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长恨歌》的思想内容，分析作者对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的态度
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
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
《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
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
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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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悲剧，因与“安史之乱”紧相联系，有着相当严肃的政治色彩，而其事情本身之离奇曲折，又极富传奇色彩，因而备受历代文士的关注。自唐至清，出现了不少以次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著名者如杜牧《华清宫绝句三首》、李商隐《马鬼》、苏轼《荔枝叹》、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洪生《长生殿》等。白居易的《长恨歌》则是其中翘楚。
杨玉环是蜀州司户杨玄瑛的女儿，随叔父杨玄琰入长安，及开，嫁于唐玄宗的第十四个儿子寿王为妃。后为李隆基看中。李欲将杨占为己有，又碍于名分，于是，让她出宫做女道士，而后在迎回宫中，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李隆基早先励精图治，晚年逐渐松弛。得杨玉环后更是沉溺酒色，荒废朝政。杨玉环则不仅自己得宠专房，身封贵妃，“声焰震天下”，而且满门亲族也跟着沾光，堂兄杨国忠位居宰相，杨倨官鸿胪卿，杨铸官侍御史，大姐封韩国夫人，三姐封滹国夫人，八姐封秦国夫人。如《长恨歌》所说是“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天宝后期，朝廷内部本已矛盾重重，李隆基对杨家的偏幸，更促进了一些矛盾的激化。天宝十四载（755），手握重兵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打着讨伐杨氏、以清君侧的幌子，发动了叛乱，兵临长安。李隆基偕杨玉环等仓皇出奔，西行四川。至陕西马鬼驿，扈从禁军发难，求诛杨氏兄妹以谢天下。迫于情势，李隆基只得如请，“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李肇《国史补》）。
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应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取入第四等，被认为位于长安西南的周至县县尉。这年冬天，他与友人陈鸿、王质夫一起到马巍起驿附近的游仙寺暇游，谈及李，杨之事。王质夫认为，象这样离奇特出之事，如没有大手笔为它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迁移消没失传。于是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在王的提议下，白居易写下了此诗，而陈鸿则写了一篇传奇《长恨歌传》。
应该指出的是，《长恨歌》关于李，杨情事的叙述描写，虽依据一定的史实，但也采撷了一些民间传说，融注了作者的艺术想象和创造。上述有关背景，可以作为阅读，理解作品时的参考，但不足以作为绳墨来衡定诗中的描写是否符合史实。
世人总说唐明皇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是由于李隆基疏于政务，任用奸佞小人，杨贵妃又专横跋扈，一人得到鸡犬升天，致使朝纲无到，民怨四起，才让安禄山有机可乘，发动叛变。在我看来，他们的爱情悲剧也有一方面是由于运气不好造成的。试想，古往今来，多少帝王没有后工佳丽的，哪个皇帝不是既爱江山又爱美人的。现在好了，一听说哪个皇帝时代有叛乱或被灭，有些人就一口咬定说是那个皇帝沉溺后宫，不管国事造成的。从历史观来看，人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从原始到奴隶到封建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都有其必然性，谁又能说王朝被灭不是一件好事呢，从另一侧面，它推动了历史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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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及杨贵妃死后去处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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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能够得到唐玄宗的宠爱绝不仅仅是容貌长得美丽，关键是有效地揣摩了玄宗的心理，而这也是后宫许多姿色艳丽的女子做不到的地方。一天唐玄宗与亲王下棋，并令贺怀智独奏琵琶，杨贵妃站在棋局前观看。唐玄宗眼看就要输棋了，杨贵妃将怀里的猫扔在棋盘上，扰乱了棋局以乱其输赢，唐玄宗因此十分高兴。华清宫中除了供奉专门的温泉用以供玄宗和贵妃沐浴以外，还有温泉十六处供其它嫔妃沐浴。玄宗与贵妃沐浴的那个浴池铺着文瑶密石，池中央有玉莲温泉涌出来。杨贵妃用锦绣缝成鸳鸯浮在水中。玄宗与贵妃驾着小舟戏玩于其间。宫中沐浴完毕以后退水顺金沟流出宫外，其中漂浮的珠缨宝络流出街渠，守候在那里的贫民每天都有所收获。唐玄宗爱好音乐，杨贵妃恰恰对音律十分在行。对此曾有这样两个玄乎的故事。其一是玄宗曾梦见十位仙子驾着云从天上下来，她们手中各执乐器悬空而奏。曲度清越不是人间的凡音，其中有一个仙人说：“这是神仙《紫云回》，现在传授给陛下，可为正始之音。”玄宗醒来后余响仿佛还在。第二天命杨贵妃用玉笛演奏，一丝也不差。还有一次玄宗在东都白天梦见一个容貌艳异的女子，梳着交心髻，大袖宽衣拜倒在床前。玄宗问：“你是谁？”那个女子说：“妾是陛下凌波池中的龙女，卫宫护驾妾也有功，玄宗陛下洞晓钧天之音，请赐给小女子一支曲。”