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豪为何被拒之门外(语文）
中国土豪为何被拒之门外
当一帮购物者蜂拥在名店聚集的法国老佛爷商场时，遇到的不是畅通无阻欢迎惠顾，而是礼貌阻挡谢绝进入。Dior、Cartier、CHANEL、BUCHERER、LV，名店林立，顾客攒动。大牌拥挤在一起，兴奋的自然是买家。但是欧洲人开店和中国人不同，中国人开店喜欢顾客盈门，老外的店，拒绝的是个“挤”。有耐心你就店外等候，没耐心你就抬脚走人，店员不卑不亢，毫无挽留之意。
其实店内并不挤，用“挤”这词儿，是国人常规思维，以为商场谢绝入内，定是顾客爆棚。可稀稀疏疏的店内，也就七八人，完全可以再塞进十几二十人，那也只是满员，绝不拥挤。但是老外用一根漂亮醒目的警戒绳横在门口：谢绝入内。
这是中国人难以理解的。众人等在门外，根本不知道这样的谢绝时间要候多久。
店内，五六个店员在服务七八个顾客，顾客随心所欲地走走看看，店员跟在身边说说划划，有的顾客掏出银子，有的只是随意浏览。不论买与不买，店员服务都让顾客满意，店内氛围都很宾至如归。在老外眼里，服务品质似乎就是照顾好每一位顾客。这几个顾客离店了，下几个顾客才能进入，实属一板一眼的贵族式接待。
老外讲品质跟我们有距离。比如大家都讲“客户至上，服务至上”，理念上看似一致，行动上就差很远。这是中西方文化差异。中国人讲品质，也称顾客是上帝，但上帝可以在商场里迷路或被挤踏，如蚁之群。老外呢，把顾客当大象，大象一进门，所有店员都如蚂蚁般仰视。
此番欧洲行，还听到一个颇具争议的说法，就是瑞士人憎恶高效。乍听此言格格不入，但瑞士人的确反感大谈效率，他们认为高效状态没有品质，只能导致粗制滥造。
瑞士精工举世无双，真正是精耕细作。瑞士人对一块手表的制作，不是论其多长时间完成，而是在意这块手表始创的那一刻工匠的情绪、情感和心境：愉悦抑或愤怒，轻松抑或紧张。他们认为看不见的东西，才是真正影响创造者思维的动因。只有在神经放松的状态下，在轻松愉悦的情绪里，创意这东西才会带给制作者无限遐思和充分想象，灵感和火花才会灵动交织，带出美丽智慧，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到作品里，凝聚成中国理念的“天人合一”。
慢工出细活，中国民间早有此话。现在，现代化和高科技，让人类跟“高速高效”不断联姻结盟，但欧洲一些国家却依然固守传统理念。历史就像一面镜子，让岁月的长河不断锁定这些纹丝不动的传统理念，释放出的光辉和奢华。这些无与伦比的顽固品质，牢固着欧洲百年老店的根基。
有时候想想，与时间赛跑，到底在追什么？如果给当下的中国人和瑞士人出个选题，一个是100天造1只表，一个是1天造100只表，他们会如何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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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邀八国海军演习 日本被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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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邀请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等8国参与海上联合演习，但日本海上自卫队不在此列。中国海军发言人称：由于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错误做法，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严重影响中日双边关系，不适合邀请日本舰艇来华参加活动。
各国舰艇陆续抵达青岛 中方拒邀日本：不适合来华
4月20日上午10时许，巴基斯坦“沙姆谢尔”号护卫舰抵达青岛大港码头，随后，印度尼西亚“班加马辛”号船坞登陆舰、新加坡“威武”号护卫舰、印度“什瓦利克”号护卫舰、马来西亚“卡斯图里”号护卫舰相继抵达。此外，孟加拉国“阿布·巴卡尔”号护卫舰已于19日抵达青岛。
中新社消息，此次多国海上联合演习代号为“海上合作—2014”，参演的中方兵力以北海舰队为主，包括导弹驱逐舰哈尔滨舰，导弹护卫舰烟台舰、临沂舰、葫芦岛舰，综合补给舰洪泽湖舰、和平方舟医院船以及舰载直升机、陆战队等。
“海上合作—2014”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将在青岛东南海域举行，演习以海上联合搜救为主要内容。中国海军结合承办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举行此次以海上搜救为主要内容的联合演习，是参照其他国家举办年会时的做法，旨在进一步加强各国海军之间的交流和务实合作，提高各国海军遂行海上联合搜救任务的能力，及时应对、处置海上突发问题。
