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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历年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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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六辑，请继续关注下三辑三、虚心向老师学习我国古代的学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是极为重视老师的作用的。唐朝的韩愈做了篇文章，叫《师说》，一开始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古代的读书人一定要有老师。老师的作用，就是教做人的道理，教授课业、技能、解决学生迷惑不解的问题。”）柳宗元也有一篇文章，叫《师友箴》（箴，音zhēn真，文体的一种，用以规戒），也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向老师学习怎么行？我怎么能有所成就！”）我国古代有成就的学者，他们不仅善于自己刻苦学习，而且善于向老师学习。在这里，我们谈谈我国古代学者是怎样向老师学习的。
古代从师非常困难，从名师更加困难远在原始社会，为了把前一代的生产经验传授给后一代，公社里的长老就承担着教师的责任。那时是没有固定的教学形式的。开始设学校进行教育，大概是在奴隶社会。《孟子》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音xiáng祥）。”“校”、“序”、“庠”便都是学校的名称。这些都是官办的学校，只有奴隶主的子弟才能进学校读书。至于奴隶，要把子弟送进学校读书，那是难以想象的事。这时从师求学是统治阶级特有的权利。春秋时代，除了官学以外，开始有了私学。孔子就是私人讲学的大师，相传他的学生先后有三千人，其中成就大的有以颜回为首的七十二人。私学兴起以后，受教育的限制比以前稍稍放宽了一些；但是，私人讲学要收“束脩”送不起的人还是上不了学。以孔子的学生为例，就出身成分来说，包括奴隶主的子弟、新兴地主和商人的子弟以及一些所谓“贱人”的小生产者的子弟，但主要的还是属于统治阶级和士阶层的子弟。那时，贫苦人家的子弟为了争取到从师求学的机会，不得不备尝艰辛。至于求得名师，那就更不容易。古书上这类的记载是很多的。例如，《文苑英华》上说汉朝的苏章“负笈（笈，音jí及，书籍）求师，不远千里”。《后汉书·李固传》上说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后汉的承宫，八岁就替人家放猪，当时乡里中有一位名叫徐子盛的教师，以《春秋》经教授学生。承宫放猪经过这学塾的旁边，就躲在窗外听讲。他的主人不见回来，便到处寻找，找到以后要狠狠地鞭笞他，经学塾里的学生出来讲情，才算作罢。后来，承宫就请求徐子盛收留他，替学生拾柴禾，劳动之馀也一起听课。就这样，他“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终于学通了经书［1］。三国时，魏国有个邴（音bǐng丙）原，十一岁就死了父亲。他经过学塾，听到读书的声音，哭了起来。老师问他为什么哭。邴原说：“能够读书的都是有父兄的人，我羡慕他们有父兄，羡慕他们能学习。”老师说：“你也可以来读书啊!”邴原说：“家里穷，拿不出钱。”老师说：“只要你有志向，我可以不要你的‘束脩’来教你读书。”于是，邴原便进了学塾，后来成了有名的学者［2］。但是在古代，像承宫、邴原遇到这样的好老师的情况是不多的。那时曾经埋没了多少的人才啊!
