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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subject":"一个杜甫，各自表述：冯至、杨牧、西川、廖伟棠zz","content":"发信人: reims (背德者), 信区: Modern_Poetry
标&&题: 一个杜甫，各自表述：冯至、杨牧、西川、廖伟棠zz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ue Feb 28 22:37:47 2012), 站内 && 一个杜甫，各自表述：冯至、杨牧、西川、廖伟棠 &&&& 作者简介：张松建，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兴趣领域
为晚清到当代的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 &&&& 　　作者按：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刘禾教授与李陀教授给予支
持、鼓励和点评，作者谨此表达由衷的谢忱！ &&&& 　　引言 现代汉诗中的「杜甫身影」 && 　　为自己立法的现代性不但是新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目标，也「历史地」构成了新诗
评价的最重要的尺度和标准，而现代性与传统间的张力乃是新诗史上不断招致争议的热
门话题之一，在诗歌写作与批评实践两方面均可作如是观。非常明显，迄今为止的新诗
理论/批评史一直被现代性的历史叙事所笼罩，那些对于古典诗歌和历史题材抱有诚意和
耐心的诗人并不多见而且也未受到足够重视1，但事实上，古典知识的储备有可能使得诗
作具备一种艾略特所看重的「历史意识」(historical sense)、并且增益传统、成为传
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2。大抵而言，从意象、语言、结构、节奏、格律等方面进行创造
性转化乃是最为习见的斡旋「传统」的方式；另一不大为人注意的角度则是透过重写历
史人物以寄托一己之现代感兴。在古代中国，杜甫及其诗篇作为「诗圣」（忠君爱国的
儒家人物）、「诗史」3（动荡历史的忠实记录人）以及「图经」（山川形胜的描画者）
4的论述已镌刻为横亘十几个世纪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宇文所安教授指出，杜诗折
射出一个诗人的多元面貌：「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幽
默随便的智者，帝国秩序的颂扬者，日常生活的诗人，以及虚幻想象的诗人。」5洪煨莲
教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便在所有道德的与文学的标准被掷入怀疑和混乱的二十世
纪中国，政治立场和文化理念迥然不同的集团和个人都从杜甫那里各取所需，为己所用
：鼓吹流血革命的极左分子和捍卫因循现状的右派人士都乐意引用杜甫，保守的文学研
究者承认杜甫的知识广博，偶像破坏者以及白话文的拥护者也一致向杜甫致敬；更加不
可思议的是，西方读者离谱地把杜甫誉为中国的「弗吉尔」、「但丁」、「莎士比亚」
、「雨果」甚至「波德莱尔」6。 && 　　那么，在现代中国诗人的笔下，「杜甫」又可能被重塑出怎样的历史形象呢？现代
汉诗史上，以「杜甫」为题者至少有十一篇。譬如，梁晓明的&杜甫传第二十七页&，肖
开愚完成于一九九六年的&向杜甫致敬&，黄灿然的十四行诗&杜甫&，周瑟瑟的组诗&向杜
甫致敬&，台湾资深诗人余光中的&草堂祭杜甫&，旅美学者叶维廉的&草堂杜甫二折&，以
及叶延滨的&重访杜甫草堂&。当代华文诗人之重识「杜甫」的热潮集中于迄今为止的三
十年间，这本身即是一种值得玩味的现象7，而对照阅读诸篇则更有不菲的收获。严格说
来，尽管余光中唤出了「统、独」政治背景下的中国认同，叶维廉自由出入于杜诗的博
大堂奥，叶延滨也反讽了当下的无所不在的商品化大潮，但是三者几乎一致地在倾泻主
体激情的流丽文字的外表下，轻轻滑过了历史诠释之中的可贵的现代意识。黄诗成功地
昭示了杜甫之不朽的精神生命与平凡肉身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他的超卓诗艺如何为「汉
语的灵魂」寻获了恰当的载体，但同样止于历史故事的重述而未能与当下境遇发生关联
。梁诗呈现出一个游离于正史之外的、被祛魅后的人间杜甫，呼应着韩东&关于大雁塔&
和伊沙&车过黄河&的诗艺探索，虽然被冠以「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漂亮头衔但是同样回
避了对历史文化和现时代作批判性思考。肖诗固然可能是作者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作品
，但「杜甫」不再是叙述中心甚至完全处于缺席状态，而周诗与上述诗篇相比无论在哪
个方面都颇为逊色，因此有理由将二者摒除于我的研究视野8。 && 　　本文作者希望另辟蹊径，择取四首写于不同时空维度下的诗作：冯至（）
的《十四行集》之十二、台湾诗人杨牧（1940-）的&秋祭杜甫&、西川（1963-）的&杜甫
&以及香港新世代诗人廖伟棠（1975-）的&唐宋才子传&组诗之「杜甫」篇，结合诗歌文
本的内外因素，对四个各有侧重甚至有所发明的「杜甫」进行再解读。现代中国文学既
然是一场清末民初以来所发生的历史变革与文化碰撞之下的先锋实验，因此，我们难以
把文学文本视为封闭自足的客体来进行「新批评」式的孤立的美学研究，而必须在历史
、文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编织的重重网络中去辩难和揭示其复杂含义。本文杂糅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以及海顿的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方法，
透过发生学的追踪与现代汉诗的新视野，不但把各个版本的「杜甫形象」给予不断「历
史化」(Always Historized)并且在四者之间建立某种相对化的联系，冀能对历史叙事与
文学虚构间的张力、符号隐喻与生活世界间的互动，逼出细腻的论辩。在具体的操作上
步骤上，我将采用詹明信的方法：从文本细读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譬如反讽叙事、
戏剧性原则和元诗意识）、形式的（譬如句法结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
治相遇9。 && 　　一、冯至：一首新诗，一部传记 &&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一九四一年之前的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内，经典作家杜甫
罕见成为新诗歌咏的题目。这其实不难理解：根据早期白话诗人所信赖的「文学的进化
观念」，杜甫诗歌艺术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整体，经过晚清民末的文化碰撞早已失去
了自我转化的能力，彻底沦为「博物馆里的藏品」10，它积淀为「文学常识」为任何一
个新文学作家提供了必要的启蒙教育，但它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和审美经验距离遥远，
因此难以转化为新诗作者的支持意识。但是，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尤其是进入四十年
代以来，杜甫这个名字对于时人却「一天比一天更为亲切起来」，因此「重识杜甫」的
历史条件于焉形成。冯至发现：「杂志上常常见到关于杜甫的文章，书局里有关于杜甫
的书籍出版，学术界也常常有关于杜甫的演讲，使人感到，拨开那些诗话与笔记之类在
他周围散布的云雾，而露出他的本来面貌与真精神的时日好像快要到了。」11冯至自己
在随着同济大学内迁的流亡途中随身带了一部日文版的《杜工部选集》，其中的忧患意
识让他「体味弥深，很觉亲切」。如此推断起来，杜甫之「现代再生」似乎是由于战时
中国经历着和「安史之乱」相似的兵凶战危、颠沛流离的局面，而这样一个时代分明又
缺乏杜甫那种担当精神。冯至认为，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毫无躲避地承受着时代的艰
难，而相形之下，「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许比杜甫的时代更艰难，对待艰难，敷衍蒙混固
然没有用，超然与洒脱也是一样没有用，只有执着的精神才能克服它。这种精神，正式
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12本着这种庄严的写作意图，冯至在一九四一、四二年即已开
始《杜甫传》一书的前期准备工作，而他率先落笔成文的，却是一首「具体而微」的十
四行诗&杜甫&-- && 　　你在荒村里忍受饥肠，
　　你常常想到死填沟壑，
　　你却不断地唱着哀歌
　　为了人间壮美的沦亡： && 　　战场上有健儿的死伤，
　　天边有明星的陨落，
　　万匹马随着浮云消没...