针对中方此次没有邀请日本派军舰参加海上联合演习，解放军海军新闻发言人梁阳回应，由于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错误做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严重影响了中日双边关系，在目前情况下，不适合邀请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来华参加中国海军成立日有关活动。
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献贡品&&路透：或加剧紧张
日本NHK报道，安倍晋三21日晨向靖国神社献上供品“真榊”，上面写有“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字样。据悉，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今日开始，将持续3天，消息人士称，春祭期间，安倍不会参拜靖国神社。路透社评论称，安倍此举可能使得日本与中韩的关系更加紧张。
日本《产经新闻》21日报道称，安倍于2013年年末参拜过靖国神社，这次春季大祭时期正逢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访日，考虑到与中韩两国关系的恶化，安倍暂缓参拜靖国神社。
2013年春季和秋季的例行大祭期间，安倍都曾供奉祭品——“真榊”。日，也就是日本的“战败日”，安倍还自费供奉“玉串料”。报道分析，安倍这次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是因顾及可能招致中韩两国强烈反对及自身政权支持基础保守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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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来华使团为何被拒之门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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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英国使团在所送礼品上着实下了一番工夫，英王送给乾隆皇帝的礼品共十九种，五百九十多件，包括天文地理仪器、枪炮、车船模型、玻璃火镜等。其中，英王特意挑选了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有110 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在礼单中还专门提到“榴弹炮、迫击炮”和手提武器（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以为定能引起中国军官们的极大兴趣。结果证明英国人太不了解清朝官员了，清政府官员以文人为主，对这些洋枪洋炮根本不感兴趣。在他们眼中，这都是些无用的奇技淫巧而已。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英国人发现，当年赠送的大炮与炮弹都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制造”之物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运回了家乡。　　本来使团还想把英国最新的机器发明介绍给中国，结果也是无人理睬。而清廷则本着一贯的“厚往薄来”原则，分别赏赐给英王及使团丝绸缎绒、瓷器玉器等多达三千多件的中国特色物品。　　因清政府明确规定，外国使者在京逗留的时间绝不能超过四十天， 所以庆典活动结束后不久，马嘎尔尼便向清廷递交了一份名为“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陛下积极考虑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的信件。信中详细说明了英国政府派团访华的七项使命，对此，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逐条驳斥，尤其是想在中国租地一项，乾隆更是断然加以否决， 因为这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　　乾隆皇帝拒绝英国要求的敕谕宣告了马嘎尔尼使团的失败结局。很快，清政府就下了逐客令，让英使团赶紧起程回国，同时私底下命令沿途官员密切注意马嘎尔尼等人的一举一动，防止他们惹是生非。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十二月七日，英国使团从广州起程回国，在京时间刚好是四十天。　　