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检索：
当前位置&&:&
中国吴文化发祥地考证
发布时间：&&&&浏览次数：
&&&&字体设置:【大 中 小】
无锡市史志办公室
按：今年8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莉新在实地考察阖闾城遗址公园时指出，要大力提升遗址开发水平，深入挖掘吴文化内涵，进一步打响无锡吴文化发祥地品牌。为了便于大家对吴文化的了解，本刊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史料记载、考古发掘等四个方面对无锡作为中国吴文化发祥地进行初步考证。
吴文化源自中华商周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吴地文明发展的精髓所在。吴文化的开创源自&江南始祖&泰伯（注：同&太伯&）及其弟仲雍。约公元前12世纪，泰伯与弟仲雍为让王位，来到长江以南、太湖之滨的无锡梅里，建立吴国，将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相融合，逐步形成了吴文化。吴国从泰伯到夫差共经历25位君主，其中23位以梅里为都。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迁都苏州，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国过所灭。从吴国历史来看，无锡梅里具有600多年吴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它见证了吴文化的开创、传承和发展。因而，无锡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无锡作为吴文化的发祥地是有据可考的，其&据&有四：
一是详实的史料记载。《左传》有八处记载泰伯奔吴或吴为姬姓的事实。如&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僖公五年）。&太伯端委，以致周礼，仲雍嗣之，断发纹身，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哀公七年）。《世本&居篇》记载&吴熟哉居樊离&，熟哉即仲雍，樊离谓梅里，即今梅里一带。《史记》记载泰伯奔吴的资料更为详实。《史记&吴太伯世家》曰：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唐代张守节作《史记正义》注释说:&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吴地记》记载，太伯城筑于梅里平墟，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今曰梅李乡、亦曰梅里村，太伯庙在焉。城东五里曰皇山，一名鸿山，有太伯墓。《论语》、《国策》、《吕氏春秋》、《汉书》、《越绝书》、《逸周书》、《韩诗外传》、《论衡》、《舆地记》、《吴越春秋》、《东周列国志》等许多地方史志古籍都有相关记载。据此知，泰伯是奔到今无锡东南的梅村建国的，无锡乃是吴国最早的建都地，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二是大量的遗址遗迹和考古发掘。遗址遗迹是对历史原貌的重现。无锡境内发掘了大量关于泰伯和吴文化的遗址遗迹。泰伯墓、泰伯庙、阖闾城、泰伯渎、故文台、江阴花山遗址、鸿山吴越贵族墓大型遗址等，重现了泰伯在梅里生活、创业、建国的史实和吴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据考古发掘，学术界定论，连裆鬲是周文化的遗物，是周人的炊煮用具，一人一鬲，鬲随人走。江阴花山遗址出土了一件完整的素面鬲，属连裆鬲。1958年张永初先生在梅村陶埂上深翻耕地时也发现了鬲足。江南历来用斧不用鬲，在无锡境内多次发现了连裆鬲遗存，足可说明泰伯奔吴到无锡梅里。2004 年, 在梅村附近考古发现了鸿山吴越贵族墓大型遗址,在鸿山遗址土墩中发现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历史遗存，这些遗存中出现了几何印文陶、曲折纹、回纹、方格纹等典型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考古特征，还有一些出土的编钟等也与前期考古的结果互为印证。这就意味着其存在时间从战国早期提前到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因而，发掘的墓群应该是吴越贵族墓群，这一考古发现也成为&无锡是吴文化发祥地&论说的重要佐证。
