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印&（上）&&&&宋庆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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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宵& 著录
本文作者宋景宵同志，是黑龙江省东方红林业局商业科党总支书记。我的北大荒战友，本文是他离休后自已书写的生平回忆录。文笔通顺流畅，实话实说，忠实地记录了他一生的经历，读来令人感概万千。
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没有留下显赫的业绩，也没有留下房地遗产，只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我走过的路是坎坷的，脚是正的，不走歪门斜道。心是红的，对党忠诚，满腔热血为党的事业奋斗，勇往直前，永不退缩。可是政治上我很幼稚，不识世间炎凉，不知人生的道路上还有浅滩和暗礁：有圈套也有陷井；有毒蛇也有虎豹；不知道路之险恶，不会看风使舵，不懂政治，遇到政治运动就在劫难逃了。是误解也好，陷害也罢，鼻青脸肿，痴心不改，头破血流，坚志不移。不会吹牛拍马，不会卑躬屈膝，秉性不改，良心不灭。宁折不弯，磕磕碰碰地度过了近80个春秋。已经是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时候了。趁记忆尚存，脑不糊涂之时，把这些脚印真实地记录下来，向组织、向后人做个交代，也不枉此行，聊以自慰了。
一、少年时代
1931年2月，我出生在山东省掖县大珍珠村一个贫寒的家庭里，家里只有四间草房，一亩六分地，和一块场园四五间平房。主要生活来源是靠父亲在天津盛赐福帽庄打工挣点钱养家糊口。（过去叫学手艺）家里有奶奶、母亲、姐姐，我是第一个男孩，农村有重男轻女子习惯，很受奶奶娇惯，从小就跟奶奶生活，七岁时，就送我到本村私塾先生林举人家读书，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我的记忆力很好，凡是学过的都能熟练地背诵、默写。当时背不好书老师要用戒尺打手，我一次也没挨打，还经常受老师夸奖，整整一年，学完了这两本书。
转过年来，我们村成立了乡政府，乡长叫宋秉诚，是在国民党内当过官派下来的，还成立了“自卫团”，配有武器，有40杆“二人抬土炮”，有20多人带有匣子枪的武装人员，非常阔气，还养有鹰犬，经常出去“打猎”，跟着去看的人给火烧吃。在他的主持下，乡里成立了“国民小学”，规模很大，附近各村的儿童都要到这里来上学。校长叫邱应滨，也是国民党派来的。我插班到二年级学习，课程有国文、算术、地理、修身、音乐等，每星期要做纪念周，升青天白日国旗，朗诵总理遗训，唱国民党党歌，音乐课还学唱《毕业歌》、《大路歌》、《锄草歌》、《春深如海》和本校的校歌。校歌歌词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东望龙埠，北负虎滩，校舍广且充，济济多士，切磋琢磨，尽在淘熔中，言必忠心，行必笃敬，矢智又矢勇，发扬文化，巩固国基，共起做干城”。我学习很努力，期末得了第一名，奖了一支钢笔、一个记事本，当时是很了不起了。
1939年，八路军来了。乡政府组织了“红枪会”，各村青壮年都要参加，连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参加，在乡政府祠堂前集结，头戴黄头巾，身穿红背心，手拿红缨枪，喝了一种叫洋金花的药，说是枪刀不入，疯疯癫癫地呼喊着去抗击八路军，据说还杀害了一名前来谈判的八路军干部。结果被八路军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命，我们的校长跑到青岛去了。八路军住进了我们村，住在“东中和”的大院里，还挂了一个梯字形的天线（后来才知道是电台）。他们穿的破衣烂衫，但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只向大地主筹粮筹款，还救济穷人，对参加过红枪会的人也不追究，只控制了乡政府，要求乡政府服从他们的命令。社会秩序恢复了，学校也开学了，名字未改，却换了许多老师，其中还有两名女老师，并增加了一些外乡大龄同学。国文课换了《国防课本》，其他照常。音乐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抗战歌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可是不久，日本鬼子就打过来了，老百姓开始逃荒。八路军转移了，只有少数人打游击。日本鬼子如洪水猛兽，烧杀抢掠。惨绝人寰。在我们村东边杀害了一个八路军姓孙的班长，村西南方向一个邻村青年被砍了头，我们学校一个叫刘文学的大同学因身上带一颗手榴弹被活埋了。我家路南宋&&的女儿被奸污了，保护姑娘的奶奶被打伤，闹得满村鸡犬不宁，乌烟瘴气，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国民党的县政府投降了，一个叫杜孝先的官当上了伪县长，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变成了“治安军”。乡政府也投降了日本人。鬼子开始在沙河建据点，修炮楼、挖战壕、建地堡、架铁丝网。附近各村的人都得去干活，我也被抓去过。宋绍绪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行动不便，被鬼子一锹拍下去，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屙了一裤子兜儿屎。中国人成了亡国奴，任人凌辱，任人宰割。伪乡长给鬼子办事，助纣为虐，欺压百姓，残害八路军干部。有一天夜里，被八路军抓去，在村北墓田地里被枪毙了。我的家乡成了敌我斗争拉锯战的战场，往往白天鬼子出来扫荡，晚上是八路军的天下，伪乡政府既害怕鬼子也不敢得罪八路军，成了两面政权。
我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只记得是4月29日，伪县长杜孝先带着一队鬼子和伪军从沙河出发到掖县城，在河涯村被八路军设伏全歼，击毙了他儿子活捉了杜孝先。战后编成了歌，歌词是：“4.29日天气真清气，沙河的鬼子出发到城里，咳！这一次遇上了
主力呀咳呀！……”所以，我记住了这个日子。当时斗争相当残酷，激烈，鬼子经常出来扫荡，抢粮，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老百姓苦不堪言，在饥饿线上挣扎。
就在这时我父亲失业回家了，生活无着落，只能干些零活，翻洗毡帽挣钱，家里人口又增加了妹妹和两个弟弟，吃饭也无法维持，母亲和妹妹就常住姥姥家，姐姐给人家当了童养媳，我失学学挄草帽辫子补贴家用，即便这样也是吃了上顿不接下顿，不得不常去姥姥家蹭饭吃。