　　你一生是他们的祭享。 && 　　你的贫穷在闪烁发光
　　象一件圣者的烂衣裳，
　　就是一丝一缕在人间
　　也有无穷的神的力量。 && 　　一切冠盖在它的光前
　　只照出来可怜的形像。13 && 　　传统历史叙事中的杜甫，坚持把儒家正统观念和家国意识内烁为心中的道德律令（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他那老病流徙的人生苦旅以及肉身走向毁灭中的血泪
吟哦则不断增值着自身的「文化资本」，也在后人的历史记忆里镌刻出这种圣徒般的形
象，此乃「诗圣」的最经典的定义，它礼赞的不是艺术的纯粹不朽而是作者一再高扬的
道德姿态。而在现代诗人冯至那里，这种关系被强有力地扭转过来了：饥寒流离和死亡
威胁虽然是杜甫生命史上的常态，但却不是导向政治意识形态的唯一路径，恰恰相反，
它不断逼使废墟般的生命为「壮美」事物之沦亡唱出动人的哀歌甚至自甘成为庄严的「
祭享」。诗篇即歌唱，歌声即生存，第二人称的复沓使用一再强化了杜甫这种为艺术而
受难的「圣者」形象。接下去，冯至继续抵抗了「哲人日益远，典型在宿昔。风檐展书
读，古道照颜色」（文天祥&正气歌&）之类的道德理想主义的阅读姿态，透过一个生动
的譬喻和鲜明的对比，以「贫穷是内在的伟大光辉」（里尔克语）这种神性寓意来简洁
地收束全篇，再次呼应了这一严肃主题：「承担艰难的命运」成就了生命的庄严宝相和
辉煌风采。 && 　　我们现在需要追问的是：冯至为何偏爱杜甫的「这一个」形象呢？不妨先看看冯至
的其它话题。在写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一篇文章里，他把丹麦思想家克尔恺果
尔描述的时代的精神状况视为百年后、万里外的中国的急就缩影-- && 　　在一个夸夸其谈的、散漫无形的、肤浅的、调情的、凭理观察的时代里，那些严肃
的矛盾和冲突与其说是被泯除了，倒不如说是被人忽视了好些。在一个没有深情、只有
考虑的时代里，多少生存中根本的问题都被遗弃了！人们把那些艰难的、沉重的事物放
在一边，像是一座深山里的金矿，明知其中有丰富的宝藏，却没有下第一斧的决心，只
是混在熟透了的城区，用空疏的影戏，用消遣的杂志，滑过他们的岁月。在一个这样的
时代里，谁还能有所决断呢？纵使有人好容易克制了他自己的考虑，要有所作为，随即
会从外边又来了无数考虑，让他又沉静下去，回到无所作为的状态里。 && 　　要克服一切内外的考虑，勇于「决断」，又拾起那些已经失落的严肃的冲突、沉重
的问题--这是基尔克郭尔对于他的时代、他的后世的呼吁。我们百年后、万里外的中国
若是听得到一点这个呼吁的余音，应该作何感想呢？觉得它是某党某派的「代言」呢，
可是一个纯洁的对于人类的警告？14 && 　　把异邦观念从其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然后转化为一种个人知识，并且把这种知识运
用到本土经验的诊断上，甚至还植入到历史想象中，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颇为流
行的文化逻辑。在冯至看来，有理由把克尔恺果尔所描述的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丹麦（放
大来看是欧洲）的时代精神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心理进行横向的平行模拟，
因为两者呈现了一种内在的「同一性」，但是冯至所进行的却不是基于主体间性(inter-
subjectivity)的交往伦理而让两种文化在同一个思想平台上进行对话，相反，他展示的
是一种类似于「拿来主义」式的文化利用。进而言之，他再从现实的境遇意识出发去回
溯历史，在一千二百年前的大诗人杜甫身上，欣欣然发现了一种极其可贵的「勇于决断
」的精神气质，足以克服散漫浮夸的时代精神状况、进而掀开历史的新页。准此，他借
助于一首短诗的形式，反观和重构了「杜甫」形象，表达了自家的思想洞见15。 && 　　冯诗聚焦于杜甫的一个人生侧面：默然过一种不显著的生活，「居于幽暗而自己努
力」，自觉把个人的苦难转化为艺术灵感同时也升华了生命的境界，「把心血的结晶化
为人间的福利」16--这种诗歌艺术固然已让读者过目难忘；更饶有意味的是，作者在这
里把一种存在主义观念悄然融入了杜甫的形象-- && 　　你在荒村里忍受饥肠，
　　你常常想到死填沟壑，
　　你却不断地唱着哀歌
　　为了人间壮美的沦亡： && 　　而且的确达到了「如水中盐、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的地步，而这一点长
期被学术界「习焉不察」，因此有加以辨析的必要。一九二六年秋天，冯至初次接触到
里尔克早期作品&旗手克里斯托夫里尔克的爱与死&，受到极大感染17；在德国留学期间
，除了接触歌德、荷尔德林、诺瓦利斯等浪漫主义诗人作品之外，即已深研究尼采、里
尔克、雅斯贝斯、克尔恺果尔等存在主义诗哲的著述18，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四十年代
后期，他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开设的课程以及见诸报刊的散文随笔可为明证。毫不夸张地
说，在差不多二十年的光阴中，冯至都沉浸在这种独特的精神氛围中。因此当我们看到
，「担当」、「承受」、「决断」等大词复现于冯至整个四十年代作品里以至成为解读
他的思想立场和文学趣味的关键词时，也就毫不奇怪了。但作者强调的不是这些词汇在
政治学、伦理学或者心理学上的一般含义，而是存在主义哲学层次上的通俗化阐释。他
这样定义「决断」-- && 　　为了理想采取一种生活态度，自己一向对于这态度具有信心，受了什么样的折磨也
不愿更改，可是在饥寒的压迫使这种生活无法继续维持时，信心发生动摇，而经过一度
的思索，仍然是坚持下去，在这决断的一瞬间显示出最高的人生的意义。 && 　　像米勒那样的坚持，王羲之陶渊明这样的一跃，都是人生中最艰难的课题，都需要
一个最重要的精神的动作--决断。未决断前，是衡量，是苦恼，是冲突，走的是崎岖而
阴暗的路径；决断之后，一切都往往变得单纯而晴朗，仿佛走尽了崎岖的路径忽然望见
坦途。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19 && 　　作者使用了几个跨文化语境中的著名例证为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了通
俗化诠释并且给与了相当积极的评价，而其针对目标却是当下中国的现实处境。在《杜
甫传》中，这种写作意图得到反复表述以至于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思想立场-- && 　　如果我们放开笔，可以以唐代的山川城市为背景，画出一幅广大而错综的社会图像
，在这图画里杜甫是怎样承受了、担当了、克服了他的命运。20 && 　　这时我们看见这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参杂在流亡的队伍里，分担着一切流亡着应有
的命运。21 && 　　作为著述的《杜甫传》成书于后22，作为十四行诗之「杜甫」写作于前，但二者的
思想主题一脉相承。在被「重构」的杜甫形象的背后，我们发现了渗透于历史诠释之中
的当代意识，以及坚信中/西、古/今的人类精神境遇涵容了一种普遍主义的、跨越历史
与文化的异质同构关系，尽管这种思想的痕迹是如此的微妙和不易觉察。自相矛盾的是
，在「援西释中」和「以今度古」的思维方式支配下从事写作的同时，冯至似乎又是一
个自觉而固执的历史主义者，从「症候式阅读」的角度把握这点，对于理解《十四行集
》中的「杜甫」有补充作用。在写于一九四四年的一篇随笔中，他拒绝对学术研究中的
「因今乱古」倾向（为了牵就现状而有心或无心地忽略历史的真实）给予同情态度：「
我们要把已经成为历史的，也就是已经过去的，归诸历史，既不让它掺杂在我们现在的
问题里，限制我们的行动，也不要用现在的色彩渲染它、蒙蔽它的真实。」23第二年，
他在另一场合重申了上述看法：「使过去的人与事再现一次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也要极
力避免使杜甫现代化，因为用现代人的思想与感情去点染将及1200年前的一个古人，可
以说是一种难以原恕的罪行。」话虽说的如此公允，但在冯氏的学术理念和文学述作之
间，又存在着一种不易觉察的矛盾和张力。譬如，面临民族生存危机和颓败的时代精神
状况，冯至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写作规范」，他自然而然地从自家所激赏的存在主义思
想资源中有侧重地选择一些观念，用以「重释」历史人物伍子胥，因为手法高妙所以无
伤大雅，甚至读者长期以来也浑然不觉，相反还表现出热情的反应。进而言之，冯至把
存在主义哲学的关键词巧妙地编织进现代汉语的广阔的诗性空间，读者基于语言的历史
约定而对这些术语一见如故以至忽视了「纸背深意」，也相当自然。不过，在八十年代
出版的《歌德与杜甫》以及九十年代的回忆录中，冯至却有耐人寻味的追忆-- && 　　我个人在年轻时曾经喜爱过唐代晚期的诗歌，以及欧洲19世纪浪漫派和20世纪初期
里尔克等人的作品。但是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战争的岁月，首先是对杜甫，随后是
对歌德，我越来越感到和他们亲近，从他们那里吸取了许多精神的营养。24 && 　　我喜欢的诗人是中国的杜甫和德国的歌德，他们的作品，对我有影响。25 && 　　亲近杜甫和歌德固然是「白纸黑字」，但却有意回避了彼时也沉浸于里尔克作品以
及存在主义哲学这一事实。经历了思想改造的冯至，像大多数作家那样，「有选择性地
」回忆过往，务求历史叙述符合「政治正确」。一九五二年，《杜甫传》出版单行本，
与最初在《文学杂志》上的连载相比26，虽有文字润饰但无写作意图上的重大修正。一
九六二年，杜甫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年的纪念活动应时而出，纷纷出炉的出版物强调杜甫
提出了各种意识形态观念以及对于爱国主义、人民性、和平主义、写实主义的高扬27，
这对于冯至的「杜甫」观不可能没有任何冲击。及至一九八零年，再次修订的《杜甫传
》以新面目示人，有意「过滤」了存在主义思想而复归到杜甫的人民性、家国意识和现
实主义精神28。作为专书的《杜甫传》的命运史尚且如此，作为「导夫先路」的《十四
行集》「杜甫」篇又能如何？区区一首小诗，文字朴拙得几乎不必解释，在《十四行集
》中不可能受到注意，再经过言不由衷的「作家自述」和现代主义文学的身世沉浮，谁
还能窥知其中的「存在主义」呢？何况就符号资本的流通而言，「诗篇」与「诗集」又
存在着天然的不对等关系！29一则「杜甫」如何被发明的「故事」，就这样沉入历史、
