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当一面：李先念重回鄂豫皖（罗版）三
第二章& 再回大别山
第一节& 离开延安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兹特决定:以胡服、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以胡服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
日,刘少奇离开延安赴中原。随刘少奇去中原局工作的同志有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谭希林等一批领导干部。刘少奇一行当天到达西安,住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11月27日,刘少奇带着随行的秘书、警卫和机要人员,乘火车赶赴河南古城渑池,会见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刘子久。刘少奇决定在渑池召开中共豫西特委扩大的干部会议。
日,中共豫西特委扩大的干部会议在渑池八路军兵站所属的一座相通的砖圈窑洞里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特委书记刘子久,副书记兼统战部长王志杰,宣传部长郭晓棠、组织部长席国光、妇女部长吴平、青年部长吴祖贻,以及来自河南省西部洛宁、灵宝、临汝、偃师、密县等5个中心县委和其他一些县委的负责人,共30多人。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工作就是从这次会议正式开始的。他走马上任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向出席渑池会议的同志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内容和意义。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刘少奇决定对豫西地区党的领导机构做适当调整:将中共豫西特委改为中共豫西省委,仍由刘子久任书记,将几个中心县委改为地委。刘少奇还提议,新成立的中共豫西省委要开办干部训练班,培训骨干人才输送到各抗日根据地。
日,刘少奇和随行人员继续搭乘那辆从洛阳开来的汽车向未来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南部确山县竹沟镇进发,终于在日晚抵确山县竹沟镇。刘少奇立即召集会议,听取汇报,部署工作,并着手建立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这时已在竹沟的负责同志有朱理治、陈少敏、向明、王国华等。刘少奇提出,当前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特别注意两点:一、在发动群众抗日斗争中要注意着重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严格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刘少奇主持中原局决定:撤销湖北、河南两省委,成立豫鄂边、豫鄂皖、鄂中、鄂西北区党委;确定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未沦陷区党的任务是积蓄力量,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支援敌后抗战。1939年3月,中共中央通知刘少奇回延安出席政治局会议。他在指定中原局工作暂由朱理治代理之后,于3月18日离开被时人称之为“小延安”的竹沟,经西安回延安。
刘少奇去了豫西，李先念、朱理治等率部经洛阳、郑州、许昌、漯河、西平、遂平，于日到达竹沟。12月31日，朱理治主持召开河南省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原局“关于撤销河南、湖北省委，建立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建立了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朱理治任书记，向明任副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长。这样，原本去新四军第四支队担任参谋长的李先念留在了豫鄂边。
日，李先念在竹沟北窑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边区各地的军事负责同志。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边区下一步军事工作分三步走。即：（一）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周志坚任参谋长，全面领导豫鄂边区的武装斗争；（二）号召豫鄂边区各抗日武装迅速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扩大抗日力量，积极创建根据地，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三）鉴于目前竹沟兵源有限，先立即组建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对外仍称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率领向武汉外围挺进。
会后，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在李先念、周志坚的指导下迅速建立，谭子正任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为南下做好了准备。
日下午，豫鄂边区党委和竹沟干部群众在竹沟东门外广场隆重举行欢送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南下大会。独立游击大队由新四军竹沟留守处的两个中队和李先念从延安带来的60多名红军干部组成，共160多人，配备有一挺重机枪，90多条步枪和几十枚手榴弹。
第二节& 组建新军
&&& 陈少敏组建游击队
在李先念到达中原之前，陈少敏已经组建了几支游击队，开展了对日寇的武装斗争。
日，武汉沦陷。
陈少敏看到日寇渐渐逼近竹沟东南的信阳，把刘子厚、危拱之找来，说：“信阳即将沦陷，它的外围成为必争之地，现在给你一支小部队，速去那里去把抗日的战火烧起来。”这支武装不久即与信阳、桐柏、泌阳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信阳挺进支队，开赴信南敌后抗日。
陈少敏又将正在培训学习的任子衡、周映渠找来，说：“敌人硬是不让你们继续学习了。你们已学了军事，政治理论也懂了。现在敌军已逼近信阳，你们立即回去领导队伍抗日。”二人回去后，组成了信阳人民抗日自卫大队，几次狙击日军，旗开得胜，抗日的鲜红战旗，在信南人民中树立起来。
陈少敏派出朱大鹏、崔济民带上“七七工作团”开赴桐山，联合国民党七十七军何基沣抗日，桐柏山区的抗日烽火也点燃起来了。
陈少敏又派王海山带一个排（从省委警卫连中抽出）到豫南山区（纵横200里，平汉铁路横穿南北，大别山、桐柏山绵亘东西，中心是桐柏山区最高峰四望山，北边是一望无际的豫中平原，南面有美丽的江汉平原，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一带，汇集信阳县常备队、七十七军工作团、泌阳自卫队、信阳挺进支队、信阳人民抗日自卫大队、范文澜教授率领的“战教团”男女知青等，共800多人枪，成立豫南抗日挺进队，李德纯（国民党信阳县县长，与共产党合作的进步县长）任司令员，朱大鹏任副司令员，王海山任参谋长，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底，省委书记朱理治回到竹沟，党中央又派李先念及一批红军干部、战士到竹沟，李先念任省委军事部长。不久，李先念即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及随行干部160余人，南下抗日。
日，刘少奇来到中原局（日-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和王明的书记职务，成立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化名胡服，与河南省委合署办公）。刘少奇听取朱理治、陈少敏汇报。对陈少敏在4个月时间内派出5支抗日队伍、撒下近千人的革命火种大为赞赏。刘少奇、朱理治都赞成陈少敏带部队南下与李先念会师，把鄂豫地区零散的队伍统一起来，抢占中原要地。要求陈少敏一定要像一把尖刀那样，牢牢插在鄂中，并把他的秘书栗在山及选出的几个助手随陈少敏一同前去。
经过10多天行军打仗，陈少敏率部队进入绵亘在鄂豫两省边界的四望山（站在主峰可望见桐柏、信阳、应山、随县四座县城），豫南特委和李德纯领导的豫南抗日挺进队就驻扎在北麓黄龙寺村。陈少敏与朱大鹏、王海山、刘子厚等彻夜长谈，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刘少奇的指示，要求做好统一整编准备，交待了任务，又从豫南抗日挺进队带上两个中队，直下安陆，去与李先念所率部队会师。
日，陈少敏率部队到达会师地点，湖北安陆县赵家棚镇（武汉失守前，陶铸来到鄂中，同鄂中特委负责人杨学诚在这一带组织武装近千人，李先念即率部驻扎在这里）。赵家棚红旗招展，人欢马腾。李先念率部和先期汇合的罗厚福、许金彪、杨学诚等热烈欢迎陈少敏。不久，应山县杨焕民率两个游击中队也来会师。分散在鄂中的四支党领导的游击队会合了。
日，在湖北京山养马畈召开鄂中区党委扩大会议，陈少敏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六条指示和中原局关于鄂中抗日武装整编与扩大的指示。会议成立了新的鄂中区党委。陈少敏任书记，李先念、陶铸、杨学诚、夏忠武为委员。
6月19日，会议中接到刘少奇、朱理治联名发来的电报，要求“新四军的指挥与编制要统一”，要“在最短时间内，扩大与创立一支5000人、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统一了与会人员的思想（打消了部分同志公开新四军旗帜的担心），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成立。
&&& 李先念组建主力
1939年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命令，李先念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
　　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南下非常关心。要求李先念及所率部队应由铁路两侧到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在发展中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武装，多求质的巩固。
　　2月12日，毛泽东电示：“我军每到一处，均须发布告或宣言”，“广泛宣传，以打击反共顽固派”，唤起民众，一致抗日。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下，李先念在南下途中，一面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广泛地播下抗日种子，一面将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分散的抗日游击武装穿珠成串。
4月5日,刘少奇发电报给朱理治,指示:应即将信阳挺进游击队与李先念部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开赴鄂中,由李先念为鄂中支队司令员。
6月11日至18日，李先念、陈少敏在养马畈一庄户人家主持召开鄂中区党委会议，边区党委副书记陈少敏代表鄂豫边区党委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会议决定整编豫南及鄂中的抗日武装，成立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任政委。
