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加帝国遗址
拉丁美洲原住民 印第安人
拉美独立之父 圣马丁
二战后南美一度繁荣
拉美巴黎 布宜诺斯艾利斯
里约热内卢
拉美贫民窟
韩国经济起飞始于60年代初期,尔后30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据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自1965年至1990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增长率为7.1%，列世界各国之首。然细究韩国经济奇迹会发现60年代开始，韩国就确立官方主导型经济体制，在政策上明确扶植财阀企业，为他们在金融、税收等方面提供足够的便利；同时，美国的经济援助，也给他们提供了支持。
韩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和迅速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其大企业财阀。韩国学者林炳润曾指出:“财团就是韩国经济之全部的比喻，并非夸大其辞。由于财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如此巨大，故可以说，没有对财团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的经济。”
韩国对以大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实行中出现的弊端，未能加以纠正，导致大批企业破产。过去几十年里韩国实行以大企业集团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用政策手段扶植成长了几十个超大型企业集团，90年代后，大企业的经营体制与管理模式，出现了不少问题，到1997年问题集中爆发。
改变财团经济的特征，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卢武铉曾下定决心改革大财团，但随后却认识到不仅不宜改革，而且还应更多地发挥其作用。财团经济的转变需要很多条件，如打破政企之间的深入联系，改革企业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专业化经营，集中发展优势产业，提高创新水平等，需要相当长的过程才有可能达到，仅五到十年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韩国财阀模式的没落及其改革，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韩国财阀经济模式的一些特征，除家族一统天下外，其基本的弊病，中国的国有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韩国财阀经济模式孕育了韩国经济的重大隐患，使韩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打击远远大于其他“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如何规避韩国财阀所走的老路，正是中国各级政府领导人和企业决策者所要考虑和深思的问题。
现代丑闻揭开韩国财团经济痼疾
财团经济得不偿失
20世纪90年代，蒙古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政治上由原来的共产党执政变为多党执政和议会制，经济则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经过尽30年改革，蒙古已经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然而“灯塔”内，贫富悬殊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着。现在蒙古的经济命脉基本掌握在少数寡头手中。蒙古国内贫富差距正迅速扩大，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3，三人之中就有一人赤贫。蒙古真正休克了。
在1990年以前，蒙古如同很多东欧国家那样，这个国家的经济同莫斯科紧密挂钩。90年代中期，蒙古开始进行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改革，即经济自由化与土地私有。其结果是1988年蒙古粮食还能自给自足，少量出口；经过了90年代的政治经济改革之后蒙古已经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
在复杂系统中，局部的“优化”如果从整体看来未必是优化，甚至最后能够带来整体的崩溃。蒙古在90年代中期进行的改革就是典型的局部优化进而破坏整个系统的典型。第一产业破产，失业人口出现，第一产业萎缩，第二产业破产，失业人口涌入城市而造成了过度城市化，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蒙古国因议会选举引发的抗议骚乱令世界重新审视这个国家转型的得与失。由于货币发行速度较快，公共部门工资增幅惊人，食品和燃料进口价格不断增加，导致蒙古通货膨胀率达到了十年来的最高水平:15.1%，仅面包的价格在4月份就增长了50%，而55磅一包的面粉价格翻了两倍。此外，报告还将约21%的蒙古人列为“闲人”，意思是他们有劳动能力，但找不到工作。
由社会主义政体向西方式议会制民主政体急速转型和政局的突变，对蒙古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致使蒙古的社会、政治生活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混乱状态中。对西方“文明”、“人权”与价值观的推崇，没能促进蒙古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却带来了经济滑坡、失业、贫困与两极分化等严重负面效应，导致道德沦丧、腐化堕落、犯罪率上升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泛滥。
蒙古独立始末
哲布尊丹巴
在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依然没有彻底打破，一部分新兴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仍然深深地处于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影响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现代化的变革显然需要付出更为艰难的努力，任何重大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在具体实施时总要面临传统势力和思想的挑战和阻碍。印度几乎所有的变革都带有一定的迟滞性和不彻底性。印度今后的社会变革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甚至是带有血腥的过程。
由于印度工业化程度不高使得印度把经济崛起的重任放在服务业上。在印度的各项数字中，占据印度国内生产总值50％以上的服务业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贸易和金融服务的增长幅度达到了9.5％。在印度最引以为自豪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业中，几家大型公司的账面收入更为可观。
经济改革问题上优柔寡断，导致印度国企改革进展缓慢。在推进改革的同时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在保持服务业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同时大力发展惠及广大民众的工农业，最终将印度打造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完成这一使命，对于雄心勃勃的印度现政府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令世界瞩目，被冠以“印度虎”的称号，依靠软件产业引领着经济的强势发展。但是，在印度的这种发展模式下，“二元经济结构”现象日益突出。一面是蒸蒸日上的服务业，一面是传统落后的农业；一面是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一面是广大贫瘠的农村。印度经济发展中的两极分化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民主制度应该缓行，过早引入西方的民主制度只会带来不自由。法制不能神化。在发展中国家，法制不可能像在发达国家那样有效。因为一个法律制度的效率，有赖于一系列基础性制度的建立，如廉洁的法官、行为受到约束的律师等等，这些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是难以建立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可以完全物质化。社会的和谐安定，不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平等性。
