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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平度：监控上访者引发人命案&&死者家属要求追查责任
& & 本社记者 葛优
& & 2006年10月，山东省平度市明村镇因土地分配问题引发村民上访，其中该村农民丁洪深因不满镇里工作人员将其家人打伤开始逐级上访，先后多次到北京反映情况。该镇人大主席张登涛为阻止其进京上访，指派一伙社会闲散人员对丁家进行监视，以高浩波等五人组成的团伙多次到丁家进行暴力恐吓和威胁。
& & 日，高浩波等人再次到丁家进行暴力恐吓，双方发生厮打，结果造成丁家父子一死一伤的悲剧。案发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以故意伤害罪对高浩波等人进行了宣判，但该事件的最初策划者张登涛不但没有受到任何行政或刑事处罚，而且还被调到平度市药监局继续担任领导职务。丁家认为张登涛在这一事件中对造成一死一伤的的严重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多次上访，要求对张登涛进行处理。
& & 2014年6月，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先后多次赴山东省平度市针对此事进行调查采访。
村民逐级上访&&镇人大主席派人监控
& & 据死者丁洪深的儿子丁志宽介绍，2006年，他所在的明村镇丁官亭村在分配土地时不均匀，引起部分村民不满，随后发生村民上访事件。
& & 为了平息村民上访，明村镇党委政府安排人员找到上访村民，让上访人员签字同意分地方案，其中丁志宽的父亲丁洪深就是不同意签字。当天天黑后，有四个陌生人来到丁家，进院就是一顿打砸，丁志宽的母亲被打断胳膊，门牙也被打掉，在他家的四个村民也不同程度地被打伤。随后，这伙人便匆匆而去。
& & 丁家人被打伤后，丁洪深便开始了逐级上访活动，山东省信访局领导接到丁家人的上访材料后，给明村镇领导写信，要求追查凶手，并给丁家补偿土地，但一直没有解决。于是，丁家人决定进京上访，继续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明村镇政府派人来到北京，将丁洪深接回后，又在平度市被关押了25天才被放回来，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住丁家人继续上访。
& & 2012年秋，由于丁洪深坚持还要去北京继续上访，负责镇里信访工作的明村镇人大主任张登涛便找来该镇台前村的农民高浩波，让他组织人对丁洪深进行监控，随时留意丁的动向，阻止丁家人进京上访。为了把这一事情落到实处，张登涛多次给高浩波等人发短信，催促他带人到丁家进行监视。
上访村民家中屡遭打砸&&最终酿成命案
& & 2012年11月初，高浩波纠集赵磊、代小波、刘立立、傅祝科等人，开始实施对丁家人的恫吓。
11月24日夜，高浩波等人悄悄来到明村镇西官亭村59号丁洪深家的住处，先是扔石块砸玻璃，将点燃的鞭炮投到丁家院中后迅速逃跑，待丁家人从梦中醒来出门查看时，这些人已经逃之夭夭。三天之后的一个凌晨，高浩波等人故伎重演，趁丁家人还没有起床，再次来到丁家，同样以砸玻璃、扔鞭炮等方式对丁家人进行恫吓。
& & 先后两次发生的滋扰，使丁家人清醒地意识到，由于坚持上访，已经引起镇政府的不满，并开始了对他家的报复行动，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也无论如何不能想信，镇政府的领导会指使社会闲散人员使用如此卑劣的手段对坚持上访的农民进行恫吓，丁家人天真地认为，两次滋拢之后，这伙人也许会停下手来，让他们重新过上安稳的生活，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仅仅相隔4天，同样的恐吓行动又开始了，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恐吓变成了伤害，居然要了丁洪深的性命！
& & 12月1日2时许，高浩波再次纠集赵磊、代小波、刘立立、傅祝科等人，蒙着头套、带着铁管等凶器，驾车第三次来到丁家，他们照例使用以往的手段，先是砸碎丁家的玻璃，接着又将点燃的鞭炮投到了丁家的窗前，玻璃的破碎声和鞭炮的爆炸声惊醒了丁家人，丁洪深和儿子丁志宽迅速穿好衣服，俩人抄起短斧和木板出门追赶已经逃离现场的高浩波等人。
& & 几分钟后，在该村官亭桥北侧，丁家父子将高浩波等人追上，双方发生厮打，期间，高浩波、赵磊手持钢棍向丁家父子轮去，代小波、傅祝科拳打脚踢，丁家父子受伤倒在了地上，丁洪深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丁志宽构成轻伤。经法医鉴定，丁洪深系被他人用棍棒类物体打击头部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
行凶者被绳之以法&&人大主席调任他职& & 案件发生后，高浩波等行凶者先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了案发经过，并主动提出赔偿丁家人的损失，经与被害人家属协商，在得到一定数额的赔偿金后，得到了丁家人的谅解。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一审判决，以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高浩波有期徒刑10年，同案犯赵磊、代小波、刘立立、傅祝科等人也分别被判处6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虽然直接参与行凶的案犯分别受到了法律制裁，但作为这起案件的策划者镇人大主席张登涛却一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丁家人为此不服，多次到镇政府及平度市委上访，要求对追究张登涛的责任。
& & 死者丁洪深的儿子丁志宽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提供了一份他与平度市明村镇党委政府一位姓潘的镇长对话录音材料。在这份录音中，丁志宽要求追究张登涛的责任，潘姓镇长却让丁志宽“把尸体自己处理了算了”，他还告诉丁志宽这事不要起诉明村镇党委政府，可以告张登涛本人。
& & “告党委事就大了，牵扯的人太多了，你把这人都得罪了，以后谁还给你办事”。 潘姓镇长最后警告丁志宽不要乱告，容易把人都得罪了。
& &&&明村镇政府在给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中解释称：“张登涛主持镇人大工作和信访工作，包括分管官亭区工作，死者丁洪深所在属官亭区所辖村庄。信访工作是镇党委按照属地原则落实部署的，失控人员第一时间上报党委，同时上报有关部门。关于工作方式问题，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一定之规。”
& & 2014年6月，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到平度市采访调查此事，平度市明村镇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张登涛已经不在镇上工作。记者进一步核实得知，张登涛被调到了平度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
& & 记者与平度市药监局进行了沟通，一名工作人员解释说：“张登涛确实在平度市药监局工作，但平时不怎么上班，经常在家里休息。”记者几经努力，又查到了张登涛的手机号，但他的手机就是无人接听，发短信也不回。
多名行凶者供述&&人大主席指使吓唬上访户
& & 据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调查发现，高浩波等人归案后供述，他们对丁家人实施砸玻璃、扔鞭炮的行为，都是受明村镇人大主任张登涛指使的。
& &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详细记录主要行凶者高浩波的供述，他说2012年十八大前十来天，平度市明村镇人大主席张登涛打电话约他到办公室，说丁官亭村的丁洪深经常上访，让他吓唬吓唬他，别让他上访。高浩波知道这是违法行为，一直拖了十来天也没办，但是张主席一直打电话发短信催办，他觉得领导交待的事情不办也不好，于是就同意找人去吓唬丁家。
& & 11月24日，他找来赵磊、李友江等人在一家KTV玩到深夜后，便开车来到丁家实施了打砸恫吓行为。11月27日凌晨，他们再次来到丁家砸玻璃，扔鞭炮，随后便逃之夭夭。11月30日上午10时许，张主席又给高浩波打来电话，说丁家人又上访了，让他们再去吓唬吓唬，高浩波找到赵磊等人后，说明了张主席的意图，于是，他们商量再去丁家吓唬一次，并商定这是最后一次。12月1日凌晨1时许，高浩波等人再次开车来到丁家，同样实施了扔鞭炮砸玻璃等恫吓行为，因为丁家父子早有防备出门追赶并发生厮打，才发生也这起命案。
& & 其他参与行凶者在法庭的供述材料中都证实，他们所实施的三次打砸行为，都是高浩波按照明村镇人大主席张登涛的安排进行的。
律师说法：张登涛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 & 尽管所有行凶者均被绳之以法，但作为此次伤人事件的策划者张登涛却在案发后异地升迁，没有受到任何行政或刑事处罚，这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 &&&律师王学鸿认为，作为本案的最初策划者镇人大主席张登涛也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首先，从几名被告的供述材料中均证实，张登涛多次找到高浩波，让其吓唬上访户。那么，高浩波一伙人所采取的一系列吓唬丁家的行为是张登涛直接授意的，张登涛应该预见高浩波等人对丁家人恫吓可能对丁家人造成伤害甚至致丁家人死亡，而在这一过程中，张登涛却对高浩波等人实施的违法活动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与丁家父子的伤亡有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司法机关应该以间接故意犯罪追究张登涛的刑事责任。
& & 其次，高浩波等人既不是官亭村的人，也不是该村的干部，而是一伙社会闲散人员，其中有的人还受到过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张登涛在对上访人员的监控过程中，动用社会闲散人员对上访户采取恫吓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由此看来，张登涛对丁洪深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 从案发到现在，丁家人一直在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这一事件能得到公正的处理，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相应的答复，目前，死者丁洪深的遗体还停放在当地的殡仪馆，丁家人还在痛苦中煎熬着。
& & 对于此事，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将继续跟踪报道。第三十六篇
“文革”动乱&
“文化大革命”动乱&