美学和政治意识形态所巧妙编制的巨大而无形的网络中。 && 　　二、杨牧：为故国文化招魂 && 　　我并不警觉，惟树林外
　　隐隐满地是江湖，呜呼杜公
　　当剑南邛南罢兵窥伺
　　公至夔州，居有顷
　　迁赤甲，襄西，东屯
　　还襄西，归夔。这是如何如何
　　飘荡的生涯。一千二百年以前......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
　　放船出峡，下荆楚
　　呜呼杜公，竟以寓卒 && 　　如今我废然望江湖，惟树林外
　　稍知秋已深，雨云聚散
　　想公之车迹船痕，一千二百年
　　以前的江陵，公安，岳州，汉阳
　　秋归不果，避乱耒阳
　　寻灵均之旧乡，呜呼杜公
　　诗人合当老死于斯，暴卒于斯
　　我如今仍以牛肉白酒置西向的
　　窗口，并朗诵一首新诗
　　呜呼杜公，哀哉尚飨30 && 　　杨牧这首&秋祭杜甫&的结构很严谨，共两节，每节十行，两节之间保持平衡呼应的
关系，显示出诗人在形式经营上的用心。文体上有意模仿中国古代的「祭文」形式，「
呜呼杜公」的祈告语气串联全篇，为距今「一千二百年以前」的一代诗圣招魂。整首诗
以叙事为主，开篇由现实生发联想，回溯历史，而以「竟以寓卒」结束第一节；接着再
由现实出发，重叙杜甫的飘荡生涯，「如今」一词又迅速把读者从历史拉回到现实。「
我」宁舍杜诗专家关于老杜殁于岳阳孤舟的「经典」解释而采信新旧《唐书》之暴卒于
「白酒牛肉」的戏剧性说法，透露了杨牧看重「小说家语」之「同情的文学趣味」，接
着在「哀哉尚飨」的沉痛告白中完成「秋祭杜甫」的庄严仪式。在为杨牧诗集英译本撰
写的导论中，奚密教授敏锐地观察到：「至一九七二年，诗人已经抛开了略带忧郁和乡
愁的青春抒情。他的诗歌变得更加锐利和硬朗。早期作品中的内向的、有一点自恋的言
说者让位于一个更加复杂的、超然的、反讽的、自省的叙述者。」31&秋祭杜甫&一举摆
脱了青春的哀怨、爱情的感伤和主体性的自我沉溺，绮丽婉约的抒情笔意被超然的叙事
性取而代之，这正是转型杨牧的初试啼声。此外，此诗上下两节的重复叙事，宛如音乐
中的二重奏，回环复沓，又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际，虚实交错，符合博克为「重复结构
」下的定义：「这是把同一件事用不同方法重复去说。......一连串的意象，彼此抒发
同样的感情。......由一些稍稍参差的细节，读者多少自觉到它们背后的规则--跟着在
随后的细节中也要求这种规则。」32杨牧对这首精心结构的篇章颇为看重，选入自家编
选的《现代中国诗选》33，其定位「文学史」的用心，一望可知。 && 　　但是，此诗之让我大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些艺术经营，而是那些看似「败笔」的细
部。像大多数作家那样，&秋祭杜甫&对于杜甫之「恣情壮游」的青年时代（以&望岳&为
代表）兴味索然，也故意绕开了「长安十年」的潦倒时期（参看&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径直把笔触聚焦在他暮年之逼近生命大限的「飘荡的生涯」，这也称不上创新。问
题在于：它先自排出了「剑南」、「邛南」、「夔州」、「赤甲」、「襄西」、「东屯
」、「三峡」、「荆楚」等八个字眼，觉得意犹未尽，接着又冒着单调沉闷的风险，再
连缀了「江陵」、「公安」、「岳州」、「汉阳」、「耒阳」等五个地名，诚可谓「不
惮繁琐，泼墨如注」。我们不禁感到纳闷：为何在一首短诗中罗列如此之多的地名呢？
最合理的推理似乎是：一，此举是为了竭力渲染一种急如星火、席不暇暖的流亡生活；
二，杜甫的晚期十年在诗歌志业上的惊人收获与其流亡生涯有严密的对称关系34；三，
作者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从襄阳下洛阳」的类似句法中
获取了灵感。但是，这些理由似乎均不能服人。为何老杜之「颠沛流离」的暮年生涯让
千载之下的后来者如此萦怀？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只能从杨牧的个人际遇中去寻找。
杨牧在六十年代初期毕业于东海大学外文系，1964年赴美留学。先去南部的爱荷华大学
，在安格尔与聂华苓主持的「国际作家工作坊」那里度过两年光阴，以新诗创作取得硕
士学位，接着，又到西海岸的伯克莱加州大学，师从知名学者陈世骧教授治古典文学，
醉心于《诗经》、汉魏六朝诗歌和唐诗的文学世界。1970年暑假离开柏克莱，居于东北
部的新英格兰，在马萨诸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度过短暂的教书生涯，「其后数年，颇
有波动，曾三度返台，一度游欧」35，1972年移居到美国西北部，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
大学。这种漂泊离散(Diaspora) 的经历让杨牧刻骨铭心，在研读杜诗时，不免对老杜晚
年的「飘荡的生涯」心有戚戚之感，于是在1974年写下了这首诗。 && 　　抛开个人际遇不谈，杨牧在千载之下的「异邦」，跨越暌隔的时空、陌生的语言和
文化，遥祭杜甫、一再招魂，用意究竟何在呢？换言之，还有哪些历史机缘、境遇意识
和文化政治的因素悄悄投射进了&秋祭杜甫&的文本层次，介入、斡旋或者主导了诗歌的
意义播散和语法型构？回到七十年代美国的历史语境来看，那真是一个思潮迭起、众声
喧哗的时代。美国政府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与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争霸赛
也进入了胶着状态，社会上反对越战的政治声浪，与女性主义、垮掉的一代、后殖民主
义等激进文化思潮一拍即合，大有风起云涌之势。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一再参与和引领
了文化思潮的蓬勃，杨牧对于这种「结合学术研究和社会介入于一体」的伯克莱精神有
动人的描绘。1970年秋季，杨牧初访哈佛大学校园，「是哈佛学潮后不久之事，常春藤
和反战标语点缀着沉静的校舍」36，短诗&波士顿·一九七零&记载了他的观感。身处动
荡不安的时代，面临焦虑、亢奋而茫然的思想氛围，敏感的「中国诗人」如何自处？由
此观之，杨牧之离散经验所不同于老杜者，在于它并非系于礼崩乐坏、王纲解纽而被迫
开始生死一线的流亡，而是有一种跨越异邦文化、寻求现代认同的无意识。杨牧诗友叶
维廉正确地指出-- && 　　一个人因为一场战争而离乡别井到了异国，他离开了曾经给他统一性、和谐性的文
化中心，而落脚在新异--但对他来说并不能成为统一和谐的--事物的中央，引起了文化
的冲击，突然之间他对本土的文化、语言、事物感到强烈起来，对于时间的递变、空间
的阻隔变得极端的敏感，反映在生活小节上的，是到处找中国的事物，甚至是以前他认
为庸俗的事物，现在都亲切起来，他有不少的时间，心理上是存在在过去里的。但另一
方面，他不可以生活在过去，他要融入新的文化里才可以生存挥发，要真正的融入，他
要放弃过去的负担，最好让过去死去，而他又不甘愿完全放弃这个曾经给他丰富意义的
文化（他的根），而且异国的新文化对他来说是支离破碎的、一知半解的，他如果拼命
融入，他还可以保留多少原有文化的根呢。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自我就在这个夹缝中犹疑困苦，有时真想死去也许可以新生。37 && 　　一旦流落到异邦土地上必有文化震荡和认同危机的发生，更何况身处一个历史变革
和思想冲突极为激烈的支离破碎的年代呢？寓目「异邦」之流转翻覆的反叛思潮，来自
「台湾」的青年诗人杨牧难免思索：是否唯有回归本土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才能找寻
到安身立命之地呢？在陈世骧教授的指引下，杨牧对自己选取古典文学作为志业有会心
的感言-- && 　　文学并不是经籍，因为它要求我们蓄意地还原，把雕版的方块字还原到永恒生命，
到民间，到独特的个人，然后，指向普遍的真理。也只有在这缜密还原的功夫以后，我
们才能断定文学也有某种普遍的真理。柏克莱的四年余，我无时不在追求这种艺术的境
界，设法出入古代英国和中国的文学，在陈先生的鼓励和监督下，互相印证两种文化背
景和美学标准下的产物，追求先民在启齿发言刹那间，必然流露的共通性。38 && 　　即便盘桓于美利坚的灵异的山水间，不期然涌上杨牧心间的，竟还是对故国文化、
故园风物的深沉的缅怀和臆想，像&山窗下&、&西雅图志&、&作别&、&年轮&、&星图&等
等，莫不是述往思来、自剖心神之作。当然，与&秋祭杜甫&存在文本互涉关系的，还有
其它篇章。其实早在一九六二年五月，正在东海大学读书的杨牧，即已挥笔写下&招魂&& 给二十世纪的中国诗人&，个中明确透露出「中国认同」的消息-- && 　　无边落木，随霜花以俱下
　　回东方来，季候的迷失者啊
　　歌台舞榭锁着两千年吴越的美学
　　当细雨掩去你浪人的归路
　　你苍白的吹箫人啊
　　山海寂寂，长江东流如昔 && 　　时尚的现代诗作者迷恋于当下经验的传达与异域符号资本的挪用，在时空错位的语
境中沦为不折不扣的「季候的迷失者」，杨牧一再发出「回东方来」的热切渴待，拳拳
的「招魂」意图，跃然纸上。写毕&秋祭杜甫&之后两年，杨牧在一篇文论中严厉批评「
现代派」大将纪弦之著名口号「横的移植」，他吁请新诗作者回归文化中国的伟大传统
，重拾古典诗的质地和精神作为灵感的源头-- && 　　中国的现代诗强调「现代」，并未强调「中国」。......（省略号为笔者所加）好
像文学史上真有这么一个时代，这么一个即将宣告结束的时代--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
六年--我们自由创作的诗非要和世界上别的文明所产生的诗归类不可，只能称为「现代
诗」而不能和三千年来中国人所创造的诗传统认同，很难称为「中国诗」--它真的不是
「纵的继承」！一个文化里的新文学如果必须等到汇入他种文化里，才能完成它的意义
，这个新文学恐怕是需要检讨的。我们的现代诗曾经如此。当兹另外一个时代即将开始
的时候，我要建议我们彻彻底底把「横的移植」忘记，把「纵的继承」拾起；停止制作
貌合神离的中国现代诗，积极创造一种现代的中国诗。39 && 　　尽管在作为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概念与作为文化空间的「中国」概念之间，并不
存在一种先验的、明确的二元对立关系，而且中国现代诗之对于民族传统与现实经验的
追寻也有代不绝续的证据，但是，置于六、七十年代台湾诗界的话语语境中，杨牧此言
颇有惊秋救弊、拨乱反正的用意，而他这种写作范式之转换的动力却是来自美国的现实
情境--读者作为后之来者对此应有「了解之同情」。这种奠基于全球与本土的重迭语境(
Overlapping context)之下的新诗论述，召唤从中国的「现代诗」转向现代的「中国诗
