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陷阱_休闲阅读-牛bb文章网您的位置：&>&&>&普通话陷阱普通话陷阱（原作者：普　玄）普玄，原名陈闯，男，1968年生于湖北省谷城县，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后读北师大作家班，曾做过教师、秘书、公司经理，现任香港大公报湖北记者站记者。在《收获》、《当代》、《钟山》、《清明》、《长江文艺》、《芳草》等杂志发表小说数篇，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刊物多次选载。第一部分一左顾右盼必有故事发生。譬如我碰到马小蝉。我开车从武昌到汉口，经过东湖一段密集的树林。本来已经开过去了，我却突然刹住车，往回倒。我几乎倒了上千米路，就是想回头看清那个隐藏在树林中的小茶社的招牌。我慢慢倒着，仔细回避着前后来往的汽车。过往的司机纷纷降下车窗，惊奇地看我这么长距离地倒车。这条偏僻的小路，风景优美，司机们能边开车边欣赏东湖，所以车流很大。我慢慢把车倒到小茶社前面，侧头去看招牌。我看清了，这个茶社居然叫这个名字――普通话。我张张口，想念一下这几个字，但是没念出来，有什么东西把我堵了一下。我的嘴张了一下，还没有合上，马小蝉已经从茶社门口走过来了。愣什么愣？不认识了吗？她说。我从车窗里探出头，说，你是马小蝉吗？就这样，二十年后，我们又见面了。我和马小蝉是高中同学，她是班上最漂亮的女生，我是全班成绩最好的男生，按照郎才女貌的理论，同学们都认为，我们之间该有一点什么故事发生。但是没有。从高二她从外地转到我们班的那天，一直到高考结束毕业分手，我们始终没有发生什么故事。想不到的是，高中三年级下半学期，眼看高考，同学们焦头烂额复习冲刺的时候，马小蝉却突然公开谈起了恋爱。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和她谈恋爱的，是我们班，甚至全校最有名的混混儿――袁啸勇。马小蝉最终没有嫁给袁啸勇。高中毕业后，同学们都作鸟兽散了，各奔前程。我考到省城武汉。大学毕业，研究生又毕业，分配工作，娶妻生子。我慢慢地融入到这个中部地区有着八百七十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被浓浓的汉话汉腔包围，被各种异化了的南腔北调包围。家乡的事，同学的事，渐渐的淡了、远了，只偶尔有一些碎片传来。譬如我们的班主任肖文化当上政教主任了，又当上校长了；譬如袁啸勇和马小蝉一毕业就分手了，譬如马小蝉嫁给了谁了，马小蝉离婚了，等等。我到处找你，马小蝉一边把我朝茶社里请一边说。我也到处找你，我说。找我有什么事？我们同时问。我们又同时哈哈大笑。我们笑着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浩浩东湖，远处是墨绿的磨山，近处是一个荷花池，无数枝如盖的荷叶竞相撑绿。茶社不到一百平方，但是设计精致，四周开了很多小窗，每个窗都能看见东湖，仿佛是东湖中间的城堡，空间一下子显得大了一些。厅堂正中央一只香炉，燃了三枝香。我说，我接了总部的一个项目，要买原来你们那个襄江轴承厂，我去考察了几次，到处打听你，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打听了一个知道的，说你很多年前就离开那个厂，没有联系了。是，我离开那里好多年了，马小蝉要服务员上了两杯碧螺春，说，这件事我听说了，我们整个厂都在打听是哪一家公司来买我们，没想到是你。我哪里有那个实力？我的天！我说，买你们那片土地厂房，几十个亿，我几辈子都买不起，我只是替我们公司去买。你们公司有那个实力吗？她问。应该不成问题，我说。那就好，她说，前几年一个上市公司的大老板去买我们厂，市委市政府专门下了一系列文件，上万名职工天天盼着，几年下来，谁知是个骗局。他把东家的钱西家的钱挪来挪去，不停地在全国买厂，结果自己坐了牢，把我们厂也害了。这件事我早听说了。你找我不是为这事吧？我说。不是，她说，我早离开厂了，我父母也搬出来跟我住了，那个厂和我关系不大了。我找你是另外一件事。什么事？我问。马小蝉从随身小包里往外掏，掏了半天，掏出一包烟来，很熟练地抖一棵出来，说，抽不抽？我摇摇头。她把烟叼在嘴上，让服务员送火来。这种烟很细很长，纯白的过滤嘴是普通烟的两倍。她点烟的姿势很美，她比二十年前更漂亮了，脖子很长，像一只白鹅那样。虽然抽烟，牙齿还是那样雪白雪白。我们相互看着，又都将目光移向窗外，很久没有说话。两杯茶异样地立在桌上，不知所以。找我什么事？我说。她长长地吐一口烟。袁啸勇……袁啸勇这个人，你还记得吗？她说。怎么会不记得呢？我说。我找你来帮忙，她似乎很艰难地说。把他撵走！她又狠狠地说。撵走他？我说，他在哪里？他在你这里吗？对，他在我这里，她说。他怎么在你这里呢？我说。马小蝉突然伏在桌上，用脚边跺地板边哭，一边哭一边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二袁啸勇长得并不高大健壮，但是样子却很凶。我们大部分同学嘴唇下巴上刚有淡黄色的须毛时，他的胡子已经黑茬茬一片，脸上开始长一颗一颗的肉刺。他的眼睛像甲亢患者那样突出，偶尔轮我们一眼，我们的目光赶紧闪开。上高一的时候，袁啸勇有一回在饭堂里和一位炒菜师傅打起来。那位炒菜师傅很年轻，血气方刚，拎着一把菜刀追袁啸勇，袁啸勇用饭碗做抵挡且战且退，后退的过程中袁啸勇的饭碗被菜刀削掉。我们围观的人一阵惊呼乱叫。袁啸勇退到操场边上，利用一棵树一闪，反手扑倒炒菜师傅，夺下刀，横着去砍炒菜师傅的脖子。我们又是一阵惊呼乱叫。如果不是学校保卫人员和其他师傅们及时拦住，那个炒菜师傅的脑壳成什么样子，那还真说不定。我在班上成绩排名第一，袁啸勇在班上成绩倒数第一，这让袁啸勇看着很不顺眼。有一回课外活动，我和几个同学在打乒乓球。那时候中国乒乓球队刚出了一个削球手，我们都学着打削球，我正在揣摩削球的一退一送的要领，袁啸勇过来抢我的乒乓球拍。袁啸勇说，你凭什么打乒乓球？我说，我凭什么不能打乒乓球？其他同学一看袁啸勇来，都退到一边。我的脖子硬着，表示很不怕。袁啸勇抓住我的衣领，把我脑壳使劲朝乒乓球台上摁。我硬着脖子不动，他突然加力使劲，我的脑壳和水泥球台猛一下相撞，周围十米之外的人都能听到咚的一下沉重的声音。袁啸勇说，成绩是第一名，还会打乒乓球，这个世界还有公平吗？我的脑壳被水泥球台子磕出一个大包，袁啸勇走后，我摸着脑壳，慢慢坐在地上，大哭起来。我从此怕起了袁啸勇。高中二年级下学期，从马小蝉转学到我们班，我就更怕袁啸勇了。那天下午天很燥热，我们的班主任肖文化正在给我们讲课。他正在给我们讲极限。他说，0.9,0.99,0.999,0.9999……是不是很接近“1”？没有人回答，同学们都小心地用练习本在扇风。肖文化转头在黑板上板书，边板书边说，但是，永远达到不了“1”，无限趋近。下面扑扑啦啦传来很响的扇风声。肖文化转过身来，正准备发脾气，校长领着马小蝉站在门口了。肖文化和校长交接完之后，领马小蝉走上讲台，给大家介绍。肖文化说：这是我们班的新同学。马小蝉给大家鞠个躬，说，大家好！教室里一瞬间安静了，每个人都像被电击了。她说普通话！这是我们班，不，是生活在山区县的我们从小长大到十八岁第一次真真切切听到有人讲普通话！肖文化也呆了一下，他的粉笔掉在地上他都不知道。马小蝉说完那句话后，用眼光询问肖文化：我该坐哪里？肖文化才如梦初醒，迅速捡起地上的粉笔。整整一节课，教实里再没有任何一丁点儿响动，没有一个人扇风，没有一个人咳嗽，肖文化整节课没有再提问。教室上空一直飘荡着肖文化高昂空洞的声调：0.9,0.99,0.999,0.9999……这种声调浮在头顶和水面，我们却深陷水底。马小蝉，长着大眼睛，身材高挑，有着鹅一样长脖子的马小蝉，说着仙乐一样好听的普通话的马小蝉，针一样刺进我们心里，扫荡了我们此前对美女的想象力。（原作者：普　玄）一直到下课铃响，隔壁班有人窜过来在喧哗，我们才如梦初醒。后来才知道，马小蝉来自我们市里直属机械工业部的企业――襄江轴承厂。她的外婆住在我们县城，她母亲为了照顾她的外婆，休假了两年，把她也带过来了。自从马小蝉来了之后，袁啸勇变了，从不迟到早退，上课认真学习，也不再打架闹事。不光是袁啸勇，所有的人似乎都在变，尤其是男生，一股竞争气氛暗流涌动。那一阵子，连班主任肖文化都奇怪：从来不用管，纪律怎么越来越好了？但是没有持续多久，一场考试之后，一切都变了。那是马小蝉转学之后的第一场考试，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憋足了劲，努力考得高一点。很多同学边答试题边看马小蝉，尤其是成绩好的男生。