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动执政党地位的十大诱因
撼动执政党地位的十大诱因
作者 李春洪
“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必须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甚至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洁这几件大事。这都是人心所向，无论哪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上是温家宝总理在纪念南开中学10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摘要。
如果说，国民党的失败，除掉自身的腐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给打败的；那么，将来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将是共产党自己打败自己。毛泽东曾经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现在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除掉人民的不满情绪外，共产党内部也在不断地分化。一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党员，对党内存在的种种弊端深感不满和愤怒。我们都希望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下去，确保中国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己之所以要写这篇《撼动执政党地位的十大诱因》，还是希望共产党能够正确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时拔除病根，以期健康执政、长期执政，给人民带来幸福。同时，我们应该吸取国民党的许多教训，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有许多优良传统，只要及时地、切实有效地把这些优良传统弘扬、光大，人民会继续积极拥护的。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执政地位的安全，也是为了安慰无数在九泉之下的先烈们。为了推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们前赴后继，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仅仅六十年的时间，他们曾经用生命才除去的卖淫、吸毒、贪污、受贿等一系列社会丑恶现象，又在中国大地上横行。试想，如果他们现在突然复活，睁眼一看，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新生活原来并没有改变什么，将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我们又有何脸面对他们说，这就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生活呢？因此，无论是为了逝去的人们，还是为了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或是为了子孙后代，我们都要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你所做的一切，能否对得起前人、今人、后人！这一切已经不是什么道德、良心的问题了，而是历史责任！为此，自己根据有关资料，从以下10个方面，论证撼动执政党地位的十大诱因，以飨读者。
一、基层组织作用丧失，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不能发挥。共产党的“共”字下面的两点，代表了宪法内容“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性质。现在，工农联盟的自动解体，支撑“共”的两点正在失去作用。毛泽东曾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现在的情况是，党的组织呈倒金字塔式：即共产党员的人数真正在基层越来越少少，而从乡镇机关到县直机关、到市直机关、到省直机关则越来越多，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已经被完全颠覆。“共”下面的一横代表的是统一战线，而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心知肚明。中新社北京11月4日电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统战(群工)部部长谈宜彦4日在召开的“机关统战工作规律研讨会”上指出，机关党外人士队伍后继乏人、普遍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民主党派，由于门槛过高等原因，成员发展比较困难，应引起关注。”
调研发现，机关党外人士在政治上的成长存在相对滞后等问题，特别是在职务晋升、轮岗交流、挂职锻炼等方面机会较少。同时，与本机关中共决策层的沟通少，参加机关事务和民主管理的机会少等问题。”
“与会者认为，中央国家机关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任务和职能。中共党外知识分子在中央国家机关数量多、分布广、层次高、影响大，是中央国家机关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思想相对活跃，普遍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支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政治抱负正在增强，对单位的认同度较高。”