6月19日,刘少奇给正奉命在湖北京山整编部队的陈少敏、李先念发去电报,指示他们: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扩大与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部队的指挥与编制要统一。
继新四军挺进团成立后，6月，李先念和陈少敏等在京山养马畈主持了鄂中区党委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在鄂中打出新四军的旗帜，并统一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辖5个团队，使中原敌后产生了第一个游击主力兵团。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经成立，在李先念的率领下，高举新四军的抗日旗帜，向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后挺进，机动灵活地打击汉奸、伪军和零星日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磨擦，使新生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面临着严峻局势。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中原局作出了创立最坚强的抗日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连成一片的决定。11月中旬，李先念与朱理治、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四望山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鄂豫皖、豫鄂、鄂中三个区党委，统一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并将以上各地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湖北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示“李先念的任务是巩固现地策应我军”。刘少奇根据党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意图，从苏皖敌后给李先念发来指示：“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我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军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进行坚决自卫。
　　4月17日，李先念、任质斌等率纵队主力东进，对盘踞在大小悟山地区的程汝怀部展开攻击，击溃了顽军，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并发展了抗日武装，在边区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反顽自卫战争，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5月4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电中，不仅充分肯定李先念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并明确指出“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对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对正在开展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的建立
　　1939年元旦后，中共豫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抽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竹沟留守处一个连和60余名干部，组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李先念任司令员，周志坚任参谋长。独立游击大队由新四军竹沟留守处的两个中队和李先念从延安带来的60多名红军干部组成，共160多人，配备有一挺重机枪，90多条步枪和几十枚手榴弹。
1月17日，李先念率部由竹沟南下向鄂中挺进。在与信阳挺进队会合后，开始在四望山和桐柏山一带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并与当地中共党组织掌握的抗日武装互相配合，多次袭击日伪军，取得了柳林车站、四里桥、余家店三战三捷的胜利。
2月下旬，李先念率领新四军游击大队挺进铁路以东地区。在灵山东大寺口，与贺建华、罗厚福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会合。随后，李先念在灵山寺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原局、豫鄂边区党委的指示，建立信罗边中心区委和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留守处，使豫鄂边区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起来。不久，李先念率部离开大寺口，向武汉外围挺进。在周家畈收编李道怀部后，又与老红军许金彪领导的湖北抗日游击大队会师大悟山。
2月下旬，李先念率独立大队和信阳挺进队一个中队离开四望山，向平汉路东信阳、罗山边界地区挺进，在灵山冲大寺口与路东中共党组织和六大队会合，并将蔡韬庵、周性初等领导的抗日武装编入挺进队。
　　1939年4月，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进入鄂中大、小悟山地区，与信阳挺进队一部合编为新四军鄂中游击支队，在小悟山青石口与原红军战士许金彪组织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500余人会合，随后一同开抵平汉路西安陆赵家棚地区，在李家湾、吴家湾一带合歼伪军第八军一个营又二个连，俘伪旅长以下300余人。
王稼祥、刘少奇复电朱理治：“李宗仁既不反对新四军在鄂中活动，而应城县长又要求新四军前去，应即将信阳挺进队与李先念部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前去鄂中行动。”“李先念为鄂中支队司令，马志远、余学礼为支队政治部正、副主任，陶铸暂时以区委代表资格帮助工作，政治委员暂缓决定。”“部队到鄂中行动，须有必要的准备工作，并须注意不要受到敌人的袭击。”
6月6日，中共豫南省委组织部长陈少敏率领竹沟八团队留守处的一个中队和信阳挺进队的2个中队及50多名干部，到达赵家棚与挺进团会师。中旬，遵照中原局的指示，李先念、陈少敏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中共豫南、鄂中党和军队干部会议，讨论统一边区武装力量的问题，并决定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将豫南、鄂中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支队下辖5个团。此次会议不仅统一了党在豫南、鄂中两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和指挥，而且为开展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开创豫鄂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新四军军部：“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四支队，担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
　　6月19日刘少奇与朱理治致电陈少敏、李先念、杨学诚：“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最短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能在目前及可能的长久磨擦之下，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指出：新四军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军，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新四军的指挥与编制要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战斗力量。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建立
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抗战爆发后十五个月的经验，批判了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消灭敌人之目的”的全民族总任务；决定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并撤销长江局，成立由刘少奇、朱理治、郭述申、郑位三、彭雪枫等组成的中共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负责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地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任命李先念为河南省委军事部长，他带领三十余名团级干部和一个红军排随中原局领导干部于12月前后抵达确山县竹沟镇。从此，中原各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有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坚实的领导中枢，使豫鄂边区抗日力量的发展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中原局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向党的干部明确地提出了豫鄂边区抗日斗争“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的口号，并将分散的抗日武装和游击队尽可能地统一和集中起来，以便形成一支我党独立领导并能打开中原抗战局面的部队。1939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派李先念率领部队挺进武汉外围，汇集党的武装力量，扩建一支新四军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随后召开的豫鄂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决定从竹沟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留守处抽调两个中队和60余名干部共160余人，组成由李先念（化名李威）任司令员，周志坚任参谋长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
1939年1月中旬至5月间，李先念率领这支游击大队，先后进入豫南、鄂东和鄂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与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有关指示，帮助他们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和统战工作，不断发展抗日武装力量，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敌军，迅速地打开了这些地区的抗战局面。1月17日，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出发，在黄龙寺同中共豫南特委和特委领导的信阳挺进队会合，又南下信阳与应山交界的四望山。
