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人民网叫宋学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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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宵& 著录
本文作者宋景宵同志,是黑龙江省东方红林业局商业科党总支书记。我的北大荒战友,本文是他离休后自已书写的生平回忆录。文笔通顺流畅,实话实说,忠实地记录了他一生的经历,读来令人感概万千。
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没有留下显赫的业绩,也没有留下房地遗产,只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我走过的路是坎坷的,脚是正的,不走歪门斜道。心是红的,对党忠诚,满腔热血为党的事业奋斗,勇往直前,永不退缩。可是政治上我很幼稚,不识世间炎凉,不知人生的道路上还有浅滩和暗礁:有圈套也有陷井;有毒蛇也有虎豹;不知道路之险恶,不会看风使舵,不懂政治,遇到政治运动就在劫难逃了。是误解也好,陷害也罢,鼻青脸肿,痴心不改,头破血流,坚志不移。不会吹牛拍马,不会卑躬屈膝,秉性不改,良心不灭。宁折不弯,磕磕碰碰地度过了近80个春秋。已经是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时候了。趁记忆尚存,脑不糊涂之时,把这些脚印真实地记录下来,向组织、向后人做个交代,也不枉此行,聊以自慰了。
一、少年时代
1931年2月,我出生在山东省掖县大珍珠村一个贫寒的家庭里,家里只有四间草房,一亩六分地,和一块场园四五间平房。主要生活来源是靠父亲在天津盛赐福帽庄打工挣点钱养家糊口。(过去叫学手艺)家里有奶奶、母亲、姐姐,我是第一个男孩,农村有重男轻女子习惯,很受奶奶娇惯,从小就跟奶奶生活,七岁时,就送我到本村私塾先生林举人家读书,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我的记忆力很好,凡是学过的都能熟练地背诵、默写。当时背不好书老师要用戒尺打手,我一次也没挨打,还经常受老师夸奖,整整一年,学完了这两本书。
转过年来,我们村成立了乡政府,乡长叫宋秉诚,是在国民党内当过官派下来的,还成立了“自卫团”,配有武器,有40杆“二人抬土炮”,有20多人带有匣子枪的武装人员,非常阔气,还养有鹰犬,经常出去“打猎”,跟着去看的人给火烧吃。在他的主持下,乡里成立了“国民小学”,规模很大,附近各村的儿童都要到这里来上学。校长叫邱应滨,也是国民党派来的。我插班到二年级学习,课程有国文、算术、地理、修身、音乐等,每星期要做纪念周,升青天白日国旗,朗诵总理遗训,唱国民党党歌,音乐课还学唱《毕业歌》、《大路歌》、《锄草歌》、《春深如海》和本校的校歌。校歌歌词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东望龙埠,北负虎滩,校舍广且充,济济多士,切磋琢磨,尽在淘熔中,言必忠心,行必笃敬,矢智又矢勇,发扬文化,巩固国基,共起做干城”。我学习很努力,期末得了第一名,奖了一支钢笔、一个记事本,当时是很了不起了。
1939年,八路军来了。乡政府组织了“红枪会”,各村青壮年都要参加,连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参加,在乡政府祠堂前集结,头戴黄头巾,身穿红背心,手拿红缨枪,喝了一种叫洋金花的药,说是枪刀不入,疯疯癫癫地呼喊着去抗击八路军,据说还杀害了一名前来谈判的八路军干部。结果被八路军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命,我们的校长跑到青岛去了。八路军住进了我们村,住在“东中和”的大院里,还挂了一个梯字形的天线(后来才知道是电台)。他们穿的破衣烂衫,但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只向大地主筹粮筹款,还救济穷人,对参加过红枪会的人也不追究,只控制了乡政府,要求乡政府服从他们的命令。社会秩序恢复了,学校也开学了,名字未改,却换了许多老师,其中还有两名女老师,并增加了一些外乡大龄同学。国文课换了《国防课本》,其他照常。音乐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抗战歌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可是不久,日本鬼子就打过来了,老百姓开始逃荒。八路军转移了,只有少数人打游击。日本鬼子如洪水猛兽,烧杀抢掠。惨绝人寰。在我们村东边杀害了一个八路军姓孙的班长,村西南方向一个邻村青年被砍了头,我们学校一个叫刘文学的大同学因身上带一颗手榴弹被活埋了。我家路南宋&&的女儿被奸污了,保护姑娘的奶奶被打伤,闹得满村鸡犬不宁,乌烟瘴气,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国民党的县政府投降了,一个叫杜孝先的官当上了伪县长,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变成了“治安军”。乡政府也投降了日本人。鬼子开始在沙河建据点,修炮楼、挖战壕、建地堡、架铁丝网。附近各村的人都得去干活,我也被抓去过。宋绍绪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行动不便,被鬼子一锹拍下去,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屙了一裤子兜儿屎。中国人成了亡国奴,任人凌辱,任人宰割。伪乡长给鬼子办事,助纣为虐,欺压百姓,残害八路军干部。有一天夜里,被八路军抓去,在村北墓田地里被枪毙了。我的家乡成了敌我斗争拉锯战的战场,往往白天鬼子出来扫荡,晚上是八路军的天下,伪乡政府既害怕鬼子也不敢得罪八路军,成了两面政权。
我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只记得是4月29日,伪县长杜孝先带着一队鬼子和伪军从沙河出发到掖县城,在河涯村被八路军设伏全歼,击毙了他儿子活捉了杜孝先。战后编成了歌,歌词是:“4.29日天气真清气,沙河的鬼子出发到城里,咳!这一次遇上了
主力呀咳呀!……”所以,我记住了这个日子。当时斗争相当残酷,激烈,鬼子经常出来扫荡,抢粮,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老百姓苦不堪言,在饥饿线上挣扎。
就在这时我父亲失业回家了,生活无着落,只能干些零活,翻洗毡帽挣钱,家里人口又增加了妹妹和两个弟弟,吃饭也无法维持,母亲和妹妹就常住姥姥家,姐姐给人家当了童养媳,我失学学挄草帽辫子补贴家用,即便这样也是吃了上顿不接下顿,不得不常去姥姥家蹭饭吃。