姥姥家是中农，舅舅在哈尔滨开木匠铺，经常捎钱贴补家用，生活比较好些。姥姥家有一个菜园子，内有两间草房。从村里胡同进去，菜园子外边就是原野，非常隐蔽。姥爷和大舅又比较开明，八路军的干部经常在这里住，就成了堡垒户。我经常跟表哥去送饭，也认识了区长张金荣、书记朱文远。大表兄韩春茂受到区委书记朱文远的赏识，就收他当了通信员，还发了一枝手枪。我的大同学刘敏也常来，我知道了他是区政府的人，我们都混熟了。
我的本家叔叔宋显绪，比我小一岁，我们从小在一块玩，一起上学，都是儿童团，一块站岗放哨，他也认识刘敏。有一天，我们去拾草，那时燃料很缺，做饭没烧柴，我们背着篓子，拿着扒子，到河边去搂些杂草，背回来晒干烧饭用。我们出了村走到围墙外面一个小平台时，看到了刘敏拿着一把枪在练习射击。我们好玩，就跑过去凑热闹。他让我们看他的枪，并说这是德国造镜面匣子，三支这样的枪就顶一挺机枪用，还教我们搬机头，装子弹。我们正看的得意时，他忽然说：“鬼子来！你们赶紧背起篓子顺河沿往南走，不要跑！”我们边走边看，只见一队鬼子，下了烟潍公路，端着枪从麦子地里向这边走来，刘敏顺着围墙向北走了一段，到了拐弯处回头向鬼子开了两枪，一阵风似的向北墓田方向跑了，鬼子打着枪追了下去。我们从前街转回家，心惊肉跳，不敢出门。刘敏是个飞毛腿，地形又熟，鬼子没有抓到他，就回到我们村里，挨户搜查，抓人、打人、抢东西。折腾到傍晚才回沙河据点了。后来听说，刘敏跑到一个叫九龙口的地方（那是个有九条路的交岔口，地势低洼），就累得鼻子、口中出血，趴在路边休息。我大舅是木匠，在邻村买的木头，赶着驴车往家拉木头，走到这里碰上他，就把他拉回家了，他在姥姥家休养了几天，又回到我们村学习。他很有本事，是我们崇敬的英雄。不幸的是，在鬼子投降前，他到平度县某地参加一个会议，被鬼子包围，突围时英勇牺牲。据说他子弹打光了，就抡起铡刀和鬼子拼。牺牲后，在我们村东，湾头东埠上立了一块墓碑，上书“抗日先锋”四个大字。四十二年以后，我和叔叔回到故乡，找到刘敏练习射击的地方，围墙、大门早已拆除，那个小平台上的矮墙还在，我们蹲在上面摄影留念，还到他的碑前鞠躬悼念。
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的凶残，也看到国民党政府投降当汉奸的事实，只有共产党领导和八路军前仆后继，英勇抗日。实事教育了我，我决心跟党走，参加八路军，可是年龄还小，奶奶苦苦规劝，没有走成。
1945年鬼子投降了。我们家乡清算了汉奸的罪行，建立了人民政府，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组织。我参加了青救会，也参加了支援前线，送粮、送棉衣等活动。我还是贫协的成员，积极参加了“土改”。我们村的东中和是个大地主兼资本家，清朝是个官，他家的房子占我们全村的一半，有高高的围墙围着。围墙的东南角还有个角楼，围墙里面有很多楼房，正房叫“白虎厅”，有个大照壁。出门有轿子，前面“静”字和“回避”的虎头牌开路，有弓箭手，长枪手，四眼枪，轿内有朝靴、朝服，轿前还有个盖伞，好不威风。可是他们家人都走了，他们的后代也住进了大城市，剩下的是佣人和远亲。分他的家产时是大车、小车、马车，人背，肩挑，103个村来拉东西。国民党的飞机来扔了两个炸弹，炸伤一人。他的地也被分完了，我家分的七亩地，其中四亩是他家的，其余是庙地。穷人翻身当了主人，生活逐渐好起来。
可是好景不长，内战又爆发，国民党开始重点进攻胶东，李弥的第八军仗着有美式的装备，耀武扬威地向胶东解放区进犯。八路军避其锋芒开始转移，地方政府的干部、农救会、妇救会的骨干也向东山沟转移。为了掩护群众转移，八路军一部在粉子山修筑工事进行阻击。大战在即，听老人讲，过去躲避战乱都是跑到海边的芦苇地里去。我们那里是滩海，沿海一带是一望无际的芦苇丛。我跑到姥姥家，和二表兄跟一个叫七三的小舅挑着筐子，带上了高梁面饼子，一葫芦淡水，下海去拾蛤蜊，我们顺小路穿过芦苇地到了海边，还未退潮，海滩上坐的地方都没有，我把扁担端在两个筐上坐着休息，听到了嗡嗡的响声，看到两架飞机向粉子山飞去，转了一圈就开始轰炸，先看到一股黑烟冲天而起，过一会才听到响声。海里有一艘兵舰，烟筒里冒着烟向东开进，也投入了战斗，火光一闪一闪，炮声像打雷一样，响成一片，粉子山上烟雾弥漫看不清山顶在哪里了。因为距离较远，还听不到枪声，只是整个粉子山一直笼罩在烟雾中。海水退了，我们开始挖蛤蜊，每人挖了20来斤，就挑起担子往回走，回到家已是深夜了。听说国军已经过我们村向东开拔，他们不像日本鬼子，不骚扰百姓，也不住民房，老百姓也就不怕了。第二天，我也出来看热闹，第一次看到十轮大卡车，看到美式装备的国军，他们穿的衣服是卡叽布做的，步枪是美式弯弯栓，还有汤姆式冲锋枪，当兵的也很富，有手表，手指上戴着金溜子，趾高气扬，傲气十足，不像八路军那样对老百姓亲热。可是那些被斗的地主、恶霸、汉奸子弟，都投靠了他们，还有那些所谓的绅士名流也活动起来，组织了还乡团回来反攻倒算，疯狂抓人，杀人，实行阶级报复。由于叛徒告密，区长张金永被他们抓去了，用九号铁丝穿着锁骨押到沙河，受尽酷刑折磨致死。这些地主武装——还乡团，横行乡里，到处抓村干部、民兵。只要被他们抓去无一幸免，都被残酷拆磨而死。我们地下党也针锋相对，一个地主分子，外号叫“瘤子”，白天在大街上骂共产党，晚上就被拉到公路沟里枪毙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可谓到了白热化，国民党的军队进攻胶东，是步步为营，战线过长，从潍坊到烟台兵力分散。八路军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消灭，顽八军的重点进攻很快被粉碎了。李弥残部从烟台乘船逃跑了。沙河据点被包围，他们沿河向西北方向突围，遭到伏击，跑到大尹家被全歼。掖县城也解放了，只有那些还乡团，自知罪孽深重，躲在地堡里拒不投降，被八路军用炮火轰平了。
解放区又恢复了平静。在沙河找到了区长的尸体，全身都用纱布缠着，在大幸台戏楼前召开了追悼大会。我们村前街宋某是出租红白喜事用具的专业户，结婚要到他家租轿子，办丧事要到他家租“丧寓子”（也叫贡架），用两根大原木，中间用横木打成梯子形，底下有四条腿，把棺木放上去，周边插上围子，扣上顶，顶尖上有个银白色的大葫芦，再用各种花边装饰起来，花花绿绿很好看，要用32个人抬，一个人喊号指挥。我跟着拉贡架的马车去参加追悼大会，非常隆重，枪毙了四个出卖区长的叛徒。张金永区长的墓碑也立在了湾头东埠上，上书“人民英雄”四个大字，和刘敏并列在一块。
为了彻底打垮国民党的进攻，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家乡开展了参军运动，口号是翻身不忘本，保田保家乡，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青年人纷纷报名，村里组织秧歌队，敲锣打鼓戴上大红花欢送新兵入伍。二表兄韩春海也参军了。奶奶最怕的是我离开她，可是我已经长大了，必须走自己的路，又怕奶奶受刺激伤心，只好悄悄地走。我是满腔热血，一颗红心，含泪离开了疼我、爱我、抚育我的奶奶，偷偷地跑到了区政府报了名。区政府派文书把我送到了西海军分区二团一营二连当了战士。八天后连长选我当了通信员。