古代学者从师，是为了老师能“传道、授业、解惑”古代的老师，如韩愈《师说》中所说的，有“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读，音dòu豆，同逗）者”（“教给学生念书，让学生学会分清古书中的句子和顿逗的老师。）这是童子之师；有“传道、授业，解惑者”，这是学习已有基础的人的老师。我国古代学者“千里从师”的人，一般年纪都比较大，就是韩愈“作师说以贻（贻，音yí遗，赠）之”的李蟠（蟠，音pán盘），当时也已十七岁，“好古文，六艺经传（六艺，就是六经，见上文注；传，是阐明六经经义的书籍，如《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是阐明《春秋》经义的）皆通习之”。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的学者在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以后，为了继续学习，仍然不辞千里跋涉，去投师。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后汉书·郑玄传》上说，郑玄是北海高密人，因为那时山东没有可以请教的老师，于是他就向西到了关中，通过涿郡卢植的关系，师事扶风马融。马融有门徒四百馀人，郑玄在他门下，三年没有见到老师的面，马融是叫程度好的学生教郑玄的。郑玄并不因为老师不直接教他而表示不满，仍然是日夜苦读。有一天，马融和他的学生考论图纬（图纬，是一种根据阴阳、五行、八卦等道理，来测算人事吉凶的书），听说郑玄会算，于是召见郑玄。郑玄就借这个机会提出许多要解决的疑难问题来请教。问答既毕，就辞别马融回山东。马融感叹地对他的学生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郑生现在一走，我的学说就流传到东方去了！”）这说明郑玄的师事马融，是为了要马融“传道、授业、解惑”[3]。
古代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师有一些好的传统。
首先，他们都重视因材施教。如孔子认识到高柴的质地愚笨，曾参的天性迟钝，子张少诚实，子路性粗鲁，就掌握了他们的个性差异而施以不同的教育[4]。后来孟子也重视因材施教。他在《尽心篇》中就谈到因人而异的教法。他认为学生有几种，第一种是修养最好的学生，只须稍加引导，好像时雨加于草木，便会滋长发育起来；第二种是长于德行方面的学生，再加熏陶以后，便能成为德行很好的人；第三种是长于才能方面的学生，再经指导以后，便能成为通达多能的人；第四种是一般的学生，可用问答的方式进行解惑、释疑的工作；第五种是因地点和时间的关系不能当面受教的学生，可用“闻道以善其身”（“闻知老师的道德学问，借以进行自修”）的方法进行教育[5]。
其次，他们要求自己很严格，重视以身作则。荀子曾在《致士篇》中提出教师应具备的四个条件：第一，要尊严而有威信；第二，要有丰富的经验和崇高的信仰；第三，诵说要循序渐进，不凌不乱，谨守真理原则，不与真理原则相触犯；第四，要能了解精微的道理而加以发挥[6]。再次，他们都热爱学生。孔子就是如此。颜回死的时候，孔子为之痛哭，并且料理颜回的后事[7]。宋朝的朱熹在教学工作中有“诲人不倦”的热情，正如他的学生黄榦所说：“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跟他学习的人，反复变换地诵读他们所学习的东西，来提出他们疑惑不解的问题。）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学生有不明白的地方，就细致曲折地告诉他们，从来不显得疲倦；学生提问有不确切的地方，就反复地告戒他们，从来不含糊了事。）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学生努力学习，言语今就流露山喜悦；学生进步慢，面色上就流露出忧虑。）讲论经典，商贯古今，率至夜半。（讲论经书典籍，讨论古今的问题，往往到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疴，音kē苛，病）之去体。（虽然害着病，身件难以支持，等到学生们提问和辩论的时候，就好象重病一下子离开了身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一天不讲学，就愁煎煎地老是不快活。）”［8］。
正因为“传道、授业、解惑”之师有这些好的传统，所以我国古代有许多很有名的老师，他们常常有几百个、几千个学生，培养出许多历史上有名的学者。
古代学者善于多方面从师学习获得从师的机会，在古代不容易；有了从师的机会，如何去利用这个机会，也并不简单。韩愈在《师说》中告诉我们唐朝的情况：当时有一些士大夫，听到人家称呼“老师”、“弟子”，就群聚而笑。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老师和弟子的年纪差不多，这怎么相称？从地位低的人为师吧，他们感到耻辱，从官职高的人为师吧，他们又以为近于谄媚。对于这种错误思想，韩愈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不分贵贱，不分老少，道在哪里，老师也就在哪里。”）
古代学者之中，有不少人是能够破除年龄、地位等各种不必要的限制而虚心地从师、尊师的。如后汉的荀淑，是当时一个有名的学者。有一次，他在旅途中碰到了黄宪。黄宪当时只有14岁，既无名望又无地位。但是荀淑从他的谈吐中感到他很有学问，于是毕恭毕敬地向他请教，谈了整整一天还舍不得离开。荀淑恳切地对黄宪说：“您是我的老师。”［9］唐初的薛收、房玄龄、李靖、魏征等都是有声望、有地位的人，他们都听过王通（文中子）的讲学。王通15岁就开始做老师，门下的弟子先后有一千多人。因此，后人对他有“白首北面（白首，指年老的人；北面，就是脸胡北，因为古代教师都是南面而坐，所以学生学习时是北面。），岂以年乎”（哪能以年纪大小而论）的赞语［10］。
韩愈对于师生关系还发表过一个很好的意见。他说：“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孔子说，三个人在一起走路，其中必然有可以做我的老师的。）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所以学生不必样样比老师差，老师不必样样比学生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明白道理有早有晚，在技术业务上各方不同的专门学习，老师和学生的差别不过如此罢了。）”［11］韩愈说的这些话，在我们现在看来也还是很有道理的。在这门知识上老师高于学生，在另一门知识上，学生也可能高于老师；今天老师高于学生，明天学生可能高于老师。我国古代有见识的学者并不要求老师十全十美，样样都比自己强；他们认为，凡是闻道在先、攻有专业的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老师。所以他们往往从很多老师学习。《书经》上说：“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学习修养没有固定的老师，凡是有专长的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韩愈也说：“圣人无常师。”（“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郑玄是一位“该通六艺、兼取百家”（“通晓六经之义，兼取百家之长”）的经学家，是一位“博极群书（很广泛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精历数图纬（历数，天文、气象；图纬，见上文注)之言（精通历数图纬的学说），兼精算术（并且精通算术）”的科学家。