姥姥家是中农,舅舅在哈尔滨开木匠铺,经常捎钱贴补家用,生活比较好些。姥姥家有一个菜园子,内有两间草房。从村里胡同进去,菜园子外边就是原野,非常隐蔽。姥爷和大舅又比较开明,八路军的干部经常在这里住,就成了堡垒户。我经常跟表哥去送饭,也认识了区长张金荣、书记朱文远。大表兄韩春茂受到区委书记朱文远的赏识,就收他当了通信员,还发了一枝手枪。我的大同学刘敏也常来,我知道了他是区政府的人,我们都混熟了。
我的本家叔叔宋显绪,比我小一岁,我们从小在一块玩,一起上学,都是儿童团,一块站岗放哨,他也认识刘敏。有一天,我们去拾草,那时燃料很缺,做饭没烧柴,我们背着篓子,拿着扒子,到河边去搂些杂草,背回来晒干烧饭用。我们出了村走到围墙外面一个小平台时,看到了刘敏拿着一把枪在练习射击。我们好玩,就跑过去凑热闹。他让我们看他的枪,并说这是德国造镜面匣子,三支这样的枪就顶一挺机枪用,还教我们搬机头,装子弹。我们正看的得意时,他忽然说:“鬼子来!你们赶紧背起篓子顺河沿往南走,不要跑!”我们边走边看,只见一队鬼子,下了烟潍公路,端着枪从麦子地里向这边走来,刘敏顺着围墙向北走了一段,到了拐弯处回头向鬼子开了两枪,一阵风似的向北墓田方向跑了,鬼子打着枪追了下去。我们从前街转回家,心惊肉跳,不敢出门。刘敏是个飞毛腿,地形又熟,鬼子没有抓到他,就回到我们村里,挨户搜查,抓人、打人、抢东西。折腾到傍晚才回沙河据点了。后来听说,刘敏跑到一个叫九龙口的地方(那是个有九条路的交岔口,地势低洼),就累得鼻子、口中出血,趴在路边休息。我大舅是木匠,在邻村买的木头,赶着驴车往家拉木头,走到这里碰上他,就把他拉回家了,他在姥姥家休养了几天,又回到我们村学习。他很有本事,是我们崇敬的英雄。不幸的是,在鬼子投降前,他到平度县某地参加一个会议,被鬼子包围,突围时英勇牺牲。据说他子弹打光了,就抡起铡刀和鬼子拼。牺牲后,在我们村东,湾头东埠上立了一块墓碑,上书“抗日先锋”四个大字。四十二年以后,我和叔叔回到故乡,找到刘敏练习射击的地方,围墙、大门早已拆除,那个小平台上的矮墙还在,我们蹲在上面摄影留念,还到他的碑前鞠躬悼念。
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凶残,也看到国民党政府投降当汉奸的事实,只有共产党领导和八路军前仆后继,英勇抗日。实事教育了我,我决心跟党走,参加八路军,可是年龄还小,奶奶苦苦规劝,没有走成。
1945年鬼子投降了。我们家乡清算了汉奸的罪行,建立了人民政府,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组织。我参加了青救会,也参加了支援前线,送粮、送棉衣等活动。我还是贫协的成员,积极参加了“土改”。我们村的东中和是个大地主兼资本家,清朝是个官,他家的房子占我们全村的一半,有高高的围墙围着。围墙的东南角还有个角楼,围墙里面有很多楼房,正房叫“白虎厅”,有个大照壁。出门有轿子,前面“静”字和“回避”的虎头牌开路,有弓箭手,长枪手,四眼枪,轿内有朝靴、朝服,轿前还有个盖伞,好不威风。可是他们家人都走了,他们的后代也住进了大城市,剩下的是佣人和远亲。分他的家产时是大车、小车、马车,人背,肩挑,103个村来拉东西。国民党的飞机来扔了两个炸弹,炸伤一人。他的地也被分完了,我家分的七亩地,其中四亩是他家的,其余是庙地。穷人翻身当了主人,生活逐渐好起来。
可是好景不长,内战又爆发,国民党开始重点进攻胶东,李弥的第八军仗着有美式的装备,耀武扬威地向胶东解放区进犯。八路军避其锋芒开始转移,地方政府的干部、农救会、妇救会的骨干也向东山沟转移。为了掩护群众转移,八路军一部在粉子山修筑工事进行阻击。大战在即,听老人讲,过去躲避战乱都是跑到海边的芦苇地里去。我们那里是滩海,沿海一带是一望无际的芦苇丛。我跑到姥姥家,和二表兄跟一个叫七三的小舅挑着筐子,带上了高梁面饼子,一葫芦淡水,下海去拾蛤蜊,我们顺小路穿过芦苇地到了海边,还未退潮,海滩上坐的地方都没有,我把扁担端在两个筐上坐着休息,听到了嗡嗡的响声,看到两架飞机向粉子山飞去,转了一圈就开始轰炸,先看到一股黑烟冲天而起,过一会才听到响声。海里有一艘兵舰,烟筒里冒着烟向东开进,也投入了战斗,火光一闪一闪,炮声像打雷一样,响成一片,粉子山上烟雾弥漫看不清山顶在哪里了。因为距离较远,还听不到枪声,只是整个粉子山一直笼罩在烟雾中。海水退了,我们开始挖蛤蜊,每人挖了20来斤,就挑起担子往回走,回到家已是深夜了。听说国军已经过我们村向东开拔,他们不像日本鬼子,不骚扰百姓,也不住民房,老百姓也就不怕了。第二天,我也出来看热闹,第一次看到十轮大卡车,看到美式装备的国军,他们穿的衣服是卡叽布做的,步枪是美式弯弯栓,还有汤姆式冲锋枪,当兵的也很富,有手表,手指上戴着金溜子,趾高气扬,傲气十足,不像八路军那样对老百姓亲热。可是那些被斗的地主、恶霸、汉奸子弟,都投靠了他们,还有那些所谓的绅士名流也活动起来,组织了还乡团回来反攻倒算,疯狂抓人,杀人,实行阶级报复。由于叛徒告密,区长张金永被他们抓去了,用九号铁丝穿着锁骨押到沙河,受尽酷刑折磨致死。这些地主武装——还乡团,横行乡里,到处抓村干部、民兵。只要被他们抓去无一幸免,都被残酷拆磨而死。我们地下党也针锋相对,一个地主分子,外号叫“瘤子”,白天在大街上骂共产党,晚上就被拉到公路沟里枪毙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可谓到了白热化,国民党的军队进攻胶东,是步步为营,战线过长,从潍坊到烟台兵力分散。八路军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消灭,顽八军的重点进攻很快被粉碎了。李弥残部从烟台乘船逃跑了。沙河据点被包围,他们沿河向西北方向突围,遭到伏击,跑到大尹家被全歼。掖县城也解放了,只有那些还乡团,自知罪孽深重,躲在地堡里拒不投降,被八路军用炮火轰平了。
解放区又恢复了平静。在沙河找到了区长的尸体,全身都用纱布缠着,在大幸台戏楼前召开了追悼大会。我们村前街宋某是出租红白喜事用具的专业户,结婚要到他家租轿子,办丧事要到他家租“丧寓子”(也叫贡架),用两根大原木,中间用横木打成梯子形,底下有四条腿,把棺木放上去,周边插上围子,扣上顶,顶尖上有个银白色的大葫芦,再用各种花边装饰起来,花花绿绿很好看,要用32个人抬,一个人喊号指挥。我跟着拉贡架的马车去参加追悼大会,非常隆重,枪毙了四个出卖区长的叛徒。张金永区长的墓碑也立在了湾头东埠上,上书“人民英雄”四个大字,和刘敏并列在一块。
为了彻底打垮国民党的进攻,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家乡开展了参军运动,口号是翻身不忘本,保田保家乡,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青年人纷纷报名,村里组织秧歌队,敲锣打鼓戴上大红花欢送新兵入伍。二表兄韩春海也参军了。奶奶最怕的是我离开她,可是我已经长大了,必须走自己的路,又怕奶奶受刺激伤心,只好悄悄地走。我是满腔热血,一颗红心,含泪离开了疼我、爱我、抚育我的奶奶,偷偷地跑到了区政府报了名。区政府派文书把我送到了西海军分区二团一营二连当了战士。八天后连长选我当了通信员。