三是多朝官方的认可和民间文化的流传。从历史记载来看，无锡梅里是&泰伯奔吴&之所在，得到多朝君主的认可。主要表现在历代对泰伯庙、泰伯墓的修整和对泰伯的祭祀。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4年），桓帝敕令即宅为祠，建泰伯庙于无锡梅里。同年命吴郡太守糜豹修筑太伯茔门。糜豹《太伯碑记》云：&余幼年读鲁论文暇，每思太伯之风，彷徨而不可企，不意受命南邦，诏建太伯墓庙于梅里鸿山&&&晋明帝尊泰伯为&三让王&，用王者礼乐，聚王者冕服。唐太宗贞观13年（公元637年），下诏重新扩建大殿、庙门，宋哲宗下诏&吴太伯以致德殿为额&，康熙御书&至德无名&，乾隆御书&三让高踪&，清代多次修葺泰伯墓。特别是从宋代开始，历代皇帝都很重视对泰伯墓的祭祀。北宋太平兴国2年（公元977年）宋太宗命人祭祀泰伯，并赐金帛祝文。明朝朱元璋封泰伯为神，春秋两季进行祭祀并亲自写祝文。历代对泰伯墓和泰伯庙的修缮与皇帝祭祀、追封达数十次。
无锡梅里是&泰伯奔吴&之所在不仅得到历代的官方认可，口碑、传说、吴歌等形式的民间文化也是有力的证据。现代著名先秦史专家李学勤先生指出：传说往往蕴含十分重要的史实&&古代一个民族关于本身先世的传说，绝不是凭空虚构的故事，他在古人心目中有重大意义，传说的传述更是很严肃的事情。千百年来广泛流传于梅里关于泰伯的故事和传说，有名有因、有地可寻的不下数十处。位于梅村西南陶埂上村前的一条河浜，因泰伯出外打猎骑马渡过此河，故为&皇渡河&。在梅村东北五华里许的皇山坡泰伯墓东侧的山顶上有四角亭子一座，谓泰伯在此遥望虞山二弟仲雍之处，故名&望虞亭&。位于梅村泰伯庙左后方，横跨伯渎河，用金山石砌成，做工厚实、惊喜，造型稳重，象征泰伯开发江南德高望重的&至德桥&。凤凰墩相传是泰伯看到凤凰停留的地方，泰伯认为此地吉祥，便定居&蛮村&。皇渡河是泰伯外出打猎，骑马渡过的河。纱帽丘是泰伯纱帽被吹落之地。故文台是泰伯率众春秋祭祀的地方。梅里至今还流传着&梅里花，梅里果，泰伯教民唱山歌&的民谣。口碑、传说、民歌等民间文化形式，对泰伯在无锡梅里的起居生活和其领导的经济社会建设进行了系统的描述，绘声绘色、有血有肉，许多已入史志，有迹可循，这些都从另一个方面实证了&泰伯奔吴&的落脚点是在梅里，无锡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四是泰伯纪念祭祖活动得到广泛认同。在无锡，关于吴文化鼻祖泰伯的祭祀和纪念活动传承数千年，既有官方祭祀也有民间自发，无锡民众通过祭祀等多种形式来表达对泰伯精神及其丰功伟绩的纪念和敬仰之情。无锡作为吴文化的发祥地，其举办的祭祀活动不仅得到当地吴氏后裔的支持和认同，而且得到海内外广大嘉宾和至德宗亲的认可，他们不远千里来无锡参加泰伯的纪念和祭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吴氏宗亲约有4000多万，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来自海内外的许多吴氏宗亲每年清明前后都会赴无锡市寻根祭祖。2006年4月，首届中国（无锡）吴文化节开幕，包括吴氏宗亲之一，时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仲伯基金会董事长、台湾吴氏宗亲总会荣誉理事长吴伯雄在内的，来自世界至德宗亲会的代表和海内外吴文化专家学者等三千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和祭祀典礼。至今，中国（无锡）吴文化节已举办八届，每年都有大量的海内外吴氏宗亲和民众前来参加祭祀和纪念活动。在无锡举办的关于泰伯和吴文化的纪念、祭祀活动得到海内外民众，特别是吴氏宗亲的高度认可，并自发或有组织的前来寻根和祭祀，这种广泛认同度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无锡是&泰伯奔吴&的落脚点，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几千年来，无锡继承了吴文化的本质和精髓，并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赋予吴文化以新的内涵和生命力。无锡人民创造的许多文化成果，如工商文化、&四千四万&精神等，都是对吴文化的经典传承，引领了吴文化的发展方向。由上述，无锡是吴文化的&渊源&毋庸置疑，实现吴文化的&流长&更是无锡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光荣使命。
（执笔：本办党史处& 张辉）新浪广告共享计划>
广告共享计划
泰伯奔吴的故事
泰伯奔吴的事 以及他的精神
采纳率：48%&10级&