我充满了自信，多年来，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考试。考试真好！我边做题边看马小蝉。我看到马小蝉很紧张，满头细汗，握笔的手哆哆嗦嗦。试卷发下来，很多人都去看马小蝉的卷子。马小蝉捂住卷子趴在桌上哭了。她没有考及格！全班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听见马小蝉在哭。每个人心里都活泛起来，尤其是成绩好的男生。马小蝉没有及格！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多种可能吗？表面平静的教室里涌动着暧昧的气息，那些成绩好的男生们，眼前都飘忽着蒙蒙的美好的幻景。袁啸勇打破了安静。他猛拍了一下桌子，在同学们都侧目看他的时候，他站起来，问，谁考得最高？谁他妈的考得最高？同学们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袁啸勇大踏步走到我面前，一把抢过我的卷子，看一看，愤怒地说，又是100分？100分又有什么了不得？然后站在讲台上把试卷几把撕成碎片，扬长而去。三我准备去见袁啸勇。我在镜子面前伫立很久。我的衣服换成黑色――黑色立领装，黑裤子，黑皮鞋，一身黑。我的头发由长发改理成板寸，一根一根直戳戳的。我在镜子里狠狠地瞪自己，让自己的目光凶一点。能一下子镇住袁啸勇吗？我必须镇住他。车慢慢朝武昌开，我在心里设计着我和袁啸勇见面的多种可能。心里一直是挑战的兴奋。袁啸勇，这个当年一直欺侮我的人，二十年后，我一定要扳回来。每一个曾经欺侮我的人我都必须去扳回来。我是在帮马小蝉，同时也在帮自己。车子绕过东湖公园大门口的转盘，就能看见这个叫“普通话”的茶社的招牌。我很远很远就看见袁啸勇了，他戴一副茶色镜在茶社门口走动，每来一辆过路车，他先取下茶色镜偏脑壳看一眼，然后又戴上眼镜装着若无其事，模样很可笑。我的车开过来，他取下茶色镜儿张望，眼看我要拐进茶社，他学交警的样子做了一个往里请的姿势。我立即变向，直开过去，等他戴上眼镜儿以为没车再来的时候，我快速调头开到他身后。我突然鸣笛。这种笛声是我来之前专门请人调过的，尖锐而恐怖，像秃鹫鸣叫的声音。我持续地鸣笛之后，整个东湖鸟语林像发了海啸一样，各种鸟都逃命似的乱窜。有的撞上树枝，有的飞往湖面，另一些飞上天空。盘旋，惊叫，久久不息。袁啸勇一屁股坐在地上。哈哈哈哈哈哈。我笑得直抖，几乎喘不过气来。袁啸勇在我的笑声中缓过神来，他把歪在鼻梁上的眼镜儿扶正，吃惊地看着我说，你是谁？杜光辉？我说，是，我是杜光辉。我们在荷花池边上的一个室外廊檐下坐下，他的眼珠仍然像甲亢患者那样吊在外面，但是目光却相当柔和，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锐利。你知道马小蝉吗？这是她开的茶社，他说。我装糊涂说，哪个马小蝉，是当年和你谈恋爱的马小蝉吗？他有点不自然，扭动了一下身子，说，对，就是那个马小蝉。你们后来没有结婚吗？我故意问。他的目光不敢和我对视，低下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说，没有。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没有结婚？袁啸勇重重叹口气，说，二十年的事，一句两句怎么说得清呢？袁啸勇，我说，当年你一个人打破了我们多少人的美梦，你知道吗？他抬了一下头，似乎很茫然，有点痴呆的样子，说，我怎么打破你们美梦了？我笑起来了，说，你在装傻吗？当年班上多少人喜欢马小蝉？多少人吃过你的拳头，包括我，我都挨过你的打。他迷瞪瞪地说，你也喜欢过马小蝉吗？我说，你真的忘了吗？他又叹一口气，说，唉，都二十年了，谁还记得呢？他开始抽烟，很凶很凶地抽，烟雾笼罩他的脸和全身。我们面对面坐着，但是看上去却很远。远远地，袁啸勇像一捆湿柴一样堆在那里。你在这里干什么？我问。我给她当保安，袁啸勇说。当保安？我说，那马小蝉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她一分钱都不给，他说。一分钱都不给？我有点诧异。不光一分钱都不给，她每天都想赶我走，他说，十九年了，快十九年了，她每天都在赶我走。十九年？我吃惊地说，你跟着马小蝉十九年了吗？快十九年了吧，他叹一口气。这是真的吗？十九年！我的头探过去，直直盯住他的眼珠。我眼看着他的眼泪从眼眶深处往外渗，然后顺着眼珠往外流。我忽然想起了我小时候在乡下见到的一只老狗，那只老狗有一回流泪也是这样，漫漫的泪水最终把硕大的眼珠覆盖。四高中二年级的那次测验不久，袁啸勇率先向马小蝉亮出自己的旗帜，公开追求起马小蝉来。袁啸勇拥有很多雕虫小技。譬如说扔飞镖。我们教室后门上有一个靶心，袁啸勇能从腋下和腿下面嗖嗖嗖扔过去，次次刺中靶心。那次测验考试之后，袁啸勇恢复了老样子，甚至比原先更变本加厉。大中午的时候，只要马小蝉在教室，他就开始扔飞镖。他不光从腋下扔，腿下扔，还绕过脖子扔。他已经把飞镖扔得炉火纯青了。他扔飞镖的时候，跟随他的那些烂兄烂弟都跟着怪声怪气地叫好，一边叫一边望着马小蝉哈哈大笑。所有的人都看出来，袁啸勇看上马小蝉了。但是马小蝉并不理睬。袁啸勇的各种表演，她连眼皮都不抬一下。马小蝉说普通话，是见过大世面的啊，她的家从哈尔滨轴承厂搬到洛阳轴承厂，又从洛阳轴承厂才搬到咱们襄江轴承厂来的啊，她跑遍了半个中国啊，怎么看得起袁啸勇这只小公鸡呢？应该说那一阵子马小蝉替我们班的很多同学出了一口恶气。那一阵子袁啸勇很沮丧，像一只斗败的公鸡。袁啸勇一沮丧同学们都高兴起来，大家互相传递着眼神，一种很快乐的窃喜在迅速传递。全班很快搞了一次排球比赛，马小蝉在这次比赛中大出风头。她那种标准的发球姿势，屁股一翘一翘的垫球动作，赢得了大家的喝彩。但是我们的快乐没持续多久，很快被袁啸勇打破了。有一天晚上，我从教室加班回寝室，快进宿舍门的时候，袁啸勇把我堵住了。我找你，袁啸勇说。找我？我望着他，小心翼翼地说，找我干什么？找你谈心，他说。谈心？我有点疑惑。我和他……我们有什么心可谈呢？操场的四面都是楼房，一面是教学楼，一面是寝室楼，一面是食堂，另一面不知道什么建筑。四面楼房把操场围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巨大的天井。我们两个坐在天井角落的乒乓球台上，开始谈心。杜光辉，你喜欢马小蝉吗？袁啸勇问。我心里一跳。在我们班，甚至全校，没有哪个男生不喜欢马小蝉。她的漂亮、高贵和一口好听的普通话曾经是我们青春的一个标杆和我们人生的航标。不喜欢，我说。我不相信，袁啸勇抬一抬我的下巴，盯住我的眼睛。真的，我只喜欢学习，我说，我不喜欢女人。袁啸勇低下头，双手抱住脑壳，说，我怎么就想女人呢？月亮朗朗地照过来，整个操场一片银色，一根国旗杆孤孤地矗立在我们面前，顺着国旗杆望上去，天空又高又远。你知道我喜欢谁吗？很久很久，袁啸勇说。（原作者：普　玄）你喜欢马小蝉，我说。真的？你能看出来吗？他侧着脸问。全班都能看出来，我说。真的吗？他用手撑住身子，从乒乓球台跳到地上，情绪很兴奋地说，那你说说，马小蝉知道吗？应该知道，我说。那她对我是什么看法呢？他急急地凑过来说。他的脸凑在我眼前，我能清晰地看到他脸上的疙瘩痘和黑茬茬的胡子。那就不知道了，我说。这是问题的关键，他说，这是问题的关键之关键。他两腿并立跳上乒乓球台，又跳下去，再跳上来，如此反复十多次，一点气都不喘。你来跳一次，他说。我不敢跳。你只管跳，他说。我像青蛙那样，连蹦了几次都跳不上去，他在旁边教我，怎么教都不行。他急得满头大汗，最后只好放弃努力。班上还有谁喜欢马小蝉？他突然蹦出一句。还有谁？我思索了一下，摇摇头。我们到教室里去侦察一回，看看都有谁在喜欢马小蝉，你敢不敢？袁啸勇问我。袁啸勇这个建议像火柴一样划亮我的脑壳，我浑身打了一个激灵，提气一蹦，居然蹦上了乒乓球台，又收腹蹦下来。我又提气上蹦，又收腹蹦下来。我从此学会了这个绝技。那天夜里，袁啸勇把男同学的书桌翻了个遍。我们读了几乎所有男同学写的日记。大部分男生的日记里都写着马小蝉，包括那些成绩和各方面都表现平平的人，这让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和极度的震惊。所有这些人，都在此后的日子里，被袁啸勇找各种借口，吃了他的铁拳。都看完了。走到我的课桌面前。我说，我的就算了吧，我没有什么可看的。袁啸勇偏着脑壳想了一下说，既然都看了，你的也就看看。我打开书桌，找出本子给他看。我不相信他会看出什么。那时候我已经会写藏头诗，我在第一张纸上写着，爱我中华；第二张纸上写着，马到成功；第三张纸上写着，小心翼翼；第四张纸上写着，蝉在树上。