穆斯林统治
近似专制的政治体制、家族式的国家管理模式与经济上的高度自由化、国际化所构成的长期稳定的社会模式是保持新加坡经济增长的本质原因。跳出新古典理论的框框，在一个更加广义的经济增长空间里，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上的专制、家天下的管理模式与开放的经济环境相结合，加上以儒家文化的价值理念为基础，以吸引精英治理为手段，也许就构成了新加坡经济增长之谜的谜底。
东姑等马来西亚高层一直认为华人是他们国家的负担，所以，在即将全国大选的政治形式下，决定把新加坡正式踢出联邦。独立后的新加坡华人，每当面对不利局面时，共同的生存危机意识都能够把全体新加坡人团结起来。他们勤俭高效，廉洁奉公，最终打造出为全球瞩目的现代化国家。
新加坡淡马锡上个财年亏损高达400亿新币（1880亿人民币）。而据新加坡财政部今年2月的报告，在截至去年11月30日的八个月中，淡马锡亏损了高达580亿新币。可见运用威权主义治国的新加坡模式是按照自身的特殊环境创建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全盘照搬到其他地方会有水土不服的现象。
谢国忠加入了摩根士丹利9年，与高盛证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同为中国最受注目的“明星分析员”，然而一个内部电邮外泄，便令谢国忠离职。电邮只有9段，但内容甚具爆炸性：“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以便吸引他国的贪污资金。”
人们一般说，权力集中就要腐败。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执政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发达的民主国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国精神是民本主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精神。在很多地方，人们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对资本和人民的作用争论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平衡。新加坡政府在“亲商”和“亲民”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新加坡的历史
南海古地图
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街景
一鳞半爪地讲述如此之多的国家道路，并非为了是己而非人，更不敢说什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套话，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同样一个国家的模式道路，在不同的解读者眼中也有着不同的形象，我们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将其中的一种解说展示给人们而已。
但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个仍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时代，在这个本质上仍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在这个不再流行用硬刀子杀人的时代，别人的模式经验注定只是令人艳羡的存在，即使它如何之炫丽美好，如何之令人向往，照搬者总是碰得头破血流。
毫无疑问，中国就是中国，自己的路终归只能自己来走。 【】帖子主题：“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及经验教训初探——兼与近代中国发展状况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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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及经验教训初探——兼与近代中国发展状况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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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及经验教训初探——兼与近代中国发展状况相比较一、近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不同的背景中日两国的封建社会，在19 世纪中叶已发展到晚期，无论是社会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均已面临最后的崩溃，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不可避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本和中国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亦都受到腐朽生产关系的束缚和扼杀。早在18 世纪中叶，日本封建社会内部即已产生资本主义关系。到19 世纪中叶明治维新前夕，已比较广泛地存在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工场手工业已在经济发达地区大量出现且密度较高，并在一些重要行业中较为发达。但由于幕藩领主对外推行锁国政策，对内限制、打击工商业，推行扼杀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状况也与日本相似，在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即已产生。到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在丝织、棉纺织、陶瓷、煮盐、采铜冶铜、采铁冶铁、制茶、制糖、造纸、木材加工等行业中，更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使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由于清政府一直对外闭关自守，对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力维持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不断加重地租、赋税、摇役和高利贷剥削，使饥寒交迫的农民无力迅速提高生产力，并使工商业的发展难于同国外、国内发生广泛联系，严重压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之，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极大地阻碍了两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两国的封建经济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农业耕种面积停滞不前甚至缩小，农村人口减少，歉收和饥荒不断发生，财政危机亦都十分严重。日中两国的封建政治危机则更为严重。由于财政经济困难，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悄然变化着，终致发生动摇，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继续维持其统治了。在日本，阶级，尤其是下级武士严重贫困化，使之“恨主如仇”，认识到幕藩体制已无可迷恋而寄希望于寻求新的出路。不少下级武士或搞副业，甚至经营商业；或成为儒学者、国学者、兰学者和洋学者，设私塾授徒，其中不少成为向往资本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幕府和诸藩统治者为解救封建危机而推行的一系列幕藩改革也相继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已腐朽不堪，吏制黑暗，贿赂公行，连八旗也逐渐陷于瘫痪状态。两国的封建体制，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甘心自动退出舞台，他们变本加厉地压迫榨取，实行种种倒行逆施政策，力图挽救其覆灭的命运。