事隔二十多年，一直耿耿于怀的英国政府于1816 年6 月底，再派阿美士德勋爵率团访华。此时，当年的小斯当东已当上使团副使， 但他们也栽在了礼仪问题上。　　这次阿美士德需要觐见的是嘉庆皇帝，他同样拒绝了被要求施以的跪地叩头大礼。于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发生了，中国人和英国人厮打在一起，清朝大臣推拉硬拽地要把英国人拉去见皇上。阿美士德等人强烈抗议这种对使节动武的粗鲁行为。他的抵抗传到皇帝耳朵里， 龙颜大怒，下令让英国人立刻滚出北京。阿美士德使团连皇帝的面还没见到就被驱逐出去了。直到1840 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英国与中国建立联系一事才得以实现，而清政府真正取消外国使节行跪叩大礼则是1873 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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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省份教师资格体检涉歧视 残障人士被拒之门外
日，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报名现场。（CFP/图）可公开查阅的21个省份教师资格体检标准中，对应聘者肢体残疾均有限制。虽然多个省市在体检标准具体细则上有过修订，但对肢体、视力、听力等限制性规定仍大面积保留，不少有意愿从教的残障人士因此被拒之门外。要破解就业歧视，建议推行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体检标准。
日，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报名现场。 （CFP/图）
可公开查阅的21个省份教师资格体检标准中，对应聘者肢体残疾均有限制。
虽然多个省市在体检标准具体细则上有过修订，但对肢体、视力、听力等限制性规定仍大面积保留，不少有意愿从教的残障人士因此被拒之门外。
要破解就业歧视，建议推行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体检标准。
离毕业还有十几天，陕西教育学院学生江永洛的心一天比一天紧张：本该在毕业离校那天就可以领到的教师资格证，然而6月12日教师资格体检报告显示“心脏早搏”而不能按时领取。正是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检查结果，可能导致他无法拿到教师资格证。咨询学校和当地教育局后，仍无明确答复。江永洛只能祈祷出现奇迹。
每年5-7月，正是我国各省市开展教师资格认证最为集中的时段之一（一年两次）。对于有志从教者，取得教师资格是走上三尺讲台的第一步。申请教师资格认证，除了大多数地区选定的两科（教育学、心理学）两证（普通话合格证、毕业证）合规外，体检合格也是必不可少。然而正是各省不一的体检标准，将不少应聘者挡在了教室门外。
个子矮、高血压、面部疤痕、鸡胸、驼背、肢残……在各省的教师资格认证体检标准中，往往包含有对应聘者肢体、面部、视力、听力等残障问题及某些疾病的排斥性条款，其细则不尽相同。多年来，此类条款一直被质疑涉及就业歧视。
2011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龙国英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申报教师资格体检标准。教育部对此回复，将认真研究。时至今日，中小学教师资格证全国统考（又称“国考”）已在14个省市实行，并于2015年全国铺开，然而，教师资格体检“国标”却迟迟未能现身。
就业歧视普遍存在
2014年7月，福建师范大学生学生小韩梦因左手残疾，成为该学院中唯一没有拿到教师资格证的毕业生。福州市教育局人事处对此回应，“福建省这套标准已实行十多年，小韩梦的情况是第一次碰到”。
实际上，各省每年都有不少人像小韩梦一样，因为无法通过体检而拿不到教师资格证。2013年12月，因二级视残而无法取得教师资格证的杨仁良和残友们一同制作了一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师资格体检标准残疾歧视调查表》，寄往相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该调查表显示，当时可公开查阅的21个省份教师资格体检标准中，都对肢体残疾有明确限制性条款，其中19省份对应聘者的五官及面部有不涉及教学能力的限制性条款，对视力、听力也均有具体要求。
对于肢体条件，上述大部分省市对上下肢是否正常运用、双肢是否等长、步态是否有异等作出规定。如《山西省申请教师资格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修订）》规定，“上肢或下肢不能运动；两下肢不等长超过5厘米/脊柱侧弯超过4厘米，肌力二级以下；显著胸廓畸形”为不合格。然而，视单肢运用异常者为不合格，还是双肢运用异常者为不合格，往往成为体检标准的漏洞所在。
