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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短诗五首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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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短诗五首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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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版：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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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母亲的诗篇
&&&&我有时想，一位优秀的母亲也许没有孕育出优秀的孩子，但一个优秀的孩子一定有一位优秀的母亲。&&&&&我们常常难以准确地认识一个人，也包括自己。人是单纯的，也是复杂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谁对我们的影响最大?&&&&&母亲是一种尺度。每当看到写母亲的文章，我就想看一看。我甚而认为，一个人在写到母亲的时候，也是在写自己。&&&&&母亲是一面镜子。在母亲的面前，我们打量自己，你是谁?你能为母亲做些什么?母亲希望你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开始有目的地寻找写母亲的书，我想知道自己欣赏的诗人、作家，他们如何写自己的母亲?一个人年龄渐长，母亲这个词的分量也是越来越重了。&&&&&我是从艾青的诗中知道法国诗人阿波里内尔的。艾青写了《芦笛》，引阿波里内尔的诗:“当年我有一支芦笛，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在上个世纪30年代，阿波里内尔影响了艾青;在80年代，艾青影响了许多像自己一样热爱诗歌的青年。&&&&&生于1880年，逝于1919年的阿波里内尔，他的母亲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当我读了他的《行列》，为他而感动，为诗而着迷:&&&&&一天我都在等待/我对自己说:吉约姆你来得正是时候/了解我的是那个人&&&&&那个人是谁?最理解孩子的是母亲，最欣赏孩子的还是自己的母亲吧。&&&&&我所爱的人以迷人的步子向前/我却不在他们中间&&&&&诗人在哪里?所爱的人是谁?他们又是谁?好诗是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一种被唤醒的记忆，一种似曾相识的体验。每个人都可以写一写自己的母亲，写一写那些美好的往事。&&&&&我对一个作者有好感，仅仅因为他或者她写自己母亲时，饱含了深情。母亲的品行好，有能力，还有智慧，也就在无形中为孩子树立起榜样，好母亲惠及三代，孩子自然会有出息的。&&&&&在日常生活中，刻意的说教不如自然的流露，言传不如身教。就像写文章，一旦觉得勉强时，也就索然无味了。&&&&&母亲是什么人不等于孩子是什么人，父亲是什么人也不等于孩子是什么人，但孩子的身上，有太多父母的影子。从一个人的音容笑貌，到走路的姿势，再到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越是年龄大，就越发地像父母了。如果细心观察，看看旧照片，看看一个人的面相，哪些是父母赐予的，哪些是自己给予自己的?哪些在生活的磨砺中，或缓慢或迅速地变化着?&&&&&我有过这样的想法，以后专门为母亲写一本书，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母亲给予的鼓励，母亲在关键时候的引导。也曾写过与母亲有关的诗。还记得那首《午餐》:&&&&&星期六上午的9点/母亲在电话里喊我/我答应了母亲/关上手机/就听不到另外的呼唤/回家路上/春天的花开得正艳/阳光拍打着孩子们的笑脸/这一刻/我想，再好的盛宴/也比不上母亲的一顿午餐&&&&&当我有时感觉疲惫了，写累了，愿意和母亲聊一聊天，说说老家里的事，谈谈亲朋好友……好心情油然而生。幸福是很简单的事，很朴素的事。我也会将发表了的作品拿给母亲看，母亲说起过，“除了有的诗看不大懂，别的都能看懂。”&&&&&我很知足了，也会有些许的成就感;母亲的肯定，让我沾沾自喜过。就像在年轻的时候，被他人否定是一种动力一样，激活了许多沉睡的元素，从自身找原因，诗需要火候，需要经验，需要灵感和激情，需要心与心的交融……&&&&&感恩母亲，感谢诗篇。&&&&&美的人，美的事，美的诗篇，是心灵的寄托，生命的向导。&&&&&为母亲而写的诗篇，对我来说，就是最有意义的诗篇。母亲是一种尺度，由此，知道自己的不足，还有为此努力的方向。艾青《芦笛》赏析_艾青_随便看看吧