1949年1月，上级通知部队里选拔20岁以下，有文化的战士学习无线电报，连长不同意，不让我走。指导员反复做工作，说让我去试试，考不上再回来，上级的命令不能不执行，我就去了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试题很简单，问山东省主席是谁，军区司令员是谁，专员公署主任是谁，为什么当兵，家庭情况，社会关系，还有两道分数算术题，我一一答复。没想到，竞被选上了。西海区共选30多人，就派一个排长护送我们步行南下，到华东军区（住益都县刘家庄）。华东军区又派人送到了通讯学校（原是新四军通校，住昌乐县梁家庄）。在那里又进行了一次复试，留下20余人，选不上的去卫校学医。当时通校也叫华东电讯专科学校。在济南至潍坊沿线招生，招生简章的条件是：20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身体健康，学制一年。学习期间一切公费，毕业后统一分配工作。报名者很多，很快即招收两千多名。我们部队来的和这些学生统一编班，我被编到了四队三班当副班长。四队住在寿光县的孟家官庄，住民房，用门板打地铺，吃的是小米饭，当过兵的生活已习惯，还帮房东挑水，扫院子。学生却不适应，他们发牢骚说这哪像个学校，没有教室，没有校舍，领导都是些穿军装的土八路，是不是骗我们来当兵的，有的脚底抹油跑了。他们也看不起我们这些土八路学员，我们的领导很会做工作，总是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队长孙铭都是老知识分子，营级干部，说话一套一套的很幽默，总能引起哄堂大笑。指导员是女的，广东人，大学生，是东江纵队来的，说广东话，大家听不懂。不久又从新四军调李新来当指导员。教员李岩也是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很有能力，都是很有经验的领导，他们让我们部队来的学员起带头作用，团结帮助新同学。早上我们带他们出早操，慢慢地实行军训，让他们逐渐适应集体生活，从自由散慢的生活转变为严格纪律的军人生活，我们这些土八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有一天，李岩老师找我谈话，问我知不知道“新青团”这个组织，我说只知道青救会，没听说过“新青团”，他说中央决定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革命青年的组织，是党的助手。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说当然愿意。一个星期天，他带我们五位同学，到了一个叫纪台的地方，在山岗上的一个庙里填表宣誓参加了“新青团”，当时是秘密组织不公开，也没有成立支部。是参加队部党支部的生活会，从那时起，我才知道部队有党的组织。以前以为只要当了八路就是共产党了。入团后我特别高兴，工作积极，按组织要求宣传团的知识，在同学中发展团员，成了青年团的活跃分子。“七一”快到了，大队要召开庆祝会，各队都要排练节目。我们队由张干事负责，排练两个节目：一个敲锣打鼓小合唱，歌词是“七月一，七月一，男女老少皆欢喜，打起锣鼓开大会，庆祝共产党过生日，过生日。二十八年，二十八年，革命的道路是曲曲弯弯，自从有了共产党，海洋里才有了‘救生船’，救生船上有罗盘，罗盘方向指正南，南方有个红太阳，照耀着全中国皆温暖，皆温暖……”另一个是青年舞，十个人，我也被选上了，手风琴伴奏，边跳边唱，歌词是：“起来！起来！起来！新中国的青年，艰苦的责任担在我们的双肩，黎明前的黑暗需要埋头苦干，渡过这一难关，胜利就在眼前。”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出，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感到很光荣了。
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解放了大片国土，部队和地方都急需通讯技术人才，我们学校第一阶段开始政治学习，听形势报告，树立革命人生观。阶级教育，看歌剧《白毛女》、《赤叶河》，还进行了谁养活谁的大讨论，学习了两种军队的对比。经过政治学习，同学们的觉悟提高了，纷纷申请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少数不愿参加的可以退学，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动员退学。绝大多数同学发了军装，成了解放军战士。
第二阶段进入了业务学习，大家学习情绪非常高，背包当坐位，膝盖是课桌。课程有无线电基础、通报英语、中、英文电码。整天的的哒哒的练习，从早到晚都是的的嗒嗒的声音。振荡器少，人停机不停，吃饭的时候都有人在练习手抄报，手指部磨出了老茧，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学习的兴趣非常高。
华东军区要南下渡江了，我们是军区的直属单位，当然也要随军区行动，前方急需通讯人员，为了能有部分人提前毕业，就进行了整编，把各队的学习尖子集中，成立突击队。六队就成了突击队，我也被选入六队，其他队也重新组合，给山东军区留下了两个中队，到济南学习。其他的队全部南下渡江，渡江后迁入安徽省当途县马鞍山下原国民党的通校旧址，该校破坏严重，没有门窗，教学设备已全部毁坏。国民党特务还经常骚扰，校园内常有炸弹爆炸，出去买菜的司务长被香烟型炸弹炸死；学习条件很差。为了能有个安全的学习条件，我们又搬进了南京市，校部住大方巷，我们六队住西康路二号的一栋楼房里，条件改善了。进入了突击学习阶段，早5点起床，早操后连着两堂收报课，饭后仍有两节，然后是发报，通报练习，晚上还要自习两小时，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为了让我们学习好，生活方面给予了很好的保证，每天都有肉、鱼、蛋，每周还要改善生活。晚上开班务会，人人争先检讨本周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表扬好人好事。争当好学生，形成了人人争先，积极学习上进的好风气。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一年的课程不到半年就完成了。收报每分钟达到120字，发报达到80字，到12月底终于毕业了。七中队是济南合拼过来的，比我们早学三个月，和我们一起毕业。毕业后，我们十六名同学分到了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部电区队工作。