“与会者指出，要探索新的工作举措，拓展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渠道，充分调动和发挥党外知识分子优势，使参政议政工作再上新的台阶。要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各种途径对党外知识分子进行培训轮训，不断锻炼和提高党外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同时要为他们创造接触实际的机会，有计划地组织他们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增长见识，拓宽视野，不断提高建言献策能力。”
“此外，做好机关统战工作，要从提高中共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加强和改善对机关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服务，吸引党外知识分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机关事务建功立业。”
这也就是说，共产党要搞好，就必须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就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否则，这个“共”也就无法成为“共”字。
现在的问题是，党的核心作用正在被逐渐消弱。这首先表现在党的核心成员的表率作用的丧失。从披露的大量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出问题的都是党内的一把手。由此，我们又怎能相信其他人能够真心真意地为人民服务呢？又怎能够相信他们能够把工作搞得让人民放心呢？其次是人民群众的不信任感逐年增加。现在，信仰佛教、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宁愿相信虚无缥缈的宗教，自我安慰、自我麻醉，而不愿相信所谓的组织说的。因为，普通的老百姓要想办一件事情实在是太难了。长此以往，老百姓完全麻木了，自然就造成了党的号召力下降。例如，在已经发生的抗洪、抗震救灾，山火扑救等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当地政府已经很难有效地组织老百姓进行抗灾。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同执政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种鱼与水的关系早已是神话了。在这种演变的过程中，其根本责任不在老百姓，而在执政党。
2、利益集中到小部分团体和少数人手中，所谓“共产党”已经完全脱离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宗旨。国，是全体人民所共有的，党是少数人的，党与国必须分离。即国家的财富不能等于是党的财富，国家的钱是大家都有份的，而不是专供党内少数人用的。每一个纳税人都要能够明白自己所缴纳的税到底用到了什么地方？中石油大赚1200亿
最赚钱央企明喊亏实盈利。　中石油喊亏，不期然遭遇国资委的“棒喝”———就在10月20日中石油总裁周吉平的“今年公司炼油业务将出现净亏损人民币500亿元”话音刚落，21日，国资委发布了《央企2010年度分户国有资产运营情况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净利润1241.8亿元成为“最赚钱央企”。显然，这不过是中石油的“老生常谈”。根据国资委的数据显示，中石油集团、中国移动、中海油集团、中石化集团分别以1241.8亿元、972.7亿元、742.3亿元和721.2亿元的净利润分列央企赚钱榜前四位。
作为垄断行业，石油的净利润蔚为可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石油石化巨头2010年共实现净利2705.4亿元，比上年增长47%，实现营业总收入40446.9亿元，比上年增长43.4%。国资委报告称，这样的业绩归功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企业加强生产经营管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2010年国际油价持续走高更使其收益大幅提高。
我们都知道，中国挤进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用国家的实力同世界上的资本家较劲，这也算是中国特色。然而，这一切跟中国老百姓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从上面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石油在大赚1200亿的同时，反而大喊亏了500亿。如果不是国资委公布的数字，一般的老百姓又怎能够知道中石油是最赚钱的单位。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中石油之所以要喊亏本的原因，是要国家的补贴。当这一切都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一般的老百姓想哭都没有眼泪。试想，一般的老百姓，你能够用什么办法得到国家的补偿，而国有企业平时赚的时候都是自己的，一旦亏了则是国家买单，这是怎样的一种制度呢？
3、徇私枉法，草菅人命。“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时江泽民在党的总书记位置上说的。当人民不仅失去了法律的保护，而且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判决，可想而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失去民心的问题，而是为执政党树立了更多的敌对力量。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在上访总量中，有四成是关系到司法不公的案件。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司法腐败的严重程度，以及它对执政地位的危害程度。还有数据显示，在在押犯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冤案，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可判可不判的，（这中间有没人、没钱的，有法院为了完成任务顶数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才是烧、杀、盗、抢，属罪大恶极应当判刑的。我们从已经报道出来的赵作海案、聂树斌案中，都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我个人认为，上访是一件应该让执政党感到高兴的事，因为，上访人最起码还是相信执政党的，他们还是希望有青天在。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如果不是被冤枉，他是不会去上访的，尤其是在当前的形势下，不是万不得已，他一定是不会去的。可是，现在像抓犯人一样的抓上访人，确实让国人寒心。这正如面对滚滚洪流，我们究竟是该堵呢，还是该疏呢？当人们真的不去上访了，也就说当人们真的对执政党失去信心的话，他们一定不会去上访了，而是会采取更加敌对的方法，到那时，形势将会变得比现在更加糟糕。