他年少时曾从第五（姓）元（名）通习《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及《九章算术》，从张恭祖研究《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及《古文尚书》。后来，他又拜马融为师。马融是一位撤废今、古文界限（今文和古文、大致上像是两种不同版本的经书。秦始皇焚书坑儒，经书被销毁了。西汉兴起以后，有些儒者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把一些经书写出来，叫今文。到西汉末年，有人在孔子古宅的墙壁里和其他地方发现了用古代蝌蚪文写的经书，叫古文。以后就有了尊习今文的今文家和尊习古文的古文家，两家互相排斥，争论不休。），兼注“三礼”（“三礼”就是《周礼》、《仪礼》、《礼记》）的学者。在马融的影响下，他对经学的研究，也出入于“今文”、“古文”，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涉猎，完成了《三礼注解》。直到七十岁时，他还从刘洪学习《乾象历法》，并且为它做了注释［12］。善于多方面地向有学问的人学习，从而兼有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这正是那些造诣较深的古代学者所以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尊师和当仁不让于师都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正因为老师能“传道、授业、解惑”，所以老师就受到学生的尊敬。宋朝有个杨时，他是程颐的学生，四十岁时到洛阳去见程颐。有一天，杨时和另一位同学去见程颐，程颐偶然在打瞌睡。杨时就和另一位同学侍立在那里。那天大雪，到程颐醒过来的时候，门外的雪已经积有一尺深了。这就是今天还流传着的“程门立雪”的故事。［13］
宋朝的黄榦，曾经冒着大雪去投朱熹门下做学生。恰巧朱熹不在家，黄榦就住在客店里等候。在两个月之中，每晚都不脱衣睡觉，为的是不知朱熹什么时候回来，他是想朱熹一回来就去拜见他。后来朱熹也认为他“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意志坚定，能够艰苦地思考，和他相处很有好处”），并且把女儿嫁给他［14］。
不仅学生尊敬老师，群众也尊敬老师。
《汉书》上记载，包咸在东海界遇到赤眉起义军，为赤眉所拘。包咸日夜诵经自若。赤眉很尊敬他，遣送他回家。后来他就在东海立精舍讲学［15］。
在古代的典籍上，对尊师作了很多规定。如《礼记》上说：“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在跟随着先生走的时候，不越过道路同别人说话。）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在路上遇到先生的时候；要很快地走向老师，端正地站着，拱着手，先生跟自己说话，就对答，不跟自己说话，就很快地走下。）又说：“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当坐在先生旁边的时候，先生提问，要等着问完了再回答。”）又说：“请业则起，请益则起。”（“请先生讲功课，就起立；向先生提问，就起立。”）这些规定，有的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反映，有的近于繁文缛（缛，音rù褥，繁多）节，但是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尊师的精神。
我国古代一方面强调尊师，另一方面又强调学生要在老师的启发诱导下进行独立的钻研。《学记》中有“教学相长”和“教学半”的说法。这就是说：教与学是相互发生作用的。学生的学习，虽然必须依靠老师的诱导，但是老师的作用仅仅占了一半，其馀的一半还要靠学生自己的努力。而老师虽然以教人为主，但是遇到困难时还要补修学业以求精进，所以老师也是教人和学习各占其半。这个见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学生独立钻研的结果有时会得出与老师不同的结论。老师的行为有时为学生所不赞成。这时怎么办？在封建社会中有不少人是提倡盲从老师的；对老师有所非议，就斥之曰“叛师”。这是十足的封建道德。但是，孔子早就说过：“当仁不让于师。”［16］意思是，面临着仁，就是老师也不必同他谦让。我国古代正直的学者都是能继承并发扬这个传统的。他们的态度是：如果老师讲的道理符合于真理，便欣然接受；如果老师讲的道理不符合真理，那就不盲从，而勇于坚持真理。至于老师在大节方面不能以身作则，就与之决绝。
学习老师，更要超过老师荀子在《劝学篇》中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靛青是从叫蓝的草本植物里提取出来的，但是要比蓝草的颜色深青。）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两个比喻可以生动地说明，学生不仅要向老师学习，而且要超过老师。
荀子自己就是一个超过老师的人。他是冉雍弟子的学生，而他的成就却大大超过了他的老师，特别是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更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一份宝贵的财富。
东汉的唯物论者王充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他曾经“师事扶风班彪”[17]（认扶风人班彪为老师），而他的成就也远非班彪所能比拟。后魏李谥（音mì蜜），最初师事小学（小学，就是文字学）博士孔璠。数年以后，孔璠又反过来就谥请业。为了这件事，同学们说：“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18]（“青的成于蓝，学生是老师教成的，蓝的不如青，老师反而不及学生，老师哪有一定呢？谁深通经书谁就是老师。”）
从上述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老师之所以受人尊敬，不在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而在于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如果可以给以新的解释：教学生认识世界是“传道”，教学生怎样去改造世界是“授业”，在教学过程中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是“解惑”；那么这几句话对今天的教师来说，也是值得体味的。从上述这些材料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在学术上有独特的建树的学者，总是能够做到两条，一条是虚心向老师学习，一条是善于独立钻研，博采众长，而不为老师所限。因为这样，才能超过老师，后来居上。这又是值得学习的人作参考的。
