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女孩户口簿性别被弄错 女扮男装上学遭拒绝
汤承富 严凌
户口簿上，女性的性别被弄错成男性，昭通市水富县两碗镇8岁女孩玲玲(化名)在去年报名上学时被学校拒之门外，还落下了“假男孩”和“祝英台”等绰号，让玲玲很委屈。今年9月，一心想读书的玲玲“女扮男装”，把长发剪短，穿着男学生的衣裤和鞋子，被学校认出后她再次遭拒。9月初，两碗派出所民警走访获知此事后，通过一个多月的走访核查、上报审批、更正信息、补发户籍和积极协调，玲玲终于在10月15日顺利入学，圆了读书梦。小女孩户口簿性别弄错玲玲生于日，家住两碗镇两碗村田坝社，出生三四个月后，父母就离家外出务工，至今没有回过一次家，她一直与奶奶詹自珍相依为命。去年9月，玲玲背起盼望已久的花书包，到离家较近的大坝小学报名，准备就读小学一年级。报名时，老师仔细核查了户口簿，发现她的户口簿登记信息有异常——在关于性别一栏中的登记信息为“男性”。“女扮男装”上学被拒因为女孩玲玲的真实性别与户口簿上所等登性别信息刚好相反，尽管祖孙俩不断解释，但老师仍以不符合报名规定为由，拒绝了玲玲。此后，玲玲被一些玩伴称为“假男孩”。渴望已久的上学梦破碎后，时年7岁的玲玲觉得自己很委屈，为上不了学一事掉了不少眼泪，话语也比以前少多了，这一切让奶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今年8月底，又到了大坝小学一年一度的新生报名入学时间。这一次，玲玲吸取“教训”，把一头长发剪得短短的，穿上了男学生们常穿的运动服和运动鞋，再次跟着奶奶到大坝小学报名上一年级。可是，通过听声音，大家都很快看出玲玲是个女儿身，老师再次在核查她的户口簿时发现了那条名为“男性”的登记信息，还是拒绝为玲玲办理入学报名手续。看着儿时的同伴们都高高兴兴地背起书包去大坝小学读书了，玲玲伤心绝望极了。办新户口簿圆了读书梦今年9月3日，两碗派出所民警杨鹏到两碗村田坝社入户走访，发现詹自珍老人家中有一个到了上学年龄的女孩却未上学，“这个小女孩为啥子还没有读书呀？如果不读书，以后咋个会有个好前途呀？”随后，杨鹏询问詹自珍和玲玲，了解到玲玲的情况，决心要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她完成上学的心愿。于是，杨鹏和同事先后到玲玲的家乡跑了10多趟，全面核查玲玲的户口簿信息。杨鹏终于查明：詹自珍老人给孙女玲玲上户口时，到医院给玲玲开了一张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医生将性别误写成男性，加之两碗村委会为其出具的上户证明也是误写成男性，造成户口簿登记信息出错。多方核实后，杨鹏为玲玲的户口簿信息提出变更申请。9月11日，玲玲重新拍照片、办了新户口簿。10月15日，杨鹏带着崭新的户口簿，和詹自珍老人一起将玲玲带到大坝小学。通过沟通和协调，该校领导让玲玲补报了小学一年级的名。“玲玲学习很努力，学习成绩在班上处于中上水平。”昨晚7时20分，大坝小学校长吴双燕在电话里告诉晚报记者，鉴于玲玲推迟了一个多月才入学，该校老师将在课后为玲玲补课。 本报记者 申时勋 通讯员 汤承富 严凌(春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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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拖累爸妈 因没户口8岁小女孩4次试图自杀
中国青年报
　　什么是户口？对于8岁的小姑娘茉茉来说，这个问题过于深奥，她仅知道那是很大很大一笔钱；茉茉过于懂事：盘算着自己这条捡来的生命，并不值那么多钱，为此，她屡次想用自己年幼的生命，换取父母不能承受的支出；没人知道，那些卡着这个弱小生命脖子的人们，能否读懂这个故事，谁能说的清楚――户口是个什么
　　本报记者 蒋韡薇
　　茉茉才8岁，但她已自杀了4次了。
　　最近的一次在日，圣诞节。她乘养母赵淑媛到院子里取煤的空当，偷偷从抽屉里找出养母的安眠药，把一板儿药片全塞进嘴里。
　　赵淑媛进屋，发现茉茉神情紧张，正在吞咽什么，联想起不久前茉茉偷吃安眠药的事，血直往头上涌。她冲上前，打了茉茉一巴掌，小姑娘“哇”地哭出声来，几粒白色小药片掉在了地上。