为了有效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各级司法机关都出台了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凡昭雪，以致造成上访案件中的四成都与司法有关联，其根本原因就出在这错案追究制度上。这真是一件南辕北撤的事情，出台错案追究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却最终成为了冤假错案得不到纠正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每年都有大量的冤假错案出现，却很少见到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的报道。河北省聂树斌案惊动了全国那么多的法律界人士，却依然得不到平反，可想而知，一般的冤假错案，到哪里去通过上访能够得到平反昭雪呢？
4、官商勾结，垄断资本市场。
&[提要]广东省中山市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李启红因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受贿罪，27日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2000万元、没收财产10万元。
收益两千万。中国证监会调查认定，日至日股票停牌为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
2007年6月，谭庆中向李启红汇报公用科技公司筹备资产重组事宜时，提到公用科技股价会上涨，建议李启红让丈夫林永安购买。6月中旬，谭庆中在办公室约见林永安，向他泄露了公用科技公司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并建议其出资购买公用科技股票。6月下旬，李启红又在家中向弟媳林小雁泄露上述内幕信息，并委托她购买200万元的公用科技股票。随后，林小雁从林永安存款账户转出236.5万元，从李启明存款账户转出350万元，再集合其本人自有资金，筹集款项合计677.02万元，借用他人名义在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营业部办理了证券交易开户手续，让朋友负责买卖公用科技股票。
日至7月3日，两个证券账户在公用科技股票停牌前累计买入公用科技股票89.68万股，买入资金元，日至10月15日陆续卖出，账面收益元。
中石油喊亏，不期然遭遇国资委的“棒喝”———就在10月20日中石油总裁周吉平的“今年公司炼油业务将出现净亏损人民币500亿元”话音刚落，21日，国资委发布了《央企2010年度分户国有资产运营情况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净利润1241.8亿元成为“最赚钱央企”。
周吉平喊亏，无非是今年政府为缓解通胀压力，对成品油价格实行了控制，因此中国的成品油价格并未完全反映出今年早些时候国际油价的攀升，这是造成中石油今年炼油板块巨亏的重要原因。
“石油企业‘喊亏’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行内人士分析指出：“‘哭穷’的好处，无非是要补贴、要政策，或者要民心。”他指出，由于头上顶着“垄断企业”的光环，大家都认为“盈利”是必然的，所以“喊亏”相当于给市民打打“预防针”。“可这次太不凑巧了，正好又遇上了国资委发榜单，”该人士指出：“当中石油、中海油和中石化都挤进前四名时，势必再度引发大家的不满，也对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产生一定的舆论影响。”
5、警匪一家，治安状况堪忧。中新社太原10月25日电
(任丽娜)身家过亿的原山西省阳泉市公安局巡警大队长关建军涉黑案，25日在该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以公安局巡警大队长关建军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十几年来在山西阳泉市一带寻衅滋事、暴力讨债、聚众赌博、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利用违法犯罪手段迅速积聚起巨额财富。
2010年5月，山西省公安厅成立“5·6”专案组，彻查关建军为首的涉黑组织。
据悉，专案组共收集、整理其涉嫌违法犯罪的书证、物证一千余件；抓捕了56名涉案成员，查明该组织10余年来违法犯罪案件46起，冻结该组织资金2.5940亿元；查封该组织在北京等地的房产27套，价值1亿多元；扣押车辆30余部，其中关建民的一辆劳斯莱斯轿车价值840余万元。
后经过两次补充侦查，截至法律规定移送审查起诉的最后时限，专案组共移送审查起诉43人，涉及49起案件事实，涉嫌罪名24项。除骗取贷款罪以外，关建军“垄断”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23项罪名。
此外，有关部门还扣押了大量金条、银锭、玉器、首饰、文物收藏品、名表等奢侈品，查封了阳泉犬业协会、南苑天露、花贺天地等多个经济实体。
