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让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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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弘扬湘学优良传统，服务核心价值观构建-----湖南日报数字报刊
第17版：理论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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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湘学优良传统，服务核心价值观构建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一脉，千年湘学承继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承载着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责任。湖南省湘学研究院约请省内相关专家学者撰文，阐析如何弘扬湘学优良传统，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本报今天摘发他们的观点，以期为我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氛围、提供启示。&&&&&&近代湘人的担当精神与爱国情怀&&&&□刘建武&&&&忠诚、担当、求是、图强是湖南精神的表述语，其中担当为湖南精神的特质，彰显湖湘文化的精髓。《现代汉语词典》中，担当的意思是接受并负起责任。近代以来湘人就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担当精神的深刻内涵。&&&&近代湘人的担当精神体现为强烈的国家责任感。湖南是内陆省份，既不是对外开放的门户之地，也不是通江达海的要冲之所，更非繁华富庶之区，但是湘人却对国家前途和命运有强烈的责任感。蔡元培曾在《论湖南的人才》中写道：“湖南人敢负责任。”陈天华疾呼：“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在担当精神鼓舞下，近代湘人将自己对故乡的深厚情感延及华夏大地，进而成为国家救亡图存的中坚力量。&&&&近代湘人的担当精神体现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近代以来，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湘人以强烈的使命感参与其中并引领其走向，推动着历史车轮前行。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到倡导洋务运动的曾国藩、左宗棠；从积极投身戊戌维新的谭嗣同、熊希龄，到勇挑资产阶级革命重担的黄兴、宋教仁，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为杰出代表的大批湘籍共产党人，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近代湘人的担当精神体现为勇于献身之精神。自古以来，舍生取义就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然近代以来，湘人为了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视洒热血、抛头颅为司空见惯之事：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年近七旬的左宗棠抬棺出征；谭嗣同从容就义，成为为变法流血之第一人；陈天华、杨毓麟、姚宏业不惜蹈海而死，敲响警世之钟。等等。为了完成历史使命和承担国家责任，近代湖南人敢于赴汤蹈火，临深渊、履薄冰亦毫不退缩，哪怕需要以生命为代价。&&&&在担当精神的驱使下，近代湘人不仅有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更有为承担国家责任和时代使命而勇于献身之精神。正是这些元素，构成了近代湘人特有的爱国主义情怀，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省湘学研究院院长）&&&&弘扬湘学精粹&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曹新&&&&湘学是多元一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和基础之一。&&&&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的千年湘学，历史悠久。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湖南一直是最可信的神农故地，具有最浓厚的炎帝文化氛围。《周易·系辞》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种先贤的哲学理念，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精神，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这些性格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使湘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一是极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强调经世致用，理论联系实际；二是极为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有着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三是海纳百川、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勇于担当、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千年湘学这些基本精神要义，像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勇于担当，开拓创新等等都具普世价值，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异曲同工，出于一辙。直到今天都具有普遍意义和时代价值，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湘学蕴含鲜明的变革精神和开放意识，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具有相对稳定性，同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创新。湘学不仅是一个变革的文化，同时还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变革就是要变要改革，要变要改革必须对外开放，要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变革求新走向世界的湘学应当成为当今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重要源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千年梦想，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期盼。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理应着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弘扬千年湘学中的开拓精神和开放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湖南省湘学研究院学术顾问）&&&&举起爱国图强的湘学旗帜&&&&□汤建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那么，湘学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在哪里呢？我认为，爱国图强的精神特质就是湘学传统的根本。梳理数千年湘学传统之源流，不难发现：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湖湘儿女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创造了光彩夺目的湖湘文化，铸就了举世闻名的爱国图强精神。这条精神主线贯穿湘学传统始终，是湘学传统的灵魂和旗帜，是湖湘儿女共有的精神气质和不懈追求,激励着一代代湖湘子弟奋勇向前，谱写出了湖湘文化乃至华夏文明进步的精彩篇章。这面精神之旗，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湘学绵延数千年，其独特的爱国图强精神特质已经成为湘人最持久、最深层的文化基因，植根湘人内心，这面精神之旗承载着湘人的精神追求，潜移默化影响着湘人的言行举止。特别是湘学传承这种精神特质时呈现出极其鲜明的特征。我认为，恰逢盛世兴起湘学热潮，高举爱国图强的湘学旗帜，为改革攻坚凝聚共识共为，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大力弘扬：一是始终忠诚不屈，二是始终强调修齐平治，三是始终乐于奉献、敢于牺牲。&&&&（作者系省社科联副主席、研究员）&&&&&湘学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王继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以来艰苦卓绝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探索的总结；同时，它也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湘学是湖湘学术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几千年来湖南人生存与奋斗所积淀的传统与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因此，作为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也体现了湘学精神。