　　赵淑媛一数，还少3粒。她一边哭喊着，一边用手往茉茉嘴里抠。两人的哭声引来了邻居。李会敏大妈说，她们给茉茉灌了醋，好让她把吞下的安眠药吐出来。
　　据说，这已是茉茉第4次试图自杀了。前几次都不太严重，没惊动周围邻居。
　　茉茉总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她不能再“拖累”养父母了。
　　2004年的最后一天，茉茉坐在自家床沿上，两只手拽着破旧的床单扭来扭去。她仰望着天花板，眼泪簌簌地往下掉。这个别着中队长标志的小姑娘说：“别人都有户口，我没有……他们都比我好，我很难过。”
　　茉茉家住北京丰台区王佐镇刘太庄村。她是个懂事的孩子，梳着整齐的麻花辫。每天放学回家，除了做作业，就是做家务：扫地、照看两个刚出生不久的小侄子。每天睡觉前，她一定要帮妈妈铺好被褥。
　　茉茉曾经觉得自己生活得挺幸福：妈妈每天中午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学校，爸爸和两个哥哥对她也不错。她从来没怀疑过，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2003年夏天，家里来了几个人，说茉茉是超生的，要罚款。茉茉听到赵淑媛说：“这孩子是我捡来的，怎么说我超生呢？”
　　茉茉当时就哭了。过了几天，赵淑媛发现茉茉脖子上有个小伤口，一问，居然是茉茉自己拿家里的水果刀割的，赵淑媛吓坏了。
(图片来源：北京娱乐信报记者 张 蕊／摄)
　　日，身为北京佑安医院保洁员的赵淑媛下班回家。她记得，那天下着小雨，路过商务会馆东侧时，看到一群人围在路边，上前一看，地上躺着一个婴儿，用黑色西服包裹着。
　　婴儿躺在地上，闭着眼睛，不知死活。一个男子用脚碰了碰包袱，孩子咧开嘴，轻轻哼了一声。赵淑媛心有不忍，把孩子抱回娘家。
　　回到家，打开被雨淋湿的包裹，发现是个小姑娘：屁股烂了，耳朵后面流着脓，似乎得了什么病。赵淑媛叹了口气，又把孩子包好，去佑安派出所报案。
　　这时天已经黑了，派出所两个值班警察询问了当时的情况后对赵淑媛说，你先把孩子抱回家，等我们找到孩子亲生父母再通知你。赵淑媛留下地址，把孩子抱回了家。
　　此时，赵淑媛已经有两个儿子，小儿子都18岁了。她没想过要再收养，就把孩子送去福利院。可福利院说，只接收公安机关送来的孩子，不接收个人送来的孩子。无奈，赵淑媛把孩子再抱回家。
　　此后，派出所再没和赵淑媛联系过。孩子在她家，一养就是8年。
　　起初，赵淑媛用丈夫的姓氏，给孩子取了单名“路”，意思是从路边捡的，因村里有人用了这个名字，就改叫茉茉。
　　茉茉一直没有户口。到了上学的年纪，赵淑媛去村委会开了个证明，学校勉强收下了她。
　　日，赵淑媛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市公安局推出20条措施，其中一条是“具有本市户口的夫妇，年龄在30岁以上，已形成事实收养的捡拾、抱养小孩，依据《收养法》办理合法的收养关系，即可申报户口登记”。
　　赵淑媛大喜过望。次日，她到村委会、派出所开证明，却在镇计生科碰了钉子。“他们和我说，我已经有两个儿子，再领养就算犯法。如果给这孩子上户口，得先交3万元社会抚育费。”
　　3万元对赵家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自从收养了茉茉，赵淑媛就辞掉了工作。丈夫已近60岁，在河北一家公司打工，每月挣600元。
　　赵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当出租车司机，每月收入1000元，还欠着近万元的租车钱；另一个在街边卖小杂货，每个月的收入在700元左右。两个媳妇都是外地人，两个小孙子还不满两岁，嗷嗷待哺。
　　因为生活艰难，赵淑媛和两个儿子分家另过。她带着茉茉住在东厢房，里外相连的两间，加起来不到15平方米。茉茉住里面的小间，没有窗户，屋子的宽度仅够放下一张单人床。床头墙上挂着的花布，已经发黑。墙角放着煤炉，每天做饭也在这屋。
　　赵淑媛筹不到钱，只能抱着茉茉哭：“要是没有户口，你长大了找不到工作。没有身份证，谁敢娶你？你怎么活？”
　　赵家被户口问题困扰的，不只茉茉一人。赵淑媛的两个儿媳都是外地人，户口至今没迁到北京。孙子的户口和母亲一样都在外地。晚些出生的小孙女幸运些，根据不久前颁布的新政策，她的户口可以跟父亲落在北京。