于是玄宗在梦中为龙女鼓胡琴，名字叫做《凌波曲》。等到玄宗醒来后还记得曲子，于是在凌波宫临池弹奏这首《凌波曲》，一瞬间池中的波涛涌起，接着有神女出现在池水中，正是梦中所见的龙女。开元年间宦官白秀贞从蜀地回来，献给玄宗一把琵琶。琵琶槽是些逻檀木制成，温润如玉，光亮可鉴，有金丝红纹形成的两只凤凰，弦是未呵弥罗国永泰元年所进贡的渌水蚕丝制成，光莹如串起来的珠子瑟瑟作响。杨贵妃抱着这柄琵琶在梨园弹奏，凄清的音韵飘向云外。而诸王公主自虢国夫人以下都自称为贵妃琵琶弟子，每次听完曲子便进献给杨贵妃许多珍奇的礼物。妃子是日问阿蛮曰：“你贫穷没有可以献给师长的东西，还是我给你礼物吧。”说着命侍儿红桃娘取红粟玉臂环赐给谢阿蛮。杨贵妃擅长曲艺，曲艺中最善于击磬，泠泠然多有新声。太常梨园的乐师也不能做到。玄宗命人采蓝田美玉雕琢为磬，上面装饰着流苏之类，以金钿珠翠珍怪的东西杂饰。又铸了两座金狮子，各重二百余斤。其它彩绘绮丽，制作精妙的东西一时无比。等到安史之乱平息后回到长安，只有玉磬还在。玄宗看着玉磬心里十分凄然，不忍放置在床前，令载送到大常寺收藏。 传说：翻开史料，有关杨贵妃东渡日本的说法由来已久。早在二十年代，著名&红学家&俞平泊先生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的质疑等文章中指出，杨贵妃可能并没有死在马嵬坡，而是去了日本定居。文章指出，在日本不仅有杨贵妃的坟墓，还有杨贵妃的塑像。而且，现今的日本沿海边有一个叫做&久津&的村子，以&杨贵妃之乡&而闻名。这里的人们相信一个久远的传说，当年杨贵妃在马嵬坡兵变的形势逼迫下，一名侍女代替她去死了，杨贵妃在遣唐使的帮助下，乘船离开了大唐，经过漫长的时日漂泊至一个村子，就是今日的日本山口县久津。山口百惠就是山口家族的一员，看来她声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裔不是空穴来风的。 日本著名的文学作品中，南宫博的《杨贵妃外传》和渡边龙策的《杨贵妃复活秘史》中，都有这样的描述，他们推断杨贵妃确实没死而逃到了日本。 日本世代流传的这些传说实在出乎国人的意料，而且所有传说都有根有据，一个中国的贵妃竟然在日本很多地方，都有她的坟墓和塑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难道杨贵妃真是逃去了日本？ 著名比较文学专家严绍焘教授从事研究比较文学二十多年，对日本的文化有很多的了解，对于贵妃在日本受到的推崇，严绍砀教授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采访：严教授：我想这个最早的起源呢，是跟白居易的长恨歌是有关系的，白居易在记述杨贵妃本事的时候呢，他有著名的长恨歌，这样一首长诗，那么在长诗 的后半部分呢，他表述了对杨贵妃的一种想像，说杨贵妃虽然是她在事变中间人已经死了，但是她的灵魂还是活着的，她的灵魂飘摇到神仙山上，后来呢她和唐明皇所派去的道士在神仙上相遇了。 而众所周知，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历史上描写杨贵妃和唐玄宗爱情的最为著名的传世名作。人们分析长恨歌里写到的诗句，&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其中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人们仔细的分析这段诗文，其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就是描写了马嵬坡上找不到杨贵妃的遗体了。而此后唐玄宗派一个道士去找寻杨贵妃，结果&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没有找到，最后道士在仙山上找到了贵妃，而太真恰恰是贵妃出家时的法号。这一系列相似之处让人们充满了想像，由于是浪漫风格的诗文，倘若道士真的在仙山上找到了贵妃，这里的仙山究竟指的是哪里，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地方吗？人们陷入了沉思之中。 长恨歌里写到的称蓬莱的仙山又在哪里呢？采访：严教授：关于蓬莱山呢，在中日文化史上，具有特别的文化意义，因为呢，在日本的，文学的创作的概念中，他们常常把蓬莱山本身就指为日本本所，因为我们都知道，蓬莱山是中国道教所构思的神仙生活的在大海中的一种神山，但是在日本的文学中呢，常常把蓬莱山作为日本本身，加以演化的，所以这个能剧呢，他多少暗示了杨贵妃在安禄山事变之后，她其实没有死，她可能到达了日本。但是在和中国的史料中并没有记载&蓬莱山就是日本&的说法，人们还是陷入了迷惑之中。 采访：严教授：大约在14世纪的后期和15世纪的初期，日本的能开始逐渐的发达起来，能是日本的一种古典戏剧，那么能是以许许多多的生活作为它的题材，其中有一部能是专门以中国的题材作为它的题材来进行创作，那么在文学史上，它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唐氏能，以唐来代替中国，以唐氏能创作的剧本呢，大概有十几种，其中呢有一个剧本，就叫做杨贵妃，那么这个能氏剧的杨贵妃，它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讲了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之后，她到了蓬莱山上，那么那跟白居易的长恨歌有所不同，白居易的长恨歌说杨贵妃，人是死了灵魂到了神仙山上，但是这个能氏剧的杨贵妃呢，它说杨贵妃没有死，杨贵妃到了蓬莱山，在蓬莱山上，她又和唐明皇派来的道士互相见面了，那么基本的情节，还是演绎了长恨歌的构思，但是其中它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就是杨贵妃并没有死，就在这个蓬莱山。 随着白居易文学在日本的流传，杨贵妃在11世纪的日本就已经家喻户晓，杨贵妃逃亡日本的说法也是那时才传入中国的。11世纪时，日本的著名作家紫式部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写了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小说《源氏物语》。紫式部是日本的宫廷女官，主要为宫廷内的贵夫人们讲述汉学，《源氏物语》就是描述了宫廷内女人的明争暗斗，而源氏的命运与中国的杨贵妃有很相似之处。 采访：严教授：那么这部小说作家在构思的时候呢，她在开宗名义的第一卷，叫做腾壶，腾壶的这一卷呢，现在研究源氏物语的中国的日本的，大部分学者，都已经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腾壶这一卷，是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作为基本的构思来展开她的小说的脉络的。 