艾青《芦笛》赏析
&芦笛&&纪念故诗人阿波里内尔
　　我从你彩色*的欧罗巴
　　带回了一支芦笛，
　　同着它，
　　我曾在大西洋边
　　像在自己家里般走着，
　　你的诗集&Alcool&是在上海的巡捕房里，
　　我是&犯了罪&的，
　　在这里
　　芦笛也是禁物。
　　我想起那支芦笛啊，
　　它是我对于欧罗巴的最真挚的回忆，
　　阿波里内尔君，
　　你不仅是个波兰人，
　　因为你
　　在我的眼里，
　　真是一节流传在蒙马特的故事，
　　那冗长的，
　　惑人的，
　　由玛格丽特震颤的褪了脂粉的唇边
　　吐出的堇色*的故事。
　　谁不应该朝向那
　　白里安和俾士麦的版图
　　吐上轻蔑的唾液呢&&
　　那在眼角里充溢着贪婪，
　　卑污的盗贼的欧罗巴！
　　但是，
　　我耽爱着你的欧罗巴啊，
　　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
　　在那里，
　　我曾饿着肚子
　　把芦笛自矜的吹，
　　人们嘲笑我的姿态，
　　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
　　人们听不惯我的歌，
　　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滚吧，
　　你们这些曾唱了《马赛曲》，
　　而现在正在H*污着那
　　光荣的胜利的东西！
　　今天，
　　我是在巴士底狱里。
　　不，不是那巴黎的巴士底狱。
　　芦笛并不在我的身边，
　　铁镣也比我的歌声更响，
　　但我要发誓&&对于芦笛，
　　为了它是在痛苦的被辱着，
　　我将像一七八九年似的
　　向灼肉的火焰里伸进我的手去！
　　在它出来的日子，
　　将吹送出
　　对于凌侮过它的世界的
　　毁灭的咒诅的歌。
　　而且我要将它高高地举起，
　　在悲壮的Hymne
　　把它送给海，
　　送给海的波，
　　粗野的嘶着的
　　海的波啊！
----------------------------------------------------------
反叛者的誓辞
　　日，正当明媚的春天，作者在上海监牢的不眠之夜，借铁栅外的灯光，在拍纸簿上写下了这首悲壮的叛逆的诗篇《芦笛》，他控拆这个没有自由的罪恶世界。
　　这首诗是为了纪念已故法国现代派诗人阿波里内尔（）而作。艾青当时在牢里正在看阿波里内尔的《ALCOOL》诗集（法文：酒），情绪受到感染，他像酒一般被点燃起来。他引了这位他所挚爱的诗人的两行诗当作《芦笛》的题记：
　　&当年我有一支芦笛／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
　　关于这首诗，艾青作过简要的解释：&我把芦笛象征艺术，把元帅节杖象征不正的权力；诗里骂了白里安，骂了德国的俾斯麦；而且说我将像1789年似的向巴斯底狱伸进我的手去，而这个巴斯底不是巴黎的巴斯底狱。&
　　芦笛具有丰富而广阔的象征性*。这支芦笛是从欧罗巴带回来的，在诗人的心灵里欧罗巴是彩色*的，他被后期印象派大师塞尚、高庚、梵高、莫的里尼亚尼们的个性*鲜明、为整个世界增添了光亮和色*彩的画和波特莱尔、兰波、凡尔哈仑等的同样新奇的诗，深深地迷醉和浸染，他也有了自己的与生命相连的笔。不论画画，还是写诗，这支智慧的笔使他活得更为清醒与坚强，他充满了自信。但是他在狱中无法画画，而诗也被囚禁，他和他的笔都犯了罪。于是诗人抗议那些不义的权贵们，他不能公开地揭露和诅骂当时压迫、蹂躏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和封建统治人物，他轻蔑地唾骂欧洲的白里安和俾斯麦，因为他们屠杀和压迫欧洲的自由民主斗士和正直的艺术家们。这首诗是诗人对中国反动统治者的反叛的誓辞，也是咒诅他们灭亡的歌。
　　这首诗的意象与情感较之《透明的夜》更为深沉，也更为直接，它与黑暗的反动世界面对面地进行着毫不含糊的战斗。它的意象明朗集中，围绕着一个有具象的芦笛，深化了诗的内涵。不论欧洲，还是中国，要获得纯正的彩色*的精神世界，必须将握笔的手伸进火焰里，去经受被监禁和迫害的苦难。
　　这首诗里充满个性*的几行诗，半个世纪前就被许多评论家和诗人所常常引用，从中看到艾青的性*格，在安详而自矜中透着倔强。（这种气质，让我想起另一位诗人、艾青的同乡冯雪峰。）
　　&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矜的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艾青&自矜&的气质直到如今也没有丧失。几十年来的屈辱没有使他背叛这支彩色*的芦笛，不论在何种境况下，他都坚韧地唱着自己的歌，姿态还是他那特有的姿态。十几年前，他在天安门纪念碑前那张袖着手异常悲悒的照片，看了令人落泪，但那正是吹芦笛的艾青。　（牛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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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上了文学怎么办?