　　茉茉并不确切懂得“户口”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要花好多好多钱———可赵淑媛很清楚：有了户口，至少村里每年能分200斤粮食。虽说不够吃，可要自己去买，也得花不少钱。
　　“将来我们老俩口不在了，谁养茉茉？”赵淑媛盘算着，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给茉茉落上户口。令她百思不解的是：自己帮国家把茉茉养了8年，怎么自己还得向国家交社会抚育费？
　　“管计生的人和我说，这社会抚育费就是过去的超生罚款。我觉得他们在难为我。”
　　1979年，赵淑媛就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当时农村还没实行计划生育，所以获得了奖励。赵家两个儿子，并不算超生。但眼下，捡来的茉茉，被视为“超生第三胎”，要罚款。
　　镇计生科的依据是《北京市违反〈计划生育条例〉限制与处罚办法》：“不符合规定收养子女的，视为超计划生育，按本办法规定予以处理”、“对超计划生育第3个以上子女的，征收2万元至10万元。”
　　赵淑媛搜集相关法律汇编，一条一条仔细对照。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修正）》（日起施行）第八条下划了粗粗的横线：规定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
　　赵淑媛问：“你说条例和法律，哪个效力大？”不等旁人搭话，她就自己回答：“当然是法律效力大。我应该可以收养茉茉的。”
　　根据北京市民政局、公安局、计划生育委员会等五部门的文件，对于像茉茉这样形成事实收养而没办户口的，必须在日前办理，逾期不办。王佐镇计生科放出话来：不交社会抚育费，别想得到证明。
　　赵淑媛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要办合法收养手续，必须先有计生部门证明；而计生部门说她没有合法收养证明，按超生先予罚款，才给开证明。
　　一年来，赵淑媛常常骑着破车、花上半个小时去云岗，然后换公共汽车，颠儿上50分钟赶到北京城里的六里桥，再换公共汽车去各个部门。她有一本通讯录，记下了她走访和咨询的每个部门，加起来足有几十个。一位曾经接待过她的律师委婉地说，把收养视同超生也是一项无奈的决定，因为有人以收养为名，行超生之实。按照现行政策，赵淑媛恐怕必须得交社会抚育费，才能给茉茉办上户口。
　　一位搞计生工作的人说，我很同情赵淑媛，但在情与法之间，很多时候充满矛盾与无奈。
　　2004年3月，赵淑媛听说，市人大代表吴青敢为老百姓说话。她请人给吴青写了封信，详细叙述了自己遇到的难题，请吴青代表“帮助我们讨一个公道，给茉茉争取一个公平的生存权利。”过了几个月，计生科通知赵淑媛，有人大代表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对你照顾一下，你就交两万吧。
　　“我连2000元都交不起，哪里凑两万元去？”晚上，赵淑媛睡在床上哭了起来，茉茉在里屋听见了，也躲在被子里哭。
　　过了几天，茉茉偷偷吞下了几粒安眠药，昏睡了一整天。还有一次，茉茉试图用瓦片割腕，被家人发现阻止。她说，我知道妈妈没钱给我买户口，我不想再给她添麻烦了。
　　茉茉原本是个快乐的小姑娘，她是班上的中队长、宣传委员。老师这样给她写评语：“你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你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你知道的事总是比同班同学多一些，老师很喜欢你”。
　　除了体育课，茉茉的成绩都是优秀。惟一一项“待合格”的是前滚翻。茉茉长得有点胖，身体也不太好，所以老师希望她加强锻炼。
　　在赵淑媛看来，茉茉比自己的两个儿子还争气。她获得过的荣誉证书，多得可以摊满半个床：优秀干部、学雷锋标兵、三好学生、双优生（语文、数学均得优）、区朗诵比赛二等奖。可如果没有户口，就不能考高中、更不能考大学，生活还会对她微笑吗？
　　“为了户口的事，弄得我跟个精神病似的。”眼看日子一天天逼近，赵淑媛急得吃不下饭，“我捡了她，可办不上户口，这不是又害了她吗？”
　　赵淑媛东拼西凑，筹了7700元钱。办户口、登报、公证、拍照，等等，都得花钱，想来想去，她觉得只能先交7000元。