传说杨贵妃到达日本后，受到日本孝谦皇后的重用，杨贵妃居住的日本宫廷就像是唐朝的建筑模式，最终她由于思念唐玄宗郁郁寡欢，死在日本。这些传说和前面的逃亡联系起来似乎都是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些传说仅仅是传说，没有确凿的证据去证实。 更为传奇是，根据长恨歌中描述，唐玄宗因为思念杨贵妃，命一名道士招魂，结果道士在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并且带回了杨贵妃给唐玄宗的信物--发簪。以近弥留之日的唐玄宗时常拿着道士带回的信物，哎情嘘叹，让人看了不免心生悲哀。 倘若道士真是在日本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按当时的原始条件，杨贵妃有可能逃到日本去吗？采访：而到了2004年，中国歌剧舞学院和日本的这个演员合作，在北京天坛剧场，演出了一幕一个大型的歌舞剧，就叫做杨贵妃，那么在这个杨贵妃的戏中呢，它明确的表示在安史之乱马嵬事变中，杨贵妃并没有死，杨贵妃当年呢由一个日本的留学生，帮助她从事变中脱逃，而有一个日本女留学生顶替杨贵妃在马嵬坡被杀了，杨贵妃又度过东海到了日本。 在南宫博的《杨贵妃外传》和渡边龙策的《杨贵妃复活秘史》中，都是这样的描述，说杨贵妃是被人代替而死，或是她上吊后又恢复了元气，最后在遣唐使的帮助下，才到达了日本。倘若杨贵妃是被别人代替而死，那下葬的人又究竟是谁，史料明确记载，贵妃死后用紫色被褥将其草草埋葬，难道埋葬的是一个顶替她而死的人。 这些推断似乎在情理之中，但是就算有人代替贵妃去死，在唐朝海上交通好不发达的情况下，杨贵妃如何能顺利的逃到日本呢？现今的人对当时的条件下如何漂洋过海是丝毫都不能想象的。 而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史料中最翔实的航海记载就是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他前后历经11年，经历了5次的失败，屡遭磨难，才终于到达日本。可想而知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杨贵妃想要逃到日本究竟有多大可能性呢？ 采访：刘教授（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唐朝时候，中日之间的交往，非常频繁，据记载，包括非正式的有十六七次甚至十八九次的遣唐使，至少能够落实的也有十五次，在唐朝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那么经常有日本人来，来得规模最大的盛唐时候的使团达到五百多人，将近六百人，最多一次五百九十多人，是很大的一个规模，一般它来的船，一般是三艘四艘船，所以一般的船里载的能达到一百多人的规模，所以那个时候是日本的造船在唐朝也比较发达，当然，唐朝的官船可能比他们还要发达，因为在广州有驶舶使，就是对阿拉伯世界整个贸易，大量的中国瓷器出去，那个船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航海技术，从造船技术，从船的本身的交往的规模应该（杨贵妃出逃日本）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唐朝时日本遣唐使船图，唐朝有记载的十多次遣唐都是乘坐这样的船来往于大唐和日本之间。日本古称倭国。在唐代时才改称&日本&，据史料记载，这样的遣唐船可载一百多人。 日本遣唐使人员会在日本博多集中起来出发，到达唐朝的明洲扬州和苏州就可以到达大唐的首都长安。日本有十几次的遣唐经历，最多的遣唐人员有五百多人，分三四艘船。 就算这样的遣唐使船能到达日本，在兵荒马乱的大唐杨贵妃可以在哪个港口登船呢。据中国古代交通史记载，当时唐玄宗逃到了四川，随后还有逃走的留学生，遣唐使等，杨贵妃一定会选择相反的方向，可能到了武汉，经长江下流，有三条路线，一个是扬州，一个苏洲和明洲，可能在此三个地方登船，最后经历数日到达日本的&山口久津&。杨贵妃到达日本的村子就是日本的山口久津县，后来以杨贵妃之乡而闻名。 这样的推理似乎是可行的，但这也是后人的猜测，在当时危急的情况下，杨贵妃就算能幸存下来，她能怎样脱离大唐吗？当时要将她置于死地的四军，都是受太子李亨也是后来唐肃宗的指派，已经成为皇上的肃宗怎么可能容忍杨贵妃逃离大唐呢？据史料记载，杨贵妃死后，唐肃宗拒绝将贵妃纳入后宫名列之内，如此看来他们之间有极深的仇恨。 就在逃亡日本的传闻在民间炒得沸沸扬扬时，有关贵妃得下落，又传出了一种新得说法。 刘教授：很多的因素，促使人们愿意相信杨贵妃是可以不死的，就是她要不死的话，这些理由也是可以从逻辑上从推理来说是成立的，尽管没有依据，那么这样的话，人们就相信她是没有死，她应该是逃走了，那么逃到哪里去了呢，在唐朝的国土上， 她不可能生存，以为后来肃宗控制局面以后，他不能允许杨贵妃还在唐朝生活，自然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去处，而从当时的交通条件，中日交往来说那个又是很现实的。 严教授：至今为止，关于杨贵妃生死之事，中国学者就提出疑问，但是没有描述她生存的潜逃的路线，那么日本作品描写杨贵妃到达日本的这样一个想像的事实，那么他们都认为杨贵妃是通过东海交通到达日本的，那么这种东海交通的线路，它是基于当时唐朝逐渐发达起来的遣唐使是有关系的，在此之前，中日之间的交通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来实行的，那是一个艰难的时间很长的一个通道，那么隋朝后期通过东海，到了唐朝以后，日本就连续向中国政府派出遣唐使。 这样东海之间就开始了政府之间的交通，所以关于杨贵妃遣往日本的线路现在只有是通过东海的遣唐使，她才能够到达日本本土，那么这个线路呢，实际也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事实上估计杨贵妃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个遣唐使，他间隔的时间非常的长，在整个遣唐使到达中国的现在说法不一，有说是十二次的，有说是十八次的，那么总而言之是不会超过十几次的，那么每一次的时间都非常的长，所以杨贵妃即使是从关中有可能存活被营救到东海，她迎接上日本的遣唐使，这中间要经过一系列的极为复杂的转移手续，那么在当时的技术条件的之下，以及在当时的总体的文化氛围中，这种可能性是很少的，而根据日本遣唐使回国以后的报告来看，没有一次的日本遣唐使回国的正式报告中提到有杨贵妃到达日本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如果说不是通过遣唐使到达日本的，那么她就不可能到达日本，因为中日之间当时没有海上的自由往来，海上的贸易开始于宋代，还不是一种一般的交通，所以我想，杨贵妃即使生存而能够脱逃，她到达日本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位于四川省营山县营山乡境内的太蓬山，地貌独特，山势险峻，早在晋朝初期，已经是道教圣地之一，隋唐之后香火鼎盛。