6、盲目城市化，造成大量失地农民和大量无业游民，迫使他们走向犯罪道路。农村乡村乡村两级政权的消弱，是动摇执政党地位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乡村两级政权便开始丧失其主导作用。从最先的计划生育难、收提留款难，到最后的征地难、拆迁难。至此，乡村两级组织基本丧失了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在21世纪初，我曾形象地形容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的双层作用：执政党要求的是要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而实际上，这种堡垒作用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上面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首先过不了支部成员的这一关，就别想贯彻到群众中去。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基层工作的重点就自然而然地放在了发挥堡垒与攻破堡垒的问题上。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群众只认支部、上级也只认支部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使执政党的许多路线、方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例如，在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中，曾流行这样一个幽默：计划生育工作是村级明白装糊涂，乡（镇）级糊涂装明白，县级想弄明白也弄不明白。这只是农村工作诸多中的一个侧面，还有许多问题都是上级想弄清楚都弄不清楚的，导致最终干脆不弄清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乡（镇）一级政府的职能业也在逐渐消弱。加之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目前，乡村两级政权的功能基本丧失殆尽，广大的乡村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农民各自为阵，乡村工作寸步难行。
问题的另一面是，众多的外流人口流出后的管理工作严重滞后，基本上是出于一种无序状态。
首先，流出地基层组织不知道自己的管理对象流向何处、从事何种工作、具体的落脚地。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提留款的免收，原来为了追讨计划生育罚款以及提留款，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手段搞清外流人员的详细情况的做法，现在根本不采用了。因此，流出地对外流人员的情况基本不清。
其次，流入地基层组织的管理工作制度也非常不完善，社区很难掌握社区内的流入人员的详细情况。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地区，上述情况尤为严重。从监狱在押服刑人员的犯罪经历及实施犯罪的区域进行分析看，在押服刑人员的60%都是外来人员异地作案。许多人走了一条共同的路：外出打工——实施犯罪——走进监狱。出现这种局面，既是政府的悲哀，又是千千万万外出打工农民的悲哀。改革开放他们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恩惠，最终却失去了自由！
7、教育体制僵化，教育质量下降。大中小学的道德教育必须联系实际，不能再应试化了。
中国青年报：在关于“小悦悦事件”的讨论中，有人主张将见死不救行为立法论罪。您支持吗？
孙春晨：我反对。法律可以保护道德，但不能取代道德。当一个人因帮助他人而遭受诬陷时，法律应明辨是非，为道德撑腰，但法律不能将道德行为变成强制性的法律义务。道德行为源于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和行动上的自觉。如果用立法来强制公民有道德，就剥夺了道德行为主体的自由，道德行为和法律行为也就没区别了。
另外，就可操作性而言，即使立法惩罚见死不救行为，在法律实践中也难以实施——你如何证明一个人“见”或“未见”？
提出将见死不救行为立法论罪的人，可能是想通过法律的力量推崇“见义勇为”等道德行为，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自愿行为被法律规定为不得不做的事，那在一个做好事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社会道德环境下，老百姓可能会想尽办法规避帮助他人的责任。这就与立法意图背离了。还有一个风险是，用法律解决道德问题还容易让老百姓产生逆反心理。由于不做好事可能获罪，老百姓对道德会产生畏惧感，进而反感道德。
中国青年报：在本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面对当前的一系列问题，应加强道德教育。国家一直强调道德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了思想品德课。即便如此，当前的道德环境状况仍不令人满意。这是否说明，既有的道德教育存在问题？
孙春晨：的确如此。当下大中小学的道德教育脱离实际生活，教学内容空洞，而且还应试化了，学生能把课本上的道德规范背得滚瓜烂熟，但不一定去践行。
此外，学校的道德教育注重正面引导，对社会上存在的道德问题涉及较少。中小学生很难通过对教科书知识的学习提高分析社会道德现状、辨别不道德行为的能力。当他们走向社会时，他们会发现，社会道德生活不但与教科书中讲的有差别，而且很多人也没按照书上说的那样去做。这反过来会让他们对所学的道德知识产生质疑，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对自己的道德要求。
可以说，我们的道德教育方式急需改革！我们必须让孩子在道德场景中去认识道德对社会和个人的益处，自觉践行道德规范。我们还应适当地让学生了解当下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真实问题，告诉他们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提高他们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