在四望山接收黄绍九领导的一部分抗日青年自卫大队，人枪约百余，这时部队共约500余人。当李先念同志来到信南谭家河时，又与张裕生、周映渠、任子衡领导的我党信南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汇合，此时的挺进支队已达1000余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挺进支队。行起军来，已是浩浩荡荡的一股抗日铁流了。李先念马不停蹄地从豫南到信罗边，到鄂东、鄂中大洪山，接连不断找当地地下党组织，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全会精神。
大别山是我党土地革命时期的老苏区，这里有我党大量的革命火种。为了弄清情况，李先念同志委派周志坚和任子衡同志赴铁路东进行武装侦察和联系，这时又遇上蔡韬庵及蔡玉坤所领导的又一股革命力量。经过几股革命力量的汇合，挺进支队才正式命名。除留一部分力量在原地发展和坚持外，挺进支队大部分力量又开始南下鄂中。
李先念听说孝感出了一个“许大人”，便派人查找，才知他就是大革命时期，我党留下的革命火种，退役干部许金彪同志。他所领导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有4个步兵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还有被服厂、机械所和卫生院。驻扎在孝感中和乡，就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但敌人就是对付不了。万一发生情况，都是当地群众掩护他们。不久，许金彪双手捧着党证与李先念会面，成为李先念直接领导下的一支骨干力量。后来又有鄂东的五大队、六大队和八大队部分人员的大汇合。自身队伍从最初160余人的独立游击大队，到1945年8月大反攻之前，发展到5万余人，并在跨越鄂豫皖湘赣5省交界处的74个县境内，解放人口1300万，建立了7个专区、38个县民主政权，是新四军7个师中发展最快、兵员最多、根据地面积最广的一个师，以“发展工作第一、独立作战第一”闻名全国，多次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华局、新四军军部的赞扬。
1939年1月，李先念由地方党的负责人文敏生陪同，在四望山的碉堡里握有200余人枪的国民党信阳县流亡县长李德纯的统战工作，达成了联合抗日、统一指挥等协议。后来又在刘子厚陪同下，到大洪山做爱国人士、原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李范一的统战工作，经过彻夜恳谈，允许新四军在鄂中地区开展活动。接着由陶铸陪同，在随县均川店杨氏祠堂会晤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三专署主任石毓灵，让石毓灵默认了新四军活动的合法性。李先念又在曹获秋、钱俊瑞陪同下，拜会了国民党第45军127师师长陈离，得到对方赠送的一部15瓦电台和一幅军用地图，并商讨了协同作战问题。以后，李先念只身闯入反共老手、国民党鄂东第10纵队司令蒋少瑗的指挥部。扼制了蒋的反共气焰。李先念与刘少卿闯入国民党安陆游击兵团第3支队，促使大队长严叔端与新四军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又到小悟山庄，去做国民党第19游击纵队第4挺进支队刘梅溪的统战工作。交谈中，刘梅溪大骂红军出身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领导“许大人”（许金彪）“祸国殃民”。让李先念看透了刘梅溪反共顽固派的嘴脸，从而知道了许金彪高举抗日大旗在敌后艰苦战斗的情况。
金龙章在大革命时期是我党党员，后被江西督军方本仁所骗，金不甘心寄人篱下，只身回到鄂南拉起队伍，最后当上了“司令”，控制着鄂南一带。李先念综合分析金龙章的有关情况后，派人与金取得联系，并专程将金接到“鄂大”长住，对金晓以民族大义，亲自做深入细致地劝导工作，金终于感动了。他为了实现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的承诺，先后将他的两个团从伪军中拉出，加入到抗战行列，编入新四军第五师。在平汉路路两侧，有曹、胡两支武装，曹省三率领导的是一支曾与我有统战关系的地方游击队，共300余人；胡翼武部是一股地主游杂武装。胡部勾结日寇，作恶多端，人民群众切齿痛恨。为了稳固与曹的统战关系，使之发展成一支抗日武装，并铲除胡翼开这颗毒瘤，李先念果断决定，组织一场联曹击胡的战斗。李先念亲率独立游击大队与曹部密切配合，很快将胡的司令部摧毁，活捉100余人，缴获枪100余支。这次战斗，震动了国民党安陆县第二区（赵家棚）区长兼第三游击支队长杨弼卿，邀请李先念进驻赵家棚，主持召开安陆、应山、孝感等县国民党官员和地方开明绅士合作抗日大会。会上，新四军战士配合李先念的演讲，高唱起“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抗战有希望，两党团结中国不会亡”的歌曲，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不仅使中和乡的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同时为开辟安（陆）应（山）孝（感）新根据地创造了条件。1941年3月，我鄂东独立团在
希蕲边韩思桥地区与国民党第五战区桂军收编的河南地方武装沈光武部队相遇，我团正在对该部进行火线统战时，沈部一个大队来援，独立团被迫迎击，俘其大队长沈训谟及以下50余人，独立团当即向沈宣传我党团结抗战的主张，诚恳希望他与我军合作抗日，并在生活上予以优待，沈训谟倍受感动，发誓不再参加反共内战，此后一直与我军保持了友好往来。
李先念率领着抗日武装，长期孤悬敌后，周旋于敌伪夹击之中，他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文以和言相劝，武以刀枪相争，使那些处于观望、徘徊的武装势力渐渐趋向抗日一边，使鄂豫边区的抗日力量不断扩大，极少数顽固派日益陷入孤立的境地。
各地党领导的分散的武装被汇集后，为了统一指挥，增强战斗力，防止被敌顽各个击破或吞并，李先念等从1939年5月到1940年1月先后对分散的游击队进行了三次统一整编。
第一次：1939年5月在赵家棚实现了新四军独立大队、湖北抗日游击大队和中共应山党组织领导的两个中队等三部分的会合，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许金彪任团长，周志坚任政治委员，杨焕民任参谋长。下辖3个大队。
第二次：1939年6月京山养马畈会议上，汇集了豫南、鄂中党领导的各支抗日武装，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政治委员）。各团队都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大队设政治教导员，中队（连）设政治指导员，以后，排里设政治战士。不仅大大强化了队伍的政治工作，更是在鄂中高举起新四军的旗帜。
史载：6月中旬，鄂中区党委遵照中原局指示在养马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成新的鄂中区党委，陈少敏任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长，将党领导的豫南、鄂中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陈少敏，参谋长杜公石，政治部主任郑绍文。下辖4
个团队，至8月发展到7个团队。养马畈会议不仅使鄂中区党委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而且鲜明地在鄂中敌后树起新四军的旗帜，使共产党在鄂中、豫南两地的抗日武装有了统一的指挥和领导，开始形成党在中原地区的游击主力部队，标志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以创建根据地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第三次：1940年1月党领导的豫南、鄂中、鄂东抗日武装进行第三次统一整编，成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下辖9个团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不久去延安，由任质斌代理），进一步地加强了各级党委、总支、支部的建设。同年8月，主力部队的团队在大队、中队、分队分别改称团、营、连、排，向正规化迈出一大步。
中共中央高度评价挺进纵队的成立“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指出：“挺进纵队是一个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
由于五师是在多支小型武装的基础上整编而成的部队，其中有游杂武装，也有伪军，且革命队伍内部也是成分复杂，其中出身于农民的占到90%以上，这些刚刚脱离或脱离农村不久的农民，他们虽然具有民族与阶级觉悟，但同时又存在着游击习气、本位主义、平均主义、狭隘自私，激烈斗争下的动摇等不良习气。为了教育和巩固这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部队，把它建设成一支真正的党军，以李先念为首的第五师领导核心，一直把从政治上建军摆在重要的地位，对这支部队不断进行教育与改造，通过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工作，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最终使其成为了一支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英雄部队。
&&& 组建第一个主力团
中原局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和信阳挺进队统一编为新四军挺进游击支队，向鄂中地区挺进，在武汉外围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李先念率领部队沿途与各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收编地方游杂武装，消灭反动汉奸武装。5月与许金彪领导的湖北抗日游击大队和杨焕民领导的应山抗敌自卫团会合。李先念将3支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许金彪任团长，周志坚任政治委员，这是在武汉外围建立的第一个新四军主力团队。6月6日，陈少敏根据中原局指示率领竹沟留守处50余名干部和信阳挺进队的两个中队150余人到鄂中，和李先念领导的部队会合后，编入新四军挺进团。随后，李先念率领部队向京山大山头挺进，与鄂中区党委领导的应城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四支队会合。
1939年6月，李先念、陈少敏同志到了鄂中，同杨学诚和鄂中区党委的同志汇合。
1939年6月中旬，根据中原局指示，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养马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李先念、陈少敏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原局的指示。
在会议上讨论应城抗日游击总队是否公开打出新四军旗帜问题时，有的同志（杨学诚）提出要继续使用国民党给的合法名义。李先念旗帜鲜明的提出应城抗日游击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必须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编入新四军。
他的意见得到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中原局的肯定。&&&&&