1949年1月,上级通知部队里选拔20岁以下,有文化的战士学习无线电报,连长不同意,不让我走。指导员反复做工作,说让我去试试,考不上再回来,上级的命令不能不执行,我就去了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试题很简单,问山东省主席是谁,军区司令员是谁,专员公署主任是谁,为什么当兵,家庭情况,社会关系,还有两道分数算术题,我一一答复。没想到,竞被选上了。西海区共选30多人,就派一个排长护送我们步行南下,到华东军区(住益都县刘家庄)。华东军区又派人送到了通讯学校(原是新四军通校,住昌乐县梁家庄)。在那里又进行了一次复试,留下20余人,选不上的去卫校学医。当时通校也叫华东电讯专科学校。在济南至潍坊沿线招生,招生简章的条件是:20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身体健康,学制一年。学习期间一切公费,毕业后统一分配工作。报名者很多,很快即招收两千多名。我们部队来的和这些学生统一编班,我被编到了四队三班当副班长。四队住在寿光县的孟家官庄,住民房,用门板打地铺,吃的是小米饭,当过兵的生活已习惯,还帮房东挑水,扫院子。学生却不适应,他们发牢骚说这哪像个学校,没有教室,没有校舍,领导都是些穿军装的土八路,是不是骗我们来当兵的,有的脚底抹油跑了。他们也看不起我们这些土八路学员,我们的领导很会做工作,总是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队长孙铭都是老知识分子,营级干部,说话一套一套的很幽默,总能引起哄堂大笑。指导员是女的,广东人,大学生,是东江纵队来的,说广东话,大家听不懂。不久又从新四军调李新来当指导员。教员李岩也是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很有能力,都是很有经验的领导,他们让我们部队来的学员起带头作用,团结帮助新同学。早上我们带他们出早操,慢慢地实行军训,让他们逐渐适应集体生活,从自由散慢的生活转变为严格纪律的军人生活,我们这些土八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有一天,李岩老师找我谈话,问我知不知道“新青团”这个组织,我说只知道青救会,没听说过“新青团”,他说中央决定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革命青年的组织,是党的助手。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说当然愿意。一个星期天,他带我们五位同学,到了一个叫纪台的地方,在山岗上的一个庙里填表宣誓参加了“新青团”,当时是秘密组织不公开,也没有成立支部。是参加队部党支部的生活会,从那时起,我才知道部队有党的组织。以前以为只要当了八路就是共产党了。入团后我特别高兴,工作积极,按组织要求宣传团的知识,在同学中发展团员,成了青年团的活跃分子。“七一”快到了,大队要召开庆祝会,各队都要排练节目。我们队由张干事负责,排练两个节目:一个敲锣打鼓小合唱,歌词是“七月一,七月一,男女老少皆欢喜,打起锣鼓开大会,庆祝共产党过生日,过生日。二十八年,二十八年,革命的道路是曲曲弯弯,自从有了共产党,海洋里才有了‘救生船’,救生船上有罗盘,罗盘方向指正南,南方有个红太阳,照耀着全中国皆温暖,皆温暖……”另一个是青年舞,十个人,我也被选上了,手风琴伴奏,边跳边唱,歌词是:“起来!起来!起来!新中国的青年,艰苦的责任担在我们的双肩,黎明前的黑暗需要埋头苦干,渡过这一难关,胜利就在眼前。”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出,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感到很光荣了。
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解放了大片国土,部队和地方都急需通讯技术人才,我们学校第一阶段开始政治学习,听形势报告,树立革命人生观。阶级教育,看歌剧《白毛女》、《赤叶河》,还进行了谁养活谁的大讨论,学习了两种军队的对比。经过政治学习,同学们的觉悟提高了,纷纷申请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少数不愿参加的可以退学,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动员退学。绝大多数同学发了军装,成了解放军战士。
第二阶段进入了业务学习,大家学习情绪非常高,背包当坐位,膝盖是课桌。课程有无线电基础、通报英语、中、英文电码。整天的的哒哒的练习,从早到晚都是的的嗒嗒的声音。振荡器少,人停机不停,吃饭的时候都有人在练习手抄报,手指部磨出了老茧,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学习的兴趣非常高。
华东军区要南下渡江了,我们是军区的直属单位,当然也要随军区行动,前方急需通讯人员,为了能有部分人提前毕业,就进行了整编,把各队的学习尖子集中,成立突击队。六队就成了突击队,我也被选入六队,其他队也重新组合,给山东军区留下了两个中队,到济南学习。其他的队全部南下渡江,渡江后迁入安徽省当途县马鞍山下原国民党的通校旧址,该校破坏严重,没有门窗,教学设备已全部毁坏。国民党特务还经常骚扰,校园内常有炸弹爆炸,出去买菜的司务长被香烟型炸弹炸死;学习条件很差。为了能有个安全的学习条件,我们又搬进了南京市,校部住大方巷,我们六队住西康路二号的一栋楼房里,条件改善了。进入了突击学习阶段,早5点起床,早操后连着两堂收报课,饭后仍有两节,然后是发报,通报练习,晚上还要自习两小时,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为了让我们学习好,生活方面给予了很好的保证,每天都有肉、鱼、蛋,每周还要改善生活。晚上开班务会,人人争先检讨本周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表扬好人好事。争当好学生,形成了人人争先,积极学习上进的好风气。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一年的课程不到半年就完成了。收报每分钟达到120字,发报达到80字,到12月底终于毕业了。七中队是济南合拼过来的,比我们早学三个月,和我们一起毕业。毕业后,我们十六名同学分到了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部电区队工作。