[注][1] 《后汉书·承宫传》卷二十七：“承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遭天下丧乱，遂将诸生避地汉中，后与妻子之蒙阴山，肆力耕种。禾黍将孰，人有认之者，宫不与计，推之而去，由是显名。三府更辟，皆不应。”[2] 《三国志·邴原传注》卷十一：“原十一而丧父，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泣曰：‘欲书可耳！’答曰：‘无钱资。’师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资也。’于是遂就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自在童龀之中，嶷然有异。及长，金玉其行。欲远游学，诣安丘孙崧。崧辞曰：“君乡里郑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郑君学览古今，博闻强识，钩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君乃舍之，蹑屐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说，诚可谓苦药良针矣，然犹未达仆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规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岂可谓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谓仆以郑为东家丘，君以仆为西家愚夫邪？”崧辞谢焉。又曰：“兖、豫之士，君多所识，未有若君者；当以书相分。”原重其意，难辞之，持书而别。原心以为求师启学，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书何为哉？乃藏书于家而行。”[3] 《后汉书·郑玄传》：“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韩诗》《左氏春秋》《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馀人，升堂进者五十馀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自游学，十馀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馀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4] 《论语·先进》：“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5] 《孟子·尽心上》：“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6] 《荀子·致士篇》：“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要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7] 见《论语·先进》。[8] 见黄榦《晦庵朱先生行状》。[9] 《后汉书·黄宪传》：“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也。世贫贱，父为牛医。颍川荀淑至慎阳，遇宪于逆旅，时年十四，淑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谓宪曰：‘子，吾之师表也。’既而前至袁阆所，未及劳问，逆曰：‘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阆曰：‘见吾叔度邪？’是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邪？’对曰：‘良不见叔度，不自以为不及；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固难得而测矣。’同郡陈蕃、周举常相谓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及蕃为三公，临朝叹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绶矣。’太守王龚在郡，礼进贤达，多所降致，卒不能屈宪。”[10] 杜淹《文中子世家》：“……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颖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其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将千馀人。”[11] 见韩愈《师说》。[12] 参看注[3]。[13] 《宋史·杨时传》：“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元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一尺矣。……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14] 《宋史·黄榦传》卷四百三十：“黄榦字直卿，福州闽县人。父瑀，在高宗时为监察御史，以笃行直道著闻。瑀没，榦往见清江刘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远器，时学非所以处子也。’因命受业朱熹。榦家法严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时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归。榦自见熹，夜不设榻，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熹语人曰：‘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尝诣东莱吕祖谦，以所闻于熹者相质正。及广汉张栻亡。熹与榦书曰：‘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贤者不轻。’后遂以其子妻榦。”[15] 见《后汉书·包咸传》。[16] 见《论语·卫灵公》。[17] 见《后汉书·王充传》。[18] 见《北史·李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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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论养士》中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进行了总结：“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以下各项是对苏东坡这—总结的理解，其中不正确的是
A．夏商周时期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及从政的资格 B．“以客出仕”成为战国时风行的做官之途径 C．汉代中央官员的选拔主要来自地方郡县长官 D．古代选官制度大致可分为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等阶段