」，冀能超越对西方经典的刻意模仿，重拾文化中国之精神血缘，一言以蔽之，即，「
中国性」(Chinese-ness) 的寻索。由此回溯七十年代的杨牧诗集《传说》和《瓶中稿》
里的一些篇章--&经学（梦游仪征阮大学士祠）&、&秋祭杜甫&、&延陵季子挂剑&、&林冲
夜奔（声音的戏剧）&、&妙玉坐禅&，&续韩愈七言古诗山石&，&一种寥落（仿陶）&，甚
至一些诗名也有意模仿古诗旧题，譬如&鹧鸪天六首&、&将进酒四首&、&凄凉三犯&等等-
-其中为何透射着重重迭迭、纵横交错的「中国想象」的痕迹，也就不难理解了。 && 　　回到&秋祭杜甫&的结尾。随着挽歌般的抒情声音郁然而起，读者恍然被投入一个雨
云聚散的深秋，霜天寥落，江湖满地，适逢老杜凄惶避乱于耒阳的大限。虽然杜甫面临
着与屈原同样的困厄，但杨牧那相当肯定的语气：「诗人合当老死于斯，暴卒于斯」大
有视肉身受难乃份内之事的从容，也为「何谓诗人」提供了一个斩截自信的定义。易言
之，联系文本之外的诸多因素来观察，七十年代的杨牧之撰写&遥祭杜甫&，似可视为作
者的一页「心灵史」：既出自于杨牧一己之「离散经验」的缩影、变形和折射，也是美
国七十年代之动荡社会和思想变革的刺激和响应，更展示了作者彼时的文化立场和美学
原则。 && 　　三、西川：当历史强行进入视野 &&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西川越来越显示出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重要诗人。在一种普
遍接受的诠释中，早期的西川诗歌，尊重传统作为写作的伟大源头，文本体积庞大而拙
于细节的感受力，意象饱满、纯净、优雅、大气而且具有高度象征性和寓言色彩，不以
对外部世界的宏大叙述见长而是偏重于展示内心的沉思冥想，涤除流行的个人化魔咒而
与时代保持距离进而指向一种普遍性的、超越性的诗歌抱负，始终萦绕着一种神秘庄重
的宗教气息以及宁静然而有力的抒情声音。评论家几乎众口一词地断定，写于1992年的
长诗&致敬&标志着西川诗歌在意蕴和形式两方面的重大转型：「从具有唯美气质的高蹈
抒情，转向一种包容复杂异质性成分的综合创造，从结构的整饬转向结构的瓦解」40，
从而隐秘地地满足了人们对于九十年代的诗歌主题（「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41
）的历史期待。基于这样一种目的论的论说逻辑，西川的八十年代诗歌与九十年代诗歌
相比，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和断裂，前者如果不是黯然失色的话也至少也应被视为是
走向后者的注定不太完美的尝试。但若换一个思考角度和问题意识来打量，则西川的八
十年代诗歌远远未被穷尽了诠释的空间。&杜甫&即是一突出例证-- && 　　你的深仁大爱容纳下了
　　那么多的太阳和雨水；那么多的悲苦
　　被你最终转化为歌吟
　　无数个秋天指向今夜
　　我终于爱上了眼前褪色的
　　街道和松林
　　在两条大河之间，在你曾经歇息的
　　乡村客栈，我终于听到了
　　一种声音：磅礴，结实又沉稳
　　有如茁壮的牡丹迟开于长安
　　在一个晦暗的时代
　　你是唯一的灵魂
　　美丽的山河必须信赖
　　你的清瘦，这易于毁灭的文明
　　必须经过你的触摸然后得以保存
　　你有近乎愚蠢的勇气
　　倾听内心倾斜的烛火
　　你甚至从未听说过济慈和叶芝
　　秋风，吹亮了山巅的明月
　　乌鸦，撞开了你的门扉
　　皇帝的车马隆隆驰过
　　继之而来的是饥饿和土匪
　　但伟大的艺术不是刀枪
　　它出于善，趋向于纯粹
　　千万间广厦遮住了地平线
　　是你建造了它们，以便怀念那些
　　流浪途中的妇女和男人
　　而拯救是徒劳，你比我们更清楚
　　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
　　所谓希望，不过是命运42 && 　　此诗径以历史题材为底本，而这对作者来说并非偶然：少年西川即已结缘中国古典
文学和传统水墨画并私下里开始古体诗的写作实验，以至于当他惊奇地「发现」白话文
时，朦胧诗早已在全国轰轰烈烈了43。嗣后，西川还在不同场合说过这样的话：「历史
之于中国人相当于神话之于希腊人」44、「在中国，追溯过去乃是获取智慧的主要途径
。」45诸如此类的话。迷恋历史掌故和中古文明构成了西川早期诗歌的一个表征，这甚
至为他赢得了「新古典主义诗人」的头衔。进而言之，&杜甫&产生于作家什么样的人生
际遇和文化背景呢？虽然对于像西川这样服膺叶芝「写作面具」的诗人来说，试图从其
作品中索隐写作背景或传记因素是颇为困难的，但此诗的发生过程依然有迹可寻。作者
在一九八五年夏天开始了为期半年的旅行，足迹遍及中国的大西北、大西南地区，此次
「远游」给西川的心灵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以至于在十年之后他还有如此诗意
的叙述-- && 　　我深深体会到了自然万物的生长、更替，以及人的寂寞与贫穷。世界上只有民歌没
有歌手，因为大地上的歌唱者是树木和石头。那些在我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地名与一个
个不可磨灭的先行者的名字迭合在一起：李白的写作属于长江水系，而杜甫的写作属于
黄河水系；那落日中的敦煌就是但丁，而那布列井然的长安就是歌德......在这由阳光
和阴影构成的世界上，诗人们回忆着，梦想着；在他们头上是一片灿烂星空。46 && 　　甚至在二零零年左右接受访谈时，西川还以肯定的口吻指出：「远游对我的写作参
考系起了作用，不仅仅是文本的参考系，还有自然界景观、人文景观对写作质量的压力
。」47一九八五年秋季的杜甫草堂之行，为西川如何看待历史生活和生存现实提供了一
个观察的角度，但他并没有立即动手写作而是又过了四年的等待，才在一九八九年完成
了这首诗--也正是在这一年，诗友海子和骆一禾的先后辞世，使得西川在「精神上受到
了毁灭性打击」48，「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深刻认识到「宿命的力量」和「真
理的悖论特征」49，「对黑暗的力量特别有感受」50这些因素对&杜甫&的生成有无影响
呢？ && 　　像冯至和杨牧的同题诗一样，这首诗结构上也很讲究，共分五节，每节六行，开篇
以庄严沉稳的祈颂语气向历史发声，最后以铿锵有力的议论句收尾。在第一节中，杜甫
的博大宽厚的仁者情怀，他的把个人苦难转化为艺术资源的能力，把千年成都的山河大
地（「松林」、「街道」）映照得熠熠生辉，这种精神素质一步步地征服了秋夜访客的
心理，「终于」这个程度副词突出的是一个心理转变的艰难过程以及艺术作品的潜移默
化的感染力。这种空间叙述（外在世界与内在心理）在第二节则过渡到了时间的纬度。
透过夸张、通感和对比笔法的巧妙运用，西川盛赞杜甫诗歌所代表的伟大艺术具有超越
历史时间的永恒生命力，它的抒情声音（呼应上文的「歌吟」）被比拟为一个光华灿烂
的视觉形象「牡丹」，这个奇特的比喻迅速地又被「灵魂」一词互换，这个光明的灵魂
与「晦暗的时代」构成反讽性的对照。第三节的杜甫，焕发出庄严的神性光辉，也依约
投射出一种诗歌具有类似于上帝「创世」功能的人类学诗学的观念51。杜甫小心呵护着
「美丽的山河」这种永恒的自然景观，也扮演着倏忽脆弱的、易于毁灭的「文明」传薪
者的角色。杜甫的「近乎愚蠢的」道德勇气以及他对「人间」的礼法秩序和「此岸」的
文化价值的坚守，也与西方的标榜高蹈遗世的唯美主义诗人济慈和叶芝拉开了很大的距
离。但转到第四节，我们很快就发现：在艺术与道德的议题上，西川并没有对杜甫的道
德理想主义给与毫无保留的支持。这里再次启用了两个对比修辞，先把杜甫贫寒伧俗的
物质条件（「乌鸦撞开了门扉」）对比着世俗权柄的威严傲慢（「皇帝的车马隆隆驶过
」），立即又把「伟大的艺术」与无所不在的政治暴力（「刀枪」）进行了辛辣的对照
，前者崛起于礼乐崩坏的乱世（「饥饿」和「土匪」），虽然是一种抽象的精神性存在
，却具有后者所无法企及的超越性、永恒性和普遍性。但是，西川对「伟大艺术」的看
法却不局限于写实主义的教条，因为他明确断言：它虽然诞生于一种向善的伦理信条，
但终极目标却是超越狭隘的意识形态牢笼，「趋向于纯粹」的审美依归。在第四节，西
川把已经传诵得近乎俗滥的杜诗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镶
嵌到文本的肌质上，但不是重弹人道主义的老调而是旨在强调：诗歌只有「怀念」的情
感功能，并无「拯救」流浪途中的妇女和男人这样的实际能力--在晦暗动荡的时代，「
拯救」乃是托诸空言，徒劳无功。历史上的杜甫，一生坚持儒家文化的价值和诗歌的救
世功能，从早年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到中期的「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乃至暮年的「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在流露此一心态。虽然他有时候也有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的犹疑和「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情」的沉痛，
但一直到临终绝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他对人文使命和诗歌志
业的持守，诚可谓「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相较之下，西川作为千载之下的后来
者，则沉着地道出简洁有力的、被传颂不已的格言：「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所谓希望
，不过是命运」--这明显是作者对于一种流行已久的「历史循环论」的现代体认，因为
海子、骆一禾之死导致西川对于「宿命」和「黑暗」力量的特别感受52，此处所谓的「
你比我们更清楚」不过是正言若反罢了。总的来看，这首诗最引人注目的是：前面四节
以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结构，在语义指涉的层次上，不断重叙杜甫及其所揭示的
「伟大艺术」的力量，清晰、生动而绝不暧昧，不断出现可以辨认的标示词，但在最后
一节，却以出人意外的猝然转折收尾，极大地扭转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它运用一种类似
于「浪漫反讽」(romantic irony)的叙事艺术53，对于艺术的限度、历史的狡计和诗篇
本身的意义系统进行了彻底的自我解构，最终展示出一种指向写作自身（有关诗歌的起
源、目标、意义和功能）的「元诗」意识，也凸现出西川具有一种把对抗的、游移的、