传说太蓬山诸峰成莲蓬状，所以后人取荷花的莲蓬之意称其为&太蓬山&，蓬山上仙雾缭绕，素有&蓬莱仙迹&之称。 当地人传说，马嵬事变后，杨贵妃乔装打扮，翻秦岭，过巴中，跨州越县，终于来到太蓬山避难，立即得到道士们的同情和保护。而杨贵妃早年与道教关系密切，对太蓬山早就心向往。 四川文史研究馆史学专家冯汉镛教授曾经率队来到太蓬山考察。采访：冯教授（四川文史研究馆专家）：天上地下都找不到，结果在蓬山把她找到，而蓬山呢，登莱扬洲的这个蓬莱，在唐人的诗里面都是说它蓬赢，蓬岛很少说它是蓬山的，大蓬山实际上指的是蓬山（蓬莱），这样子就可以证明杨贵妃是到了蓬山，她之所以晓得蓬山是因为荔枝的路线，经常给杨贵妃运荔枝，她就晓得大蓬山这个地方，所以她才会走到大蓬山去，不然的话她就不会去了。 白居易长恨歌里的&蓬莱&会是指太蓬山吗？当年复活的杨贵妃怎么会逃到太蓬山呢？传说大唐时杨贵妃酷爱吃荔枝，唐玄宗专门开辟了一条荔枝路，快马加鞭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杨贵妃面前，而这条路就路过太蓬山。 后人称杨贵妃是知道这条路的，尤其太蓬山此地地势偏僻，适合躲藏，山上有一道观，杨贵妃早期信奉道教，自然得到道观内道士的收留。倘若唐玄宗派去的道士是在此山找到的杨贵妃，并且带回了杨贵妃的发簪，但是为什么道士能够找的地方，其他人就发现不了呢？ 传说杨贵妃就是在这里避难，度过她的凄苦晚年，死后葬在山下的村子里。来到山下我们看到了这个构造简单已经生了青苔的坟墓，奇怪的是这个墓上只刻了&杨氏之墓&四个字。采访：当地村民：因为我在这个山上住了好多年，我都是六十多了，我就是在这里干活，看个那个坟上面（记载）是个姓杨 的，那个时候姓杨的人呢，我们这一方看起来没有姓杨的，（后来我们）走到这儿来，我就听说，上一代的人说，有三个女的出来逃难，那时有两个陪同一路，她就在上头第二坡那里，还搭了一个蓬蓬。据村民说这个墓也是杨贵妃死后悄悄埋葬在这里，这个墓和对面的双乳峰有了奇特的联系。 两者结合起来被当地的村民称作&仙女坟&，意思是墓中埋葬的是美人，杨贵妃死后，山下的村子称作&杨家村&，当时的村里人隐瞒了贵妃的消息。太蓬山下的杨氏之墓会是贵妃的墓吗，杨贵妃真的终老太蓬山吗？为何史料里没有任何的记载，按照常理就算杨贵妃被葬在这里也会有记载的，难是因为这座山地势偏僻造成的隔绝吗？ 现今的人也无法去考证这些，只能是一些猜测吧。采访：王教授：（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玉环这些种种传闻，最后我来说这种种传闻归根到底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反映了天下人心对当年唐朝这个历史变故和有关当事人的态度，而天下人心的这个态度，在批评和同情并存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以同情的感情为主。 杨贵妃是生是死的传闻相持不下，一方面是史料的粗略记载，一方面是文人墨客的浪漫描述，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与幻想。杨贵妃三个字已经成为形象化大唐盛世的代名词，她的生死之谜值得我们永远去探索。
据史书记载，玄宗生性风流，在位时虽然嫔妃众多，但大多数只是博取他一时之欢的玩物，能够博得他的真情并长久地在他心中占有位置的女人很少。他只对极少数情投意合的女人保持着一种比较专一和持久的感情。仅以这点就可看出他虽纵欲而不滥情。但作为一代帝王能做到这一点，感情还是比较专一的。纵观玄宗的一生，除了与之患难多年的王皇后外，使他长久忠情的女性仅有武惠妃和杨贵妃。自王皇后爱衰之后，武惠妃一人专宠近二十年。然而史书并未记载武惠妃有多么美丽，她死时已40多岁，用现在时髦的一句话来说“女人四十豆腐渣”。但玄宗仍伤感不已，长久的郁郁寡欢，后宫三千佳丽竟无一人能让他摆脱心中的寂寞惆怅。在武惠妃死后的第三年，他认识了杨玉环。也许是杨玉环与武惠妃有某些相似之处，让他一见钟情。在此后的十几年，与杨贵妃形影相随，直至杨贵妃死后，还始终占据着玄宗生活的全部。可见，玄宗并非只求美色，而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二、
开元二十八年，杨玉环被诏进宫，天宝四年正式册封为贵妃，从此开始了与玄宗食则同席、寝则同榻的专宠生活。“三千宠爱在一身”就是高度概括。有人说玄宗之所以爱杨贵妃，那是因贵妃的貌美——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说玄宗看重的是色、是欲，对他们刚开始认识的那一段生活可以这样认为。事实上，在杨贵妃与玄宗一同生活的十五年间（开元二十八年至天宝十四年），玄宗虽偶有拈花惹草，但对杨贵妃一直是比较专一的，可以说将其全部的感情、爱心都寄托在杨贵妃身上。如果仅从其美貌并不能说明问题，杨贵妃虽姿色出众，但后宫中的绝色佳人并非没有，何况玄宗已年过花甲，情欲的追求已非昔日可比，他之所以对杨贵妃如此醉心，应该说，主要的原因是两人在感情上、志趣上的情投意合。 《新唐书》记载杨贵妃“善歌舞，通晓音律，且智算警颖”。这正是颇有音乐造诣的玄宗所求的知音，据说玄宗非常喜欢《霓裳羽衣曲》，贵妃对此曲似乎心有灵犀，表演的非常出色。每当贵妃舞起《霓裳羽衣曲》，玄宗就兴致勃勃地击鼓伴奏，两人配合的非常默契。两人还亲自教梨园弟子演奏此曲。可以说是音乐这根红线将两个有着共同兴趣和爱好的人牢牢的拴在一起，才使两人有了坚实的爱情基础。三、
据史书记载，杨贵妃曾两次被遣回娘家。第一次是天宝5年，即杨贵妃被册封的第二年，贵妃因嫉妒触怒了玄宗，被遣回娘家。贵妃被赶出宫后，玄宗忽然感到人去楼空，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和空虚感。玄宗茶饭不思，还动不动就对左右侍从乱发脾气。随即就令人将御膳送去，当夜将贵妃接回宫中，从此对贵妃更加恩爱。第二次是天宝9年，贵妃因违背玄宗旨意，被遣送娘家。后来贵妃认为自己骄悍不逊，有些过分，便剪下一绺头发，让人带给玄宗并说：“有罪当死，身上的一切都是皇上恩赐，只有头发可以献上报答皇恩。”玄宗大为感动。通过这两次，两人之间那种难分难舍的感情又更深一层。