&&&&倡导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历代先进的湖南人追求的价值目标。特别是近代以来，湖南的志士仁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变革，欲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变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尤其是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为代表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真正迈向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复兴之路。&&&&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湘学所代表的湖南人、特别是百年来湖南先进人士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维新运动时期的谭嗣同，可以说是其杰出的代表。谭嗣同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封建的纲常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向往世界大同，建立人人平等、自由公正的社会。当然，谭嗣同等人的社会理想，只是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之上。只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经过千辛万苦的奋斗，才使中华民族真正向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迈进。&&&&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湘学一以贯之的价值。尤其是爱国思想，乃湘学精神之精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准确概括了湘学的这一精神。屈原是古代湘楚大地杰出的爱国人士，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忧民的情怀，即使遭遇谗言，流放楚地，其爱国心肠&“虽九死而犹未悔”。近代以来，湖南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而爱国主义精神更加彰显。&&&&总之，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一部分的湘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之一。弘扬湘学精神，就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作者系湘潭大学副校长，省湘学研究院副院长）&&&&&捕捉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因&&&&□肖湘愚&&&&由张栻、朱熹等导其先路，经代代薪火相传而成的城南书院千年文化是南渡后理学的第一大宗，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朵亮丽的奇葩。在这里，可以捕捉到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文化基因。&&&&其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倡导，是对国家建设目标的凝练。城南书院以培养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人才为根本目标的教育精神与此高度契合。城南书院创始人、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张栻，针对南宋政权之羸弱，明确提出创办书院的目的是“以传道而济民也”&。自此，“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成为贯通城南书院教育周而复始的根本精神。&&&&其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倡导，是对美好社会状态的设定。城南书院文化及其影响下的先哲贤达在行为、思想层面为此提供了厚重的资源。如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民法学家罗鼎、国际法学家周鯁生等法学大师，他们的法制实践和法律思想为我国现代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其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倡导，是对个人行为的基本规范。城南书院的重德教育传统及其培育的时标性人物为此留下了珍贵的文献。从留存至今的珍贵资料陈本钦刊刻的《城南书院课艺》（考试试卷）看，城南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侧重于伦理道德和修身养性，强调通过“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等课艺，培养学生忠孝诚信友善的品德。&&&&（作者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校长）&&&&&&湘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周秋光&&&&湘学文化既要传承，也要创新。所谓传承，是要将湘学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及其精神加以弘扬。湘学文化的优良传统试言之有三：一是爱国主义的传统；二是经世致用、注重实干、勇于任事、自强不息、勤勉朴实的传统；三是兼收并蓄、开拓创新与对外开放的传统。但是，湘学文化中也有不良传统，亦即历史缺陷：一是严重存在着经济上极冷、政治上极热的两极化倾向；二是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湖南人急功近利，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以及过于强调经验的作用，忽视了理论的建构；三是湖南人易走极端，保守与激进并存；四是湖湘文化中的“楚材晋用”现象较为突出。这些，应当在弘扬湘学优良传统的过程中加以克服。&&&&文化传承要与文化创新结合起来。文化是民族的产物，所以具有民族性；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具有时代性。可以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基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湘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必须体现和反映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文化一方面不断地积淀和绵延传承，一方面也是动态发展和可变的。传统的湘学文化虽然创造了往日的辉煌，但是到了今天，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也已发生变化，一些核心价值虽可继续保持，但也需要不断地转型和提质改造，充实新的内容，使之具有活力，活力就是生命力。文化要有生命力，就要不断地加以创新。&&&&历史上1949年以前的湘学文化已经经历了两次转型：一次是宋代湖湘学派的确立；另一次是甲午战争之后湘学文化的近代化。第三次转型从新中国建立始，至今尚未完成。今天湖南人所感受到的湘学文化，其基本价值理念，还仍然是过去的。所谓“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所反映的是近代湘学精神，并不完全适合于现当代。现当代需要有重经济促发展增和谐的理念，而这恰是过去湘学文化的短板，也是今天需要补充和提升的内容。&&&&如何构筑当代新型的湘学地方人文精神？一般说来，人文精神是一个包含科学层面、道德层面、价值原则层面、人本主义层面、终极关怀层面等的复杂结构系统。&而一地的文化传统就往往交织着这五个层面的内容。在当代湘学人文精神的建构方面，应当遵循三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第二，必须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建设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两型社会建设的内涵；第三，必须依据和传承湘学文化的优良传统。&&&&（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在编纂新版《湖南通志》中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易介南&&&&在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地方志系统要主动发挥自身优势。因为志书是传播价值观、承载价值观、孕育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承担着传播价值理念的重要责任，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湖南历史上三修《湖南通志》，即清代乾隆、嘉庆、光绪《湖南通志》。在这三部《湖南通志》中，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观和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都有充分的体现。