泰伯奔吴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同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有关泰伯奔吴的落脚地，眼下史学界依然流行多种说法，单江苏就为泰伯奔吴是在无锡一带还是宁镇地区就颇有争议，但根据大量的史料记载，泰伯当时所奔之“荆蛮”，应指无锡、苏州一带，有关泰伯奔吴在梅里，后汉时期的《吴越春秋》、《泰伯墓碑记》以及南朝的《后汉书》等，都有泰伯冢在梅里的记载，而关于“梅里”即“无锡梅村”，最早有东汉碑刻的记录。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吴太伯”也称：“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
也就是现在的梅村地区。更确切地说，古文献记载的“梅里”范围要远大于现在梅村镇的行政区划，比如，相邻的鸿声镇就应归入当时的“梅里”的区域内（泰伯募遗址现在鸿声境内）。
　　遗憾的是除了文献记载，目前有关泰伯奔吴的遗物、遗迹仍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不过在梅村地区，至今流传着大量有关泰伯奔吴、开发江南的动人故事。像“皇渡河”、“荒三千”、“九泾一渎”、“荆村”、“蛮巷”等，当地百姓给这些地名赋予了丰富的历史传说。虽说传说无从查考，无以为证，却给梅村历史渲染了浓厚的人文色彩。不过，在历尽千百年风雨沧桑、战乱动荡之后，随着近期梅村城镇建设的快速发展，我们在当地所能寻访到的旧址多已成了残迹。现在的梅村，最能证明其历史，只有泰伯庙和伯渎河了。
　　泰伯庙是后人为纪念泰伯而建，始建于汉代，眼下所剩的最古老建筑已是宋代的。以前也曾到访过这里，跟诸多的江南庙宇相似，当时的泰伯庙几乎没能留下什么特别的感受。只有在江南绵长的雨季里，泰伯庙也才散发出缕缕静谧幽深的气息，让人可以透过时间的雨幕作悠长的遐想。
　　伯渎河相传说为泰伯开发江南时所修，但在尚未得到考古证实之前，这只能作为一种传说。尽管如此，作为比京杭大运河更早的古代运河，伯渎河的历史依然是漫长而古老的。据考证，伯渎河在吴王夫差时已存在。当时夫差为了北伐齐国、称霸中原，下令开凿古代运河，称“邗沟”，也就是东汉《越绝书》上记载的“吴古故水道”。伯渎河即“吴古故水道”的无锡段。如今的伯渎河，黝黑的暗流，散发着雨季的腥臭，已很难让人想象，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条运河还是当地主要的交通渠道。
　　关于梅村，旧有的“古”已经很难与现有的“新”相匹敌了。但作为“江南第一古镇”，它延绵的文明为后世梅村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储存了充足而深厚的文化养分。在泰伯庙前的牌坊上镌刻着“至德名邦”四字，可以说，它涵盖了梅村人千百年来孜孜追求的一种精神。“泰伯城荒德求荒，至今遗址尚流芒。”从荆蛮之地到礼仪之邦，如今的梅村经济发展迅速，文化教育发达，梅村人在先贤礼让、开拓精神的鼓舞下，不断书写着全新的美好历史。
吴国的建立，人们通常认为是从“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开始的。包括《史记》在内的文献记载，吴君自泰伯（太伯）至寿梦一共有19世，“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但是在泰伯和寿梦之间除了世系之外，长达500多年的历史我们找不到可靠的文字记载，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正促使我们在拓宽思路、转变观念的同时，逐步廓清弥漫于史实之上的迷雾。
吴文化，一般说来，它的内涵是指商朝末年（公元前11世纪末）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奔吴后开始，至春秋末年吴王夫差23年（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国灭亡为止，大约700年间在吴国范围内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史。尽管专家们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对吴文化的时间和空间界定有所争论，有一点却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吴文化自泰伯奔吴始。