提问者采纳
懂得自由与公平的可贵,懂得精神世界有着无比广阔的前景,热爱文学的人懂得用心说话,正如现代派诗人阿波里内尔说的,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用心生活:我有一支芦笛开始热爱艺术的人就是开始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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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我的创作生涯现代诗原文阅读
来源: 作者:ademea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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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作生涯艾青 一 我诞生于一九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是满清王朝末年，辛亥革命前一年。我念小学的时候，爆发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由爱国主义开始，到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我少年时酷爱绘画。我念初级中学时，受民主思想的冲击，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喊口号，砸烂卖仇货的商店，捣毁“禁烟督察署”，――公开卖鸦片烟的地方。一九二八年中学毕业那一年，北伐军路过金华县城，我们到郊外去迎接，在操场上举行军民联欢会。不久，革命被出卖了，学生领袖被砍头，轰轰烈烈的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一九二八年夏天，我考入杭州的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念了不满一个学期，院长看了我的画，说了两句关键的话：“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到外国去吧。”一九二九年春天，我就随同几个同学怀着浪漫主义的思想，象从家里逃跑似的，到法国巴黎去了。 最初家里还可以接济，不久就断了支援。我在一家中国漆的作坊找到工作。有时工作半天，就到蒙巴纳斯一家画室画素描，而我早已爱上后期印象派的画家们了，看不起“学院派”的绘画。我曾经说：“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但是我亦没有饿过肚子。我阅读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读了些哲学书籍，文学读得比较多的是诗。我就象水上漂浮的草随波逐流。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我国东北的土地――民族危机一天天地深重了。在巴黎，我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一次集会，我的第一首诗《会合》就是这次集会的记录。一天，我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喝醉了的法国人走过来，向我大声嚷嚷：“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一句话，好象在我的脸上打了一个耳光。一九三二年初，我因家里几乎断了接济，准备回国，而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激起我国军民的抵抗――一月二十八日正是上海爆发战争的日子，也是我从马赛上船的日子，经过一个月零四天的时间，到上海，战争已经结束。国民党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妥协投降了。当我看到闸北一带的断墙残壁时，我几乎要哭了。我沮丧地回到家乡，住不到一个月就出来，在杭州遇到一个同学，他说上海有一个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五月到上海我就参加了，和几个美术青年办了一个“春地画会”，六月在八仙桥举行一次展览会；七月十二日晚上，正在楼上念世界语的时候，突然上来几个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把我和十二个美术青年一同逮捕，经过审讯，十一个都释放，我和那个同学关起来。从此，我与绘画绝了缘，就在狱中写诗。我写了一首《芦笛》，前面引了现代派诗人阿波里内尔的话：当年我有一支芦笛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我把芦笛象征艺术，把元帅节杖象征不正的权力；诗里骂了法国的白里安、骂了德国俾斯麦；而且说我将象一七八九年似的向巴士底狱伸进我的手去，而这个巴士底狱不是巴黎的巴士底狱。这样的一首诗，不知道是监狱方面看不懂，还是他们根本不看诗，就寄出去发表在《现代》上。每当不眠之夜，借铁栅栏外的灯光，我在拍纸簿上写诗，有时把两句叠在一起了，等天亮把它们拆开重抄。这些诗，署上莪伽的笔名，通过探监的人带出去发表。一九三三年初，一个下雪的日子，我从碗口大的窗户看着雪，想起了我的褓姆，我写了《大堰河――我的褓姆》。为了避免监狱方面的注意，我改用了一个笔名，由律师带给一个朋友，由那个朋友转给《春光》发表。这是我第一次用了新的笔名：艾青。我在狱中关了三年零三个月，出狱回家。有一次，在赶集的路上，我的父亲说：“你写的那也是诗吗[-page-]？――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他不以为我写的是诗，他认为诗只能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的。但他也知道他已不能干预我写诗了。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在常州武进女子师范教了一个学期的书，又失业了。我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继续写诗。一首《春》，写的是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在龙华枪杀五个革命作家的――记忆。