2009年毕业于南昌师范大学的刘肇忠因右上肢残疾而拿不到教师资格证，“市教育局、省教育厅、省残联、省信访我都去过，他们相互推脱”。最终刘肇忠求助于江西省政府法制办，月余后，江西省教育厅才出具书面证明称，《江西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办法》第十五条“上肢或下肢不能运用”的规定，系指“两上肢”或者“两下肢”均不能运用。刘肇忠的单肢残疾，不在其列。安徽省也因类似情况，于2011年对体检修订标准。目前，大多数省份的体检标注都将肢残限定为“双下肢或双上肢均不能运用”。
而对于面部的细节规定，各省份则松紧不一。如江苏省规定，“五官不端正，面部有较大面积（3&3厘米）疤痕、血管瘤或白癜风、黑色素痣者”。天津的则更为详尽，“面部有较大面积（3&3厘米）疤痕、血管瘤、白癜风、色素痣或严重影响面容（如斜颈、面瘫、唇腭裂及其手术后遗症、一眼失明及五官先天或后天性残缺、畸形等）”。广东、湖北、山西则未有面部相关规定。
不过，对于争议颇大的身高、体重限制，江西省、四川省早已删除。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一些学生家长并不喜欢身材矮小的老师，身材好、长相标准的老师往往更受青睐。南昌市东湖区原教体局长储符平对南方周末透露，该市某名校录用了一名十分优秀但身材较矮的女教师，一些二年级学生都比她个子高。有学生家长为此向上级反映，要求调换老师，称她在孩子心目中，严重影响了老师的形象。
此类肢体条件的限定条款多年来饱受残障人士及关注就业歧视的学者诟病，不少人认为这些规定只强调身体条件，忽视了个人能力。“四肢、面部、身高的（规定），只要和教师的工作能力、职业能力没有关系的要求，都是不合理的区别对待，这些要求在法律上都构成歧视。”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告诉南方周末。
除面部和肢体外，部分传染性疾病和精神类疾病也成了拦路虎。山西、江西、河北、安徽及北京等省市的教师资格体检标准里，均规定性病患者体检不合格。江西还明确规定艾滋病毒检测阳性者不合格。而“癫痫病史、精神病史、各型严重人格障碍”等精神病史不合格的规定则散见绝大部分省份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
教师资格证 （CFP/图）
“其实，我们只需要 一份职业生存”
2010年前后，各地先后曝出不少应聘者因残障而无缘教职的新闻，倒逼一些省份对体检标准的个别项目做了修订或说明。然而，对于许多残障人士来说，媒体的作用总是有限的。
胡琪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日，就在毕业离校前一天，他才得知自己因跛行无法取得教师资格证。后经多方努力，教师资格证还是到了他手上。回到安徽老家的胡琪要通过教师入编考试，还需经过又一次的体检。在家里关系帮助下，他最终获得了考试资格，并入职当地中学。“之前我也找过残联，但没有用，现在大部分人要获得考试资格，都要通过找关系。”胡琪说。
除了找关系，不少残障人士选择抱团取暖，通过公益组织和残障社群向有关部门呼吁给予考虑。杨仁良便是从一个无缘教师资格证的大学毕业生，逐步转变成了一位自倡导者。杨仁良和残友们曾倡议其他省份学习并参照广东省教育厅2013年4月下发的《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修订稿）》。该修订稿将原有的对肢体、视力、听力等限制性规定全部删除，视为不合格的标准条款由21条减少到15条，因此被誉为“零残歧视”而广受好评。
事实上，广东省教育厅就该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时，其中的第十一条规定却引起了极大争议—“淋病、梅毒、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艾滋病，不合格。”
艾滋病感染者能否当老师？兼任四川大学人权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的周伟认为，《就业促进法案》中就明文规定了，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且在国务院2006年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
据了解，当时深圳、北京、河南等多地公益组织都向广东省教育厅致信建议删除该规定。中国艾滋病工作联席会议为此还发表了网络公开信，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也专门致函该省教育厅，呼吁删除草案关于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条款。
即便如此，不少家长为此还是忧心忡忡：“要是小孩子有磕伤碰伤怎么办？”加之近年来教师性侵、虐童案频发，家长不免更加缺乏安全感。