那么，泰伯和仲雍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地奔吴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解释是他们为了遵从父王的旨意，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然后再传位给季历的儿子昌。泰伯和仲雍宁可不要王位，而去往几千里以外的荆蛮之地，与当地人一样断发纹身，刀耕火种，显示了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古往今来，研究吴史、吴文化者都取“让权说”，极少有人提出疑义。
然而仔细想想，问题就来了。先从地理空间分析，自黄土高原的岐山到长江以南的太湖，即使是走直线也有三四千里，路途遥远而又坎坷。兄弟二人带上随从，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丛林草莽间踩出一条路来，绝非易事。打个比方，假如身后有敌军追来，为求生欲望所驱使，或许会铤而走险，而为仁义道德计，似乎不必刻意历尽艰险，只要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寻找生存之处，便可成全父王和季历了。而他们竟然从自幼生活的干旱少雨、刚直粗犷的黄土高原，来到温润潮湿、湖荡环绕的太湖流域，与百姓一起引水入江，种植水稻，并授予礼仪，教化人民，赢得了百姓们的爱戴，被推崇为首领，及至由他们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勾吴。这似乎已成为信史。然而，这样的解释是否过于理想化？是否涂抹了太多的王权意识和救世色彩？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是历代皇朝的统治中心。这一事实却在卷帙浩繁的旧史料中被偷换成了“文化中心”，且是唯一的和固定不变的。由这个“文化中心”单向发出的信息，替代了四面八方、此起彼伏的文化现象。不难看出，司马迁当年正是站在黄河流域是唯一的皇权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立场，提出泰伯奔吴“让权说”的。事实上，中国的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不仅仅起源于黄河流域，也起源于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是熠熠闪亮的满天星斗，点燃了文明的曙光。试想，早在六七千年前就能够利用自流井灌溉，种植水稻的吴越先人，为什么要来自黄土高原以黍稷为食的泰伯和仲雍来教会自己饭稻羹鱼呢？早在五千多年前就人工堆筑大祭台，制作了精美的玉石礼器的先民，又为什么要他们来作原始的启蒙呢？
那么，泰伯奔吴究竟原由何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不揣冒昧地认为，这是为了寻根，返回先祖的故土。寻根是人类的一种最原始最本质最普遍的情感。恰恰是源于血缘的文化认同感，促使他们不辞艰险，长驱数千里，来到先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太湖流域，并很快与荆蛮之地的人们融为一体。文化的凝聚力是无法低估的。
二 让我们看看泰伯奔吴时的历史背景。
大约在距今三千年前，古公亶父“在周原上筑城郭室屋，以邑为单位居住归附人，改革戎狄旧俗，设立官司，形成一个粗具规模的周国……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世继续发展，终于强大到足以翦灭大国商。”（《中国通史》第一册
人民出版社）到了季历继承周太王的权位时，周国渐渐强盛，商王承认季历做西方的霸主，号称西伯。
而在太湖流域，当时确是一片荆蛮之地。但是不要忘了，考古实践告诉我们，早在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创造了辉煌的史前文明。尤其是距今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时期，人类的生产、生活的范围已达到相当规模。那时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生活方式，开始有了精神生活追求。在此基础上，原始宗教开始萌生，与之相适应的祭坛、巫觋和用玉、石打制的礼器相继问世。甚至还出现了体现思维智慧的原始刻符文字和图腾纹饰。
可是在距今四千年左右，有着蓬勃生命力的良渚文化突然消亡了。消亡的原因，与自然环境的急剧变化有着深刻联系。连续三次九星地心会聚事件的发生，导致了灾害群发现象。尤其是洪水泛滥，肆虐天下，给先民们筚路褴缕、苦心经营的生活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连续二、三百年间，特大的洪水、持续的严寒，使自然生态严重失衡，这不能不影响到文明初始时期的人类的发展。业已高度繁荣的良渚文化，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