按照皇家惯例，后妃触怒圣上，只能在宫中处治，重则斩杀，轻则囚禁或被打入冷宫，从不见有送回娘家的。玄宗却开了这个特例，如同寻常夫妻吵架一样，留下了回旋和好的余地。由此可见，玄宗并非视贵妃为玩物，他们能象普通夫妇一样互相迁就。两人之间的感情超越了帝王与妃子的关系，可以说，玄宗是将贵妃当作伴侣、妻子看待的。四、
玄宗与贵妃虽是帝王与妃子的关系，但从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可以发现，他们象一对和睦相爱的夫妇，更象热恋中的少男少女。
《杨太真外传》栽：有一年宫中的橘树结了许多柑橘，玄宗发现其中有一个“合欢实”（即两个柑橘长在一起）。他欣喜万分，与贵妃一起玩赏，并说此橘似通人意，知你我心心相印，固如一体。然后同坐一席共尝“合欢实”。他们完全沉浸在两人相爱的喜悦中，他们欣赏和分享“合欢实”的情景如一幅画映在你我的脑中，难道还要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吗？
《开元天宝遗事》也记载着玄宗与贵妃温柔缠绵、相亲相爱的故事。一次玄宗酒醉，两天后方醒，醒后他拥着贵妃同赏牡丹，并摘折一枝与贵妃交臂相闻，玄宗说：“不惟萱草忘忧，此花香艳，尤能醒酒。”《怅恨歌传》载：天宝十载秋，七夕之夜，玄宗与贵妃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郎织女重逢的悲欢场面，密誓要世世结为夫妻，言毕，抱手呜咽。这就是白居易《怅恨歌》所写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莲理枝”。在七夕之夜，对天起誓，足见爱的至深，情的至诚。说明他们生死与共超乎寻常的爱情的确是存在的。五、安史之乱，造成了历史的遗憾，却也造就了一段爱情佳话。对贵妃的死，玄宗耿耿难忘，忧虑难眠。甚至问仙访道，以求与贵妃相见。可以说，玄宗在风蚀残年的最后时光，都是在对贵妃的深深思念、痛苦和哀悼中度过的。对于国难，就贵妃本人而言是无罪的，但对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难，心情如何呢？我想清代剧本《长生殿》里写的好：“算来无计解军哗，残生甘愿罢。” 一个“罢”字，不仅道出她是为情献身，更是为国扑难。对于贵妃的死，玄宗是负有很大的责任的，但事到临头，也是被迫的。他只能无奈地说“贵妃是无罪”，在危难关头，不舍贵妃，即舍江山，熟轻熟重，玄宗自然知晓。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玄宗对贵妃的爱。用今天观念来看，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当功与私发生冲突时，玄宗这种舍小家保大家的无私精神，更显出其伟大。回到长安，玄宗想祭供贵妃，要改葬，后因政局而罢，于是让人画了贵妃的像挂在殿中，朝夕与之相伴。对于宫中的一草、一木、一房、一院都令其触景伤情，睹物思人。“芙蓉如画柳如眉，对此如何不垂泪”。“夕殿萤飞思悄然，残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入梦来。”玄宗也就是在这样孤独伤感的思念中，日渐衰老，几年就追随贵妃而去。后来，据说杨贵妃死在日本化成蝴蝶
参考资料：
杨玉环（公元719年－756年），名玉环，字太真，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原名杨芙蓉（故有芙蓉出水），出生地为广西容县十里乡，祖籍山西芮城。杨贵妃自小习音律，善歌舞，姿色超群。曾祖父杨汪是隋朝的上柱国、吏部尚书，唐初被李世民所杀，父杨玄琰，是蜀州（四川崇州）司户，其叔父杨玄璬曾任河南府士曹，杨玉环的童年是在四川度过的，10岁左右，父亲去世，她寄养在洛阳的三叔杨玄璬家。后来又迁往山西永乐（山西芮城）。　 　　在她17岁时（公元735），武惠妃洛阳选寿王妃，挑中了她。她天生丽质，有倾城倾国之美，又精通音律，擅歌舞，并善弹琵琶。武惠妃两年后病逝。　 　　婚后本来生活幸福甜蜜。然而皇帝唐玄宗见她有国色，竟悖常伦，欲占为己有。于是以“做女道士”为名招入宫，经过一番暗渡陈仓后，于天宝四年（公元745）封为贵妃，时玄宗年六十一，贵妃年二十七。并为她修建了专门沐浴用的海棠汤，父兄均因此而得以势倾天下，三个姐妹都封为夫人。 　　贵妃每次乘马，都有大宦官高力士亲自执鞭，贵妃的织绣工就有七百人，更有争献珍玩者。岭南经略史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因所献精美，二人均被升官。于是，百官竟相仿效。杨贵妃喜爱岭南荔枝，就有人千方百计急运新鲜荔枝到长安，有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所以荔枝又称“妃子笑”。 　　杨玉环是唐代宫廷音乐家、歌舞家，其音乐才华在历代后妃中鲜见。杨玉环历代杨贵妃形象集(18张)天生丽质，加上优越的教育环境，使她具备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性格婉顺，精通音律，擅歌舞，并善弹琵琶。 　　天宝十五年安禄山起兵造反，沉迷于酒色歌舞之中的唐玄宗仓皇逃离长安，西幸成都。途经马嵬坡，右龙武军（禁军）将军陈玄礼等六军（白居易所言“六军”当为北衙禁军——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和左右神武军，但玄宗朝其实只有左右羽林军和左右龙武军四军）将士认为杨家祸国殃民，不肯前行，说是因为杨国忠(贵妃之堂兄)通于胡人，而致有安禄山之反，玄宗为息军心，乃杀杨国忠。左右羽林军和左右龙武军又不肯前行，说杨国忠为贵妃堂兄，堂兄有罪，堂妹亦难免，贵妃亦被缢死于路祠。安史之乱与杨贵妃无关，她成了唐玄宗的替罪羔羊。贵妃死时，年38岁。 死因很多大体有三种：1..死于马嵬坡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杀死民愤极大的杨国忠，又逼唐玄宗杀死杨贵妃。玄宗无奈，便命高力士赐她自尽，最后她被勒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下，死时38岁。传说运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被一老妇人拾去，过客要借玩，须付百钱，老妇人借此发了财。2..死于佛堂　　有人说，杨玉环可能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认为“贼本尚在”，请求再杀杨贵妃以免后患。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遂缢死于佛室”。《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玄宗是命太监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缢死的。