“文化大革命”动乱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动乱。在这场浩劫中，本县灾难深重，教训沉痛，人民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十年动乱期间，人们被卷入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批判会、斗争会、讲用会盛极一时，“造反有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中共安康地委、安康县委被诬为“资产阶级司令部”，遭到冲击，乃至夺权；各级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备受摧残和迫害。造反派头目按“中央文革”的旨意，受幕后操纵者的支持，蛊惑人心，结帮拉派，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大搞武斗，打、砸、抢、烧、杀，兴文字狱，栽赃诬陷，甚至私设公堂，严刑逼供，秘密监禁，从“触及灵魂”到草菅人命，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的遗毒，在腥风血雨的岁月，以“左”的面貌再现，形成全局性动乱，使安康地方不安康。总计死亡784人，其中武斗中死478人，乱打滥杀248起，致死286人，自杀20人。一次武斗打死30余人，甚至一次“审讯”活埋13人；有矛戳、刀砍、石砸、枪打、绞死的，有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的。更有甚者，还抬着经过“加工”的尸体游行和展览，以煽动新的杀戮。两派武斗，使城区沦为战场，烧炸大街小巷11条，炸毁防洪堤8352立方米，市内水塔被毁，档案大楼被焚，53所机关学校变为废墟，330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持续一年多的大规模武斗，工业直接损失产值1000多万元，财政收入减少61.9%。&&&&安康武斗期间，地、县武装部门和“支左”部队的军械弹药，各区民兵的武器，均遭抢劫。有包围和反包围，有突袭与突围，有八县联防、九县联防，直至与外省联络挂钩。除海、空军以外，陆军的大炮、机枪、步枪、手枪、冲锋枪、手榴弹、炸药包、飞行炸药包、自制装甲车、汽车等，通统派上用场。地方武装部门及部队，不能有效地制止武斗，迫使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派直升飞机调两派头头赴京谈判；中央加派部队驻防安康，贯彻执行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持续一年多的武斗方被制止。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文革”当局，总揽安康县党政大权，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斗、批、改；虽然两派倒旗，别有目的的政治运动依然愈演愈烈，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文革”引发一场无声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逐渐从批这批那中看到珍贵的社会文明和党的优良传统遭到践踏，正直善良者受屈受害，为人民谋福利者得不到保护，而“批林批孔”却在于批“周公”，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切非常现象，终使人民在疑虑、思考中作出抉择。直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这场为了错误的目的，用错误的方法发动的动乱才得以结束，但其遗患极其深远。&&&&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四清”运动&&&&年开展的“四清”运动，拉开本县“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3年，贯彻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决定》（即《前十条》），本县于5月在大同公社试点，10月在9个公社进行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1964年毛泽东指出：“中国农村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城市里也有掌握在敌人和敌对分子手里的大权”。根据这个估计，认为前段“四清”走了过场。当年冬，中央颁布《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本县抽调大批干部，组成“社教”工作团赴西乡县参加省的“四清”试点，运动中提出所谓“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迫害大批基层干部，搞“围攻根子”；甚至采用逼、供、信的办法，查“十七路军”、“黑旗党”。1965年1月，中央又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运动要整的重点。本县用几个月时间，从上到下，层层发动，“四清”运动成为“文革”的预演和前奏。&&&&1966年初，毛泽东发出警告：“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在干部中传达后引起焦虑。当时人们有一种信念，即相信毛主席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本县“文革”一开始，便掀起一种盲目的狂热风暴。&&&&二、《5·16通知》、《炮打司令部》，“造反派”组织蜂起，批&&&&判所谓“三家村”、“走资派”、“黑五类”、“资反路线”&&&&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发动。&&&&在此之前，报刊已经开始了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宣传。5月18日，中共安康县委向党员领导干部传达中央精神，要求群众写大字报上挂下联，批本地的“小邓拓”及“三家村”、“四家店”。19日县委召开县级机关全体党员和由县委内定的部分“左派”干部动员大会。20日又召开城区工、农、兵代表和职工、干部1000多人的动员大会。接着紧锣密鼓，在城乡掀起批判“三家村”的群众运动，向本单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形形色色的“大批判组”、抓“小邓拓”战斗队，应运而生，党政机关和文化部门的一些干部，遭到攻击和点名批判。&&&&25日，县委作出紧急动员与安排，要求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6月，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西城（永红）中学试点。7月，成立“安康县文化大革命委员会”，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1840人，开办暑期教师学习会，以“清理阶级队伍，纯洁教育组织”为由，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大字报围攻，大、小会批斗，站板凳、戴高帽、抹黑脸、挂黑牌、剃黑线头，拳打脚踢“触灵魂”，几名教师在紧张、恐怖和备受摧残的情况下自杀，中学教师的44.6％，小学教师的21.8%遭到批判，192人被开除公职，46人被送往“八一”水库“劳动改造”。“文革”动乱伊始即向教师“开刀”，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由县委领导成员组成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派出联络员到各单位观察“文革”开展情况。7月29日，县委传达和讨论省委305号文件，号召并组织声讨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守一”，把地方“文革”和揭批本省的领导干部联系起来。&&&&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不指名地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炮打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群众中成为公开的秘密。&&&&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式规定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方法。接着，毛泽东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自上而下地掀起“红卫兵”运动。地、县仿照北京的作法，各单位迅速建立“红卫兵”组织，县委领导参加“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8月18日，毛泽东在首都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地、县造反派400余人赴北京接受检阅。林彪在讲话中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煽动学生起来“造反”。从8月开始，安康地、县15所中学“停课闹革命”。县委虽然在十分努力地加强运动的领导，想把“文革”纳入合法范围，但仍不见容于“造反派”，“大批判”的烈火却烧到县级党政领导的头上，领导层陷于迷惘。此时，各校出现在学生中划分所谓“红五类”、“黑七类”：“红五类”“老子英雄儿好汉”，则属“自来红”，理当加入“红卫兵”；“黑七类”“老子反动儿混蛋”，则属“狗崽予”，自应夹起尾巴靠边站。从而在学生中形成对立与混乱，“红五类”到处串连、造反。几所中学开始以大字报围攻学校领导，揪斗“走资派”，矛头直指各级党政领导。安康农校首先罢掉校长黄守中的官。一时罢官成风，将地、县领导揪到各单位表态。同时，“红卫兵”以好斗的姿态，在社会上不分青红皂白地大破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数千户家庭被查抄，泰山庙、香溪洞等古建筑和雕塑被捣毁，大批珍贵文物、书画、碑文、谍谱被查抄、劫掠、乃至焚烧。曾参加过1919年“五四”运动的安师教师陈兆枢，家中所有藏书及文稿被抄没无存，惨遭摧残，含冤而死。&&&&北京大学“红卫兵”赶走工作组的消息传到安康，各中等学校的“造反派”大批所谓“刘邓路线”，炮轰工作组。26日，农校学生揪地区农林局长薛子云游街。30日，安中学生到地委“造反”。&&&&9月，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大字报铺天盖地，市面纸张脱铕。月初，西安大专院校“红卫兵”来安康煽风点火。15日，安康师范外出串连的一批学生，在西安参加“造反派”的“炮轰西北局”，“火烧陕西省委誓师大会”，回校后成立“红旗战斗队”及“东方红红卫兵”，以区别“官办的红五类红卫兵”，安康两派阵线趋于明朗。街道出现面对面的口头辩论，砸烂“红卫兵总部”的大幅标语出现，指责“红卫兵”是“保皇派”。