纵观三部《湖南通志》，每部都是湖湘文化的重要载体,&集中了不同时代的创造智慧和民族精神,&展现了湖南这个地方的历史长卷和文化风貌,&在历史的长河中丰富着地方文化及社会文明史的内涵。&&&&日，省政府决定由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纂出版一部综合性的《湖南通志》。新编《湖南通志》将是继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湖南通志》出版后近130年而编纂的一部通志性综合性的精华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修志宗旨，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既要继承清代三部《湖南通志》的优良传统，又要去其糟粕，超越旧方志，形成社会主义新方志。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新编《湖南通志》无论在篇目的设置上还是材料的取舍上都突出湖南人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来不断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奋斗历程。还要运用“详近略远”“详今略古”的修志原则，体现时代特色，寓历史长河的共性于历史阶段的个性之中，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南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尤其是突出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成就、新体制、新技术、新道德风尚，以利人们认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修志旨在“存史、资政、育人”。&编修《湖南通志》，我们不仅要发扬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更要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贡献湖南方志人应有的力量。&&&&（作者系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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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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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精神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和新阐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细化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八荣八耻”的前四条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集中概括，后四条则突出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在这里，我选取其中几条，并结合现代出版家的言行，谈谈如何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的出版精神。 　　 　　 一 　　 　　居“八荣八耻”之首的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一原则，体现的是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对于出版人来说，这样一种荣辱观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但落实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大局为重，为祖国、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努力奋斗。 　　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在20世纪初投身出版，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意在弘扬文化，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当祖国处于危难之时，他更是奋然而起，以笔代枪，编著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此书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排印，于1938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史书中选录了我国历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迹。他在《编书的本意》中说：“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点出来的，都是出现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可见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张元济编著这本通俗读物，既表达了他的爱国心声，也激励了广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遭受巨大的损失，总厂和所属东方图书馆几乎被夷为平地。在这国难当头、企业艰难的非常时刻，商务人喊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教材的版权页上打出“国难后第一版”字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遭遇重创的商务印书馆很快复业，并重振雄风，肩负起了唤醒民众、扶助教育的爱国责任。 　　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这正是陆费逵服务社会40年，其中服务出版业达38年之久的根本缘由。他特别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里有商业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虑。他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不依赖外国人。中华书局是靠教科书起家的。陆费逵在主政中华的数十年间，始终把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华书局成为教科书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为促进中国教育变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他明确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并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在他看来，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是教育之本。他从“教科书—教育—立国”这一宏观思路出发，来考察教科书的重要性。 　　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对当时不少书商粗制滥造、唯利是图深恶痛绝。他对杂志和书籍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标准、高要求。在叶圣陶、夏尊、徐调孚等一批优秀的编辑家的支持下，开明书店越办越好。从1926年创办到1953年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从来没有出过一本坏书。开明人通过教育出版体现出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怀，在曾经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多年的郑振铎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一文中，论及对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时这样说：“我希望一九二0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够保持他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编辑家、出版人的荣辱观。 　　对于出版人来说，“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并非是空洞的口号；把它贯彻到编辑活动、出版工作中，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从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角度来说，关键是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牢固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在中国现代优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体生动的体现。 　　邹韬奋正是这样一个时时刻刻以人民利益为重，终身热爱人民、服务读者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从1926年开始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又在重庆等地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胡愈之曾经这样评价道：“他不是什么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上有极重要的地位。” 　　