当时九兵团司令部也是上海警备司令部，兵团司令宋时轮兼警备司令，住四川北路原国民党的港口司令部，在虹口公园旁边。三科和电区队住山阴路的几栋老式楼房，有四部电台，一台用的是100瓦发讯机，马克尼收报机。台长张克发报很好，给我们发报。二台长陈乃新，三台长余金荣，四台长周平凯，用的都是15瓦哈特莱发报机，三灯再生或超外差式收报机，国民党军政部造手摇发电机。我和刘希成、白汝燕、杨瑛分到了四台。我们这批学员，年纪小，热情高，最大的20岁，小的只有17岁，领导说是给部队输送了新鲜血液，称我们是小知识分子。我们积极上进，办墙报，宣传青年团的知识（当时部队无青年团组织），教青年战士唱团歌：“年青的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非常活跃。，特别是我们16名同学中有六名女同学，都是济南人，又有些姿色，其中杨瑛在学校时就是文艺骨干，曾演过歌剧《红灯记》，解放初期在济南、潍坊公演过，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这些女同学在我们单位成了一道新的风景线。我们四台，住在山阴路&&弄一栋欧式三层小洋房里，电台架在三楼上，报务主任和两名老报务员也住在三楼。我和刘希成住二楼一个房间里，杨瑛和白汝燕住在另一个房间里。一楼是个大厅，中间有桌子，四边有椅子。是我们学习、吃饭、娱乐的地方。摇机班住楼下另一栋房子里。我们没有单独的伙房，每餐都是通讯员打饭回来，吃完饭我们什么都不管，洗刷碗筷等事都由通讯员负责。因此，有人说我们是“老爷兵”。除了参加电区队的集体活动外，一般也不准外出，每天值班六小时，余下时间就是在振荡器上练习收发电报，我们这些年轻人天天在一起学习、生活，是那样天真、单纯，非常开心。
有一天，我值夜班，白天上午睡觉，中午醒来到了楼下。大伙看到我时一阵哄堂大笑，弄得我莫名其妙。到卫生间里对着镜子一照，眼上戴上了眼镜，嘴上、腮上长满了胡子。我见白汝燕笑得最开心，便明白了，朝她走过去，她想跑，被我一把拽住,握住她那细腻而柔软的小手，真不舍得使劲，慢慢地加力捏，她求饶地说：“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说：“把鼻子伸过来！”她伸过脸来，我假装使劲，狠狠地出手，却轻轻地刮了她两个鼻子，大伙又是一阵哄笑。从那以后，我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睡觉时，总希望她再来画眼镜、画胡子。一天不见，就觉得少了点什么。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内心深处萌发了一种爱的欲望，真有些魂不守舍了。抗美援朝又在一个台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战争需要，我又调走了。可是，心里老是思念着这段美好的时光，经常打听她的消息。
五次战役后，干部轮换，从三野司令部调来一批报务员。有位老同志，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解放南京后，野司电台有个报务员，姓曹名平，父母都是部队的老干部，他生在部队，在部队里长大，学习了无线电报。渡江前，他父亲调到某地当了县委书记，母亲也转到地方，他在部队和一个新学员谈起了恋爱，组织上不批准。战争年代，部队对婚姻规定很严，一般干部是不准谈恋爱的。据说是“三八一团”，即1938年前入伍，38岁以上，8年军龄的团以上干部。他显然不够资格，就萌发了离队的思想，复员也不够条件，就和那女孩说好了，他要自已到地方上去创业，挣了钱来接她。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里，他开小差跑了。电台是机要部门，人走了，24小时内全军的通报密码都要更换。并派人四处去找他。一周后，发现他在镇江卖报，就把他抓了回来。因他出生在革命家庭里，从小在部队长大，组织上想帮助他认识并改正错误，让他继续留队工作，就召开大会让他检讨。在会上他不但不检讨，反而宣扬他逃跑后遇到了很多困难，如何用毛泽东思想和红军长征的精神去克服，战胜困难。说他路上遇到了一只狼，如何勇敢地和狼搏斗，把狼打跑了……逗得大伙笑弯了腰。曹平打狼成了一段新闻。另一条新闻是“王明拔草拾大洋”。王明是直属队的炊事员，山东人，不识字，只会做饭，40多岁，还没闻过女人的味道。入南京后，他听说夫子庙有妓女院，就想去逛逛，到夫子庙转了半天也找不到门。他见到一位警察，就上前敬礼问：“同志，妓女院在什么地方？”对方打量了他一番就说：“你跟我来吧！”把他领到了警察局，问清了他的姓名、单位地址，给直属队打来电话。政委可气坏了，派人把他领回来关了禁闭。关了两天他受不了，请求政委说：“我在里面要闷死了，还是让我出来劳动改造吧！”当时大院里杂草丛生，就让他去拔草。他在拔草时，哗啦啦一声带出来一堆现大洋，他高兴极了，赶紧去报告，政委派人来清点后全部交公。据推测，是国民党军队某个人埋在这里，逃跑时没来得及取走留下来的。政委解除了他的禁闭，这又是一条新闻。有人归纳起叫做武松打虎，曹平打狼，王明拔草拾大洋，成了部队进南京后野司直属队的一段笑谈。我听了这个故事，理解了这位老同志的用意，把那种不现实的爱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五十三年后，通校同学、战友在济南召开联谊会，我们又见面了，她提议和我照了这张像片，放大后给我邮来，这是我们朦胧之爱的硕果，我很珍惜。
1950年，九兵团的三大任务，第一条就是解放台湾。兵团管辖20、26、27、30、33五个军是打台湾的主攻部队，在司令部的大楼上，制作了一个台湾的大沙盘地形，制定了作战计划，标明各部队的登陆点，主攻方向等，并征收全国沿海地区的船只。山东省的支前民工已到上海，部队天天练水战，决心要解放台湾。九兵团还在复旦大学礼堂召开了党代会，总结渡江以来的作战经验，表彰英模，布署下阶段任务。我和刘禄冰同学以青年团代表的身份，荣幸地被邀请列席了这次大会，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会后我即交了入党申请书。领导送给我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让我好好学习，我如获至宝反复阅读，重要章节，皆能背诵。党代会后，兵团又接受了一项新任务，改造国民党起义的16兵团。该兵团在四川起义，司令员姓董，起义后又有一个师叛变，杀害了我们的军代表，拉上山去，我军又将其包围、瓦解、歼灭。为了安全，将该兵团调到江苏省常熟地区，由九兵团收编。司令部组成了秘书处、机要处、通讯处、警卫连，带一部电台，台长张继成，报务员是我和赵仁文，还有通讯员一人，摇机员10人跟随宋时轮司令员进驻常熟。部队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军事代表团进驻起义部队各连。每连都有军代表，在起义部队中开展了政治学习，进行阶级教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残酷统治，进行民主教育，批判国民党军队内的军阀作风，召开诉苦大会，诉旧社会旧军队的苦，经过教育绝大多数战士留下来编入九兵团各部队。不愿意留下的发给路费回家。连以上干部组成军官集训队交给了华东军大继续集训改造，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
三、抗美援朝