当时九兵团司令部也是上海警备司令部,兵团司令宋时轮兼警备司令,住四川北路原国民党的港口司令部,在虹口公园旁边。三科和电区队住山阴路的几栋老式楼房,有四部电台,一台用的是100瓦发讯机,马克尼收报机。台长张克发报很好,给我们发报。二台长陈乃新,三台长余金荣,四台长周平凯,用的都是15瓦哈特莱发报机,三灯再生或超外差式收报机,国民党军政部造手摇发电机。我和刘希成、白汝燕、杨瑛分到了四台。我们这批学员,年纪小,热情高,最大的20岁,小的只有17岁,领导说是给部队输送了新鲜血液,称我们是小知识分子。我们积极上进,办墙报,宣传青年团的知识(当时部队无青年团组织),教青年战士唱团歌:“年青的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非常活跃。,特别是我们16名同学中有六名女同学,都是济南人,又有些姿色,其中杨瑛在学校时就是文艺骨干,曾演过歌剧《红灯记》,解放初期在济南、潍坊公演过,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这些女同学在我们单位成了一道新的风景线。我们四台,住在山阴路&&弄一栋欧式三层小洋房里,电台架在三楼上,报务主任和两名老报务员也住在三楼。我和刘希成住二楼一个房间里,杨瑛和白汝燕住在另一个房间里。一楼是个大厅,中间有桌子,四边有椅子。是我们学习、吃饭、娱乐的地方。摇机班住楼下另一栋房子里。我们没有单独的伙房,每餐都是通讯员打饭回来,吃完饭我们什么都不管,洗刷碗筷等事都由通讯员负责。因此,有人说我们是“老爷兵”。除了参加电区队的集体活动外,一般也不准外出,每天值班六小时,余下时间就是在振荡器上练习收发电报,我们这些年轻人天天在一起学习、生活,是那样天真、单纯,非常开心。
有一天,我值夜班,白天上午睡觉,中午醒来到了楼下。大伙看到我时一阵哄堂大笑,弄得我莫名其妙。到卫生间里对着镜子一照,眼上戴上了眼镜,嘴上、腮上长满了胡子。我见白汝燕笑得最开心,便明白了,朝她走过去,她想跑,被我一把拽住,握住她那细腻而柔软的小手,真不舍得使劲,慢慢地加力捏,她求饶地说:“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说:“把鼻子伸过来!”她伸过脸来,我假装使劲,狠狠地出手,却轻轻地刮了她两个鼻子,大伙又是一阵哄笑。从那以后,我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睡觉时,总希望她再来画眼镜、画胡子。一天不见,就觉得少了点什么。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内心深处萌发了一种爱的欲望,真有些魂不守舍了。抗美援朝又在一个台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战争需要,我又调走了。可是,心里老是思念着这段美好的时光,经常打听她的消息。
五次战役后,干部轮换,从三野司令部调来一批报务员。有位老同志,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解放南京后,野司电台有个报务员,姓曹名平,父母都是部队的老干部,他生在部队,在部队里长大,学习了无线电报。渡江前,他父亲调到某地当了县委书记,母亲也转到地方,他在部队和一个新学员谈起了恋爱,组织上不批准。战争年代,部队对婚姻规定很严,一般干部是不准谈恋爱的。据说是“三八一团”,即1938年前入伍,38岁以上,8年军龄的团以上干部。他显然不够资格,就萌发了离队的思想,复员也不够条件,就和那女孩说好了,他要自已到地方上去创业,挣了钱来接她。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里,他开小差跑了。电台是机要部门,人走了,24小时内全军的通报密码都要更换。并派人四处去找他。一周后,发现他在镇江卖报,就把他抓了回来。因他出生在革命家庭里,从小在部队长大,组织上想帮助他认识并改正错误,让他继续留队工作,就召开大会让他检讨。在会上他不但不检讨,反而宣扬他逃跑后遇到了很多困难,如何用毛泽东思想和红军长征的精神去克服,战胜困难。说他路上遇到了一只狼,如何勇敢地和狼搏斗,把狼打跑了……逗得大伙笑弯了腰。曹平打狼成了一段新闻。另一条新闻是“王明拔草拾大洋”。王明是直属队的炊事员,山东人,不识字,只会做饭,40多岁,还没闻过女人的味道。入南京后,他听说夫子庙有妓女院,就想去逛逛,到夫子庙转了半天也找不到门。他见到一位警察,就上前敬礼问:“同志,妓女院在什么地方?”对方打量了他一番就说:“你跟我来吧!”把他领到了警察局,问清了他的姓名、单位地址,给直属队打来电话。政委可气坏了,派人把他领回来关了禁闭。关了两天他受不了,请求政委说:“我在里面要闷死了,还是让我出来劳动改造吧!”当时大院里杂草丛生,就让他去拔草。他在拔草时,哗啦啦一声带出来一堆现大洋,他高兴极了,赶紧去报告,政委派人来清点后全部交公。据推测,是国民党军队某个人埋在这里,逃跑时没来得及取走留下来的。政委解除了他的禁闭,这又是一条新闻。有人归纳起叫做武松打虎,曹平打狼,王明拔草拾大洋,成了部队进南京后野司直属队的一段笑谈。我听了这个故事,理解了这位老同志的用意,把那种不现实的爱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五十三年后,通校同学、战友在济南召开联谊会,我们又见面了,她提议和我照了这张像片,放大后给我邮来,这是我们朦胧之爱的硕果,我很珍惜。
1950年,九兵团的三大任务,第一条就是解放台湾。兵团管辖20、26、27、30、33五个军是打台湾的主攻部队,在司令部的大楼上,制作了一个台湾的大沙盘地形,制定了作战计划,标明各部队的登陆点,主攻方向等,并征收全国沿海地区的船只。山东省的支前民工已到上海,部队天天练水战,决心要解放台湾。九兵团还在复旦大学礼堂召开了党代会,总结渡江以来的作战经验,表彰英模,布署下阶段任务。我和刘禄冰同学以青年团代表的身份,荣幸地被邀请列席了这次大会,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会后我即交了入党申请书。领导送给我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让我好好学习,我如获至宝反复阅读,重要章节,皆能背诵。党代会后,兵团又接受了一项新任务,改造国民党起义的16兵团。该兵团在四川起义,司令员姓董,起义后又有一个师叛变,杀害了我们的军代表,拉上山去,我军又将其包围、瓦解、歼灭。为了安全,将该兵团调到江苏省常熟地区,由九兵团收编。司令部组成了秘书处、机要处、通讯处、警卫连,带一部电台,台长张继成,报务员是我和赵仁文,还有通讯员一人,摇机员10人跟随宋时轮司令员进驻常熟。部队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军事代表团进驻起义部队各连。每连都有军代表,在起义部队中开展了政治学习,进行阶级教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残酷统治,进行民主教育,批判国民党军队内的军阀作风,召开诉苦大会,诉旧社会旧军队的苦,经过教育绝大多数战士留下来编入九兵团各部队。不愿意留下的发给路费回家。连以上干部组成军官集训队交给了华东军大继续集训改造,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
三、抗美援朝