我没想到袁啸勇一下子就破译了。他冷笑着把我的本子一页页撕下来，一点一点撕碎。他说，你不是说你只喜欢学习，不喜欢女人吗？我不敢吭声。冷不防他的耳光已经扇起来了。啪、啪两声，像两只锐利的刀片刮过。你还敢爱她吗？敢不敢？他扬起巴掌说。五马小蝉显得很焦躁，整个行程她都是这种情绪。高速公路通车后，从武汉到古城襄阳只需要三个小时车程。她一棵接一棵抽那种又细又长的烟，明显的焦躁不安。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把袁啸勇搞走。尽快，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十九年，十九年了，我们毕业了二十年，他就跟了我十九年，我的整个青春都葬送给他了，我都要发疯了，她说。一个男人，不是这个女人的丈夫，也不是这个女人的情人，却跟随她十九年，说起来是让人难以相信的事。十九年？真的有十九年？一年都不少吗？我说。一年都不少。她说。我说，袁啸勇也说过，是十九年，但是我心里还是不信。你不信我扳指头给你数，马小蝉伸出左手，她的手指又细又长。毕业后平静了一年，恋爱谈了四年，五年婚姻，离婚之后搬到武汉，又过了十年。毕业后算下来，总共二十年，从我和别人谈恋爱开始，他就出现了，一直纠缠着，到结婚，到离婚，再到武汉来，刚好十九年。马小蝉继续给我数，前四年我谈恋爱，每年一个，一共谈了四个，前三个都被袁啸勇打破了。第四个，也就是我前夫，他是陕西一个科技大学分到我们厂里来的，分来的时候单单薄薄，戴副眼镜儿。袁啸勇没有打破我们，我们结婚了。我结婚只有五年，没有孩子，五年就离婚了，马小蝉说。你结婚那五年，袁啸勇在干什么？他也跟着你吗？我问。是。他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摆了一个摊子，他贩磁带，后来贩碟子，他摊位一摆就是五年，我一离婚，他马上收摊不摆了。她说。这五年你怎么过，每天碰面和他打不打招呼？我说。一开始别扭，不习惯，我和前夫怕他报复，请他吃饭。每天上下班经过他那个摊子，别扭得很，后来习惯了，麻木了，换个煤气，买个粮油，一喊他，飞快地跑。马小蝉苦笑，说，你信不信，他和我前夫成了好朋友。真的？我不相信，我说。我也不相信，马小蝉说，后来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互相称兄道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恶习，就是喝了酒爱哭，两个男人，经常喝了酒凑在一起哭，真是滑稽。你离婚和袁啸勇有关系没有？我说。没有一丁点儿关系，她说。离婚以后，到武汉这十年，你一个离婚单身女人，他一个未婚男人，就没想到再组合一个家庭？我说。那不可能，马小蝉坚决地说。车拐进襄江轴承厂厂区，有一条宽阔的大道。左边是影剧院，足球场，排球场，右边是一幢一幢的家属楼，不过都已经陈旧和破败，丝毫看不出当年的繁华。这里有少年马小蝉的影子吗？有青年马小蝉的影子吗？有结婚生子的马小蝉的影子吗？真是难以想像。我把车开得很慢，从主干道到支干道，已经考察多次了，要不了多久，这里的一切都要炸掉，夷为平地，然后重新建设。想当年，这里是什么情景？工人有一万多，生活在这个厂里的固定人口和来来往往的流动人口，少说也有七八万人吧。锻造车间、车削车间、热处理车间、磨制车间、包装车间、磙子车间、机修车间，光车间都有大几十个。有子弟小学、中学和职工大学。当时全国有四大轴承――哈瓦洛襄，襄江轴承是其中之一，生产的产品供一汽，供二汽，供上汽，还出口日本韩国。想当年，襄江轴承厂的人牛到什么程度啊，他们的眼睛长到额头上，谁拿正眼看过古城襄阳的人呢？更不用说我们这些乡里的孩子。他们直接归属远在北京的机械工业部管，他们的厂长和古城襄阳的市长是平级的。在整个襄阳地区，只有他们这一个厂全体讲普通话。他们像生活在优裕的富人岛。他们那里的小伙子，一般不会娶古襄阳市的姑娘；那里的姑娘，更是不会嫁给当地的小伙子。每年国庆春节，都有国家级单位来演出，光烟花都要放几十万。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大学或中专，毕业后分到襄江轴承厂，是我们多少人的梦想啊！弹指一挥间。我们在她家原来的住址停下来，黑黑的一幢楼，只有几家零零星星的灯光。我们找到袁啸勇当年摆摊的地方，那里成排成排的摊位已变成一截一截的废墟。如今，所有的繁华都消失殆尽。成幢成幢的楼房没有人住，很多楼梯上都长出了青草。百分之八十的车间已经停产，年轻人、有能力的技工、大学生、工程师们，大都流落到上海、江浙、广东……留守下来的，只是一些老人和正在上学的孩子。我和马小蝉站在一片空旷的广场上，望着灰蒙蒙的一片楼房，心里一阵阵怪异，翻江倒海。二十年，不，不到二十年，这个厂真正滑坡不到十年。但是这是关键的十年，改革了，改制了，合作了，合资了……每年一个口号。这些口号和时光一起，改变着这个大型企业。你们买这么一大片地干什么？马小蝉问。盖一个旅游城，三国城。像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那样，投资几个亿，建一个完全浓缩的三国项目，周围还要征地，盖别墅，我说。这么多房子，全部炸掉吗？马小蝉说。全部炸掉，哈哈哈哈，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一间也不留，哈哈哈哈，我快乐地说。炸掉我们厂，你怎么就那么快乐呢？马小蝉说。我没有回答她，又忍不住哈哈哈哈大笑。看完襄江轴承厂之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乡的乡镇长听说我们在投资三国城，想和我见见面。看看还有时间，我带着马小蝉直接开车过去了。乡镇长带我到乡镇的开发区参观，没有想到乡镇开发区就是我小时候居住的那个生产大队。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如今已经被推平，正准备建招商引资的厂房。负责这个开发区的主任，也就是这个村的村长，居然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乡镇长把这个小学同学找来。这个小学同学的父亲原先是老村长，现在他的儿子也在当村长。这个村长在读小学的时候，仗着他父亲是村长，经常欺侮同学，其中包括我。（原作者：普　玄）村长见到我的车，先震了一下，但是随后见到我，态度一下变得相当倨傲，他大声叫我的小名，不停地讲我当年的许多笑话。乡镇长是个笨家伙，他没听出其中的意思，一直跟着哈哈笑。参观结束的时候，我把乡镇长叫到一边，问，这个村长现在最怕谁？乡镇长想了一下，说，要说最怕的，恐怕是县公安局长。我问，为什么？乡镇长说，这个公安局长曾经当过我们镇派出所所长，那时候这个村长年轻，爱打架，小混混一个，公安局长曾亲手抓过他，用绳子捆住他游街，现在，公安局长又是县委常委，他肯定怕。我给市里一位领导打电话，市领导给县委书记打电话，县委书记给公安局长打电话，不到半个小时，公安局长开着警车呼啸着陪我来了。公安局长一来，村长的态度果然大变，头好像被削去一截，眼光里充满了谄媚，哈巴狗一样跟在我们后面。中午吃饭，公安局长请我坐上席，村长在下席。村长在席间大肆渲染我当年的优秀，成绩如何好，和他的交情如何如何好。我和所有的人喝酒都满杯，轮到村长，他喝一杯，我只表示一下，让他很不自然。我边喝酒边大声讲他原来怎么欺侮我，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公安局长看出我的用意了，逼他敬我喝酒，我喝一小杯，要他喝一大碗。我连喝了五小杯，他不得不连喝五大碗，五碗之后，他受不住了，跑到外面场子角落里呕吐，然后布袋一样倒在地上。返回的路上，我一直笑，心里很开心。一开始时轻笑，后来把车停在路边上，放声大笑。马小蝉一直纳闷，说，笑什么呢？我说，笑那个狗村长，他从小欺侮我，今天终于让他服我。马小蝉也笑他的一些举动，笑完之后说，你让公安局长来，是专门对付他吗？我说，是。马小蝉说，一个小村长，动这么大干戈，值吗？值，我说，怎么不值呢？六高中三年级下学期，眼看快高考，同学们都被各类题海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马小蝉突然和袁啸勇恋爱了。他们一起去看电影，一起散步，一直沿着绕城的南河走到汉江。他们站在汉江河边，望着对岸的渔船和高远的天空大声呼喊对方的名字。