《唐国史补》记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的梨树下。陈鸿的《长恨歌传》记载：唐玄宗知道杨贵妃难免一死，但不忍见其死，便使人牵之而去，“仓皇辗转，竟死于尺组之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诀别时，她“乞容礼佛”。高力士遂缢死贵妃于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所可注意者，乐史谓妃缢死于梨树之下，恐是受香山(白居易)‘梨花一枝春带雨’句之影响。果尔，则殊可笑矣。”乐史的说法来自《唐国史补》，而李肇的说法恐怕是受《长恨歌》的影响。3..死于乱军　　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1）还有民间传说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而是流落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职是之由，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范冰冰版杨贵妃(8张)　　（2）有一种离奇的说法是杨贵妃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3）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逃亡日本，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时，在马嵬坡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的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 　　日本山口县“杨贵妃之乡”建有杨贵妃墓。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4）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杨贵妃之死的传说愈来愈生动，有一种论点是，这些传说离开史实也愈来愈远。这种论点认定，杨贵妃在马嵬坡必死无疑。《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是非死不可的。缢杀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确实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六军”将士们以“祸本尚在”的理由，要求处死杨贵妃。如果人们坚持这种观点，那么，杨贵妃就会被当作褒姒或者妲己一类的坏女人，除了世人痛骂之外，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赞扬。即使她是人间什么绝色或者盛唐女性美的代表者，也不会在人们的潜在意识中产生怜悯与宽恕。全部的问题在于：杨贵妃事实上不是安史之乱的本源。高力士曾言“贵妃诚无罪”，这话虽不无片面，但贵妃不是罪魁祸首，那是毫无疑问的。安史之乱风雨过后，人们开始反思，总结天宝之乱的历史经验，终于认识到历史的真相。民间传说自有公正的评判，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往往比较客观。杨贵妃之死，既有其自取其咎的一面，更有作为牺牲品的一面。于是，人们幻想确实已死了的杨贵妃能重新复活，寄以无限的追念。
爱情，是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尤其对帝王与后妃更是人们谈论的热点。对于开创出开、天盛世的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历代文人墨客或歌或贬，莫衷一是。有的虽歌颂其爱情，但多半是寄于同情。而我个人认为：他们不仅有爱情，而且是心心相印、生死与共的那种爱情。 一、 据史书记载，玄宗生性风流，在位时虽然嫔妃众多，但大多数只是博取他一时之欢的玩物，能够博得他的真情并长久地在他心中占有位置的女人很少。他只对极少数情投意合的女人保持着一种比较专一和持久的感情。仅以这点就可看出他虽纵欲而不滥情。但作为一代帝王能做到这一点，感情还是比较专一的。 纵观玄宗的一生，除了与之患难多年的王皇后外，使他长久忠情的女性仅有武惠妃和杨贵妃。自王皇后爱衰之后，武惠妃一人专宠近二十年。然而史书并未记载武惠妃有多么美丽，她死时已40多岁，用现在时髦的一句话来说“女人四十豆腐渣”。但玄宗仍伤感不已，长久的郁郁寡欢，后宫三千佳丽竟无一人能让他摆脱心中的寂寞惆怅。在武惠妃死后的第三年，他认识了杨玉环。也许是杨玉环与武惠妃有某些相似之处，让他一见钟情。在此后的十几年，与杨贵妃形影相随，直至杨贵妃死后，还始终占据着玄宗生活的全部。可见，玄宗并非只求美色，而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 二、 开元二十八年，杨玉环被诏进宫，天宝四年正式册封为贵妃，从此开始了与玄宗食则同席、寝则同榻的专宠生活。“三千宠爱在一身”就是高度概括。有人说玄宗之所以爱杨贵妃，那是因贵妃的貌美——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说玄宗看重的是色、是欲，对他们刚开始认识的那一段生活可以这样认为。事实上，在杨贵妃与玄宗一同生活的十五年间（开元二十八年至天宝十四年），玄宗虽偶有拈花惹草，但对杨贵妃一直是比较专一的，可以说将其全部的感情、爱心都寄托在杨贵妃身上。如果仅从其美貌并不能说明问题，杨贵妃虽姿色出众，但后宫中的绝色佳人并非没有，何况玄宗已年过花甲，情欲的追求已非昔日可比，他之所以对杨贵妃如此醉心，应该说，主要的原因是两人在感情上、志趣上的情投意合。 《新唐书》记载杨贵妃“善歌舞，通晓音律，且智算警颖”。这正是颇有音乐造诣的玄宗所求的知音，据说玄宗非常喜欢《霓裳羽衣曲》，贵妃对此曲似乎心有灵犀，表演的非常出色。每当贵妃舞起《霓裳羽衣曲》，玄宗就兴致勃勃地击鼓伴奏，两人配合的非常默契。两人还亲自教梨园弟子演奏此曲。可以说是音乐这根红线将两个有着共同兴趣和爱好的人牢牢的拴在一起，才使两人有了坚实的爱情基础。 三、 据史书记载，杨贵妃曾两次被遣回娘家。第一次是天宝5年，即杨贵妃被册封的第二年，贵妃因嫉妒触怒了玄宗，被遣回娘家。贵妃被赶出宫后，玄宗忽然感到人去楼空，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和空虚感。玄宗茶饭不思，还动不动就对左右侍从乱发脾气。