我们完成任务,突然接到了北上的命令。收拾行装,坐上了拖船,顺着弯弯曲曲的河道走,速度太慢,晚间才到达无锡,住在一个纺纱厂里,发了棉装,补充食品,等待命令。严格保密,不准外出,不准写信,又是在晚上,我们走到火车站,登上了北上的专列,全是闷罐车,车厢里铺上了厚厚稻草,稻草上铺草席,一个车厢一个排,可以打开行李睡觉。我们和秘书处一个车厢,车箱吊着两盏马灯,门口有一个小便桶。组织严密,有保卫组、供应组、检查组等。门口有把门的,未经允许不准出车门,不准大声说话,更不准瞎猜疑,乱打听。一切服从命令。火车徐徐地启动了,大门关闭,只有高高的小窗开着透空气。约半小时后,张有天参谋(原一台长调通讯处任参谋),作形势报告,介绍朝鲜战争情况,说美国操纵联合国干涉朝鲜内政,出兵在仁川登陆,并派飞机侵犯我国东北边境,炸死、炸伤我国居民的罪行。然后宣读《周总理的声明》:“美帝侵略朝鲜,我国不能置若罔闻”。让大家讨论,争论很激烈,有人说美国有原子弹,有恐美情绪,但多数人认为唇亡齿寒,如果美国占领了朝鲜,就可以做进一步侵略我国的跳板,我国就很危险,我们应该帮助朝鲜打败美国侵略者,保卫祖国安全。纷纷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勇敢上前线,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火车到达蚌埠,供应组下车补充水和食品。有大便的同志可以按次序下车方便。火车不是昼夜兼程直接到目的地,而是走走停停,到达唐山在车库里停了一天。列车上有电台联系,随时接收上级命令。我们三个军15万余人的大调动,并非易事,第五天才到达沈阳。司令部早已到了,接到通知,清理行装,所有笔记本、日记本、像片、纪念章等,一律上交保存。凡有军用标志的物品都要擦掉,水壶上的“八一”红星也磨掉,毛巾上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字剪掉,我们就变成了“志愿军”。南方来的棉衣单薄,每人发了一套绒衣,发了棉鞋。在铁西区工人文化宫召开誓师大会,正式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各单位上台发言表态,坚决服从命令,勇往直前,不怕牺牲,打败美国侵略者。有的单位提出了“不上英雄榜,甘刻烈士碑”的豪言壮语之后,这便成了我们的共同语言。誓师大会后,我们台立即跟3号首长出发,原台长年大体弱,换了姓孙的主任,到抚顺东一个叫章党的地方住下(后来知道这是二十六军的驻地)。在这里指挥调动部队,完成任务。得知司令部已到通化。我们赶到通化时,司令部已经过江到达朝鲜的江界了。在这里发了洋镐、铁锹、水壶、饭包,补充了食品,还发了一壶酒,一包棉花。在国内行军,到目的地要烧水烫脚,出国没有条件,要用棉花蘸酒擦一擦才能睡觉。&
11月11日晚,天上下着小雪,在朦朦的月光下,厚厚的雪地上,踏出了一条小路,从一个叫鸭园的地方渡过了鸭绿江,到了朝鲜的满浦。只见处处是废墟,一片瓦砾,死样的沉寂、凄凉,没有丁点儿生气,我们沿着弹痕累累的公路行进。拂晓,找到一片落叶松林,把雪铲开,四人一组,铺一块雨布、两床被子,盖上两床被子四人打通腿和衣而眠。中午听到了起床的号声,带队的参谋说,为了赶上司令部,饭后提前行军,炊事班已做好了高梁米稀饭,咸萝卜干菜,吃完饭就出发了,我们成一路纵队行进。刚入朝鲜没有经验,只走出四五里路,就遭敌八架F86飞机空袭,我们立即卧倒隐蔽,还是暴露了目标。敌机轮番扫射、轰炸,这八架还没走,另外八架又来了,我们是消极防空,没有还手之力,任凭敌机疯狂肆虐,趴在沟里一动不动。直到太阳落西,敌机才走了,起来清点人数,一共不足200人的分队,减员30多人,司号员也牺牲了,派人与收容站联系处理后事。从此接受了教训,白天不走,夜间走,第三天才赶到司令部。司令部驻在一个大隧道里,据说是日本人修的,搭的双层铺,因为电台已停止工作,我住的地方离洞口较远,司令部电台要架天线收发报,住在洞口较近的地方。破坏我们通讯联络是敌人的主要目标,测到了我们电台的方位,就派飞机轰炸。一颗炸弹扔在洞上边,洞被炸塌了,有九位同志牺牲。我的同学韩秀珍值班,被震得满身是土,发报机都震坏了,她坚持把电报抄完,荣立三等功。是我们单位入朝第一个立功的人。回到司令部后,我又被分到四台,联络27军各师,由通讯处处长,老红军廖辉带领我们跟着前线指挥部首长走。首长有吉普车,我们坐的是大卡车。敌人仗着空中优势,有制空权,飞机无时无刻地都在轰炸。汽车不敢开大灯,开着小灯减速行驶。沿路都设有防空哨,听到防空枪声就关灯。我军则采用夜行军走山路迂回行动,陆续到达尖山岭一带,布下了口袋阵。骄横的“美国王牌军陆战一师”正做着感恩节饮马鸭绿江的美梦,长驱直入,顺着盘山的路向北进犯,前面是坦克开路,后面是汽车、辎重、人员,大摇大摆地进了我们的口袋阵。我军突然发起攻击,最前边的三辆坦克被击毁,挡住了路。我军在公路左侧上方,下方是万丈深渊,手榴弹像雨点撒落下去,机枪、步枪吐着火舌射向敌群,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乱成一团,一片片倒下去,丢下了尸体、辎重狼狈逃命。由于我军是仓促入朝,从温带到寒带,战士衣着单薄,特别是20军是新四军的老底,大多是南方人,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下,冻伤严重,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致使大部分敌人逃跑了。我军重新组织力量乘胜追击,指挥机关也紧随部队行动,我们的汽车走到三个被毁的坦克处,也被挡住了,调来一辆带绞盘机的十轮大卡车,钢丝绳断了也拖不动那个笨家伙,就调来了工兵用炸药炸,连炸带绞才把那个“拦路虎”掀下山去。我们的指挥机关在清障车的引导中,冒着战火硝烟,穿越敌人的尸体向长津湖进发。敌人被我们打懵了,他们在长津湖企图组织反扑,又遭我军英勇顽强的进攻,受到重创,只好向黄草岭节节败退。山区作战对我军有利,夜间作战敌人的飞机失去了作用,我军连续急行军穿插到黄草岭将敌残部包围,敌人营以上的军官都乘直升机跑了,有160年建军史的陆一师眼看就要覆灭。然而由于我军通讯联络的迟误,山上大雪难行,26军的一个师未能按预定时间赶到阻截地,让煮熟的鸭子又飞了。他们的残余部队逃到咸兴从海上蹓走了,躲过了被全歼的命运。黄草岭战役后,我们到达永兴休整,住在一个有几户人家的大山沟里总结经验,追究26军没有按预定时间到达阻截地的责任。26军反映山上无路,雪太深,行军缓慢,收到的命令太迟,赶到目的地时敌人已逃。经查下达命令时间早,而收到得晚,问题出在通讯联系上,就把前后方电台的人聚在一起核查报务日记。结果查清了,司令部电台是我的同学、战友张邦瑞值班,接到电报正要发时遇敌机轰炸,天线炸坏,空袭过后,修复天线才发的电报,延误了时间,不是人为事故。问题查清了,我们算松了一口气,但遗憾的是只因一份很短的电报,没有把美陆战一师从历史上抹掉。