异质的、离心的叙事元素纳入到诗歌结构中的超卓的能力。 && 　　&杜甫&取材于历史故事，是否意味着它纯粹是为了发抒「思古之幽情」呢？在一篇
访谈录中，西川毫不客气地批评道：「现在有个误区是，我这东西之所以是当代的，就
因为我写了当代社会。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会。所谓当代写作，应该是他整个的意识、
观念是当代的，而不是写的什么是当代的。比如我写一个下岗工人，我可能那写法完全
是19世纪的写法。我写的中国古代的一场宫廷斗争，我可能完全是当代的观念。」、「
最重要的是观念的变化，而不是素材。一个作家尤其不应该被素材牵着跑。那种靠写当
代生活进入当代写作的想法，完全是投机取巧。」54 据此观念来推导，&杜甫&虽是历史
题材，但在诗歌精神上应该属于「当代写作」。进而言之，如果不满足于新批评式的文
本分析，而尝试将&杜甫&置于八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和诗歌的三重语境中来观察，则可
能会有更多收获。一，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改革过程在一九八九年达到一个临界点，「中
国社会在国家权力结构的延续形式之下推动了激进的市场化过程，并在这一国家的政策
主导之下，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者」55，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权力
市场化、失业率增加、社会保障的丧失、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的
扩大以及其它社会分化的现实。伴随着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动以及国内经济结构
的转型，是社会上大量出现的有关「读书无用论」、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明星走穴
、官员腐败、知识贬值的民谣和顺口溜，这见证了中国在社会价值观方面的重大转变；
作为消费欲望指标的商业广告增长率--1979年全国广告营业额为1500万元，1989年则激
增到20亿元--则明白无误地预告了一个消费时代的到来56。这对于文学的创作和消费都
产生了负面的冲击：低收入的实验诗人居于经济金字塔的中下层，诗歌志业被严重挫伤
了热情，诗人黑大春被迫过着一种波西米亚式的流浪生活，规模最大且拥有全国性网络
的《现代汉诗》季刊只能每期发行250本57。诗人西渡以过来人的身份沉重地回顾道：「
八十年代末内许多诗人视为一个重要关口，一代诗人在此面临着抉择。」5824岁的西川
正在新华社工作，面临着这种席卷一切的市场化和世俗化浪潮，究竟该何去何从？他重
溯国史，发现杜甫，看到的是诗人在恶劣的生存现实中对于职业操守的坚持（「把那么
多悲苦转化为歌吟」），诗人的抒情声音如何抵抗着一个「晦暗的时代」、灵魂宛若一
朵迟开于长安的「磅礴，结实，又沉稳」的牡丹，「伟大的艺术」如何超越了世俗权柄
和政治暴力而起到保存「文明」、护卫「山河」的神奇效果。可以说，在对于文学的价
值、目标和终极意义产生了深刻的困惑和焦虑的氛围中，西川写作的&杜甫&以庄严凝重
的诗化陈述响应了时代的变化和问题。二，与社会变革几乎同时发生的，乃是文化界掀
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强势思潮，一种志在截断历史记忆、超越民族文
化樊篱、融入西方主流的冲动和期待，宛如「五四」思想的言犹在耳。锺叔和主编的《
走向未来丛书》，曾小雅主编的论文集《走向世界文学》，刘再复与林冈合着的《传统
与中国人》以及苏晓康等人撰写的反响极大的《河殇》电视剧本，莫不透露出一种在中
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内「理想化地」描述西方（主要是美国）的话语实践(discursiv
e practice)，一种西方主义的思维形态和价值判断59。相形之下，西川有意自喧嚣混乱
的时代主旋律中抽身而退，回望伟大的历史传统，塑造出「杜甫」这个凝聚着深厚的「
本土」文化资本的形象，对于盲目反传统的西方主义思潮显示了一种颉颃对抗的文化姿
态。三，&杜甫&展示的「中年写作」的文体风格辩驳了盛极一时的以「青春写作」为旨
归的朦胧诗，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实至名归地为九十年代诗歌（「本土气质」、「知识分
子写作」、「个人写作」60）起到了筚路蓝缕的先行者的作用。80时代中期，西川不满
于粗糙肤浅的、极端口语化、平民化的诗歌风潮，提出了不免招人非议的「知识分子写
作」的说法，看重诗歌写作的知识因素和技艺修炼，追求优雅、沉思、矜持的学院派倾
向，同时毫不含糊地揭示了「诗歌精神」的内涵：「一方面是希望对于当时业已泛滥成
灾的平民诗歌进行校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表明自己对于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正统文学和
以反抗的姿态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朦胧诗的态度。」61&杜甫&渴望的 「伟大的艺术」虽然
出自于向善的伦理却「趋向于纯粹」，这种艺术精神以杜甫「从未听说过的」济慈和叶
芝以及西川服膺拳拳的庞德和博尔赫斯为代表，从而不仅与杜甫及其所代表的传统伦理
主义诗学（「文以载道」、「诗言志」）分道扬镳，也对八十年代的以营造国族神话、
附着于意识形态而知名的朦胧诗潮，显示了一种含蓄婉转不过依然有力的辩驳姿态。同
时，也值得注意的是，与同时代诗人的热情洋溢的「青春写作」相比，西川的&杜甫&以
及&广场上的落日&、&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等等一上来就显得圆融、睿智、从容、节制和
理性，带有阅尽沧桑后的「中年特征」，以至于刘纳情不自禁地感叹：「西川几乎没有
过诗的青春和青春的诗」、「西川诗一开始就拥有成熟的气度」62尽管诗人此时只有25
岁！要知道，有意逃避激情的宣泄本来就是西川的一贯追求63。同时也应看到，&杜甫&
固然消解了朦胧诗的国族神话及其意识形态而注重个体生存境遇的反思，但并没有流于
「个人的小小悲欢的玩味」或者「对小小的自我的无休止的抚摸」，而是遵循着类似于
艾略特「非个性化」诗学的原则64，在自我与时代的关系调整中认识自我，最终指向的
是一种普遍性的、永恒性的、超越性的精神主题。这两者奇妙地并行不悖甚至互相支持
，辩证统一，印证了他关于诗歌精神的看法：「过于私人化的东西难免令我怀疑。它们
虽然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但它们毕竟缺少文明所需求的普遍性，它们存
在的意义绝超不出社交社交生活的圈子。」65 && 　　四、廖伟棠：戏仿诗圣为哪般？ && 　　经过跨越半个世纪（）的想象和重构，「杜甫」这个文化符号在不断转换
(shift)的历史语境中展示出不同面貌，也吁请人们对历史生活和当下境遇的互动，作进
一步思索。然则，在另一个新千年莅临之际，既受制于冯至、杨牧和西川这三代诗人的
强势影响，后之来者又该如何「变奏」杜甫、另辟艺术的新路？在一批接力者当中，最
引人注目者，当是香港诗人廖伟棠。廖1975年生于广东新兴，1997年移居香港，2001-20
05年旅居北京，曾有《永夜》、《随着鱼们下沉》、《花园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园》、
《手风琴里的浪游》、《波希米亚行路谣》、《少年游》等诗集行世。2000年10月，廖
伟棠改编李白、李商隐、苏东坡、柳永、姜夔、张炎等名家诗词，创作出&新唐宋才子传
&组诗，其中的「杜甫」有如此形象-- && 　　我出差到一些古怪的地方，为了公司
　　将要倒闭之前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常常一个人走出那些好像废墟的火车站，
　　时代像晚点的火车，在我背后悲哀地高声叫喊。 && 　　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乃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名公司职员（我们不久就会看到
，这个「我」同时还兼有诗人的身份），外出公干，违心地参与欺诈活动，也感受到中
国在一个急剧变革时代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状态（如诗句「好像废墟的火车站」所暗示）
。反讽的是，一千三百年前的「诗圣」在这里悄然走下神坛，转生为一个辛苦谋生的现
代人，他不是帝国暴力的牺牲品而是市场逻辑的受害者。接下来，时空挤压的幻象(hall
ucination)在他眼前突然闪现-- && 　　有时我看看天空，一个幻景：在一片清泉和白沙上
　　鸟儿来回的飞，像急速的风翻动我手中的文书。
　　当我穿过这城市那些汹涌、潮湿的人群，
　　我的孤独就像最后一片落下的叶子。 && 　　杜甫&登高&诗的名句「渚清沙白鸟飞回」所揭示的自然景观，被置换成现代人置身
其中的空洞而变幻的都市漩涡，「文书」的隐喻确认了「我」的职业身份，也形象地映
照出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的尴尬。这个身心分裂的文员疲惫地穿过都市的汹涌人潮（「潮
湿」一词很可能来自美国诗人庞德&纽约地铁站&中的著名意象），他实在无力想象杜诗
的「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开阔壮丽的视觉画面，而是虚弱地退缩到内在的世界，痛切地
感到孤独感恍若一片单薄的树叶无声飘落。在艺术地转化个人日常经验的过程中，廖伟
棠使用的「历史化的诗学」以叙事性作为主要技法，不动声色地带出了深厚、细腻的历
史内涵：这其中包括了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商业资本主义的利润神话、乡土经验
的不断流失、传统文化符号的灵氛66的消逝、以个体与时代的紧张关系作为现代世界的
结构特征，等等。传统意义上的杜甫形象，虽然有不旋踵而至的巨大灾难，但是却能够
以苦心编织的诗歌文本抗衡生命创痛，在肉身不断趋于毁灭的过程中悲剧性地凸现生命
的庄严宝相，那么，廖伟棠的「杜甫」故事是否继承了这一点呢？在第三节，诗人写道-
- && 　　在北方的新经济开发区住着我的妻子儿女，
　　他们经常在长途电话里关心我的工资。
　　我也想象我许多神秘的同事他们那样
　　在江水中一走了之，可我跨不过秋天生锈的铁轨。
　　我病了，我在医院的酒吧演讲，像在念诗：