会议期间，收到中原局领导刘少奇、朱理治给李先念、陈少敏、杨学诚的电报指示：“在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最短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五千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能在目前及可能长久的摩擦之下，确立我党在鄂中的地位，才能够应付各种事变。鄂中顽固派正竭力打击应城。我党力量应在三、四支队。我党工作已无法掩护，望勿再迟延，立即编为新四军。……
新四军的指挥与编制要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增强部队战斗力量。”
中原局领导刘少奇、朱理治的正确指示，解决了会议的争论。
会议根据中原局指示，组成了新的鄂中区党委，决定将鄂中、豫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为司令员。鄂中区党委根据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决定马上把鄂中、豫南两地所掌握的利用各种名义组成的抗日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那时鄂中的应城、京山、钟祥、汉川等地迅速组成了近四个团的兵力。这支由我们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的诞生，立即成为中原敌后人民抗日救亡斗争和团结友军抗战的核心。
关于应城抗日游击总队的事儿
在长江局王明的把持下，1938年5月召开的湖北省委工作会议上，陶铸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周恩来指示陶铸到宜昌待命。11月上旬，陶铸终于到达了丁家冲与以蔡松云等为首的刚组成上山的游击队以及杨学诚汇合了。从此在陶铸和杨学诚的领导下，部队员额及武器日益扩大，给养来凤鸣+轩小说网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源日渐充裕，统战工作逐步开展，群众工作日益深入，局势发展得很快。
在应城即将沦陷前夕，特委书记杨学诚主持召开鄂中特委紧急会议，蔡承祖、顾大椿、刘慈恺、童世光、陈秀山、沈少华、邓先柱、郑速燕、萧松年等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董必武关于“要千方百计抓枪杆子”的指示，会议最后一天，蔡松荣列席了会议。扩大会作出了“一切服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决议，从而加快了武装准备和游击战争的步伐。蔡松荣利用国民党县政府默许膏盐矿商购买枪支弹药的有利条件，拿出家财通过各种途径，买到德国造快慢机、三号驳壳枪、白朗宁小手枪各一支和田店仿制汉阳造步枪4支，子弹半箱，手榴弹18枚，加上他家原有的一支金陵造小手枪，组成了一支
8条枪、10多人的抗日武装，并以护矿的名义练习瞄准、射击、投弹、夜行军等各种军事本领，还学习《抗日救亡十大纲领》和《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等革命军事理论，练兵待机，随时准备走上抗日前线。在应城沦陷前几天，就打出了“应城县潘家集商民自卫队”的旗号。这就是后来史上称之为的“应城八条枪”。“应城八条枪”成为鄂中第一支抗日武装。后由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亲自带领奔赴京山丁家冲，树起了鄂中抗日大旗。
1934年夏，杨学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抗日救亡运动也锻炼了他的性情，使他由一个儒雅风流的书生变成了一个疾恶勇斗的战士。
应城沦陷后，共产党员许子威、鲁尔英等利用陶铸原购回的24支德国驳壳枪和李范一给许子威护厂护身用的2支驳壳枪、1支白朗宁手枪，组织皂市米厂工人、汤池小学教师及附近进步青年农民，并收编原在汤池的国民党县保安大队第3中队，组建了约70人枪汤池抗日游击大队，鲁尔英任大队长。这支武装准备到天（门）汉（川）湖区找童世光（当时天汉党组织负责人）等领导游击队，从皂市出发经胡市、李集到田二河和甘驿等地，见湖区到处一片汪洋，因不习水性，就又由湖区改向山区，不久，这支武装即遵照鄂中特委的指示进入丁家冲。
在矿区，鄂中特委委员邓先柱、陈秀山等组织矿区北山工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收集国民党溃军丢散的机枪1挺、步枪10余支，组织了一支20人枪的工人武装，奔向丁家冲，汇入潘家集商民自卫队。邓先柱又只身一人返回矿区继续收集流散民间的武器弹药，组织工人，并将这些工人武装一批又一批送往丁家冲。
应城沦陷前夕，郭仁泰带汉流骨干李春山、王占九、韩金武等20余人，至李家集与姜泽如共同组织陈家河抗日游击大队，计百余人枪。随即率部向京山转移。行至景家墩，正好邓先柱此时持着陶铸的亲笔信指示他们上山。郭仁泰、姜泽如等非常高兴，各自带领20余人枪，分别到垌冢、矿区筹集抗日经费后陆续上山，其余90多人枪由汪心一先带至了丁家冲。
应城沦陷后，潘家集商民自卫队、汤池抗日游击大队、矿区工人游击队以及陈家河湖区抗日游击大队等武装，在陶铸和鄂中特委的号召下，如百川归海流，从不同方向自发地向京山北部的丁家冲集结。
1938年11月末，在时任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政治指导部主任、爱国进步人士李范一和陶铸向国民党当局的大力推荐下，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主张合作抗日，具有抗日热情的进步青年孙耀华出任应城县县长，孙耀华上任后一面着手重新改组应城县政府，一面将到达丁家冲的上述地方武装利用合法名义统一整编为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孙耀华任司令，许子威任副司令，张文津任参谋长。“应抗”司令部成立后，在中共鄂中特委的领导下，为统一军令，扩大武装，在丁家冲进行了第一次整编。“应抗”司令部下辖3个大队。李又唐被编为第一大队，下辖两个中队，李又唐任大队长；蔡松荣、鲁尔英的两部编为第二大队，下辖两个中队，鲁尔英任大队长，蔡承祖任政治指导员，蔡松荣任副大队长；郭仁泰部编为第三大队，下辖三个中队，郭仁泰任大队长，陈秀山任政治指导员，姜泽如任副大队长。“应抗”还初步建立了医院、修械所等后勤机关。“应抗”在鄂中特委及陶铸的领导下，前后仅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从8条枪、13个人发展到3个大队、7个中队、500余人枪，并初步建立了以丁家冲地区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在鄂中树起了第一面抗日大旗。。“应抗”的两次扩大整编均在丁家冲进行，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枪。陶铸率鄂中特委、京应县委、“应抗”司令部驻丁家冲，开始了抗日游击战。鄂中抗日烽火率先在京山点燃，京山石板河丁家冲成为鄂中抗日游击战发动时期的指挥基地。潘家集商民自卫队，汤池手枪队和应城县常备队第三中队编为第二大队，蔡松荣同志任大队长。“应抗”二大队后来成为新四军五师豫鄂边区挺进纵队的一个主力团，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
1939年初，召开了一次鄂中特委扩大会议，会议由杨学诚主持，到会的有20多人。孙耀华同时担任了应城抗日游击队司令，任命了沈少华为秘书长，并正式任命了张文津为参谋长，原保安大队李又唐为第一大队长，我党争取过来的“汉流会”队伍郭仁泰为第二大队长，蔡松云为挺进大队长，鲁尔英为特务大队长，黄定陆为独立中队长。后3支队伍都是党的核心武装力量。同时，任命栗秀真为后方医院院,并且将游击司令部搬到了京山县向家冲张先浩的家中，由陈玉虹（许明清）、张先浩的地方武装负责站岗放哨，担任侦察和向导，并负责供应给养。
钟祥的谢威、杜邦宪等共产党人也组织了一支七八百人的队伍，也要求打应抗的旗号，于是孙耀华、陶铸、张文津决定于1939年4月间将“应抗”队伍在杨家河进行第三次整编，将已投敌的郭仁泰部1支队重新组建，由徐休祥任支队长，李又唐任第2支队长，蔡松云任第3支队长，将钟祥部队编为4支队，张文津为第4支队长，谢威、杜邦宪、毛凯都集中在4支队。孙耀华是“应抗”的司令，副司令是许子威，张文津仍兼任参谋长。
&&& 1939年4月底，
“应抗”部队发到1500余人枪。许子威同志任副司令、张文津同志任参谋长、蔡松云任副大队长兼五中队队长。
1939年3月底，陶铸亲自指挥了京山公安寨伏击日军的战斗，击毙日本皇族劳军团团长，毙、伤日军20多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陶铸在谈到这次战斗的意义时说：“在富水河畔之公安寨，胜利予敌人的有力打击，光荣地展开第一次鄂中游击队与敌人的搏斗，这不仅兴奋了鄂中人民与鼓舞了鄂中游击队，而且动摇了在部分的伪军。”&
4月底，陶铸又亲自率领“应抗”1、3支队，夜袭云梦城，在湖北首创攻破敌占县城的战例。“应抗”几次成功的战斗，不仅打击了日伪，锻炼了“应抗”，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民众，壮大了军威，扩大了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为武汉外围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作好了武装准备，为后来李先念、陈少敏、朱治理、任质斌率部南下减少了障碍，创造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经过三次整编，应城抗日游击队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到2000余人枪。
日陶铸在《论鄂中游击战争的新阶段》一文中认为，“在六个月的艰苦奋斗中，真正的地方的抗日队伍从过去的废墟上，雨后春笋般发出了芽，并很快成长起来。原来始终不动摇的抗日游击队，更健全与巩固扩大了。”所以李先念在1940年10月写的《一年来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充分肯定地说：“鄂中陶铸、杨学诚同志以八条枪起义而发展起来的几支武装，成为以后发展、坚持鄂豫边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
李先念、周志坚：回到鄂豫皖
　　1939年元月，李先念在新四军河南竹沟留守处奉命组建了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大队，李先念任大队长兼政委，周志坚任参谋长。大队由两个连队和几十名干部组成，只有三挺机枪、二百多支步枪和一百多颗手榴弹，每支步枪只配有五发子弹，几天后队伍奉命向武汉敌后开进。
　　几天后李先念率独立游击大队来到豫南四望山北麓和豫南特委领导的信阳抗日挺进队及竹沟警卫大队一中队的三百八十多人会合。临来前留守处负责人介绍说豫南、鄂东北有好几支抗日游击队在活动，来到这里后却一直没有联系上。李先念心里十分着急，就派参谋长周志坚带二个连穿过平汉铁路挺进大别山区，进行一次侦察性游击活动，联系平汉铁路以东地区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
　　第二天周志坚带上二个连，在平汉铁道线上找到了平汉铁路工人抗日游击队，同工人游击队联手打掉了一个伪军据点，缴获机枪三挺、步枪一百二十多枝。又在大别山西麓找到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蔡韬安，让他在大别山区积极发展抗日武装，迎接新四军大部队的到来。在大别山周志坚还找到了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这支队伍的骨干全是当年大别山打游击的老红军，李先念在灵山寺狮子口见到他们时热泪盈眶。大别山的英雄儿女过去为土地革命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今天为了抗日战争他们又战斗在敌后抗日战场。大别山人民是勇敢、坚强的人民。李先念重回大别山区感到格外的激情澎湃，他对这里一草一木、同这里的父老乡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