8、官场黑暗，仕途险恶。这几天正在准备写《撼动执政党地位的十大诱因》的文章的资料，已经从网上摘录了一些需要的文章。在十大诱因中，我专门写了“官场黑暗，仕途险恶”一节，而恰恰在这一段时间里，湖南和江苏省的两个县的司法局干部互相打架，这真让人大开眼界。我之所以要写这一节，就是要接露官场的黑暗，而两县司法局领导干部的互殴，给我及时提供了有利的证据。通过这两起干部互殴的事例，我们不难看出，官场的黑暗的形势进一步恶化，由原来的暗中较劲，到现在的公开叫板和动手，中国官场的未来走向将更加令人担忧。有关官场黑暗的报道也屡见报端，例如《“领导专用酒”背后是深不可测的官场黑幕》中这样写道：“不管是某些领导喜欢喝这类名称的酒，以让自己有种身份非凡的快感；还是酒厂试图借助这样的名称，以给自己的酒涨点身价，“领导专用酒”所倚靠的所谓市场，都不是平民百姓买米做饭、下馆子点菜那个市场，而是三公消费屡遭诟病、权力通吃饱受质疑的背后，那个深不可测的官场以及环绕在官场周边的涟漪。
　　事实上，“领导专用酒”是多种不良风气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新闻说，山东天地缘酒业市场部的主管崔先生称，现在不叫“领导专用酒”了，“已经改名叫接待特供酒”。曲径通幽的“接待”、巧立名目的“特供”，不改侍奉领导的实质。官场这种以特权为傲事、以巴结为常事、以在酒场联络“感情”为乐事的风气不改，“领导专用酒”无论是沿用本名还是改作其他名称，都是一种“毒”酒。
　　“领导专用酒”这个名称，也有酒厂给自己的产品脸上贴金的可能，但我们不难看出，酒厂这样一种风气，依然来自于官场或者官场周边的影响。为何生产“领导专用酒”而不生产“工人专用酒”？因为领导好这一口，更因为领导有权，而社会对权力感到无奈之后转而变得崇拜权力，因此工作、生活中各个环节，哪怕是屁大的小官场内，哪怕只是招待蜗牛大的小领导，也以喝领导常喝的酒、住领导常住的酒店、玩领导常玩的项目为目标，蔚然成风。至于“领导专用酒”是否真的领导常喝那是次要的，关键是看中这个名头、学足这个派头。
　　更重要的是，“领导专用酒”还涉及到送礼的风气，以及官场公款吃喝的风气。送什么酒能比送“领导专用酒”更能体现领导的尊贵呢？点什么酒能比点“领导专用酒”更能博得领导在饭局中满意呢？喝“领导专用酒”的人，想必不会自己掏腰包，不信你看普通老百姓的家庭宴会，估计找不出这么烧包的。
这篇文章仅是从“领导专用酒”的方面论述了官场黑幕，我们再看另外一篇文章是怎么描写官场黑幕的。范子军在《官员互殴“两败俱伤”呼唤官场正义》中这样写道：“因一次人事安排引发的争执，衡阳司法局正副局长在党委办公会上大打出手，一度受到网民的密集围观，更引发了人们对民主决策、权力约束的反思。因不满副局长提反对意见而抡起拳头的正局长被停职了，抵制正局长不按程序规定调人的被打副局长廖曜中却蒙生去意，准备解甲归田了，这种“两败俱伤”的结局未免叫人沮丧。”
　　“同在湖南，临湘市原副市长姜宗福，自称官场另类，发文炮轰高房价，揭秘官场潜规则，同样受到公众舆论的强烈关注。不久便被组织安排，退出官场进入了学术教育界；衡阳廖曜中副局长又何尝不是个官场另类，只不过他不像姜副市长泛泛所指，而是将矛头直指班子一把手，更宣称为反腐英雄，官场还会容得下他吗？”
　　“就在人们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关切着两位官员命运的时候，廖副局长高调宣布将辞官务农，开办农业公司，抑或做执业律师。从相关的信息来看，这似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隐忍三年终于“火山爆发”，也有人说与廖曜中刚烈的脾气有关，无论如何总让人感到不堪，难道权力磁场里的监督与被监督，就该付出惨痛代价，官场另类都得黯然退场？”
　　“显而易见，这是权力正义不彰的结果。做老好人，搞一团和气，个别不怕得罪人的“直性子”、“老实人”则容易受到排挤、打击，出了问题，发生矛盾，是非不分、不讲原则，要么和稀泥，要么各打五十大板，甚而出现故意偏袒、排斥异己等现象司空见惯，这样的潜规则当下其实有着不小的市场，导致少数地方、部门，民主决策成空谈、内部监督成虚设、权力约束很乏力，正气得不到张扬。”
　　“无论是被出局还是主动出局，两位“官场另类”的人生归宿，无疑都值得有关各方认真反思和检讨。权力正义不彰，执政为民就容易打折；官场正气不树，政治文明就难言进步。外部监督这只啄木鸟不可少，“另类”的存在无疑有助于增强内部“自净”功能。这显然既离不开制度、法纪的保障，又不都是靠制度、法纪都能解决问题的，而需要依靠官员、权力的良心、自觉和谦抑。”
上面的文章都是别人写的，而不是我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实际上，所有身在官场中的人都知道官场中的潜规则，只是没有谁敢说出来而已。当然，也没有谁敢说出来。
&9、信仰缺失，道德沦丧。　法律可以保护道德，但不能取代道德。提出将见死不救行为立法论罪的人，可能是想通过法律的力量推崇“见义勇为”等道德行为，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自愿行为被法律规定为不得不做的事，那在一个做好事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社会道德环境下，老百姓可能会想尽办法规避帮助他人的责任。这就与立法意图背离了。还有一个风险是，用法律解决道德问题还容易让老百姓产生逆反心理。由于不做好事可能获罪，老百姓对道德会产生畏惧感，进而反感道德。
近来，广东佛山女童小悦悦被碾轧身亡的事件引起全社会关注。该事件就像一把尖刀，刺中了我们这个道德虚弱的社会的心脏。针对“小悦悦事件”及其引发的全社会关于道德问题的大讨论，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小悦悦事件”？
孙春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对道德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息过。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社会上就有关于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滑坡”还是“爬坡”的论争。2007年“彭宇案”的判决，把能否见义勇为这一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这次“小悦悦事件”则将这一讨论推向了新的高潮。
从社会道德建设的角度看，公众关注和讨论道德问题是件好事。道德困惑越讨论越清楚，特别是在社会道德状况令人忧心的情况下，讨论有助于我们提高对道德问题症结的认识，这同时也说明，公众对于道德风气的好转依然抱有期待。试想，如果“小悦悦事件”出来后，大家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谁也没兴趣讨论，那就不仅可悲，而且可怕了。