我们完成任务，突然接到了北上的命令。收拾行装，坐上了拖船，顺着弯弯曲曲的河道走，速度太慢，晚间才到达无锡，住在一个纺纱厂里，发了棉装，补充食品，等待命令。严格保密，不准外出，不准写信，又是在晚上，我们走到火车站，登上了北上的专列，全是闷罐车，车厢里铺上了厚厚稻草，稻草上铺草席，一个车厢一个排，可以打开行李睡觉。我们和秘书处一个车厢，车箱吊着两盏马灯，门口有一个小便桶。组织严密，有保卫组、供应组、检查组等。门口有把门的，未经允许不准出车门，不准大声说话，更不准瞎猜疑，乱打听。一切服从命令。火车徐徐地启动了，大门关闭，只有高高的小窗开着透空气。约半小时后，张有天参谋（原一台长调通讯处任参谋），作形势报告，介绍朝鲜战争情况，说美国操纵联合国干涉朝鲜内政，出兵在仁川登陆，并派飞机侵犯我国东北边境，炸死、炸伤我国居民的罪行。然后宣读《周总理的声明》：“美帝侵略朝鲜，我国不能置若罔闻”。让大家讨论，争论很激烈，有人说美国有原子弹，有恐美情绪，但多数人认为唇亡齿寒，如果美国占领了朝鲜，就可以做进一步侵略我国的跳板，我国就很危险，我们应该帮助朝鲜打败美国侵略者，保卫祖国安全。纷纷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勇敢上前线，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火车到达蚌埠，供应组下车补充水和食品。有大便的同志可以按次序下车方便。火车不是昼夜兼程直接到目的地，而是走走停停，到达唐山在车库里停了一天。列车上有电台联系，随时接收上级命令。我们三个军15万余人的大调动，并非易事，第五天才到达沈阳。司令部早已到了，接到通知，清理行装，所有笔记本、日记本、像片、纪念章等，一律上交保存。凡有军用标志的物品都要擦掉，水壶上的“八一”红星也磨掉，毛巾上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字剪掉，我们就变成了“志愿军”。南方来的棉衣单薄，每人发了一套绒衣，发了棉鞋。在铁西区工人文化宫召开誓师大会，正式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各单位上台发言表态，坚决服从命令，勇往直前，不怕牺牲，打败美国侵略者。有的单位提出了“不上英雄榜，甘刻烈士碑”的豪言壮语之后，这便成了我们的共同语言。誓师大会后，我们台立即跟3号首长出发，原台长年大体弱，换了姓孙的主任，到抚顺东一个叫章党的地方住下（后来知道这是二十六军的驻地）。在这里指挥调动部队，完成任务。得知司令部已到通化。我们赶到通化时，司令部已经过江到达朝鲜的江界了。在这里发了洋镐、铁锹、水壶、饭包，补充了食品，还发了一壶酒，一包棉花。在国内行军，到目的地要烧水烫脚，出国没有条件，要用棉花蘸酒擦一擦才能睡觉。&
11月11日晚，天上下着小雪，在朦朦的月光下，厚厚的雪地上，踏出了一条小路，从一个叫鸭园的地方渡过了鸭绿江，到了朝鲜的满浦。只见处处是废墟，一片瓦砾，死样的沉寂、凄凉，没有丁点儿生气，我们沿着弹痕累累的公路行进。拂晓，找到一片落叶松林，把雪铲开，四人一组，铺一块雨布、两床被子，盖上两床被子四人打通腿和衣而眠。中午听到了起床的号声，带队的参谋说，为了赶上司令部，饭后提前行军，炊事班已做好了高梁米稀饭，咸萝卜干菜，吃完饭就出发了，我们成一路纵队行进。刚入朝鲜没有经验，只走出四五里路，就遭敌八架F86飞机空袭，我们立即卧倒隐蔽，还是暴露了目标。敌机轮番扫射、轰炸，这八架还没走，另外八架又来了，我们是消极防空，没有还手之力，任凭敌机疯狂肆虐，趴在沟里一动不动。直到太阳落西，敌机才走了，起来清点人数，一共不足200人的分队，减员30多人，司号员也牺牲了，派人与收容站联系处理后事。从此接受了教训，白天不走，夜间走，第三天才赶到司令部。司令部驻在一个大隧道里，据说是日本人修的，搭的双层铺，因为电台已停止工作，我住的地方离洞口较远，司令部电台要架天线收发报，住在洞口较近的地方。破坏我们通讯联络是敌人的主要目标，测到了我们电台的方位，就派飞机轰炸。一颗炸弹扔在洞上边，洞被炸塌了，有九位同志牺牲。我的同学韩秀珍值班，被震得满身是土，发报机都震坏了，她坚持把电报抄完，荣立三等功。是我们单位入朝第一个立功的人。回到司令部后，我又被分到四台，联络27军各师，由通讯处处长，老红军廖辉带领我们跟着前线指挥部首长走。首长有吉普车，我们坐的是大卡车。敌人仗着空中优势，有制空权，飞机无时无刻地都在轰炸。汽车不敢开大灯，开着小灯减速行驶。沿路都设有防空哨，听到防空枪声就关灯。我军则采用夜行军走山路迂回行动，陆续到达尖山岭一带，布下了口袋阵。骄横的“美国王牌军陆战一师”正做着感恩节饮马鸭绿江的美梦，长驱直入，顺着盘山的路向北进犯，前面是坦克开路，后面是汽车、辎重、人员，大摇大摆地进了我们的口袋阵。我军突然发起攻击，最前边的三辆坦克被击毁，挡住了路。我军在公路左侧上方，下方是万丈深渊，手榴弹像雨点撒落下去，机枪、步枪吐着火舌射向敌群，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乱成一团，一片片倒下去，丢下了尸体、辎重狼狈逃命。由于我军是仓促入朝，从温带到寒带，战士衣着单薄，特别是20军是新四军的老底，大多是南方人，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下，冻伤严重，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致使大部分敌人逃跑了。我军重新组织力量乘胜追击，指挥机关也紧随部队行动，我们的汽车走到三个被毁的坦克处，也被挡住了，调来一辆带绞盘机的十轮大卡车，钢丝绳断了也拖不动那个笨家伙，就调来了工兵用炸药炸，连炸带绞才把那个“拦路虎”掀下山去。我们的指挥机关在清障车的引导中，冒着战火硝烟，穿越敌人的尸体向长津湖进发。敌人被我们打懵了，他们在长津湖企图组织反扑，又遭我军英勇顽强的进攻，受到重创，只好向黄草岭节节败退。山区作战对我军有利，夜间作战敌人的飞机失去了作用，我军连续急行军穿插到黄草岭将敌残部包围，敌人营以上的军官都乘直升机跑了，有160年建军史的陆一师眼看就要覆灭。然而由于我军通讯联络的迟误，山上大雪难行，26军的一个师未能按预定时间赶到阻截地，让煮熟的鸭子又飞了。他们的残余部队逃到咸兴从海上蹓走了，躲过了被全歼的命运。黄草岭战役后，我们到达永兴休整，住在一个有几户人家的大山沟里总结经验，追究26军没有按预定时间到达阻截地的责任。26军反映山上无路，雪太深，行军缓慢，收到的命令太迟，赶到目的地时敌人已逃。经查下达命令时间早，而收到得晚，问题出在通讯联系上，就把前后方电台的人聚在一起核查报务日记。结果查清了，司令部电台是我的同学、战友张邦瑞值班，接到电报正要发时遇敌机轰炸，天线炸坏，空袭过后，修复天线才发的电报，延误了时间，不是人为事故。问题查清了，我们算松了一口气，但遗憾的是只因一份很短的电报，没有把美陆战一师从历史上抹掉。