然而祸不单行，在洪水侵袭的同时，战争又降临到先民的头上。《史记·五帝记》中有关于黄帝大战蚩尤的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黄帝先是五战五不胜，后来与炎帝联合起来，倾尽全力才将蚩尤战败并擒杀之。许多专家认为，古史传说中的蚩尤部落集团，正是创造了良渚文化的吴越先民。黄帝战败蚩尤后，蚩尤部落的成员有很多人当了俘虏。前秦王嘉在他所著的《拾遗记》中说：“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邹鲁之地在何处，难以考证，有北之乡当指北方高寒地区。七十年代，陕北延安碾庄曾经发现一批良渚式玉器，与太湖流域发现的良渚玉器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有专家说，这很可能就是被皇帝迁往“有北之乡”的蚩尤部落集团的遗民所遗留下来的器物。在古史传说神奇的外壳下，包含着的是真实的果实。
良渚先民遭受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尽管当时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远比黄帝炎帝拥有的文化先进。不过，蚩尤部落集团失败后，他们的许多文化因素却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影响着中原地区的文化。文化落后的民族在征服文化先进的民族以后，往往会被先进民族的文化所征服，所融合。商周文化中的璧、琮、兽面纹（饕餮纹）以及某些青铜器的形制明显带有良渚文化色彩，就是明证。
太湖流域在良渚文化之后，是马桥文化。马桥文化明显带有文化低落期的特点。它继承了良渚时期的文化面貌，但是没有发展和进步。它无法像良渚文化那样具有强大的扩张优势。而中原商文化因素，却在马桥文化中渐渐呈现出来，不难看出它蓬勃的生命力和渗透力。至此，泰伯奔吴时太湖流域一带为什么是荆蛮之地，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从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国度去往落后贫困地区，应该有着较深层次的文化认同。
三 多种文化成份的融合，是中华文化的特征，也是它的幸运。
追根溯源，这却是从泰伯和仲雍奔吴开始的。他们使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太湖文化）得到了交融。
如果不是我的妄自揣测，泰伯、仲雍应该是被洪灾和战争所逼迫，不远千里迁往“有北之乡”的蚩尤部落成员的后代。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上流淌的是良渚先民的热血。尽管迁移到黄土高原、渭水流域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世世代代的良渚人与当地人已经同化，可是太湖之滨这片丰沃而神奇的土地，那饭稻羹鱼、丝帛麻纺的日子，那被今人称为“中国的土筑金字塔”的人工堆筑大祭台，以及许许多多闪烁着无穷智慧的玉石礼器，在先人们的声口相传中，始终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到先辈生活过的地方去开辟一块新的天地，每一个血性男儿都可能产生这样的雄心壮志。泰伯、仲雍没有理由鄙视荆蛮之地，因为他们知道，在大禹治水以前很多年，这里曾经是如何的生机勃勃、繁花似锦。更何况，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故土，是他们“根”的所在。他们甘心情愿地历尽艰辛，前来寻根——寻根或许是一个现代的名词，可用它能解释原始的举动。