　　磅礴的气势吹卷起一片没人穿着的白衣。
　　我愤怒地对着躲起来的医生大骂：
　　「你已经把我的肺堵塞，现在还要打烂我的酒杯！」67 && 　　这样一个「杜甫」简直带有几分「现代英雄」的特色：面临着生存的巨大压力，犹
疑困苦而又不乏调侃和幽默，心中涌起了一波反抗的、却又注定失败的自杀冲动，但旋
即又卑琐地萌生出贪生之念，在精神频临崩溃的边缘作出了乖张滑稽的行为（「在医院
的酒吧演讲」），但因为符合「诗人」的身份所以又吊诡地显得「合情合理」。更加荒
谬的是，病人在医院接受的不是诊断和治疗而是规训和惩罚（病人的「肺」被堵塞）！
诗歌结尾的「疯话」值得比较分析。众所周知，杜甫&登高&的「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
新停浊酒杯」诗句，所表达的是「诗圣」的肉体和良心饱受家国灾难的折磨，辗转流离
，穷愁老病（肺痨第三期），新近被迫自行中止了长期酗酒的癖好；但经过廖伟棠故事
新编的现代「杜甫」，作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却在癫狂的咆哮中向世界发泄着令
人啼笑皆非的敌意和怨愤！传统「杜甫」的神圣光环在此层层褪尽，而代之以颓废、伧
俗、猥琐、癫狂的面目出现，其中蕴含的纸背深意难道不值得人们思之再三吗？ && 　　廖伟棠之&杜甫&最为晚出，它与冯至、杨牧、西川的同类作品相比，有一些明显的
相似性：他们一致注意到老杜之写作与人生间的互动，也同样对于诗歌形式有严谨的经
营，当然，廖诗在审美方面的青涩拘谨也清晰可见。不过，更大的差别同时也呼之欲出
。这不仅体现在冯至和西川致力于抒情笔意的运用和神性光辉的彰显，而杨牧和廖伟棠
则对于「叙事性」原则与「人间性」形象体现出浓厚已极的兴趣，更在于廖诗有一种不
可忽略的精神气质：它解构了传统「杜甫」形象中的宏大叙述（「诗史」对于时代的全
景式鸟瞰）和圣人情结（「诗圣」对于礼乐秩序的持守），描绘出诗人在资本与市场步
步侵凌的文化空间中所难以直面的一系列窘境：落魄、孤独、疾病、贫穷、疯狂、自杀
。「杜甫」这个符号隐喻所投射的，已不是八十年代中国的那种「诗歌崇拜」的热潮而
是后期改革阶段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和问题，那种让人难以直面的「诗歌死
亡」的文化现实68。美国学者哈桑指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趋势具
有一个连贯性的模式(coherent pattern)，在此模式中，人们可以辨识出「对于知识与
权威的一种荒谬的(ludicrous)、悖逆的(transgressive)、解构(deconstructive)的方
法，一种反讽的(ironic)、戏仿的(parodic)、反思的(reflective)、怪诞的(fantastic
)瞬间意识」69--廖伟棠的「杜甫」正具有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痕迹。进而言之，廖的艺术
构思也与新历史主义学说有暗合之处。传统史书和文人笔记中的杜甫叙事，在前现代的
知识源流中具有不证自明的唯一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按照海
登·怀特的解释-- && 　　「叙述」被认为是历史事实的一个中性的容器，一种话语模式，天然地适用于直接
再现历史事件；其次，叙述历史往往使用了所谓自然的或者普通的而非技术性的语言，
既用以描述它们的主体也用以讲述历史；第三，历史事件被认为是由一连串真实的或者
活生生的故事所构成--它们只是有待于被揭示出来，或从证据中被提取出来并且展示在
读者面前，让它们的真相立即地、本能地被承认。非常明显，我将把这种有关历史讲述
与历史真实之关系的看法视为是简单化的(naive)或者至少是理解错误的(misconceived)
。故事，象事实陈述一样，是语言实体，属于话语的秩序。70 && 　　既然历史叙述犹如文学虚构，同样需要编织情节(emplotment)和二度创造，也必然
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的话语宰制，这势必颠覆了官方的正史记载或传统叙事的
霸权结构，凸现出历史诠释者的当代性、主体性和创造性。「杜甫」出自于廖伟棠之逆
写、重释与虚构的「苦天使」人物系列，何谓「苦天使」？作者有如下一段自我剖白-- && 　　我的苦天使，也许是这样的天使，在冰雪中炽热，乃至赤条条，乃至五内俱焚，抉
心自食，惊觉其味焦苦，然而从远处望来，只见我光明的模样。这本诗集里&今生书&所
呼应的杜甫，&沃罗涅日情歌&所忆念的曼德尔斯塔姆，&一个女密谋家的下午&所依借的
秋瑾，&玻利维亚地狱记&里的韩波、格瓦拉，他们都是，苦天使。死于萧瑟寒江上，刑
场上，死于热病、子弹，为理想而受难。这本诗集，献给他们。是的，「更多的人死于
心碎」，但现在我们需要是深深的坚忍，然后才能谈论日后的工作。诗者，尝在口中是
蜜，腹中却是苦涩，仍然值得感谢。71 && 　　换言之，廖伟棠虽然使用古今错置、故事新编的后现代手法，戏仿杜甫，庄谐并出
，但带出来的却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主题：当代中国的大转折和诗人的命运流转。当然，
这个「杜甫」想象也有作家的「本事」在内：廖伟棠生活清贫，经营过书店，当过编辑
，为谋生而从事摄影，靠稿费和奖金过生活，被称为「非典型另类波西米亚诗人」72纵
使如此，他依然把杜甫奉为「超越诗歌的精神导师」之一，他如此陈述这一私人传统：
「杜甫的确是模范，他通过他的写作告知我们：诗歌不是无意义的、存在也不是无意义
的，暴政、灾难、厄运、死亡并不能战胜精神的高贵。即使不是诗人，也能在他的作品
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明示。他是孔子最重要的传人，他和孔子一样能成为你所说的『核心
』，最关键的是他坐言起行，用他的一生和一生的作品『体现』了那个时代其矛盾、其
苦难、其混乱以及其尊严。」73诗歌写作不仅成为抵抗暴力、苦难和死亡的工具，也是
混乱年代的个体生存的意义根据，古今诗人跨越历史时空而展开的心灵对话，于此找到
雄辩的证词。可以说，置于后天安门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来观察，廖伟棠的&杜甫&正是以
解构、反讽和戏仿的独特方式，向这位「重生」于现代的诗圣致敬74。 && 　　结 语：\"一杜各表\"与记忆的政治 && 　　在官方的传记资料和后世文人的叙述中，杜甫形象具有几个醒目的「极点」：其一
，儒家礼乐文化价值的传道士，代表着混乱时代的良心；其二，以肉身受难成就艺术辉
煌的文化英雄；其三，相信艺术具有介入历史变革、改变生存现实的魔力的功利主义者
；其四，诗歌竞技场上的修辞卓越的匠人--这几个方面经过历史层积，拼凑成一个轮廓
清晰的形象「体系」，一个凝聚着稳定意义的文化符号。杜甫及其诗歌遗产催生了现代
诗人的灵感。上述四篇作品均以杜甫为中心人物，写作时间分别是、1989、2
000年，地点分别在中国昆明、美国西雅图、北京，各自涉及到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几个重
大历史事件：中日战争、华人知识分子的离散海外、朦胧诗时代的蓬勃、以及进入后期
阶段的中国改革。每一个诗人都从一己的现实处境出发去观照历史人物，在跨越时空的
历史诠释之中渗透着当下的境遇意识。杜甫对于时代苦难的自觉担当及其高超地把个人
苦难转化为璀璨艺术的历史形象，受到四位诗人的一致礼赞；诗歌作为一种优雅的艺术
，它理应在语言、形式、格律等方面被给与苦心经营，这种看法也在四人的语言实践上
得到落实。但仔细玩味，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杜甫作为「诗歌烈士」的一面，撇除其
它几个极点，并结合着个人际遇、当下的境遇和历史生活，不断塑造出新的杜甫形象。
大体说来，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新千年伊始，由冯至而杨牧而西川而廖伟棠的历史叙
事，「杜甫」形象一步步发生微妙的缩减、转化和变形，越来越脱离宏大的历史叙事而
带有「历史个人化」的私己性，越来越从外在的政治层面的关注转向内心复杂感受的刻
画，甚至以不乏后现代色彩的「故事新编」出之。相应地，四位诗人之压在纸背的的写
作意图也各不相同。从塑造出一个用存在主义观念改造过的杜甫用以纠正时代的精神状
况、最终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蓝图，到出于漂泊离散的个人际遇而强调晚年杜甫
之「飘荡的生涯」、借助于历史想象而为故国文化招魂；从把古已有之的历史循环论进
行现代体认进而执着于回归个体存在的内心，从而对于后朦胧诗时代的总体风格提供证
词，到基于后现代主义历史情境而戏仿杜甫，全面瓦解古典世界的意义系统和写作规范
：我们恍然见证了杜甫形象的一次次变奏。至此，杜甫的现代接受史已大致定型：一方
面是「体系」崩解、「意义」流散，另一方面却是「体系」重建、「意义」增生--这乃
是一个双向互动、符号流通的过程。但是，我把四个诗篇合而论之，却并非为了强调历
史因果律的必然以及晚出作品的美学优异性，毋宁说，我的意图在于：特意把\"杜甫\"这
个文化符号放回多重语境的交叉地带以及广阔的历史视野之中，辨识\"思想方式\"与\"社会
境况\"之间的互动。如果我们愿意普遍接受\"诗歌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这种立论方式的话，
那么，考察思想方式的社会起源，就是此项研究的重心所在。 && 　　不管依靠怎样当代的、后设的和个人化的表述策略，每一个版本的「杜甫」都是催
生于既定的境遇意识，都是历史与当代不断对话、互相诠释的产物。因此，它们超越了
「诗与真」话题上的本质主义成见，而与那个曾经流传于历史之上的独一无二的「杜甫
」，保持着唯一的「解释学关联」，这就是「一个杜甫，各自表述」！ && 　　（原载美国《今天》2008年春季号，此为修订稿） &&&& 　　注释： && 　　1 这种趋势在近年来稍有改变，主要证据是吴兴华、林庚、朱英诞、罗大冈、沈宝
基等一批具有新古典主义倾向的诗人被重新发现以及学者们对于「新格律诗」的持续不
断的讨论。 && 　　2 「历史意识」概念来自艾略特反响巨大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参看T. S.&& Eliot, \"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 in his The Sacred Wood: 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 fourth edition (London: Methuen, 1934) ；中译参李赋宁译