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鄂西北那个山区县城中学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那一年春节是闰月，二月中旬才过年，过完年我们到学校报到，已经是草木吐绿的三月，校园的桃花开得到处粉嘟嘟的一片，扳指头算一算，离我们的高考预考还有不到三个月时间，谁会想到他们这个时候这么公开地恋爱呢？此前没有任何征兆。开学第一天，发生了一件事：马小蝉和她的同桌吵架了。她的同桌叫岳绪英。岳绪英长相不漂亮也不丑，成绩不好也不坏，学习努力程度一般，在当年那个升学率的情况下，属于肯定考不上学的一类。总之，没有很突出的特点。二十年过去，很多人都能记住她，就是她跟马小蝉学说普通话。马小蝉分到和岳绪英同桌，同桌了没几天，岳绪英突然改说普通话了。有一天上课，老师点岳绪英起来答问，岳绪英用普通话回答。全班愣了一下，包括老师。二十年前的我们那个县城中学，无论老师在台上讲课，还是学生答问，一律用地方土话。我们那个县是一个次方言区，话语很有些怪异。譬如我们把“去”说成“客”，“去哪去？”用我们的地方话说，会听成“客哪里客？”至于把“电灯”说成“电登”，“来”说成“奶”这种发音比比皆是。岳绪英用普通话在回答问题。里面当然夹杂着方音。她回答的这个问题很长，但她坚持着一句一顿地把问题回答完了。全班沉默了一会儿，大家似乎都松了一口气。老师愣在了讲台上，好久都不知道让岳绪英坐下。岳绪英站在那里，她剪着运动头，脸有点大，像烈士一样头微微昂着。沉默了一气，老师继续讲课，岳绪英已经坐下来的时候，全班忽然骚动了一阵，大家相继发出了会心的笑声。她凭什么说普通话？这是几乎所有人的共同想法。尽管每天有异样的目光，有闲言碎语，有指指戳戳，但是岳绪英同学却顽强地坚持下来了。无论在教室，还是在寝室，在饭堂，只要她一张口，就是普通话！随着时间推移，大家也习惯了，岳绪英的普通话也越说越标准了。岳绪英说普通话，老师自然是马小蝉。但是在即将高考冲刺的这个学期的第一天，这师徒二人开战，真是太让人兴奋了。刚刚下课，大家因为收拾文具和笔记，两个说普通话的人突然开始吵架。马小蝉在吵架上不是岳绪英的对手。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普通话是不适合吵架的，其语速远不如方言。岳绪英有方音的底子，马小蝉招架不了。吵着吵着，马小蝉冲到讲台上，捏一支粉笔打笔战。她写了两个字：“虚荣”。岳绪英也冲到讲台上，站在马小蝉的左边，捏着粉笔写“沉默”。马小蝉侧眼一看，不停地写“虚荣……虚荣……虚荣……”；岳绪英就写“沉默……沉默……”。全班同学都站起来，包括那些急着上厕所的人都返回来了。马小蝉的“虚荣”指的是什么？岳绪英的“沉默”是什么意思？这些都不清楚，但这有什么要紧的呢？大家都在后面喝彩，嗬嗬嗬嗬地乱叫。大家还没反应过来，袁啸勇按捺不住了。他扒开人群，冲到讲台上，一把拎住岳绪英，举起拳头。全班人都愣住了。面对一个弱女子，袁啸勇的拳头该如何落下？他侧眼看了一下马小蝉，马小蝉也被袁啸勇搞愣了。袁啸勇拳头没落下来，他松开岳绪英，心又有不甘，突然憋出一句，你……你凭什么说普通话？全班一下子静了。我们，我的几十个同学们，我相信每个人的脸上都在发烧，我们能听到火苗在脸上、在全身奔跑的声音。我们能听到啪啪啪啪……像海啸一样的耳光声，此起彼伏。我们集体被袁啸勇打了一记耳光，响亮的耳光。我们凭什么不能说普通话呢？我们静静地看着台上的三个人。岳绪英强忍着强忍着，泪水还是流下来。袁啸勇涨红了脸，拳头还悬在空中。他已经感觉到错了，但没明白错在哪里，他脑壳转不过圈来。马小蝉突然清醒了，拧着眉毛，对着袁啸勇。你干什么？马小蝉用标准的普通话说，谁让你这么做的？你和我有关系吗？袁啸勇傻张着嘴巴。滚！马小蝉猛吼了一句。袁啸勇低着头一溜烟地跑了。至少在这个时候，马小蝉和袁啸勇是没有谈恋爱的，但是袁啸勇的这次莽撞把马小蝉推到了我们大家的对立面。随后的几天，每每听到普通话，全班同学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全身麻酥酥的，仿佛有一条凉蛇在身上跑。马小蝉也明显地和大家疏远了，她变得很少说话，不看书，不学习，也不参加集体活动。紧接着的三八妇女节，我们的班主任肖文化结婚，全班同学都去参加了，只有马小蝉没去。七袁啸勇就住在茶社的杂物间里。茶社的檐廊用木柱支撑，绕到荷花池方向后，有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向下，是茶社的操作间。有一间小厨房，专门为客人烧煲仔饭；有一个卫生间，紧挨着卫生间的就是杂物间。袁啸勇住的杂物间里面堆满了废旧的桌椅、木板、破电磁炉、废烧水器，空中挂着各种各色的衣物。角落里用红砖垒着，上面垫着木板，有床被和毯子，枕头很干净。他给我找了一张小凳，仔细擦干净后让我坐下，他自己一屁股坐在床上。尽管是白天，屋子里仍很暗，没有窗户。袁啸勇点了一支蜡烛。你一直在这儿住吗？我问。是，他说，马小蝉一开茶社我就来了，帮她搭建，砌砖，装修，这是我帮忙一点点搭建起来的。那你怎么生活？这么多年怎么过？我问。上午我去贩碟子，他说，贩完碟子，在外面小摊上吃完中饭，下午过来帮她处理杂事，晚上当个夜间保安吧，安全上总有些不放心。他点一棵烟给我，我看了一看牌子，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包好烟，他凑上来看看牌子，说，你这烟，是好烟。（原作者：普　玄）其实不用准备，不用改装汽车喇叭，一切都不用。眼前这个男人已不再是当年强悍的袁啸勇。我读大学和研究生的过程中，断断续续听人说过，说袁啸勇贩碟子发了，发到什么程度？曾经一度，他成了整个古襄阳城最大的音像商。他的门面买在城区最热闹的长虹大市场里面，全市十个县区，每个县区都有他的流水下线。他有比别人更快的信息和更便捷的进货渠道，广州、深圳和武汉，都有和他极要好的上线朋友，打一个电话，可以不交一分订金，不要任何手续直接把货发到古襄阳城。像有些紧俏片，刘德华的《爱情命运号》，郑伊健的《决战紫禁之巅》，货到的时候，会有一大群人围在车站，挤着抢货。他们把纸箱搬下来，各人从身上掏出刀片，没有刀片的就用钥匙，哗啦一下子划开纸箱，挑出自己心爱的碟子，然后哗啦啦数钱，朝袁啸勇腰包里塞。但是每次做大一点，他又收手了，起起伏伏很多次，总是做不到人们预想的顶峰。你在这个行业没亏过吗？我问。从来没有，他说。你有什么诀窍？我说。找准你的定位，他说，我不贩黄，不做故事片，我只做情感片，我把情感片分为两极，一是青年人的爱情片，二是高品位的有钱阶层的情感片。越是高科技，越是忙碌，人们越渴望情感，社会不管怎么变，人的情感其实没变，变化的只是技术而已。我在市场里一走，我立即能感觉出来，哪些已经过时了，哪些永久不会过时，哪些人们正等着要。为什么不想做大一点？我问。做大有什么意思？他说，每次要做大的时候，她都出事，我就没心思做了。出什么事？我说。结婚刚几年孩子还没有呢，她闹离婚，离婚之后，身无分文，谁接济她？我接济她啊，他说。再过几年，她下岗失业了，又没钱，谁接济她呢？他说。到武汉来，一来十年，人生地不熟的，她好不容易拼打到今天，算有了一个茶社，流水经营，哪一步容易呢？他似乎现在还在忧心忡忡。我们在烛光下沉默了一会儿。烛光暗了一下，他用一根火柴棒去挑烛花，火烛又跳着亮了。你想女人吗？我突然问。他双肩收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又轻轻地说，哎，习惯了。想，还是不想？我笑着说。一开始想，他说，二十几岁那几年，马小蝉刚结婚那几年，想都想疯了，后来时间长了，慢慢好了。为什么不和马小蝉结婚？我说。结婚？他怔了一下，似乎在回想一段遥远的故事，遥远的和自己无关的故事。对，你们现在都单身，这么多年在一起，不结婚真是不可思议，我说。怎么办呢？她一直无法接受我，他说。你们就这样一直下去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如果马小蝉又结婚怎么办？我说。他惊慌起来，脸色白起来，想站起来一下，又重新坐下去。声音抖抖地说，她又有人了吗？她要和谁结婚？我说，这是个实际情况，袁啸勇，你想想看，如果你们不结婚，她就有可能和别人结婚，当然你也有可能和别人结婚。不，不，他摆摆手说，我不会结婚。八即将上高考考场的前几天，我请袁啸勇到学校对面的饭铺喝了一顿酒，酒喝到最后的时候，马小蝉去了。在我们上一届，快进高考考场的时候，突然冲出来几个蒙面大汉，拖着棒子痛打一位考生。等警察赶来，几位蒙面大汉早跑得无影无踪。所以轮到我们参加高考的前几天，空气特别压抑和紧张。那几天班上很多人请袁啸勇喝酒，尤其是平时和袁啸勇有过节的和成绩好的，请客的地点都在学校对面这个饭铺。那天天下着小雨，菜刚刚上桌，停电了。