于是，群众之间、红卫兵之间，一伙人一伙人的抗争与辩论不休。机关内部也“后院起火”，插起“造反”旗帜。某些领导干部开始具有倾向性，出现“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互斗的闹剧。&&&&9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林彪在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该讲话诬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要搞“政变”，是一个“反党集团”。地、县党委很快在领导层传达，城内随之出现传抄攻击彭、罗、陆、杨的传单郗大字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造反派”勒令地、县领导，限期使东西大街“语录化”。用黄底红字或红底黄字，把墙壁、门板都写上毛泽东《语录》，以“红色象征革命”，造成“红色海洋”，“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安师“东方红红卫兵”勒令地委，凡开会发言，起草公文，书写便条，购货发票，来往书信，两方谈话，均需“带着问题”引用《语录》。9月27日，地委领导传达：省委提出要过一个干干净净的国庆节，发动各商店、机关单位，把原来的大字报都刷掉，写上《语录》。安康城很快形成“红海洋”。&&&&10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阴谋篡权的林彪，依仗毛泽东威望，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题，指名攻击国家主席刘少奇。安康城内很快贴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大幅标语，有的用石灰水写在马路上和地委、县委门口，各单位“造反派”竞相批判党组织执行“资反路线”。“炮轰地委”、“炮轰县委”的大标语、大字报接踵而至。10月15日，地委门口出现题为“炮打安康地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59张大字报，“造反派”将地委领导揪到街上“辩论”两个多小时，并在地委门口架起高音喇叭。&&&&11月5日，城区首次出现“刘少奇是修正主义头子”的大标语，后来又出现“刘澜涛是大叛徒”的大字报，大街小巷连日彻夜辩论、指责、谩骂，人们卷进混乱的漩涡。12日，西安大专院校“南下造反团”与西城（永红）中学学生到县委“造反”。13日，安康各中等学校“造反派”成立“安康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各“战斗队”自此组成大系统的造反组织。&&&&12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决定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此时，暑教会以后被送往“八一”水库进行“改造”的46名教师，在“南下造反团”和“安康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串连下，举行“囚犯暴动”，回城与学生一起造县委的反，并组成“暑期教师学习会调查团”，到农村串连，把“炮轰地委、县委一小撮走资派”、“暑教会是大黑会”的口号，写在山村大路上和农户的粉白墙上，“造反”之风迅速波及农村。&&&&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动乱的《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社论，工厂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日，“安康地区工矿企业革命造反指挥部”成立并举行大游行，开“造反派”游行之风。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乱揪乱斗地、县领导干部，批判“资反路线”。“造反派”之间的大辩论，随之由社会进入县委机关。“安康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与“安康红卫兵总部”在县人民委员会大会议室展开辩论，由谩骂、围斗、殴打，进而“要求惩办凶手”，指控“走资派”幕后指使。到月底，谣言蜂起，造反派互相“绑架”、“抄家”，打砸抢事件接连发生，“勒令解散××组织”，“××组织滚出山城”之类的标语、传单风卷全城。工厂停产，机关停止办公，地、县领导一律“靠边站”。凡社会上出现的打砸抢事件，“造反派”则互相攻讦，统归罪于“走资派幕后操纵”。前一时期，“罢官”尚需揪地、县领导表态、批准，此时一律任“造反派”随心所欲处置。“进驻”、“接管”均成为“革命行动”，报社、广播站、邮电局、电厂、自来水厂等重要部门和企业，均在“接管”之列。同时，农村的围斗事件不断发生。此时，城乡只有一件大事在干，就是“造反”；只有一首歌在唱，就是“造反有理”；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就是接受批斗，党、政机关均陷于瘫痪。&&&&三、“夺权”、“抓叛徒”与军队介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宣称，“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当天，北京举行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会。1月3日和5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开夺权之先例，称之谓“一月风暴”。从此，“夺权”之风，刮遍全国，刮到安康。16日，安康地区汽车运输公司“造反派”，揪斗老红军、党委书记童玉川，首先夺了公司党政大权。19日，巴山机械厂“造反派”“夺权”，接着《安康日报》社及一个个工厂、机关单位相继被“夺权”。地、县领导，终日被监视，为回避“造反派”的无理纠缠，有的被逼得行踪不定，过着非正常生活。&&&&1月15日，掀起“红海洋”问题的大辩论。16日晚，西安大专院校“南下造反团”向地委提出质问：“红海洋”上面贴大字报可以不可以。地委某领导答复说：“在《语录》上贴大字报不算错误；江青讲，可以在语录上贴大字报”。对此，群众和学生进行辩论，一说可以贴，一说不可以贴，都无限上纲，认为搞“红海洋”是地委的“阴谋”。|7日，专署机关“造反派”揪地委副书记郭毅游街，高喊：在语录上贴大字报是错误的。成千上万人争辩的“红海洋”问题，在安康城闹腾十几个晚上，不可贴与可贴之争，构成安康两大派的雏形。&&&&1月29日，西安大专院校学生“南下造反团”和“安造司”等一派，召开万人大会，“勒令”地、县领导在大会上检查错误，批判“刘邓路线”，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们既要把地委领导当作“走资派”打倒，又要逼这些“当权派”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造反派”，并违反法律程序，逼迫地委领导表态，由公安机关宣布逮捕6人，将持不同观点的“保皇派”驱逐出会场。会后，地委书记、县级中层以上领导和街道居委会主任120余人，被揪游街示众。&&&&“1·29”大会后，“造反”组织以不同观点形成两派斗争，各单位夺权，“你夺我也夺”；揪斗“当权派”，“你揪斗我也揪斗”；也有“你斗我保（暗保）”，“你保我斗（假斗）”。打、砸、抢、抄、抓甚嚣尘上，甚至高呼“革命的打砸抢万岁”！表面看两派势不两立，而打、砸、抢、抄、抓、揪、斗，则属一致，一派更比一派凶，一次更比一次狂，混乱局面愈演愈烈。&&&&各派“联合”夺权，制造打倒“走资派”的内战，始终是“文革”的主战场。2月，社会上出现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即所谓“黑《修养》”的浪潮，“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遍及全县，上自县委书记、县长、下至生产大队支书、队长，均被列为“走资派”遭揪斗。县委书记、副书记，作为“走资派”又加上莫须有的“特务”、“假党员”、“三反分子”等罪名。&&&&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康军分区，安康县人民武装部，奉命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所谓“支左”等等，就是支“文化大革命”，支“造反派”。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代管党、政被夺权后的事务。在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喊出“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不久，成立军事管制小组，接管公、检、法。“支左”工作无论支什么派均遭到另一派的反对。&&&&2月至3月，各“造反派”由分散、小股到集中，形成两大派组织。2月19日成立以黄必智为头头（司令）的“安康红色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下辖八个“总部”十二个“兵团”，后增加“政治委员”和多名“副司令”。由六大造反司令部汇集而成的“六总司”，以焦建国为头头（司令），最高决策设“常务委员会”。&&&&4月，“红三司”、“六总司”为争夺“造反派”头衔，先后在体育场召开批斗大会，轮番竞相揪斗地、县领导干部。&&&&5月，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将中央曾经批准出狱的历史，改定为“自首叛变”，在江青一伙煽动下，“揪叛徒”之风吹到安康。6月4日晚，地委书记韦明海被诬称“自首变节分子”。5日晚，县委书记高世宏被诬称“特务分子”，均遭残酷斗争，搞“喷气式”游街。其后，乱扣“叛徒”、“特务”帽子，形势日益紧张。6月22日，“炮轰县委联络站”进驻县委机关，再揪县委书记高世宏游街。&&&&四、造反派内讧，武斗不断升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嗜权如命，在他们的利用与纵容之下，“造反派”为抢班夺权而撕打起来。日，林彪、江青派王力、谢富治到武汉，挑动不同“造反派”之间互斗，制造“7·20”事件。武汉、开封、郑州“造反派”组织，都派人到安康搞所谓“经验交流”。“造反派”以活人装死人游街，向军方静坐要挟。7月23日，江青企图以武力解决不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安康的武斗急剧升级，城区有“武工队”、“夜老虎队”出现，私设公堂，栽赃陷害，嫁祸于人，深夜绑架，暗器伤人等卑劣行径屡见。由少数人动拳头、石头、棍棒、暗器，升级为成批成帮的人使用刀矛、钢钎，用大卡车载人搞武斗。两派均将对方视为“敌人”，施以专政手段。&&&&“8·20”，是安康两派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代名词。8月19日至20日，两派在地委机关院内武斗，200余人受伤。20日以后，两派各自的武斗指挥班子组成，“六总司”控制安康新城、老城。