随即就令人将御膳送去，当夜将贵妃接回宫中，从此对贵妃更加恩爱。 第二次是天宝9年，贵妃因违背玄宗旨意，被遣送娘家。后来贵妃认为自己骄悍不逊，有些过分，便剪下一绺头发，让人带给玄宗并说：“有罪当死，身上的一切都是皇上恩赐，只有头发可以献上报答皇恩。”玄宗大为感动。通过这两次，两人之间那种难分难舍的感情又更深一层。 按照皇家惯例，后妃触怒圣上，只能在宫中处治，重则斩杀，轻则囚禁或被打入冷宫，从不见有送回娘家的。玄宗却开了这个特例，如同寻常夫妻吵架一样，留下了回旋和好的余地。由此可见，玄宗并非视贵妃为玩物，他们能象普通夫妇一样互相迁就。两人之间的感情超越了帝王与妃子的关系，可以说，玄宗是将贵妃当作伴侣、妻子看待的。 四、 玄宗与贵妃虽是帝王与妃子的关系，但从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可以发现，他们象一对和睦相爱的夫妇，更象热恋中的少男少女。 《杨太真外传》栽：有一年宫中的橘树结了许多柑橘，玄宗发现其中有一个“合欢实”（即两个柑橘长在一起）。他欣喜万分，与贵妃一起玩赏，并说此橘似通人意，知你我心心相印，固如一体。然后同坐一席共尝“合欢实”。他们完全沉浸在两人相爱的喜悦中，他们欣赏和分享“合欢实”的情景如一幅画映在你我的脑中，难道还要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吗？ 《开元天宝遗事》也记载着玄宗与贵妃温柔缠绵、相亲相爱的故事。一次 玄宗酒醉，两天后方醒，醒后他拥着贵妃同赏牡丹，并摘折一枝与贵妃交臂相闻，玄宗说：“不惟萱草忘忧，此花香艳，尤能醒酒。” 《怅恨歌传》载：天宝十载秋，七夕之夜，玄宗与贵妃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郎织女重逢的悲欢场面，密誓要世世结为夫妻，言毕，抱手呜咽。这就是白居易《怅恨歌》所写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莲理枝”。在七夕之夜，对天起誓，足见爱的至深，情的至诚。说明他们生死与共超乎寻常的爱情的确是存在的。 五、 安史之乱，造成了历史的遗憾，却也造就了一段爱情佳话。对贵妃的死，玄宗耿耿难忘，忧虑难眠。甚至问仙访道，以求与贵妃相见。可以说，玄宗在风蚀残年的最后时光，都是在对贵妃的深深思念、痛苦和哀悼中度过的。 对于国难，就贵妃本人而言是无罪的，但对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难，心情如何呢？我想清代剧本《长生殿》里写的好：“算来无计解军哗，残生甘愿罢。” 一个“罢”字，不仅道出她是为情献身，更是为国扑难。 对于贵妃的死，玄宗是负有很大的责任的，但事到临头，也是被迫的。他只能无奈地说“贵妃是无罪”，在危难关头，不舍贵妃，即舍江山，熟轻熟重，玄宗自然知晓。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玄宗对贵妃的爱。用今天观念来看，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当功与私发生冲突时，玄宗这种舍小家保大家的无私精神，更显出其伟大。 回到长安，玄宗想祭供贵妃，要改葬，后因政局而罢，于是让人画了贵妃的像挂在殿中，朝夕与之相伴。对于宫中的一草、一木、一房、一院都令其触景伤情，睹物思人。“芙蓉如画柳如眉，对此如何不垂泪”。“夕殿萤飞思悄然，残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入梦来。”玄宗也就是在这样孤独伤感的思念中
马嵬驿兵变
贵为天子，坐拥天下，却无法保住心爱女人的性命，玄宗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体会到形势比人强的道理。无奈呀，在历史的长河中，再大的人物，也无力抗拒巨流的力量。随波逐流也好，逆流而上也好，最终还是被卷入洪流中，抗争只是徒然无功。军士们又包围了玄宗和杨贵妃休息的驿站，喊杀声震天。玄宗听见外面的喧哗之声，就问出了什么事。左右侍从没有一个人回答说是将士哗变，都说是杨国忠谋反。由此可见，杨国忠的不得人心，已经得罪尽了天下人。
玄宗得知杨国忠被杀后，只得亲自走出驿门，慰劳军士，命令他们撤走，但军士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原因。陈玄礼出面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被诛，杨贵妃不应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能够割爱，把杨贵妃处死。”高力士跟在玄宗身边多年，深知贵妃对玄宗的重要性，当即为难地说：“这我不好去奏告。”四周军士一听大怒，大声喧嚷说：“不杀贵妃，誓不护驾。”一面拥上前去，要痛打高力士。高力士见大势不妙，慌忙逃回驿站奏告。
玄宗听了，神情暗淡沉闷，说：“这件事由我自行处置。”然后进入驿站，拄着拐杖垂首而立，默不开口。十几年来，杨贵妃是他最为宠幸的掌上明珠，两人又曾在长生殿立过生死不离的山誓海盟。如今落到这般弃京流亡的地步，政治上的尊严早已丧失殆尽，唯有贵妃或许还能使他忘却心灵上的伤痛。他怎么能忍心处死杨贵妃呢？
这时候，外面喧哗声更响，局势即将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任京兆司录参军，上前说道：“现在众怒难犯，形势十分危急，安危在片刻之间，希望陛下赶快作出决断！”说着不断地跪下叩头，以至血流满面。玄宗说：“杨贵妃居住在戒备森严的宫中，不与外人交结，怎么能知道杨国忠谋反呢？”一直冷眼旁观的高力士知道不杀杨贵妃，不能平息兵士的气愤，万一军士冲了进来，杨贵妃照样被杀，连玄宗自己也将处在危险之中，便劝说道：“杨贵妃确实是没有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呢！希望陛下好好地考虑一下，将士安宁，陛下就会安全。”玄宗深知大势已去，无论如何都无法保住杨贵妃的性命，这才流泪说道：“赐她自尽吧。”
贵为天子，坐拥天下，却无法保住心爱女人的性命，玄宗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体会到形势比人强的道理。无奈呀，在历史的长河中，再大的人物，也无力抗拒巨流的力量。随波逐流也好，逆流而上也好，最终还是被卷入洪流中，抗争只是徒然无功。
杨贵妃接到圣旨后，惊倒在地，良久，才哭着请求见玄宗一面。高力士引她来到玄宗面前。杨贵妃涕泣呜咽，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便说：“愿大家保重！妾实在有负国家对我的恩惠，死了也没有什么怨恨，只有乞求容允我礼拜神佛。”玄宗说道：“祝愿妃子到善地，再得新生。”（《杨太真外传》）说到“生”字，已是不能成语。不忍心看杨贵妃的惨容，只是以袖掩面哭泣。