　　在狮子口游击队第六大队大队长罗厚福向李先念汇报了他们的工作，李先念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罗厚福1909年出生，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后，他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后加入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他仍留在鄂豫皖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1938年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鄂东北游击大队第六大队，任大队长职务。
　　李先念从竹沟出发到豫南、鄂东北，又到武汉外围的安陆县，以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名义，树起了抗日大旗。在半年时间里先后同信阳的挺进队、铁路工人抗日游击队、鄂东北新四军第六、第五大队、孝感的许金彪部以及活动在襄河西、汉川、鄂南、应山、枣阳等地的各路抗日武装取得了联系。1939年5月，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发电报给李先念，提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期内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队伍，只有完成了这一伟大任务，才能应付各种事变，确立我党在鄂中的领导地位。新四军刚到鄂中，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小股部队日军，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接到电报后李先念非常高兴，立即将陈少敏带来的信阳挺进队的两个团与各游击大队、中队进行合编，组建了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下辖四个团和一个总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陈少敏任政治部主任，周志坚任参谋长兼一团团长，全支队目前已有三千人。
　　陶铸，1908年出生，湖南省祁阳县人。1924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起义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又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回湖南，任中央祁阳县委军事委员，1929年秋起任中央福建省委秘书长、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1933年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被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8年到鄂中组织抗日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后任新四军鄂豫游击支队代理政委、政委职务，同李先念一起领导鄂中的抗日游击战争。
　　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组建后,李先念、陶铸对部队进行了短暂的训练，使部队融为一体，形成了凝聚力，广大指战员有了集体主义观念。根据中原局的指示短期训练结束后，李先念派周志坚率一团立即开展敌后抗日战争。周志坚是位老红军，作战经验丰富，部队组成后的第一仗非常重要，所以李先念就将这一仗交给了周志坚指挥。接受任务后周志坚带领第二大队大队长和几名中队长化装成农民前往花园至安陆县的公路上实地侦查，选择有利阵地准备伏击日伪军。经过反复选择，他们选择了憨山寺伏击点，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公路经过处有一个近九十度的直转弯，此处是日军车辆的必经之路。侦察回来后，周志坚向李先念汇报了在安陆县城西憨山寺附近伏击日军计划，李先念根据汇报觉得周志坚的伏击计划可以施行，并关切的问周志坚“有把握吗”。周志坚回答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可以得手”。李先念叮嘱说：“这是第一仗，只能赢,不能失败”。
　　当夜十一时，周志坚率领一团的六百多人来到了憨山寺伏击点布下口袋阵，派二大队副大队长韩水带一个中队埋伏在公路直转弯处，在公路上挖了一条深沟阻挡车辆通行。周志坚手提驳壳枪在伏击阵地跑来跑去，认真检查各中队埋伏情况。因为这是部队组建后第一次同日军作战，他心里不免有点紧张，生怕出现什么意外。当他觉得阵地上一切部署停当后，又把全团唯一的一挺重机枪布置在一个有利的山坡上，他和二大队大队长毛恺在重机枪阵地指挥。后半夜野地里显得非常宁静，一团指战员开始了漫长的等待。阵地周围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只有瞅瞅的虫叫声，战士们因为出于临战前的紧张状态，并无大的困意，只是觉得肚子饿得厉害。几个小时后，东方泛出蒙蒙的亮光，后慢慢变白、又变红，不久太阳升起来了。直到这时日军的汽车还没有露面，周志坚有些焦虑，抬头注视着公路的前方。七时许，前方警戒分队打出了旗语，证明目标已经接近，不一会儿日军的汽车就出现在周志坚的视野中，一辆、二辆、三辆…共有五辆日军汽车向口袋阵开来。当日军汽车全部进入口袋时，周志坚一声枪响，重机枪率先发出怒吼，埋伏在公路两旁的轻机枪、步枪和手榴弹也同时开火。日军最前面的一辆汽车满载着一车日军士兵被深沟挡住了去路，后边的三辆汽车满载着军用物资，最后边的汽车上也同前一辆车上一样满载着一车日军士兵，共有一百来人。遭到突然袭击后，第一辆汽车的日军有的凭借车体进行还击，有的跳下汽车向两旁伏击部队实行反击。由于公路狭窄，敌人的几辆汽车撞在一起，最后边的汽车中弹后起火，日军汽车想调头逃跑已经不可能了。经过一阵打击后，日军伤亡过半，周志坚果断命令缩小包围圈，埋伏在两翼的部队立即向中间运动夹击日军。日军不敢恋战，在一名军官指挥下组织火力向伏击部队东侧兵力较弱的四中队阵地突围。这时副大队长韩水带一个中队冲下阵地，帮助四中队阻击敌人。他们以田埂为掩体，就地阻击敌人。由于距离较近，冲过来的日军一个个倒在阵地前，但后面的几十名日军并不退缩，仍然嚎叫着向前冲击。周志坚命令号兵吹响冲锋号后，阵地上枪声喊杀声连成一片。全团战士越出工事冲向敌人，包围圈越来越小，经过半小时激战，负偶顽抗的日军全部被消灭。周志坚命令部队迅速打扫战场，将日军汽车上的军用物资全部缴获。这次战斗全歼日军一百零五人，炸毁军车五辆，还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新四军只伤亡五十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初战告捷。
　　8月10日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二团奉命到平汉铁路以东活动，开辟新的抗日战场，钟伟任团长、王海山为政治委员、娄光绮任政治部主任。二团下辖三个大队十个中队，共有指战员九百多人。钟伟，1915年出生，湖南省平江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少时好学上进，能言善辩。参加红军后曾任红三军团宣传队长、俱乐部主任、党总支书记、营长、团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他指挥作战大胆心细、勇猛敏捷，人称“勇猛似虎、机警似鹿、狡猾的像只老狐狸”。1934年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东征和西征,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到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信阳挺进队团长。
　　8月10日夜钟伟带领二团拼命地赶路，一些体质较弱的干部和战士怕自己掉队，用绳子把自己和前边的战士栓在一起，咬紧牙关跟上部队，终于在天亮前走出一百多里路越过了平汉线到达信阳以东的杜家畈。尽管部队行动十分保密但还是被日伪军派出的密探跟踪，部队在杜家畈休息三个小时候继续东进，侦察班发现有三个形迹可疑的人跟在后面。侦察班长李浩用计将三个可疑人捉拿后交给钟伟审问，他们供认了是驻柳林镇日军派出的侦探，日军在四处寻找新四军的去向。
　　8月11日钟伟、王海山带部队来到罗山县朱堂店镇，为了扩大新四军政治影响，钟伟命令部队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天正好是朱堂店镇集日，许多农民前来赶集，二团高唱歌曲浩浩荡荡地从大街上通过，场面非常壮观。二团团部和警卫连住在镇东头的火神庙里，三个大队分驻在镇西北、东北、东南三面的山上。为了迅速打开抗日局面、扩大新四军在此地的影响，钟伟命令每个中队都派出宣传组到镇子里、到各个街道宣传抗日必胜、中国人民必胜，宣传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是群众不敢接近宣传组，见了宣传组绕着走，到群众门口敲门，见家里有人，可就不给开门。钟伟、王海山得到报告后觉得有些奇怪，新四军从来没有到过此地，群众为什么会对新四军怀有如此大的戒心？经过认真了解，原来是国民党罗山县县长梅志朝在群众中散布谣言，对群众进行恐吓：谁接近新四军他们就逮捕谁、让谁坐大牢。他们极力反对新四军进入他们的地盘，梅志朝还将罗山县保安团和其他武装近千人开到朱堂店镇附近驻扎，监视新四军行动。信阳日军得到新四军的行踪后，也派出四百多人尾随而来，形式显得非常严峻。钟伟、王海山立即在火神庙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分析战情，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大家认为应该先打击跟踪的日军，暂时不理会梅志朝的人马，这样既可以争取他们又可以体现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可以宣传教育群众新四军是真心抗日的队伍。会后各大队、中队干部马上回到各自的部队中传达团部会议精神、进行战斗部署和火力配备、研究具体打法。战士们擦拭武器、清理子弹、缝补裹腿、打草鞋，做好了战前准备，炊事班赶制了一锅又一锅干粮分发到每一个战士手中。
　　8月15日夜半时分突然下起了大雨，日军集中信阳、李家寨、柳林、东双河等几个据点的日军共六百多人，用几十匹骡马驮着战炮、重机枪、电台从五家店方向朝新四军驻地分两路呈钳形扑过来。日军到达高寨时已是黎明时分，二团设在高寨的排哨发现情况后立即鸣枪报警，团长钟伟和政委王海山听到报警枪声后立即派二大队的两个中队在短缺山正面阻击敌人，派三大队一中队前去左侧山口卡住敌人退路，一大队从右侧迂回包围敌人，另外二个中队被派到东南方向的保安山，防止国民党部队乘机捣乱。
　　日军天亮后首先用炮火向新四军驻地土门村进行轰击，然后用轻重机枪掩护步兵冲锋。埋伏在村外阵地上的新四军指战员始终没有开枪，等敌人距阵地一百米时，战士们才抖掉身上的泥土，突然对敌人射击。日军认为这次偷袭十分隐蔽，没想到会遇到新四军这样猛烈的阻击，许多冲在前边的日军士兵中弹身亡，后面的掉头后退。指挥官气的大叫，止住士兵后退的行动，立即组织第二次冲锋。双方都以猛烈火力相对抗，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阵地前，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阵地前堆起了厚厚一层湿泥土，因为半夜时下了一阵大雨，敌我双方官兵浑身被泥水湿透。日军在督战官的催促下一步步的冲到新四军阵地前沿，二大队长看到形势紧急，大喊一声“冲出阵地、打退眼前的敌人”就带着部队冲出战壕，与阵地前的日军展开了肉搏战。双方短兵相接都杀红了眼，只见刀光闪闪刀进刀出、血光飞溅，阵地上遍地是血。新四军人多势众，占据了优势地位，很快扭转了战局，把日军杀的纷纷后退。