邹韬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办报刊、办书店，一直坚持“彻底的大众立场”。因为这个立场，他始终坚持为读者服务的原则不变，不断变更着报刊的形式与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以走进读者的心灵为最大的快乐，努力缩短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来说，大众、生活这四个字，正是“韬奋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他自己“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他对大众是鞠躬尽瘁的。办《生活》周刊时，他设置并独立支撑与读者沟通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他的言论“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团体，不知敷衍，不知迁就”，始终保持独立批评的立场。正因为这种立场，《生活》周刊成为当时“文化逆流中的一大堡垒”，成为极受读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读者信箱”，还刊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不单为读者指点人生迷津，甚至帮助读者找工作、寻房子、配药方。这种进步立场和服务精神也体现在后来生活书店的出版原则上。他说，生活书店“一向是站在前进的立场”，“但是所谓前进，并不是使自己跑开大众很远，把大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他去世后，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鲁迅先生从事著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目的就是为了给人民大众“输送精神食粮”。这方面，他讲得很清楚，做得很彻底。他常常自费出书，并说这“不是为个人”，只要“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青年编书、出书，甚至牺牲大量时间帮助青年抄写、编辑、校对稿件，甘当伯乐和人梯。许广平在《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中说：“他尊重读者来稿，不但亲自编，有时还给作者抄写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还要我帮着抄。”这样的事，叶圣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仅如此，鲁迅还对出版界的不良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尖锐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体而言，根子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在商业广告上自吹为“文豪”，开展广告竞争，个个都是“文豪”。对于文学出版界这种卖钱骗人的怪现象，鲁迅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和新阐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总体目标，细化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八荣八耻”的前四条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集中概括，后四条则突出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在这里，我选取其中几条，并结合现代出版家的言行，谈谈如何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爱国为民诚信的出版精神。 　　 　　 一 　　 　　居“八荣八耻”之首的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一原则，体现的是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对于出版人来说，这样一种荣辱观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但落实到出版工作中，都要求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大局为重，为祖国、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努力奋斗。 　　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在20世纪初投身出版，与夏瑞芳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意在弘扬文化，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当祖国处于危难之时，他更是奋然而起，以笔代枪，编著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此书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排印，于1938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史书中选录了我国历史上14位民族英雄的事迹。他在《编书的本意》中说：“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点出来的，都是出现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可见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张元济编著这本通俗读物，既表达了他的爱国心声，也激励了广大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遭受巨大的损失，总厂和所属东方图书馆几乎被夷为平地。在这国难当头、企业艰难的非常时刻，商务人喊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教材的版权页上打出“国难后第一版”字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遭遇重创的商务印书馆很快复业，并重振雄风，肩负起了唤醒民众、扶助教育的爱国责任。 　　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这正是陆费逵服务社会40年，其中服务出版业达38年之久的根本缘由。他特别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里有商业的眼光，更有文化的考虑。他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不依赖外国人。中华书局是靠教科书起家的。陆费逵在主政中华的数十年间，始终把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使中华书局成为教科书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为促进中国教育变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他明确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并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在他看来，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是教育之本。他从“教科书—教育—立国”这一宏观思路出发，来考察教科书的重要性。 　　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对当时不少书商粗制滥造、唯利是图深恶痛绝。他对杂志和书籍从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高标准、高要求。在叶圣陶、夏尊、徐调孚等一批优秀的编辑家的支持下，开明书店越办越好。从1926年创办到1953年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从来没有出过一本坏书。开明人通过教育出版体现出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怀，在曾经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多年的郑振铎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一文中，论及对1920年出版界的期望时这样说：“我希望一九二0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够保持他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这殷殷期望中，折射出的正是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编辑家、出版人的荣辱观。 　　对于出版人来说，“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并非是空洞的口号；把它贯彻到编辑活动、出版工作中，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从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角度来说，关键是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牢固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荣辱观，在中国现代优秀出版家身上也有具体生动的体现。 　　