考古学家们对黄淮平原龙山文化遗址在文化上的归属，有过争议。他们认为这与当时不同文化系统的人群的流动迁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种人群的汇集与流徙则与这一地区历史上频频出现的水患息息相关。我们不应忘记‘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这或许是打开这一地区所谓‘混合类型’或‘混合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见韩榕《海岱文化区刍议》，《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流传的大禹治水的故事，说明大禹是四面八方的人们共同敬爱的神。故事既形象地勾勒了距今四千年前发生的特大水灾，也表明了各种不同背景文化的交融。泰伯奔吴，与当地的荆蛮人相互交融，并被推举为氏族部落首领，也丝毫不奇怪。当时的氏族部落首领，在举行宗教活动时是巫师，在遇到部落冲突和战争时是指挥员，平时则领导着生产劳动。不过，要让吴地的人们“义之，从而归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推举一位“外行”来领导自己。据《左传·哀公七年》记载：“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断发文身，赢以为饰”。原来太伯来到吴地后，首先推行的是周朝的那一套礼制，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后来仲雍作了很大的变易，不仅在外表上断发文身，还起了一个字“孰哉”——吴语中可理解为“熟了”。正是因为他完全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融入了当地社会，才受到了人们的拥戴。
泰伯和仲雍在吴地成立了一个小国，“自号勾吴”。勾吴的涵义是什么，许多专家学者作了许多考证，或认为是勾国与吴国的合称，或认为是延用了先吴族的族号，或说勾只是夷语的发声词，或说勾是实词，勾、工、攻都是干的音变，勾吴即干地之吴。一时众说纷纭，迄无定见。但我们只要从文化融合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结就容易解开了。起初勾吴只是泰伯和仲雍的自号，但当地的荆蛮人闻知后，义而归之，“共立以为勾吴”（吴越春秋·吴太伯世家）这意味着勾吴是一个周人和荆蛮人双方都能接受的词汇。他们找到了一个土著词语，用周地的文字书写，读音和含意都很相近，便很快得以流传——采取这样的办法是最容易得人心的。
勾吴一词当有勾画鱼纹、文身之意。早在六十多年前，史学家卫聚贤先生就曾经从字形、字义、字音等三方面，对“鱼”字和“吴”字作过考证。他认为吴字像鱼形，吴和鱼是相通的。吴人把鱼纹刻划在身上，与他们的图腾信仰有关。他们“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当时有许多人说他论据不足。但是今天这样的例子便容易找到了。周庄太史淀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黑皮陶壶的壶肩上，镂刻着一个原始字符，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副清晰的鱼骨，是一条抽象的鱼。同时它又是一个“吴”字。它确凿地证明，在先民的眼里，吴就是鱼，鱼就是吴。直到今天，在吴方言中，吴和鱼的读音仍然是不容易区分的。
数千年来，龙衍变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龙，就是以闪电与角兽类、鳞甲类、蛇蝎类和凤鸟类图腾氏族等等，汇合成的一个强大部落的族徽标志。其中当也包括以鱼为图腾的氏族。龙是多源的。吴人的龙，是鱼的神化，或者说是神化的鱼。他们不仅在陶器上刻划鱼纹，还用鱼形文身，以像龙子，认为这样就能避开蛟龙（扬子鳄或蟒蛇）的伤害了。
泰伯、仲雍奔吴，在隆重地完成断发文身的仪式后，终于与当地的荆蛮人实现了文化认同。他们建立的以鱼为图腾的勾吴国，被载入史册，成为吴文化（鱼文化）的始端。从中我们不能不看到，任何地域文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所谓源和流也是相对的。恰恰是在地域辽阔的中华国土上的文化融合，从文明萌发之际就已经开始了，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融合的潮流阻挡。
当我酝酿这篇文章的时候，南京博物院的一支考古队完成了江阴花山遗址的发掘工作。他们的领队告诉我，出土文物中第一次发现有黄河流域商周文化特征的器物与吴越文化的器物并存。这说明了大约在三千多年前，有数支来自北方的氏族部落渡过长江，在花山一带落脚居住，与当地的土著人相互融合。深入的考古工作尚在进行之中，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泰伯奔吴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泰伯奔吴的困惑 杂文 百家杂谈
作者：江凤鸣
浏览：75次