多次讨论后，广东省教育厅最终发布的修订稿中删除了该条款。
据南方周末统计发现，我国共发生了6起艾滋就业歧视案件，其中5起系教师岗位遭拒，只有一案获赔，其余全部败诉或驳回。
在广东某高校执教十余年的梁宏老师，三年前查出艾滋病检测阳性。三年来，梁从未敢跟同事提半个字，“感染者在单位暴露了，基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对于周围的人对艾滋教师的质疑，梁宏表示理解，“还是要看政府怎么平衡，光靠我们个人，办不到的。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份职业生存”。
招学生， 还是招教师
目前，各地教师资格体检标准从何而来？
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两年后正式实施的《教师资格条例》，对教师资格条件进一步明确，“有教育教学能力”应当包括符合国家规定的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身体条件，但教师法和《教师资格条例》均没有对申报教师资格体检标准作出具体要求。
日，教育部以部长令的形式颁布了《〈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对条文作出具体解释。该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体检项目由省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规定，其中必须包含“传染病”“精神病史”项目。申请认定幼儿园和小学教师资格的，参照《中等师范学校招生体检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申请认定初级中学及其以上教师资格的，参照《高等师范学校招生体检标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省、自治区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了关于申报教师资格人员的体检标准，时间主要集中在年。其制定依据是《高等师范院校体检标准》、《中等师范学校招生体检标准》等。
但据多位法官和律师体验，这些年“陪而不审”的现象并没有根本性改善。大部分陪审员的参与度不高，少部分表现积极的，一年却能开上一百多个庭，几乎成了“编外法官”。
在扩大民主参与的同时还要提高陪审质量，成为摆在陈昂等人面前的首要难题。至于《十二公民》式的陪审团改革试验，目前似乎稍显遥远。
降低门槛，扩大规模
4月28日在京召开的改革试点工作部署动员会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等多位领导都出席并做了讲话。
领导鼓劲加油，现实困难还得面对。一位试点法院院长在发言时提到，扩大司法民主参与，随机抽选陪审员固然很好，但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法院很难保证陪审员都能按时到庭。
“早上9点开庭，10点了陪审员还不来怎么办？”陈昂们心里都没有底。
作为江苏省一家基层法院的审委会委员，李列这两年又重新审起了案子。有一次开庭前挑陪审员，同事就提醒他，有些人就不用考虑了，他们从来不来。
“这些陪审员虽然都是人大任命的，之前也都同意的，但大概三分之一基本不怎么参与。有的都没来过法院。所以我们比较爱找退休的，至少时间比较有保障。”李列说。
由于经济比较发达，李列所在法院每年收案近两万，几乎是陈昂那边的五倍。案多人少的情况下，陪审员就多了一个作用—充人数。
普通程序案件要求组成合议庭，至少三名法官或陪审员参加（法官至少一名），陪审员用得多了，就可以把法官解放出来去办别的案子。至于能否实际发挥作用，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一些人不愿意来，有需要时，另一些人就只能多来，有的几乎天天到法院开庭。被称为“驻庭陪审”“编外法官”。
上海律师翟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好多陪审员他都见过不止一次，“开这个庭有他，下个庭还有他。但在法庭上，我几乎没见过陪审员对案件事实发问的，都是法官在问。”
这在美国几乎无法想象。例如马萨诸塞州就规定，三年中担任过一次陪审员的人，在此期间不能再次担任。让他们能够这样做的，是庞大的陪审员候选名单。只要年满18岁并居住在该州的美国公民，除受限于身体条件、语言能力，正在坐牢或正在诉讼程序中等特殊情况外，都有均等机会被抽中做陪审员。
相比之下，中国法院对陪审员的要求高得多：大专以上学历，由单位推荐和个人申请两种途径产生，不高于该法院法官人数，且不低于二分之一。作为一种司法民主的参与方式，其来源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不免存在疑问。