最后问： 人问：春从何处来？我说：来自郊外的墓窟。 另一首《煤的对话》，最后问： 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 死？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 我把从三二年开始到三六年写的诗，选了九首，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想不到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后来终于由巴金收进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天，七月六日，我在沪杭路上写了一首《复活的土地》。诗的第四段里，我写： 就在此刻，你――悲哀的诗人呀，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 渴望已久的抗日战争真的来了。十月，我从杭州到金华，由金华满怀兴奋地到武汉。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写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我是以悲哀的心情写的，因为在战争到了危险的时候，国民党内投降派又主张和谈了。在这首诗中我写了我自己： ――躺在时间的河流上苦难的浪涛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流浪与监禁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最可贵的日子…… 从我十九岁到二十五岁，是在流浪与监禁中度过的。这个年龄正是最可贵的。诗的最后，我写： 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第二天，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我对一个朋友说：“今天这场雪是为我下的。”这个朋友说：“你这个人自我中心太厉害了，连天都听你指挥的。”他不知道，人是有预感的。一九三八年，我从武汉到山西临汾，一路上写了《手推车》、《乞丐》、《补衣妇》等短诗和长诗《北方》。临汾吃紧，我从陕西到武汉，写了长诗《向太阳》；我又从武汉到桂林，写了一些短诗和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从三八年到三九年，我写了一些论文：《诗与宣传》、《诗与时代》、《诗的散文美》以及《诗论》和《诗人论》。一九四○年初，我在湘南新宁衡山乡村师范教了半年书；写了些短诗和长诗《火把》。下半年，从湘南到重庆，认识了周恩来同志。记得第一次是在北碚会面的。一九四一年初，发生“皖南事变”――新四军往北撤移的时候，受到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重庆笼罩着恐怖，我的身后有特务钉梢。我由周恩来同志帮助，和几个人化装为国民党的官僚，一路上经过四十七次的岗哨检查，终于安然到达延安。七月的一个晚上会见了毛泽东同志。我根据一个年轻记者的叙述，写了一匹马的故事《雪里钻》。一九四二年三月我为《解放日报》的《文艺》百期纪念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五月，我参加以毛泽东同志的名义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从此，我写了一些比较大众化的作品，歌颂了工农劳动模范。我也写了长诗《我的父亲》，这是作为刻画一个典型写的。这时，听说我的父亲已去世，随之不久，母亲也去世了。我写了《献给乡村的诗》。我曾随一个运盐队到三边――靖边、安边、定边。收集了定边的一个土地革命的材料，想写长诗《白家寨子》，但是，等我从三边回来，延安开始了“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接连三年的整风运动，为打败日本[-page-]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下了思想基础。一九四五年八月，经过了八年的浴血抗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胜利了。九月我随同一个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这是在关内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我写了《人民的城》。我当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这是我作行政工作最长的时间，除了组诗《布谷鸟集》之外，我很少写诗。由此可见，写诗与行政工作是有抵触的。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我又一度回到美术工作上来――作为军代表，接管中央美术学院。但是，为时不久，我又回到文艺界工作。一九五○年秋天，我到苏联访问了四个月，写了组诗《宝石的红星》，居多的是浮泛的颂词。这一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了我的第一个选集《艾青选集》。一九五三年回到离别了十六年的家乡，住了一个星期，我家的旧房子被日本人烧了，现在的房子是新盖的。写了长诗《双尖山》和另一首写浙东游击战争的叙事长诗《藏枪记》。这首诗我以不很熟练的民歌体写的，是我写作中的一次失败。一九五四年七月，受智利众议院议长的邀请，经欧洲到南美洲。在巴西写了《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在智利写了《礁石》、《在智利的纸烟盒上》，又写了长诗《大西洋》、《在智利的海岬上》。从南美洲回来，访问了舟山群岛，根据民间故事写了叙事长诗《黑鳗》。一九五七年四月，我到上海收集大量材料，想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未成，五月返回北京，因接智利聂鲁达、巴西亚马多到昆明，由昆明飞往重庆，由重庆坐轮船顺流而下。写了《长江行》。不久，一次大规模的运动开始了。 二 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我被划为“右派”。我成了痰盂。一切谩骂都是判决。我必须到新的环境里接受改造。