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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效开发与利用小学语文课程资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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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散文的“心”和“体”——郁达夫散文文体之简析.pdf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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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郁达夫散文的“心”和“体”――郁达夫散文文体研究
姓名：王炳中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导教师：汪文顶
座机电话号码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垂魉主学号 2QQ§3窆昼．专业
虫国趣当垡塞堂
乏的论文 论文题目：《郁达夫散文的“心”和“体”――郁达夫散文文
奉研究》 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孓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
＼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本人了解福建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
目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的学位论文并允许论文被查
习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学校可以采用影印、
首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莹位论文作者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堑盟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郁达夫倡导散文的“心体”说，主张把散文的文体创造与作者的个性表现联系
起来，把文心与文体统一起来。基于这种散文观，郁达夫的散文以心役体、体为心
用，具有任心闲话、随意赋形的文体特征。
本文以郁达夫散文观内核的“心体说"为主线，以文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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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郁达夫的人品、文品及现实意义
略论郁达夫的人品、文品及现实意义
上&海&&&郑树立
关键词&&人品&文品&经济角度&独创&借鉴&启示&指导实践&辩证
提&&要&&简介郁达夫——总体评价——概论——以文本为中心辐射论证——取样（《银灰色的死》、《沉沦》等）论证郁达夫写作的角度的独创性、来源及作用&———现实意义—结论
郁达夫（——）革命烈士，文豪。
郁达夫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外，著作等身。全面评价郁达夫先生，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本文试就目前所收集到的有关著作资料，以一个读者的立足点谈谈郁达夫先生的人品、文品，并从一个教师的角度谈谈研究郁达夫的人品、文品的现实意义。
郁达夫先生的人品、文品及其著作的现实意义伟大，使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世界的。先生殉国六十余年来，已有很多学者的文章、著述对他记叙和评价，先生的著译诗文等，亦有海内外各种形式的版本出版；尤其是先生的家乡浙江富阳市以及先生的家属、子侄中多有饱学人士为之传叙；这些，都为今人和后人了解郁达夫先生作出了令人欣慰、敬佩的努力。我作为郁达夫先生的崇拜者读者，由衷地感谢他们！
然而，如果能从文繁理富中提出一条简明扼要线索，重点分析论证，消除误解，使今人——尤其青年学生——读郁达夫，犹如读其他的往圣先贤一样，直接从中获得启发、教益，从而能提升自己，这岂不是使郁先生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更好，更广的得以传承，也是对郁达夫先生更好的纪念？
这个工作或许已经有人作了，或者将会有斫轮老手文坛巨子去作。而我以执教三十余年的实践经验，深思过一个问题：现、当代文学作家中，一出书就是几大部的不少，但让读者顶礼膜拜、自觉阅读其著作的人不多（我不敢说没有），何以如此呢？据我作为一个读者的体会、作为一个教师的教学实践，作为一个爱好写作从文界良师益友处，所得的答案虽然很多，但我认为有两点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积之太厚，传之太远。积之太厚，使中国人连文盲都能脱口念出几句唐诗宋词，说出一段三国水浒，更别说知识分子；传之太远，使很多现、当代文学作家从外国文学、哲学等等之中学回来的东西，却常被外国人自己拆穿了——原本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变种（这不仅是学贯中西的陈寅恪先生说过，而且自称是“四洋先生”的辜鸿铭先生在欧洲留学时，莱比锡大学—教授也对他说过“东学西渐”才是西方文化、思想的发展的源头……）；很多现代文学作品，由于作家国学底子积得不厚（有的几乎无功底），写出的如同“一杯白水”，读者从中得不到什么收益——语言不如文盲的，思想是中国早就流传的（如知识分子早从诸子百家经典中读到过的）。于是，读者如其花那么多时间读那样的大部头，还不如去读四大古典名著或三言二拍唐诗宋词。二是附丽于政治性太强。其内容不是创作出来的，而是附会或捏造出来的，一旦政治环境变了，“作品”的生命力也就终止了，有的“作品”再版后无人问津。到了现在“知识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素质也提高了，那“作品”的作者水平还不及大多数读者高——连用词造句的方法都无可学，谁还愿读呢？
而郁达夫先生的作品则不然。因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外，学以致用，多所创新。而且他还有“就是本于天性的一种基础”（郁达夫《学文学的人》，原载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读书月刊》第三、四期合刊）“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郁达夫《自述诗》），小学毕业时因品学兼优，学校特奖给他《吴梅村诗集》，且是他“专心研求韵律之始”，此后“他还认真研究过阮籍、嵇康、陶渊明，谢脁、鲍照的著作。”（见刘海粟为郁云著《郁达夫传》写的序），而且熟读《资治通鉴》，《古文辞类纂》《唐宋诗文醇》，以及小说《石头记》，《六才子书》等，并且“我在小学中学念书的时候，是一个品行方正的模范学生”。到日本留学，除了功课以外，“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文学周报》第五卷第十期)，就其通晓的语言而言，“他告诉我（日本友人关根文——郑注）说，加上中国方言的话&，他通晓九种语言”(蒋增福、郁峻峰《抗战中的郁达夫》，学林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99页)。因此，郁达夫先生的著作语言宏富典雅而明白晓畅；抒情说理时举例用典，古今中外，顺手拈来，其内容言简意赅高度浓缩，真是“文章不写一句空”。读郁先生文章，仅遣词造句、设喻用典方面，就让人获益匪浅。这也是很多现、当代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郁达夫先生具有崇高爱国品德，还有与人为善、舍己为人、诚恳善良等美德。他曾被鲁迅提名为左联发起人之一，不久他又退出了，但他却救助左联作家于危境十余人；他不是共产党员，却写出了象《文学上的阶级斗争》（日写于上海，载于《创造周报》第3号，日出版），《无产阶级的文学》（日写于上海，载于《洪水》半月刊第3卷26期，日出版）等，其提出论述革命领导权、革命文艺的目的等问题，竟比共产党的领袖还早；其实他是出于同情劳动人民，思考解放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方法而先知先觉地自发表达出来的，是带深厚人道主义的思想家。
郁达夫先生所处的时代虽已过去，但郁先生的忧国忧民，覃思卓立、终身奋斗，其人品文品，应该更能为今人所学习、崇敬，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本文论证的目的正在于此。所以，在讨论过程中对有意或无意曲解郁达夫先生的东西作出排解性反应是必要的。
郁达夫，日生于浙江省富阳县（今为市），名文，字达夫，幼名萌生，1922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创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团体之一“创造社”；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安徽大学、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和上海法科大学等；1921年10月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小说集《沉沦》；1930年，与鲁迅、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与鲁迅等发起组织左翼作家联盟（旋退出）；1936年应邀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社主任，受国民政府委托去日本请流亡中的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日；1937年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冒着敌人炮火巡视徐州，台儿庄及山东、江苏等战场，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任研究部主任；1938年任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繁星》主编等职；1942年新加坡沦陷，欲回国未成，逐流亡至印度尼西亚之苏门答腊隐蔽反日，化名赵廉，1945年被日军宪兵暗杀，时年50岁。