我们在永兴休整,换换衣服,理了发。由于长期和衣而眠,不换衣服,身上的虱子成窝了,少者一窝三四个,多者七八个,把衣服放开水里烫一下,水上漂的都是虱子。理发时剪下来的头发掉在地上,虱子还在上边爬。经过休整补给,部队又要出发了,这次是和司令部一块行动,有汽车坐。区队长动员,大家要做最艰苦、最困难的准备,要冲破敌人的封锁,勇往直前,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通讯联络畅通,电台要明确分工,通讯器材专人负责,人员、设备都是双料,一套出了故障,另一套立即接上。大家都表示决心,人在机器在。保证完成任务。不知是谁发明的,我们都把个人的姓名、籍贯、单位写在纸上,卷起来装进一个空弹壳里,把弹头倒过来插进去,装进衣服口袋里,一旦“光荣”了,别人知道你的姓名和单位。又是一个黄昏时刻,我们乘上汽车高唱着《志愿军战歌》(才学会的)出发了。虽有敌机不断骚扰,听到防空枪声,汽车熄灯缓行,虽然是在战场上,我们是一路欢笑,一路歌,情绪高昂,意志坚强,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快到元山了,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敌人为阻止我军前进,在主要交通线的交叉路口、关隘、交通要道,设了若干封锁线,元山是最长的约20公里。远远的就看到天空挂了一排十颗照明弹,我们的车队,借着照明弹的光亮加大油门猛冲。快到照明弹下方时,敌机吼叫着俯冲扫射、投弹,汽车也照常向前冲,路上全是弹坑,坐在车上像打秋千一样,忽上忽下颠得厉害。一个东北藉的摇机员被掀翻摔出两米多远。我的同学范卫平头朝下,一头栽在公路上。汽车还是拼命地冲啊,我们紧紧地互相拉在一起在车上颠簸。突然一声巨响,敌机丢下一颗凝固汽油弹爆炸了,前面变成了一片火海,有一辆车冲进了火海燃烧了,呛人的烟雾,刺鼻的橡胶味让人喘不上气来,我们的汽车想绕过火海冲下公路在凹凸不平的田地里“扭起了秧歌”,一不留神,一头扎进了一个弹坑里出不来了。区队长命令下车,检查机器设备完整无损,命令成一路纵队跑步前进,滚滚燃烧的烟雾反而帮了我们的忙,敌机看不清目标,只能盲目地扫射。从兵舰上打来的炮弹,一排排的爆炸,定时炸弹像木桩一样一半扎进地下,地上还有一米多高,嗡嗡地叫着随时都可能爆炸。我们在火海弹坑中穿行,一口气跑十多公里,冲过了封锁线,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毛巾也湿透了,我到衣兜里掏手绢,觉着有块硬东西,仔细一看胸前的棉大衣露出了棉花,一块三公分长的弹片穿透了大衣又钻进了棉衣里,幸甚弹片是从上落下的,汗毛未损。一名背手摇发电机的战士,身体特棒,外号“老水牛”肩部被炸伤,还流着血,他自己都不知道。清点人数,我们这个车失踪2人,三人负伤(两人入院治疗)。“老水牛”经卫生队包扎后继续留队,据说前边有的车是冲过来的,我们没有车开始步行。拂晓,找一个隐蔽的山沟露营,立即架线联络,收发报较多,下午才能休息。太阳落山后,又整装前进了,向着有枪声、炮声的方向走,经过一个叫新高山的小城,房屋还在燃烧,自来水管在喷流,转运站在这里转送伤员,我们继续赶路,半夜走进了一个刚经过激战的战场,这里是美军的临时机场,两架飞机还趴在跑道上,火在燃烧,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李伪军的伤兵在嚎叫,遍地是各种枪械,但都没有枪栓,因我军还来不及打扫战场,只把枪栓都卸下来拿走了。在一个帐篷里堆有许多罐头,英文我们看不懂,就打开看,有牛肉干、番茄酱、花生米、面条、刀豆菜等。我们饱餐了一顿还挑好的带走,享受了好几天的洋餐生活。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是现代化、机械化的部队,跑得快,他们遇到了我们这些不怕苦、不怕死的志愿军,打一下就跑。我们的两条腿是赶不上的,他们兵力不足,没有反攻力量,而我们没有制空权,运输动脉被封锁,后勤保障很困难。我们的一个运输小分队,28辆汽车从鸭绿江运物资到前线,只剩下三辆,后勤保障非常难,没有连续作战的能力,打一个阶段,就要住下来休整,或轮换别的部队。
我们又在一个没有路,满山是树的大山沟住下来,司令部就是在这里安营扎寨了,打坑道,建防空洞,修路,司令部的所属单位,陆续来到这里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也传来了,我们最敬爱的领导张有天参谋在执行任务时,遭英机空袭,不幸牺牲了。他是上海人,从上海参加新四军,是一名老首长,非常聪明,有水平,改造16兵团时,他是司令部的军代表,他是通讯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是最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是少有的知识分子干部,他的牺牲,让我们很悲痛,他的音容将永远记在我们的心中,他没有登上英雄榜,可是在我的心目中,是位了不起的英雄。
住下后,又进行了整编,从国内调来了许多新人,九兵团在上海时,办了一个“九兵团知识分子训练班”培训了一批报务员,毕业后也来到了朝鲜,增加新生力量。一线部队又从国内调来几个军,经过充分的准备,五次战役就要开始了。
日下午17时,朝鲜战场上从东线到西线,志愿军60个师,同时发起进攻、势如破竹,捷报频传,东线中朝联合指挥部组成了前线指挥所。由谭健参谋长带领,赴前线指挥,通讯处组成了前指电台,报务主任杨正,老报务员是我和周觉新,还有从上海刚来的余伟达、赵毅、王瑛(女)、谭安(女),配通讯员2人,摇机员11人,跟随前指出发。这次乘的是人民军的汽车,没有公路,顺山路走便道,仍是夜间的行军,听到防空枪即熄灯缓行。在一个阴天的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根本看不见道,不开灯无法前进,司机只能开着灯冲一会停下来,再开灯冲一会,又停下来,开开停停地前进,结果还是被敌人发现了目标,汽车正走到一条小河沟时,看不清路不敢向前开,美机突然到了,一颗炮弹离我们十多米处爆炸,爆炸的气浪把汽车掀翻。
我们这辆车上共20人,有的摔在河边,有的摔到河里,我被摔出3米多远。我们电台有个规定,每次行军时,器材、设备都由摇机班(也叫运输班)背负,手摇发电机较重,一般是二人轮换背,发报机、收报机也二人一组,干电池及备用件由专人负责,报务主任携带密规、日记等重要文件,报务员只带自己的行李和所用的东西,没有武器,只有通讯员配有美式卡宾枪或加拿大冲锋枪,报务主任有支手枪,行军时各负其责,人机不准分离,可是坐汽车时,就不能老背在肩上,就放下来坐在屁股底下。这一翻车就乱套了,主任和周觉新被压在了行李、机器底下,主任扒拉着爬出来了,周觉新因养营不良得了夜盲症,什么也看不见,坐着干喊,其他人必须立即寻找到自己所负责的设备,有些乱套了,我一看,谭安和王瑛还压在车下,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谭安拖出来,交给了赵国财和余伟达,我又去拖王瑛,她的胸部被汽车箱板挤住了,身体还在水里,只有两条腿伸在外边,根本无法拖出来。正好,后面的部队来了,我一招呼,来了很多人,大家一齐使劲,就把汽车扶起来,并把汽车推上了便道,朝鲜司机立刻发动,汽车没坏,主任命令:“小宋、赵毅留下处理伤员,其他人上车。”