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鹏谈十年的牢狱之灾_苍天碧海_新浪博客
李作鹏谈十年的牢狱之灾
一、特殊的会议
&&&北京的中秋季节，气候非常温和，蓝天白云，天空辽阔，秋风送爽。
&&&&日早晨，我住西山，照例是6时起床，6时半正在卫生间内，一边解便，一边批阅文件，这是我多年的习惯。
&&&&忽然，秘书刘继祥进来告诉我：“中央办公厅通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政治局会议。”我迅速把紧要的文件批完后，即刷牙洗脸，吃完早点。这时还不到7点半钟，我就同我的老伴在室外散步。
&&&&我对老伴说：“过去政治局开会都是下午或晚上，而今天则是上午9点（上午通常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休息的时间），这个会议很特殊，可能凶多吉少。”
&&&&老伴说：“林彪叛国后，把我们搞的日夜不安，活人不如死人干净。”
&&&&我说：“死不得，死了就说不清楚了，自己做的事，自己心里有数，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老伴又说：“现在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我说：“千错万错，不该到北京来，不该当政治局委员，否则与老子无关。”
&&&&尽管也知道历史上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说法，但总觉得那是封建帝王搞的一套，与共产党不沾边。所以作为行伍出身，也没有考虑过在全国战争胜利后解甲归田。谈了一会儿，时间到了，我就上车进城了。
&我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下车，一停车就与往常不同，8341部队两个干部等在我的车旁边，一个从我的保卫员手里接过公文包，陪我进入大会堂。另一个押着我的保卫员和汽车向东开去（保卫员身上有枪，汽车内也有枪，过去保卫员是随我一起进入大会堂的）。
&&&&我进了大会堂北门，跟着我的那个干部用力把我推进北门内的卫兵室。我见到两个人正对先到的刘贤权进行搜身，就大喊一声：“这是干什么？”那里的人立即高声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参加今天会议的人，都要进行检查。”我心里很快明白了，这是大祸临头的征兆。两个军人正对我搜身的时候，黄永胜也被推进来了。
&&&&搜身检查什么东西呢？凡是衣服口袋内的香烟、火柴、眼镜、语录本、剪指甲小刀、擦汗手帕、卫生纸等等，全部扣下，公文包当然也扣下了。
&&&&检查完毕后，由两个军人把我押送到福建厅。我一进到福建厅，见到的是：大厅中央摆一圈马蹄形状的沙发，并按着黄、吴、李、邱的次序排好了每个人的座位。我们所坐的沙发后面，坐着两个军人。我进去的时候，吴法宪、刘贤权先坐在那里，让我紧挨着吴法宪左边坐下。现在情况完全明白了，不仅是把我们赶进了囚笼，而且是陷入了万丈深渊，悲剧的命运就此开始了。
&&&&人到齐后，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才缓缓进入。
&&&&由周总理代表毛主席讲话，他说：“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几乎要使我们五十年的党毁于一旦，纪登奎曾说，这是十次路线冲击最严重的一次。”又说：“已经上了党章的，现在很被动。你们现在不能指挥部队了，另外安排有地方，你们暂时离开工作几天，到那里去好好睡个觉，再交代自己的问题。你们不交代怎么行呢？林彪还准备了一架飞机，准备把你们带走，不走就绑架你们。”（事后审查我们的十年中和公审时，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文件再提“绑架”两字，而是黄、吴、李、邱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总理对吴法宪说：“法宪，你们空军已被人家在下面挖空了。”
&&&&对我说：“作鹏，你应很好检查海军层层站队的问题。”
&&&&又对邱会作说：“会作，你应当检查‘两华’问题。”
&&&&总理最后说：“你们的家属子女，我们会照顾的，绝不会像杨成武对叶副主席子女那样。关于军委的工作，以后由剑英主持，他也是政治局委员嘛。党仍对你们寄予希望，不要辜负毛主席。”
&&&&总理讲完后，稍停了一会儿，站起身就喊：“黄永胜你先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带两个武装干部，把黄永胜押走了。
&&&&接着总理又喊：“吴法宪你走。”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杨德忠带两个武装干部，把吴法宪押走了。
&&&&然后总理又坐下，面对我们，先把眼睛扫视一遍，问了一句：“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谈一谈。”
&&&&首先刘贤权说：“黄永胜是个恶霸。”并说黄对铁道兵如何乱指挥、乱决定。
&&&&接着我也讲了几句，大意是吴法宪如何巴结林彪，讨好叶群。我讲完后，纪登奎说：“作鹏讲的全是事实。”
&&&&谈了不到半个小时，总理又喊：“作鹏你走。”我站起来，总理、叶帅等人和我握了手后，由卫戍区一个副司令员带两个武装干部，把我押出福建厅，再乘电梯到地下室。在地下室出门处，摆了三辆小车。前面一辆是北京吉普，中间一辆是伏尔加卧车，后面是一辆老式卧车。把我塞进中间小卧车内，左右各一军人，把我夹着，大概是防止我破门跳车。那位副司令则同司机并肩坐着。全车五个人，人人表情严肃，一言不发。
&&&&车子出了人大会堂地下室东北门，即向南拐，到天安门广场南端转向东，并继续向通县方向驶去。这条路线，我比较熟悉，但究竟到哪里去，一点也不知道。此时生死荣辱已不属于自己掌握，只好听天由命。
&&&&在汽车上，我反复回味周总理说的话，思绪中翻腾着一个又一个问号。但是我找不到答案，我无法理解今天这种处理办法的含义。第一，要我们交代自己的问题，庐山会议问题我们都写了检讨，毛主席批准了，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也通过了，我们还检讨什么？第二，总理要我检查海军层层站队问题，这个问题海军党委曾召开扩大会议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简报全部呈送毛、林、周，同时这种问题是文革中普遍现象，不是敌我问题。第三，林彪叛逃问题，这是最大问题，我们可能要成为替罪羊，应了老伴的话：“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我当时估计，林彪叛逃，我们要成为替罪羊的可能最大。
&&&&距通县县城尚有五公里左右，汽车向北折，开进卫戍区部队一个团的营房内，在营房靠公路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汽车库，旁边是一排破旧的平房，汽车就在平房东侧停下，并立即把我塞进这排平房内一间很小的房间里。
&&&&那位副司令员对我说：“你就在这里，有什么事情找看守工作人员，我走了。”我当时回答说：“请你转告周总理：我不会自杀，我不会逃跑，我相信党，我相信人民，我相信自己。我想我的问题早晚会搞清楚的。”
&&&&那位副司令员面无表情的点了下头，就冷冰冰的离开了。
&&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9点钟以前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转眼间，就一落千丈，从政治高峰跌入深谷，变成囚中新客，成了断线的风筝，失群的孤雁。呜呼！悲哉！痛哉！“朝为水师首，暮为阶下囚！”​
二、马厩里的隔离人
&&&&自古牛骥不同槽，人牛或人马岂可有共居之说。奴隶封建势力大家族，在没有专门监狱设施的情况下，犯了族规或家规的下等人，多半是关在牛棚内，与牛同居，或关在马厩内与马共驻。
&&&&不知为什么那样巧合，现在我被关押的地方，原来确实是一座马厩，不过现在是有棚没有马匹了。在建设营房时，这个步兵团基本上是骡马化，车辆很少，因此当时修建了这个马厩。部队摩托化后，才把骡马取消，这个马厩改为战士家属来队探亲时的临时住房。
&&&&“文革”初期，这里曾经关押过没有定案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经过审查定案后，有的释放恢复了自由，有的关到正式监狱去了。
&&&&我住的这间小囚室，至多不过八至十平方米，安设一张硬板木床，下面铺着潮湿生了草虫的稻草，再铺上一个脏得发臭的褥子，一张床单，另有一床盖身的棉被。室内还有一张写字的桌子，一把木椅，一个痰盂，一把暖壶，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由于这座平房原是马厩，所以地基低，我住的那个小囚室有四分之一面积尚汪着一片浊水，小青蛙在里面欢乐的跳来蹦去。秋天的蚊虫也特别多，一到晚上就“饥来柳絮轻，饱去樱桃重”，咬的无法入睡。加上思想上的巨大压力，常常是通宵“众人皆睡我独醒”。一个不大的窗户也被用稻草堵死了，白天光线阴暗，阳光、新鲜空气根本进不来。房子顶棚很低，跷脚伸手就能触到屋顶，因此像我这样有严重心脏病的人，进去后立即感到胸闷憋气，特别不舒服。住到11月份，天气冷了，增设了一个烧蜂窝煤的火炉。过去在战争年代，住过这样的房子，但进城二十多年来，还想不起住过这样既小又低，又潮湿，蚊虫多的房间。