　　一大队大队长张牧耘和教导员黄德魁奉命率领一大队迂回包围敌人，在古佛山受到日军的顽强阻击。日军用迫击炮和几挺机枪组织了强大的火力网，压的一大队战士抬不起头来。张牧耘十分焦急，他指挥二中队从敌人右侧进攻，不惜一切代价要拿下古佛山切断敌人退路。二中队队长李鹏飞带着部队沿一条浅浅的山沟，带二中队战士躲过敌人的火力网一步步的逼近敌人的阵地。身边不时有敌人的迫击炮炮弹爆炸，飞起的石块和弹片不断落下，二中队官兵冒着敌人的炮火勇敢地前进。这时中队长李鹏飞让一排长指挥二挺机枪与日军火力形成对射，他带着部队向山头冲去。日军被迫放弃山头阵地向后撤退，李鹏飞马上组织火力给日军以大量杀伤。经过二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二团把鬼子兵围困在纵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刘家洼一带。团长钟伟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敌人阵地，发现鬼子正忙着拉运尸体，把死尸堆在一处空地上，上边倒上汽油然后点火把死尸焚烧。钟伟估计日军是想突围，马上传令全团准备战斗。
　　日军焚烧尸体后，集中所有炮火向刘家洼以西新四军阵地进行猛烈轰炸，日军企图在此地打开缺口向西突围，二团战士顽强阻击，战斗打的十分惨烈，双方伤亡都很大。在久攻不下时，日军孤注一掷，在阵地前施放了大量的毒瓦斯。乳白色的毒气迅速在二团阵地前蔓延，熏得战士们直流眼泪、头晕，日军乘机进行猛烈进攻。钟伟立即从其他方向调来部队增援，挡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
　　当天下午日军指挥官见新四军的包围圈正在缩小，量难突围，急电告信阳日军联队长派兵增救。日军联队长佐藤接电后速派出三百多人乘汽车前来增援。在下后四时钟伟接到侦察班的敌情报告后，立即带部队撤离战场，这次战斗共歼灭日军二百多人，二团本身也伤亡近二百人。这次战斗影响较大，国民党武汉战区司令官白崇禧派出一名上校军官前来二团进行慰问，蒋介石也在重庆发出嘉奖令。国民党罗山县县长梅志朝见上峰如此，他也带了些慰问品来二团进行慰问。钟伟和王海山把部队带到安全地带进行休整，医治伤员，稳定部队情绪，然后对部队进行了补充，使部队迅速恢复了元气。
　　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支队在武汉周围广大的敌后战场频频出击，把日军打得焦头烂额、日夜不得安宁，队伍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40年初，队伍已经发展到六个团五千人。日军驻武汉司令官对豫鄂支队的行动十分恼怒，派出大批密探和谍报人员侦察豫鄂支队的行踪，想消灭豫鄂支队。日，周志坚带一团在京山县新街镇活动时，在凌晨二时突然遭到了一千多人的偷袭。一团三大队的几名流动哨发现敌情后，见情况紧急，来不及回队报告，便鸣枪报警。三大队被枪声惊醒，紧急起床与日军交火，团长周志坚、政委张文津及时赶到三大队指挥战斗。日军是有备而来，他们很快占领了新街镇的十字街口，用几挺机枪封锁了几条大街。镇里的群众就像炸了锅一样，孩子哭、大人叫，纷纷四处逃命，不仅造成了重大伤亡，还严重影响了部队的行动。周志坚立刻派人去向李先念汇报情况、请求支援，一面大力疏散安置群众转移。他大声高喊：”乡亲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是团长，我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能挡住日本人，保护大家安全转移”。周志坚喊话后，街上的呼喊声、哭叫声渐渐平息，群众在新四军官兵的指导下迅速转移疏散。
　　新街镇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李先念闻报立即派人到附近活动的二团和三团调兵前来增援，天亮后李先念带支队警卫连赶到新街镇指挥战斗。他亲自到阵地前观察敌情，他看到敌人的战斗队形后马上找到团长周志坚沟通了情况，命令第一、二大队向两侧迂回出击包围敌人。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一团挡住了日军进攻势头，双方成对峙状态。上午九时许，二团、三团增援部队纷纷赶到，李先念果断的下命令吹冲锋号向日军发起反击。冲锋号响后，豫鄂支队的三个团同时向日军发动反击，把日军压缩到镇外水塘南边的洼地里。日军知道新四军没有重武器，他们用迫击炮、轻重机枪、掷弹筒组成强大的火力网边打边撤退。新四军紧追不舍，日军狗急跳墙，在紧急关头又施放了大量毒瓦斯阻挡新四军的追击，而仓皇逃跑。
　　这次日军偷袭一团驻地，幸亏三大队的几名哨兵及时发现，鸣枪报警使部队避免了大的损失，战后支队对几名哨兵进行了嘉奖提拔，把班长提升为排长，三名战士提升为班长。这次战斗一团共伤亡一百六十人，歼灭日军一百八十二人，双方基本上打了个平手。战后李先念召开团级干部会议，要大家吸取这次偷袭战教训，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日军的偷袭，确保部队的安全。
&&& 白兆山正式建军
京山养马畈会议后，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在白兆山正式建军，组成了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并着手整编豫南和鄂中党领导的武装。这时候，最大的武装力量就是李先念的鄂豫独立大队和陶铸、杨学诚、张文津的应抗，这一合并，统一了鄂豫和鄂中的游击队。
到8月，李先念建立了四个主力团队。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建军后，在李先念的指挥下，为在武汉外围建立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胡翼武部，开辟安&陆&云&梦&孝&感&根据地。争取周叔屏反正，开辟安&陆&应&城&随&县&根据地。憨山寺伏击日军，巩固和发展赵家棚根据地。魏家河、马家河进攻战斗，巩固以八字门为中心的大山头根据地。10月13日，李先念亲自指挥的新街反“扫荡”战斗，歼灭日军180余人。“新街战斗是日寇在鄂中的第一次惨败，汉奸伪军闻之战傈的有名战斗”。对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巩固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根据李先念指示。李人林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四团队向天汉湖区进军，并且进攻武汉近郊蔡店，歼灭驻蔡店伪军，震惊驻武汉日军。
周志坚在《八易春秋》回忆：
在鄂中，我们会见了陶铸同志。他是在武汉失守前来到鄂中的。那时，局势十分混乱，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官员如潮水般地西逃。陶铸来后，即同鄂中特委杨学诚会合，坚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武汉沦陷后，他们又组织应城的矿工和天门、京山、钟祥、安陆等地的群众，发展起一千多人枪的武装。
从那时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在武汉外围敌后，跨有鄂、豫、皖、湘、赣老苏区的大部或一部的辽阔地区，到处有我党点燃的抗日星火。在豫南，有信阳挺进队；在鄂东，有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和新四军独立游击第六大队；在鄂中，有鄂中特委和陶铸同志组织起来的“应抗”等游击队；在铁路边的孝感县，在襄河西、鄂南、随县、枣阳、汉川、应山等地，都有抗日武装崛起。就在这个春风化雨的日子里，我们和这些抗日武装一一取得了联系，连成了一片。风助火势，各地的抗日星火，开始形成燎原之势。
6月间，豫鄂边区党委组织部长陈少敏带着信阳挺进队两个中队南下，和李先念同志在赵家棚会合。6月中旬，鄂中区党委在京山的养马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陈少敏和李先念同志主持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期间，刘少奇同志发来电报指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期内，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鄂中顽固派正竭力打击‘应抗’，‘应抗’应立即编为新四军。只有统一新四军的指挥和编制，才能增强战斗力量。目前新四军刚到鄂中，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顽固派如不向我进攻，我亦不主动攻击，以免形成过度对立，给他们以造谣机会。鄂中党除加紧扩大与巩固军队，并严加警戒外，还要向五战区、鄂中专署及其他友军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求得新四军之合法。”（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会议按照以上指示和中原局的既定决策，首先统一了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了新四军豫鄂游击挺进支队，下属五个团队。先念同志任司令员，陈少敏同志任政治委员。我担任了一团队的政治委员，团长是张文津同志。
在养马畈会议期间，有的同志反映了群众的心声：“日本鬼子惨无人道，应当千刀万剐；国民党有力量不抗日，见鬼子就跑；新四军真心抗战，但力量不足。”群众说的这些话，一方面反映出他们对我党的抗日主张是拥护的，同时也流露出对我们实力信心不足。根据党的“独立自主进行抗战”的原则和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分析了当时鄂中地区的抗日形势和群众的思想状况，同志们都认为，要寻机狠狠打击日寇伪军。以扩大新四军影响，确立我党在鄂中的威望，使人民更加认清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武装。
会后，李先念、陈少敏等同志带一团队一、二大队去天门、沔阳等地组织抗日武装，我带三大队继续转战在安陆、孝感、云梦一带，与日、伪、顽进行斗争；二团队在信阳、罗山边区继续开展豫南游击战争；四团队开赴天门、汉川地区，发展襄河两岸的抗日游击战争，并负责联系鄂南地区；三团队活动于京山、应城、天门、汉川之间，协助四团队开辟天门、汉川地区；信南三团队在信南及应北活动，掩护地方工作；五团队游击于信罗边的淮河两岸。此外，竹沟留守处的警卫部队活动在竹沟周围及信（阳）确（山）泌（阳）边界。各部在作战和执行勤务的间隙进行训练，随地扩军，进行初步的战略展开。就这样，新四军豫鄂游击挺进支队一经建立，就在统一战略部署和统一指挥下，高举抗日旗帜，向鄂中、豫南和汉水、淮河两岸敌后作战略展开，广泛而勇猛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
7月中旬，我们在王龙庙再次歼灭伪军胡翼武部刚拼凑起来不久的几百人马，解放了安、孝、云接壤处的大片村庄。接着，又以军事压力和政治瓦解，争取了安陆青龙潭的伪军周淑屏部三百余人反正，补充到三大队。
在此前后，各地区不断传来捷报，特别是8月14日二团队在大别山北麓的罗山朱堂店与日寇的一场激战，在兵力与敌接近，而装备低劣的条件下靠坚强的抗战斗志和旺盛的士气取得毙伤鬼子八十余人的战果，使我们深受鼓舞。
鬼子吃了苦头，并不甘心，两天后集中了一千余人的兵力，对我赵家棚地区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我军一面掩护群众向安全地带转移，一面与敌展开“捉迷藏”战斗，使敌人站不住脚，摸不清方向，处处被动挨打。经过三昼夜的反“扫荡”战斗，打死敌人几十名，迫使鬼子缩回安陆县城和花园据点，日寇的重兵“扫荡”被粉碎了。
10月3日，我按先念同志的命令，率部前往京山大山头，参加歼灭伪顽李又唐部的战斗。
伪顽头子李又唐，是应城朗君人，早年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军官学校受训。在受训期间，他野心勃勃，追随阎锡山一贯反共，博得主子的欢心和赏识，成为得意门生。毕业后，阎锡山通过蒋帮的关系，安排他回原籍，担任了国民党应城县保安大队大队长职务。李又唐是一个反动地主阶级的死硬分子，地地道道的两面派。他虽然挂着我“应抗”第二支队队长的头衔，但反动本性不变，拒不服从应城县政府和“应抗”总队的指挥，私通日伪，招揽匪、伪军，暗中接受国民党鄂中专员石毓灵的接济。其军火充足，装备精良，号称三千之众，编有九个大队，不仅在京山、安陆、应城一带烧杀奸淫，残害人民，而且武力进攻我“应抗”一支队，抢占我应城四区区公署，已成为我党在鄂中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一大障碍。