郁达夫先生著译数量巨大，体裁多样，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就目前所收集到的，计有中短篇小说44篇，散文68篇，论文121篇（部），译文31篇（部），杂文112篇，论文121篇，随笔85篇，通信61篇，序跋74篇，启事36篇，游记33篇，讲演稿13篇，自传8篇，广告辞19篇，剧本1幕，日记集1部（有郁达夫自编，1935年7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的《达夫日记》；有胡从经编，1984年7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的《郁达夫日记集》；1986年10月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郁达夫日记集》等三种）；诗词集（有郑子瑜编《达夫诗词集》，陆丹林编的《郁达夫诗词抄》，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文集》诗词卷）；还有题辞、校歌，书目，等等，共约450余万字。
郁达夫先生的著作仅从数量看，即使从“九岁题诗四座惊”的1904年开始，到郁先生牺牲的1945年8月止，四十年间，郁先生平均每年要写十一万字！期间，还先后在六七所大学上课，在社团演讲，在社团组织(如“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等)中的组织领导工作，为救助进步文人（如救左联作家出狱等）而奔走活动，编辑刊物报纸（如编辑《创造》，《奔流》、《星洲日报·晨星》等）建造住房“风雨茅庐”，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十个子女）需要照顾；外加战争频仍，携家奔波，又为蔽敌，周旋于魔窟、办厂于异域，所耗精力时间之多，倍于同侪又不知其几矣！
从涉及内容看，不仅有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论述，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游记等方面的体裁，而且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还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阐述，甚至有各地风土人情、方物俚俗的考释。读者如较全面地研读郁达夫著述，无不惊叹：郁达夫简直就是一部百科全书！
尤其从思想性方面看，郁先生的世界观，方法论，大多超越了他的时代，在今天仍有极高的价值，更是令人景仰之至！
我们认为，郁达夫先生所处的时代对他，确实有才大难用之憾；日寇杀害郁达夫先生，使人特别愤慨，又使人有郁达夫尚未有时间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德便煞了尾之叹！
任何一个伟人，其所以为世人景仰，首先是他的卓尔不群的人品。郁达夫先生的崇高人品，主要是：爱国，睿智，勤奋，坦诚，善良。
爱国，这是郁达夫的一贯基本品德。尤其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关头，他的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价值取向始终在指导着他为保卫国家、民族而奋不顾身的斗争着，因而表现为其高尚的人格之首端，亦尤为后人所仰慕。
为了有助于读者了解郁达夫作品的根基，我们简略探究一下他的思想品德的来龙去脉是必要的。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形成“人格的原材料，这就是气质”（{英}戴·冯塔纳《教师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新超译。2000年11月出版）而气质“不仅在本质上包含遗传性的成分，而且它们（指气质分类：情绪性、活动性和社交性——郑注）在人的一生中都表现出重要的一致性，最关键的一点是，甚至使用不同的方法去测量，大多数的研究证明遗传因素在人类人格中起重要的作用。”（同上书22页）。
郁达夫先生之先人，为宋朝太医院尹，至其父郁企曾老先生，为书塾先生兼行中医；郁达夫先生之祖父和父亲均较早逝，祖母戴氏、母陆氏，两代守寡，奖掖儿孙求学上进&，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闻知，亲题“节比松筠”匾额以旌其德。至郁达夫先生诞生（1896年），由于整个社会长期战乱导致经济崩溃，郁家虽亦不免破落，但其世代书香门第的传统儒雅气质却是未变，且根深蒂固的源远流长了。因此，爱国主义思想，一经小学教员启蒙，便在郁达夫的“脑里生了一点根”，他的功课一直很好的动力也就是“我们要复仇，我们要努力用功”了(见郁达夫《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到再大一点，到日本留学了，遗传给他的民族自尊气质，日益潜滋暗长，使他与倨傲的日本人格格不入，潜意识中&甚至总有一种仇恨：“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郁达夫《沉沦》）郁达夫先生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里写道：“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又说，“个性”是区别于这个作品与那个作品不同的原因，“所以说，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有了个性，还须去“修养”，而“修养是什么呢？就是他一己的体验”。郁先生明白的说出了自己作品所表达出的就是自己个性——&一己之体验。而且“所以我对于创作，抱的是这一种态度，起初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将来大约也是不会变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27年9月的《文学周报》上。从目前所收集的郁先生于1927年9月前的作品，共约一百四十余篇（各体），凡叙述（如小说、记叙散文）的内容，无不与他自己所说的相吻合。
如《银灰色的死》，所写的人、事、地以及人物的心境，都是将自己加工而成的：“雪后的东京……”地点，“一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时间1920年，这一年郁达夫正是住在上野不忍池的附近。有日发表的《不忍池边晚步过韵松亭小酌》旧体诗为证；所写的男子被称为“Y君”描写该男主人公是“年龄约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长五尺五寸，貌瘦，色枯黄，颧骨颇高……”郁达夫生于1896年，至写这篇小说时正好25岁；幼年即身体欠佳（见《悲剧的出生》），日旧体诗《无题》自序有云：“新婚（指本年7月回国与孙荃结婚—郑注）未几，病虐势危，”病后的郁达夫的状貌恐怕正象他所描写的那样（有留日时的照片可参照）。小说中的女主角叫“静儿”，是东京牛达区一家小酒店一个五十多岁寡妇的女儿，Y君因为她而常来光顾，听说她要出嫁，他竟为了送她婚礼而卖光了所有的东西（包括书籍），自己却穷困而死。小说原文后有英文附记：“读者须知，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作者毕竟不能对真实性负责。可是，有一点必须在此提到，这篇没有奢望的构思，取材于史蒂文森的《宿夜》和道生的生平甚多。”（见陈其强《郁达夫年谱》第70）
小说发表于日—9日、11日—13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故事可简介为：一个中国穷留学青年为给一个日本小姑娘送嫁礼而卖光东西，自己穷困而死。
乍看起来，这故事也不新鲜也不深刻，而且作者已公开说明是仿制品。事实恰恰相反，是一篇在当时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寓意深远的反日白话小说！其理由是：
—，从题目看，《银灰色的死》。“死”前何以用“银灰色”修饰说明呢？小说有两处点明是“银灰色的月光”，而这个内心热恋着静儿，为她花光了最后一个钱的留学生就死在“银灰色的月光”下！那月的反面呢，自然是“日”了。只要看过《天皇裕仁传》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宣扬他们是优等民族，天皇是日神天照大帝的传人，人民都是日神后代的子民，打的也是“太阳旗”（抗战时期中国人称之为“膏药旗”因为正如中医治跌打损伤时贴患处的膏药形）。郁达夫先生将一片繁荣强盛景象的日光照耀下的日本旋转个一百八十度，转到“银灰色的月光”下，也就是由“日”下转到“月”下&，让人们看看日本的反面(后面还有对文本的析论)。
二，从背景看，写于“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不但不同意作为协约国的中国的要求日本取消“二十一条”，而且还在凡尔赛和约中明文规定日本继承原德国所占中国山东的领土及其他一切特权！日本于甲午战争后向中国索取赔款2亿两白银，还有其他一系列割地、通商、最惠国待遇等。日本的武力侵略，经济掠夺也早祸及了中国每一个百姓家。而“当郁达夫作为（郁）企曾第四个孩子诞生时，境况已很窘迫，尽管母乳下足，却无力雇佣奶妈。”（郁云《郁达夫传》）。郁达夫的姐姐就因家里无力抚养只好送给乡人作童养媳而死。这种破落的原因主要是“大河无水小河干”。其罪魁祸首正是日本！
三，从思想性看，是一种明软实硬，明爱实恨的对日思想。虽然郁达夫先生也确实有些很好的日本朋友，但他对日本民族总体上有一个十分清醒的认识：“有智识的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原也在十分的笼络；但笑里藏刀，深感着‘不及错觉’的我们这些神经过敏的青年，胸怀那里坦白到象现在当局的那些政治家（指当时亲日的执政者—郑注）一样；至于无智识的中下流——这一流当然是国民中的最大多数——大和民种，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言语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简直是最有成绩的对于中国人使了解国家观念的高等教师了。”
至于“日本的女子，一例的是柔和可爱的；……这些无邪的少女，这些绝对服从男子的丽质，她们原都是受过父兄的熏陶的，一听到弱国的支那两字，那里还能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她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来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胡从经编《郁达夫日记集》附录《雪夜》，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以上文字所表达的深意，就是：日本人欺负我们，我要现身说法告诉我的同胞，与其被他们欺死、气死，不如“我们要用功”，使祖国快快富强起来—复仇。这也才是解读《银灰色的死》、《沉沦》之类作品的切入点之一。