&&&&现在这就是我的天地，这就是我的世界。睁着眼看不见外界，竖着耳听不到声音，“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日日夜夜，一切活动均憋在这个小天地里，孤坐如僧，青蛙为伴，不见日月，也不知阴晴。所以当时我的心脏病经常发作，平均每月二三次之多。虽然该团有一位由化验员提升为医生的“蒙古大夫”，但他对心脏病的治疗完全外行，靠一边翻书一边治病。幸亏我自己“久病成医”，由我向他交待，如果发现我心脏病发作，应采取三条办法：第一，就地休息，不准随便搬动；第二，立即向我口内塞进速效硝酸甘油；第三，尽快的上氧气。这样，几次犯病，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老命。
&&&&饮食方面更简单，按战士大锅饭待遇。每天三餐，早餐多半是玉米面粥，加馒头和咸菜，中午米饭，晚饭面食。据我看，比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我作为“将军下连当兵”时的伙食，似乎差不多。那时我在舟山群岛的一个炮连当兵，副食少，粮食不够吃，甚至是半干半稀状态，战士只能吃半饱。现在虽然可以吃饱，但伙食的质量极差。
&&&&对我来说还有三个小困难：第一，菜饭是凉的。我驻地在营房南端，团司令部食堂在营房北端，所以把饭菜打回来就没有热气了。特别是在雪花飘飞、朔风肆虐的寒冬，这个困难就由小变大了。第二，年轻力壮的人都爱吃硬饭、硬面、硬菜，这对年近花甲、牙齿不好的我，确是一个小困难。到11月以后，室内安了火炉，才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我自己在火炉上加工后再吃。第三，这个团的战士多是湖南、湖北人，既喜欢辣又喜欢咸，不论什么菜不是太咸，就是太辣。我是江南人，本来也喜欢辣椒，但得了痔疮后就不敢多吃了。现在只吃了不长的时间，已旧病复发，脱肛便血。这些虽然是生活小困难，但三天五天可以忍受，时间长久了，就无法压抑对这种慢性折磨的愤怒，因此就绝食不吃或把饭菜碗筷推翻落地，借此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情绪。饮食是维持生命的重要条件，这是迫不得已的表现。
&&&&看守人员由该团抽调的排连干部担任，一共八人，由团保卫股长负责，此人调走后由其副股长代理。他们的工作是轮班看管，负责到伙房帮我打饭。开始时他们谁也不敢同我说话，问什么他们都答：“不知道”。轮流坐在我的门口，无事看毛主席语录，其实是“装模作样”。有时我要求到走廊散步，回答说：“为了你的安全不要出来”。夜间天凉，开门睡觉有风，要求把门关上，回答是：“为了你的安全不能全关”。为什么不能全关呢？因为关起门来坐在门外看不见室内动静，怕我自杀。
&&&&整整半年之久，看守人员未让我离开这间又潮又冷又阴暗的小房间半步。以后他们在门板中间挖了一个大洞，由外向内可以监视，才允许把门关起来睡觉。
&&&&总的来说，被关押起来以后，物质生活条件是很差很差的，行动限制是很严很严的，完全与外界隔绝了。长期享受高级干部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猝然下降到囚人的生活待遇，确实是相当不习惯的，没有一点艰苦奋斗精神，是不易忍受的。不过也并非苦得活不下去，活不好，至少也死不了。
&&&&每当觉得艰苦困难时，我就回忆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回忆抗日时，敌人频繁扫荡围攻，封锁蚕食和惨酷实行“三光”政策下的游击战争情景。那时连黑豆地瓜都吃不上，在山沟荒岭露宿是常有的事情。这样就会觉得目前的困难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有骨气的人，应是在一切逆境中微笑的人。​
三、究竟为什么
&&&&我们究竟犯了什么样天大的罪行而被隔离审查？老实说，对我们如此处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据说当时毛泽东讲过，“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等了十天，仍不见黄、吴、李、邱有谁出来向中央交待问题，因此采取了“九·二四”措施。我相信周恩来是参加了“三巨头”会议（当时中央常委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人）决策的。但又期待我们交待什么问题呢？“九·二四”特殊会议上，周总理讲话中，除了对黄永胜应交待什么没有指出外，对吴法宪指出：“空军下面被别人挖空了”，其意当然要吴法宪交待这个问题。对我指出：“要很好检查海军层层站队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过去有海军党委会议文件，向中央作了交待，毛泽东还表扬过写得好。同时这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般性的问题，与林彪逃跑，没有直接关系。对邱会作指出：“交待‘两华问题’”，此事底细我不了解，听说是与陈伯达有关的问题，而与林彪逃跑问题也无直接联系。把我们关起来，难道是上述问题没有检讨？没有交待？
&&&&公审之后我才大悟，当时毛泽东经过十天考虑后，确定黄、吴、李、邱的隔离审查，是在毫无根据和“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猜疑心理的共同作用下决定的。理由其一，完全失去了对军委办事组的信任（以林立果伪造的林彪“手令”为据），其二，武断认为黄、吴、李、邱就是林彪“死党”，必定知道林彪逃跑和林立果暴乱的阴谋，但他们不主动交代（江腾蛟就主动交代了），其三，根据以上判断，防止发生“军事政变”。而“九·二四”特殊会议上总理的讲话只不过是扣押我们的借口。
&&&&我又联想起毛泽东自“九·一三”事件后处理的三件事上，或许可以就我们为什么被关押的问题猜到一点眉目：
&&&&第一，要军委办事组成员离开西山办公，各回自己的家去住，名曰以防苏修突然袭击，实际上就是把军委办事组解散，防止发生“军事政变”。当时周恩来令黄永胜陪同他住人民大会堂，吴、邱各回空军、总后自己驻地，我经总理批准住京西宾馆。对这个决定，开始我隐隐有些感觉，但回头再想，反正我与林彪没有阴谋，根据历次运动的经验，大不了中央可能要改组办事组。可是过了几天，看没有什么动静，又通知让军委办事组成员全部回到西山集体办公，这就使我麻痹起来，以为安然无事了。
&&&&第二，停止国庆游行活动。原来规定，当年的国庆仍然同往年一样，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群众游行和晚上观看焰火庆祝活动。由于“九·一三”事件发生，毛主席决定取消国庆游行活动，为什么取消呢？当然是为了防止意外和为了中央的安全。
&&&&第三，决定海军各舰队就近归大军区领导。过去各地空军是归就近大军区领导，而各舰队是归军委海军总部直接领导，舰队与就近大军区是工作指导关系。当时这个突然变化，我已感到是对我政治上的不信任和指挥权的限制，但我对决定仍表示同意和坚决执行。
&&&&总而言之，毛泽东采取“九·二四”措施，我认为根本没有任何根据，既没有发现黄、吴、
李、邱有什么发动“军事政变”的征兆，同时林彪摔死了，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企图也烟消云散。首都北京跟平常一样平静，全国特别是部队没有任何异常现象。军委办事组已回到西山照常办公，处理全军重大问题。但是毛泽东心里仍不踏实，似乎还潜伏着重大问题未被发现。因此等了十天，仍不见黄、吴、李、邱有谁出来交待报告问题，故采取“关押反省”措施，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军队领导的高度不信任。
&&&&为什么不在政治局提出责令黄、吴、李、邱“交待问题”呢？为什么那样轻率独断地不见“交待问题”就决定四个政治局委员的命运呢？