　　日，赵淑媛赶到镇计生科，说了半天好话，只为先得到一个证明，赶在最后期限前，给茉茉上户口。计生科让她写了还款计划，余款在两年内还清。在交清前，茉茉不能享受村民待遇。
　　赵淑媛心里直打鼓，单靠老伴儿那点收入，全交罚款也不够呀！更何况，一家三口还要生活，还要交茉茉的学费。但最终，她还是签了字。
　　在最后期限前，赵淑媛终于把所有材料交到了市民政局。茉茉偷偷和记者说：“要是登了报纸，我亲生父母找来了，我也不要他们。因为……因为他们抛弃了我。”说着，眼泪就簌簌淌了下来。
　　2005年元旦，亲戚送来棵大白菜，赵淑媛搁了点辣椒，炒了一盘白菜，算是过节。
　　50多年前，“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50多年后的今天，站着的中国人仍然面临着因户口而被歧视以及上学就业的困惑。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正是由于二元户口制度及其附加功能的不断强化，才导致农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税费、金融甚至选举权等方面都受到种种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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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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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户口 8岁孩子还在上幼儿园
川籍打工仔陈生德，因没和妻子登记结婚，8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至今没户口无法上学
　　两个孩子都很可爱&&记者&李杨&摄　　东亚讯（记者&朱巾国）&“我想上学！”“我很羡慕别人上学，阿姨你能帮我们落户口吗？”这话来自于8岁的陈鑫宇和6岁的陈若羲，因为父母没有登记结婚，导致他们俩没有出生证明，至今无法落户也无法上学。&&&&　　同龄孩子已上小学二年级　　“他对孩子特别好，很少有男的能像他这样，独自拉扯两个小孩，就是孩子没户口无法上学这事太让人闹心了！”24日，长春市民耿女士给本报打来电话：“小陈以前在我店里打工，我认识他和他老婆。我儿子跟他儿子同岁，现在都上小学二年级了，他的孩子还在上幼儿园。”随后，记者见到了陈生德和他的两个孩子。　　陈生德向记者讲述了他的身世：“我是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榕山镇人，1983年生人，3岁时母亲去世了，12岁时就背着雪糕箱子卖雪糕，17岁时父亲去世了，老家的房子都塌了，我已经十年没回过四川老家了。”&&&&　　母亲离家出走音信皆无　　“2001年，我在云南打工时，认识了贵州人李芬，她是1984年出生的，我们俩谈恋爱了。”陈生德向记者讲述了他和孩子的生母恋爱的经历，“2002年，大儿子陈鑫宇出生，2004年，小女儿陈若羲出生。”　　陈生德和李芬在一起后，没有到民政部门结婚登记，据陈生德说，孩子是在家出生的，顺产，也没有出生证明，“当年我和孩子的妈谈恋爱时，年纪太小，不够登记年龄。”陈生德告诉记者，2008年，李芬离家出走，2009年4月，她曾回来一段时间，但到2009年底再次出走，至今音信皆无。&&&&　　俩孩子聪明伶俐很可爱　　“两年前，我们就想过为孩子　　落户口，试过很多办法，至今没能成功。”陈生德的连襟王先生告诉记者：“我和他一起在家具厂打工，孩子暂时由我妻子照顾，我甚至想过把孩子的户口落在贵州。”　　记者采访时，小兄妹俩正在背歌谣。耿女士告诉记者，因为没有户口，陈鑫宇已经上了两年幼儿园了，陈若羲今年也该上学了。　　“我想上学！”“老师喜欢我，因为我不会的字，老师教我一遍就会了！我会写老多字了，还会算题呢！”两个孩子活泼可爱，眼睛又大又水灵，他们顽皮地对着记者的镜头摆出“V”字手势，童音稚嫩甜脆，“我很羡慕别人能上学，阿姨，你能帮我们落户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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