这样，两国被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展开了持续而广泛的农民和市民的反封建斗争。日本在19 世纪初， 全国平均每年发生五次，1833 年一年中就发生30 多次，年七年间共发生194 次，平均每年27.8 次。在中国，从清嘉庆朝开始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大农民在北方以白莲教为主，在南方以天地会为主，不断揭竿而起。在风起云涌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的打击下，封建统治发生了根本动摇。总之，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封建统治已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封建社会面临着总崩溃的深刻危机，生产力要发展、社会要前进，摧毁业已腐朽的封建体制，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无可避免、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 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前夜的中日两国，又都面对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欧美列强的侵略，民族存亡的危机，迫使两国迎接严峻挑战，作出历史的抉择。19 世纪中叶，停滞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门槛前的日中两国，与欧美各国相比较，其社会经济发展已是大大落后了。在17 世纪前期，日本德川幕府建立起幕藩体制和中国清朝建立封建专制统治时期，西欧的英国已开展了资产阶级革命。到18 世纪，日中两国封建统治陷入危机之时，西欧各主要国家已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走在前面的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世界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开拓和建立起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十分尖锐：“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54—255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野蛮民族”，说的是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国家和民族，而包括日中两国在内的这类国家和民族，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灭亡，要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言之，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惟有实现资本主义才能避免灭亡的道路。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非完全是由内部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强烈冲击的影响下或“迫使”下进行的。日本正是由美国这个新殖民主义国家的佩里准将率领的“黑船”舰队叩开了锁国大门。日本开国开港后，欧美列强蜂拥而至，无法阻挡。而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则用坚船利炮，通过鸦片战争，轰开了清朝老大封建帝国的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欧美新老殖民主义迫使日中两国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开展不平等贸易，甚至割地赔款，攫取种种殖民特权。日中两国面临最后的抉择：要么灭亡，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要么走欧美列强发展资本主义之路。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较为顺利地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直至建立起“大日本帝国”。中国则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虽未沦为殖民地却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境地。二、两国发展道路不同的主要原因近代中日两国，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在19 世纪中叶，两国还都是落后的封建社会。从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历尽坎坷，备受欺凌，险些被列强瓜分和被日本灭亡，经历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浴血奋战，才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和1949 年革命的胜利。日本则通过1868年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后，迅速完成了产业革命和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建立起庞大的“大日本帝国”，最终走上军国主义法西斯道路，疯狂地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败亡，在美国占领下经过战后改革，到50 年代才又重新恢复和发展。对近代中日两国，为什么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亦包括了日本帝国为什么兴盛又为何迅速败亡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对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概而言之，可分为强调内部条件和强调外部条件两大不同的基本观点。强调内部条件的又因其侧重面不同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在侧重政治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封建政治体制不同，有的强调封建政治结构不同，也有强调是否由异民族统治。在侧重经济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同，有的强调两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不同、密度不同，也有的强调两国国内市场形成时间不同。在侧重从思想意识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有的强调“危机意识”的有无，也有的强调“民族活力”的大小及是否充分发挥，在侧重从文化教育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是否实行科举制度，有的强调西学发展水平不同，有的强调国民文化素质和水平的差别，等等。在强调外部条件不同的观点中，也有种种区别。有的强调两国的国际地位和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因而受到西方冲击压力的大小不同；有的强调对西方冲击的应变能力和方式的不同，因而导致后果的不同，等等。也有将国内外条件结合起来考虑的。应该说，上述种种观点不乏极有见地的见解，都有各自的道理，给人以很多的启发。这里，我们不拟一一具体介绍和评述，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本书前面的具体记述作些概括和总结。我们认为，近代中日两国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各种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上又起过不同的作用。为叙述简便和清楚，我们按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两国内外两个方面，对两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主要原因进行一些归纳和概括。