&&&&后来我才知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71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突然召见当时正忙于接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基辛格的总参二部熊向晖副部长。熊以为是要汇报基辛格访华问题，而毛泽东却说“那个不忙”。毛泽东关心的是总参批陈整风小结会上，黄永胜讲了什么,他们讲没讲庐山的问题？熊向晖回答：讲了。并简要汇报了会议情况。毛泽东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的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毛泽东又问看没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大半年来，熊除了批陈，一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对毛的问题，回答依然是“没有”。毛泽东问周恩来：“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周回答，发了，军委和总参发了六十多份。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毛泽东用手拍了一下茶几，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毛泽东接着说：“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423－424页，中央党史出版社
2006年3月第二版）
&&&&这时正是毛泽东秘密策划批判并决心打倒林彪的舆论准备时期，这也可能是“九·二四”把黄、吴、李、邱“隔离审查”的重要根据之一。​
四、生活条件略有改善
&&&&为了使中央了解我被隔离后的一般情况，一个半月之后，我向周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全文大意如下：
&&&&周总理：
&&&&被隔离审查已经快两个月了，我的问题审查是否有了初步结果？这仍然是我日夜悬心、坐卧不安的大事。我认为尽快地弄清问题，得出适当的结论，不论对我对党都是有利的。毛主席历来主张除了不可救药分子外，允许改正错误，允许革命，这对像我这样犯了错误的人是深受感动的政策。
&&&&国庆节进行很顺利，北京没有发现不正常现象，解放军是稳定的，海军部队也是稳定的，证明我们并没有搞什么不轨行为，因此我提出如下要求：
&&&&第一、请求党中央尽快把问题查清，做出适当的结论。我虽然这样想过：“不能急躁、安静等待！”但在这种处境中，想不着急、安静等待，是不可能的。况且我的身体不好，性情急躁，也许不知哪一天就离开了人间。现在压力多么沉重，度日如度年，常常是通夜不眠。因此多么希望越快越好，弄清自己问题，解除痛苦。
&&&&第二、如果目前一时不可能把问题弄清，做出适当结论，那么我请求中央放宽政策，给我读书学习方便，给我身体锻炼和治疗方便，给我生活调济方便。请党中央放心，我绝对保证：不自杀，不逃跑，不行凶，不搞对党不利的任何活动。我有决心和勇气，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完全没有想到我的问题那么严重复杂，审查这样久的时间，仍无结果。但我并不悲观，自己的问题自己明白，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决心忍受。现在我把我所处情况，向您报告：
&&&&1、身体情况不好，心脏病经常发作，幸亏不是大发作，服点药、吸点氧，安静休息，就过去了。如果大发作，可能麻烦。这里有一位军医，是由化验员提拔起来的，医术不高，工作不认真，药物又缺少，对心血管病临时翻书应付，我对他信心不高。
&&&&2、我住的一间小平房，不足十平方米，是过去的马厩改成的，很潮湿，有积水，青蛙在水里跳来跳去，蚊子很多，睡的草垫子有草虫。又因房子很低很小，窗户又堵死，总觉得空气不够，心闷气短，不能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没有见过太阳，现在大地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了。
&&&&3、这里伙食是战士灶大食堂，此部队多南方青年军人，米饭太硬，菜太辣太咸，吃不习惯。特别是我住在营房南，食堂在营房北，现在天气冷了，打回来的饭菜是冷的。再是菜饭的花样变化不多，也不易适应。因为伙食不好，我也发过脾气，倒了不吃。我的体重下降不少，大腹便便不存在了，这对我来说也许是好现象。我有爬雪山过草地的思想准备。
&&&&4、每晚有八个小时睡觉时间，至少有三分之二时间不能入睡，有时通宵不眠。因此夜晚比白天更难过。军医怕我服安眠药自杀，所以给的安眠药很少，也可能不是安眠药，吃了同没有吃差不多。
&&&&5、这里有由排连干部组成的看守班，他们把我当成敌人管制，一切行动均受限制，隔离室同监狱牢房一样，具体问题我不想说了，人倒霉了活该！当官和囚徒自有天堂和地狱之别！
&&&&以上种种情况，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我盼望尽快结束这种状况。我请求改善现在的生活条件，放宽人身限制。能多活几天，看到自己问题的解决，那就谢天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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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春开始，我的境况有了若干变化。
&&&&第一、整修房子。首先扩大了房间的面积，把我住的这间和旁边的一间房子中间的隔墙拆掉，两间变成一间较大的房间，面积扩大一倍，约有十六平方米。同时用砖加高地基，再铺上一层水泥，使地面干燥、整洁了不少。并沿墙壁一周增修暖炕，保证冬天不冷。室内两个窗户，由我自己掌握打开或关闭。
&&&&第二、改善伙食。在我住的那栋平房内，拨出一间作小伙房，里面垒灶及购置炊事用具，在看守人中指定团军需股副股长管伙食（事务长出身）。小灶伙食标准，除在食堂一份战士口粮及油盐粗菜外，每天增加六角钱由临时炊事员掌握，购买稍好的细菜。那时通县猪肉八角一斤，活鱼五角一斤，由大灶改小灶，想吃点什么就作点什么，这样我的伙食就稍有改善。
&&&&后来我听说，毛主席曾有指示：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条件吃好。尊敬的毛主席，你在政治上毁灭我，你在生活上没有忘记“有资格吃好”。我虽然没有参加南昌暴动，也没有参加秋收暴动，但我参加了赣中农暴，打土豪分田地，参加了红军粉碎敌人各次围剿，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参加了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有资格吃好”，我问心无愧。
&&&&第三、可以自由在庭院内散步。什么时候到庭院散步都可以，愿意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不加限制。以后还允许我在庭院内栽花种菜，养鸡养兔。他们给我种子、工具、肥料和水源的方便。这样我可以劳动，可以消愁解闷，觉得日子过得愉快一些。
&&&&第四、照顾特殊嗜好。我长期有吸烟、饮茶的习惯，每月可以供给高级烟、茶。我本来喜欢烈性白酒，但进入囚室后，不能经常供给酒喝，过年过节或星期天，喝二两也是可以的。水果也大体上经常保持，质量差一点，勉强对付。
&&&&第五、可以自由看书写字。经周总理批准，看守人员到我家取来各种书籍百余部，文房四宝俱全，想看书就看书，想写字就写字，不加任何限制。如果书不够，他们可到通县图书馆借。由于这个条件保障，我看了一些书，多少有点收获。消磨时光的消遣作用更大。
&&&&第六、治疗有了保证。经周总理批准，保持原来在北京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疗关系。由两个医院组织联合治疗小组，曾到我驻地对我进行身体全面检查。并规定心脏病发作，只要他们接到报告，即可前来抢救。凡所需的药品，到北京医院或解放军总医院领取。
&&&&1973年初秋，可能是因为中央处理我们党籍问题的文件传达到了基层，（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审查报告》，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等八人的党籍。）我的处境突然发生了变化。小厨房停伙了，仍然到食堂打饭吃。原来给我的蚊帐、凉席、电扇等一律撤销。庭院的围墙加高加厚，看守人员增加冲锋枪，如同面临大敌。两个多月之后，也不知为什么又变了，小厨房重新开伙，看守人员态度也转好，又为我从市场购买新的蚊帐、凉席，总之又恢复了原来的待遇。由于我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所以这反反复复的做法搞的我莫名其妙，也不便打听，只好一切任人摆布。
&&&&由于上述情况的改善，比较开始时，我的心情要好一些。虽然过着特殊的囚犯生活，但是政治问题迟迟未作结论（其实已作结论，只是未向我传达），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并未减轻。“九·二四”（被关时间）后，我始终认为，不管中央如何隔离审查，我的问题毫无理由构成敌我矛盾。
五、学习与锻炼
&&&&在被关押不久，我就写信给周总理，表示要认真读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学习一点历史知识，并且想看一点文学方面的东西。因此要求将我家中的存书给我一些，总理批准了我的要求，凡我所要的书籍都给我送来了。这不仅给我提高理论知识水平提供了方便条件，同时给我消愁解闷也提供了方便条件，读书已成了我囚中生活的主要内容。