我和赵毅把王瑛抬到附近一个防空洞里,她浑身湿透了,穿的是苏式战士服套头穿的,里面是一件红毛衣也是套头穿的,已经脱不下来,我用削铅笔刀全割碎了才脱下来,裤子也是湿的,满是稀泥,也脱下来。没有衣服换用一件棉大衣把她裹起来,从行进的队伍中找一名军医来,给打了两针强心剂,约过了十几分钟,她的眼睛睁开了,扶她坐起来,哗哗吐了两大滩血块子,然后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她是上海松江人,生性活泼,有上进心,是电区队的团支部书记,时年只有19岁,她的热血洒在了朝鲜的土地上。我和转运站联系,在收容站的帮助下,给她找了新衣服,新军装,在一个小山包上,挖了一个穴,把她放下去,又盖上了一条军毯掩埋了。转运站给找了一块木板,写上了“王瑛烈士之墓”。我们向她致敬,处理完后,回到转运站,我问转运站的同志,这是什么地方?答复是“下甘岭”。我永远记住了这个名字。在转运站的帮助下,我们搭乘运送炮弹的汽车,追上了“前指”。在前指补发了七天的给养,又冒着敌人的轰炸和地面的炮火,跟着炒豆式的枪声向南推进,过了华川,渡过了汉江,连夜行军,白天架线联络发报,电台是敌人的主要打击目标,为了首长的安全,首长住地一般都离我们两三里路,要发的电报要派通讯员送来,收到的电报派通讯员送去,为了隐蔽,我们多是选在树林旁边沿地区架线。五一节后的一天,我们正在发报,遭敌机空袭,两架F86油挑子轮番扫射,并炸坏了天线。牢记黄草岭战役的教训,趁敌机飞走的空隙,我带了一卷电话线冲出去,把天线接好,拴在电话线上,爬上一棵树把天线拽起来,电台继续工作了,我还没有从树上下来,敌机又转回来了,我在树上一动不动,飞机刚转走,我急于下树,到半截就往下跳,不注意树叉挂住了裤兜,跳下来后裤兜到裤腿全撕开了,没有衣服换,报务主任给我借了一套军装。我们出发时戴的是棉帽,天气热了就把棉帽的耳朵撕掉,只剩下顶部和前边的遮盖,不修边幅,没有刷牙、洗脸的机会,我们的任务就是前进!进攻!消灭敌人!我们的战术就是前面的部队打一个阶段,撤下来,后边的部队接上去再打,撤下的部队经过休整补给再上去打,我们只带七天的给养,已经打到11天,由于敌人的封锁,后续部队上不来,弹尽粮绝,奉命撤退。敌人仗有机械化的优势,以极快的速度封锁了交通要道,我们还不知道,正在山坡上露营,没有吃的,有一匹拉炮车的马,被飞机炸死,我们砍了一条马腿,放在行军锅里煮,没有油盐,煮熟了正在吃,突然敌人的探照灯从山下射上来,我们立即隐蔽,两个电话员正在撤线,敌坦克冲到跟前,一个在路上收线的被俘,另一名在桥底下钻树林跑了回来。我们只好翻山越岭向后撤退。在大山沟里的一个野战医院,来不及撤退,伤病员及医护人员全部被俘。27军的一个师被包围,指挥部又命令已经撤回的26军返回,把该师接回来。我们撤到了平康南边一个居民点(名字忘记了),兵团派汽车接了回来。到此,五次战役结束,开始了阻击战,两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敌人发动了多次攻势,都被我军粉碎了。
我们回到兵团部,兵团部有了很大的变化,有坑道,工兵建的防空洞,修了一个大礼堂,礼堂后有U字形坑道,山顶上有高射炮阵地,随着我空军的参战,后勤供应大有好转,能吃上罐头、木耳、黄花菜、鸡蛋粉等副食品,也能洗洗澡。我被分配到了一台100瓦大功率的发讯机,对北京、华东军区联络,生活安定下来了,就开始了总评,评功查过。我有功也有过,“过”是在没有吃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废墟的旁边长出了一片蒜苗早已没有人了,我就拔回来让大家吃了,这也算违纪,评为三等功,提升为正排级干部,并批准入党。时间是5月28日。候补期半年,介绍人尚华、杨正,他们在我的志愿书上写的是:“立场坚定,作风正派,工作积极主动,能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有两不怕精神”,缺点是“政治思想不够开展,有单纯技术观点”,支部书记徐忠川,批准机关志愿军第九兵团直属政治部,我的愿望实现了,工作更加积极起来。
通讯干部开始实行轮换制,从三野司令部调来一批,换回一批,每次轮换都说要留有部分骨干和身体好的,实话实说,那时候谁都想早点回国,可我表态,身体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愿意留下,所以每次轮换都没有我的份,我是坚持到最后回国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不过,留在朝鲜的这几年生活很充实,工作舒心,任务很光荣,战术的变化,由运动战,用我们的腿和美军的汽车轮子赛跑,变成了阵地战;由进攻转为防御;通讯由无线转为有线;由移动转为固定,由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变为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我们的通讯有了绝对的保障,畅通无阻,保证首长的命令及时下达,粉碎了敌人多次的大规模攻势,取得了“上甘岭”、“丁字山”、“五圣山”、“全城反击战”等战役的胜利,我们被称为“最可爱的人”。祖国派慰问团来慰问,给我们带来荣誉和物资生活的改善,还带来文艺演出团体,我们看了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王少舫演的《天仙配》,看了沪剧著名艺术家丁士娥演的《罗汉钱》。慰问信像雪花样飞来,虽然还在战争,天上还有飞机,我们还住在潮湿的防空洞里,交通干线及前沿阵地天天都在流血,可是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昂。有任务争着上,以苦为荣,前边需要人,争先恐后抢着去,我们过得很开心。部队还开展了文娱、体育活动,唱歌、跳舞,打篮球,为了适应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作战,我们学习了俄文通报。全兵团进行的通报竞赛,我和王文少同志还得了通报竞赛第一名,回忆往事,这是一生中最得意的年代了。
日晚22时停战了,第二天,满山遍野都是晒的被子,在那阴暗潮湿的防空洞里许多同志都得了关节病,我的同学赵仁文,不能走路了,只好回国休养。我们终于有了翻晒被子的机会。胜利了!我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组织文艺晚会、联欢会,邀请当地的领导参加,我们准备了丰盛的菜肴和慰问团带来的各种名酒。朝鲜人见酒高兴极了,又唱又跳,大吃大喝。我们领导通过翻译告诉他中国的酒劲大,不能像他们的酒那样大碗喝,他们反而不高兴了,说不让喝就走,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们喝,结果是两瓶下肚就趴下了,派人送他们回家,出了门就吐,吃进去的东西全倒出来了,他的狗看了,吧嗒、巴哒把他吐的全吃光了,不一会儿狗也不会动了,趴在地上,昂昂乱叫,狗也吃醉了。