养马畈会议后，鄂中区党委曾考虑除去这个“毒瘤”，但为了挽救他，一直没有动手。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可这家伙仍不回头，于是决定对他采取行动：先念、少敏同志亲率部队，向李又唐盘踞的杨家河、两河口等地进攻。经激战，敌人狼狈遗逃，我军急起直追。我带一部在应城、云梦交界处的胡家店附近，采用迂回包围的战术将敌咬住，歼其大部，俘虏二百五十多人，缴获轻重机枪四挺、步枪百余支。显赫一时的李又唐只带了一小股伪军，跌跌撞撞地逃进云梦县义堂镇，他的一千多名溃兵被我军收编。这次战斗，是继消灭胡翼武部以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战斗结束后，我们团行军回到大山头集中休整。当时，三大队住新街；二大队住新街东北面的范家冲，向雷公店方向警戒；一大队住新街西北面的杨家冲，向三阳店、宋河镇方向警戒；团部住新街北边的一个小村里。三个大队面南靠北成一个倒“品”字。
新街，是一个修建在小山岗上，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集镇。记得当时四周好象有一圈寨墙包围，东西两方各有一个寨门，南边是一口水溏，对防守是有利的。
日寇对我新四军在鄂中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感到十分不安，加上不久前他们的运输车队的五辆汽车和十多名士兵被歼于安（陆）花（园）公路上，其走狗李又唐又被我歼灭，他们更是恼羞成怒，象疯狗一样处心积虑地报复我们这支敌后抗日劲旅。就在我们宿营于大山头的第二天，鬼子就闻风扑了上来。
拂晓时分，我军派出担任警戒的游动哨发现了敌人，鸣枪报警。几声清脆的枪声划破初秋静谧的天空，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披了一件衣裳出了门，站在高处向枪响处眺望。只听见偏南方向枪声响成一锅粥，新街已在弹雨硝烟之中。从枪声中我可判断出是日本鬼子来了。“歪把子”机枪打出的子弹经过新街上空，“嗖嗖”地从我们房屋顶上掠过。我立即命令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的三大队：“坚决守住阵地！”
九点多钟，气急败坏的日寇象输红眼的赌徒孤注一掷，再一次施放毒瓦斯，更猛烈地向新街进攻，但仍被我三大队的英雄们击退。
这时，一大队的二个中队已运动到敌人左翼，准备攻击。
中午，李司令员闻讯赶来亲自指挥战斗。他说：“这一仗必须打胜，打败了或者打个平手都不行！中原人民都在盼望着我们新四军第一个战报。”接着，他命令二团参谋长胡林带二团队二大队前来接应，配合我团行动。根据李司令员的命令，我和张文津团长将兵力部署一下，便发出了攻击指示。一时间，冲锋号吹得震彻山岗，我军战士的喊杀声惊天动地。几路部队好似山洪爆发，汹涌激荡，犹如山崩地裂，鬼神皆惊。我手持驳壳枪，率领部队向敌左翼后侧的贺家台子冲杀过去。我军突如其来的迅猛攻击，冲垮了敌人的阵地。随日寇一道来的伪军，早就脚底板抹油——溜了，把日寇孤单单地甩在我军面前。我团三大队八、九中队也向新街左翼的黄氏祠堂反攻，将敌压缩在祠堂皇内。应当说，来犯的这支鬼子部队还是很会打仗的，他们此刻在人数上已不占优势，因而抢先占领了贺家台子制高点和黄氏祠堂这易守难攻的地方负隅顽抗。指挥官举着军刀拼命嗥叫，指挥士兵用机枪、步枪组成交叉火力网。双方就这样相持着，战斗呈胶着状态。跑反的老乡看到我军视死如归，血溅疆场，深为感动，冒着生命危险，抬饭送水上了弹雨纷飞的阵地，这更激发了战士们的杀敌勇气。在激烈的战斗中，一些战士倒下了，但其他的同志战斗情绪依然旺盛得很。他们一次次地冲向敌人，终于扭转了战局，变被动为主动。此时，被困的鬼子眼见天渐渐暗下来，恐天黑后地形不熟，又无援兵相助，被我围歼，只好焚烧了一百多具无法运回的同伙尸体，然后，丧魂落魄地从一条小路仓惶逃窜而去。我一大队二中队追击了一阵子，缴获了重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战马五匹。第二天打扫时，又从土里掏出了鬼子来不及带走而埋在地下的一挺轻机枪和一批步枪。
新街一战，震动了鄂中的日本鬼子，武汉沧陷以后，他们在鄂中几乎没有受到如此有力地打击；也震动了一些对新四军了解不深，难免有些观望情绪的中间势力，他们中有的主动向我们靠拢；还震动了溃散在四乡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在大洪山深处的报社，在他们的报纸上用大号字体作标题，刊登了《新街一战丧敌胆，鄂中地区建军威》的消息。
李先念回忆：
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派我和周志坚等同志率领一百多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出发，向豫鄂边敌后挺进。不久，陈少敏、朱理治和任质斌等同志也先后率领部队从竹沟出发南下，同我们会合在一起。我们到了敌后，确实发展很快。这当然同这个地区原来党的工作有一定的基础有关。还在徐州沦陷、武汉危急时，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的指示，中共河南、湖北省委就曾派了一批干部到豫南、鄂中、鄂东等地，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是抵制了王明的错误的。我们南下同豫南等地的武装力量先后会合，根据中央的战略方针，说服动员一些同志坚持敌后或转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我们到信阳敌后地区的四望山，同危拱之、刘子厚、文敏生、王海山同志领导的队伍会合时，要他们坚定不移地在豫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我们到京汉铁路东面大别山地区的狮子口，同罗厚福、贺建华等同志领导的六大队会合时，听说张体学、刘西尧等同志领导的五大队和李丰平、郑重等同志领导的八大队还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就立即让贺建华同志想办法告诉他们转到敌后去，不然有被消灭的危险。我的意见不知转达到了没有。五大队原来叫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他们对国民党顽固派是有警惕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鄂豫皖区党委为了使这支部队取得合法名义，以便解决给养问题，经过同桂军谈判，才改称为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防区在麻城的夏家山一带，和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挨着。一九三九年九月，正当五大队准备转移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命令部队向夏家山等地发动进攻，致使五大队和地方党组织及群众遭到一些损失。五大队在夏家山事件发生后，迅速转移到敌后，发展很快。八大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及时转移，结果几乎全部被国民党顽固派消灭。我们到敌后孝感中和乡地区，原红四方面军伤残干部许金彪同志在那里组织了五百人枪的队伍，诚恳表示听从党的指挥。到应山，杨焕民同志带领一支队伍也找到了我们。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我们就把几支分散的小股部队，汇集成为一支集中统一领导下的部队，并成立了鄂豫边地区的第一个主力团——新四军挺进团。
　　我和周志坚同志率领的这支队伍，从竹沟出发就用的是新四军的番号，挺进到鄂豫边区更坚定不移地树起了新四军的旗帜，宣传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这以前，这个地区的党组织搞起了几支武装力量，为了取得“合法”名义，除六大队外，都还没有打出我们党所领导的新四军的旗帜。一九三九年春，我们挺进到鄂中，同陶铸、杨学诚、许子威、蔡松荣、郑绍文等同志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了。陶铸同志在武汉沦陷前，就到了鄂中，在应城汤池创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利用这一公开形式，培养了一些抗日骨干。武汉沦陷后，他和杨学诚等同志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发动游击战争。我们到鄂中不久，陈少敏同志从竹沟带一些干部和二百余战士也来到了安陆的赵家棚。一九三九年六月间，我们在京山的养马畈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边区的抗日形势，研究了如何创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主力部队，进一步贯彻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以及公开树起新四军旗帜的问题。经过认真反复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取消利用国民党或其他势力的部队番号，统一和整编豫南和鄂中两地党组织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成立了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高举起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旗帜，解决了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陶铸同志没有能参加这次会议。杨学诚同志在会上所起的作用要加以肯定。这次会议，对五师和边区的创建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成立
1939年秋，国民党由原来的政治反共转向军事“剿共”，在豫南制造“竹沟惨案”。
日,刘少奇带领徐海东以及中央派赴新四军工作的曹荻秋、刘瑞龙、刘彬、龙潜等40多位干部,从延安启程,再赴中原。9月18日,刘少奇一行抵达洛阳,住进贴廓巷56号八路军办事处。9月20日,刘少奇、徐海东率领随行人员乘一大一小两辆汽车离开洛阳,终于在9月底到达竹沟。
竹沟地区的形势已非昨日了,竹沟周围大都成了国民党控制区,一些顽固派蠢蠢欲动,反共摩擦活动日甚一日,中共领导的部队和后方人员遭袭击的事件时有发生。到10月间，竹沟周围的反共气氛日益明显。第五战区竟密令河南第八区行政专员：“将中原局组织部长兼豫鄂边区党委书记朱理治拿获法办。”
刘少奇和中原局在分析权衡之后,决定将中原局领导机关撤离竹沟。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报告了中原局战略转移的决策：“信阳、应山、随县北部及桐柏县若干地区，与沿平汉线南段两侧若干地区，尚有由我党、我军独立创立小块根据地、建立政权、解决给养之可能。竹沟环境甚为严重。”安徽反共空气亦加紧。我拟作下列布置：“(一)由理治率竹沟大部工作人员及武装与教导队去信、应、随、桐交界地之四望山，集中注意力建立敌后地区工作。主要任务是巩固现有部队，创造根据地，筹措给养。(二)竹沟留守处缩小，主要办理后方勤务及交通。(三)调刘子久来竹沟主持河南及鄂西北秘密党的工作。(四)郑位三最好能设法转到鄂东，靠五、六大队，主持鄂豫皖边区工作，但尚未得安徽方面同意。位三身体亦不好，不知是否能支持。(五)从河南地方党中调一批最好的党员到部队中工作，到敌后创立根据地，(六)已派人带电台及指示信去五、六大队。”
朱理治同志于10月下旬与刘子久同志办理了党的组织移交手续，即率豫鄂边区党委机关和延安派来的大批干部，竹沟留守处一部分部队六百余人挺进豫南敌后的四望山。朱理治同志南下后，竹沟教导队一部分和大队部接着自竹沟移往四望山。
在严密部署之后,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中原局主要机关和徐海东、刘瑞龙等干部共300多人,于1939年10月下旬第一批撤离竹沟,向皖东转移。临行前,刘少奇再次叮嘱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王国华等同志:“国民党的地方部队要打你们了,你们应该做些准备。一旦有事,要注意守备。”
