文化,主要有汉魏以降的佛教和明清以降的西学。至于中国文化的其他特质,在此不再赘述。三、历史的借鉴:佛学的东渐与西学的传入中国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历史,其实不乏现实借鉴意义。与中国文化相关涉的外来文化,主要有两大宗,一是汉魏以降的佛教,二是明清以降的西学。前一项业已告一段落,而后一项则仍在进行之中。相对于汉朝以前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而言,佛教其实是一种非常“异质”的文化,所以佛教之东渐中土,堪称筚路蓝缕、历尽艰辛。先是有所谓“格义”之学,之后又有“沙门不敬王者论”,再后来才稍微顺畅,并最终融入中国本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佛教之进入中国文化,应该说还是颇为成功,究其因缘,陈寅恪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有关,“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⑩]。进而言之,与当时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坚定的自信心有关,我自巍然不动,任尔东西南北风。明清以降的西学,直至1840年以前几乎没有成就多少气候;但随着1840年西方“坚船利炮”的滚滚而来,国门为之洞开,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国文化似乎岌岌可危。陈寅恪明言,“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恬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这确实可以算得上是“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11]。与前一次佛教入渐中土相比,这次似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不再是积极的主动的自信的“纳入”,而是消极的被动的自卑的“学习”。先是有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物质层面),再有康、梁的“戊戌变法”(制度层面),后来则演变为“全盘西化”(文化层面),反文化反传统思潮甚嚣尘上。如吴虞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陈独秀是全盘否定传统的干将,胡适是“全盘西化”论的鼓吹者……,诚如闻一多所言,“我们这时代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现代英国诗人·序》)。他们似乎“预设”(presuppose)了一个前提,全盘否定传统、全盘肯定西化,似乎就可以融入“世界化”的潮流;而目下有些人,再顺杆而上,进而认为,如此就可融入“全球化”的潮流。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否定,是由于文化共同体面临的现实危机。但其危害甚深,因为全盘弃绝传统,不仅意味着连根拔除人所特有的人文理念,而且还意味着否定人类生存的历史性,否定历史经验的参照意义;全面拒绝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不仅将摧毁文化的价值理念,也为向怀疑否定科学理性的功能的非理性主义暗转埋下了伏笔。近代的全盘否定传统、全盘肯定西化一论,怪诞而嚣张、离奇而肤浅,殊不足取。中国文化在近代确实是“生病”了,需要救治,需要复兴,“中国文化正在生病,病至生出许多奇形怪状之赘疣,以致失去原形。但病人仍有活的生命。我们要治病,先要肯定病人生命之存在”[12]。当然,保有传统、发扬传统,并不是说要拒斥西方、拒绝“全球化”。早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钱穆就说过:“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得,都可融会协调,合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13]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既保持自己本土的族群特色,又不断地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中对其加以吸纳才能得到发展。那种纯粹的文化只能存在于博物馆里,那样就不会有变化和受到冲击的危险了[14]。此论不可谓不精当。四、心态的调整:稳健应对,从容裕如两相对照,就可以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前后两次面对外来文化,但前后两次的心态却截然相反。汉唐之时的无比自信,已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击得支离破碎;汉唐之时的宽广胸襟,已经被“欧风美雨”吹得荡然无存。对于国人前后截然相反的心态,鲁迅有过精彩的评说。而心态背后隐藏的东西,无疑就是国力与国运。其实,我们在直面如今的“全球化”时,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大可坦然面对;但前提是国力的提升与国运的昌盛。对于中学和西学,王国维有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王国维当年曾经讥讽过只知国学而不知西学的“一孔之陋儒”,并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15]。如果不对传统学术进行改造和革新,而一味坚持“思想上之事,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的顽固态度,将无助于传统学术的发展[16]。但王国维并非尽弃中学而盲从西学者,而是以我为主消化吸纳西学,力求圆融中西学术以为我所用,“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年兴者”(《国学丛刊·序》)。王国维的论述,虽是事过境迁,但至今看来,仍然不失其睿智洞见与指导意义。中学西学,密不可分,如果加以互相勘照,互相借鉴,自当会有更多的发明与创见;但援引西学绝非生搬硬套西学,简单的套用与单一的比附,只会贻笑大方。“橘逾淮而枳”,即是明证。援引西学以为我所用之前,必须做具体的可行性上的检讨与验证[17]。王国维注重与西人学术的“暗合”,陈寅恪注重“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也许正因为如此,吴宓将陈寅恪的文化观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文化本位论)[18]。就中国思想史而言,玄奘的忠实输入唯实学,就是一个典型,“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根据陈寅恪的看法,“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9]。就此而言,任何“削足适履”和“削履适足”都不可取[20]。亦即,在建构中华文化时,既要有“放眼看世界”的文化气魄,也要有中华文化必将振复的文化自信。五、政府的职责:积极引导,责无旁贷顾炎武当年非常睿智地区分了“国”与“天下”,所谓“亡国”乃“易姓改号”(如王朝更替),而“亡天下”则直接关涉到文化命脉,“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以他高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进而言之,文化兴亡,非但匹夫有责,国家也有责焉。质而言之,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文化,亦需要国家的“积极引导”,这是国家与政府责无旁贷的份内之事。就这一层面而言,法国政府的应战战略不无借鉴意义。比如电影产业,在好莱坞的全球攻略背景下,法国电影数十年屹立不倒,法国电影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生产水准,本国电影票房一直稳定在市场份额的30%以上。法国的电影产业政策,其最重要的一环是以财政收入来支持电影艺术创作。据统计,90年代以来,法国的电影扶持资金总额一直保持在每年12亿—17亿法郎之间。