郁达夫先生的刻骨铭心的爱国之情，不仅是对日本，当然，对日尤甚。还表现在对其他欺负过中国人的国家的心态上。如，有一次郁先生去苏州，在车上看见几个女子学校的学生，不用祖国语言交谈，偏偏要用“半通英文”说话，“所以我的对她们的的热意，被她们的谈话一吹几乎吹的冰冷了。”接着郁先生对当时中国知识女性“不愿为正当的中国人的糟糠之室，而愿意自荐枕席于那些犹太种的英美的下流商人的”现象，借朋友的话，发了一番至今都似在我们耳边铿铮不已的话：“我们中国亡了，倒没有什么可惜，我们中国的女性亡了，却是很可惜的。现在在洋场上作寓公的有钱有势的中国的人物，尤其是外交商界政界的人物，他们的妻女，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失身于外国的下流流氓的，你看伤心不伤心哩！”郁先生说自己“在两性问题上是国粹保存主义者，”因而“我的在外国留学时代的游荡，也是本于这主义的一种复仇心思。”（《郁达夫经典选》，高玉琪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9月版）。
自《银灰色的死》、《沉沦》出版以来，人们对它们的介绍或理解，只是“自我暴露与大胆剖析青年人的性苦闷”（秦贤次编《郁达夫南洋随笔》洪范书店，台北，1978年9月）
《银灰色的死》在达夫先生自己编的小说集《沉沦》中是列为“附录”；最初寄给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连作者名字都未写，“从《学灯》栏的主持者，好象把它当作小孩子的痴话看，竟把它丢弃了”“半年后才把它揭载了出来”(郁达夫《沉沦·自序》见《郁达夫文集》第七卷，王自立陈子善编，花城出版社版）。显然，当时连编辑也看不出有什么大的价值，甚至当作小孩子的痴话差点当成了弃婴。
何以如此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再进一步看看《银灰色的死》的细节描写：Y为了静儿，卖了亡妻的最后的纪念物，到酒店以喝酒为名察看静儿的动静。“有一天将夜的时候，他正在静儿的家里坐着喝酒，忽然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静儿见了那个男人就把他丢下走了，去同那个男人去说话去。……..等了半点多钟，静儿还尽在那里同那男人说笑，他等得不耐烦起来，就同伤了的野兽一般，匆匆走了。”这个日本姑娘在有三十来岁的男人的时候，就不去理睬二十多岁的“支那”小青年。这是静儿，少妇尚如此，再看老妇：Y将典当亡妻的金刚石的戒指得的钱为静儿花完了，听说静儿还是要出嫁，就卖光了书籍得钱给静儿买嫁礼，送到静儿家，静儿的母亲好像在嫌恶他的样子，所以就问他说：
“怎么你又来了？”（着重号是我加的――郑注）
“静儿她上哪里去了？”
“去洗澡去了。”
听了这话，他就走近她的身边去，把怀里藏着的那些丽绷香水拿了出来，并且对她说：“这一些儿微物，请你替我送给静儿，就算作了我送给她的嫁礼吧。”
静儿的母亲见那些礼物，就满脸装起笑容来说……。
恩格斯1888年4月给英国女作家玛·哈克奈斯(《城市姑娘》的作者)信中指出：“依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P462)二十世纪初郁先生所处“典型环境”是什么样的呢？达夫先生多次写到过，由于祖国的积贫积弱，留学生在外受到别人的欺凌，尤其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如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而郁达夫血管里流的血，祖祖辈辈的遗传，使他的爱国之心却越发强烈起来，在受到外人逼辱时，内心总呼着：“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这就是当时郁达夫所处的典型环境，而郁达夫之所以也正是这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他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知识分子出国“留东洋”“留西洋”，诚如陈衡哲（）曾说过的：“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任以都先生访问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二年出版。转引自智效民《八位大学校长》，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陈衡哲自己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女生，第一位北大女教授，第一位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的女学者，还竟是第一位成功地用白话文写小说（也写散文）的女作家。那时“工业救国”，“科学救国”，“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他们的留学目的，他们那些人留学不但不是拜倒在外国人脚下，反而是为了学贯中西以后好向外国人宣扬中华文明以“教化万邦”，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中国犹如群狼环绕中的羔羊，尽管他们维护国家尊严的方式方法还值得商榷，例如辜鸿铭留学英、法、德等国，精通数国语文及古拉丁文，回国后先作张之洞幕僚，后又任北大教授，自号“汉滨读易者”，非但不着西装，而且是长袍马褂至死不变，推崇孔子学说，以西文译《论语》《中庸》等，向西方推介儒家经典；还有陈寅恪（），留学归来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在清华大学时被定为最早的研究生导师之一，被誉为“教授的教授“，精通多种西语，对中国历史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都有精湛的研究，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老先生对当时有的留洋回国的人，凡大吹国外的学说、主义时，他都要引经据典地说中国早就有过；凡提到外国的发明创造时，他也能证据凿凿的说中国人早就制造过。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因此说，郁达夫先生是那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就不是无依据的了。
由上文说过的，从题目看，从背景看，从思想看，《银灰色的死》决不是象它表面呈现的那样，仅是写一个傻冒式的中国留学生与一个“善良”的日本少女“静儿”(实际可能是静子——“镜子”。日本女子一般称“某某子”为多，可能怕太露骨了，故写成中国女孩名)的恋爱悲剧故事。实则是以亲身处于其中，得于其心，注于其手，除了作者不是在“二十四五岁”时死在日本而无人收尸（郁达夫被日本人掐死在苏门答腊，至今不知葬尸何处，距此小说所写恰好相隔二十五年。这在事后看来，此文几成谶言！）外，其他都几乎就是他“一已的体验”（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上海《文学周报》第五卷第十期。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文集》第七卷）。
那么，为什么达夫先生自己在《银灰色的死》后附言呢？下面是“附言”英文原文(附新译文)：
The reader muse bear in mind that this is an imaginary tale,.After all the author can't be responsible for its reality.One word,howerer,must be mentioned here that be owes much obligation to R.L.Sterenson's A Lodqing for the Niqht and the life of Ernest Do Wson for the plan of this wnambitious story。(“读者必须记住，这是一篇想象中的故事，作者毕竟不能对故事的真实性负责。然而，这里必须提一句，他对R.L.史蒂文森的《客店》及厄斯特·道森的一生表示十分感谢，因为是他们使他计划写了这篇不引人注目的小说。”此用于月明译。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文集》第七卷148页。）
我们认为，郁达夫先生这段“附言”的真正目的是将自己的动机见解“隐蔽”起来。文学作品是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见解的。“而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恩格斯1888年4月致玛哈克奈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日版第463页。)作者在《银灰色的死》中所表达的真正见解是：中国人，你虽然是个“大”男子汉，你那么眷恋日本“小”女子而不断地掏钱(赔款)，当你掏尽最后一个钱的时候，你就是一死，死无葬身之地！因此，读《银灰色的死》，掩卷深思，令人油然想起“老佛爷”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放手卖国方针的结果，是全中国经济的总崩溃，直致象郁家那样的世家，竟也穷到买不起一双孩子的皮鞋的程度！而老大帝国经济基础的崩溃导致皇帝宝座的倒台，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而再看小说中另一方。日本这个“小”女子静儿，当然也是彼时彼地的典型。当然也是受过父兄薰陶的，那老妇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个看见了礼物就满脸装起笑容来的，否则哪怕多来一次酒店她都嫌恶Y君的人，她教出的女儿又是什么样的呢？“他以为她是来道谢的，然而关于刚才的礼物的话，她却一句也不说。”那可是用尽了Y君卖书的钱特意送给她的嫁礼呀！作者为了让读者通过比较悟出其中深意，又写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在参加同乡会迎接W氏的欢迎会时，Y君为她取了帽子外套，她都向他说“谢谢”。（这次欢迎会暗指1919年2月中旬浙江教育考察团赴日参观名古屋中小学，郁达夫偕其他留学生陪同事。据《郁达夫诗词抄·赠梅儿》编者按。)
这个形象，客观上向读者传达了一个信息：“小”女子对中国“大”男人送的礼物即使是罄其所有，再多也是感动不了的。她是贪得无厌的！也是郁先生的告诫之一。
清朝末北洋大臣李鸿章就说过，中国自唐朝以来对日本是呵护有加，而日本却是以怨报德，得寸进尺地侵夺中国。