&&&&我在1972年到1976年共五年的时间内，毛著五卷（第五卷送审本也送来了）及中央规定高级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三十本书，每本至少通读了一遍，例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马列著作。甚至连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化历史观之发展》及《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书也通读了。
&&&&若问读懂了没有？收获如何？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开卷有益”，读比不读好，多读一遍比少读一遍好。毛主席说共产党宣言他看了有一百遍以上，还没有完全读懂。按照我的政治水平、知识程度、理解能力，对任何一部马列著作，通读一遍就说读懂了，那是吹牛。读一读，想一想，品品其中滋味。觉得有味，就可能稍微懂一点，滋味愈浓，可能懂得更深一点。不觉得有味，甚至越看越昏昏欲睡，则等于白读，白浪费时光。我读书的习惯是不求快，而求品味。看不懂，品不出滋味的书或段落，干脆掩卷不看。待看了其他的书或段落，也许能触类旁通，顿开茅塞，再看就可能看懂了。年已花甲，过时又忘，不知说的是什么，是常有之事。
&&　在以学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为主的情况下，我还读了若干历史书籍。例如：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联共（布）党史、史记、汉书等等。还读了一点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宋词及近代小说，也涉猎了一些外国文艺小说。大体上每天读书约四个小时。其他时间是休息，看报纸和参考消息。有时写写毛笔字来消磨时光、调剂生活。“幸有书本来相伴，我在书中寻欢乐”这句话，可成为当时我读书心情的概括。
&&　由于我的心脏病已有多年病史，不时发作。除此之外我身体并不坏。一方面随时准备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离开人间。另一方面加强身体锻炼，争取延长寿命，争取看到自己问题有公正结论，则死也瞑目。为了随时准备因心脏病突然死亡，我不但写有遗书交代子女，并写了一首自言自语的《凭吊子虚诗》。现抄录于后：
&&&&呜乎子虚！久病殒亡。生死永诀，旧谊怀伤。
&&&&思今抚昔，源远流长。悲痛哀歌，泪雨横淌。
&&&&吊君赣江，青少好强。耕读渔樵，玩刀弄棒。
&&&&农暴蜂起，挥戈离乡。北上迎敌，兵临南昌。
&&&&吊君壮力，鹏飞万里。东征西讨，枪林弹雨。
&&&&五次“围剿”，四次胜利。雪山草地，从未垂翼。
&&&&吊君抗战，波澜壮观。纵横华北，驱寇反顽。
&&&&游击齐鲁，还我河山。八载硝烟，两创半残。
&&&&吊君东北，卧冰爬雪。三下江南，辗转连捷。
&&&&反攻会战，更未逊色。鸡鸣天晓，入关华北。
&&&&吊君南下，鞭加快马。鄂赣曙光，粤桂彩霞。
&&&&大江横渡，琼海直跨。扫平中南，直捣天涯。
&&&&吊君兴学，利刀重磨。英雄云集，拜师苏俄。
&&&&日夜辛苦，白发增多。五载春秋，桃李远播。
&&&&吊君北京，背负千斤。埋葬教条，惊雷梦醒。
&&&&东南海防，飞舟腾鹰。歼敌窜犯，美台心惊。
&&&&吊君文革，披星戴月。三支两军，岭南塞北。
&&&&匡山妖风，天昏地黑。路线错误，身败名裂。
&&&&吊君禁锢，愁云惨雾。是非黑白，心中有数。
&&&&任凭千钧，等闲万苦。鲜血可流，人格拒辱。
&&&&君永逝，往事重思。飞祸横灾，池鱼失制。
&&&&哀君情切，愁肠百结。神州安定，堪慰误解。
&&&&历史教训，牢记深刻。呜呼痛哉，泣歌长绝。
&&&&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这是我的人生观。几十年的斗争历史，成千成万、成万成千的人，为革命牺牲了。我也是从战场上，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一将功成万骨枯”，一点也不夸大。1947年在东北战场夏季功势中的四平之战，我1纵部队在战场上伤亡一万三千多人，其中牺牲五千多人。1948年辽沈之战，为堵击廖耀湘兵团向沈阳撤退，我6纵16师有九个连队几乎完全打光了，每连只剩下几个未上战场的炊事员。类似苦战、血战我还可以举例若干。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我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我已经活六十多岁了，我可以死了，我可以瞑目了。为革命而死，为党为人民利益而死，在所不惜，视死如归。
&&&&随时准备死亡是次要的，绝望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更重要的是争取多活几年，看个究竟，看个明白，然后再死亦甘心。因此我特别注意加强锻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又小又低的囚室里活动不开，就原地跑步，原地做体操，原地打太极拳。后来限制放宽，可以到室外活动时，那就更方便了。加上栽花种菜劳动，这样我的身体状况才没有更快恶化。否则我的身体早垮了，早完蛋了。生活就是战斗，有人想摧残我的身体，我就锻炼自己的身体。有人希望我的生命及早毁灭，我就偏偏争取多活几年。有人不准我见阳光和呼吸新鲜空气，我就千方百计打破这个限制。
&&&&既不怕死，又随时随地争取多活几年，这是我当时的人生哲学。病魔就像蛀虫一样无情地把身体蛀空，使身体愈来愈虚弱。对病魔要同战场上的敌人一样，你软弱它就强硬，你强硬它就软弱，你退却它就进攻，你进攻它就退却。但要实事求是，蛮干也是不行的。​
七次上书给毛主席、党中央
&&&&被关押起来，蹲在又小又低的囚室内，眼前一片天昏地暗。思想像海潮一样，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的翻腾，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有生以来，从未遭此痛苦，从未这样烦恼，从未这样坐卧不安。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问水水流泪，问山山伤心。怎么办？究竟怎么办？
&&&&“自古英雄多磨难，能伸能屈大丈夫”。对！越是艰难越要以英雄为榜样，在磨难中作个大丈夫。既不能坐而待毙，也不能卧而待死，更不能跪下求饶。要站立起来奋斗，要活得光明磊落，要死的清楚明白。因此决心首先清理自己的思想，其次是与林彪“划清界线”，再次是看书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为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写的报告不少。现在根据我保存的不完全材料和回忆记录如下：
第一次上书
&&&&我于日，向毛主席、中共中央呈送。
&&　主要内容是，拥护中共中央为查清问题,对我进行隔离审查。我相信经过审查之后，党会做出正确的结论。我相信自己是经得起审查的。
&&&&由于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时，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党对我怀疑和审查是应该的。为了党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我应该接受党的审查，并协助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
&&&&关于林彪潜逃事件，我完全可以向党中央、毛主席保证，我与之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任何察觉，如果党审查后，发现我参与了这个反革命阴谋活动，或任何知情不报，我愿意接受党纪国法最严厉的制裁。
&&&&1、1971年8月上半月我在青岛，下半月接待朝鲜军事代表团，并两次陪同其外出访问。在武汉访问时，刘丰告诉我一些毛主席接见河南、湖北、湖南负责同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9月7日在北京，我把所知道的毛主席讲话精神告诉了黄永胜，并特别指出我讲的不一定完整准确，请不要告诉叶群，也不要告诉吴法宪。当时吴法宪看到我同黄永胜谈什么，他也想了解其内容，我一句也没有告诉他。在出发去朝鲜使馆赴宴时，邱会作坐到我的车上打听消息，我把毛主席讲话精神告诉了他。以后我在海军党委常委会议上也传达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2、庐山会议以后，我对林彪在思想上保持一定距离，在今年除了4月初遵照毛主席指示，同周总理和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一起，到北戴河见到林彪之外，我个人没有去见过他，他也没有找过我。至于同叶群有过几次电话接触，但没有谈什么重要政治问题。