一支蜡烛，一盘酸菜，一盘辣椒炒鸡蛋，一斤用红薯干酿的烧酒，我和袁啸勇坐在桌子对面，开始喝酒。袁啸勇很在乎同学们对他和马小蝉谈恋爱的看法和评论。大家都说些什么呢？他一边喝酒一边问。大家都说你们肯定能成，我说。是吗？大家都这么说吗？几杯酒下肚，袁啸勇脸烧得发红了，瞪着眼珠问。当然，你们能成。我附和着说。毕业以后，她要是回市里，我又考不上学，那怎么办？他问。他似乎不太自信，目光里闪出一种很薄很亮的东西，但只闪了一下，他马上把目光移开了。什么能阻挡爱情呢？我说。什么都不能阻挡爱情，你真的是这么看的吗？袁啸勇问。当然，没有什么能阻挡爱情，我说。好，袁啸勇大喝一口酒。我也大喝一口酒。就冲你这句话，袁啸勇拍拍我的肩，说，就冲你这句话，我就认你这个兄弟。我说，那当然。蜡烛有点暗了，袁啸勇抽一根火柴棒把烛花挑一挑，烛光又亮了。哎，给你说个秘密，袁啸勇把凳子朝我移移，说。什么？我说。你保证不说出去，他说。我保证。我说。你喝酒保证，他说。我们找了两只碗，把烧酒哗哗啦啦朝碗里倒，倒满之后，我们碰了一下，都一饮而尽。袁啸勇望望我，说，哎，你信不信，我把马小蝉那个了？什么？我说。你不信吗？袁啸勇说，我晓得你们都不信。怎么了？你把她怎么了？我问。我把她日了。他说。我怔了一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锐挫了一下，一下子疼痛难忍。一口酒从胸部深处涌上来，我连忙跑到墙角去呕，呕了半天，苦胆都差点呕破了，就是吐不出来。我回到桌上，他继续说，你信不信？我没有回答。酒在我脸上发烧，身体却冷得出奇。外面的雨沙沙作响，烛花跳了一下。屋子里安静得一声烛火响都像一颗雷炸。我无法想像那种局面，却止不住去想像。马小蝉，走路翘翘的马小蝉，头发翘翘的马小蝉，她真的会被这个眼睛突突的袁啸勇那个……日吗？沉默。袁啸勇猛一怔，他明白这个时候不该沉默，不该停下来。嘿，他刻意大声说，你不晓得，日马小蝉该晓得好舒……他的话突然卡住了，嘴一直张着，半天合不住。我抬头一看，马小蝉来了！说呀，马小蝉站在门口，说，接着说。袁啸勇惊得站起来，说，你怎么来了？马小蝉说，我怎么不能来？你把你刚才的话重复一遍。袁啸勇像一个犯错的孩子，很规矩地站好。贴住墙，双脚立正，双手紧贴裤缝，由于慌张，一支筷子还捏在手中。高中三年，我从没见他这么规矩过。我刚才喝多了，我在吹牛，他说。喝多了？马小蝉冷笑说，我看你是喝少了！马小蝉端起酒碗，逼袁啸勇喝酒。袁啸勇仰着脖子，马小蝉倒一口他咕嘟一口。马小蝉说，还吹牛不吹？袁啸勇说，不吹了！马小蝉冷笑着说，你想那个我？你有那个胆吗？袁啸勇说，我没有。我吃惊地想拦一下，马小蝉用手在空中拦一下，目光不看我，一直朝袁啸勇嘴里倒酒。我从侧面看见了她眼角的泪水，一点一点渗出来。一碗酒慢慢倒完，马小蝉的泪珠大颗大颗地滚下来。袁啸勇撑不住了，一头栽在地上。九一根蜡烛燃尽了。袁啸勇没有再续一根蜡烛，我们眼看着最后的烛花在烛泪中跳跃，一点一点挣扎着燃烧。烛泪在凳子上流淌。袁啸勇的甲亢般的眼珠上，泪水也在流淌。屋子一下子暗下来。爱。一个男人，苦苦地追随一个女人，追随了十九年，没有睡过一回，在我们这个社会，说出来有谁会相信呢？爱。如今还有多少人愿意说这个词？在我们这个八百七十万人口的城市，被顽固的汉腔汉话包围的城市，“爱”读“挨”，我们都共同地认为，“爱”就必须“挨”。“我爱你”，用武汉话说，会读成“鹅挨泥”。我们把“爱人”称呼为“伙计”，我们把情人称呼为“情况”或“乔子”，我们把谈恋爱的人称呼为“对子”。无论是东湖岸边还是黄鹤楼上，人们不想、不敢甚至羞于说这个词――爱。但是在一个堆满废水杯、废器皿、废木板的杂物间，这个年纪已经四十岁，在武汉没有工作，没有住房的光棍汉，却脱口而出。我们在黑暗中沉默着。袁啸勇的话像一颗坚硬的石子，飞过来击中了我的脑壳。我的脑壳有点眩晕。（原作者：普　玄）为了一单生意，我们可以长途奔袭上千里、上万里，为了爱，我们能吗？为了一个合同文案，我们可以彻夜不眠，我们可以进行数十万字的调查分析，为了爱，我们能吗？为了拜会一位领导，我们反复侦察他出现的时间、地点，估摸观察着他的心情，精准到位地表达着我们意图，为了爱，我们能吗？我们坐在房顶上，那颗在我们头顶上热烈闪耀的，逐渐下落到肩上、腰间，最后落到脚下的失去热力的温软的太阳，是我们曾经拥有的爱吗？我们把一杯满室飘香的浓茶喝淡，那即将被我们倾倒出去的茶垢茶渣，是我们曾经清澈入肺的爱吗？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支流干泪的蜡烛，还是那支见证我们巴山夜雨，还是那支陪伴我们共剪西窗的蜡烛吗？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对面袁啸勇的形象慢慢凸显出来。低着头，佝着腰，泪水已经没有了。我给他点了一棵烟。还有一年呢？我说。袁啸勇有点茫然，抬起头呆望着我。我们毕业有二十年了，就算你跟着马小蝉跟了十九年，那还有一年呢？还有一年你在干什么？我问。是还有一年，他说，我们毕业后的第一年。我们毕业的第一年，你在干什么？我说。他似乎很难以启齿，很迟疑。好在我们呆在黑暗里，看不见他的表情。他猛抽一口烟，最终下了决心似的，说，那一年我和岳绪英呆在一起。岳绪英？我诧异地说。是的，岳绪英，他说。是那个跟着马小蝉学说普通话，差点挨你拳头的岳绪英吗？我说。是她，他说。你跟着她干什么？我问。我跟着她，跟了一年，我想挽救她，但最终没有成功，他说。她怎么了？我问。他顿了一顿，鼓鼓气，说，她自杀了。我怔住了。二十年来，陆陆续续听到的同学们的消息里，谁谁升了局长了，谁谁开了公司买了车了，听到同学的死讯，还是第一次。自杀？为什么自杀？我说。他低下头沉默不语。十高考结束的当天晚上，月亮升得很大很大，我们班的全体同学聚在操场边的乒乓球台边上，围成一个圈坐着。在此之前，高考的前几天，班委会商量了很多庆祝的方式，譬如唱歌、说相声、表演技艺、同学们分别谈谈对学校的感情，等等，这时候没有一样派上用场。住在县城的一位女同学还带来了小提琴，也没有打开。一种奇怪的气息在人群中弥漫。那天晚上有点冷，七月里还没有出现过那么冷的天气。有人在人群的正中心生了一堆火，另外一些人到操场边的树林里捡树枝朝火堆上添。火快熄的时候，同学们开始朝火堆上添书和纸片。我们把书撕得一片一片，把笔记本撕得一片一片，再把各种试卷撕得一片一片，朝火堆上添。终于结束了，再也不读了，令人恐怖的高中生涯！烧光，变成一片一片的灰烬，令人难忘难舍的高中生涯！我们静静地看着一本本书烧完，看着火苗由大变小，渐渐地熄灭。人群很安静。火苗完全熄灭以后，月亮落在人群中，又大又圆又白。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开始唱歌，唱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著名歌星程琳的成名作《风雨兼程》。我们都跟着小声地唱起来：今天你又去远行/正是风雨浓/山高水长路不平/愿你多保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唱，不知疲倦地、安静地唱着这一首歌曲，直到月亮升得很高很高，变得越来越小。这时候有三三两两的人结伴离开。那些平时眉来眼去不敢声张的，那些结拜兄弟结拜姐妹的，纷纷结伴潜入树林或各个角落。袁啸勇和岳绪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袁啸勇和几个烂兄烂弟在外面饭铺喝醉了酒，他赶到的时候，我们的歌曲已经唱到了尾声，马小蝉已经不在人群中了。马小蝉呢？他一一问我们。没有人知道马小蝉。刚才好像还在这里，还朝火堆里扔过书本和练习本，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袁啸勇开始寻找。他找到教室里，又找回操场里，他找到树林里时，被岳绪英拦住了。岳绪英说，袁啸勇，你慌里慌张干什么？我一直找你。袁啸勇说，你找我？你找我干什么？岳绪英说，你曾经吹牛说你是全校最胆大的人是不是？袁啸勇说，怎么是吹牛？你到全校访一访，有谁比我胆量还大呢？岳绪英说，好，袁啸勇，那我给你一样东西你敢不敢要？袁啸勇说，敢不敢要？哪有我不敢要的呢？岳绪英带着袁啸勇朝校门外走，袁啸勇一边走一边左顾右盼。岳绪英说，袁啸勇，你在找马小蝉吗？袁啸勇说，是啊，怎么不见她呢？岳绪英说，你不用找了，你今天找不到她的。袁啸勇说，她到哪去了？岳绪英说，她和肖老师出去了，她爸爸妈妈来了。袁啸勇和岳绪英翻过学校院墙，朝南河方向走，绕过一幢幢民居，来到岳绪英早已准备好的一间房里。岳绪英开始脱衣服，边脱衣服边说，袁啸勇，你知道我要给你什么东西吗？袁啸勇吃惊地看着她，说，不知道。岳绪英说，我要给你的东西，就是我自己！袁啸勇吃了一惊。