“红三司”撤出城关，控制农村，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适应武斗的需要，安康两派迅速与各县相同观点的派别扭结，并向西安、北京派出联络站、上访团，同全国各地“造反派”挂钩。26日“红三司”召开福滩河会议，将对武斗持消极态度的少数头头换掉，自上而下充实指挥人员，组成完整的武斗系统。安康城乡处于腥风血雨之中。对立两大派各建立一套班子，有计划，有组织，有一线指挥，前台表演；有二线“高参”，幕后策划。有偷袭和突击，有进攻和防守，有包围和反包围等等。有舆论在前，造对方的谣；有赖帐在后，反咬一口，称“自卫反击”，“抗暴斗争。”还将这种伎俩搞到“中央文革”，两派均派人向“中央汇报”，抢先告状。&&&&8月23日起，武斗人员开始真枪实弹向对方射击，互有伤亡。9月5日上午12时，“六总司”武斗人员乘四辆卡车，冲进县武装部，抢走步枪486枝，冲锋枪17枝，轻机枪55挺，六零炮8门，八二炮6门，六零炮弹24发，八二炮弹18发，各种子弹104779发。当日，还抢走安康公安处军管会手枪30枝。与此同时，红三司所属十二个兵团，在农村分别抢夺各区、社民兵武器。岚河区是“六总司”在农村的一个据点，当地两派中“六总司”势力较大。“红三司”为拔掉“钉子”，于9月12日晚决定，由头头邓金尧带领武斗队560人，当夜出动，13日清晨5时，将岚河区机关包围，抓走20余人，刑讯后，关押于恒口中学，开私设监狱之先。&&&&11月5日“红三司”割断城区通往外地的电话线路。10日袭击新城。12月6日“红三司”在文武公社陈家沟召开武斗队长会议后，分三路打进新城，炸毁防疫站、安师附小、县人民银行营业所等公私房屋59间，冲进军分区，砸开军械库，抢走各种枪400余枝，弹药一批。接着抢走汉阴、旬阳两县人武部枪枝弹药和军分区生产办公室保存八县防疫治病的全部药品，并私设总机5部，控制单机1340部，在武斗前沿架设专线指挥武斗，造成安康城区电话中断5个多月。&&&&同月，“六总司”烧毁上河街、翠花街房屋169间，开放火烧房之先。&&&&五、武斗态势有禁难止&&&&省军区曾于9月7日发出明码电报，指出：“八月下旬以来，安康武斗越来越严重，人员伤亡不断增加，水陆交通中断，有的工厂、企业停工、停产，影响秋收。省军区殷切希望两派在军分区协助下，立即进行谈判，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共同遵守”。8日，军分区主持双方代表谈判，议定13日正式停火，但双方均无诚意。13日岚河发生“拔钉子”事件，谈判破裂。经省军区、军分区多方做工作，两派达成“9·22”协议，但只上缴一部分武器，留藏一部分武器，大规模武斗准备仍在进行。两派头头在谈判中抢着打出“大联合”旗号，明作“交枪”姿态，高喊“联合”，暗搞偷袭、绑架、枪杀，横生枝节，制遘事端，10月再次抢枪，已按协议上交封存的武器，复被抢走，在驻军督促下，11月4日两派重开谈判，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唇枪舌剑。一派召开“武斗经验交流会”，另一派组织“八县武斗联防”。7日两派又在新城交火。15日省军区再次给两派发来明码电报，殷切希望双方立即停止武斗，但电报未起任何作用。17日省军区通知召集安康军分区首长和两派主要负责人，到西安解决安康问题。11月26日发生袭击刘家碥事件。27日虽双方代表赴省、但以“六总司”偷袭“刘家碥事件”为口实，谈判无结果。&&&&12月7日，武斗战场移到老城。“红三司”高喊“坚决踏平安康城”。“六总司”动员“誓死保卫安康城”。10日六总司100余名武斗人员，突围到湖北，经武汉转西安。留城武斗人员召开“誓死守城大会”，参加武斗的人员增至2000余人。12月29日中央派总字282部队来安康，进驻武斗前沿，制止武斗。当晚两派发布停火令，经军分区和282部队努力工作，两派于日达成停止武斗的一号协议，组成执行监督小组，12日达成“安康两大派关于停止武斗和全面上缴武器弹药的协议”。2月24日两派达成上缴武器弹药的执行协议，即《2·24》协议，并召开庆祝大会。3月6日两派开始向驻军上交武器弹药，武斗人员纷纷返回工作岗位，安康武斗暂告平息。&&&&1968年3月下旬，“六总司”为纪念成立一周年，拟在4月2日召开庆祝大会，号称《四·二曙光》，以扩大影响，壮大声威，压倒对方。&&&&26日，“红三司”针对“六总司”的《四·二》大会，在地委党校召开会议，选调1500名精壮农民、工人举办“学习班”，再次作大规模的武斗准备。&&&&4月4日，“六总司”、“红三司”双方集结武斗人员，调动各种武器，在新城北门、老城大南门、小南门等处大打出手。当晚8时，安康驻军发布《紧急通告令》，宣布驻军于晚9时至4月5日9时，对安康实行军事戒严，在大南门、小南门、西门、东门、新城北门，设武装警卡，派军队往返巡逻，并将4月4日事件电告中央。6日省军区又给安康两派发来明码电报，仍是“殷切希望两派立即停止武斗”。《紧急通告令》和《明码电报》对武斗事态已完全失去约束力。&&&&六、周恩来总理多次指示立即停止武斗&&&&安康的武斗，惊动周恩来总理。日，他指定安康两派各派三名主要负责人（一定要是一二把手），到北京听取中央首长指示，要求立即前往省军区，赶赴北京。&&&&但从中央到省军区以至安康驻军，都未能制止住武斗。6日至8日“六总司”烧毁外贸楼房、安康茶厂、西城办事处等公私房屋258间，损坏机器41台，烧毁茶叶11.8万斤，生产用布1.5万尺，国家财产损失66万元。9日，“六总司”集结武斗人员突然出击，包围“红三司”控制的安康土西门，一次枪杀35人。10日，“红三司”从土西门抢尸体24具，停放县机砖厂两间房内，对尸体加工后进行展览，组织参观，煽动复仇狂热。林彪、江青一伙挑起的全面内战，使安康陷于一团混乱。对立两派之间誓不两立，在武斗中丧生的人，被各自派别追认为“烈士”，为了宣传的需要甚至不择手段，以惨无人道的行径加深两派的对立。&&&&13日下午7时周恩来总理再次指示，安康两派赴京代表由原来各派三名增加到五名，立即停止武斗，保证代表安全，火速赴京。为执行周总理指示，安康驻军发出紧急呼吁：①双方在14日上午7时无条件发布停火命令；②赴京代表于14日12时，在体育场就制止武斗问题进行紧急协商，就急需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这次呼吁，依然未起实际作用。&&&&4月16日至5月4日，“红三司”两次向老城电影院、交通局、百货公司、西城（永红）中学等处，发射各种炮弹（包括自制土炮）800余发，群众生命财产及公私建筑损失严重。5月4日“红三司”向老城发射100余套飞行炸药包，炸毁酱货厂、西城（永红）中学等处房屋244间。&&&&此时，安康驻军发出第五次紧急呼吁，提出两派必须在16日上午12时前，无条件全线停火；下午1时在体育场（282部队驻地）就停止武斗和代表安全等问题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17日启程赴京。但武斗照旧加紧进行。16日上午“红三司”向老城开炮。“六总司”再次召开“誓死保卫山城大会”。直到4月19日，安康武斗不止，两派赴京代表还未登程，城内群众粮食供应困难。面对这种局势，中央于17日和18日，两次由陕西省军区转给两派电报，要求两派应无条件按周总理指示办事，停止武斗，上缴武器弹药。中央并指示两派必须协助安康县直属粮库和米面加工厂军管小组，做好群众的口粮供应工作。同时，强调在19日下午7时前全面停火，进行停止武斗谈判，两派代表火速进京。&&&&中央多次指示无效，遂于23日派两架直升飞机，将两派代表和军方代表接到北京，由中央主持，于24日达成停火及供应粮食协议。&&&&27日至29日武斗继续激烈进行，29日“六总司”非法动用电台呼救。在北京达成的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4月30日下午6时，一方攻，一方守，先是各种炮弹向城内倾泄，随之开展面对面撕杀。5月初，“六总司”为保住老城，扫除障碍物，先后将鲁班巷、金银巷、沈家巷、南北城壕沿、朝阳门等处的654间公私房屋纵火烧毁。5日又炸毁水塔，致使城内供水中断。当晚，“六总司”派人偷越“红三司”关卡，到汉阴另设电台呼救。6日“红三司”对老城进行大爆破，分别在小南门、水西门、供销站三处装置炸药3080公斤，炸毁防洪堤3678立方米，公私房屋196间。狂轰滥炸，大肆纵火，安康老城的一半建筑物成为废墟，大部居民四散逃亡，留城者多在城墙、防洪堤打地洞穴居。在“红三司”向老城全面进攻面前，“六总司”面临绝境。&&&&5月9日，周总理又发出指示，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武斗，称《五·九》指示。两派虽发出停火命令，但到11日下午6时，大规模的武斗仍继续进行。“第四次国内革命战争”、“打一场人民战争”等口号，相继出笼。&&&&为解老城之围，“六总司”驻西安头头和突围出去的部分武斗人员，于5月2日在西安“援越”旅社召开联防会议，做出对“红三司”实行内外夹击的决议。9日，在汉阴召开“东进”会议，组成“西线”武斗指挥部，集结600余人，攻打汉阴涧池，打死25人；15日攻打紫阳汉王城，打死13人；22日攻打安康叶坪，打死11人；26日攻打恒口越岭关，打死45人；27日继续“东进”，攻打“红三司”后方指挥中心恒口镇，打死4人；“红三司”武斗队拼死阻击，“东进”武斗队当日退回汉阴。“六总司”为给“东进”补给弹药，派人在汉中抢来子弹万余发，到榆林搞到子弹13箱。&&&&此时，“红三司”在恒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六总司”在农村的“干将”175人，抓捕关押于恒口中学，实行非法审讯，残酷用刑。16日，武斗指挥李如聪指使程时礼将其中13人杀害。&&&&在安康老城将毁于武斗之际，省“革命委员会”于5月25日，派出以省“革委会”副主任身份的西安一派（东派）头头马希圣，带领8人，乘飞机来安康，介绍信写着“协助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首长对陕西安康的指示，商谈制止武斗”。马希圣前脚来，西安马上送来64个“造反派”组织联名坚决支持“红三司”的声明。马希圣到安康后，和城内一派不进行接触，却和城外一派头头密会、座谈、宴请、联欢，出谋划策，推波助澜。5月26日，马希圣表面要求“红三司”发布停火令，但又同意“红三司”头头抽人去打汉阴，搞所谓“围点打援”，在下达停火令的同时大举进攻。27日、28日，从仓房楼打到大北街一带，几乎全部占据老城。此时，“六总司”退守东关一隅，在撤退前纵火烧毁房屋409间，大北街临街一线尽成灰烬。&&&&七、8163部队强行制止武斗&&&&6月2日，8163部队奉命来安康制止武斗，收缴武器，促进两派“联合”。&&&&原来促进两派联合多未见效，现在强行制止武斗却刀下见菜。城里城外枪声渐稀，城区始现平静。两派各自办“学习班”，密切观察对方动静，或散发传单，开动广播，互相对骂，或各自公布外地“造反派”支持的来电来信，以壮声威。&&&&6月前20天，大规模武斗停止，在8163部队的警戒下，双方仍然处于临战对峙状态。&&&&6月21日，兰州空军司令部派员查封“六总司”私设的电台。&&&&6月24日，8163部队受命将安康地委、行署少数几名准备进入“文革”政权的领导干部护送赴省“学习”。“红三司”组织武斗人员把守七里沟渡口，以种种借口，强行检查军车。张金义不听劝阻和警告，被护送的军队战士开枪击毙。“红三司”以此为由，抢走军队跟车人员的全部武器，冲击军事机关。&&&&7月，中央陆续发布《七·三》、《七·二四》布告，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车辆，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强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迅速停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工作。