无锡梅村，古称梅里，乃是当年陕西人泰伯、仲雍奔吴后的第一座江南王城所在。现在梅村尚有泰伯庙，系歇山单檐造，翅角正檐，器宇轩昂。殿内立有楠木柱子十四根，石柱二十四根。大殿前立有石牌坊，中刻“至德名邦”四个大字。　　泰伯奔吴，成为无锡人的人文始祖，倍受无锡人推崇。特别是泰伯在陕西老家三让王位的故事，更让无锡人敬仰的了不得，据说当时就有梅里乡亲三千家归顺了他。古时候都是大家族，一家有个十几、二十口子不算稀奇。这样算来拥戴泰伯的人，应该有数万人。泰伯于是在江南称王焉，也不辜负了他与二弟仲雍，一路跋山涉水，千里奔吴的辛苦。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商朝末年，偏居陕西的周太王，有三个儿子，周太王因为喜欢老三季历的儿子，就准备把王位传给老三，以使他的孙子也可以继承王位。然而，在古代中国都是嫡长子即位，这样做是不符合礼法的。苍老的周太王为了这件事，苦心焦虑，病倒在床。这件事被老大泰伯和老二仲雍知道了，于是为了成全父亲的意思，两个人就假借进山采药的名义逃跑了，而且一口气就从西北黄土高原的陕西，跑到了江南吴地。　　儒家的创始人，孔老夫子听说了这件事，也感动的不得了。他称赞说：“泰伯其可谓至德矣，三以让天下，民无得而称焉”。那意思翻译成现代文是说“泰伯可以说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了，三次把王位让给季历，老百姓都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称赞他。”　　至今无锡鸿山的泰伯墓前，尚有一幅对联曰：“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杯万古江南。”　　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经历三千年后，被无锡人揭穿了谜底。这个故事里其实另有故事。　　今天捧读《无锡风物志》，风物志里也讲了泰伯奔吴的故事，不过和上面讲的不大一致。为了保证故事的原意，我特将其抄录如下：　　“大约在三千多年前，居住在泾水、渭水一带（今陕西岐山）的姬姓部落，正处于古公父（周太王）强有力的统治下，渐渐兴旺起来。在夺取周朝统治权的问题上，父子间发生了分歧：古公父的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兄弟俩反对父亲的旨意，而三子季历及孙子姬昌却没有表示异议。古公父恼怒长、次两儿的违悖，气的生了病，并在盛怒之下，决定把继承权传给季历再传给姬昌。　　“为了成全父亲的意愿，泰伯和仲雍假去终南山采药，以为父治病为名，各带马夫、烈马往东潜行。”　　“相传泰伯和仲雍潜逃时，古公父曾派兵追赶，一直追到今天无锡的“坊前”。因他们已断发纹身，追兵再也认不出他们。后来他们一行又逃到“堠山”，再往南便到了梅里。”　　我现在住在无锡东郊的东亭，紧靠着“坊前”镇，由此想来，当年泰伯、仲雍逃跑时，还从我家门前逃过。不过，我辈生也恨晚，不然一定见得到这两人披头散发，狂奔死逃的狼狈。　　可怜的泰伯、仲雍，之所以要千里奔吴，原来是给当国王的父亲，提了不该提的意见，被父王一路追杀，一口气逃命逃到江南的。这哪里还有三让王位的孝顺、高尚？那里有孔夫子说的至德？分明是老子独裁，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一听就火，要举刀杀人。而且是奔过黄河、跨过长江，追的二子落荒而逃。分明是两个儿子不孝顺，竟敢忤逆父王，而且绝不承认错误，一路奔逃，竟然一口气跑到千里之外的蛮荒之地，且坐地为王。简直是岂有此理？！　　这哪里有孔夫子所谓“至德”的影子，吴地老百姓听了这样的故事，一定哭笑不得，确实是找不出合适的词句来“赞扬”泰伯了。这大概就是孔圣人的春秋笔法吧。　　如果这个故事是实，那坏事变好事，孔圣人就是始作俑者。也难怪当今的人们，有了矿难、火灾，有了污染、水害，有了一切的人祸，不去追究当事者的责任，却在灾后的追悼会上，大赞救灾的英雄。这样一可躲避责任，二可显示自己领导高明。置于颠倒黑白，化过为功，某些领导者也是驾轻就熟，别有功夫。真相反正可以任由权力涂抹。不过说起孔圣人的责任，也是可以开脱的。老人家远在山东鲁地，从未跨过长江，泰伯奔吴的故事，他老人家也是道听途说，就算表扬错了，也是可以谅解的吧。　　泰伯奔吴的故事，讲了三千年了，真真假假，孰是孰非，真相如何，谁人能说得清，如何能说得清？回头仰望泰伯庙，至德殿上，惟有泰伯的泥塑，端坐不动。他紧闭双唇，什么也不想说。　　唐代吴地诗人陆龟蒙在游过泰伯庙后，曾留诗一首：　　古国城荒德未荒，　　年年椒奠湿中堂。　　迩来父子争天下，　　不信人间有让王。
泰伯奔吴的困惑 杂文 百家杂谈的发表时间是： 03:15:01&来源：爱盲网百家杂谈
爱盲网提供盲人无障碍浏览《泰伯奔吴的困惑 杂文 百家杂谈》，感谢作者：江凤鸣撰稿！
<div class="number" id="DiggNum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