&&&&3、林彪叛国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其坚持错误路线的结果，特别是强调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究竟是善意或其他原因，我不敢断定。自毛主席提出不担任国家主席后，我从未强调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因为我估计刚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了，自己担任国家主席，似乎名誉上要受到损失。这一点难道林彪不知道？我心想可能是由于九大政治报告初稿中强调恢复生产和加强备战，被毛主席否定了，引起陈伯达、林彪不满而采取了为难、烧烤毛主席的做法。无奈多次建议毛主席不接受，并批评林彪是抢班夺权，突然袭击。最后林彪只能叛国潜逃，自取灭亡！
第二次上书
&&　我于日，向毛主席、中共中央呈送。
&&　主要内容是根据周总理指示，检查海军部队层层站队问题，摘要如下：
在1966年夏天，海军召开三届三次党委扩大会议，议题是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但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把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内容变成批斗李、王、张。此时海军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起来了，由于受党委扩大会议的影响，群众造反的矛头，是对着李、王、张。林彪知道后，有针对性的给予李、王、张以高度评价，李、王、张成为海军左派的代表。
&&&&1967年1月，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把苏振华交群众批斗，苏振华成为海军右派的代表。由于开展文革以来，各级领导班子和群众组织中，都有拥护李、王、张的，也有支持苏振华的，因此出现凡支持李、王、张的就是正确的，就是革命左派。凡是保苏振华的，就是错误的，就是保皇派的现象。按照这个公式往下套，各级都有革命左派和保皇派，各级都有两条路线斗争，这就是层层站队的问题。以人划线，互相对立，互相争吵，影响部队团结。我作为海军主要领导，负有重大责任。
&&&&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评，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在71年6月的海军四届四次会议上，着重检讨和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会议上做了检查，海军党委做了决议，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彻底解决海军层层站队问题，搞好海军部队团结。
第三次上书
&&　我于日，呈送毛主席、中共中央。
&&　主要是对林彪叛国叛党的初步看法，摘要如下：
&&&&1、林彪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
&&　林彪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叛徒，是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公敌，是修正主义份子。
&&　2、林彪是怎样堕落到反党、反毛主席，野心抢班夺权的反革命罪恶道路？
&&&&林彪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其主流是进步的、革命的，为党为国是做了有益的工作，是有重大的贡献的。特别是打仗有战功，军事工作有军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的斗争中，就逐渐动摇了，不再继续革命了，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逐渐膨胀起来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确定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样他就开始有了野心，不是兢兢业业为革命事业接班，而是为了个人主义抢班夺权。
&&　3、林彪为什么叛国外逃投奔苏修？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修正主义分子一定要跑到修正主义那里去同流合污。林彪对苏联有好感，是列宁故乡并且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
&&　4、不能低估林彪在军内外、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和欺骗作用，但也不能过高估计。
&&&&他的影响和欺骗作用，不仅超过高、饶，超过彭、黄，甚至可能超过刘、邓。他不仅在四野部队中有较大影响，自他主持军委工作后，在全军中的影响也是不小的。但是林彪的叛党叛国行动，自己替自己作了政治崩溃、政治死亡的结论，自我爆炸，自我毁灭，自己埋葬了自己，一切欺骗的影响不攻自破。……
第四次上书
&&　我于日，呈送毛主席、中共中央。
&&　主要内容是：我所犯错误现在已经认识到有三条：１、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政治方向路线错误，及组织上宗派主义错误。２、对林彪有迷信崇拜，错误地进行过歌功颂德的吹捧，起了自欺欺人的作用。３、在文化大革命实际工作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例如海军层层站队问题，及推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　但对下列几个重大问题，向毛主席党中央表明我的看法：
&&　１，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支持了林彪的错误路线，但我不知道、也没有参加其叛国的罪恶活动。因此他堕落分裂，应同张国焘一样，由他自己负责及参与其阴谋活动的人负责。
&&　２，关于空军“小舰队”阴谋暴乱的反革命分子，口供中涉及对我的诬陷问题（如参加南逃，另立中央之类的诬陷），他们的阴谋是徒劳的，我根本不知道。
&&　３，71年4月，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上所做的“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的结论问题，我对那个结论已表示拥护。但是可能因林彪叛国事件发生而有所改变，我看可能升级，但不能无限上纲，强加罪名。
&&　４，关于我的缺点错误，我认为构不成敌我矛盾，有的是思想认识错误，有的是执行中央政策的错误。
第五次上书
&&　日，呈送毛主席、党中央。
&&&&主要内容是拥护党的“十大”精神，并请求保留我的党籍，给我改正错误的机会。“十大”文件中指出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及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等问题，我表示同意。
第六次上书
&&&&日，呈送毛主席、党中央。
&&&&主要内容是庆祝四届人大胜利闭幕。完全拥护宪法，拥护政府工作报告。我特别强调了两点：
&&&&第一、关于不设国家主席问题，这是全党、全国同林彪斗争中的重大原则问题，不知为什么在修改宪法报告中，没有详加阐述。不设国家主席究竟有什么优越性？设国家主席究竟有什么坏处？我至今认识仍是模糊的。
&&&&第二、关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重点问题，我同意争夺重点是在欧洲的看法。但我们要有随时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是英明的。
第七次上书
&&　我于日，呈送华主席、党中央。
&&　主要内容是拥护华主席，拥护粉碎“四人帮”。党中央对“四人帮”反党集团，采取英明果断、高屋建瓴的措施，粉碎了他们阴谋篡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消除了党内一个大隐患，拔除了党内一颗定时炸弹，确实是振奋人心的。