岳绪英已经脱光了上身，看上去白晃晃的一片。袁啸勇朝后退了一步。岳绪英说，你不敢要吗？袁啸勇偏着脑壳想了一下，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岳绪英说，袁啸勇，你现在承认有你不敢要的东西了吧！袁啸勇和岳绪英躺在床上，床单很白净，是新浆洗过的。他们面对面，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袁啸勇，岳绪英说，你生下来就这么坏吗？袁啸勇说，岳绪英，你开什么玩笑你，你到学校查一查，我初中毕业是正规考上这个县中的啊，我在初中是全校有名的三好生啊。到了高一，松了一口气，就再也赶不上了，后面干脆不想学了。岳绪英说，我也是，我考到这所学校，当时是全校前三名啊，在哪里岔了一下气，就再也跟不上了。袁啸勇说，在你们眼中，我是最坏的人，最恨这个学校的吗？岳绪英说，那当然了。袁啸勇说，不，我爱这所学校，没有人比我更爱这所学校。岳绪英说，我也是，马上要走了，考学我是考不上的，农村我能回去吗？我今天好难受，我这一阵子都很难受，我不想离开这个学校。他们共同地谈了一下学校，共同地说了一气情绪，共同的感受让他们拥抱在一起。袁啸勇，我今天什么都给你，给了你就等于给了这所学校，岳绪英流泪了，边流泪边说，我能留下点什么？除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能留下什么？袁啸勇翻到岳绪英身上。他半天不得而入，像打开一把生锈的锁，急得满头大汗。岳绪英说，袁啸勇，你这个坏家伙，难道你是第一次吗？鲜血顺着岳绪英的大腿流下来，染在床单上。两个人都坐起来，静静地看着白床单的颜色的变化。月亮从窗户照进来，床单上看上去斑斑驳驳的一片。看来你没干过马小蝉，岳绪英语气怪怪地说。马小蝉？袁啸勇一下子清醒过来。十一夏日的午后对于这个叫“普通话”的茶社来说，是一段安静得令人质疑的时光，几乎没有一辆车经过，比一天的任何时候，都要安静。这种安静的时候，往往会滋长很多情绪。马小蝉正在煮咖啡。茶社的正中间有一个圆桌，有一张酒吧里调酒师们坐的那种独轴可以四周转动的高椅子。马小蝉坐在高椅子上煮咖啡，当然是用蓝山豆，当然是用上下配套的自滤玻璃过壶，当然是用东湖对面巍巍高耸的磨山的山泉水。看马小蝉煮咖啡是一种享受：她的头发向后高高绾起，像一个日本女人，露出长长的脖子；她永远穿淡紫色的衣服，上面缀满了白色的小花。加水，煮沸，右手画圆一样有规律地搅动，再加水……这一套动作连贯得如行云流水。马小蝉原来喜欢在人多的时候煮咖啡，惹得几位喝茶的老板给她递名片，并赠她“咖啡西施”的美名之后，她就改在午后这个安静的时段煮咖啡。（原作者：普　玄）我坐在另一张独轴高椅子上，我们隔着煮沸的咖啡壶，隔着一阵阵水汽对望。我看迷了。我的身体起了微微变化，这让我有点脸红和难堪。这个二十年前无数次进入我梦中的女人，这个我为她写藏头诗的女人，这个让我挨过袁啸勇耳光的女人，这个如今仍然充满魅力依然动人的女人，现在就在我面前。近在咫尺，伸手可及。我的身体在起变化，身体是我们的信号灯，它指引着我们的方向。我和马小蝉，我们隔着咖啡壶的水汽，彼此眼里充满了渴望。外面一辆汽车驶过，我犹豫了一下。我不能不犹豫一下，有太多的原因让我犹豫一下。我从独轴高椅子上缓缓下来，朝茶社外面走。外面微风吹过来，无数只蝉一起鸣叫。爱我中华，马到成功，小心翼翼，蝉在树上。现在，蝉在树上，在高高的树上鸣叫，我必须小心翼翼，我会马到成功吗？这首二十年前的藏头诗在牵引我的行动。什么叫成功？我必须，必须睡上这个二十年前爱过的女人吗？我回过头，看着这个茶社的招牌――普通话，我一下子就想定了。是的，我必须睡她，一个成功的男人必须拾起他原来生活中所有的遗憾。这个茶社――普通话，这个名字就是一种宿命和动力。是的，普通话――它是我这么多年的动力，它包括什么？语音、语汇和语法，这是我大学学的，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好听，它能区别一个人的出生和境界，区别一个人的层次，它牵引着我，一步一步，从农村到城市，一步一步走向城市的纵深和核心。现在，这个我生活中第一个说普通话的人，我爱过的人，她到我身边来了，这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我必须享受这个礼物。十二毕业告别的当天，照完合影照之后，岳绪英从我们班经常晨跑的南河大桥上纵身跳下。但是没有死成。那天下午有一群游泳训练的人正在桥下戏水，他们急中生智，水中顶托，把岳绪英救活了。岳绪英只是受了个轻伤。但是这件事震惊了县公安局和县中。每年高考之后，都有学生自杀，县中和公安局想了多种办法阻止，结果是防不胜防。岳绪英被救活后，县中的校长亲自找岳绪英谈话。校长说，你要是认定今年考不上学，明年你再复读一年，我破例答应收你，好不好？岳绪英很坚定地拒绝了。校长派人送岳绪英回家，袁啸勇跟着陪同，校方的人把岳绪英交付给岳绪英的家人离开后，袁啸勇留下来了。岳绪英在家里昏睡了三天，袁啸勇在岳绪英家里住了三天，他和岳绪英的父亲每顿饭对着小方凳，就着一盘辣椒，一碗黄豆喝散酒，喝得热闹的时候就相互猜拳行令。岳绪英的父亲说，我女儿说的那种话叫什么话？袁啸勇说，普通话。岳绪英父亲说，你为什么不说？袁啸勇说，我学不来。岳绪英父亲说，难听死了，猪吭一样。第四天，岳绪英醒了。岳绪英的父亲是生产小队的队长，是一个健壮的高个男人，他用绳子把岳绪英捆住，用粗麻绳把岳绪英吊在屋梁上，用皮带抽打。袁啸勇不管怎么阻拦，始终拦不住。岳绪英的父亲边抽打边对岳绪英说，我今天打你，不是因为你成绩不好考不上学，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农村干活，我们不是生活得很好吗？我今天打你，是你说那种难听的话。袁啸勇说，那叫普通话。岳绪英的父亲说，孩子，这种话是我们说的吗？我们说的话，祖祖辈辈说的话，多好听！我们为什么说那种话？人说了不属于自己的话，就像我们农村里的狗，有一天它不汪汪叫，它变得像猪一样哼哼，它就要死啊，一死一窝啊！孩子，你懂不懂？岳绪英的父亲对袁啸勇说，你能帮我女儿不说那种普通话吗？袁啸勇说，我能。岳绪英的父亲说，好，那你在我家里住下来吧，说话改过来之后，我的女儿就归你了。但是袁啸勇没有做到。不管他怎么纠正岳绪英，都把她的普通话改不成地方话。岳绪英也努力地改正，但是刚说两句，溜着溜着又成普通话了。袁啸勇和岳绪英的父亲商量，找了一个关系，把岳绪英弄到小学去当代课老师，当教师的说说普通话还是可以的，这样可以过渡一下，半年一年下来，她自然会说地方话了。袁啸勇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贩磁带的，他整天住在岳绪英家，无所事事，就逛到附近的三线厂矿――红山厂去看，他发现了一个商机，尽管那里的人很有钱，但是文化生活却相对落后，他从县城把磁带买过来卖，很快就出了手，这一发就不可收。一年后的某一天，岳绪英失踪了，袁啸勇顺着踪迹追到北京，但是他晚了半步。他眼睁睁地看着岳绪英从长城上纵身而下。第二部分一进入一个世界从接受一句话开始，譬如我马小蝉。在这个煮咖啡的夏日午后，在这个有着令人质疑的安静之后，我接受了一句话。“我爱你！”这句话是用纯正的普通话说的，我――爱――你，咬字精准，语调舒缓，充满了弹性和力量，像一颗子弹，在空中盘旋飞翔，然后不偏不倚地击中了我的脑壳。此后的整个下午我都有点眩晕。这有点不可理喻。杜光辉带着我，我们围着东湖开车，从茶社开到武汉大学，开到风光渔村，又开到磨山植物园。一个中年的事业逐渐成功的男人带着他二十年前暗恋着的女人，眼前清风吹拂、绿树如盖、一望浩淼的湖面，闲谈着闲云野鹤的往事，气氛欢乐而暧昧。我们去逛楚城楚市。沿途有一系列的楚文化典故。譬如“虎乳子文”，譬如“三年不鸣”，譬如“春申之乱”。凭着当年研究生的底子和多年的工作积累，杜光辉给我当起了导游，不，比一般的导游更深入透彻和精湛。他绘声绘色的解说伴随着我的惊叹和故意幼稚的提问。在讲“虎乳子文”的时候，我问：虎奶能喂人，猪奶能不能喂人？在讲“三年不鸣”的时候，我问：楚庄王三年酒色，把身体搞坏了怎么办？在讲“春申之乱”的时候，我更是惊奇：楚国最后的王位继承者，真是春申君的后代吗？登楚天台的时候，我爬不动了，杜光辉伸手去拉我。这一拉之后，我们的手再没有松开过。登上楚天台，我们相拥着凭栏远眺。东湖正在脚下，武汉尽收眼底，远处似乎伸手可及的，是玉带一般的长江。一阵凉风过来，我侧了一下头，迎接我的，是杜光辉的嘴唇。我们有了一个饱满的、热烈的、急切的长吻。我流泪了。怎么了？杜光辉问我。没什么，我擦擦泪说。我怎么了？我不知道我怎么了？一个快四十岁的女人，一个从小就漂亮却一直没有爱情的女人，到中年，遭遇了爱，除了流泪还能做什么呢？