郁达夫先生于1922年写的《中途》(后改为《归航》)中就称日本是“强暴的小国，我在那无情的岛国上，受了十几年的苦，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至1926年在中山大学任教兼出版部主任的郁达夫当阅报知国民政府有派员至日本修好消息时，他终于明明白白地说出“我为国民政府危，我也为国民政府惜”的话来，几乎认为日本是不可交的(郁达夫日日记。见《劳生日记》)到1937年元旦，郁达夫在厦门《星光日报》发表《可忧虑的一九三七年》即预见性地告诫国人：“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日居月处，应思危卵。”意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日本有亡我之心。这也可以说是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深入骨髓的透彻了解，“正确地判断了形势”（蒋增福&郁峻峰《抗战中的郁达夫》，学林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所以我们认为，郁达夫先生所写的几篇在日本“放荡”，“颓废”，“性苦闷&”之类的小说，假如真如表面呈现出来的那样，确实没有多大意义，那么《银灰色的死》也就真的不过是“小孩儿的痴话。”所以，当时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栏的主持者收到《银灰色的死》时，“竟把它丢弃了”。但是毕竟是副刊编辑，过了半年，终于恍然大悟；前面写的是二十岁的日本女子静儿，何以结尾处突然写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同乡来画蛇添足？小说情节的想象虚构是正常的，何以要“附言”声明不能对故事的真实性负责？既然前面说是自己想象虚构的，后面怎么又说是仿史蒂文森的作品，拟道森的生平的，差不多与自己不相干了呢？何况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大多数白话小说和话剧都有借鉴或模仿欧美日本文艺作品的影子，因此，即便不讳莫如深，也不必在小说后“附言”呀？显然是一个创作高手！尽管不署名，以“T·D·Y”代之，也足见是一个思想深沉、深谙“作者的见解愈隐藏，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的高人；“附言”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提醒读者不是虚构的、不是仿制的，只要将两个女子一对比，深藏不露的作者见解你就可知了！
所以编辑也不是省油的灯，恍然大悟之后，不再当作小孩儿的痴话看而“突然地把它揭载了出来”（见郁达夫《自序》）。
达夫先生在《沉沦》自序里说：“《银灰色的死》是我的试作，便是我的第一篇创作……往年也曾做过一篇《还乡记》，但是在北京的时候，把它烧失了(一九二三年又写出，收《茑萝集》――郑注)”。其实在他大量作诗的同时，孕育过不少创作题材，也写出许多小说试作。诸如一九一六年写的《金丝雀》，一九一七年写的《樱花日记》、《相思树》、《芭蕉日记》，一九一八年写的《晨昏》，一九一九年写的《两夜巢》……等等(见郁云《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版)。由此可见，郁达夫先生的《银灰色的死》是经过多次练笔之后成熟之作，也是饱蘸着爱国情怀，复仇心理的笔墨写成的。但达夫先生自己却似乎并不喜欢它。日出版的小说集《沉沦》里，它被放在“附录”里，日出版的选集《达夫代表作》改版自序里说本来是想把《银灰色的死》及《还乡两记》删去的，但书店（上海春野书店初版，当局以附钱杏村《后序》不妥为名查禁。后于日由上海现代书局改版重印，1936年6月移上海复兴书局出版。郑注：见郁云《郁达夫传》）的主人，却希望能维持原书的状态，才未删掉，到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达夫自选集》里便不见了《银灰色的死》。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有两点原因。第一，对《银灰色的死》，读者如果不从“文艺作品，是一个全人格的具体化”这个特质去看、而我们又认为是从经济角度去写的，去深刻顿悟，就只能读出人的情感，而这情感和沉沦一样是伤感的，颓废的，作者的真正写作意图连《学灯》副刊的编辑都愣了半年才猛醒过来，而一般的读者只会看到表面的情感而看不出达夫先生隐蔽着的理智，因这篇小说和《沉沦》一样，不知被有意或无意的曲解者骂过多少回了。如其那样倒不如丢卒保车，留《沉沦》而删掉《银灰色的死》。因为《沉沦》虽有明白的“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的话，但也有“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好象自揭主旨了，无须再深思便可一目了然了似的，而《银灰色的死》则不然，非有一定文化程度又深知郁先生用意的读者，是读不出真正的蕴味的，而郁先生又说这次出《达夫代表作》是“以便无钱买书的穷苦读者”的，这些人的文化程度可知了。故删去。第二，可能是更重要的；或者表达作者的愤怒之情，日上海春野书店初版时卷后附有编辑者之一的钱杏村写的《后序》，当局竟以附钱杏村不妥为名查禁！后于日经上海现代书局改版重印。改版删去了《后序》等。果然，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出《达夫自选集》时，作者将《银灰色的死》和《沉沦》一起删去了，其它与代表作选集相同。这或许为了暂避锋芒。当时的时势使然。1927年8月蒋介石被李宗仁、汪精卫逼下野，但他的嫡系仍控制江浙上海。9月蒋介石偕张群前往日本，乞求日帝国主义的支持，1928年蒋介石重新上台(见国家教委社科司编《中国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日版)；1928年2月郭沫若因参加南昌起义被国民政府通缉而亡命日本；同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制止共产党阴谋》案；3月15日《达夫代表作》由上海春野出版社初版，钱杏村在《后序》中说“达夫先生最近摸索到一条光明的出路”，当局即以附钱杏村《后序》不妥予以查禁，1928年10月浙江省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下令查禁《语丝》月刊；1929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创造社出版部被查封，中日《济南协定》签字换文；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出版法四十四条；1931年1月李伟森、柔石等五位左联成员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因处境险恶，鲁迅避入花园庄旅社，郁达夫离沪回富阳避居家乡至1932年11月中旬返回上海；日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上海分会后，在宋庆龄家里的一次聚会上对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说：“I am not a fighter,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1932年再版的《她是一个弱女子》遭当局查禁，湖风书局也被封，12月由现代书局重印，但仍被禁止发行。可见郁先生饱读诗书，对孔子的话“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自是心领神会运用自如的。
因此从郁达夫先生的人生的斗争策略看，他是隐蔽自己，暂避锋芒，等待时机的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正无须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两地书》第一集，《坟·娜拉走后怎样》)&。
所以郁达夫先生就从自选的《达夫自选集》里抽掉对日复仇思想特强，又是引导读者从“日”的反面去想“银灰色的月光”下，军国主义笼罩中的岛国，和人的心态的微言大义的奇文《银灰色的死》。至于《沉沦》，虽有“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日本读者会以为小说中的人物是企盼中国的富强而不可得以至于大声怨恨：“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而中国人读后深思就会悟出，小说是向日本纵深地带射出的一炮重磅炮弹。犹如孔尚任写《桃花扇》。乍看《桃花扇》，是在痛斥南明昏君腐化堕落，佞臣争权夺利将“虏寇之事，置之蔑闻”（明·夏完淳《续幸存录》），以至葬送了三百年之基业，实则是重在揭示清军入关，入主中原，不过是借助南明昏君佞臣，卖国文人的帮忙，才使“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而得手的；汉民族总有一天“雨翻云变，寒涛东捲，精魂显，《大招》声逐海天远”。清的统治者认为孔尚任只不过是“敲锣打鼓骂前朝”，竟然让《桃花扇》去传抄、上演，但不久便恍然大悟，这个孔圣人的六十四代孙，写的戏是给清代人看的，侧重的还是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鼓动反清，所以统治者立即禁演。接着是罢了孔尚任的官，若非为借孔夫子之名“为我所用”，恐怕也要落个戴名世、《南山集》的下场。那时蒋介石借助日本人，故凡有可能得罪日本人之文，都在禁列。郁先生也借鉴了历史，故就暂时避一避罢。《沉沦》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集中收有《南迁》《银灰色的死》附有所译德国歌德的《迷娘的歌》。在《自序》里，作者给小说的真正意图穿上“迷彩服”，说“我的三篇小说，都不是强有力的表现，写完之后，连自己也不愿再读一遍”，说“《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 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而第二篇《南迁》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这两篇东西里，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先掩盖，后又撩开一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这倒是真话，不过是点到为止；引起读者注意，否则一般读者很难猜中谜底。将《银灰色的死》放在“附录”里，但还有一位“陪坐”的《迷娘的歌》，表面看《银灰色的死》坐的是冷板凳，但读者看陪着的是德国大诗人、大文豪歌德的一篇作品，岂能不知是明贬实褒？
我们认为，郁达夫先生在《自序》里只是点出小说呈现出来的现象，“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病态心理”，“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无为的理想主义的没落”，而实际是写日本的国家主义不单是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压迫(《南迁》)，对于日本国民的毒害，也到了疯狂程度。如，连本应是文静的学生，上课都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这不禁使人想起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到的，日本学生在看到纪录片中的日军在中国东北砍中国人的头时的欢呼“万岁”一样，不能不引起有“病态心理”的中国留学生生出“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的复仇心理来；连酒店侍女听说我是支那人也借故“去另外一间房里去了”，既是酒店，本应是按先来后到服务呀；侍女对后到的三个日本人说过“间壁还有客人在那里”，三人看出侍女的怠慢，知道是支那人了，就“高声地唱起日本歌”来。这种目空一切的人，有藐视中国的野心，是必然的。例如后来，1938年日军攻下南京后，野田毅和向井明敏两个小军官，比赛谁杀的中国人多，一个砍了一百零五个中国老百姓的头，一个砍了一百零六个，还拍成照片发回日本去，向未婚妻夸耀是英雄业绩。这种疯狂的结果，是郁达夫先生早就看出来了的。