但安康两派拒不交枪。&&&&8月初，“红三司”陆续将存放在安康新城等地的机枪、步枪、炸药、各种炮弹转移隐藏。“六总司”西线指挥部继续组织武斗人员两次攻打涧池。“红三司”进行工人、农民、红卫兵“三代会”的筹备，大造舆论，搞抢“旗帜”活动，企图为本派掌权作准备。&&&&省军区和安康驻军，为贯彻中央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在8月分别向两派头头不断地做工作，举办学习班，两派才公开表示愿意上缴武器，停止武斗。8月17日，两派开始上缴武器，举行大会和游行，表示已听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并拆除工事，撤掉关卡。“红三司”一派陆续回城，在军方主持下，用“革命大联合”弥合互相斗争中恶性膨胀的裂痕，力促机关单位内部的两派“大联合”。&&&&八、“文革”政权——安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1968年8月下旬，安康驻军及安康县人武部，连续召集两派头头磋商，由军方主持举办有县级领导干部、“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学习班，酝酿成立安康县“革命委员会”。经两派讨价还价，反复争执，最后确定方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康“支左领导小组”，报经省“革命委员会”9月3日批准，成立有军队代表、领导干部、“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三结合”班子，于9月6日，举行安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随后，各机关、工矿、事企业单位和区（镇）、社、队等许多非政权单位也都相继建立各种“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安康县“革命委员会”由80名委员组成，并从委员中推选31名常委，军队代表担任主任，13名副主任中，军方3人，“群众代表”（即造反派头面人物）按两派对等各4人，被结合的领导干部2人，即主任邵金水，副主任王英才、陈学亮、陈士美、蔡绍林、邓其中、李金生、李春保、罗兴成、张福桥、蔡学文、袁纯孝、崔锦仪、刘立祥。以“革命的三结合”拼凑成立的安康县“革命委员会”，全面篡夺和取代原县委和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和司法大权，进一步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各条战线“清理阶级队伍”，用“文革”语言讲，就是要“把那些隐藏很深，伪装得很巧妙，躲在阴暗角落煽阴风、点鬼火的一小报顽固不化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个一个地揪出来，批倒批臭。”“革委会”作为“新生的红色政权”比前段“造反派”所闹的“文革”还要“文革”。&&&&10月下旬，又一次阶级斗争风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凡是在“文革”前段受过冲击的各种人，又被重新“清理”，而且问题越清越多，越清越大，“走资派”、“叛徒”、“特务”帽子满天飞，不到一月时间，全县城乡清理出“阶级敌人”2565人，到1969年11月，又上升到11670人，其中县委书记、县长6人，部长、局长57人，区委书记、区长39人，公社书记、社长222人，一般干部780人，这批人均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迫害。诸如批斗、关押、判刑，个别人不堪其苦自杀绝命。在各单位，有的自行挂牌游街，戴白袖头，以示属于“专政对象”。有的把揪出的人集中看管，名曰“牛棚”。有的罚劳役，放在附近工厂监督劳动。清理中抓线打点，旧案重查，跟踪追击，“端窝窝、抓串串、拔枳根”，“攻心脏、捣黑窝”，“刨黑根、揭黑盖”，“挨门挨户想、逐人逐户排”，“忆怪事、查坏事、找疑点、看动态”诸如此类，到处深挖细找“阶级敌人”。例如“他为什么不回家”，“他为什么给人看病不收费”等等，都成为深挖“反革命”的线索。&&&&同时，县“革命委员会”举办“三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名为“斗私批修”，实则整干部，为“纯洁组织”扫清道路。学习班大搞逼供信，采取“上挂下联”、“打活靶子”、“轮番轰炸”等办法整领导干部和“有问题”的一般干部。用抓“三条线”（叛徒线、特务线、反革命组织线）的办法，清出所谓叛徒398人，特务组织35个，特务外围组织7个，特务分子1486人。到1969年3月，县属各单位挖出67个反革命组织，一时敌人如麻，人人自危。据1969年底统计，揪斗人数超过1.1万多人，被定为敌我矛盾8500多人，其“狠狠打击”的程度可见一斑。进入整党阶段大搞“吐故纳新”，大批党政机关干部，在接受批判斗争以后，被下放到劳动营式的“五七干校”，洗刷和改造自己的灵魂；有的干脆开除公职，赶到农村。在所谓“吐故”的同时，一批“文革”中的造反佼佼者，被突击“纳新”，有的成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11月1日，毛泽东虽然提出“打击面要小，赦育面要宽”，指出“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但对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就是不解放，不使用。直到日，作为敌我矛盾挂起来的公社以上领导干部200多人，一般干部780人。&&&&九、狂热的造神运动
“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一次空前规模的造神运动。林彪为攀登权力高峰，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涂上迷信色彩。林彪多次发表讲话，言及毛泽东，均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等一系列形容词。“文革”初期的《语录》化，《老三篇》，“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把毛泽东《语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本县的造神运动笑料与悲剧迭出。日，县公安局干部李承明，无意将印有毛泽东画像的传单，覆盖在别人曾贴同样印有毛泽东画像的传单上，被认为是“现行反革命”，在“红三司”的强烈要求下，被捕入狱。为此，“红三司”所属组织还举行示威游行，以示胜利。1967年11月第一次武斗期间，“六总司”的“工总司”司令王道善，在袭击刘家碥事件中被打死，很多同观点的“造反派”，在将其入殓之前，把毛泽东像章挂在尸体胸前，以示其“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死”。1968年5月初，第二次武斗中，在土西门被打死的“红三司”武斗人员，贴身衣内佩戴有“誓死捍卫毛主席”的袖章。“六总司”被困在城内之时，很多青年学生整夜静坐，凝望天空，挥泪低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六总司”在《七·二四》布告发布后，于8月17日第一次向驻军上缴武器，将武斗用的子弹摆成“忠”字，以象征向毛泽东“献忠心”。&&&&对毛泽东的神化，在社会上，特别在各种学习班内，把人们的神经绷得紧而又紧，达到无以复加的宗教蒙昧境地。“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跳忠字舞，唱忠字歌”之类活动，如同宗教仪式。人们争抢毛泽东像章的狂热心情，不亚于佛教徒之于佛祖舍利。&&&&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被合法化，林彪被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在迎“九大”，庆“九大”期间，全面开展宣传毛泽东个人作用的活动，开会、办事、吃饭、睡觉、工人上班、农民下地都要带《语录》本、唱《语录》歌，以形成“处处设立宝书台，家家升起红太阳”。&&&&在花样翻新的造神运动中，冒犯领袖尊严者，必受惩罚。茨沟区景家乡农民易道均，“文革”期间，因住房矮小，加之烟熏火燎，灰尘满布，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更因一些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易说：“哪里能活一万岁”。他的这些言论和行为，一经上“纲”上“线”，便构成滔天大罪，被安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于日执行枪决。直到1980年经安康县人民法院复查，才改判易道均无罪，予以平反昭雪。&&&&十、“斗、批、改”，“一打三反”运动及“9·13”事件&&&&日，成立“安康县革命委员会斗、批、改领导小组”，派工人宣传队、农民宣传队进驻县、区、社机关、学校、商店，进行所谓斗、批、改。全县派出贫下中农宣传队1229个，19773人，进驻“老大难”单位300个，专捅“马蜂窝”。开办所谓“知情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批斗人员家属”等各类学习班，搞“政策攻心”。这一活动，重点在于清查安康武斗中的重大案件和“武斗黑手”。2月的清查过程中，恒口区“革命委员会”少数头头决定，将日被“红三司”一派非法逮捕杀害的13具尸体，挖出陈列展览，让城里城外干部群众参观，并将与此案无直接关系的干部群众数人，捆绑吊打，批斗游街，有的致成残废。&&&&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随后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2月8日，本县全面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层层建立“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专案人员共5580人。城区举办“罡诉三查”学习班，全县培训骨干15530人，组织宣传队829个，宣传员8074人。召开誓师大会，群众检举会，批斗会。“阶级斗争”的风暴再次刮起，是不是“阶级敌人”，只要有人贴大字报，写检举信，就批斗，就上纲。据10月份汇总，共揭发落实“九类”案件1721起，涉及2030人，其中有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等。已落实处理643起，904人，拘捕254人，杀掉27人，判刑4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畏罪自杀25起，死亡20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康县人民法院对这九类案件进行复查，已判处的119件反革命案中，冤假错案78件，占65%。&&&&在斗、批、改和“一打三反”过程中，4月18日，开始举办武斗中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居民房屋的狂轰滥炸事件学习班和纵火烧房学习班。