浏览网络上的讨论，我看到，网民们在对未伸出援手的“18名路人”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道德反省。这是公众道德良知的体现。面对极端的反道德事件，我们有权对此表达道德义愤，但我们也需要冷静、理性地分析、讨论其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检讨我们当下的社会环境。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评价当下的社会环境？
孙春晨：首先，普通老百姓怨气比较大。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大都是造成怨气的原因。媒体不断曝光的炫富、为富不仁等现象，更加剧了普通百姓的不满情绪。而且，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尚未得到全面、有效的维护，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还没覆盖到所有人。面对生活的不易和不可预知的未来，一些老百姓选择了为自己争取更大利益，不太顾及他人。
其次，整个社会弥漫着互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在经济领域，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不信任；在政治领域，公众对官员和政策效力不信任；在法律领域，公众对司法不信任。最后这些不信任扩展为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不信任。这样一来，一些基于信任的道德行为，在有些人那里就成了不太可能的事——小悦悦很可能就是这样被漠视的。
另外，一些老百姓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不满意。不可否认，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好官不少，但以权谋私、侵害百姓权益的官员大家也屡见不鲜。于是，人们对政府官员产生了怀疑，总觉得他们做什么事都对自己不公平，担心自己利益受损。有这种想法的人自然不会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社会道德建设。
中国青年报：您是否在说官德对今天我们社会的道德水平影响极大？
孙春晨：是的。我们社会的道德环境恶化，官德败坏是重要原因。如今，一些官员在台上宣讲道德头头是道，但当其以权谋私、生活腐化堕落的行径被查处后，百姓们发现，这些官员如此言行不一，甚至连基本的法律法规都不遵守，实在太不可信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大家就对官员的道德水准整体上失望了。官员的行为对老百姓有示范效应，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他们会觉得，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
官员应当成为老百姓的道德榜样，这并不是要求他们做道德圣人。虽然老百姓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焦裕禄、孔繁森，但其实只要官员能严格遵守政策法规和职业道德，老百姓也就满意了。
可问题在于，有些官员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他们不仅不为老百姓办事，还把为人民服务的权力私人化。不少老百姓还感到与官员打交道很难，觉得与他们在人格上不平等。另外一个让老百姓痛恨的是官场上潜规则横行，只要有潜规则存在的地方，没权没势的老百姓都会感到很无力。
在民众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在一些官员还在恣意妄为的同时，我们让老百姓讲道德、讲奉献，那便成了“官员感冒，老百姓吃药”。所以，我认为，要止住社会道德状况的恶化，需要全体民众的共同努力，其中特别要着力抑制官德败坏
中国青年报：现在，面对各个领域不断出现的道德问题，有不少人非常悲观，有一种无力感。对此您怎么看？
孙春晨：我可以理解，但如果大家只是悲观，一味沉浸在无力感中却不行动起来，这个社会岂不会更糟？我主张大家从改善身边的小环境做起，坚守自己的良知与底线。比如，孝敬父母、遵守交通规则、给老人让座、爱护环境等，这些事看似很小，却不仅能给他人带来便利，增加他人对社会的温暖感受，还会给行动者自身带来快乐和自我肯定。另一方面，政府也应不断改善民生，努力保障老百姓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提升政府及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道德形象。
我在《参拜玉佛寺有感》里对于佛教为什么在现阶段能够发扬光大时写道：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在与道教、儒教的相互渗透中，各领风骚。到了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把儒学抬到国学的地位，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在维护封建统治中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这样，道教、佛教被沦为次要地位，主要为民间所传承。改革开放后，佛教再次在中国大发扬光大，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气势蓬勃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一是执政党不能够向广大民众提供精神信仰的具体对象，导致民众精神信仰的全面崩溃；二是在社会的急剧转型中，人们的传统观念被彻底打破，而新的观念一时又无法健立；三是面对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制度建设、道德建设、法制建设等领域都不完善的情况下，人们普遍感到焦虑、迷茫、空虚、无助。在此情况下，人们就把“佛”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加之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投资兴建庙宇，从而使佛教事业在当今的中国大地上方兴未艾。