我们认为，《银灰色的死》《沉沦》由独特的视角从反面“银灰色的月光”下，在“终古常新的皎月”里，看日本人精神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又是什么样的，日本的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中国的经济状况又是什么样的，结果会怎样。达夫先生用小说，用形象思维方式，主要是从经济基础这个角度，预言似的警告了日本，又提醒了中国。时间正好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十年，“芦沟事变”前十七年的1920年(《银灰色的死》)，1921年(《沉沦》)！
别忘了，郁达夫先生可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的高才生。当时帝大（今东京大学）经济系名师众多，诸如高野岩三郎，森户辰男，舞出长六郎，系井靖之，大内兵卫，矢内原忠雄等，皆为一时俊彦（秦贤次编《郁达夫南洋随笔》，洪范书店，“中华民国”六十七年九月初版）。郁达夫先生自己也曾打算写《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外交史》，虽未实现，但也可得出，名师指导下的高徒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和外交很有研究，是无庸置疑的结论了。
再让我们从郁达夫隐藏着的写作角度去看两篇小说中的日本吧！郁达夫先生笔下的日本经济是萧条的：“在上野不忍池的近边，在一群杂乱的旧屋的中间，有一间楼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气里。这一家人家，在这年终忙碌的时候，好象也没有多少生气似的”(《银灰色的死》)。而“大日本”的统治者“金黄的日球，离开了上野的丛林，已经高挂在海青色的天体中间，悠悠的在那里笑人间的多事了。”再看作为京城的具体经济状况，一般百姓的生存状况：“东京的酒馆，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指小说主人公，影射中国留学生某——郑注)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把上下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的纤手伸给他的。”
作者用假痴不癫的忧郁病患者的眼，看到的东京，是“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妇”，白天把支那人看得跟猪狗一样，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为了骗钱，在红灯绿酒里“微微在那里笑着”，有的竟“把上下的衣脱下来”。
作者对“银灰色月光下”的日本，先取一个点，从东京的小酒店的经营者这一个点看：“她们那里，因为客人不多，所以并没有厨子。静儿的母亲，从前也在西洋的菜馆里当过炉的，因此她颇晓得些调味的妙诀。”从而可以看出，生意萧条。母亲做过女招待，女儿又作当炉，请不起掌勺只好又当老板又当掌勺。作者再来写整个东京。虽则是半夜，但毕竟是大日本帝国的首都，是从中国索取了二亿两白银“赔款”而且还在不断从中国人身上吸血，号称“东方第一强国”（后来郁先生在《估敌》中称之为“一等强盗”。）的都城，整体看来是：“街上岑寂得很，远近都洒满了银灰色的月光，四边并无半点动静，除了一声两声的幽幽的犬吠声之外，这广大的世界，好象是已经死绝了的样子。”
东京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尤其农村，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已经掠夺和仍在源源不断掠来的巨额财富，加上日本本国的国民生产总价值，到哪里去了呢？
郁达夫先生于日发表于《星洲日报》上的《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一文中说：“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专赖轻工业和不正当营业以维持命脉的国家。”到哪里去了呢？当然是用于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上去了。到1939年，郁先生给它精确的算过一次经济账，说明日本民众非但没有发到财，反而不胜重负。可以印证郁达夫先生19年前写进小说的观察结果是多么地全面而深刻啊！而郁达夫先生在1920年写的这两篇小说就是从经济角度去揭示了中国和日本的必然未来的。
揭示了中国和日本怎么样的未来呢？
我们从文本出发，看看《沉沦》中的那个“他”吧。尽管写“他的故乡，是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他三岁时候就丧了父亲，他们弟兄三人，他就同他的长兄长嫂同到日本去了。”等等，与郁达夫先生的履历相吻合，但如上面讲过的，我们还是应把他看作是概括了那个典型时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那么我们仍以郁达夫先生写这篇小说的切入角度看我们认为的，他是从经济角度来写的。看郁先生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又从而启示了我们什么。
“他三岁时候就丧了父亲，那时候他家里困苦得不堪。”后面写到他长兄从日本的W大学毕业回国在北京任职，但1911年武昌革命后，本可好转的家庭经济又陷入困苦得不堪。接着写的还有“他一个人靠着了三等车的车窗”，“有一天礼拜六晚上，旅馆里的学生都上N市去行乐去。他因为经济困难，所以吃了晚饭，上西面池上去走了一回，就回来了。想去买些零食充一充饥，然而他摸摸自家的袋里只剩了一角二分钱在那里”，“初搬来的时候，他卖了些旧书，买了许多炊饭的器具，自家烧了一个月饭”，“他付清了账，又拿了一张纸币给了那侍女，他的手不觉微颤起来。那侍女说：‘我是不要的’，他知道她是嫌少了。他的面色又红涨了，袋里摸来摸去，只有一张纸币了，他就拿了出来给她说：‘你别嫌少了，请你收下了吧’。”
“他的手震动得很厉害，他的话声也颤动起来了。那侍女对他看了一眼，就低声的说：‘谢谢’”等等。
“他”是在中国被列强通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先后勒索赔款达10亿两白银，开放通商口岸达50个之多的国情下到日本留学的，他在日本的经济状况从而精神状态如此，也就很符合逻辑了。
因此，他的心情总是忧伤的：
“他近来的眼睛里就涌出两行清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象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含了一双清泪，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
“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
“他的同学说笑的说笑，谈天的谈天，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那里作乐，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象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
“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给的秋波，不是单送给予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
“说到这里，他那火热的颊上忽然滚了几颗冰冷的眼泪下来。他是伤心到了极点。”
“手里拿着了那一本诗集，眼里浮着了两泓清泪”
“他全身发起痉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
“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就连连续续的滴下来。他那灰白的面色，竟同死人没有分别了。”
“……,走了一会儿，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
好了，类似这样的描写，不仅在这两篇小说中，在其他篇目中，也还有很多，而且全是在以他自己为原型的作品中，只有《出奔》那篇最后一篇小说中的人物没有自己的身影，但却有作者的超越时代的思想。但那已到了1935年了，写的是国民革命军已攻下浙东，进了兰溪县的时期的故事。而作者已不用“迷彩服”，不作任何隐蔽完全用他经济学家的笔，直截写出董玉林用女儿嫁给革命干部钱时英，好使自己钻进革命队伍，以便保住自己的财富，来表达了一个十分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的大主题，超前地给中国的“社会病疗救者”敲了警钟。今天的人们还不妨一读。这是因为环境不同了，写《银灰色的死》《沉沦》时，他还在日本，还未大学毕业，还须潜牙伏爪忍受一点，一当时机成熟，郁先生就明白无误地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写出小说也包括一部分散文，来揭示社会，从而让人们看清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决定自己的行动的着力点。这种小说以《她是一个弱女子》为最明显。以至于当局查禁他的小说，甚至作者改作《饶了她》当局也不饶了他，还是查封了！
为什么郁先生的作品是从经济的角度去写呢？我们认为，这正如上面我们说到的郁先生根深蒂固的爱国思想的得来主要是遗传一样，还主要是遗传。郁先生祖上是富阳城内的官宦富户，书香门第。宋代时祖上为太医院尹，宋都南迁时，随宫廷来到杭州，然后定居富阳，到郁达夫先生幼年时，“在屋前庭院中，左右分植着两株高大的柚子和杏梅树，墙边放了几只饲养金鱼的大缸，花坛上杂乱地种着各色月季和凤仙，显出一派破落书香门第的景象。”由此仍可看出非同一般人家的气魄。清政府向日本等国赔款多达10亿两白银，到民国初战争频繁，灾难又落到百姓头上，哪有不破落的。郁达夫的父亲郁企曾老先生也是经办过某村庄房屋田地的登记、过户和报税手续的；母亲陆氏老夫人也做过炒货生意。郁达夫先生在日本先学文科，后遵兄曼陀意改学医，1916年9月又改入法科，日领取文凭并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单从具有经济头脑这一点看，郁达夫在1920年初就牵头在东京不忍池畔与留日同学张资平、成仿吾举行第一次“创造社”筹备会。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他们回国后尚未著名尚未有固定收入前，创造社成了他们的一个立足之地。