我们在永兴休整，换换衣服，理了发。由于长期和衣而眠，不换衣服，身上的虱子成窝了，少者一窝三四个，多者七八个，把衣服放开水里烫一下，水上漂的都是虱子。理发时剪下来的头发掉在地上，虱子还在上边爬。经过休整补给，部队又要出发了，这次是和司令部一块行动，有汽车坐。区队长动员，大家要做最艰苦、最困难的准备，要冲破敌人的封锁，勇往直前，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通讯联络畅通，电台要明确分工，通讯器材专人负责，人员、设备都是双料，一套出了故障，另一套立即接上。大家都表示决心，人在机器在。保证完成任务。不知是谁发明的，我们都把个人的姓名、籍贯、单位写在纸上，卷起来装进一个空弹壳里，把弹头倒过来插进去，装进衣服口袋里，一旦“光荣”了，别人知道你的姓名和单位。又是一个黄昏时刻，我们乘上汽车高唱着《志愿军战歌》（才学会的）出发了。虽有敌机不断骚扰，听到防空枪声，汽车熄灯缓行，虽然是在战场上，我们是一路欢笑，一路歌，情绪高昂，意志坚强，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快到元山了，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敌人为阻止我军前进，在主要交通线的交叉路口、关隘、交通要道，设了若干封锁线，元山是最长的约20公里。远远的就看到天空挂了一排十颗照明弹，我们的车队，借着照明弹的光亮加大油门猛冲。快到照明弹下方时，敌机吼叫着俯冲扫射、投弹，汽车也照常向前冲，路上全是弹坑，坐在车上像打秋千一样，忽上忽下颠得厉害。一个东北藉的摇机员被掀翻摔出两米多远。我的同学范卫平头朝下，一头栽在公路上。汽车还是拼命地冲啊，我们紧紧地互相拉在一起在车上颠簸。突然一声巨响，敌机丢下一颗凝固汽油弹爆炸了，前面变成了一片火海，有一辆车冲进了火海燃烧了，呛人的烟雾，刺鼻的橡胶味让人喘不上气来，我们的汽车想绕过火海冲下公路在凹凸不平的田地里“扭起了秧歌”，一不留神，一头扎进了一个弹坑里出不来了。区队长命令下车，检查机器设备完整无损，命令成一路纵队跑步前进，滚滚燃烧的烟雾反而帮了我们的忙，敌机看不清目标，只能盲目地扫射。从兵舰上打来的炮弹，一排排的爆炸，定时炸弹像木桩一样一半扎进地下，地上还有一米多高，嗡嗡地叫着随时都可能爆炸。我们在火海弹坑中穿行，一口气跑十多公里，冲过了封锁线，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毛巾也湿透了，我到衣兜里掏手绢，觉着有块硬东西，仔细一看胸前的棉大衣露出了棉花，一块三公分长的弹片穿透了大衣又钻进了棉衣里，幸甚弹片是从上落下的，汗毛未损。一名背手摇发电机的战士，身体特棒，外号“老水牛”肩部被炸伤，还流着血，他自己都不知道。清点人数，我们这个车失踪2人，三人负伤（两人入院治疗）。“老水牛”经卫生队包扎后继续留队，据说前边有的车是冲过来的，我们没有车开始步行。拂晓，找一个隐蔽的山沟露营，立即架线联络，收发报较多，下午才能休息。太阳落山后，又整装前进了，向着有枪声、炮声的方向走，经过一个叫新高山的小城，房屋还在燃烧，自来水管在喷流，转运站在这里转送伤员，我们继续赶路，半夜走进了一个刚经过激战的战场，这里是美军的临时机场，两架飞机还趴在跑道上，火在燃烧，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李伪军的伤兵在嚎叫，遍地是各种枪械，但都没有枪栓，因我军还来不及打扫战场，只把枪栓都卸下来拿走了。在一个帐篷里堆有许多罐头，英文我们看不懂，就打开看，有牛肉干、番茄酱、花生米、面条、刀豆菜等。我们饱餐了一顿还挑好的带走，享受了好几天的洋餐生活。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是现代化、机械化的部队，跑得快，他们遇到了我们这些不怕苦、不怕死的志愿军，打一下就跑。我们的两条腿是赶不上的，他们兵力不足，没有反攻力量，而我们没有制空权，运输动脉被封锁，后勤保障很困难。我们的一个运输小分队，28辆汽车从鸭绿江运物资到前线，只剩下三辆，后勤保障非常难，没有连续作战的能力，打一个阶段，就要住下来休整，或轮换别的部队。
我们又在一个没有路，满山是树的大山沟住下来，司令部就是在这里安营扎寨了，打坑道，建防空洞，修路，司令部的所属单位，陆续来到这里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也传来了，我们最敬爱的领导张有天参谋在执行任务时，遭英机空袭，不幸牺牲了。他是上海人，从上海参加新四军，是一名老首长，非常聪明，有水平，改造16兵团时，他是司令部的军代表，他是通讯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是最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是少有的知识分子干部，他的牺牲，让我们很悲痛，他的音容将永远记在我们的心中，他没有登上英雄榜，可是在我的心目中，是位了不起的英雄。
住下后，又进行了整编，从国内调来了许多新人，九兵团在上海时，办了一个“九兵团知识分子训练班”培训了一批报务员，毕业后也来到了朝鲜，增加新生力量。一线部队又从国内调来几个军，经过充分的准备，五次战役就要开始了。
日下午17时，朝鲜战场上从东线到西线，志愿军60个师，同时发起进攻、势如破竹，捷报频传，东线中朝联合指挥部组成了前线指挥所。由谭健参谋长带领，赴前线指挥，通讯处组成了前指电台，报务主任杨正，老报务员是我和周觉新，还有从上海刚来的余伟达、赵毅、王瑛（女）、谭安（女），配通讯员2人，摇机员11人，跟随前指出发。这次乘的是人民军的汽车，没有公路，顺山路走便道，仍是夜间的行军，听到防空枪即熄灯缓行。在一个阴天的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根本看不见道，不开灯无法前进，司机只能开着灯冲一会停下来，再开灯冲一会，又停下来，开开停停地前进，结果还是被敌人发现了目标，汽车正走到一条小河沟时，看不清路不敢向前开，美机突然到了，一颗炮弹离我们十多米处爆炸，爆炸的气浪把汽车掀翻。
我们这辆车上共20人，有的摔在河边，有的摔到河里，我被摔出3米多远。我们电台有个规定，每次行军时，器材、设备都由摇机班（也叫运输班）背负，手摇发电机较重，一般是二人轮换背，发报机、收报机也二人一组，干电池及备用件由专人负责，报务主任携带密规、日记等重要文件，报务员只带自己的行李和所用的东西，没有武器，只有通讯员配有美式卡宾枪或加拿大冲锋枪，报务主任有支手枪，行军时各负其责，人机不准分离，可是坐汽车时，就不能老背在肩上，就放下来坐在屁股底下。这一翻车就乱套了，主任和周觉新被压在了行李、机器底下，主任扒拉着爬出来了，周觉新因养营不良得了夜盲症，什么也看不见，坐着干喊，其他人必须立即寻找到自己所负责的设备，有些乱套了，我一看，谭安和王瑛还压在车下，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谭安拖出来，交给了赵国财和余伟达，我又去拖王瑛，她的胸部被汽车箱板挤住了，身体还在水里，只有两条腿伸在外边，根本无法拖出来。正好，后面的部队来了，我一招呼，来了很多人，大家一齐使劲，就把汽车扶起来，并把汽车推上了便道，朝鲜司机立刻发动，汽车没坏，主任命令：“小宋、赵毅留下处理伤员，其他人上车。”