停战后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帮助朝鲜老百姓重建家园,第二是建立烈士陵园,把所有烈士的遗骨收集起来,重新安葬到陵园里去。
1954年4月,我们接到了撤军回国的命令,对外保密,到阳德坐上闷罐车。关上门窗到辑安,通过中立国的检查,以货运之名回到了久别的祖国。很长一段时间仍不开门也不让大声说话,当车门打开时,车厢内沸腾了,大家热泪盈眶,激动万分,高声欢呼,胜利了!我们回来了!列车在祖国的大地上奔驰。静下来了,我在默默地想,入朝三年半,战斗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和我一起渡过鸭绿江的战友还有几个,我们这个车厢里只有三人,有些人永远回不来了,他(她)们的父母、亲人,也许仍在门前翘首盼望……,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凄然泪下。
列车到了秦皇岛,河北省政府党政机关及妇联等群众团体在车站夹道欢迎,人山人海,敲锣打鼓,摇旗呐喊,欢迎“最可爱的人”胜利归来。给我们戴上大红花,并准备了猪肉饨白菜,雪白的大发面卷子,让我们饱餐了一顿,又上了火车,一直开到了北京北面的昌平县南口停了下来,我们住进了一个坦克团的营地里休息,20天里看了23部电影,除了玩,什么事也没有,只等待上级的命令。
四、回国之后
20多天的等待,终于有了消息,中央军委决定撤消九兵团的番号,副排级以下的干部、战士复员回家,一部分干部调到其他大军区,大部分合并到防空军司令部,我被分配到防空军司令部通讯兵第121团无线营收报连任副连长,王文少任连长,在防司中央室值勤,我们连有24部收报机,12部抄收情报,12部指挥台,对各大军区下达作战命令,这个作战室,设在地下,有防化学、防原子的功能,是杨成武司令员的指挥所,军委首长经常亲临检查、指挥。彭老总、聂帅都来过。内有周总理的专用电话。我在这里工作一直非常顺利。1955年授于中尉军衔,连长王文少是我的老乡、战友,他是五次战役后从三野司令部集中台调到朝鲜的。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有共同的语言,声气相投,肝胆相照成了好朋友,现在又在一个连任职,两人住一间房,吃在一起,玩在一起,非常投机,我们都未进过中学的门,底气不足,就商量着上夜校,在二十三中学办的夜校中,学完了初中课程,取得了证书。我们也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他在北京市找了对象,而我总觉得对不起奶奶,奶奶为我付出得太多、太多,挨饿的时候奶奶饿着肚子也让我吃饱,我是奶奶的命根子,小时候,我曾对奶奶说过,等我长大了一定孝顺奶奶,我的诺言还有实现,就决心不在外面找对象,回家乡找个媳妇帮我孝顺奶奶。找对象的条件只有八个字“自带粮票、帮我尽孝”。经人介绍,我和任秀菊通了信,她很主动,答应了孝敬父母,尊重奶奶,她是师范生,在大李家教学,离我家三四里路,节假日都可回家看看,符合我的条件,很快我们就结婚了,奶奶非常高兴。结婚不到十天我就回了部队,虽然是夫妻分居,我却了却了一桩心事。只知尽量节约,多往家里捎钱就行了,当时薪金88元,除每月18元的伙食费外,大部分都捎回家去了,也算尽了孝心。
1957年,沈阳高级通校招生,我们团有一个名额,文少同志先去了,我也很想去,就找袁处长,他是从朝鲜回来的老领导,他问文化程度,我说算初中吧,他说不行,要求是高中程度,文少去了也要先补习文化,要不你先去补习文化吧,天津速中就要开课了。我欣喜若狂,答应去速中,处长先从团里调梁振铎接替我的工作,我去速中报到。同去的还有营教导员王法科,团作训股长华裕达,我们都分在了高中班,我的学习成绩是全优。放暑假了,回到了山东老家,当时,农民吃不饱肚子骂大街。村干部强征“余粮”把农民的口粮都强征走了,我一个街坊老爷爷对我说:“过去八路军打仗,我们不吃不喝也要先给八路军送粮食,现在建国了,大城市都好了,反叫我们饿肚子,你在北京,毛主席知道不知道?”我说毛主席最关心人民疾苦,会知道的。我大舅是烈属,他也说:干部们虚报产量,统购统销完不成任务,就强征口粮,老百姓确实吃不饱肚子。还听说邻居村有个老八路,在家里结婚生子,老婆是农村妇女,进城后爱上了一个洋学生,回家闹离婚,说这个人忘本了,是陈世美。
假期后我回到了学校,学校动员整风,要求大鸣大放,每人每天要写两张大字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求给党提意见。华裕达同志假期回北京了,他家在北京高级防校旁,他看到了防校抓右派的经过。就告诉我说:“小宋,多烧香,多磕头、少说话。”我却认为一个党员,应该忠诚老实,向党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就把我看到的情况如实全说出来了。没想到,不过五天,批评我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说我“反对统购统销是右派分子的应声虫,是向党进攻”。上纲上线地批判。我们营教导员王法科,是我的直接领导,他虽然没去过朝鲜却了解我的情况,不但不为我说话,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因是在营里工作,他和营长不团结,营长姓苏,是陕西人三八式的老革命,能力强,有文化懂技术,教导员文化低资历浅,不懂通讯业务,他却什么事都想过问,营长有些看不起他,工作计划、作战训练、通讯演习都是营长说了算,自然产生了一些矛盾,我是营党委委员之一,开会时有了分歧往往站在营长一边,我认为教导员主要应抓政治思想工作、抓思想建设,不一定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产生一些过节,对我不太满意,这次有了机会,不能错过,就抡起了大批判之武器,无限上纲,开展批斗,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被批者是不知所措,没得反驳的机会,没有申辩的权利,任人蹂躏,这实在是一场人间悲剧。批判之后,全校召开大会,宣布了61名“右派”分子名单,没有我的名字,学校超额完成了5%抓“右派”的任务,没有给我任何处分,我以为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正赶上部队的文化学校都要撤消。干部要复员转业,首先动员上山下乡开发北大荒。又是华裕达劝阻我说:“我是黑龙江人,那里荒无人烟,气候寒冷不要去。”我自认为是个忠诚的革命战士,什么艰苦都不怕,经得起考验,第二次辜负了他的好意,争先报了名。第一批便批准了,3月26日,一个专列的卧铺车厢,从天津出发,学校领导还到车站送行,形势是很光荣的,但我的心里是沉甸甸的。从此,我便离开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结束了我的部队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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