日应《星洲日报》胡兆祥电召于23日到达新加坡任《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等主编时起，到新加坡沦陷逃往苏门答腊止，写了“至少也有一百多篇文章”(见方修《郁达夫留给本地的一笔文学遗产》，转引自秦贤次编《郁达夫南洋随笔》附录《郁达夫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其中《估敌》(载日新加坡《新洲日报》)，《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美倭之间》(载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和《敌国目前的致命伤》等，都是着重从经济的角度，用数字极深刻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预测敌人的趋势。他这样宣传抗战必胜，十分有说服力。例如写于日的《敌国目前的致命伤》，通过对人口，军力，经济实力算帐后说：“迫不得已，敌阀就只有一个趁火打劫，向我接壤的诸与国去施行威胁的下策”。一年后，到日，日军果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美军海军基地珍珠港，美，英，法，荷&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殖民地先后落入日军之手！
郁达夫先生象这样从经济入手分析论证的文章还有多篇，如发表于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新年特刊的《简说一年来的敌国国情》等即是。
有评论者说，“抗战时期发表文章最多的是郁达夫”(张紫薇)，而我们还从资料统计中发现，从经济角度写文章最多的也仅见于郁达夫先生。
这无疑是他的得天独厚，其次得力于在日本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任何时代的社会现象，都可以到那个时代的经济生活中去找到原因”的观点，从达夫先生奠基之作《银灰色的死》《沉沦》中就可以看出,他早就在运用了。谓予不信，试看《沉沦》最后几段：
“他按住了怒火，默默地喝干了几杯酒，觉得身上热起来。打开了窗门，他看看太阳就快要下山去了。又连饮了几杯，他觉得他面前的海景都朦胧起来。西面堤外的那灯台的黑影，长大了许多。一层茫茫的薄雾，把海天融混作一处。在这一层混沌不明的薄纱影里，西方那将落不落的太阳，好象在那里惜别的样子。他看了一会，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只觉得好笑。呵呵的笑了一回”
乍看起来，是写他性苦闷，找排解的地方而到酒店，因侍女去陪三个日本男人长时间冷落他，他压着怒火自斟自酌喝醉了，站在窗边眺望大海时所看见的景状。但请注意，作者好象不经意的一句“不知道什么缘故，只觉得好笑”，却是在提醒读者：这不是一般的描写。西面，西方，茫茫的雾，已经把这太阳下的日本笼罩在一片不明的“薄纱里”了。日本是个岛国，先天不足的是它自己几乎不产铁，完全不产石油，而日本要发展资本主义，尤其要扩军备战发展军事工业，所需铁煤尤其是石油，全靠海运进口；而太平洋沿岸诸岛、诸国几乎都成了美英法荷的殖民地，中国虽是甲午战败国，但八国列强都有在华势力范围，日的“西方”还有一个庞大的“赤俄”。
郁先生当时对这个格局自然是了如指掌的，他这个帝大经济系的高才生从而深刻地看到了日本的“阴暗面”—“银灰色的月光”下，人民的生活、精神状态，社会经济状态—号称头等强国的帝国都城，到了夜里竟象“死绝了”样；民众的精神状态是，女人才“十七八岁”不是当侍女陪酒就是卖淫；男人，是学生的“兴高采烈”地“听先生的讲义”；是社会上的，三五成群地找女人“取笑”（“那两三个客人都在那里对那侍女取笑”&）。所以郁先生笔下的“他”从“海”——日本的特定的地理位置；“茫茫的薄雾”——其他列强的包围；“西堤外的灯台黑影长大了许多”——世界经济危机已经波及到了日本，等等之中，看到了“太阳”旗下的日本的未来：而日本似在一层“混浊不明的薄纱影里”，女人“当炉”一代又一代（如静儿母女），男人酗酒高歌（下段有“那几个俗物，高声的唱起日本歌来”句）骄横不可一世，把千百年来对他们呵护有加的邻国人视为“猪狗一样”的“支那人”，这样的国家岂不如夕阳一样，“快要下山了”吗？现在还“将落不落的，”只不过是“好象惜别的样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李商隐《登乐游原》）。这个“景致”（日本深层的状况）只有“他”一人“欣赏”到了，因为“他”太知道“是什么的缘故”了，上面已交代过日本国民经济状况了，所以“他”平生第一次“只觉得好笑”，也竟“呵呵的笑了一回”。诚如列宁所说：“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他用手擦擦自家那火热的双颊，便自言自语的说：‘醉了醉了’！”
用这段话既是叙述故事刻画具体人物形象的需要，又是掩盖上面描写的真正意图—“醉眼”看日本的妙笔。
我们对这段文字的分析绝非空穴来风或过度“拔高”。请接着往下看：
那侍女结果进来了。见他红了脸，立在窗口在那里痴笑，便问他说：
“窗开了这样大，你不冷吗？”
“不冷不冷，这样好的落照，谁舍得不看呢？”
“你真是一个诗人呀！酒拿来了。”
“诗人！我本来是一个诗人。你去把纸笔拿了来，我马上写一首诗给你看看。”
那侍女出去了之后，自家觉得奇怪起来。他心里想：
“我怎么会变了这样大胆的？”
痛饮了几杯新拿来的热酒，他更觉得快活起来，又禁不得呵呵的笑一阵。他听见间壁房间里的那几个俗物，高声的唱起日本歌来，他也放大了嗓子唱着说：
“醉拍栏杆酒意寒，江湖牢落又冬残。剧怜鹦鹉中州骨，未拜长沙太傅官。一饭千金图报易，五噫几辈出关难。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
一直是忧心忡忡，无限感伤；心里是悲哀的情调，“好象有万千哀怨”，眼里总“含了一双清泪”，身上总“觉得孤冷”，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之后连在侍女面前都“全身发起痉来，发颤得厉害”，从来不曾笑过的他。这时怎么一反常态，“呵呵的笑了一回”之后又更“觉得快活起来”，又“禁不得呵呵的笑了一阵”。还进而在间壁房间里的几个俗物高声的唱起日本歌时，他也“放大了嗓唱着”起来了呢？
显然是他把大海——落日——日本——日本人，联系起来看，得到启发，也就是把日本放在世界经济“大海”中看，得到启发，看出日本的未来还比不上中国，因此他，“复仇复仇”，让祖国富强起来的愿望是有实现的希望的，所以他一笑再笑进而“大了嗓子唱”起来了。
如果，不象郁达夫先生他那样高瞻远瞩从经济角度看日本和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又是打了胜仗得了赔款，又是割占了中国许多地盘，而且日本政府自1868年明治维新不久就制定了《大陆政策》正为侵略中国，“大肆扩军备战，全力准备对中国的一战”(据《中国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版)因而日本“俗物”们笑，唱，是不难理解的，同时高智、敏感又如郁达夫先生似的有特强的爱国心的留学生，感伤，悲哀，以性苦闷的外表出现，甚至常流泪，这也是他此前正常的情态。“国破山河在，春城草木深”，哪能不流泪呢！哪能笑得出来呢！
然而，此时的“他”却一笑再笑并且高声唱了。为什么呢？郁达夫先生又一次提醒读者：“诗人！我本来是一个诗人。”
这话在文中是回答侍女，开启下文的，又是与那“三个俗物”对比的。潜台词却是点明：“这是诗人写的小说，‘诗贵含蓄’，这里不能只看字面意，还有涵义！‘诗言志’这里含有他的雄心壮志！”
作者笔下的“他”(或是“Y君”)虽总是郁郁寡欢，还不时“忽然滚下了两颗眼泪来”(《银灰色的死》)，“忽然滚了几颗冰冷的眼泪下来”(《沉沦》)，但“他”却总是在沉思；虽然“他”的沉思在小说里是情节中的“具象”的男女情感的表现，但有些“沉思”却在文中表现得“务虚”，例如他从酒店里出来，“他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对了西边地平线上溶在太阳光里的远山，和远近的人家的屋瓦上的残阳，都起了一种惜别的心情，呆呆的看了一会，他就回转了身，背负了夕阳的残照，向东的走上长坡去了。”(《银灰色的死》。着重号是我加的，下同)，“他”刚才在与同学说到是否回家过年时还“作了笑容”，但“他的同学走开以后，他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在薄暮的大学园中，呆呆的立了许多时候，好象是疯了似的。”从这次“呆呆的立了许多时候”的上文看，是“他”自己说“是的，我什么地方都不去”，他有家，而目前有不仅不回家而且“是什么地方都不去”的打算；从下文看，“他”待同学走后“自言自语的说：‘他们都回家去了。他们都是有家庭的人。Oh！home!sweet home!’”。
这才是承接了上面“他”与同学的谈话情节脉络。象这样看似“悬空”的“呆呆”地沉思的文句不独《银灰色的死》中有，《沉沦》中也有。如：“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息索的一响，道旁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从上下文字看，“他”此时是沉浸到欣赏自然美景中了，但从文意上看，明明写的是眼前现实的实景，怎么会是“梦境”而反被实实在在的“一枝小草”“打破了”呢？细细品味，便可知，他是在现实美景中沉思到“梦”中了。总之“他”总在“沉思”。那些务虚的沉思表明了“他”是思想深邃的人。
再往下看，“他的二十岁的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这里我们先宕开一笔，在此插说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郁达夫先生在这两篇小说中的看似不经意的话，除了文中叙述或抒情或写实需要外，有许多竟成了多少年后的预言或先兆似的！即如此处，郁达夫先生以自己为原型，郁先生自己生于日即光绪三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初三子夜(据郁云《郁达夫传》)，此处写的“他的二十岁的八月二十九日晚上，他一个人从东京的中央车站乘了夜行车到N市去。”影射郁达夫先生1915年7月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毕业，9月初被分发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三部(医科)去。小说由此写到最后以“他”的话说：“……我的乡土(指回忆中的富阳——郑注)吓，我如今再不能见你的面了。”写此小说(1921年)后24年(1945年)，也即小说中人物二十岁之后30年，恰恰正是8月29日夜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他热望中的乡土“再也不能见”到了。关于郁达夫先生被害的准确日期，郑子瑜先生于日在新加坡南洋学会的演讲辞《郁达夫的南游诗》一文中说是日(见龙协涛编《文学&&修辞&&教育——郑子瑜学术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秦贤次编《郁达夫抗战文录》(台北洪范书店出版，中华民国六十七年十一月初版)简介中说“1945年8月”没说日，而该书序(李欧梵)文说：“有一位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曾花了数年功夫调查郁达夫遇害真相，他访问了不下一百个曾在南洋服役的日本人，并亲到星马查询，最后还是承认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了。”准确时间未说。日在浙江富阳召开的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大会上，日本横滨大学教授、郁达夫研究专家铃木正夫在讲坛上宣布：一个仍活着且已高龄的、当时在日本宪兵中任武吉丁宜分队班长的日本人D亲口向他供认，是D直接下令处死赵廉(郁达夫当时化名)的，“但‘八二九’这个杀害日应是句号和断语”(见蒋增福、郁峻峰《抗战中的郁达夫》，学林出版社)。