我和赵毅把王瑛抬到附近一个防空洞里，她浑身湿透了，穿的是苏式战士服套头穿的，里面是一件红毛衣也是套头穿的，已经脱不下来，我用削铅笔刀全割碎了才脱下来，裤子也是湿的，满是稀泥，也脱下来。没有衣服换用一件棉大衣把她裹起来，从行进的队伍中找一名军医来，给打了两针强心剂，约过了十几分钟，她的眼睛睁开了，扶她坐起来，哗哗吐了两大滩血块子，然后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她是上海松江人，生性活泼，有上进心，是电区队的团支部书记，时年只有19岁，她的热血洒在了朝鲜的土地上。我和转运站联系，在收容站的帮助下，给她找了新衣服，新军装，在一个小山包上，挖了一个穴，把她放下去，又盖上了一条军毯掩埋了。转运站给找了一块木板，写上了“王瑛烈士之墓”。我们向她致敬，处理完后，回到转运站，我问转运站的同志，这是什么地方？答复是“下甘岭”。我永远记住了这个名字。在转运站的帮助下，我们搭乘运送炮弹的汽车，追上了“前指”。在前指补发了七天的给养，又冒着敌人的轰炸和地面的炮火，跟着炒豆式的枪声向南推进，过了华川，渡过了汉江，连夜行军，白天架线联络发报，电台是敌人的主要打击目标，为了首长的安全，首长住地一般都离我们两三里路，要发的电报要派通讯员送来，收到的电报派通讯员送去，为了隐蔽，我们多是选在树林旁边沿地区架线。五一节后的一天，我们正在发报，遭敌机空袭，两架F86油挑子轮番扫射，并炸坏了天线。牢记黄草岭战役的教训，趁敌机飞走的空隙，我带了一卷电话线冲出去，把天线接好，拴在电话线上，爬上一棵树把天线拽起来，电台继续工作了，我还没有从树上下来，敌机又转回来了，我在树上一动不动，飞机刚转走，我急于下树，到半截就往下跳，不注意树叉挂住了裤兜，跳下来后裤兜到裤腿全撕开了，没有衣服换，报务主任给我借了一套军装。我们出发时戴的是棉帽，天气热了就把棉帽的耳朵撕掉，只剩下顶部和前边的遮盖，不修边幅，没有刷牙、洗脸的机会，我们的任务就是前进！进攻！消灭敌人！我们的战术就是前面的部队打一个阶段，撤下来，后边的部队接上去再打，撤下的部队经过休整补给再上去打，我们只带七天的给养，已经打到11天，由于敌人的封锁，后续部队上不来，弹尽粮绝，奉命撤退。敌人仗有机械化的优势，以极快的速度封锁了交通要道，我们还不知道，正在山坡上露营，没有吃的，有一匹拉炮车的马，被飞机炸死，我们砍了一条马腿，放在行军锅里煮，没有油盐，煮熟了正在吃，突然敌人的探照灯从山下射上来，我们立即隐蔽，两个电话员正在撤线，敌坦克冲到跟前，一个在路上收线的被俘，另一名在桥底下钻树林跑了回来。我们只好翻山越岭向后撤退。在大山沟里的一个野战医院，来不及撤退，伤病员及医护人员全部被俘。27军的一个师被包围，指挥部又命令已经撤回的26军返回，把该师接回来。我们撤到了平康南边一个居民点（名字忘记了），兵团派汽车接了回来。到此，五次战役结束，开始了阻击战，两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敌人发动了多次攻势，都被我军粉碎了。
我们回到兵团部，兵团部有了很大的变化，有坑道，工兵建的防空洞，修了一个大礼堂，礼堂后有U字形坑道，山顶上有高射炮阵地，随着我空军的参战，后勤供应大有好转，能吃上罐头、木耳、黄花菜、鸡蛋粉等副食品，也能洗洗澡。我被分配到了一台100瓦大功率的发讯机，对北京、华东军区联络，生活安定下来了，就开始了总评，评功查过。我有功也有过，“过”是在没有吃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废墟的旁边长出了一片蒜苗早已没有人了，我就拔回来让大家吃了，这也算违纪，评为三等功，提升为正排级干部，并批准入党。时间是5月28日。候补期半年，介绍人尚华、杨正，他们在我的志愿书上写的是：“立场坚定，作风正派，工作积极主动，能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有两不怕精神”，缺点是“政治思想不够开展，有单纯技术观点”，支部书记徐忠川，批准机关志愿军第九兵团直属政治部，我的愿望实现了，工作更加积极起来。
通讯干部开始实行轮换制，从三野司令部调来一批，换回一批，每次轮换都说要留有部分骨干和身体好的，实话实说，那时候谁都想早点回国，可我表态，身体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愿意留下，所以每次轮换都没有我的份，我是坚持到最后回国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不过，留在朝鲜的这几年生活很充实，工作舒心，任务很光荣，战术的变化，由运动战，用我们的腿和美军的汽车轮子赛跑，变成了阵地战；由进攻转为防御；通讯由无线转为有线；由移动转为固定，由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变为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我们的通讯有了绝对的保障，畅通无阻，保证首长的命令及时下达，粉碎了敌人多次的大规模攻势，取得了“上甘岭”、“丁字山”、“五圣山”、“全城反击战”等战役的胜利，我们被称为“最可爱的人”。祖国派慰问团来慰问，给我们带来荣誉和物资生活的改善，还带来文艺演出团体，我们看了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王少舫演的《天仙配》，看了沪剧著名艺术家丁士娥演的《罗汉钱》。慰问信像雪花样飞来，虽然还在战争，天上还有飞机，我们还住在潮湿的防空洞里，交通干线及前沿阵地天天都在流血，可是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昂。有任务争着上，以苦为荣，前边需要人，争先恐后抢着去，我们过得很开心。部队还开展了文娱、体育活动，唱歌、跳舞，打篮球，为了适应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作战，我们学习了俄文通报。全兵团进行的通报竞赛，我和王文少同志还得了通报竞赛第一名，回忆往事，这是一生中最得意的年代了。
日晚22时停战了，第二天，满山遍野都是晒的被子，在那阴暗潮湿的防空洞里许多同志都得了关节病，我的同学赵仁文，不能走路了，只好回国休养。我们终于有了翻晒被子的机会。胜利了！我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组织文艺晚会、联欢会，邀请当地的领导参加，我们准备了丰盛的菜肴和慰问团带来的各种名酒。朝鲜人见酒高兴极了，又唱又跳，大吃大喝。我们领导通过翻译告诉他中国的酒劲大，不能像他们的酒那样大碗喝，他们反而不高兴了，说不让喝就走，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们喝，结果是两瓶下肚就趴下了，派人送他们回家，出了门就吐，吃进去的东西全倒出来了，他的狗看了，吧嗒、巴哒把他吐的全吃光了，不一会儿狗也不会动了，趴在地上，昂昂乱叫，狗也吃醉了。