高力士生怕玄宗一时心软，另生枝节，导致士兵闯入，忙将杨贵妃带到佛堂。杨贵妃朝北拜了几拜说：“妾与陛下永别了！”随后，高力士把她缢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这正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云：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白居易《长恨歌》的高明就在于，它用绚丽的色彩淡化了悲剧的气氛，让美好的爱情掩盖了政治的阴谋，这使得李杨之间的爱情格外美好，以至为后世所传诵。
之后，高力士将杨贵妃的尸体抬到驿站的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入驿站察看，意有验尸之意。驿站外的将士们听到杨贵妃已经被处死，欢声雷动。陈玄礼等人验尸无误后，这才脱去甲胄，去向玄宗叩头谢罪。此时的玄宗尚且镇定，好言好语安尉他们，并命告谕其他的军士。陈玄礼等人都高喊万岁，拜了两拜而出，然后整顿军队继续行进。
事后，玄宗让高力士将杨贵妃的遗体，裹以锦衣，胸前放上香囊锦袋，草草葬在西郭外一里多远的道路北坎下。其时，杨贵妃年三十八岁。
后世题咏马嵬坡的诗句极多，宋人杜真卿有一诗被认为最为婉丽。诗云：
“杨柳依依水拍堤，春晴茅屋燕争泥。海棠正好东风恶，狼藉残红衬马蹄。”（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
：1..死于马嵬坡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杀死民愤极大的杨国忠，又逼唐玄宗杀死杨贵妃。玄宗无奈，便命高力士赐她自尽，最后她被勒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下，死时38岁。传说运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被一老妇人拾去，过客要借玩，须付百钱，老妇人借此发了财。2..死于佛堂　　有人说，杨玉环可能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认为“贼本尚在”，请求再杀杨贵妃以免后患。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遂缢死于佛室”。《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玄宗是命太监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缢死的。《唐国史补》记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的梨树下。陈鸿的《长恨歌传》记载：唐玄宗知道杨贵妃难免一死，但不忍见其死，便使人牵之而去，“仓皇辗转，竟死于尺组之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诀别时，她“乞容礼佛”。高力士遂缢死贵妃于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所可注意者，乐史谓妃缢死于梨树之下，恐是受香山(白居易)‘梨花一枝春带雨’句之影响。果尔，则殊可笑矣。”乐史的说法来自《唐国史补》，而李肇的说法恐怕是受《长恨歌》的影响。3..死于乱军　　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1）还有民间传说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而是流落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职是之由，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范冰冰版杨贵妃(8张)　　（2）有一种离奇的说法是杨贵妃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3）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逃亡日本，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时，在马嵬坡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的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 　　日本山口县“杨贵妃之乡”建有杨贵妃墓。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4）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杨贵妃之死的传说愈来愈生动，有一种论点是，这些传说离开史实也愈来愈远。这种论点认定，杨贵妃在马嵬坡必死无疑。《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是非死不可的。缢杀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确实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六军”将士们以“祸本尚在”的理由，要求处死杨贵妃。如果人们坚持这种观点，那么，杨贵妃就会被当作褒姒或者妲己一类的坏女人，除了世人痛骂之外，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赞扬。即使她是人间什么绝色或者盛唐女性美的代表者，也不会在人们的潜在意识中产生怜悯与宽恕。全部的问题在于：杨贵妃事实上不是安史之乱的本源。高力士曾言“贵妃诚无罪”，这话虽不无片面，但贵妃不是罪魁祸首，那是毫无疑问的。安史之乱风雨过后，人们开始反思，总结天宝之乱的历史经验，终于认识到历史的真相。民间传说自有公正的评判，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往往比较客观。杨贵妃之死，既有其自取其咎的一面，更有作为牺牲品的一面。于是，人们幻想确实已死了的杨贵妃能重新复活，寄以无限的追念。
杨贵妃是唐玄宗的儿媳妇
导致唐玄宗不理朝政，引发安史之乱，唐朝从此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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