爱对女人来说，是人生的第一把青草。嫩绿、湿润、沁人心脾的青草。二十年前，那时候上大学多么荣耀又是多么困难！好像预订了一样，杜光辉他们的那个县连续几届每届只有一个人能正式考入本科！那一个人就是那一届的明星和英雄，供其他人崇拜和景仰！杜光辉就是我梦中的青草。不管什么样的考试，他总是第一名，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那些考题和分数，就像他家里的豆子，摘一把就朝口袋里装。他是我们那一届的明星和英雄，他是怎么学习的啊？！在我们大型企业子弟学校，没有杜光辉这样的人。我们大都知道，毕业以后可以上个技校，或者直接进车间当个工人。上大学和中专干什么呢？到社会上其他单位工作，还不如就在我们本企业，一辈子就这样，我们的同学前景大致一样，仿佛用模具套出来的一样。转学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学习和竞争，什么是大学梦，什么是明星和英雄。转学的第一次考试，我没有考及格，这就是企业学校和地方学校的差距。那天晚上，晚自习后，同学们都回寝室了，我还在教室里伤心。我到讲台附近，把袁啸勇撕碎的那份杜光辉的考卷找到，在灯下粘贴。我很耐心地一片一片用透明胶粘，中间少了几片，我又跑到讲台附近，在蜡烛光照耀下四处寻找，最后在角落里找到。我把杜光辉的试卷粘好，看那上面红红的分数，100分！还有他的名字，带一点点潦草的行书，“杜光辉”三个字。我看着这张试卷发呆，我不明白什么样的脑壳才能考这样的分数。我原来以为只有小学生才能考100分，越往上读越难，分数会越低，现在杜光辉让我明白了，不是这样。（原作者：普　玄）蜡烛跳了一下。我心里也跳了一下。我那一刻爱上他了。我不单崇拜他，而且很想他，想这么一个明星般的人物。蜡烛猛地跳了一下，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匆匆离开了教室。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副驾上睡熟了。杜光辉把安全带给我系好。薄雾袭上山腰，太阳飘进东湖。下到山底，杜光辉把车停在一棵垂柳下面，背靠磨山，面向东湖。太阳飘在湖面上，然后朝东湖里面缓缓下沉，一寸一寸地下沉，整个湖面通红通红的一片，极为壮美。我蜷在副驾上，像婴儿一样熟睡。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后座上，正躺在杜光辉的怀里。我没有吭声，这种感觉安全而踏实，整个世界尽在怀中。我用手环住杜光辉的腰，杜光辉知道我醒了，用手在我的腰上使了使劲。打破沉默都有点不好意思，毕竟都快四十岁了，毕竟此前没有过身体接触。两个人都眼睁着看夜东湖，一言不发。很久很久。我们开车朝我的家里走。东湖夜间车辆很多，湖边一辆一辆的泊车，大都是观景和谈情的人们。我们没有说话，车里面很安静。我们都明白对方想要的是什么，都朝那个目的地在走。生活向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只等我们进去，然后，按程序进行。我们需要设计吗？导引？前奏？做爱？深睡？醒拥？我侧看他一眼，赶紧移开目光；他正佯装集中注意力开车。车灯很亮，城市星星点点，车灯像天上的星星。目的地快到了。车刚停下，车门就打开了，我们吃了一惊。给我们开门的是袁啸勇！袁啸勇说，你们到磨山去了？玩得好吗？我坐在车里，一下子没有了一丝下车的欲望，这个男人，他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令人讨厌。车里面出现一阵尴尬，杜光辉和我，我们对望了一眼，仿佛被人捉奸，满面通红。二杜光辉找到袁啸勇。杜光辉说，袁啸勇，马小蝉不希望你在这里，不希望你一直在她身边。袁啸勇说，我明白。杜光辉说，你的父母多大年龄了？不着急吗？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袁啸勇说，他们有六七十岁了，我的父亲今年七十二，我母亲今年六十六，他们很着急。杜光辉说，对呀，为了父母，也为了后代，为了人类的延续，怎么不赶紧结婚呢？袁啸勇说，我这样劝自己劝的有一万遍十万遍百万遍了，我做不到，我一离开她，我这心里就熬不过。杜光辉说，你等了这么多年，你是希望哪一天她回心转意，同意和你结婚吗？袁啸勇说，我希望有这一天。杜光辉说，如果你再等一个十九年呢？那个时候怎么办？你都快六十岁了！袁啸勇说，那我也愿意。杜光辉说，那个时候，你还怎么要孩子？袁啸勇说，这个问题我想过了，那我就不要孩子了，两个人一起过，就那样慢慢过。杜光辉说，袁啸勇！你还不到四十！有你这么糊涂的吗？好，好，好，就算你不要孩子，只要爱，好吧，但是什么是爱？爱是双方的事啊，你爱马小蝉，这我们都知道，但是马小蝉呢，她不爱你啊。袁啸勇说，那我只好等。杜光辉说，你认为她有回心转意的一天？袁啸勇说，如果不爱她，我做什么呢？做什么还有意思呢？杜光辉带袁啸勇参观自己的办公室。杜光辉的办公室在汉口紧挨长江边的一幢高楼里。按照防洪法，这幢高楼是一个典型的违章建筑，因为它盖在江堤以内。但是它就盖了，而且威武地坐拥长江，这足见杜光辉所属公司的实力。杜光辉的办公室大得像几亩田，中间还有几根圆形的大柱，从进门到他的大办公桌要绕两根大圆柱。杜光辉坐在办公桌前，办公桌很高大，袁啸勇坐在圆柱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袁啸勇，杜光辉斜在大椅子上说，你四十了，何必呢？袁啸勇低着头，不说话。杜光辉摇摇头，说，你这个人，没办法到了极点。袁啸勇正要张口，他被圆柱背后的挂盘吸引――离圆柱不远的挂盘，上面插满了飞镖。杜光辉从椅子上起来，说，对对对，袁啸勇，你原来很会扔飞镖对不对？我们比试比试！袁啸勇说，好多年没扔过了，飞镖倒是一直带在身上，没扔过。杜光辉走过来，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比试比试！两个人站在圆柱后面扔飞镖，袁啸勇扔出去的飞镖像鸡毛，老是飘不到挂盘上面去；杜光辉扔的飞镖像沉沉的石子，稳准有力地次次射中靶心。杜光辉不相信，问袁啸勇：你没让我吧？袁啸勇说，这种小技巧，怎么可能让人呢？真的好长时间没扔了！哈哈哈哈，杜光辉快乐地大笑，说，袁啸勇，飞镖你都不会扔了，你还干什么呢？你百无一用了啊！三“东湖天空”是杜光辉所在的公司开发的一个楼盘的名字。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他们给楼盘取的名字，让你一会儿觉得在浪漫的法国，一会儿觉得在古朴的几个世纪前，一会儿觉得在仙境之上，大都华而不实。但是你进了这个小区，你上了楼，你会明白，这个满城户外广告和楼宇广告上出现的楼盘，这个房价一次一次震撼武汉市民想像力的楼盘名不虚传。天空伸手可及，东湖伸手可及，荷叶伸手可及。你住在这种楼宇里，你伸腿到东湖洗脚，你的脑壳可以悬在云朵里，那你不就是一个仙人吗？青蛙、蜻蜓和小鸟，是不是你为你的孩子们培养的小伙伴？周末的晚上，这里会紧张起来。形形色色的高档车陆续涌来，先在门口接受严查，然后一一驶进林荫道，这里的停车场都在树与树之间。然后是舞会和淡酒，当然还有浓香的咖啡。开始很多人，在弹琴声中曼舞，男人大多富态，女人大多俏丽。中间是休息和闲谈。这是一个阶层。进入到这里，你不会考虑什么事摆不平，譬如东湖的土地能否开发，譬如土地的价格高低，譬如你的孩子能否上重点学校，譬如你开车撞了人能否取保……我坐在咖啡壶边上。浓浓的香气让我迷醉。杜光辉一直面带微笑。他很少说话。他微微有点发胖了。但是无论正面侧面还是背面，都和浓香的咖啡一样，让人迷醉。我深深地爱上他了，这个男人。爱和不爱有多远？我那个前夫，他爱我，我不爱他，但是我为什么接受他？一只啤酒瓶子悬在脑壳上，我在他之前谈的三个男朋友，都被袁啸勇的啤酒瓶子吓跑了，但是他却把脑壳伸过去挨了一下，我就接受了他。他以后常跟人讲，爱的路就一只啤酒瓶子那么长。袁啸勇跟了我十九年，我却接受不了他，他这个距离是多长？我无法接受他，只能接受杜光辉，这也许是二十年前就决定了的事。漂亮而有家教的马小蝉，怎么会去接受坏学生袁啸勇呢？她只可能去爱明星而英雄般的杜光辉。杜光辉也在偷偷爱我！那一天轮到我们值日扫地，我偷看了他的日记。爱我中华/马到成功/小心翼翼/蝉在树上……啊，明星英雄般的人，有几个人会写这样的藏头诗？那天晚上，我坐在他桌前，手捧着他的日记，身子一阵一阵发抖。这种发抖一直持续到睡梦里，一只手绢被我激动的泪水打湿了，我捏在被窝里，半夜醒来时已经焐干了。我睡不着了，起床开门。女生宿舍有一个小院，院子里种满花草。