&&&&“四人帮”反党集团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他们的权力，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不知干了多少坏事。他们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进行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乱党乱政乱军的罪魁祸首，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罪魁祸首。
&&&&我先后多次向毛泽东、党中央呈送报告。但毛泽东、党中央是否看到了？究竟有什么表示，我半点也不知道，好像泥牛入海，连响声也未听到，浪花也未看到。当前我最苦闷的是不知为什么审查这样久，仍无结果。
&&&&第四次上书之后，我开始作最坏的准备，抛弃一切幻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迎接天翻地覆，迎接折磨到死，迎接杀头枪毙，不死在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的刀枪下，死在共产党的刀枪之下，是非功过让后人评说吧。
&&&&今天看来，当时的想法太简单、太天真了！处于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任和对自己无敌我问题过错的自信，最初抱有幻想，幻想与林彪“划清界线”，给林彪扣上几顶“帽子”（这几顶“帽子”是从报纸上批判林彪的文章中抄下来的），给自己也扣上几顶“帽子”，就可以尽快解决我的问题。
&&&&在七次上书中，前四次是在我被隔离审查开始的半年内写的，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与条件下，我写的内容观点，不能没有错误，违心的话不少，不敢说的话也不少，特别对林彪的“批判”，违心的话更不少。在那种高压形势下，不能不这样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但我在今天所写的回忆录中，没有删改，基本上保持历史真实。​
与中央专案组的交锋
&&&&隔离后半年多的时间内，很少见到中央专案组的活动，也没有与中央任何负责人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因此这段时间内，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唯一办法只有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写报告，可是得不到任何回音，听不到任何指示，因此心情苦闷。
&&&&从1972年3月到1973年2月，整整一年中，中央专案组七次与我谈话，逼迫我交代问题，与中央专案组的交锋从此开始。
&&&&日，春光明媚，大地复苏。看守负责人通知我，下午有中央首长找我谈话。我闻此消息非常高兴，暗自猜测，也许我的问题经过半年审查，已有初步结论。特地换了一套干干净净的衣服，擦亮军帽上的五角星红帽徽，摆正军装衣领上的两面红旗，穿戴整整齐齐。
&&&&下午1点钟，我与几个看守人员、军医等，分乘两辆北京牌吉普车，半年来第一次出了营门，沿津京公路向北京驶去。看到沿途景色，样样新鲜，心里甚为欢喜。
&&&&汽车进到北京德胜门突然向北，沿着北京昌平公路开去。这立即引起我的怀疑。不对！不能高兴的太早，凶多吉少！思想上又翻腾起来，进行种种猜测。
&&　到了清河镇，汽车向西北走了一段，进入空军一个学院的营房，开到该院招待所附近停车，把我带进一个设备相当高级的套间内休息。看守人员告诉我，这是林立果在这个学校安设的一个黑据点，过去他常来这套房间休息和进行阴谋活动。
&&&&稍事休息之后，把我带到二楼一个高级会议室内，里面坐有公安部长李震，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另外还有几个不知名的工作人员。他们指定一个沙发位置要我坐在那里。我的对面就是李震。
&&&&先由李震讲话，宣布他们是“中央专案组”。
&&&&李震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半年了，今天第一次对你审讯。”
&&&&我一听“审讯”，就大失所望，心里有气，回答他们说：“你们时间过得快，我是度日如年。”
&&&&有人插话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意思不是明明白白，还用解释吗？”
&&&&这一下子就把审讯空气弄得紧张起来了。
&&&&之后，李震及郭玉峰、吴忠、于桑等人提了一系列问题：有关于毛主席在武汉谈话泄密问题；有关于林彪写的《重上井冈山
》的诗词问题；有关于“九大”时你们搞了什么阴谋，为什么不投江青票的问题；有关于庐山会议后，在九江飞机场送行林彪去苏州时，你们搞了什么阴谋的问题；有关于华北会议你们搞了什么阴谋，等等。
&&&&我很冷静地将我所知的情况，一一作了回答。
&&　关于毛主席在武汉接见各省负责人谈话失密问题，我将前前后后的情况回答后，李震说：“问题的实质是，刘丰通过你、你通过黄永胜向林彪秘密通报情报。”
&&&&我说：“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毛主席在南巡时与那么多地方和军队的同志谈话，他在各地的讲话内容，不只是刘丰一人告诉我，其他人也与我谈过，在京的政治局同志提前一点知道毛主席的讲话，是失密问题吗？至于通过黄永胜向林彪‘秘密通报情报’问题更是谈不上，如果我要向林彪通报情报，我办公室设有各种保密电话机，完全可以直接向北戴河林彪通电话。”
&&&&中央专案组的人无言相对。
&&&&关于为林彪《重上井冈山
》诗谱曲的问题。我答：事情经过很简单，1970年初，林彪从井冈山回北京不久，叶群就把这首词装裱好了，送给我留念。我当时只觉得诗意不错，没有看出其他问题。以后不知怎样扩散到海政文工团，并谱成歌。他们拿此歌录音带放给我听。我听了之后，讲了两点：第一，歌调不那么好听；第二，此词没有对外发表，不能扩散。
&&&&李震说：“此词是林彪对毛主席1930年批评他的翻案。”中央专案组其他人指责我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把这首词谱成歌曲，进行广泛宣传，帮助林彪翻案。
&&&&我当然不能承认，说：“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林彪写此词是要翻案？有什么根据说谱成歌曲是帮助翻案？纯粹是主观猜想，强加人罪。”
&&&&关于“九大”选举，为什么不投江青票的问题。我回答的很干脆：“是有此事，我没有投她的票。”
&&&&中央专案组的人又开始指责我：“不投江青票是原则错误！”对此，我坚决反驳说：“党章上并未规定必须投什么人的票，不准不投什么人的票。我承认我没有投江青的票，我想请问，这是什么原则错误？你们又在无限上纲。”对我的反驳，中央专案组的人再次无言相对。
&&　关于在九江飞机场给林彪送行问题。中央专案组的人问：“庐山二中全会后，林彪下山，准备飞往苏州。黄、吴、李、邱到飞机场送行，登上林彪飞机，你们搞了什么阴谋？”
&&　我回答：“在飞机上，既没有谈什么政治问题，也没有谈什么工作问题，坐了一会儿，照了一张像片，就离开了。什么‘阴谋’、‘阳谋’也没有。”
&&　关于华北会议问题。中央专案组的人问：“你们在华北会议搞了什么阴谋？”
&&&&我答：“我认为在华北会议搞的都是‘阳谋’，没有搞什么阴谋。”
&&&&我又说：“华北会议是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纪登奎、李德生、黄永胜和我是在毛主席、党中央指示下做具体工作的。会议期间曾两次向毛主席当面汇报，听取指示。我认为华北会议开的是正常的。我不知道你们所指的是什么阴谋问题。”
&&&&1980年公审后我认识到，华北会议确实有问题，确实是很不正常。问题就在华北会议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进行的乱批乱斗，无情打击，无限上纲。不正常就是表现在又将批斗矛头指向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批斗重点是李雪峰、郑维山、解学恭、刘子厚等人，并在行动上限制他们的自由，最后把他们撤职，隔离审查。会议如果没有“阴谋”，为什么以后又给李雪峰等人平反呢？但阴谋的制造者不是我们。
&&&&这次中央专案组对我审讯，是隔离审查后的第一次接触，审讯过程中我与他们多次发生针锋相对的争吵。
&&&&李震、郭玉峰等人指着我说：“你李作鹏至今仍在死保林彪，仍在抱着林彪僵尸不放！仍在顽固对抗，不交代问题！”又说：“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不要以为你们的阴谋做的天衣无缝”等等。
&&&&我说：“今天，你们除了无限上纲，乱戴又大又臭的帽子之外，有什么具体材料？有什么真凭实据？你们一件证据也拿不出来，这也阴谋，那也阴谋，又是反党，又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天衣无缝，你们为什么不把缝揭开一点给我看看。我倒想知道我搞了什么阴谋！”