主要把事件查清，把主要责任者查清，把损失查清。与此同时，对武斗中的杀人案件，成立专案组进行清查。&&&&9月26日，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副县长雷云祺罗列莫须有的罪名，以反革命罪错判死刑。雷原系安康解放前的自卫团中校副团长，安康解放时同团长鲁秦侠率部起义。本县军管组竟然违背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把起义说成混进革命阵营，把对军方某人的看法说成攻击解放军，把“造反派”逼他交出健身剑、望远镜，说成支持武斗，将雷云祺作为“武斗黑手”杀害（此案由安康县人民法院于日宣布撤销原判决，平反昭雪。与雷同时错杀的县政协常委张开印，亦于当年平反）。&&&&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乘飞机外逃叛国，于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集团覆灭，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9月中旬后期，林彪事件通过“小道消息”传到安康，不胫而走。&&&&10月10日，本县向全体党员传达中央关于林彪仓惶出逃，叛国投敌，机毁人亡的文件，并培训1713名宣讲员，分赴各区宣讲，批判林彪叛国罪行。随着县、区、社的层层传达，“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并清查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10月24日，中央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人民公布，随之下发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日至6月下旬，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学习毛泽东日给江青的信，本县组织区以上领导干部，用半个月时间学习这封信。不久根据中央通知，撤销某些单位的“三支两军”机构与人员。&&&&十一、被利用的党员代表大会，“文革”县委的产生&&&&日至28日，本县举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是“文革”期间由“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主持召开的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文革”县委。&&&&会上，县“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心内容是继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报告说：“原县委里的少数当权派，积极推行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操纵和蒙蔽一部分人，围剿革命派，把斗争矛头直指革命群众，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妄图扑灭这场革命烈火”。报告将旷日持久、骇人听闻的安康武斗，归咎于“原县委”，说“刘少奇在安康的代理人（指原县委领导），以极左面目出现，挑起武斗”。&&&&此后，继续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文革”中产生的县委领导。6月1日，县委发出通知，在全县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在群众中只提批修整风，重点批修，其次是整风，进行自我教育，大批判的重点是“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唯心论的先验论”、“武装斗争过时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等。&&&&十二、清查“5.16”问题&&&&清查“5·16”问题，中共中央在1971年春已作决定，发出通知，统一部署。县“革委会”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做法，结合“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贯彻执犄，从清“罪行”到清“组织”，又从清“组织”到清“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日，县委专门成立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专案组，提出：凡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5·16”分子，都要彻底地追查。当时的县委书记在动员大会上讲：“5·16”北京有，西安有，外地有，安康也有；安康的武斗，难道就没有人幕后策划，从中挑动？”于是，把“文革”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逐个审查，选出重大案件和重点人物，由6个专案组包干清查，重点人物指重点事件的幕后操纵、出谋划策者及坏头头。还提出，执行中认为有重大问题的，实行隔离审查；认为罪行严重的，实行逮捕审查。事实上，并没有查出什么“5·16”分子，而是变成对人民专政的一种手段，使一些人遭到新的打击和摧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直到1976年“四人帮”彻底垮台，才不了了之。&&&&十三、“反右倾复辟”、“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蔡会康事件”&&&&从1972年开始，本县同全国一样，开展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的斗争，情况紧张激烈又错综复杂。&&&&“9·13”事件以后，经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努力，整顿国民经济，全国局势趋向稳定。1972年，《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刊登三篇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全国始有转机。但江青、张春桥等人，对周恩来为制止动乱和中国富强所作的艰苦努力，恨之入骨，掀起“反右倾回潮”的恶浪。这股风吹到安康，形成两种认识的尖锐对立：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极少数人，认为“革委会”的某些作法是“右倾回潮”，是“复辟”。而“革委会”的某些领导人则认为，只要对“革委会”提出措辞激烈、或有夸大事实的批评，就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是“反动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要进行批斗，隔离审查，直至作出处罚。8月24日，县委主持召开公社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林整风会，强调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充分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1973年，继续批林整风。7月7日，召开安康县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这是一次被利用的会议。会上交流各级贫协进驻学校、商店、机关、医院管路线、管方向的经验，贫下中农组织在这一时期被当作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1974年的元旦社论指出：“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江青一伙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为“批林批孔”运动造舆论。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江宥主持编选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掀起“批林批孔”反复辟倒退，以及“评法批儒”运动。安康地、县先后两次召开“批林批孔”大会，街头再次出现大字报。有影响的是4月份贴出的28张大字报，其中谈道：“革命委员会中的某些新贵比原来地委领导干部更坏。”大字报一出，震动安康城，地区“革委会”的一些领导，认为大字报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的红色政权”，妄图搞垮地委。于是对大字报的几名作者，连续召开千人批斗大会；并对与大字报有牵连的人，分别进行批判和隔离审查，进行大小批斗会50余场，对主要执笔者给予行政处分，下放劳动三年。&&&&5月，教育系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捧张铁生交“白卷”为反潮流英雄，否定文化考核，批“智育第一”，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部分文教干部和教师被当作“复辟派”，遭到点名批判。反对“5分加绵羊”，使中、小学教育陷于混乱。&&&&7月，县委、县“革委会”常委会召开长达10天的会议，主要学习“批林批孔”文件，讨论如何把“批林批孔”引向深入，认为“批林批孔”就是要“反复辟，反倒退”，回击修正主义的回潮。县委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说：否定“文革”，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思潮，相当严重。有人散布安康“文革”就是“武斗”，“五七干校是胡搞”，“极左不批，是非不分”。并运用“四大”，联系实际开展揭发批判。会后，培训以工人、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批林批孔”骨干400多人，四出宣讲，开办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骨干学习班，建立各种“评法批儒理论小组”，有评价曹操研究小组，评价武则天研究小组，批《女儿经》、《三字经》、《增广贤文》小组等。&&&&在“反复辟、反回潮”期间，本县出了个“蔡会康事件”，大字报和传单闹得满城风雨。事情原委是:日，新安中学学生蔡会康，要求落实在修铁路中因公牺牲的姐姐待遇问题，与洪山公社党委书记发生口角，动手打书记一耳光。县常委办公会议决定予以拘留，由公安机关押送到城关各中小学校批斗。蔡会康被拘留前曾患原发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症，关押期间病情加重，于12月4日教育释放后，治疗无效，死于地区医院。“批林批孔”运动中，县委举办暑期教师学习会，贯彻“中央文革”对“马振抚事件”的批示，“批师道尊严”。