我坐在花坛上，构思着我们的未来。他去上大学，去哪里?省城还是北京？我去送他，我们手拉着手在众人羡慕下上了火车。我会一直送他到大学校园，等他毕业……然后呢？然后就该是脸红的事了。爱就在咫尺。每一天每一节课，我都会去看他的背影，他坐第一排，总是那么聚精会神。现在我又拥有他了。在他怀里，在身体肌肤相触的时候，在没有距离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从前，那天晚上，坐在他的桌前，手捧着日记的样子，身子会一阵一阵发抖。二十年了，二十年有多远？现在有多远?爱和不爱有多远？不去想吧，让我们尽情享受身体，享受眼神，享受一阵一阵的发抖吧。四杜光辉再次找袁啸勇谈话。杜光辉说，你希望马小蝉幸福吗？（原作者：普　玄）袁啸勇说，那当然。杜光辉说，但是你这十多年的做法，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你逼得她朝不幸的道路上走。袁啸勇说，为什么？杜光辉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岳绪英的死，你都应该负一定的责任。袁啸勇说，你不要吓我。杜光辉说，我怎么是吓你？我问你，岳绪英当时跑到北京干什么？袁啸勇说，她去自杀啊。杜光辉说，自杀为什么要跑到北京？在古襄阳不能？在长江不能？在东湖不能？袁啸勇说，那倒也是，怎么就到北京去自杀？杜光辉说，叫我说，她根本就不是去死。袁啸勇说，那她干什么去？杜光辉说，她有可能去找工作。袁啸勇说，找工作？杜光辉说，对，你想想，岳绪英说了普通话啊，普通话多好听！说了普通话的人，你让她回到她生长的那个村，要她去讲土话，怎么可能呢？即使给小学当代课老师，还不都是讲土话的？我们县城中学那些老师都讲土话。袁啸勇说，但是她在火车上说，她要去死啊。杜光辉说，你呀你，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她说要死就真死？你一直跟着她，她不死都没面子了嘛。袁啸勇想一想，想不通。你用同样的办法又去逼马小蝉，杜光辉说。我承认你说岳绪英说得有点道理，但是马小蝉，我是爱她的，我怎么逼她了？袁啸勇说。她前夫那个人，怎么样？杜光辉说。很好啊，我们是兄弟，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大碗喝，袁啸勇说。那你为什么用瓶子砸他？杜光辉说。袁啸勇说，我和他争马小蝉嘛，打他是想把他吓走嘛。杜光辉说，如果你不打他，马小蝉不会嫁给他，因为马小蝉不怎么爱他；你砸了一瓶子，马小蝉一下子感动了，一个男人愿意为她挨一瓶子，她不嫁他嫁谁呢？袁啸勇说，你一说我明白了，她是把感激当成爱了。杜光辉说，对。袁啸勇说，那我现在怎么办？杜光辉说，马小蝉最想什么？她最想忘掉原先的生活，没考上学，离婚，下岗失业，把这一切都统统忘掉，对不对？袁啸勇说，是。杜光辉说，那你天天跟着她，她一直摆脱不了原先的生活阴影，每次见到你，她都会想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这样的情况，她会幸福吗？英东训练馆是杜光辉经常来的地方，他经常选择的项目是在跑步机上跑步和打乒乓球。现在他正在跑步机上跑步。他穿着运动短衣裤，脖子上一条白毛巾。不远处是他的一位部门经理和袁啸勇，他们坐在椅子上，看杜光辉大汗淋漓地跑步。他的部门经理刚挨完训，哭丧着脸，袁啸勇看杜光辉胳膊一甩一甩地跑，他不明白杜光辉这一类人，在一个机器上跑来跑去有什么意思。部门经理问袁啸勇：杜总原先和你们同学的时候有这么喜欢运动吗？袁啸勇想想，说，看不出来，他当年体育很一般。部门经理说，他现在很喜欢锻炼，发疯了一样。袁啸勇看杜光辉擦完汗，又去打乒乓球，摇摇头。部门经理问，大哥，你做什么工作？袁啸勇笑笑，说，我那也叫工作吗？贩碟的。部门经理说，哎呀，你有杜总这个关系，为什么还要贩碟啊？你倒几套房子卖啊。袁啸勇摇摇头，说，我过惯了，我就卖碟。部门经理一拍脑壳，说，嘿，你就是卖碟的，我怎么到处找啊，你帮我买一盘“艳照门”吧。袁啸勇说，什么“艳照门”？部门经理说，哎呀，就是现在正流行的那个，又正在严打的那个，香港影星陈冠希和几个漂亮女影星鬼混的黄碟。袁啸勇说，噢，是这个啊。部门经理说，大哥，你一定要帮帮我，刚才杜总快把我训死了。袁啸勇说，他就是因为你找不到这个才训你吗？部门经理说，连一张碟都找不到，我还能当经理吗？袁啸勇说，你是说你要找不到碟你的经理会撤掉？好，那我帮你找。袁啸勇带着部门经理在训练馆附近转了几圈，音像商们看见他，都热情地打招呼，在确认部门经理不是警察的暗探之后，音像商把碟卖给了他。他们把碟送到训练馆，杜光辉已经训练完了，正在换衣服。他面无表情地把碟收下，对袁啸勇说：找这种碟，找你是找对了。五以我的眼光看，居住在“东湖天空”――这个号称武汉市第一楼盘里的女人分为三类。一类是女老板和高级职业白领，一类是男老板的家属，另一类是身份“可疑”的人。区别最大的是走路。第一类女人大多走直线，速度快；第二类女人走短线，走一走停一停；第三类女人走圆线，她们漫无目的，目光迷茫，走着走着，又回到刚刚开始走的地方。我属于哪一类女人？我快步走着直线，从居住的地方走到车库，取出车开到茶社。我在茶社里转了一圈，看了一下账目，打理了一点点杂事，我没有事了。没有事了，这很可怕，心里空得发慌，又开车回到“东湖天空”。这一回我走短线，走一走，停一停。路上那些和我一样走路的女人，她们牵着狗，或者小狗一样可爱的孩子，目光平和而安详。我走一走，又停一停，我心里很着急，我手里没有一条狗，或者狗一样可爱的孩子，走还可以，停下来干什么呢？我停不住。我的目光迷茫而焦虑，我折回头去，在树林中绕行，一棵树一棵树地绕着走，绕来绕去，绕到我开始的地方了！我忽然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我不是第一类女人，也不是第二类女人，我是第三类女人――身份“可疑”的人。我脸色通红，羞愧万分。我冲到房间里，又冲到洗脸间里，我放水拼命冲洗自己的脸，脸还是发烧发烫。我把脸擦干净，把面前的镜子擦干净，两行泪流了下来。我马小蝉，拥有美貌和一颗骄傲的心的马小蝉，在这个不属于我的“东湖天空”里，我是什么人？我和另外一个女人，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可以随时离开我，但是他却无法离开另一个女人，这就是我目前的现实。这个现实让我心里突然发起慌来，一种巨大的空荡荡的慌张。这个男人，除了一个电话号码，我还知道他什么呢？他似乎永远很忙，一直出差。偶尔见一回，没有时间干别的，抓紧时间疯狂。但是疯狂之后是更大的恐慌。我只有打电话。电话，电话，电话。爱。如果爱是一个森林，为什么那里面没有一棵树属于我？这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上小学，我就是唱歌明星，学校演出团的报幕员，如果不是嗓子的音高有那么一丁点儿问题，艺术团该把我抽走了。我的妈妈教我弹琴，打排球，训练我走路的姿势。小学，中学，一直到高中，我一直是“班花”和“校花”。那么多女人，成批成批的女人，教师，医生，普通女工，她们都能找到一棵树，我为什么好不容易找到一棵，上面还有人？高中三年级，光杜光辉他们这个班，有多少个男生暗恋我？我像一只骄傲的孔雀，在他们中间漫步；在襄江轴承厂，又有多少年轻的大学生追求我？我像宫廷里的琴师，面对着键盘，只等我高贵的手指点上去，但是，但是，二十年过去了，根本不是谈情的年龄了，我却和别人共同拥有了一个人。真正的爱无法和别人共享。就像当年我和岳绪英，那个长相一般，非要和我学说普通话的人一样。我们一开始关系很好，后来，也就是从那次在黑板上打笔仗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为什么吵架？为什么会冲到黑板上去打笔仗？很多人都在问，那是我们共同喜欢上了一个男同学，谁呢？杜光辉！岳绪英居然喜欢杜光辉！天哪，她凭什么呢？无论从成绩，家庭，还是长相？她凭什么呢？但她就是喜欢了。某一天她实在憋不住了，她想给人说，她找到我，她要和我交换秘密。那一天下午课外活动，同学们都去打乒乓球和篮球去了，岳绪英约我到学校附近的南河，我们坐在河堤上交换秘密。岳绪英说，小蝉，我爱上一个人了！我说，谁？她没有回答我，自顾自地说，只要想到他，看到他，我就会浑身发抖！小蝉，在我们学校，除了他，除了你和我，这个学校没有一点意思，我们的同学，和老师，一个一个，都是考试虫，考试的可怜虫，庸俗可怜的考试虫！欢迎您转载分享：热门休闲阅读好评休闲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