这也大大增加了外国投资人投资法国电影的积极性,目前法国电影的集资渠道已形成了本土制作人投资、电视台投资、外国投资等三条渠道。由于法国实行了积极引导和扶持的产业政策,为法国电影的制片、发行、放映提供了制度和资金上的支持,使得法国电影在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都具备了竞争力,保证了电影的稳定生产,法国电影民族产业不仅没有被吞食,而且始终保持了元气[21]。更何况,就本质而言,法国文化与美国文化其实还有着“源”与“流”的关系,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就直接来自法国文化。因此,法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对抗还仅仅“资本主义文化”范围内的对抗。而中国文化与美国则不然,二者是两种“异质”的文化,其冲突与对抗势必更为激烈而猛烈,所遭遇的问题也势必更为。我们相信,中国一定会信心百倍地面对“全球化”;国家与政府也有信心、有能力、积极地引导我们中国人直面“全球化”。如此而为,中国文化大有希望。展望:和合与图强关于“全球化”的展望,中外论说者甚伙。我仅在此强调一点:就“文化”一端而言,未来“全球化”下的文化,应当是“和合”文化而非“同一”文化;文化背后的较量,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所以,将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人人奋发图强,仍然是当今中国的主基调。身处春秋时期的孔子,曾经精辟地区分过“和”与“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朱熹《四书集注》)。孔子的区分主要集中在伦理学的层面,而同时期史伯的区分则主要集中在哲学的层面,“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显然,所谓“和”并不排斥差异性和丰富性,而“同”则反之。因此,未来“全球化”下的文化,应当是“和合”文化,而非“同一”文化。具体而言,中国有着“自己”的文化产业,虽然他们还不是非常成熟,但他们无疑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群一直到每个个人,都非常珍惜自己的个性,所以融入“全球化”并不等于失却自我、失却自己的身份和独特性,反而会让人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爱惜自己的特点。但这并不排斥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摄和消化,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既保持自己本土的族群特色,又不断地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中对其加以吸纳才能得到发展。那种纯粹的文化只能存在于博物馆里,那样就不会有变化和受到冲击的危险了。半坡村的“半坡文化”很纯粹,埃及的卡纳克神殿,它的金字塔文化、木乃伊文化和圣殿文化很纯粹,但是古埃及人现在一个也找不到了。所有活的文化都是充分利用开放和杂交的优势,在和异质文化的融合和碰撞当中发展,所以王蒙认为“纯洁性的提法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提法”[22]。将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人人奋发图强,这毫无疑问应当是当今中国的主基调。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当务之急),恐怕应当是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壮大精品文化产业(行话叫“做大”、“做强”)。比如,当今国际业已有五大唱片公司,它们发展都已经相当成熟,并且规模宏大;而我国虽然有290多家音像公司,但它们的全部固定资产和注册资金都只在40亿元人民币,整个产业规模偏小,加起来还不如国际五大唱片公司中的任何一家。如果这五大唱片公司全部进来,我们自己的唱片业肯定没有生存余地。因此,奋发图强,发扬壮大的神圣使命,又严峻地摆在国人的面前。当然,“做大”、“做强”并不是通过单一的并购以达到简单的外形膨胀,因为“简单的外形膨胀”最终还只是“纸老虎”一个,最终未必能经受得住人家的冲击。话也说回来,认识自己的不足并不等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只要努力,我们还是大有可为的。比如,作为1994年中国第一部引进的外国大片《亡命天涯》,成为中国国产电影“亡命天涯”的一个象征;但是,五年之后,“外语”大片票房的整体滑坡和“华语”电影借《卧虎藏龙》之势的整体向好,昭示了国产电影在“休克”疗法下的复活可能。[①]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见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②]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见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③] 杨子:《王蒙访谈:全球化能把中国文化怎么样?》,《南方周末》,日。[④]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见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⑤] 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第331页。[⑥]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08页。[⑦]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第192页。[⑧]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第78页。[⑨] 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页。[⑩] 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第10、11页。[11] 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第11页。[12] 唐君毅、牟宗三等:《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张祥浩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32页。[13]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05页。[14] 杨子:《王蒙访谈:全球化能把中国文化怎么样?》,《南方周末》,日。[15] 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奏定经科大学文学科章程书后》,收入《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书店,1983年。[16] 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去毒篇》,同上。[17] 彭华:《学术研究与西学援引的规范》,《社会科学报》(上海),日第三版。[18]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7页。关于陈寅恪对文化的看法,可详细参看拙作《陈寅恪的文化史观》,《史学理论研究》(北京),1999年第4期。[19]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20] 彭华:《学术研究与西学援引的规范》,《社会科学报》(上海),日第二版。[21] 万千:《当资本来到你面前:法国政府应战策略》,《南方周末》,日。[22] 杨子:《王蒙访谈:全球化能把中国文化怎么样?》,《南方周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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