10 、血迁、群体事件，执政水平低下。
中新网9月9日电最高人民法院今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必须慎用强制手段，凡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当事人以自杀相威胁等极端行为、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等恶性事件的，一般应当停止执行或首先要确保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中指出：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中引发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有的被执行人以自焚、跳楼等自杀、自残方式相对抗，有的以点燃煤气罐、泼洒汽油、投掷石块等方式阻挠执行，有的聚众围攻、冲击执行人员酝成群体性事件，有的法院干警不当使用武器致人死伤等等。前不久，湖南省株洲市又发生一起被执行人在房屋拆迁强制执行中自焚(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严重事件。上述事件虽属少数或个别，但引起的社会关注度极高，造成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其中的教训也极为深刻。
现将《南方周末》《暴征强拆是一种公权力犯罪》的文章转载如下：
暴征强拆是一种公权力犯罪
当今基层的暴征强拆与“文化大革命”具有相同的机制特征，即无法治体制约束的公权力被滥用甚至组织刑事犯罪。
遏制暴征强拆已成为国家政治价值
2011年1月，国务院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施行暴力拆迁，限定征收的公共利益前提，明确由政府向法院申请审查执行。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了《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地方政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作出具体规范。规定要求申请机关应当提供相关证据、依据、直接利害关系人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材料；并指明：在征收补偿决定缺乏事实和法规根据、不符合公平补偿原则、违反正当程序、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或基本生活生产条件无保障等情形下，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
从立法动机而言，上述法规体系的建构表明，遏制房地产的暴力掠夺趋势、保障受到有组织犯罪威胁的个人权利，这已成为一种政治价值。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而言，要想取得合法的征地拆迁资格，在形式上也更加困难了。但是，能不能因此就高估这种“裁执分离”的“亮点”是保护人民利益、防止行政权力滥用的“最后一道防线”呢？
对官商勾结不能“纸上谈兵”
事实证明，轻率的乐观和廉价的赞美，严重脱离中国基层政治的实际。就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公布后，媒体陆续报道了种种骇人听闻的血腥暴征强拆案件：有的是声称误以为法院“同意执行”而不由分说的“误拆”，有的是蒙面团伙夜闯民宅的“偷拆”，有的是推土机遇到了农民人体障碍却还狡辩的“错推”……从记者的调查看，这些暴力案件是地方政府支持、“制服”人员参与或民众报警但被推托的；尤为荒唐者，当记者试图了解真相、追问程序时，地方官员或强调“跟政府没有关系”，或悍言：“按条条框框、按法律一条一条来，那样的话很多事情就做不下去了。”
一目了然，面对国家法规，一些执迷于征地拆迁的地方官员难以虚构“公共利益”，或者连虚构“公共利益”也不耐烦了，径直装疯卖傻。这种官商勾结的“很多事情”，已经是蔑视国法的故意行为、渎职失职的恶意行为。当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暴力侵害时，顶戴“执政为民”花翎的地方官员敢称“跟政府没有关系”，本身就是犯罪的供词，竟还被用来作“此地无银”的辩解。于是人们也就更加忧虑，地方法院能否公正审查官商勾结的所谓“项目”、能否独立审判相关犯罪？如果这个疑问不解决，面对一些地方暴力汹涌、奸狡险恶的征地拆迁，单靠立法无异于“纸上谈兵”。
央视曾批：“黑社会性质的犯罪”
其实，2012年3月下旬，就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司法解释前夕，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专题节目在评论“夜幕下的哈尔滨”发生的强拆案时，使用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有组织的恐怖主义犯罪”等概念。
由于警方称抓捕了作案的“临时工”，被网民讽刺为“临时工强拆案”。法律专家指出：征地拆迁有着官商之间的利益链条，国家法规取消行政强拆后，政府和开发商暴征强拆的成本提高，但出现了雇人行凶来制造“既成事实”的新趋势；这种“黑强拆”作为“有组织”的“恐怖主义犯罪形式”，不仅是对几个人生命和财产的侵害，更是对国家法律的挑战，对整个社会的威胁，应该严惩。
在那些非常明显的犯罪事实面前，所谓“城市化”、“谋发展”、“搞政绩”再也不足以作暴征强拆的遮羞布。不管基层政府是背后推手抑或故意放纵，这种暴力活动都具有公权力犯罪的性质。正因如此，暴力征地拆迁的某些受害者才往往在绝望中选择“自杀式抗争”，试图感动和唤回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的良知。但一直到现在，经过自焚、上吊、跳楼、螳臂当车、立地活埋等无奇不有的种种血案，原来“行政拆迁”所指的官员、警员变成了“不明身份”者充当的蒙面暴徒。相应地，“自杀式抗争”无效，也就向“群体性反抗”事件发展；中国自古就有这种地方公权力犯罪得不到及时有效纠正而刺激民变的政治社会学现象。