邹韬奋正是这样一个时时刻刻以人民利益为重，终身热爱人民、服务读者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他从1926年开始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抗战爆发后，他又在重庆等地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胡愈之曾经这样评价道：“他不是什么大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上有极重要的地位。” 　　邹韬奋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出版家。他办报刊、办书店，一直坚持“彻底的大众立场”。因为这个立场，他始终坚持为读者服务的原则不变，不断变更着报刊的形式与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以走进读者的心灵为最大的快乐，努力缩短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来说，大众、生活这四个字，正是“韬奋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他自己“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他对大众是鞠躬尽瘁的。办《生活》周刊时，他设置并独立支撑与读者沟通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要立在时代的最前线”，他的言论“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团体，不知敷衍，不知迁就”，始终保持独立批评的立场。正因为这种立场，《生活》周刊成为当时“文化逆流中的一大堡垒”，成为极受读者推崇的刊物。《生活》的“读者信箱”，还刊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不单为读者指点人生迷津，甚至帮助读者找工作、寻房子、配药方。这种进步立场和服务精神也体现在后来生活书店的出版原则上。他说，生活书店“一向是站在前进的立场”，“但是所谓前进，并不是使自己跑开大众很远，把大众远远地抛在后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用尽方法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他去世后，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鲁迅先生从事著译和编辑出版工作，目的就是为了给人民大众“输送精神食粮”。这方面，他讲得很清楚，做得很彻底。他常常自费出书，并说这“不是为个人”，只要“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支持青年编书、出书，甚至牺牲大量时间帮助青年抄写、编辑、校对稿件，甘当伯乐和人梯。许广平在《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中说：“他尊重读者来稿，不但亲自编，有时还给作者抄写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还要我帮着抄。”这样的事，叶圣陶、巴金也是常做的。不仅如此，鲁迅还对出版界的不良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尖锐指出，出版界存在的弊病，“就大体而言，根子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在商业广告上自吹为“文豪”，开展广告竞争，个个都是“文豪”。对于文学出版界这种卖钱骗人的怪现象，鲁迅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原则，有历史的渊源，也不乏新的时代内涵。它与《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内在统一的。该准则的第一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具体讲，就是要“以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己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做出贡献”。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环境、面临的具体任务与邹韬奋等出版家是不一样的，但出版的职业精神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对出版行为的荣与耻的道德评价也有相同相通之处。知往鉴今，追慕前贤，今日的出版界才会真正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八荣八耻”中的重要一条。它强调将诚实守信作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作为企业、事业单位乃至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发展之道。现代优秀的编辑出版家对诚实守信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积极践行。 　　陆费逵把“做事先做人”作为自己重要的人生哲学。因此，他在许多文章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阐发关于职业修养的理念。在《敬告中等学生》一文中，他也特别强调“人格之修养”，指出“英吉利之教育，以养成人格为第一义”。而我们“注意于灌输智识者多，注意于养成人格者少”，因此应格外重视“高尚之道德”的培养。此外，他还主持创办《中华实业界》、《进德季刊》等杂志，经常性地刊载工商实业界成功人士的事迹，介绍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和方法。出版业在当时也属于实业，因此，其出版职业道德论也是他关于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教育的一部分。但出版业又不同于一般的实业，因此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要求。在《书业商之修养》等文章中，陆费逵认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修养是最重要的。人格可以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是最卑鄙、最龌龊的。若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使人们读之，其益处定非浅鲜；反之，若为谋利而编辑出版诲淫诲盗的书籍，则是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他在《图书月报》上发表《泰西谚语（关于书籍者）》一文，引用外国有关出版职业道德方面的谚语，希望同行注意，如“印行有害之书者，死后尚应受罪于墓中，以其身虽朽遗毒未尝止也”，“不良之书其害甚于盗贼”。因此，他不断强调出版工作者自身的人格和道德修养。 　　现代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对出版工作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性和责任。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他认为：“‘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他的这种出版观念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高尔基全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张静庐主持上海杂志公司，在征得鲁迅同意后，和译文杂志社商量，准备用三年时间译完《高尔基全集》。全集分六辑，每辑十部，半年出齐。当翻译前的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上海杂志公司正准备登报公布时，另一家图书公司忽然在前一天刊登了《高尔基全集》出版预告，张静庐只好把这个计划搁置了。不料这家书店出版的所谓《高尔基全集》只有薄薄的六本。在张静庐眼里，这完全是出版人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纯以赚钱为目的的更加可怕，更可忧虑”。“这是《高尔基全集》吗？”张静庐愤怒了，“丢尽中国出版家的脸！”“他并不明白这是出版家的罪恶，更没有清楚什么是出版家的责任。” 　　今天的出版界，也存在着令人堪忧的问题，诸如抄袭剽窃、不负责任、刻意炒作、夸张误导、恶意竞争、弄虚作假、粗制滥造、低级克隆、盲目跟风、盗版猖獗等，这些问题正在成为危害我国出版业健康发展的巨大隐患。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行业，注定不可能长久繁荣；缺少职业道德和行业公认的准则，将使整个行业陷入无序的失控状态。作为担负国家文化传承重要使命的出版工作者，应该表现出极高的职业操守，尽早克服这些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出版社的文化创新与文化积累。 　　总之，“八荣八耻”内涵丰富，既有公德又有私德，既有公民应有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又有个人为人处事的社会准则。从个人角度讲，出版人要知荣辱，树新风，加强职业道德修养；从出版行业整体来讲，要形成良好的商业伦理，同时对于出版界中的不良现象甚至是丑恶的东西，找根源，想办法，予以彻底根除。加强出版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对于切实保证我国出版事业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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