停战后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帮助朝鲜老百姓重建家园，第二是建立烈士陵园，把所有烈士的遗骨收集起来，重新安葬到陵园里去。
1954年4月，我们接到了撤军回国的命令，对外保密，到阳德坐上闷罐车。关上门窗到辑安，通过中立国的检查，以货运之名回到了久别的祖国。很长一段时间仍不开门也不让大声说话，当车门打开时，车厢内沸腾了，大家热泪盈眶，激动万分，高声欢呼，胜利了！我们回来了！列车在祖国的大地上奔驰。静下来了，我在默默地想，入朝三年半，战斗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和我一起渡过鸭绿江的战友还有几个，我们这个车厢里只有三人，有些人永远回不来了，他（她）们的父母、亲人，也许仍在门前翘首盼望……，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凄然泪下。
列车到了秦皇岛，河北省政府党政机关及妇联等群众团体在车站夹道欢迎，人山人海，敲锣打鼓，摇旗呐喊，欢迎“最可爱的人”胜利归来。给我们戴上大红花，并准备了猪肉饨白菜，雪白的大发面卷子，让我们饱餐了一顿，又上了火车，一直开到了北京北面的昌平县南口停了下来，我们住进了一个坦克团的营地里休息，20天里看了23部电影，除了玩，什么事也没有，只等待上级的命令。
四、回国之后
20多天的等待，终于有了消息，中央军委决定撤消九兵团的番号，副排级以下的干部、战士复员回家，一部分干部调到其他大军区，大部分合并到防空军司令部，我被分配到防空军司令部通讯兵第121团无线营收报连任副连长，王文少任连长，在防司中央室值勤，我们连有24部收报机，12部抄收情报，12部指挥台，对各大军区下达作战命令，这个作战室，设在地下，有防化学、防原子的功能，是杨成武司令员的指挥所，军委首长经常亲临检查、指挥。彭老总、聂帅都来过。内有周总理的专用电话。我在这里工作一直非常顺利。1955年授于中尉军衔，连长王文少是我的老乡、战友，他是五次战役后从三野司令部集中台调到朝鲜的。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有共同的语言，声气相投，肝胆相照成了好朋友，现在又在一个连任职，两人住一间房，吃在一起，玩在一起，非常投机，我们都未进过中学的门，底气不足，就商量着上夜校，在二十三中学办的夜校中，学完了初中课程，取得了证书。我们也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他在北京市找了对象，而我总觉得对不起奶奶，奶奶为我付出得太多、太多，挨饿的时候奶奶饿着肚子也让我吃饱，我是奶奶的命根子，小时候，我曾对奶奶说过，等我长大了一定孝顺奶奶，我的诺言还有实现，就决心不在外面找对象，回家乡找个媳妇帮我孝顺奶奶。找对象的条件只有八个字“自带粮票、帮我尽孝”。经人介绍，我和任秀菊通了信，她很主动，答应了孝敬父母，尊重奶奶，她是师范生，在大李家教学，离我家三四里路，节假日都可回家看看，符合我的条件，很快我们就结婚了，奶奶非常高兴。结婚不到十天我就回了部队，虽然是夫妻分居，我却了却了一桩心事。只知尽量节约，多往家里捎钱就行了，当时薪金88元，除每月18元的伙食费外，大部分都捎回家去了，也算尽了孝心。
1957年，沈阳高级通校招生，我们团有一个名额，文少同志先去了，我也很想去，就找袁处长，他是从朝鲜回来的老领导，他问文化程度，我说算初中吧，他说不行，要求是高中程度，文少去了也要先补习文化，要不你先去补习文化吧，天津速中就要开课了。我欣喜若狂，答应去速中，处长先从团里调梁振铎接替我的工作，我去速中报到。同去的还有营教导员王法科，团作训股长华裕达，我们都分在了高中班，我的学习成绩是全优。放暑假了，回到了山东老家，当时，农民吃不饱肚子骂大街。村干部强征“余粮”把农民的口粮都强征走了，我一个街坊老爷爷对我说：“过去八路军打仗，我们不吃不喝也要先给八路军送粮食，现在建国了，大城市都好了，反叫我们饿肚子，你在北京，毛主席知道不知道？”我说毛主席最关心人民疾苦，会知道的。我大舅是烈属，他也说：干部们虚报产量，统购统销完不成任务，就强征口粮，老百姓确实吃不饱肚子。还听说邻居村有个老八路，在家里结婚生子，老婆是农村妇女，进城后爱上了一个洋学生，回家闹离婚，说这个人忘本了，是陈世美。
假期后我回到了学校，学校动员整风，要求大鸣大放，每人每天要写两张大字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求给党提意见。华裕达同志假期回北京了，他家在北京高级防校旁，他看到了防校抓右派的经过。就告诉我说：“小宋，多烧香，多磕头、少说话。”我却认为一个党员，应该忠诚老实，向党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就把我看到的情况如实全说出来了。没想到，不过五天，批评我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说我“反对统购统销是右派分子的应声虫，是向党进攻”。上纲上线地批判。我们营教导员王法科，是我的直接领导，他虽然没去过朝鲜却了解我的情况，不但不为我说话，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因是在营里工作，他和营长不团结，营长姓苏，是陕西人三八式的老革命，能力强，有文化懂技术，教导员文化低资历浅，不懂通讯业务，他却什么事都想过问，营长有些看不起他，工作计划、作战训练、通讯演习都是营长说了算，自然产生了一些矛盾，我是营党委委员之一，开会时有了分歧往往站在营长一边，我认为教导员主要应抓政治思想工作、抓思想建设，不一定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产生一些过节，对我不太满意，这次有了机会，不能错过，就抡起了大批判之武器，无限上纲，开展批斗，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被批者是不知所措，没得反驳的机会，没有申辩的权利，任人蹂躏，这实在是一场人间悲剧。批判之后，全校召开大会，宣布了61名“右派”分子名单，没有我的名字，学校超额完成了5%抓“右派”的任务，没有给我任何处分，我以为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正赶上部队的文化学校都要撤消。干部要复员转业，首先动员上山下乡开发北大荒。又是华裕达劝阻我说：“我是黑龙江人，那里荒无人烟，气候寒冷不要去。”我自认为是个忠诚的革命战士，什么艰苦都不怕，经得起考验，第二次辜负了他的好意，争先报了名。第一批便批准了，3月26日，一个专列的卧铺车厢，从天津出发，学校领导还到车站送行，形势是很光荣的，但我的心里是沉甸甸的。从此，我便离开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结束了我的部队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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