&&&&我大声地对李震、郭玉峰说：“我怀疑你们无中生有，搞逼、供、信！”
&&&&审讯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把我带回到原来休息室吃晚饭。学院为他们准备了宴席，我也沾了一点光，给了我一小盘清炖鸡，一小盘红烧肉。可惜我一肚子火气未消，吃得很少，食不觉味，也就算了。
&&&&然后乘车返回通县。晚上睡不着觉，大失所望。但并不悲观，我下定决心，丢掉幻想，准备持久战，准备应付更残酷的折磨。​
&3月18日，中央专案组来了几个一般工作人员，在我驻地临时设立的审讯室内找我谈话。
&&&&首先他们询问了一下我的生活情况和身体情况，并表示生活上需要什么提出来可以解决，医疗问题、药品问题也可以解决，过去给你看病的大夫，可以随时来给你治病。之后，他们又说12日你对中央专案组负责同志的谈话，态度是很不好的，以后应很好注意。
&&&&我明确回答他们：“我的态度只能是那样，你们所说的，这也是‘阴谋活动’，那也是‘阴谋活动’，这也是‘反对文化大革命’，那也是‘反党反革命’，还有什么‘死保林彪不愿交代’，什么‘不要以为你们所作所为是天衣无缝’等等。难道这是实事求是吗？你们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否则就是逼、供、信。”
&&&&这几个工作人员不承认这是“逼、供、信”，但又说不出什么理由，谈的时间不长就走了。
&&&&我知道，这次谈话，他们是硬的一手不行，想来软的一手。但他们又打错了算盘，我只承认真理，我只相信实事求是，其他我是软硬不吃！
&&&&经过两次交锋，彼此双方都有了一些了解。我心里也有了底。
&&&&日，中央专案组三个一般工作人员，来到我的驻地同我谈话。他们这次态度比较好，我的态度也比较冷静。主要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问题，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
&&　问：“宪法小组争论的真实情况是怎样？”
&&　答：“我参加宪法修改小组多次会议，没有发现重大原则争论。70年8月15日中午，我在徐州接到黄永胜的电话，意思是，宪法修改小组发生很大争论，要我立即回北京。我回北京后，是黄永胜把宪法修改小组的争论情况告诉我。”
&&　问：“你对庐山会议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怎么认识？”
&&　答：“开始我们是准备在庐山开神仙会议，一边开会一边度暑。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使我们感到鼓舞。开幕式结束之后，叶群对我们说：‘林彪讲话内容报告了毛主席，得到毛主席同意才讲的’。这样我们心里就更加高兴。”
&&　问：“林彪的讲话是政变的动员令，你是怎样看法？”
&&　答：“林彪讲话完毕，全场热烈鼓掌。我没有听出，也没有察觉林彪讲话是什么政变动员令。”
&&　问：“林彪讲话之后，你们搞了什么阴谋活动？”
&&　答：“我认为作为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和交流个人看法是正常的，合法的，我不认为这是阴谋活动。”
&&　问：“你8月24、25日在中南小组发言的内容是什么？”
&&　答：“24日下午的发言是表态性的，我拥护林彪开幕式上的讲话，并说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主席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我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认为完全正确。”“25日我发言的时间很短，不超过十分钟。是按照‘降温’的精神讲的。主要还是拥护林彪的讲话，我说了在我们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呢？是反毛主席的风，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在别人发言时，我还插了一句话说，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也反对，说不符合历史。这个问题政治局在北京开会时就发生过争论，周总理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的批示是‘仍按原来提法不变’。我是以此为根据的，我认为我的两次发言没有原则性错误。”
&&　问：“二中全会休会期间，你们还搞了哪些阴谋活动？”
&&　答：“8月26日，陈伯达找吴、李、邱到他的驻地谈话。大意是，毛主席批评他参加了“军事俱乐部”，康生批评他‘把林彪绑在自己战车上’。8月28日，林彪根据毛主席指示，召集了陈、吴、李、邱及汪东兴，在他驻地谈话。林彪自己检查了几句，说毛主席批评他，对张春桥为什么不可以再看二年，批评是对的。林彪批评陈伯达旧文人、旧知识分子习气太重，然后着重讲解放军要同地方搞好关系，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老干部要团结新干部等等。”
&&　“之后，政治局决定，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三人要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检讨。吴法宪的检讨是邱会作起草的，我作了修改。我现在还没有认识到林彪、陈伯达找我们谈话是什么阴谋活动，可能我参与修改吴法宪的检讨有些不妥。”
&&&&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谈吗？”
&&　答：“我想一想，以后再说吧。”
&&&&半年后的日，又用汽车把我拉到空军学院第一次审讯的地方。中央专案组的李震、郭玉峰、吴忠、于桑等大官全体出马。看着他们耀武扬威的样子，我知道来者不善，暗暗做好了坚决斗争的准备。
&&&&这次仍是谈九届二中全会问题。
&&&&一上来，李震板着脸，眼皮都不抬的问我：“庐山会议你搞了哪些阴谋活动？”
&&&&我面对李震说：“庐山会议，我们两人是在一个组的，你的发言我听到了，我的发言你也听到了。”我反问李震：“咱们两人的发言有什么不同吗？你的发言不是很精彩吗？”
此问一出，李震顿时脸色大变，白一阵，红一阵，欲怒又止。其实李震在庐山会议的发言比我的发言还要激烈尖锐。25日的小组会上，他与别人抢话筒，争着先发言，在发言中，他不仅坚决拥护林彪的讲话，而且坚决拥护第六号简报，坚决支持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坚决要把“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揪出来示众”。他是中南组积极参加起哄者之一。
李震原想给我来通“杀威棒”，结果，我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他们出示了8月24日晚，我看了中南组简报草稿后，给叶群写的那张便条。追问我：“写这个便条的动机是什么？”
&&&&我向他们说了三条：“第一‘比较抽象’，其意思是同意简报这样一般性的写法。‘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当然是指小组发言中没有提到具体人和具体事的问题，这符合毛主席‘可以讲，但不要点名’的精神。第二‘拟可以发，请她再过目’，其意思就是我同意发，看她还有什么意见。第三‘我们两人的发言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其意思是，原在简报的最后有一句：‘叶群、李作鹏的发言另行整理’，我不同意这样写，把它删掉了。所谓‘不挂号为机动’，很明显我是不同意突出叶群、李作鹏。同时整理后发表不发表，先不要确定。”
&&&&可是李震一伙人不愿意听我的解释，硬说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向党进攻的一个铁证”。硬说“不挂号为机动，就是因为你们搞阴谋诡计，心里有鬼，要躲在幕后看一看形势”。
&&&&我当然坚决不能同意他们这种胡说八道，因此我也动起火来。
&&&&我说：“小小的便条，竟有如此之大、如此之多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是什么铁证？我看是纸老虎。在这张便条上能证明是‘密商向党进攻的反革命策略’吗？能证明是‘搞阴谋诡计’吗？能证明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进攻吗？’完全是放屁！”我拍着沙发大声重复说：“简直是放她妈狗臭屁！”
&&&&我当时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接着说；“你们既然已有了‘铁证’，我又不肯交代，那你们就可以按照抗拒从严处理，你李震不是公安部长吗？你公安部长难道这点常识也没有？你们有本事现在就做结论吧。该杀就杀，该斩就斩，何必多费口舌。”