题型：单选题难度：偏易来源：陕西省模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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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苏东坡在《论养士》中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进行了总结：“三代以上出于..”主要考查你对&&科举制&&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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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含义：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298年。日，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隋朝建立、唐朝完善并为后代沿用的选拔官吏的制度。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高门士族拥有政治特权，世代垄晰高官显位。南北朝时士族门阀已日趋腐朽。隋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取科举取士的办法，隋初规定原有的秀才、明经两科，由州县学送生徒到中央参加考试。隋炀帝时又置进士科，科举制逐渐形成。唐朝前期，科举制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发展。古代选官制度经历三个阶段：世官制、察举制、科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
科举制的发展、评价及影响：（1）发展：开创──隋文帝：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炀帝：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 继承和完善──唐太宗：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首创武举和殿试；玄宗：提高科举考试的地位。进一步发展──北宋初期：实行分级考试、改革考试方法等；中期：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制度。僵化──明清：八股取士。结束──清末（1905年）戊戌变法时废除八股。 （2）评价： 进步性：①改变了秦汉以来以推荐为主的官员选拔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②有利于笼络人才，缓和矛盾，扩大了统治基础；③有利于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④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稳定，推动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局限性：忽视实用学问的研究，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压抑了科技的发展，阻碍社会的进步，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 （3）影响：科举制度对中国及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直接受到中国的科举制度的影响。西方现代的文官选拔制度，我国现代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都是中国科举制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孙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国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科举制度创立利弊：科举制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它把读书、考试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有利于打破特权垄断、扩大官吏人才来源、提高官员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的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1、积极作用（前期—隋唐宋元时期）：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朝以诗赋取士，促进唐诗繁荣。2、消极作用（后期—明清时期）：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了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或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科举制度的演变：
（1）宋朝的科举制度与唐代相比，宋朝科举制度在规模和制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如下：&①科举制度的地位提高。宋初废止了两汉以来的察举制度，视科举为取士正途。& ②扩大科举名额。宋朝科举考试除按照常例录取正奏名之外，还增设特奏名。特奏名是特赐连续多次应省试而不第的年老举子以本科出生，又称“特奏名及第”或“恩科及第”。& ③提高科举及第后的地位和待遇，对寒门子弟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④确定考试时间。宋英宗时确定了科举考试时间为“三年一贡举”，此后成为定制。⑤内容改革。王安石变法时，废除贴经、墨义、诗赋等传统科目，改试经义，专用《三经新义》取士。& ⑥殿试成为定制。殿试始于唐朝武则天，但没有成为制度。宋太祖时形成三级科举考试制度，即州试（由地方官主持）、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持）、殿试（由皇帝主持）。后又将殿试成绩评定等第。& ⑦建立新制，防止科场作弊。为了维护考试的客观性和公平性，防止作弊，宋朝在科举考试的实践中建立了一些新制度，主要内容有：& a.&建立锁院制，即主考官（称知贡举，还配置“同知贡举”，即副主考官，使权力相互监督和制约）一旦受命，立即住进贡院，与外界隔离，以避免请托。b.&实行别头试，即凡是省试主考官、州郡发解官和地方长官的子弟、亲戚、门生故旧等参加科举考试，都应另派考官，别院应试。别头试最初出现于唐朝进士科考试中。&c.&采用糊名法，即将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以防止考官徇私舞弊。唐武则天首创此法，但没有形成制度。d.&创立誊录制，即在誊录官监督之下，由书吏用朱笔誊抄试卷。誊抄后的试卷称为“朱卷”，原来的试卷称“墨卷”。&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在扩大科举名额，提高及第者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的同时，在制度建设方面也作了积极而有成效的探索，为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日臻成熟和完善作出了独特的贡献。