新安中学教师就蔡会康问题向县委提出，“这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认为，蔡会康打人是错误的，但不应批斗拘留。社会上对此事反映强烈，从县委机关内部到大街，贴出大标语、大字报，批判“刑不上大夫”，要求惩办“凶手”。有人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提出“蔡会康问题”是一桩残酷迫害革命小将的事件。县“革委会”领导班子内部的某些“群众代表”，也表示对“蔡会康问题”处理的不同意见。1977年，“揭批查”运动开始，县委派工作组进驻新安中学，对提出“蔡会康问题”的几位新安中学教师，以帮派体系“核心人物”，进行为时一年半的审查；把新安中学当“帮派体系的黑窝子”，把一些教师说成是“利用蔡会康事件妄图搞垮地委、县委”、“乱中夺权”。清查中组织千人以上批判大会三次，各种批判会近百次，在批判隔离中出现打人、撬牙、撕破衣服，拆私人信件，以及其他侮辱人格的行为。连同受株连的教师被点名、亮相、公布历史、写检查达31人。一时间，大幅标语、大字报贴满校园。报纸、广播对新安中学教师的问题作了失真的新闻报导。学校多次停课召开大、中、小型批判会，并以此为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清查运动告一段落后，将几位主要受害教师遣送农村煤窑劳动。&&&&十四、“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基本路线”教育&&&&毛泽东在“文革”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出以后，1975年初，开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习，同时推广江青炮制的“小靳庄”经验，大办政治夜校，批判“小生产者产生的资本主义倾向”，因而导致农村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社员家庭副业，有些地方收自留地、自留山，还有的设关卡，没收农民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小宗农副产品。地、县的主要领导，还坐上车在公路沿线集镇督促驱赶集市上的农民，大力“围歼资本主义”。&&&&由于毛泽东数次讲道：“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大差别，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又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为学习这些谈话，本县从2月中旬开始，召开9天四级干部会，解决认识问题，随之召开县“革委会”全委会议，武装思想，统一认识。从3月起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毛泽东的谈话和张春桥主持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把马、恩、列有关论述任意阉割和教条化，为“文革”找理论根据，促使“批资批修”运动更加“深入”。&&&&8月，毛泽东采纳姚文元的意见，批准发动“评《水浒》”。江青、姚文元等人，借此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一时，本县党政机关和文化单位开展评《水浒》，到处请人讲《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11月底，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在北京“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要点，指出“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本县的“反击右倾翻案风”随之而起。&&&&为了深入“批林批孔”，联系实际批修批资，全县从秋季开展大规模的基本路线教育。第一期抽调干部1200多名，组成宣传队进驻34个公社。批修批资的主要内容为：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教育农民，武装农民，树立贫下中农阶级优势；解决农村“五种人”掌权的问题，批、斗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批以钱为纲，自由贸易，自由种植，重副轻农，副业单干，宣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要堵资本主义的路”。&&&&十五、禁止悼念周恩来总理&&&&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人民无限悲痛。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阻挠，不让正式举行悼念活动，但本县大街上仍有人贴出哀悼总理的大幅标语。&&&&十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将毛泽东在“打招呼会议讲话要点”传达到党外群众。到3月以后，传达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华国锋关于“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开展批邓，由于本县干部、群众思想不通，实际上未能开展起来。为推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县委筹备大型的阶级斗争巡回展览，宣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资产阶级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展览从5月17日开始，于8月27日结束，共进行114天。内容分六个部分：批邓的各种场面；本县“资产阶级分子”的罪恶事实；严厉打击“新生资产阶级”的情况；“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介绍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经验。巡回展览时，通过各级组织，动员群众参观，聆听讲解，并组织座谈。&&&&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本县未出现大的活动，在中央政治局错误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之后，随着中央各大报连续发表攻击邓小平的文章，“走资派还在走”的谬论出台。面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形势，3月初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对“三项指示为纲”进行批判，结合评论《水浒》，继续批孔，揭露“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倒退，并把批“三项指示为纲”和基本路线教育结合在一起搞。34个搞路线教育的公社，以大队为单位，在批邓的同时，批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基层干部。&&&&8月以后，本县大批判主要指向所谓《三株大毒草》，即批判《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案）等三个文件。由于人们看不出“毒”在什么地方，没有公开进行宣讲批判。&&&&十七、“四人帮”覆灭之后的两个“凡是”，“抓纲治国”与“路线教育”&&&&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粉碎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此项新闻一发布，全县人民纷纷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欢庆中央政治局在危难中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至此结束。&&&&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1年建党60周年，近5年时间，本县和全国一样，经历头两年党的事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经历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程。&&&&1977年3月，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确定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继续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和进行“基本路线教育”。本县以“抓纲治国”为中心内容，在21个公社中进行第二期基本路线教育，抽调工作队员880人，开展“一批两打”，即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为中心，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在这期间传来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人们心情振奋。&&&&华国锋违背党和人民的意愿，执行两个“凡是”，当时，在路线教育工作队集中总结工作时，传达华国锋还要继续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拖延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及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2月，开始在14个公社中开展第三期路线教育，抽调工作队员700多人。中心是贯彻华国锋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三大革命一齐抓，要开展“一批两打”的人民战争，搞拨乱反正的大战役；但仍然部署了解决“五种人”掌权的问题。&&&&十八、拨乱反正，开展揭、批、查，平反冤假错案&&&&日，《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抨击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在本县引起极大反响。6月初，地、县开动员大会，提出揭批“四人帮”，联系清理“四人帮”在安康的爪牙，即‘揭、批、查”运动。清除地、县“革委会”领导班子中的“造反派”头头，司法机关依法逮捕“文革”中触犯刑律，民愤极大的打、砸、抢首恶分子焦建国、张文元等人。对“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开始复查，平反昭雪。县人民法院先后抽调30多人，对“文革”时期判处的反革命案119件，190人，普通刑事案686件，872人，进行全面复查。