当我们每看到这个时间对应得如此一致时，一方面心里总有一种对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兵仍胆敢杀害在中日都已经很闻名的郁达夫先生却未加追究，让凶手逍遥法外，而感到愤慨不已之情！又有对郁先生为了读者感受到真实可信，常拿自己当原型，还常有点漫画形象，尤其与灾祸死难作结局，既感动，又觉颇似不宜，他人当引以为戒。
《史记》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东子锄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君已矣！’……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泣下……后七日卒。”(《史记·孔子世家》)。“初唐四杰”之首王勃(另三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滕王阁序》前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写得何其神采飞扬，中间却突然来了两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最后的诗有“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之句；据传，当时就有人担心王子安寿夭，果然宴会后王子安去省见在交趾(今越南河内)当县宰的父亲前于途中“渡海溺水，惊悸而死，年方二十八岁”(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1986年4月)。
这些典故，郁达夫先生当在国内熟读诗书时早已了如指掌，但他还是那么写。有的于后来对自身真是“不幸言中”，当时即使并不会有什么“应验”之戒，而起码对自己心理健康无形中会有影响，这也是博学的郁达夫先生所早就知道的，但郁达夫先生还是那么写的原因之一，就是“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以期引起读者共鸣，作者的目的不在“死”，而在让他人更好地“活”。读了他的文章，人们会想到的应该是：一个高智留学生尚且如此，那么中国人的出路在哪里？郁先生倒是早给了答案：“复仇复仇，我们要用功”，目前的忍辱负重，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清魏源《海国图志》)，因为那是个“不作铁锤就作铁砧”(德·歌德语)的时代。
但《沉沦》日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后，就“被人送上了‘颓废派’的称号”(见秦贤次编《郁达夫南洋随笔》之《郁达夫其人其文》)。这个“称号”具体所指是“诲淫”、“造作”(见郁达夫《鸡肋集》题辞)是“浪漫作家”、“颓废文人”。因而“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同上)。到次年，日周作人()在北京《晨报副镌》文艺评论栏以“沉沦”为标题发表评论说，《沉沦》是符号道德规范的，“是一件艺术的好作品”；1923年3月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1卷第4号发表《的评论》认为作品不是灵与肉的冲击，而是“表现‘爱的要求或求爱的心’”。周、成二先生的文评为《沉沦》力排众议，正了视听。尤其周作人“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鸡肋集》题辞)。
尔后，对郁达夫先生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并未到止结束。例如，日，应郑振铎之请，拟于下学期去上海暨南大学担任“日本史”教授(据郁达夫《梅雨日记》日)，但“某女作家(据说是苏雪林—郑注)听到了这个消息，赶快上书教育部，说我行为浪漫，不足为人师。教育部长王世杰竟着令暨南大学不得聘我为教授”(据《人间世》载郁达夫给林语堂信。见龙协涛编《文学&&修辞&&教育——郑子瑜学术讲演集》，北大出版社2000年9月)。
我们从郁达夫的众多的论文、诗词中能很清晰地看到的郁达夫先生是一个生活态度严肃、工作勤谨，心地善良，心理健康的人，决非象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浪漫”、“颓废”。那是文学形象。
同是“创造”社发起人之一的郑伯奇(当时在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后来回忆当年郁达夫说：“沫若去后，我和达夫同住在泰东(上海泰东书局——郑注)，一起工作，一起游玩，生活的很愉快。达夫笔下的人物往往是忧郁的化身，但他本人却是非常活泼、爽朗。他是中等身材，爱着中装，性情平易近人，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郑伯奇《忆创造社》载《文艺月报》期)。
在1942年9月开办的“赵豫记”(郁达夫化名赵廉，任“头家”)酒厂，以“管帐先生”为掩护直到1944年，郁达夫被宪兵发现真实身份而由郁达夫安排转移，才离开郁达夫的胡愈之，后来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书里说：“没有亲近过郁达夫先生的人，都以为达夫先生的生活是顶浪漫的；待和达夫在一起之后，才知他的生活是顶严肃的，他对工作又是非常勤谨的，不然，等身的著作将从何而来？”(转引自郑子瑜《郁达夫的南游诗》)。
这两段文字描述的郁达夫先生，从青年到中年以后的精神状貌，表明没有一点“颓废”、“消沉”的依据可言。当然偶尔的悲观叹息是人人都会有的，岂独郁先生有！但绝不似小说里那样“闻鸡下泪，对月伤心”，或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状，那是自有深意在：“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之诫也！
再看郁达夫先生写的诗——“诗言志”，由诗看他的内心状态。
“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莲少小便聪明”，但目前搜集到的，已是郁达夫作于1911年的《咏史诗》三首，时年已15岁了(在杭州府读中学与徐志摩同班时写的)：
楚虽三户竟亡秦，万世雄图一时湮。
聚富咸阳终下策，八千子弟半清贫。
大度高皇自有真，入关妇女几曾亲？
虞歌声里天亡楚，毕竟倾城是美人。
马上琵琶出塞吟，和戎端的爱君深。
当年若赂毛延寿，那得诗人说到今。
(周艾文于听辑《郁达夫诗词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转引自陈其强《郁达夫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日版)
第一首咏陈涉、项羽、刘邦灭秦故事；第二首咏刘邦击败项羽故事，第三首咏汉元帝时王嫱出塞和戎故事，均高度概括，气魄宏大，全不象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孩子所写，如不说破，人几疑为出自苏辛大手笔。
再看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与狼共舞，与魔鬼打交道时期写的诗。选三首：
题淡然手册(七绝)
赵盾自晓罪，豫让今事胡；
达人唯叹息，夫子许之乎？
赘秦原不为身谋，揽辔犹思定十州。
谁信风流张敞笔，曾鸣悲愤谢翱楼。
弯弓有待南山虎，拔箭宁惭带上钩。
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
题新云山人画梅(七绝)
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
难得张郎知我意，画眉还为画梅花。
一九四五年春苏门答腊
第一首诗写于1942年8月。当时，为维持汇集到苏岛的公务文化人（多为共产党人和新加坡文化界人士）的生活，用原募集的文化界难民救济费作资本，另凑集当地华侨投资共六百盾，开办“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化名赵廉任头家。这是一首藏头诗”，（淡然《忆郁达夫先生》，载日新加坡《南洋商报·商余》。收《郁达夫诗词抄》），诗意为“赵豫就是郁达夫”。用春秋战国晋国执政赵宣子故事。因盾与遁谐音，十分巧妙委婉地说明自己是不得已而隐蔽起来的。显示了其斗争策略高超，用了“韬晦之计”。
第二首写于1943年与何丽有（原名陈莲月，郁达夫为之改此）结婚后第二天写给当时任小学教师的张紫薇（了娜）看的（原共有四首此选一）。“赘秦”指作日军通译，原本就不是为自身打算，而是为了隐蔽起来保护一批文化人反日。尤其是“弯弓有待南山虎，拔箭宁惭带上钩”，表现了随时准备打击敌人的雄心壮志。
尤其是第三首，写于1945年春的这首七绝。如果诗人胜利归来，吟哦此诗，便觉有十年流亡终得回到故乡赏梅团聚之乐趣，且写得很有幽默感，用古人洞房画眉故事，一语双关。但是伟大的诗人却是黎明之际身死去，而且死于蓄谋已久的日军的兵败之后!诗人牺牲前已是家破人亡，何等艰辛地度过了十年的孤屿苦斗生活！他每到春天就想起“富春”故乡！那时日刻骨铭心的思念令诗人哪怕只是看到纸上画的一枝梅花都欣喜若狂！但诗人的愿望却终未能实现！
这恐怕是郁达夫先生留给喜爱崇敬他的人的最后一首诗。我每读至此诗，则不免掩卷深思，想见其人，不禁潸然泪下！
诗人的本身，格调仍是高雅，气度仍是轩昂的。
以上所举六首诗，从1911年十五岁少年到1945年年届半百，历三十余年，一以贯上的是乡党之思爱国之情，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疾恶如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硬骨头精神。
再从郁达夫先生所写散文看（按教学分类法，即四分法：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记叙散文，如游记有1933年11月应杭江铁路（即今浙赣铁路）车务主任曾荫千（世荣）之邀与陈万里、郎静山、黄伯惠等人自9日从杭州出发，漫游浙东诸暨，金华等各名胜，写的《杭江小历纪程》、《浙东景物纪略》；也有郁达夫自意写的，如《故都的秋》、《马六甲记游》等。还有介乎游记与小说之间的，如《还乡记》、《还乡后记》、《迟桂花》等。
通过景物，风土民情记叙考释、描绘，表达了对祖国山水的热爱，给读者以美的享受。文笔有柳宗元山水记之清新自然，又有得中国山水画之神韵处——山水之中必不缺人，而且为品貌俱佳的美人，点缀其间。