19 世纪中叶以前，即中国鸦片战争前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可作为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两国的国内条件和根据存在着一些不同。这些不同，在两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表现和反映。而这些不同，一般说来，都对日本能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经济腾飞、建立日本帝国较为有利。在社会经济方面，日本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在幕末，资本主义萌芽已较为发达，城市工商业也较为发达，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也比中国要早。这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比中国较为有利的条件。而中国，则是地主经济形态，腐朽的汉族大地主帮助满族统治集团对明工朝的征服和统治全国，更造成了经济发展的迟滞。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扼杀，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迟缓了100 多年。虽然在个别地区和部门，资本主义萌芽水平不比日本低，甚至高于日本，但总的说来，比日本发展要低，这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十分不利。在社会政治方面，日本是幕藩体制，又有无实权却具有神的权威的天皇及其朝廷，虽有集权，却又割据分权，地方藩、特别是外藩拥有相对的地方割据之权，独立性远比中国中央集权之下的地方更大。因幕府政治是武家政治，封建武士重勇武、重实行，又学文道，是集文武之道于一身的群体，这与中国长期是文官，特别是与清末愚钝的腐儒当政，因循守旧、抢残守缺很不相同。这为面临西方冲击时日本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文化方面，日本是神、儒、佛三教融合发达，而且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西学的传播、发达远比中国强。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也比中国高。虽然两国都是世俗教育，又以儒学为主，但是寺子屋的遍及日本，使日本全国教育文化水准都较高，为后来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学习西方科技方面，幕末日本也比中国发达。不仅是医学，就连科技和生产技能也比中国发达，已建立有近代水平的一些幕藩经营的工厂，技术、规模也达到了一定程度。其性质虽是封建官营，但技术设备及生产能力为近代工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正因为有以上一些差别，日本在近代资本主义起步时就有了较好的基础条件，有了一定的准备。在幕末风云变幻之时，西南强藩能建立和维持武装割据，并利用天皇朝廷，经历了尊王攘夷到倒幕维新的历史演变，特别是一批下级武士能脱颖而出，以其文武之道显示出杰出的领导才能，加之有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豪农豪商的财力、物力的支持，再配合以农村农民起义和城市市民暴动的兴起，最后再加上一些拥有洋学知识的武士的协助，从而使武士们能采取适宜的政策措施，在西方列强侵入、面临民族存亡危机之时，成功地推翻了封建幕府，建立了明治新政权。中国在以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及条件方面，都比日本稍差。当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冲击时，总体的应变能力就比日本差些。虽有林则徐、魏源等一批较先进的人物，或禁烟抗英，或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整个统治阶级腐朽昏庸，失却了应变能力，其结果是林则徐等人的被革职和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境况使近代中国必然走着极为艰难坎坷的道路。 m在第一阶段，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虽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更明显的却是不同之处。在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势力东侵，中国位于东亚重要位置，加之地大物博，成为列强垂涎、争夺的肥肉。西方列强不惜以一次次武力，进行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征服中国。中国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自我调节力颇强，得以长期延续，而一旦遇到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却败下阵来。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及中国的国情地位，决定了列强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内部自身发展又不可能。这种历史的落后，历史机会的一次次丧失，使个别杰出人物的拼死努力也“无力回天”，只能遗憾地抱有“终天之恨”而已。而日本却比中国幸运得多，由于地处东亚边陲狭小岛屿，国家小而资源又少，西方列强对其重视程度远比中国为差。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又恰逢西方列强无法抽出更多力量东顾日本。当时，英国在印度遭受人民大起义的打击和在中国鸦片战争中遭受中国人民抗击之后，正考虑变换和调整殖民手法和策略，虽然有萨英战争及四国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马关）之事，但列强的武装并未侵占日本本上，此后更迅速地改变为利用日本为其侵略远东的前哨和兵站。正是出于以上考虑，英国转而支持萨摩藩倒幕派。法国正陷于普法战争之中，美国则因国内的南北战争而无力顾及日本，俄国因克里木战争后忙于农奴制改革，也无暇东顾。这样一来，日本有一个西方列强无暇顾及它的极好历史时机。而历史却没有给中国提供这种机遇，况且中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鸦片战争。日本却正好从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被镇压了解到西方列强的实力，民族危机意识极强，并为挽救民族危机作了一定准备。这样，日本便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一宝贵的历史机遇，迅速倒幕成功，建立起明治新政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是否可以说，西方列强当时自顾不暇和考虑将日本变为自己侵略东亚的伙伴和工具，与亚洲人民，特别是印度和中国人民抗击列强的英勇斗争大有关系。换言之，亚洲人民反抗西方列强的武装斗争，是使日本获得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的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若没有这些良好的外部条件，任凭日本国内有多么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多么周到而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就当时日本的实力和可能采取的策略手段，都是抵御不了列强的侵略的，也必定会沦入半殖民地殖民地深渊。当然，纵然出现有利的国际条件和天赐良机，若无国内条件相配合，国内无任何物质的和精神的准备，这一稍纵即逝的良机也会坐失，仍然逃脱不了与亚洲其他国家同样的厄运。所以，我们认为，日本以当时的国内条件为依据，配合以有利的国际条件，且有应对的精明，加上偶然出现的良机，几方面因素几乎同时汇聚所起的综合作用，才顺利完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变革，走上了自立发展的道路。而这一综合条件的具备，是千载难逢的，是有一定偶然性的。这也可说是其他亚洲国家再也未能走近代日本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而在社会变革时期，各方面有利因素能否几乎同时汇聚发生综合效应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就中日而言，甚至是决定性的。