&&&&我用手指着李震的鼻子大声说：“几百万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老子都不怕，我还怕杀头？还怕你们的诬陷？”我抱定一死的决心，也要和他们的污蔑陷害斗争到底。
&&&&此话一出，李震等一行十几人，目瞪口呆，沉默了几分钟，都没有回过神来。
&&&&当时我真是太气恼了！心里想，“九大”通过的党章，明明白白的写着“党员有权向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这一条还算不算数，还有效没效？正式的党的会议，不指名对某个领导人提了批评意见就犯了滔天大罪，就是反党、反革命，党内民主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还存在不存在？
&&&&同时，我必须向他们表明我的态度（李震、郭玉峰、吴忠、于桑等人是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我必须让他们把我的态度带给中央）：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是半步也不会退让的，就是千刀万剐我也要坚持真理。
&&&&这次，连饭都没有“招待”我，就让我回通县了。
&&&&审讯后，我冷静地想了想，中央专案组为什么特别重视这张便条呢？我明白了，因为他们对我在庐山二中全会期间，找不到更重要的“犯罪”证据，想在这张便条上打开我“搞反党阴谋”的缺口，结果仍然是徒劳的。
&&&&几天后的9月12日，中央专案组来了七个一般工作人员，与我又谈了两个多小时。可能上次刚谈话不久，我就发了大脾气，中断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谈话内容。
&&&&他们首先批判我9月7日同中央专案组负责同志谈话的态度很不好，说他们是“重证据，不重口供的”。
&&&&李震、郭玉峰等主要负责人不敢再出面了，我也就不发脾气了。我反驳说：“无限上纲，事先定下罪名，然后往我头上压，这完全不是重证据的表现。”
&&&&他们再次追问我那张便条的思想动机。
&&&&我说：“动机很简单，就是同意那份简报可以发，但不同意突出叶群和我。”同时我也“检讨”说：“中央没有指定我审查简报，我根本不该看，而应退回小组召集人。再有就是我看了不应转送叶群，应将我意见提出后，退回小组召集人去处理。”
&&&&我又强调说：“就那张便条而言，也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二中全会上，我没有撤回便条，二中全会后，我也没有撤回便条。这是我在党的全会上的个人意见。当时我不认为有任何问题，现在我也不认为有任何问题，更不承认是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向党进攻。”
&&&&这一次，他们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入冬之后的几个月，中央专案组的人没有再来过，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1973年初春的一天，突然三四辆卧车浩浩荡荡来到我住地的营房里，把团部会议室当成审讯室。然后把我叫去，坐在指定的沙发位置上。
&&&&在我对面坐着一个穿着呢料便衣、架子很大的“大官”，究竟是谁，我不认识，估计可能是公安部副部长之类的干部。
&&&&此人首先把一包高级云烟往茶几上一放，然后看看茶杯内的茶叶，大概嫌茶叶不高级，把它倒在痰盂里，再从皮包内拿出一个精致的小茶叶盒，倒出高级茶叶，重新泡了一杯茶。他又是掏烟，又是品茶，足足沉默了几分钟。我端坐在那里，看着他可笑的表演。我心里想：“别看你强装镇静，也掩盖不住你的内心发虚。”
&&&&他点上一支烟，翘着二郎腿，拉着长音向我发问：“你是李作鹏吗？”
&&&&我说：“是的。”
&&&&他问：“你现在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我不懂你的意思。”
&&&&他问：“你对你的罪行交待得怎么样？”
&&&&我说：“我有什么罪行？我所认识到的错误都交待了，都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了。”
&&&&他突然拍着沙发大声说：“你胡说！你打倒苏振华就没有很好交待。”
&&&&我压着火回答：“你说话要有证据！是谁决定打倒苏振华？是中央军委决定揪出苏振华，并同意把他交造反派揪斗，我违背中央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决定，把苏振华从群众手中要出来，并把他秘密隐藏起来，是我救了他一条老命！”
&&&&“大官”叫起来：“你还狡辩！你无情打击、残酷陷害苏振华。”
&&&&我反问他：“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无情打击、残酷陷害？”
&&&&我指着他的鼻子大声说：“搞逼供的就是你们，无情打击正是你们！”
&&&&“啊！你还想抓我的小辫子？”
&&&&我说：“不！抓小辫子算什么水平。我要抓的是大辫子，是原则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
&&&&那个“大官”瞪着大眼、张着大嘴，呆若木鸡，狼狈不堪。
&&&&据我看，这帮人来此，根本不是来搞审讯的，而是借审讯之名，来试探我李某人，看看身为阶下囚的李某人如今是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风采。没想到我李某人现在是铁了一条心，在事实面前针锋相对，在真理面前寸土不让。
日，中央专案组工作人员三人来到通县我的住地，主要审讯日晚，我处理山海关机场的过程。
&&&&他们将当时山海关机场原始电话记录影印件带来给我看，一口咬定我两次篡改周总理指示，一口咬定我涂改与山海关机场联系的电话记录，一口咬定我放走林彪叛逃，并掩盖罪责。
&&&&我冷静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详细描述了自9月12日23时起，我与周总理保持电话联系，接到总理多次电话指示的情况和与山海关机场通话及电话记录情况。
&&&&不管中央专案组人员如何咬定我篡改周总理指示也好，还是放走林彪也罢，当时我始终坚持两点：
&&&&1、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机场，我是海军主要负责人，我又是根据周总理指示，处理林彪乘飞机转场问题，因此不论发生什么问题，不论有多大的责任，我都应该承担。我既不能把责任推给下面，也不能把责任推给上面。
&&&&中央专案组工作人员抓住我这种态度，进行高压，逼我承认他们指出的罪责。
&&&&2、我特别强调，9月13日下午，刘继祥秘书送我审阅的，处理“九·一三”事件自始至终的全部来往电话的记录稿，我阅读之后，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就在这个文件上写上：呈送总理批示。总理看完后，划了圈，一字未改的退回给我。我交刘秘书入档保存。总理对此文件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以上我只是写与中央专案组交锋的几个典型例子。
&&&&此后，从1973年3月到1976年4月，三年时间中，共审讯了三十多次。主要内容是庐山会议和山海关机场问题。其次是武汉谈话“失密”问题、“九大”不投江青票的问题、华北会议问题等等。
&&&&每次交锋的结果始终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他按他的主观主义、事先制定好的无限上纲的罪名做结论，我依照事实以理据争。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从1972年开始的近四十多次对我的审讯，都是先定性，先做结论，后找证据。早在1972年，中央专案组就先后向全党公布了林彪罪行的《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吓死人的罪名满天飞。仅庐山九届二中全会问题，就有什么“反革命政变”，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向党进攻”，什么“天才论是反党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反党组织纲领”，什么“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什么“反党地下活动，大搞阴谋诡计”，什么“背叛‘九大’路线，背叛新党章，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举不胜举。堪称诬陷有术，无限上纲有术，置人死地有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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