议论散文，如《关于戏剧演出时之接吻问题》、《语言与文字》、《文学上的智的价值》等，谈语言文学的特质的价值功用变迁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就是今天读来犹有指导意义。
抒情（兼议论）散文，如《怀鲁迅》、《国与家》、《怀四十岁的志摩》等，可谓有虎啸龙吟之概，振聋发聩之功，时有警策之语。情动于中而发于言。
还有抗战时期，尤其是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任主编时所写的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分析评论文章，真是高屋建瓴、鞭辟入里，以自己高昂的爱国热忱，给人以振奋的精神。
以上我们从郁达夫先生的诗、文、评等方面的文章中看到的，他的同学、朋友当时或若干年后的评、忆文章中看到的，他的工作、生活、心路历程里看到的，都没有《银灰色的死》、《沉沦》中的“Y君”“他”那种被许多人称之为“颓废”、“下流”、“恶劣”的影子。当然，对一个作家的作品作出什么样的评价，那是各人的权利，作家尽可以不必去计较；但由于读的人自己看歪了，而读的人还进而对作家进行人身攻击，以至想断绝他的作家生涯，那就真的是有心理毛病或有别的原因了。那攻击对作家本人而言，就也不是疥癣之疾，仅伤肤发了。
如前面我们提到的，郁达夫正需要经济支撑时，本已拟好了去上海暨南大学教日本经济史的，被人参了一本，结果未聘便是实例。而且还不到此为止。据郁先生于日发于《人间世》第16期的《所谓自传也者》所说：“况且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据说就是苏雪林，见陈其强《郁达夫年谱》第291页），曾向中央哭诉，说象某某那样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应该禁绝他的全书，流之三千里外，永不准再作小说”。这段话若是诗人的调侃，也就罢了，但有不聘任教的事实在，那就是实有其事了。
我们且不说“女作家”是谁逼着非要看那“颓废”、“下流”、“恶劣”的小说不可而只好求官禁绝，也且不说既是“作家”，当知早有《肉蒲团》、《金瓶梅》之类，冷静的读者也不都会说它们只是“颓废”、“下流”、“恶劣”，只说为什么如“女作家”之类的人在《沉沦》一出版就给达夫一个“颓废派的称号”之后，“称号”就几乎如影随形了呢？我们认为，就是不少中国人没读懂。只看到小说中写“他”“从便所的玻璃窗里看去”，看见了“今年正是十七岁”的“他旅馆主人的女儿”，“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这全身的曲线！”竟忘了还有上下文，还有故事的情节线索，尤其没看出作者真正的用意所在，只看见了小说的“保护色”(借日本铃木正夫教授解读郁达夫“遗嘱”用语。见蒋增福郁峻峰《抗战中的郁达夫》第204页)。小说表面上写一个留日男青年“性早熟”，从而产生性追求，从而性苦闷，从而蹈海而死。实则这是小说家的故伎，借以牵着读者“鼻子”走。小说最后用中日“人”的能力、精神对比，暗示“沉沦”的将是日本！而故事表象的结局是“他”死了。在小说中部写到“他”与“自家兄弟有些矛盾”等，显然是作者自己作原型，而作者到24年后还不是“自杀”而是被日兵暗杀。因为他与“他”都在日本，原型人未死，而艺术形象“他”死了。要对号，这显然是有矛盾的，而这就会让了解郁达夫是学经济学的、又是有着遗传的爱国思想的人醒悟到，他写小说，有意无意都会是从经济角度、从中国有志的读书人的“复仇复仇，我们要用功”，且必能成功的本意深入下去写。只是当时不能也不必明白地写出来罢了，就用一个可怜巴巴的人物形象，作“保护色”外衣。所以我们认为这是郁达夫先生的独创性手法之一，之二就是还加了个只抱怨中国的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再从故事情节看，一开始就说：“他的早熟的性情……”从下文看这“性情”就是指“性”早熟(所以出版不久，人们多解释为是写“性苦闷”的。)，下文说他“二十岁……”。这实际上于生理、心理上已经不是“早熟”了的年龄段，所以有机会“他”暗中偷窥一下异性，作为未婚男女，也是非常正常的事，否则倒真的要去看医生，看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出了什么毛病哩！何况还是故事情节需要那么写的。
那样的偷窥固不足为训，作者也只是叙述故事时作为一个环节一笔带过，而下文还写到“他”自责，懊悔不已。而有些读者，又何必自己抓住“乳房”“大腿”不放，反而去说人家“颓废”呀、“恶劣”呀什么的呢？
我想，大多数中国读者还是看懂了的。所以出版后，不久就销售二万余本(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数字)，竟有些人连夜坐火车从苏州南京赶到上海来购《沉沦》。再者就是日本人“看懂了”。如1936年11月，郁达夫先生本是受日本各社团和学校之聘去演讲，又为福州采购印刷机(又有劝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日之使命)，到东京后，日本警方如临大敌，警察高度“重视”，有的学术演讲也被取消。日本人之所以对郁达夫先生如此戒备，他们太知道他的眼光会从日本看到人们看不出的东西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铃木正夫教授对郁达夫1944年初写的“遗嘱”的分析，说他在文中用了“保护色”，“为了向他周围的人韬晦自己的本心，有意的掺杂进了‘创作’的成份，以一个虚实混淆的‘郁达夫’来编造出另一个‘赵廉’来。”(同前注)这可谓是真“读懂”了“郁达夫”。也很可作我们的参考来读《银灰色的死》、《沉沦》之类小说。
达夫先生自己说的(《沉沦》)“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我的描写是失败了”(见《沉沦》自序)。对这之类的明白解说，读者都应将之放在彼时彼地的彼人方面去体会用意了。
我们认为，应辩证地看待郁达夫先生自己对这两篇小说的解说，还有一个依据就是文学作品往往是“形象大于思想”。《红楼梦》作者自己说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而已。实际上仅探讨《红楼梦》的著作数量比它本身多一百倍不止。因为人们从中看到的不象作者说的那么简单。尤其是名人名著。郁达夫的著作都应作如是观。
我们认为，应从经济角度看郁先生写这两篇小说的切入角度的创新性，一是从文本出发(前面已作分析)，二是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的信里说的，他从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共91部中、长篇小说)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而我们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如《苏镇舞会》、《猫打球商店》等等，也没有发现有多少明显的“经济”身形，但读完一想便会悟出作者从“经济”这个角度，而不是写它本身。——从而得到启示的。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一种分析文学作品(尤以小说为多)的方法，叫“解剖”什么什么，“揭示”什么什么。其实，我们认为《阿Q正传》就是典型的从“经济”角度入手，写中国被列强(尤其日本)用武力打开大门之后的经济掠夺(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总崩溃后的民众生活艰辛，从而心态恶劣的状态的(无文化，也便不知“革命”为何物了)。如：开头鲁迅就写到了经济问题“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何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阿Q穷得连装钱的袋子也卖掉了，是穷到底了；而那赵白眼也只能买得起一个穷汉的旧钱袋了。后面还有写到“经济”的字句。但分析该小说的文章多说是解剖了“国民劣根性”；还有《祝福》，更是写中国经济总崩溃后老百姓的艰难处境，遇到天灾人祸的妇女更甚。但至今分析文章还说是“批判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云云。
当然，有的作家原本不是想从“经济”角度入手，但呈现出来的形象及其主旨却是可以、而且应该从“经济”角度去看。这是因为，经济笼罩下的现当代，你不写现当代的社会生活则已，要写，客观上非落进“经济网”中不可。诚如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小说中赞扬的人，恰恰是现实生活中的巴尔扎克(保守党)政治上的“死对头”一样，要想偏过去，那就只有“编造”，那也就不是现实主义的了。
我说的这些，是想说明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从“经济”的角度来解读郁达夫以及其他现代文学巨匠的名著，会更客观、更有现实意义，也更有利于今天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别还停留在那个帝国主义将我们搜刮殆尽了，国难当头了，我们还说我们的作品是在“解剖”自己，是在指责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倒持戈矛，授人以柄”——那误导上。
这些也是我从郁达夫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从研读郁达夫先生的著作中得到的启示和收获。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中国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1972年出版)
在文学艺术界的公认的鲁郁郭巴老茅中，郁达夫先生长期被误解为“颓废派”作家，而未能将其置于应有高度。仅以其作品进入学生课文为例，也只改革开放后近十年才有一篇《故都的秋》被选入。其他诗文鲜有闻者。近些年出版的一些版本，而以《郁达夫文集》才第一次使之有个全貌。我们这篇论文侧重于消除人们对郁达夫先生的若干误解，尤其是排除“颓废派”之说，让我们与广大读者一道，更正确地理解郁达夫，喜爱郁达夫，尊崇郁达夫，从而更多地读其文，得其益，学其人，忠心耿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心力。
郁达夫的人品是忠贞爱国的、纯朴的、坦诚的，高尚的。
郁达夫的文品是民族的、绚丽的、先进的、丰饶的、创新的。
郁达夫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郁达夫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郁达夫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是世界级的文豪！
··&&&&&&&&&&&&&&&&&&&&&&&&&&&&&&&&&&&&&&&&二、作家研究&
纪念郁达夫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