当时中国的反侵略斗争不谓不英勇，武装斗争水平亦很高。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战争亦比日本的“改革世道”及农民起义影响更大，水平更高，而中国辛亥革命的整体水平比日本的倒幕运动更高得不可比拟，即使是戊戍变法与明治维新的改革措施相比，并不逊色太多。但是，日本的这些有利作用力却在同时期汇聚在一起，相对的反变革力量则显得更弱，从而不失时机地取得了变革的胜利，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而中国的一次次努力和斗争，虽然其力度、其水平均比日本大些，甚至高些，但因反对变革的力量相对强大，特别是一次次斗争和努力均十分分散，时间前后相距大，未能同时汇聚在一起，共同对反变革力量展开有力的冲击，变革力量冲击的不同步，或变革的错位，终于使变革一次次受挫，“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就是中日两国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从中国鸦片战争和日本明治维新后到中日甲午战争可以作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两国均跨入了近代时期，并已开始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而不同的发展道路，更为后来的发展造成了根本不同的内外部条件。在这一阶段，从各自的国内条件看，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出现了更多的差异。在政治方面，日本建立并巩固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通过一系列改革，确立了中央集权和近代天皇制，建立起“大日本帝国”，并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通过《日英新约》的签订和逐渐修改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国际地位，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对东亚弱小国家进行军事侵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跻身于列强之列。中国则在列强不断侵略之下，主权和领土不断丧失，在半殖民地深渊越陷越深。封建统治阶级则更加没落腐朽，封建统治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在经济方面，日本采取开国进取方针，通过地税改革、秩禄处分、士族授产和殖产兴业等一系列改革，强制推行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并已开始进行产业革命。而中国虽有洋务运动，但终于失败，经济受到列强的破坏，日益陷入困境。在思想方面，日本通过启蒙运动和实行文明开化方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有自己的地位。中国虽涌现出一些启蒙思想家，但影响面不大。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已普及小学教育，各种职业教育亦有迅速发展，但以《教育敕语》颁布为标志，军国主义教育已成为日本教育中的一个毒瘤。中国虽则办了一些近代学校，但教育的普及等还根本谈不上。这一时期，两国的国际地位和条件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日本一方面通过开国进取，大学西方和修改不平等条约，改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更通过不断对朝鲜、中国的侵略，在外交斗争中纵横捭阖，跻身于列强之列，成为奴役中国的主要侵略国。中国则因甲午战争败于日本，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国内外条件的不同，决定了近代两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日本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并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因而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而中国仍处在封建统治之下，只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缓慢地发展。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系列改革。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因未能掌握政权，所推行的洋务运动及其他一些改良活动就遭到了挫折和失败。从甲午战争到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日本参加巴黎和会，可作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两国近代社会发展水平有了更大的差距，两国的社会状况更加不同。中国在甲午战争后，地位更加悲惨，戊戍维新、义和团运动均遭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一度建立了民主共和的南京临时政府，然而很快被袁世凯北洋军阀所取代，终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有了新的生机和新的希望。这一阶段，两国最大的不同是日本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强国、工业化强国。而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两国的社会性质根本不同。在经济发展方面，日本遥遥领先，中国则更加望尘莫及了。日本是压迫民族，中国成为被压迫民族；日本成为侵略国，中国成为被侵略国。这些根本性的不同，又成为近代两国发展道路极不相同的基本原因。考察贯穿于各阶段、始终影响中日两国发展的因素，有必要专门涉及开国进取思想和民族主义两个问题。日本由于有勇于和善于向先进文明学习的优秀民族传统，因而在与西方文明撞击时，能很快调适自身适应力，较早较快地果断采取了开国进取政策，使“求知识于世界”的开国进取思想深入人心，从而保证了各项改革的顺利实行。中国则长期闭关自守，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的老大思想包袱沉重，虽不断被迫开放口岸，但除少数先驱具有开国进取思想外，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狭隘的闭关排外自守思想。至于民族主义问题，是始终对两国的发展起巨大作用的关键问题之一。民族主义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一面光辉旗帜，“尊王攘夷”不仅有反对外国侵略的内容，而且包含着反封建主义的意义。民族主义在日本资产阶级运动中，曾起过组织群众、动员人民的进步作用，成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不可或缺的思想武器。日本人民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推翻封建主义，挽救了民族危机。但是，即使在倒幕维新时期，维新志士的民族观亦具有二重性：既反对列强入侵，又主张向外扩张侵略。特别是在19 世纪80 年代，日本帝国统治集团成为强权政治的狂热推行者，民权论者亦蜕化为国权论者。大批民族主义者蜕化为沙文主义者了。在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沙文主义第一次大泛滥。在日本侵华期间，沙文主义第二次大泛滥。两次沙文主义的大泛滥，成为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的灾祸之源，亦成为日本败亡的祸根。中国民族意识的萌发虽较日本为早，但因杂有国内反满的民族矛盾，影响了对外国殖民侵略的共同抗击。直到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才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的巨大历史作用，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最终取得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完全胜利。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从本世纪60 年代起，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亦悄然兴起，不时有沙文主义冒出，污染日本人的思想。