仅反革命案中就查出冤假错案78件，其中冤杀5人。&&&&本年秋，县、区各级有关单位，开展大规模的平反“三案”（冤、假、错）工作。到11月，对全县错误处理的各类人，大部分清理完毕，予以改正，能工作的重新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按退职、离休、退休处理，已故的发给抚恤金。对地富摘帽和地富子女改变成份的工作，于同期基本结束。&&&&对“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杀人案件的调查审讯，依照法律大张旗鼓地判处一批罪大恶极的罪犯。同时，一些“闹派”头面人物的问题，一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的问题，都基本查清，做出了结论，有的受到处分，有的免去领导职务，安排适当工作。&&&&十九、庆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12月23日，安康地区及安康县五万军民冒雨集会并举行游行，热烈庆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接着，葚委召开扩大干部会，学习全会公报和决议，拥护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号召党员、干部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进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的讨论。讨论主要在领导干部中进行，一般党员由县党校组织短期学习班给予讲授。&&&&1979年，本县开展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谬论，落实党的政策，对错划的“右派”和因“右派言论”而遭受处分的人，全部予以改正。同时，平反纠正一批冤、假、错案，特别是平反纠正因“反对林彪”，反对“四人帮”和“为邓小平鸣不平”而判刑的案件。&&&&同年，县委发出文件：关于“清队”中对原县委书记高世宏、副书记李华南、乔登科，县长崔锦议等人的错误揪斗、审查及各种不实之词，一律推翻，彻底平反。全县各单位、各部门，在“文革”中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经过全面审查，作出平反决定，对受害者恢复名誉。28张大字报的作者张会鉴、李再信，也先后得以平反。&&&&全县被揪斗的1.4万多人，在拨乱反正中作了清理，该赔礼道歉的，该销毁材料的，该退赔的，均基本处理完毕。日，对“蔡会康事件”中遭到迫害的教师进行平反，政治上恢复名誉，县委主要负责人带领6名常委前往新安中学，给31位教师退还所整材料，并赔礼道歉。&&&&经过三年的揭批“四人帮”和领导班子的不断整顿和调整，本县的“文革”势力基本被粉碎，清查处理打砸抢骨干分子的工作基本结束。之后，各级各部门的领导权也大都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手里。1980年召开的中共安康县第六次代表大会，回顾和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本县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拨乱反正的工作，讨论加强党的建设和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1981年1月召开安康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宪法》规定，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各级人民政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党的工作着重点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创造了条件。
围攻根子：“根子”本属应依靠的骨干，为考验其可靠程度，采取“围攻”乃至批斗，是“四
清”中一度使用的特定语言。吴哈、廖沫沙、邓拓在《前线》杂志，合作撰写《三家村札记》，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
黑线，遭到围攻。赵守一为当时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1966年夏天被西北局抛了出来，与胡耀邦（西北局第二
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启明（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陕西省长）被诬为“陕西三家村”。“红五类”指工人、贫下中农、城市贫民、革命老干部、革命军人等家庭出身的子女。“黑七
类”指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子女。公开地鼓吹唯成份论。“二月逆流”：1967年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
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了强烈不满，提出义正辞严的
批评，与康生、张春桥等人面对面地斗争。随后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把这次抗争诬为
“二月逆流”。“三原”即原县委、原人委、原公检法。系“革委会”夺权之后，对本县原来党政机关的蔑
称。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早上起床后，对着毛主席像行三鞠躬，祝领袖万寿无疆。然后讲今天准
备干什么事。晚上睡觉前，按早上的形式，再汇报今天做了什么事，做得怎样，今后怎么办。三忠于是：忠于领袖，忠于领袖思想，忠于领袖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领袖人物要无限忠
于，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忠字舞，忠字歌：即将当时最流行的《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
等儿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曲配上舞蹈动作的集体舞。批陈整风：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公布陈伯达反党
事实，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五·一六”：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有没有这个组织，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还
难于说清，清查五·一六的过程中，提出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
命”的，就是五·一六分子。这实际上是对人民专政的一种手段。三篇文章指：周恩来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
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的精神。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无政府主义是假
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右倾回潮：诬指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反对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所作的努力。张铁生：辽宁省兴城县中学生，文化程度太差，1973年大学入学考试交了白卷。此事被“四人
帮”视为“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英雄”，大肆宣扬。马振抚事件：1973年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一）班女学生张玉勤，在考英
语时交了白卷，并于卷子背面写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
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张玉勤被校方批评后，投河自尽。《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
道，中央文革对事件进行调查，在报告上作了批示，认为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恶果”。小靳庄经验：1974年六月，江青窜到天津市宝坻县的小靳庄，逢人便讲，“是我们的主席派我
来的”，把小靳庄作为她的“点”，炮制“小靳庄”大办政治夜校，评法批儒批周公的经验，把矛头对
着危病中的周恩来。“五种人”：指所谓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思想停留在
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革”中的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
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邓小平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道，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作了针锋相对
的斗争，“四人帮”硬把1975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所谓“右倾翻案风”。日，周恩来逝世。4月5日（清明节）北京百万群众集会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
来，愤怒声讨“四人帮”，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三项指示为纲：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时说：“前一个时期，
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
搞上去。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抓纲：即抓“以阶级斗争为纲”之“纲”。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
不渝的遵循”。就是说，华国锋仍然要坚持“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