汲取“文革”教训
为什么现在还会发生暴征强拆这种基层公权力犯罪呢？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答记者问时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主义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这一振聋发聩的警醒提示人们：“文化大革命”遗毒和封建主义影响仍然威胁着中国社会，高唱GDP颂歌、挥舞“城市化”大旗掩盖不了种种腐败问题乃至“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的危险。事实上，当今基层的暴征强拆与“文化大革命”具有相同的机制特征，即无法治体制约束的公权力被滥用甚至组织刑事犯罪。
毛泽东在谈到“文革”时曾经使用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比喻。从中国政治史和政治社会学来理解，所谓“无法”是指社会的法律秩序遭到权势者破坏而难以追究；所谓“无天”，则意味着权力腐败导致国家纲纪废弛，地方恶权非法横行。在这种社会中，既定法律秩序下的合法公权力失控，被用来组织违法犯罪活动，受害民众或官场被构陷者得不到公正的司法裁判和有效的保护。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从意识形态信念、政治斗争的角度理解“文革”，但大量的有组织武斗、打砸抢、非法拘禁、私刑迫害、人格侮辱事实，证明其普遍的机制是公权力犯罪，使政治堕落为组织人格侮辱、冤假错案、生活条件剥夺、直接肉体摧残等侵犯生命和财产权利的刑事犯罪活动。这种迫害运动具有“无法无天”的绝望效应，导致许多“自杀式抗争”。直到毛泽东逝世，“文革”才以粉碎“四人帮”的方式被终结。
当今发生在基层社会的暴征强拆，目标当然不是篡夺政治权力而是掠夺财产权利，但在暴力侵犯住宅、非法拘禁、株连迫害、制造恐怖气氛、破坏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俨然如“文革”的复活。事实上，无论表现为冤假错案和肉体摧残的“斗争”，抑或表现为侵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发展”，其实质都在于践踏党纪国法和暴力刑事犯罪。并且，暴征强拆分子并没有意识形态动机而以利益掠夺为目的，无涉权争而是针对和平居民，因此其作为公权力犯罪甚至比“文革”分子更具有反人民的性质。
以国家法治权威严惩地方公权力犯罪
认清了谎称为“经济发展”的暴征强拆和谎称为“路线斗争”的“文化大革命”相同的公权力犯罪本质，其发生原理和危害性也就可以获得生动的理解。邓小平在1980年代从“文革”的教训论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已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邓小平对“好制度”在国家战略中决定性地位的肯定，到当今领导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可能导致“文革”悲剧重演的担忧，足见政治家层面的感悟和理性与民生层面的体验和反应是一致的。事实上，在暴征强拆横行的部分地区，一些没什么文化水平但经历过“文革”的老百姓的确是把征地拆迁、强迫农民上楼称为“又是一场运动”的，只不过迷惑于如何命名罢了。也就是说，在同样原理的公权力犯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以“征地拆迁运动”的形式在地方局部复活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现在，《人民日报》则发表评论质问：“人没了，人没了尊严，发展还有什么意义？”
对于过去的“文革”分子来说，夺权升官就是“革命”；而对于当今的那些腐败分子来说，占地倒卖就有“意义”。时代不同了，但它们的危害是共同的：在本来应该是政治共同体的国民国家制造“阶级斗争”或官民对立式的社会分裂。这种状态使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甚至造成国家能力低下。
殷鉴不远，“文革”后期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而当今暴征强拆造成的社会后果也正在从“自杀式抗争”向“群体性反抗”过渡。伤天害理的暴力“征地拆迁运动”已经把一些地方的基层政治败坏到崩溃的边缘，现在是严惩基层公权力犯罪、彻底制止暴征强拆的时候了。
“黑强拆”的发展趋势表明，敢于以公权力组织犯罪的地方腐败分子视国家法律如“无法”，需要中央政府给以“天”的政治介入才能遏止，即需要中央政府承担起人民民主政治领导和法治监察责任。
暴征强拆的横行，也再次证明了“文革”终结后及时、有效地进行全面的经济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因此在惩治表现为暴征强拆的基层公权力犯罪的同时，以建立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法治国家为目标的制度建设必须着手。而且，中央政府以法治权威严惩地方的公权犯罪，本身也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制度建设的切入点：把公权力置于民主监督体制之下，保障法定不可侵犯的公民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
总之，正视暴征强拆的公权力犯罪性质，并由中央政府与司法权威依法严惩，挽救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政治伦理底线，恢复人民安居乐业的正常生活生产秩序，是改革、发展、稳定之国家战略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有从这个前提出发的改革，那些执迷于征地拆迁的地方政府才可能从伪发展的唯GDP偏执和腐败的土地财政毒症中解脱出来，民生、产业、文化遗址、耕地资源才可能免于暴征强拆的恐怖主义威胁，和谐社会之以民为本的真发展、人民民主的真稳定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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