“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抛出，是妄图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为已覆亡的“大日本帝国”招魂。本世纪30 年代又发生教科书事件、日本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供有14 名甲级战犯名位）事件，近年又不断有日本国务大臣口出狂言（所谓“失言”），妄图否认侵略、抹煞罪恶、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不容亵渎，沙文主义即使泛滥一时，其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企图终究是无法得逞的。最后，拟对“大日本帝国”败亡原因作一简要概括。从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看，明治维新的二重性使近代日本的各种体制、结构均具有二重性，处理不当时，就发生负面影响和副作用。民族主义逐渐向沙文主义的蜕变是典型事例。日本靠战争起家，靠不断扩大战争、对外侵略刺激国内经济，缓解尖锐的政治矛盾和危机，犹如饮鸩止渴。日本经济本来就较为虚弱，资源不足，原料缺乏。一旦野心膨胀、四处侵略，就会成为“国际孤儿”，失去资源来源，从而造成经济崩溃。实力不足，又必然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长期的战争，过度的侵略扩张，造成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落后和衰退，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军事力量的枯竭衰微，终于导致政治和经济的崩溃、军事的败退，最终则是“大日本帝国”的覆灭。三、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如果换一个角度总结和概括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发展，使用近代化的概念是适宜的。近代化概念的内涵极为丰富，而对近代化的理解亦十分不同。我们暂且将近代化规定为资本主义化，而不在这里使用现代化概念。近代中日两国走的是不同发展道路，换言之，中日近代化道路不同。而对近代两国发展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的归纳总结，使用近代化概念则更为清晰、更好理解。对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建立在对日本帝国兴亡过程详尽阐述的基础上，联系近代中国各方面的总体状况而作出的，不少看法尚不成熟，诚望批评指正。综观100 年左右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总的说来，由于中国没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教育普及化方面，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缓慢发展的，终于未能实现近代化。但在某些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也留下了辉煌篇章。日本则独立发展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基本上实现了近代化，但在各个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也留下了耻辱的记录。应该说，各有其成败之处，亦有得有失。概括地说，日本的成功之处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在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方面，明治政府通过艰苦的修改条约谈判和不懈的斗争，终于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全部不平等条约，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方面，在第二次大战前已获得巨大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工业化，农业在战后也逐渐实现了近代化。在政治方面，1889 年就已开始建立近代代议制度，颁布了明治宪法，也曾有过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和昭和民主运动三次民主高潮的兴起，在战后更制定了新宪法，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思想启蒙方面，明治初期即开展了启蒙运动，经过文明开化，大学西方，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文化教育方面，经过明治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日本民间的长期努力，较早较快地普及了国民小学教育，对推进近代化发挥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日本发展为压迫弱小邻国（中国、朝鲜）的侵略国，成为压迫民族，20 世纪30 年代便确立法西斯体制，发动侵华战争，1941 年更挑起太平洋战争，战败投降后又被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开始实现工业化时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并且卷入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漩涡而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总崩溃。在近代天皇制国家政体之下，人民民主权利受到极大限制，连中小资产阶级也无法问津权柄。虽然兴起过三次民主运动高潮，但自由民权运动被镇压，大正民主运动遭受扼杀，昭和民主运动终于夭折。20 世纪30年代后，法西斯体制确立，军部横行，人民起码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无产阶级政党受到血腥镇压，资产阶级政党亦被迫解散，战争狂人东条英机独揽大权，日本经历了最黑暗的法西斯专制统治时期。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曾有过“全盘欧化”的挫折，受到“脱亚论”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控制。文化教育方面也曾受军国主义毒瘤侵害。日本近代化的两重性，其成功与失败、得与失的共存，可以说反映在各个方面，而且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表里关系。中国由于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内受封建专制压迫剥削，终于被推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未能实现近代化，可以说是失败了。在民族和国家独立自主方面，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后来则主要是日本的宰割和战争侵略，国家被划分为各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遭受“瓜分豆剖”之苦，台湾、东北曾在一段时期内甚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戍维新、义和团运动等反帝反封建斗争，又都遭到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政府反动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很快又被北洋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扼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掌握全国政权直到1949 年，中国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方面也一直未能实现工业化。到1949 年，中国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7％左右，而83％左右仍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中国的启蒙运动到19 世纪末才有所开展，影响未能波及全国。