这次的试点方案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将学历标准从大专降低到高中以上，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公道正派、德高望重的人不受学历要求限制，并强调要吸收普通群众，兼顾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结构比例。
陪审员改为随机产生，法院每五年从符合条件的当地选民或常住居民中，随机抽选当地法院法官员额数5倍以上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再从审核过的名单中随机抽选不低于法官员额数3至5倍的人员作为陪审员。
同时，方案还要求，法院应合理确定每个陪审员每年参与审理案件的数量比例，来解决“驻庭陪审”的问题。
在陈昂看来，这个要求似乎有些高。毕竟现有法律并没有赋予法院惩罚不履职的陪审员的权力，如果改为随机产生，很可能无法保证陪审率。
“不来的，美国可以罚款，甚至追究陪审员的刑事责任。我们现在都不行，最多免职。基本很难进行约束。”陈昂说。
赋予权利，明确职权
在法律层面，中国的陪审员和法官享有“同等权利”，既可以就案件事实发表意见，也可以就法律认定表达观点。对于判决结果，合议庭的规则也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意味着，如果某个案件是一名法官和两名陪审员一起审的，如果双方意见出现了分歧，法官必须服从，除非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
但在实践中，这些权利却很难得到落实。
中国法学会“陪审制度改革研究—以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为研究对象”课题组曾对83名陪审员和56名法官做过问卷调查，29%和27%的陪审员和法官都认为，在审判中，陪审员不能做到和法官享有同等权利。认为“根据案情而定”的，分别为36%和23%。
这意味着，法官仍然在合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法官敷衍了事，不向陪审员认真解释法律程序和具体问题，陪审员们就很容易变成“陪而不审”。
北京律师王才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宁愿合议庭中没有陪审员。“如果是三名法官，有不同意见的可能还会更高一些。陪审员大部分是聋子耳朵，除非是一些专家型的陪审员，比如高校的法学老师，他们懂，也更认真些。”
李列的感觉也与之类似，他认为除非遇到专家，一般陪审员中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并不多。法官们其实很愿意陪审员能够就事实认定多发言，因为他们也有自己认识的盲区，可以借助陪审员的经验。但好多陪审员不愿意说话，或者总提一些被告人认罪态度比较好，应该从轻之类的。“这基本没什么意义。所以几年下来我们发现，可能只有婚姻家庭案件中，陪审员做做调解工作，或者少年法庭中，法庭教育环节他们能起到些作用。那些比较专业的案子就不行了。”
对此，试点方案提出了类似美国的改革方向，即“逐步探索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富有社会阅历、了解社情民意的优势”。
美国的陪审团只负责事实认定，根据法官确定的证据，判断事实是否存在—如被告人是否杀了人或受贿。至于这些事实，在法律上对应什么样的责任，则是法官的工作。
很多法官认为，具体操作起来还是会非常难。
“部署动员会的时候，就有院长提出，在理论上，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本来就很难区分。因为事实认定也要根据证据规则，也有法律适用在里面。我们很多年轻法官经过几年锻炼还不一定能够分得清，需要很多具体的规则。”陈昂说。
在他看来，扩大陪审员的民主代表性，和陪审员有效参与案件审判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后者对陪审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些人可能就很难参与进来。
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责任追究，“现在法官都终身追责了，如果给陪审员更多的权利，案子判错了怎么办？信访、追责的压力还是会到法院。这也是我比较谨慎的原因。”
即便存在这些困难，陈昂所在法院的具体试点方案还是出来了，正在报省高院批准，配套制度和准备工作预计8月底前完成，“省里总嫌动作慢，已经催了两次了。有的试点步子大一点儿，可能要搞类似陪审团的参审团。我们被一些人认为有些保守，但我们的条件确实不一样，得尽量让它能符合地方的具体情况。”
（文中陈昂、李列为化名）
责任编辑：千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