事实证明,中原局撤离竹沟非常正确和及时。刘少奇前脚刚走,国民党确山县县长许公超后脚就跟上来了。许公超纠集确山、信阳、汝南、泌阳等县的常备队和国民党第一战区豫南游击司令戴民权部,共1800多人的武装,于日袭击竹沟新四军留守处。刘子久、王国华率留守部队500多人经过激战后突围成功,而一部分新四军伤病员、家属、印刷厂工人未能突出重围,则遭了殃,有200多人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杀害和逮捕,酿成震惊全国的“竹沟惨案”。战斗中，留守处参谋穆学礼等以下20余人英勇牺牲，20余人负伤，医院中的疗养员、中原局印刷厂副科长张潮音以下20余人惨遭杀害。后勤机关医务人员、掉队人员30余人被俘虏。竹沟地区我许多抗日的进步群众被杀害，上百人被绑架；群众的财产被搜掠，青壮年被逮捕。敌人在午夜占据竹沟，群众在惊扰中被搜查，所有的贵重衣物被敌人搜掠一空。敌人连续在竹沟外围大肆搜捕革命的群众和干部家属。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团长周骏鸣同志在集老庄的财产，被抄掠一空。
竹沟地委随着王国华同志带领部队坚持原地斗争。所有非战斗人员，编成干部大队去四望山分配工作。在11月10日这一天，敌军进攻开始前，省委对敌军即将发动对竹沟全面进攻的情况是很清楚的，应将敌情通知所有单位。但竹沟留守处连中原局印刷厂、医院这些住在竹沟外围地区的后方机关都没有通知。这一切都证明留守处军事负责人在作战指挥上过于轻视敌人，在布置上是不周到的。至于王恩久同志在竹沟事变后的1个月以后，随着部队坚持活动，并以公开身份来往国民党军队活动地区，为国民党逮捕惨遭杀害，尤足惋惜。
刘少奇是在向皖东转移途中,在安徽涡阳县新兴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停留时得到“竹沟惨案”的报告的。他一面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有关情况,部署善后;一面电示朱理治,要他向国民党地方当局严正交涉,提出严惩凶犯、赔偿损失等条件。接着他又部署豫鄂边区武装人员,仍以新四军留守部队和王国华的名义回竹沟活动,要在信阳的新四军部队协助、配合王国华占领一两个山头作据点,使新四军的战旗依然在竹沟地区飘扬。
刘少奇一行,于11月底抵达安徽省定远县大桥镇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1939年9月，面对国民党日益加剧的反共活动，刘少奇果断作出应付突发事变和发展豫鄂边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部署，指示豫鄂边区党委迅速离开竹沟南下，同时，中原局也离开竹沟。１０月，豫鄂边区党委书记朱理治和任质斌率豫鄂边区党委机关和一部分部队共６００多人，向鄂中挺进，与先期去的李先念、陈少敏部汇合。
　　果然不出所料，在他们离开竹沟不久，国民党顽固派便制造了“竹沟惨案”，大肆杀害和逮捕我方留守人员。
　　1939年１０月１８日，四望山上的人气顿时旺盛起来。早几天到的李先念，与朱理治、任质斌，还有原来就在山上的刘子厚，终于汇合了。李先念、任质斌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从此，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任质斌后来回忆说：“在四望山是我第一次见到李先念，他给我的印象是，瘦瘦的，一看便知是饱经风霜、有生活阅历的人，眼睛有神，看起来很英武，很精干，讲话温文尔雅，似乎还很谨慎。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日，李先念率部从京山开进随南洛阳店、柳林店、古城畈一带，司令部进驻九口堰(孙家大湾)。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决定撤销鄂豫皖、豫皖、鄂中三个区党委，成立中共鄂豫边区党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陈少敏(任副书记)、李先念、陶铸、刘子厚、任质彬、杨学诚、夏忠武等11人组成。改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李先念为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刘绍卿为参谋长，任质彬任政治部主任。挺进纵队一、二、五、八团在洛阳店、围山、方家冲、孔家湾一带，发动青壮年参军，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地方开明士绅参加抗战工作，为创建随南抗日根据地准备了条件。
1939年10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机关干部和部分抗日武装600余人,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任质斌的率领下,从豫西竹沟南下,到达豫南四望山脚下的龚家湾,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胜利会合。
日，国民党顽固派2000余人包围竹沟，残害新四军战士、伤病员、家属2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竹沟惨案”。陈少敏、李先念在四望山召开了追悼烈士和抗日到底的誓师大会。
日，朱理治、陈少敏、李先念、任质斌在四望山东岳庙召开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由朱理治、陈少敏分别传达刘少奇关于统一边区党委和抗日部队以及创建根据地的指示。时豫南、鄂中党和武装已统一，但鄂东边区尚未完全统一。会议决定撤销鄂豫皖、鄂豫边、鄂中三个区党委，统一成立豫鄂边区党委，将三个地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辖5个团队、3个总队。9000余人枪
会议认为，豫南地区形势恶化，必须将鄂豫边区指挥中心转移到鄂中。1939年
12月初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筹组完毕，朱理治在京山八字门召开会议，宣布新的豫鄂边区党委成立，郑位三任书记，郑位三因为病未到职，由副书记陈少敏代理书记，李先念为军事部长。
新的豫鄂边区党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刘少奇关于“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皆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节制，部队番号改称纵队”指示，将武汉外围各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为司令员、朱理治为政治委员。下辖5个团队，三个总队。
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成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军，标志李先念率领部队向武汉外围挺进的战略行动进入新的阶段，新四军已经在武汉外围创建鄂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战略包围武汉的支点。中共中央对此高度评价说：“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9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次经验证明了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在华中和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但其先决条件是党应有组织武装的坚强决心与工作布置，有不怕与顽固派摩擦的勇气与意志。”
11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应山与信阳、随县、桐柏交界的四望山，召集鄂中、鄂豫皖、豫南三个区党委负责人会议，组建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豫南、鄂中、鄂东党的工作和抗日武装。12月初，豫鄂边区党委成立，陈少敏代理书记。
日，鄂东、鄂中、豫南三个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任质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少卿任参谋长，栗在山担任组织部部长。
下辖5个团队、3个总队，全军9500余人。
豫鄂边区党委的成立和豫鄂挺进纵队的组建，标志着豫南、鄂中、鄂东党的武装力量已实现了全面统一。
豫鄂边敌后抗战的中心由豫南转移到鄂中。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后，即主动向鄂中地区日伪军发起攻击，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自卫还击国民党顽固派对豫鄂边区的“清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开创了鄂豫边区敌后抗战的新局面。据1940年7月的统计，从1939年春以来的一年半时间内，除反顽自卫战斗以外，挺进队主力对日伪军的战斗280余次，击毙日军610余人，伪军1250多人，至8月止，争取了5000余名伪军反正。到同年10月，纵队陆续开辟了豫南四望山、鄂中的京山(山)、天(门)汉(川)湖区和襄西以及鄂东大小悟山等抗日游击根据地。
&&& 李先念回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竹沟惨案”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在这之前，根据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朱理治、任质斌同志已率部队和大部分干部六百余人撤离竹沟来到四望山，同我和陈少敏等同志一起，召开了豫南、鄂中、鄂东的党和部队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与指挥问题。当时，我们同日、伪、顽分割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很激烈，党的各种力量如果不统一领导，协力战斗，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消灭的危险，所以统一边区党和军队的领导就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四望山会议根据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建立新的鄂豫边区党委，统一管理原豫鄂边区党委、鄂中区党委和鄂豫皖省委鄂东地委的党的工作。由陈少敏同志任代理书记。同时将这三个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起来，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立了纵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纵队委员会，由朱理治同志任纵队政治委员兼纵队委员会书记，我任纵队司令员，刘少卿同志任参谋长，任质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朱理治同志回延安，由任质斌同志代理政委和书记职务）。至此，鄂豫边区的党组织和部队实现了全面统一。
　　一九四○年八月一日，我们在白兆山召开了一次军政干部大会。会议的内容主要是从思想上解决个别领导干部的分散主义和违反纪律的错误倾向。我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从总结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中，说明部队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的重要意义，并对不服从统一领导和指挥的个别同志进行了批评。经过这次会议，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边区党对军队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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