&（2）元朝的科举制度& 元朝科举考试分为乡试（行省考试）、会试（礼部考试）和御试（即殿试）三级。将地方解送考试，始于元朝。相对于其他的朝代，元朝科举制度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①民族歧视明显。元朝统治者将国人分为四等，四等人在考试科目、答题要求、考试结果等方面各不相同。②规定从《四书》中出题，以《四书章句集注》为答题标准。《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答题标准，取得了与《五经》的同等地位，成为&士人和各类学校必读的教科书，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教育长达数百年之久。& ③科举制度日趋严密。比如考生进入贡院时要进行严格的搜检，不许夹带违规的文字资料；考生违反考场纪律，取消考试资格；详细规定了有关官员应尽的职责等。& （3）明朝的科举制度& 明朝科举制度是中国科举制度史上的鼎盛时期。它在继承宋、元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称为“永制”的科举定式，将八股文作为一种固定的考试文体，并将学校教育纳入科举体系，这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学校教育的发展。& ①建立科举定式& 明朝科举制度确定每逢三年开科考试，规定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再加上具有预备性质的童试，实际上分为依次递进的四级考试，即童试——乡试——会试——殿试。& 童试：又称童生试，是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也是科举的预备考试，包括县试、府 历史老照片不能说的秘密慈禧军阀明末清初文革晚清 试、院试三级考试。县试由知县主持，录取者参加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录取者再参加由各省提学官在府、州巡回举行的院试，院试录取者取得县学、州学、府学学生资格，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 乡试：又称乡闱、大比、秋闱、秋试等，是在省城举行的考试。在乡试举行之前，由各省提学官主持的考试称为科试，考试成绩一、二等的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称为科举生员。乡试录取者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为解元。举人是一种正式的功名和资格，可经吏部铨选而授官。乡试中榜称乙榜、乙科。& 会试：在京城由礼部主持的考试，又称礼闱、春试、春闱等。会试中式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又称廷试，由皇帝主持，规定不用八股文。殿试没有黜落者，只是确定考生的等第，结果分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只有三名，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称传胪。殿试中式为进士，又称甲科、甲榜。一甲三人立即授官，二甲、三甲进士参加翰林院庶吉士考试，称之为“馆试”，录取者入翰林院学习。翰林院为明朝“储才重地”，其受重视程度为前代所绝无。& ②八股文成为固定的考试文本& 八股文是在宋朝经义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是一种命题作文，有固定的结构，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又称出题、领题等）、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个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各有两股，两股的文字繁简、声调缓急，都要对仗，合称八股，八股文之名由此而来。& 八股文对于考试文体的标准化，促进人才选拔的客观公正，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禁锢了士人的思想，严重败坏了士风、学风和社会风气，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尤为危害。& ③学校教育纳入科举体系& 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只有接受学校教育取得出身的学子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紧密结合，一方面，有利于士人向学，促进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学校教育被纳入科举体系，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属物。明朝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和重点是学做八股文，学习各种科举中式者的八股文刻本是读书人的主要功课，而经史等典籍遭到冷落。& （4）清朝的科举制度& 清朝以科举制度为“国家抡才大典”，考试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是主要形式，包括文科、武科和翻译科等。文科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主体，沿袭明制，三年一大考，士人依次通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武科的目的在于选拔文武兼备的军事人才，实行武童试、武乡试、武会试、武殿试四级考试。翻译科始建于顺治时，是清朝创立的一个科目，意在选拔满蒙语言文字翻译人才，分为满洲翻译（将汉文翻译成满文）和蒙古翻译（将满文翻译成蒙古文）。制科是清朝科举考试的特殊科目，设有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其中，博学鸿词科影响最大，设于康熙时，选拔标准是“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选拔的方法是高级官员推荐和皇帝亲自考试相结合。& 清朝统治者制订了缜密的科场条例，为士人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但是，清朝科场舞弊层出不穷，积重难返。学校受科举的影响日益加深，逐渐成为科举的备考和训练机构，学校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都围绕着科举考试进行，教学管理松弛，学校丧失了作为教育机构的独立性，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日益走向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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