教育发展极不平衡，普及率极低。一部中国近代化史是苦斗——失败——再苦斗、虽有缓慢发展但终未成功的历史。但是，中国近代化史也有其光辉灿烂的篇章。太平天国革命、戊戍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试图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中国建设成独立富强的国家。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都曾提出建设理想的近代化国家。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2000 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并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其辉煌业绩、其不朽功勋将永垂青吏。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斗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伟大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也曾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又是何等的波澜壮阔。而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30 年浴血奋斗，赢得了最后胜利，国家取得了独立，民族争得了解放，从此进入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时期。从中日两国近代化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化的实现，国家发展为独立富强的近代工业强国，是以工人备受剥削、农村长期贫困落后，法西斯军部专权为代价的，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总崩溃，直落得被美国单独占领的后果。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战争破坏，其社会经济、政治民主、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历次革命运动都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然而这也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0 页）。中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康庄大道。因此，我们说中日两国各有其成败得失之处，亦各有自己的优势，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中日两国近代化的不同历程和发展前途，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以种种启迪。这里，我们仅将最主要的几点概述如下：第一，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既是近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又是近代化的根本前提。19 世纪中叶，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开始或实现了近代化，并通过殖民扩张将落后国家强行卷人世界资本主义漩涡。当时，同属落后国家的中日两国，都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严重危机。严峻的形势要求两国作出抉择。日本顺应了时代潮流，明治政府一方面开国进取，主动变革，迅速增强了实力；另一方面又坚持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抓紧与西方列强谈判，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 “收回国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通过这两方面的斗争，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成为亚洲惟一的避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国家。这为日本发展成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强国，提供了重要的保证。中国腐败的清政府，开始是妄自尊大、盲目排外，鸦片战争失败后则向列强屈膝投降，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清朝统治者进而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逐渐变成了列强的傀儡和工具，从而使中国丧失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沦为半殖民地。一旦沦入半殖民地这一悲惨境地，则备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不仅“豆剖瓜分”中国，而且为了进一步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不允许中国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没有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丧失了近代化的根本前提，要实现近代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才能为近代化开辟道路。 m第二，在近代时期，进行社会变革的近代资产阶级能否掌握国家政权，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是决定近代化成败的关键。国家政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能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因此，政权问题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根本问题。可以说，一个国家近代化的进程和成败，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由哪个阶级掌握政权。日本正是通过明治维新，由倒幕派夺取了政权，才为日本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因此，日本近代化成功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夺取了政权的日本资产阶级，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日本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较好地进行了破旧立新，既打破了幕藩体制和消除了封建复辟势力，又能充分利用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干预经济，大力扶植资本主义发展，从而大大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则缺少资产阶级政权这一根本前提，因而近代化处处受挫，发展迟缓。洋务派办洋务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维新派又未能掌握政治实权，先后均以失败告终。总结戊戍维新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维新派没能重视国家政权问题，忽视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孙中山先生已明确认识到必须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才能为近代化的实施开辟道路，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成功地进行了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政府后，也未能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很快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篡夺，招致革命和各项改革事业半途而废。 