注《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页1-11。 && 　　3 有关「诗史」作为中国诗学中的重要概念以及杜甫「诗史」之誉的来龙去脉与具
体内涵，历代学者均有诠释、辨正和发挥，参看黄自鸿&杜甫「诗史」定义的繁衍现象&
，载台北《汉学研究》第25卷第1期（2007年6月），页189-220。 && 　　4 宋人林亦之云：「杜陵诗歌是图经」，今人陈贻焮、葛晓音也肯定了杜甫对于王
、孟山水诗的发展。 && 　　5 Stephen Ow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83; 中译本参看宇文所安着、贾晋华译《
盛唐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页210。 && 　　6 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1-2. && 　　7 诗人西渡也注意到这个现象的存在：「近年来，杜甫很受一些诗人的推崇。杜诗
的诗史性质和精湛的叙事技巧，为当代诗歌的叙事性提供了经典性的榜样。在文言诗歌
和白话诗歌的关系史上这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参看氏着&历史意识与九十年代诗歌写作
&，见孙文波、臧棣、肖开愚编《语言：形式的命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页322。西渡所指陈的这批诗人可能包括肖开愚、黄灿然，甚至我个人觉得就叙事性的
重视而言，活跃在2000年以来诗坛上的廖伟棠也可以划入这个名单中。但我这里所关注
的不是杜甫的具体诗歌技艺在后世的影响而是杜甫被重新发现的文化政治因素，即，历
史处境和当代生活如何构成了诗人的精神危机从而在文本层次上催生出一己之杜甫形象
。 && 　　8梁晓明&杜甫传第二十七页&，见周伦佑选编《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后现代主义
诗歌》（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页72-73；肖开愚&向杜甫致敬&，见《肖开愚
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黄灿然&杜甫&，见《星星》上下半月合刊，2
004年第3期；叶维廉&杜甫草堂二折&，见《诗刊》上半月刊2004年7月号；周瑟瑟&向杜
甫致敬&，见《十七年：周瑟瑟诗选》（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叶延滨&重访
杜甫草堂&，载《人民日报》 日 第8版；余光中&草堂祭杜甫&，见中国诗歌
网上的专文&余光中草堂朝圣&（&& ）。 && 　　9 詹明信著、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7。 && 　　10 此乃美国汉学家李文森的著名比喻，参看《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Joseph&&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0。 && 　　11 冯至&杜甫和我们的时代&，原载昆明《中央日报》（日），收入《
冯至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页1-5。 && 　　12 冯至&答《文史知识》编辑问&，见韩耀成主编《冯至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
出版社，1999），第6卷第14页。 && 　　13 冯至《十四行集》（桂林：明日社，1942年）之十二，页。 && 　　14 冯至&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载重庆《战国策》第17期（日）。 && 　　15 杜甫对冯至当然有艺术思维和写作技法上的影响，但我在这里着眼于两者在精神
气质上的共通性而不是技术层面的考虑。 && 　　16 冯至&工作而等待&，收入《冯至学术精华录》，页486-492。 && 　　17 冯至&里尔克--为10周年祭日作&，载上海《新诗》第期（1936年）。 && 　　18参看&冯至致鲍尔信三十一封&，韩耀成译，载北京《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
至于存在主义哲学与冯至作品的关系，解志熙的《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增订版）仍是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研究。 && 　　19 冯至&决断&，载《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47年8月），页197-198。 && 　　20 冯至&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载天津《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1期（1946年8月
18日）。 && 　　21 转引自陆耀东《冯至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页217。 && 　　22冯至在日的日记中即已草拟了《杜甫传》内容提要，但在酝酿过程
中苦于身边没有一本杜甫全集，恰巧西南联大历史系学生丁名楠持《杜少陵集》相让，
时间在日（参看&昆明日记&，载《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页43、56）
。《杜甫传》的正式写作在1946年7月左右。 && 　　23 冯至&论历史的教训&，见《冯至学术精华录》，页206、208。 && 　　24 冯至&歌德与杜甫&，页《冯至学术精华录》，页400。 && 　　25 《冯至全集》第5卷，页265。 && 　　26 参看冯至&杜甫在长安&，载《文学杂志》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安史之乱
中的杜甫&，载《文学杂志》第2卷第12期（1948年5月）；&从秦州到成都&，载《文学杂
志》第3卷第2期（1948年7月）；&杜甫的童年&，载《文学杂志》第3卷第3期（1948年8
月）；&草堂前期&，载《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杜甫在梓州阆州&，
载《文学杂志》第3卷第6期（1948年11月）；&杜甫的家世与出身&，载《小说》第3卷第
3期（1949年12月）。 && 　　27 A. R. Davis, Tu Fu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Inc. 1971), p. 150. && 　　28 譬如，在《杜甫传》的结束语中，冯至写道：「杜诗思想之伟大，首先表现在贯
穿于全部诗篇的高度的人民性上」、「杜诗思想之伟大，还表现在强烈而深沉的爱国热
诚上」、「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使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达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 && 　　29 质量优异的单个「诗篇」在数量上和时间上反复累积，使得最后结集而成的整个
「诗集」获得符号资本，但透过印刷行为而造就的整个「诗集」却不能反过来把符号资
本平均配置给单个「诗篇」。在此意义上，「名著」的声望依赖于「名篇」的先期形成
，而「名篇」却可以脱离后起的「名著」而独立存在。经过六十余年的时光淘洗，《十
四行集》成为新诗经典，但不能保证其中的每一个诗篇都获得同样声誉，后者需要历史
的机缘、理论的照明和读者的介入。另方面，经过几代学者的阐释，《十四行集》被塑
造出来的整体形象是：对于「日常经验」的重视和「诗化哲学」的追求。取材于历史题
材的《杜甫》显然不符合读者对于《十四行集》的「期待视野」，因为它既缺乏「日常
经验」也不像诗集中的其它名篇那样洋溢着「诗化哲学」的风貌，所以，它虽然被编排
在诗集中但却无法从诗集的符号资本上获得「承认」。 && 　　30 杨牧：《瓶中稿》（台北：洪范书店，1975），页109-110。 && 　　31 Michelle Yeh & Lawrence R. Smith trans. and (eds.), Introduction to&& No Trace of the Gardener: Poems of Yang Mu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xx. 关于杨小滨对这本诗集的评论，可以参看Xiaobin Yang && 　　CLEAR 24 (Dec. 2002): 212-213 && 　　32 Kenneth Burke, Counter Statement (Los Altos: Hermes, 1953), p. 125；转
引自梁秉钧&从辛笛诗看新诗的形式与语言&，见王圣思选编《「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页170。 && 　　33 杨牧、郑树森编选《现代中国诗选》Ⅱ册（台北：洪范书店，1989）。 && 　　34 关于杜甫流亡南方期间所作诗篇的细致分析，可以参看Davis R. Mc Craw,&& Du Fu's Laments from the South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1992). && 　　35 参看杨牧：《瓶中稿》自序。 && 　　36 参看杨牧：《瓶中稿》后记。 && 　　37 叶维廉&语言的策略与历史的关联--五四到现代文学前夕&，收入氏著《中国诗学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页222-223。 && 　　38 杨牧&柏克莱&，收入氏著《杨牧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5
），页277。 && 　　39 杨牧&现代的中国诗&，收入氏著《文学知识》（台北：洪范书店，1979年），页