我得到一个将军的帮助，到东北黑龙江的北大荒国营农场生活了一年半，又调到西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锻炼。我沉默了二十一年之久，最初的一段时间，我生活得还很平静。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中，我家首先被冲击，许多稿件被抄走，其中有《长江行》以及写上海的《外滩》、写北大荒的《踏破荒原千里雪》、《蛤蟆通河上的朝霞》以及在新疆写的大量的诗。许多重要的信件、资料也遗失了。从“低头认罪，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三忠于”、“四无限”，游斗，示众，一直闹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叛国潜逃丧命之后，我才算松了口气。我被允许到师医院看病，才知道的我右眼已经完全失明了。一九七三年我被批准到北京治眼疾。一九七五年，我再次到北京治眼疾。七六年十月，作恶多端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了，万民同庆。又经过约两年的时间，有人鼓励我重操旧业――写诗。上海《文汇报》终于发表了我的一首诗《红旗》；随之又发表了《鱼化石》。读者才知道我依然还活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我写了长诗《在浪尖上》。同年十二月，我完成了长诗《光的赞歌》。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三月，我随一个访问团到海南岛、湛江、广州、上海。我在政治上得到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我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欧洲三国。在西德，我访问了法兰克福、汉堡、特里尔、哥廷根、慕尼黑、波恩……在访问西柏林时，我写了一首《墙》――柏林墙。奥地利维也纳是我在一九五四年到南美洲时曾经路过，而且住过几天的地方，那时我把它形容为患了风湿症的妇人；而现在，经过了二十六年之后，她变得象欢乐的少女，容光焕发了。我还访问了林茨、萨尔斯堡、巴登。在意大利我访问了都灵、热那亚、米兰、威尼斯、罗马。我写了长诗《古罗马的大斗技场》。我在新疆农场时，曾读了一点历史，对古罗马多少有一点了解。在《古罗[-page-]马的大斗技场》里有一段写蒙面斗士的，影射“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冲杀着的人被蒙上眼睛，胜利是盲目的，失败也是盲目的。一九八○年六月，我受法国波里尼亚克基金会和巴黎第三大学的邀请，参加“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国际会议。我写了《中国新诗六十年》。我和巴黎已阔别四十八年之久，我曾住过的玫瑰村已经不见了，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连街道也改变了，都是新盖的房子；我到拉丁区去找我住过的旅馆，旅馆还在，但门面焕然一新了。有人问我：“你离开巴黎这末久了，你看它有什么变化？”我说：“凯旋门，巴黎圣母院，铁塔依然如故；但是，十三区盖了许多高层建筑；还有戴高乐国际机场，蓬皮杜文化中心，高速公路，汽车也增多了；街上有很多穿喇叭裤、戴黑眼睛、骑摩托车的青年男女。巴黎大变了。”访问了尼斯、戛纳、蒙地卡罗；写了《巴黎及其它》组诗。从尼斯飞罗马，我第二次到意大利。同年九月，受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主持人聂华苓的邀请，在美国四个月。到得梅因、芝加哥、费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印地安那、旧金山、洛杉矶等地访问，我也写了一些诗。回来路经香港写了《香港，香港》。一九八一年，我写了长诗《面向海洋》和纪念周总理的长诗《清明时节雨纷纷》。一九八二年四月，应邀参加在日本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主持的亚洲作家会议。讨论“民族文化与民族特征”。我在会上发了言，中心思想是：“茶叶和咖啡当然可以并存；鸦片与大麻则必须禁止；科学与迷信应该区别。”会议在东京、京都举行；还访问了奈良。五月，杭州为纪念我创作五十周年举办学术讨论会，我趁此机会回到家乡去，见了我的褓姆大堰河的第二个儿子蒋正银――大堰河有五个儿女，死了四个，正银是蔑工，比我大五、六岁。一九八三年一月，我被邀请参加新加坡的“国际华文文学营”会议。一九八三年一月号的《十月》杂志上发表了我的长诗《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实说，经过了多少年的动荡不安之后，我的心情是极平静的。正如我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写的《虎斑贝》里写的： 要不是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带到沙滩上我从来没有想到能看见这么美好的阳光 我是乐观的，也是达观的
一辈子不知道摔过多少跤。摔倒了自己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土就完了。我即使一边流血，一边也还笑着──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我在智利海边看着礁石，我写了：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象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许多比我年轻的死在我前面了，我却还活着。要是在七、八年前死了和死了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从一九三二年发表《会合》开始，到今天已度过半个多世纪了。这就是我的创作生涯。有时，真象穿过一条漫长、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过来，现在总算过来了。一九八三年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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