第三，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改革，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是近代化顺利发展的保证。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之处，正是执行了正确的改革政策。明治政府提出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方针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日本国情的。明治政府对内抓紧进行政治、经济、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对外实行开国进取方针，面向世界，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并经过吸收、消化，使之变为自己的东西，从而大大促进了近代化的进程。而日本近代化受挫的严重教训，正是改革的不彻底和某些政策的错误。各项改革的不彻底，使封建因素大量存在，给各方面都带来了深远的恶劣影响。某些政策的错误，也使近代化事业走了不少弯路，搞“文明开化”时提倡“全盘欧化”，完全否定和排斥日本优秀文化传统，19世纪80 年代的“鹿鸣馆时代”就是“欧化”的典型。进行农业改革时大搞大农经济，盲目引进、购置大批西洋大型农具。凡此种种，都付出了沉重代价，造成了极大损失。中国由于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基本上无法进行改革，进行的某些改革如戊戍维新等，也遭到镇压而失败。究其失败的原因，确实也有改革政策错误这一因素。戊戍维新仅学明治维新的某些皮毛和形式，诸如“剪发”、“迁都”、“改元”等，而未学其夺取政权等实质，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学西方的过程中，也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之争，而争论双方都是错误的。鼓吹“中体西用”，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鼓吹“全盘西化”者，则只能是食洋不化，徒然加深半殖民地化而已。只有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后，在根据地、解放区才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四，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是实现近代化的基本要求。如按近代化的各项标准看，中日两国的近代化都各有缺欠，都是跛足。日本实现了工业化和教育普及等等，但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直到通过战后改革才开始实现，而战后又存在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大历史课题。严格地说，日本近代化是在战后改革后，在结束美国单独占领局面即“旧金山体制”确立后，才能说已全面地实现。中国虽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革命和政治体制民主化方面比日本要先进得多，然而经济落后，未能工业化，文化教育水平也很低，应该承认这是谈不上实现近代化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虽然是两国各自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但也是两国近代化的严重教训。第五，反对侵略战争，创造和平安定的环境，是近代化顺利实现的重要条件。日本的近代化，虽一时受益干侵略战争，但日本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受到痛击，最后败降，招致了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的丧失，招致了国民经济的总崩溃，终于使70 年近代化的成果毁于一旦。其教训何等惨重。中国则在100 多年间受到列强的侵略和奴役，特别是受到日本的不断侵略战争的破坏，国家实力受到极大的损害。由于缺少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国的近代化只能缓慢地进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争取到和平安定的环境，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保证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日不再战”，不仅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两国人民的心声，而且是两国100 多年来历史所提供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延伸阅读：
：“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
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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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未来的元帅
在第4楼的发言：&以下是引用wushi0101
在第3楼的发言：好文
除非两国能和平的联合起来，否则中日终将一战，另外我看不到和平。
因为目前中国的外部环境十分险恶，虽然国家要比满清国民党时代要强大。
在我看来 要不就是中华灭族 要不就是日本人死光
赔！我看和平是没戏，历史上中国有几次灭日机会-----没抓住，当时忙着着自我陶醉了（真正的意淫），后来中国衰落了，日本人抓住了机会反摆一刀差点要了中国的命，至今还在养伤，以后再有灭日机会千万别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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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楼的发言：好文
除非两国能和平的联合起来，否则中日终将一战，另外我看不到和平。
因为目前中国的外部环境十分险恶，虽然国家要比满清国民党时代要强大。在我看来 要不就是中华灭族 要不就是日本人死光
赔！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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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除非两国能和平的联合起来，否则中日终将一战，另外我看不到和平。因为目前中国的外部环境十分险恶，虽然国家要比满清国民党时代要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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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楼的发言：“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及经验教训初探——兼与近代中国发展状况相比较
　　一、近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不同的背景
　　中日两国的封建社会，在19 世纪中叶已发展到晚期，无论是社会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均已面临最后的崩溃，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不可避免。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本和中国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亦都受到腐朽生产关系的束缚和扼杀。早在18 世纪中叶，日本封建社会内部即已产生资本主义关系。到19 世纪中叶明治维新前夕，已比较广泛地存在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工场手工业已在经济发......这个论坛，好贴一般是没人看的说。赞一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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