6-7。 && 　　40 姜涛&被句群围困的巨兽之舞&，见洪子诚编《在北大课堂读诗》（武汉：长江文
艺出版社，20002）。 && 　　41 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载长春《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 && 　　42 西川&杜甫&，见《西川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43 西川&命中注定的迟到者&，见黑大春编《蔚蓝色天空的黄金：诗歌卷》（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页262；简宁&视野之内--西川访谈录&，见肖开愚、臧
棣、孙文波编：《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页318。 && 　　44 西川&诗歌炼金术&，见《蔚蓝色天空的黄金：诗歌卷》，页235。 && 　　45 西川&通过解放过去而解放未来&（
）。 && 　　46 西川&命中注定的迟到者&，页264。 && 　　47 简宁&视野之内--西川访谈录&，页304。 && 　　48 西川&命中注定的迟到者&，页264。 && 　　49 转引自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页367。 && 　　50 简宁&视野之内--西川访谈录&，页299。 && 　　51 宗教感在西川那里有个人际遇的原因，他回忆说：「我一入大学，读的第一本书
就是《圣经》。因为在这之前，《圣经》也是禁书，在中学读不着。我一进大学，就发
现开架阅览室里有一本，是复印的。《圣经》可能培养了我的某种宗教感、对宗教的兴
趣，后来我从这种宗教感里退出来的时候，发现宗教依然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简宁
：&视野之内--西川访谈录&，页317。荷兰汉学家柯雷也指出西川和陈东东乃是\"具有形
而上倾向的诗歌献身者\"，See Maghiel van Crevel, Language Shatter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 (Leiden, The Netherlands: Research&& School CNWS, 1996), p. 93. && 　　52 西川多次表达有关宿命和命运的看法：「诗人如不在神恩笼罩之中，则必须在命
运的高度说话」、「熟悉各种命运的人，有一种命运熟悉他」、「我们可以解释很多事
情，但是任何时候我们对于任何事情都无法加以清晰的解释。放弃了对命运的猜测，等
于放弃了天空和打大地」、「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在命运的笼罩之下，诗人必须将其个
人恩怨和伤感降低到最低限度，或者干脆抛诸脑后，从『个我』走向『他我』，继而走
向『一切我』」。 && 　　53「浪漫反讽」乃是一种特殊的反讽形式，即全诗作夸大陈述，而在结尾时点破其
虚妄，「慷慨陈词之后用取笑颠覆之」。 参看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文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页190-192、226。 && 　　54 简宁&视野之内--西川访谈录&，页32。 && 　　55 汪晖&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
与现代性问题&，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2期（2001年6月）。 && 　　56 转引自陈大为&裂变与断代思维--中国大陆当代诗史的版图焦虑&，载《新诗评论
》第4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页64。 && 　　57 参看奚密&死亡：大陆与台湾地区近期诗作的共同主题&，《诗探索》1994年第3
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页44。 && 　　58 西渡&历史意识与九十年代诗歌写作&，页319。 && 　　59 For a through treatment, see Chen Xiaomei,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7-48. && 　　60 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载广州
《花城》1995年第5期。 && 　　61 陈超&从「纯于一」到「杂于一」--论西川晚近诗歌&，见贵阳《山花》2007年第
4期，页131。 && 　　62 刘纳&西川诗存在的意义&，见《诗探索》1994年第2期，页76、79。 && 　　63 西川本人有过如此坚定不移的自述：「必须培养想象的激情，但不应宣泄激情，
而应塑造激情」，他甚至在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观察情感/智慧并且视之为性别差异在文学
上的一个固定显影：「让女人去表达他们的情绪，让男人去表达他们的智慧」，他还对
硬朗的诗质表示出深切的敬意和召唤之心：「强大、结实的诗歌之美反对虚假、伤感的
诗歌之美」，参看西川&诗歌炼金术&，页234。 && 　　64 西川拒绝在诗中直接流露个人经验，听来仿佛艾略特和叶芝诗学的遥远回声：「
92年之前，甚至一直包括现在，个人生活还不太直接进入诗歌。那一天我还跟人开玩笑
说，谁要从我的诗歌里找到我的传记素材那是妄想」、「属于我自己最隐蔽的那些经验
，我可能不大去写它。也就是说写作时永远会带着面具。」参看简宁&视野之内--西川访
谈录&，页300。 && 　　65 西川&命中注定的迟到者&，页260-261。 && 　　66 「灵氛」（aura）是德国美学家本雅明在文化批评领域中使用的一个词汇，用以
描绘艺术品与其原生环境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艺术品与观赏者间始终存在的一种观照的
距离、艺术品的独一无二性和不可复制性。参看本雅明著、王才勇译《摄影小史：机械
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对此概念的详细分析，参看
张德明：《批评的视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页177-178。 && 　　67 廖伟棠《苦天使》（台北：宝瓶文化出版公司，2005）。 && 　　68 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召开的一次题为「当代诗歌的新世代：大陆与
台湾」座谈会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系的奚密教授问道：「当代诗歌面临着巨大
的生存危机，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有在座的诗人悲观地表示：「如同宇宙毁灭乃是
无法改变的宿命一样，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大意如此） && 　　69 Ihab Hass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xvi. && 　　70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7-8. && 　　71 参看廖伟棠《少年游·自序》（成都：四川天地出版社，2006）。 && 　　72 主要参看以下两篇文章的采访：吴牧青&不苦的诗，自由的字与影--非典型波希
米亚文人廖伟棠&，载台湾《破报》电子网站（）；马骅&靠
稿费和奖金生活的诗人--访廖伟棠&，载深圳《诗生活》电子网站（
e.com/magazine/2000_10/zhuanfang.htm）。 && 　　73 木朵&左翼诗人廖伟棠访谈--诗去质问、阐明、判断诗人之心》，载北京《乌有
之乡》电子网站（）。 && 　　74「戏仿」(parody)乃是后现代艺术的一个最主要的认知模式、结构原则和艺术手
段。有学者指出，反仿一词具有源远流长的生成和变化的过程，她对于反仿的词源学、
喜剧方面、读者接受、反仿者的态度、一般反仿等进行了相当有说服力的历史分析和理
论辩驳，并且区分出了与反仿接近的其它形式譬如滑稽模仿(burlesque)、歪曲(travest
y)、戏谑(persiflage)、剽窃(plagiarism)、戏弄(hoax)、混成模仿(pastiche)、引录(
quotation)、反事实(contrafact)、反讽(irony)、后设小说(meta-fiction)等等的差异
，还细致地梳理了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接受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批评流派
对于反仿理论的重大发展，参看Margaret A. Rose, Parody: Ancient, Modern, and&& postmodern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也有研究者认
为，推而广之，「反仿」实为一种无处无之的人类的基本的思维方法和文化实践：「反
仿并不限于文学作品，甚至也不限于文本媒介，它超越了所有已知的文类疆界，以至于
在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中都有反仿的存在，不管是美术还是广告，时装还是电影，诗歌
还是政治，科学还是歌曲，叙事作品还是新闻报导。」参看Beate Muller (ed.),&& Introduction to Parody: Dimensions and Perspectives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Rodopi, 1997), p. 4. &&&& --
为道者日损。 &&&&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125.3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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